红旗还能打多久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制定的基本国策是非常正确的，即“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和所取得巨大成就时，出现的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不是国策偏失，也不是经济政策失衡，而是我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未能做到未雨绸缪。

纵观我国近代史，列强的掠夺蚕食、军阀的割据，至使我国社会动荡，四分五裂。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变性夭折，没能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和那些革命先烈们运用他们超凡的智慧和科学的理论，结合中国国情，为人民打下了江山，最终确立了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议政的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党高度的集权统治是必须的，那时我国百废待兴，生产力水平低下，国际环境危机四伏，只有依靠计划经济和高度的中央集权才能调整和满足社会需求，治理和稳定社会。这时期我党干部的政治素养和品行都能经得起考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能做到身体力行，党群干群关系也相当稳定。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人民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又对其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在这形势下，我国的上层建筑没能做到相应调整，虽然改革了终身制，但已不能适应飞速的经济发展，相反对其构成严重的制约。首先，从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来看，有省、市、县党委及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和公检法强力机关，原则上接受各级党委的领导，并享有宪法赋予的相互监督制约的权力职能，但各级官员们经常调换任职，实则统归各级党委书记，省市县长的领导，况且相关职能部门的官员们同一地办公、居住，他们的子女、亲属朋友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那样的亲情利益关系，这无可厚非，但凡事有个度，度内为人之常情，度外就涉及到侵害国家，人民的利益，则为循情枉法。况且我国的裙带之风众所周知，已“承传”百世，若是几大常委们再称兄道弟，各级官员们再竭力捧场，我国的民主监督机制也就形同虚设。现实社会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这些官员们若违法违纪、胡作非为，同级及下属官员们哪个能管？哪个敢管？哪个想管？若为之，好一点得个小鞋穿，靠边站，再“多事”则饭碗都丢了。我国历来有个习惯，叫“民不举，官不究。”，哪个贪官不是烂到根了，才由也只能由上级权力机关处理，有些还得异地办案，异地审判，甚至有些活宝连上级都“管”不了，只能由中央处理，这就是百姓们习惯上京告状的根本原因。

腐败会误国误党，甚至亡国亡党，历朝历代都懂。我党也至力于反腐倡廉，特别是近些年来加大反腐力度，设立监察局、反贪局等等监管机构，但为何反贪越反越贪，反赌越反越赌，反娼越反越娼，反假越反越假。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国的法制不健全？宪法、刑法、民法--- ---等等法律、法规政策书店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级官员们的几案上摆放得一尘不染；是我党的宗旨，方针路线有误？我党是工农阶级的政党，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历来至力于富民强国，已从根本上演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言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也不会改变。那为什么党群、干群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僵，这不是人民群众素质低，没文化，要求多，难伺侯，而是我们有些党员干部缺乏自身的政治素养和品德修养，没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的公仆，而是把自己看成当地人民的“太上皇”、“司狱官”。唯我是尊，把个人利益、好恶放在第一位，总想到自己的官职该几品，俸禄该几担，出行办差的场面该多阔，什么党票、原则，个人利益面前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该丢的丢，该抛的抛。在他们眼里，法律是用来管老百姓的。有很多党员干部是因为手中的职权失去制约，又得过且过，以至于积重难反，群众骂娘，遗害国家。我们希望党的干部都似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品德高尚，为官清廉，一心为民。但那不可能，这是个人党性及品行修养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党员干部“前赴后继”地因贪因腐而落马，使我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受到极大损害。这都是一个字惹的祸：“权”，而且是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集权。江泽民总书记曾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同外国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贪腐问题。”，我不能苟同这种说法。当然，任何国家，地区都不能认可贪腐现象的存在，但我国出现的贪腐同港澳台地区及外国的贪腐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的贪腐现象有着极深刻的集权烙印。失去了相互监督制约的能力，仅靠以党票，人格做担保，不能也不可能改变这种物欲横流的现象。因此说，我党和政府现行的政治体制因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制约机制，已成为产生具有中国特色腐败的温床。  

有的同志说，贪腐干部只是我党中的少数人员，大多是好的，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也要看到，贪腐分子中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的共产党员，百分之百是我们的国家干部、政府官员。他们手中握有大权、重权，上下左右受贿、行贿、索贿，以权谋钱，甚至以钱谋权。这种贪腐，表面上不涉及或远离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实则是对国家，社会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损害尤甚。加之大多数群众的参政议政观念极淡，自觉人微言轻，不想也没有能力去管那不合理，不合法的事。官员们也落得耳根清静，省得碍手碍脚徒增事端。这种默认丑陋的现象与我国的国民素质教育疏漏有极大的关系。

如果个别岗位的官员贪腐渎职，挖掉再栽棵好树倒也罢了，若是官员们称兄道弟，同流合污，可就坑了国家，苦了地方百姓了。如北安市的“五虎二狼”案，表面上是官员们的纨袴子弟在为非作歹，实是地方官员们为虎作伥的恶果。甚至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实则已堕落成为黑社会的代言人。现实某些地方的公检法大肆宣传一举打掉某某横行乡里六七年的黑恶社会团伙势力，群众如何拍手称快。真难为他们有勇气脸不红地发表这样的报道，可能养线人养出甜头了养出胆气来了吧。这些案例虽能惩治，但群众心悸，甚至失去民心，让我党付出的代价不可估量。怎么办，道德不是标签，能贴在人们脸上看得见，有则录用，也不能将党票、党龄、文凭作为保险单、质押凭证，更不能寄希望于出现几个海瑞、包拯似的清官，那将是我党的悲哀。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并且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官员们贪腐的恶果至少造成我国经济迟滞发展十几年。可见，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必须改革，也唯有改革，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才能走上快车道。

说到我国政治体治改革，我非常赞赏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拿来主义”。西方好的东西我们已经拿来了不少，有文化科技方面，有生产管理方面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世界的文明，不分国界、阶级，洋为中用。西方所谓的多党民主政治历史已经证明不适合我国国情，就不能拿来。我们都看到韩、日、台湾地区以及欧、美等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每当换届选举，相互攻讦，礼信皆抛，文明无存，竟选费用及社会成本巨大，又极易造成社会对立及动荡。但我们可以借鉴其好的民主管理方式为我所用。我国政府现在实行的公务员制就是很好的偿试，国家公务员特别是那些高级公务员都应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担负着管理国家各部门的职责重任，执行着人民的意愿，是人民的公仆，能经人民政府考核成为国家公务员，具有着崇高的社会荣誉和自豪感，他们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国家也应该给予他们相应的年薪，以使他们能勤奋、安心地工作，没有后顾之忧。当然，责权利相结合，崇高的职业伴着崇高的责任。我党历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允许同志改正错误，但决不允许明知故犯，应该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对国家公务员以权谋私者剥夺公职永不录用，贪赃枉法者必要严惩，我们中国就是不缺人。

那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才能杜绝和减少贪腐现象，达到长治久安、和谐民主的政治局面呢，我认为那就是司法独立和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说到司法独立，并不是西方社会的三权分立，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度的司法独立，不归属地方党委、政府和人大的管辖，同时设立相应的监督问责机构和舆论监督机构。公开才能公正,同样他们也不应归地方党委、政府和人大的管辖。这样他们在查办案件和处理渎职官员时才不会受到干扰，无所顾忌，尽职尽责。我们的党政官员们在受到诱惑时才会三思而后行，权衡得失。而我国现行的监督机构和设立的监察局、反贪局等监管机构以及舆论监督，就因为是同级或上下裙带关系而形同虚设，基本上解决不了出现的问题，只要贪官不吃独食，事发前基本能得到确切的预报，比气象局准，并能及时做到销财（料）疏赃，“转危为安”。就是那些屁股没擦净，百姓告得紧的，还千方百计地为其献计献策，钻法律空子，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少数清官断的案子除外。我说的这些并不为过，就连我们清廉、铁面的朱镕基总理不也“亲自”上过粮库主任的当吗。各地矿难不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吗，这都是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以至贪官越抓越多的结果。风声紧时还有人样，工作组一撤，那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不改行吗？不改红旗还打得久吗？如果邓小平同志能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的发展将更加繁荣稳定，他老人家在人们的心目中将更加伟大，他的丰功伟绩也将更加辉煌。

从我党的革命史可以看到，我们党的领袖们如果能以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高尚的个人品德修养，光明磊落的党性修养，以实事求是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来处理解决和实践社会问题，我党的事业就会蓬勃向上，中国的发展就会欣欣向荣。如果我党的领袖们以个人好恶、独断专行的态度处理问题，又不加强个人的党性、品德修养或根本就是个投机分子，如张国焘、“四人帮”之流，那我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和遭受灭亡的危险，国家的发展就会出现动荡局面。原苏共领导人后任俄共总书记的叶利钦在和平演变后任俄总统时答记者问，问其对马列共产主义的看法时说：“我从来就没信仰过什么共产主义！！！”！！！！多么精典醒世的警言啊，一副投机得逞的嘴脸，无耻之极，只能永警后世。日本情结深厚的李登辉篡权后不也将国民党和台湾给卖了么。我们不能够再让因出现英明领袖们掌舵就能扬帆远航，国家就繁荣昌盛，而出现野心家篡位就会搁浅触礁、社会动荡的局面反复出现，而是要创造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机制，要以法治国，更要依法治党，才能确保五星红旗永远飘扬。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往往是上层建筑中少数领袖人物。我国将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削减或取消一些党、政部门的权力，强化另一些部门的权力，以期达到权力相互制衡，相互监督，推进我国社会的民主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这就要求我们的高级国家公务员、党员、干部，特别是你们高层决策者们，以我党的千秋伟业为重，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为重，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为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不以暂时手中的权力会受到制约为念，胸襟开阔，积极果断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那将是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我党的这一代领袖们必将功垂  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