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的现代转型

　　两千零八、两千零九年，西藏、新疆接连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暴乱事件。一时间，舆论和学界都在纷纷检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族政策上的失误。寒武纪俱乐部在第一时间发表了会员反思文章，提出我国正经历“二次民族国家化”的假设。毫不谦虚地说，迄今为止，这也是我看到过的就这一问题最别具只眼、启人长思的论点。

　　我向来深感中国主流知识界对民族国家建构这一课题的认识肤浅、观照淡漠；而恰恰这一课题又关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日夜思虑之“中国问题”甚巨，以至居于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转型的核心。实在不能不认为这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上的重大偏颇和理论视野的严重盲点。

　　长久以来，中国主流知识界在各个向度上深化和拓展着八十年代的启蒙话语。这种努力对于冲破当时保守教条的思想氛围所做出的深具历史合理性的贡献已广为承认，却也在无意中构筑了另几件意识形态牢笼、挖下了另几桩思维方式陷阱。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西方作为不言自明参照系的总体化想象。在知识界的这种集体意淫中，有三件事被遗忘了。首先，是忘记了历史还在继续。即便在历史的终点——西方，生活也还在不断提出新鲜挑战，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在各个领域内发生。例如在社会政治心理方面，保守化倾向在加剧、正版的自由主义在退潮；例如在生活方式方面，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造成“未来的震荡”、亚文化群落雨后春笋般的爆发。并不存在永恒不变、亘古如斯的西方。同理，在空间维度上考察，盎格鲁-撒克逊的西方、伊比利亚的西方、斯堪的纳维亚的西方以及日本，也很难给人以一个似乎应该是铁板一块的西方印象。其次，还忘记了人类在同一颗星球上生活的共时态性质。一种普遍的想象是，历史老人在一场长跑比赛中拉起了现代化的终点线。选手们由于可能是文化基因的缘故，有的飞奔、有的蜗行，总之依次撞线、排定座次。这种荒唐可笑的线性进化史观根源于早已过时的机械论世界观，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以构成国际社会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对其做原子化的想象，而不把人类文明看做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相互影响、相互调节的复杂系统。最后，是忘记了我们民族磕磕跘跘一路走到今天的历史根据。只是孩子气地吵嚷各种“应有”却根本缺乏兴趣研究“实然”，终于导致今天大面积的历史虚无主义泛滥。

　　并非偶然的是，被遗忘的这三件事都与民族国家建构有密切关系。

　　要讲清楚什么是民族国家，最好的办法是讲清楚一件事，即仅仅两百年前，人类社会还不是像今天这样，以联合国会员国的形式——民族国家的形式——为基本政治形态或者政治共同体组织形式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博会的前身——万国博览会方兴未艾。这一名称明白无误地出示了国际社会第一次以民族国家为单位集合在一起时的荣耀感。无独有偶，现代奥运会——各国代表以体育的名义集合的盛会——也发端在彼时亦非偶然。

　　民族国家为什么会伴随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出现在人类文明地平线上，它的发生机制是怎样的，至今仍为学术界笔墨官司聚讼纷纭的课题。我们所确知的大略有两点。其一，现代社会虽早已是民族国家的天下，但仍有少数前民族国家政治形式的遗迹。例如，教皇国梵蒂冈、埃及不受政府管理的沙漠部落、索马里的海盗、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家族制的黑手党等等。这些历史的“活化石”、“活文物”，为我们更透彻地理解民族国家究竟怎样地在当时是一种新事物、民族国家对现代生活有哪些影响、设若不建立民族国家或建立而不成功会有哪些后果等问题，提供了极宝贵的参照资源。其二，民族国家的建构伴随社会文化心理的巨大调整。古代人民不知有国家，自我身份认知中也并不包含一国公民、一国成员这样的意识。从表面上看，中国是一个汉奸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然而，这种观念本身来自于已接受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洗礼的今人。事实上，南宋、晚明的汉奸是不能等同于今日所谓汉奸——即叛国者的，正如岳飞、文天祥、夏完淳、史可法等殉国者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爱国者一样。他们浩气长存的壮烈举动出于不同的政治意识和文化心理，这点切不可不察。为充分理解这点，试比较一下两类“叛徒”：一是洪湖赤卫队中王金彪式的人物，另一类是最近发生的美俄间谍案中同情古巴革命的美国外交官夫妇。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前者的叛变是因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而后者建立在有充分意识形态理据的、成熟的理性考量上。这种区别正是现代转型的结果，这个转型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对环境变迁和自身处境的实质与根源有充分省察的中国人——舍命追求的目标。

　　地球上大部分民族并非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内生摇篮，却统统都在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响应中被迫走上了这条路。由于涉及民族文化心理这种最基础、最保守的上层建筑调整，走完这条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以美国为例，开国国父们只是实现了独立，距离真正民族国家的建设完成还差得远。这一任务是在林肯手上完成的。南北战争的伟大意义固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审视。例如一种最浅薄的论调当然是自由战胜了奴役的二元话语；中国人所熟悉的价值尺度则来自马克思从全球产业分工再调整角度揭示的命题——弱小的美国工业通过拒绝初级资源供给者的地位获得了与大英帝国竞争世界工厂的机遇。这一命题后来更是被沃勒斯坦、弗兰克等人发展为进步的工业资产阶级战胜了反动的流氓资产阶级从而主宰了美国在下个世纪命运的叙事。然而一个始终被忽略的视角则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最终完成。林肯通过解放黑奴重新肯定和确认了建国文献所申明的基本价值，从而获得了充分的道义力量和道德资源；他明智地利用了这些资源，一举扫荡了那些“只承认自己是弗吉尼亚人而不承认是美国人”的前现代意识，在合众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合众为一”的理想。

　　远离欧亚大陆纷扰的美国尚且无从避免全球经济竞争压力，需要通过一场内战，脱胎换骨成为合格民族国家来为未来开辟道路，况乎那些直接处在欧洲人枪口和炮火威胁下的民族——即是处于他们直接奴役下的民族，条件成熟也一样会走上这条路。欧洲人教育了全人类：落后即要挨打，无国家主权遑论个人生存权！除非经由民族国家的政治形式团结起来，任何家族、行会、城邦、庄园都不再能够保障尊严与秩序了。好莱坞巨制《加勒比海盗》以迪士尼风格记录了这一大转变时代失败者的落寞：海盗时代永远过去了，起义歌很久未唱响了，海盗公会在船坚炮利、武装到牙齿、为利润奔走于每一片海域的英帝国殖民公司面前再也不能保有它的传统与自由了。

　　第三世界享有的共同命运和因此而铸就的共同意识，甚至远比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命运和共同意识来得直观和深刻。这解释了新中国为什么能够一开始就摒弃外交上的意识形态偏见、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下执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拒绝与苏东集团抱团、始终站稳第三世界立场。因为美国理所当然地把这个新生国家看作苏联的亚洲堡垒，而苏联也想当然地把她视为自己应该当仁不让插手管辖的政治附属国，新中国有条件利用此中战略判断不对称的空间，摸索自己的战略定位；等美、苏回过神来，一个三足鼎立的全球政治格局已然成形。新中国出乎他们意料地成为第三世界的自觉代言人。这一定位由于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掌握了真正的软力量，而使其获得了与自身工业实力并不完全匹配的国际影响力。由于中国的榜样和示范作用，也由于它真金白银的无私援助（既非托洛茨基式的输出革命，也非勃列日涅夫式的武装侵略，而是鼓励第三世界反抗美、苏霸权，从其不计较受援国国体、政体可以见出），战后第三世界民族独立浪潮蓬勃高涨，最终重塑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是十九世纪欧洲革命以来，地球上最大一波民族国家的喷发式涌现。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努力的基本成功。这一成就来之不易。将散居南北、各营生计的人民，打造成分享作为国家这一特殊政治共同体一员意识的公民，仅靠宣传教育是绝对不行的，需要赶上能够幸运地提供实践资源的时代。林肯即赶上了这一时代，或者说历史把机遇摆在了他面前。他巧妙利用了这场战争中内含的道义感召，将其描述为一场考验，一场对一切孕育于自由中、并承诺人人生而平等信条的国家能否在地上长存的考验，极大激发了各州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想象，最终塑造出美国公民。类似的机遇对像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要容易寻找得多。一百多年来不屈不挠、抵御外辱的奋斗经历，提供了模铸现代中国人的资源。这是为什么一个世纪绵延不绝的内战总是通过诉诸推翻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获得合法性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新政权要大力宣传嘎达梅林式的少数民族英雄的原因，这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必须上溯至一千八百四十年的原因。非如此，内战岂非皆为毫无意义的同袍相残？非如此，五十六个民族合而为一的中华民族概念从何而来？非如此，不同集团领导的不同性质斗争如何能够接续进同一道统？

　　遗憾的是，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完全忘记了近现代史的民族国家建构性质，也全然不去考察今日中国诸种病灶中隐藏的民族国家问题。吉登斯尝谓现代性四个维度，中国媒体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启蒙只是其中之一，并且任何稍有健康理性的人都会承认，其仍处于历史的展开过程中。而作为另一大维度的民族国家建构又何尝不是这样？主流话语——以及官方话语，却都顾此失彼、一叶障目，其终于导致现代化建设的跛脚和畸重就不奇怪了。即以西藏、新疆动乱为例，两大强势话语固执于自身狭隘视野，用肤浅的意识形态呢喃堵塞了更敏锐学理性思维的进路，以至各大媒体上完全见不到对事件的更深沉反思，而居然只有八零后一辈青年学子的文化沙龙——寒武纪俱乐部，观照到了事件背后的民族国家建设危机。

　　在简要回顾了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历史之后，我们应该清楚，中国的国家统一不是必然的。首先，历史文化共同体的论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中国本就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帝国，历来以文化分亲疏、辨夷夏，共同体的范围远及东亚和印度支那，现代民族国家浪潮不还是轻而易举地瓦解了朝贡体系吗？其次，近现代团结抗击殖民主义的史实也已无多大用处。因为民族国家说到底是想象的共同体，没有什么必然因素能够保证共同体的界限、疆域、规模恒久不变；而欲维持既有的界限、疆域、规模，最根本的，是有能力持续提供对目前界限、疆域、规模合理性的想象。正如前述，近现代兄弟阋墙外御辱的共同经历提供了这种想象。而今时移事易，新的想象正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根发芽，即为应付当代全球化经济竞争、更公平地分享发展利益，共同体的合理界限、疆域及规模，应该是民族地区自成一国。

　　反驳这种观念并不容易。并且最根本的是要认识到，即为“想象”，本就是虚妄观念。因此克服这种观念根本不在于辨清客观事实的真伪，而在于消除为其存在提供合理性证明的实践土壤。做到这一点，首先倒是要求祛除汉族中普遍存在的某些狭隘幼稚认识。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少数民族今天缩减了对于共同体合理界限、疆域和规模的想象，为什么汉族却舍不得放手，仍坚持认为目前的界限、疆域和规模是合适的呢？毫无疑问，这一定是因为我们相信维持现在的共同体对我们更有利。事实也的确如此。问题恰在于少数民族不一定有对称的信念。因此讲白了，是汉族有求于人而非相反，汉族需要少数民族远甚于少数民族需要汉族。这种需要也并非完全自利，在根本上我们相信，只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能够保障汉族和少数民族双方在这颗星球上的利益，否则唯有被帝国主义分而治之一途。可惜有这种清晰战略头脑的人在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群众中都不多。汉族群众中还流行两种截然相反、却一样糊涂的认识。一是以大汉族主义的愤青姿态要求镇压少数民族，另一则是看不出民族地区的重要性以至认为不如听其独立。新中国奠顶之初，党内相当部分高级干部中就流行前一种观念。登高望远的毛泽东不得不就此苦口婆心地向这般人说明：有些人以为给少数民族架个桥、修个路，就自以为了不起，要求人家感恩。须知少数民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就是巨大政治贡献；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是少数民族地大物博、汉族人口众多；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地方民族主义，但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所有这些提醒至今也不失其价值。

　　相信历史辩证运动的人不会认为民族国家构成另一桩“历史终结”——政治共同体的最后组织形态。事实上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有诸多弱点。也许我们可以畅想一个超越了民族国家地平线的人类未来。我不揣冒昧地认为，那一时刻将伴随现代性其它维度的同时转换，因为它明显触及到人类社会最根基的课题——或者用马克思的话——历史之谜的解答。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已被证明即使全球化都不能削弱民族国家的作用相反还凸显了其功能的时代，我们实在不能过于沉迷于这种象牙塔里的理想主义乌托邦。

　　这自然是对于寒武纪俱乐部会员以及与我们持有相近理念的人们的提醒。对于中国知识界那些于民族国家建构命题根本不闻不问的人，威胁则来自另一个方向，即王绍光指出的将国家能力与政治体制混为一谈的危险。当然，这对于那些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的人是很自然的。我们只关注如此行事的后果。如果说民族分裂势力甚嚣尘上、少数民族群众离心离德即为后果之一，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民族国家既然接管了形形色色前现代政治组织形式的功能，政府职能就不可能不拓展。本质上说，现代政府都是大政府。因此，诸如美国中西部反联邦保守主义势力的行为及主张，根本上是要反动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妄图回到美国的弗吉尼亚时代。联邦政府理所当然地要打击这些地理概念不超过自家农场的犯罪分子。说来真是讽刺，当今保守主义思潮最猖獗的美国，其政府居然是一个能够掏空中国人民口袋喂养美国人民、为防范本国暴力袭击能远涉重洋打击看不见的敌人、张开羽翼强力庇护自己人民的全天候保姆型政府，还不足以给主流知识界补上一堂民族国家的课，令其懂得国家能力与政治体制的区分吗？

　　除开虚构的政府/社会二元对立，主流话语还传播一种不负责任的极端个人主义话语。作为对过分强调为国家、集体牺牲个人私利——有时往往是合理私利的反拨，这种话语在自我加强中逐渐走向病态，以至于范跑跑居然成了文化英雄，而这样的人本来在大西洋两岸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将毫无疑问遭受唾弃的。主流话语虽然也不时强调西方个人主义的真实意涵并不等同于国人想当然的自私自利，无奈在传播效果上却实实在在鼓励了后一种认知。结果，个人主义在西方导致了人民主权的民族国家，在中国反倒强化了根深蒂固的家族私利。要知道中国人的“私”，根本不是正宗个人主义的“私”，而是乡土社会最落后的血缘之私。结果，在一个多世纪抗争和奋斗中好容易积累的国族认同流失殆尽，历史又走回头路掉入了为门户计的泥淖。在主流话语的视野里，除了个人，就是个人的敌人——国家，其它中间组织形态仿佛是空气。说到底，还是源于对民族国家理论的无知——或刻意无知！

　　今日中国面临的危机是深重的、挑战是巨大的。用脚投票的人才外流正愈演愈烈，代替败亡清帝国的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已岌岌可危。如果不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视角系统清理人民尤其是知识精英的混乱意识，如果不能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开掘激励民族国家想象的新鲜资源，如果不厉行二次民族国家化，我担心真的有一天，一觉醒来，原来称作中国的这块土地上，会多出湖南共和国、东北联省自治州、泛长三角城市同盟和国际自由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