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反腐简史》批判

《新中国反腐简史》批判

                         毛的中国

     《新中国反腐简史》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作者邵景均，系中纪委研究室主任，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部监察专员，研究员。全书共分六大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的反腐败斗争和新中国成立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开展的党风廉政教育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情况。在“认真”总结毛泽东反腐败四大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最有力量的监督”，当前的《巡视员制度》是目前最有效的反腐败监督的结论.........。

       《新中国反腐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全书共分七章六大部分。第一、第二部分是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反腐斗争历史的简述。第三部分是对建国初期至“四清”运动时期反腐史的简述。第四部分是对文革时期反腐斗争的简述。第五部分是对1976年10 月至2002年9月，“拨乱反正”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反腐史的简述。第六部分是对2002年9月党的十六大以来，“小康社会”时期反腐斗争的简述及展望。

  《简史》作者在前三部分中，对党的反腐斗争历史作了基本的简述后，紧接着就以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为话题，对毛泽东式的反腐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方式的反腐斗争作了尖锐的批判。作者在不得不肯定“四清运动”基本成绩的情况下，对“四清运动”做了“错误估计形式，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论。

     《 简史》中写道：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着重讨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公报上的这段话，是毛泽东写上的。 

     将八届十中全会这段经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大决议歪曲为是毛泽东（自己）写上的，不是经中央委员会通过的，这显然是对毛泽东人格的污辱。请问：毛泽东在其革命的一生中有哪一次没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面对中央的错误决定，忍辱负重，是执行党的组织原则的典范。就是在本可以一人说了就算，威望最高的文革时期，又有那一次的中央会议，面对反对意见，不是通过做工作，直至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后才作出决议的？《简史》作者身居高层，熟悉中央档案，你既然能作出毛泽东独断专行，对一个中央全会公报都能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上什么的结论，那么你就应该拿出毛泽东独断专行的会议记录，附在简史中以证明你结论的正确性。

 翻阅党史，真实的记载又是怎样的呢？

 在审阅公报草稿时，毛泽东在：“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后面加上了：“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段话。这是公报全文中毛泽东唯一加上的一段话。而根本不是《简史》说的那段话。这段话的加上，只是起了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意义进一步“阐明”的作用，对“决议”的本质内容、本质含义根本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修改。

     《简史》作者“移花接木”，用一般的代替关键的，将八届十中全会，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全体中央委员积极赞同通过的------代表全会最根本、最重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决议，篡改为是毛泽东自己加上去的。其用心是非常之邪恶的。

     《简史》写道：毛泽东明确地把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范畴之内。其实，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一贯的。在建国初期，他就讲过，腐败分子就是“小蒋介石”，这当然属于“阶级敌人”的范围。到后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始终坚持了这一思想观点。

  在这里《简史》作者玩弄了偷换概念的手法，将毛泽东的一句“广义性”的腐败分子就是“小蒋介石”的话偷换为“狭义性”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腐败分子都是阶级敌人”。使不知道毛泽东的后来人都误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恐怖。“毛泽东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而且又把一切有错误的人都作为阶级敌人对待”，再联想到“斗死人无数”的文革时代，怎么能不恐怖呢？

  毛主席一贯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假，但毛主席何时又把腐败分子等等人都作为阶级敌人对待了呢？在毛主席革命的一生及其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历来注重“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并告诫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清匪反霸”中，在对待美蒋敌、特等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一贯强调“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没有将这其中的大多数本属于阶级敌人的人作为阶级敌人对待。在“延安整风”中，在“三反五反”及建国后的历次反贪反腐运动中，毛主席都强调：对犯有轻中等罪行的人“一个不抓”对犯有极其严重罪行的人也“大部不杀”的政策。并再三强调了“可抓可不抓的不抓，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政策。毛主席历来强调的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对人进行思想、世界观的改造，而从来就反对肉体上的阶级敌人化”。就是在被“精英”们丑化为暗无天日的文革恐怖时期，所谓“数百万”住“牛棚”劳动改造的干部，也比我们当今上亿“吃了今天愁明天”的下岗失业者的家人生活好，医疗保健、政治前途更有保障。将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走资派”重新解放恢复工作。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对犯错误，甚至是犯罪者人性化对待的铁证。而真正动辄就把持不同观点的人当阶级敌人对待的，恰恰就是被《简史》作者歌颂的资改派。胡耀邦八三年的“严打”口号是“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 ，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 坚决杀”，其创下的被无辜枪杀、抓捕的人数比例不低于当年的蒋介石；......如此等等，到底是谁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是谁在动辄就把异己者作为阶级敌人对待？人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你们为什么不尊重这些事实呢？

      关于“四清运动”《 简史》写道：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决定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 “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相比于前十条，后十条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迈进了一步，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同时规定，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具体政策。

      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刘少奇根据运动中一些试点材料，进一步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对后十条作了修改，对形势作出更加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严重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就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完全撇开了。仅在1964年，全国工交系统就组织了13万人的工作队，在1800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展运动，18个部委有45名正副部长带领22000多名干部蹲点。工作队进厂后，撇开党的基层组织，直接到群众中去“扎根串联”，揭所谓阶级斗争盖子，挖所谓“和平演变”的人。

       1965年1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制定下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正式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二十三条部分纠正了前一段的错误做法，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提出要尽快解脱他们。但是，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评价了“四清”运动：它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看来，简史》不但要否定毛泽东，否定反腐倡廉的“四清运动”，而且连刘少奇都要被否定了。想来也是：即使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也赶不上当今全面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如此彻底摒弃“全面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毛泽东式反腐，专注于“特色”的花架子反腐形式，资改派们是不是太性急了点啰？既然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四清运动”都下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的结论，那么对文革下“犯了阶级斗争‘极端’扩大化的错误”的结论，给予彻底否定就是必然的了。

    《简史》批判焦点集中在了文化大革命：关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1981年6月21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出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只能是一种特殊社会环境下表现畸形的斗争，看起来似乎很有成效，实际上付出的代价和副作用却是相当大的。

    “文化大革命这种‘畸形’反腐败斗争形式看起来很有成效，实际上付出的代价和副作用却是相当大的”。难道“特色”的反腐败斗争形：以牺牲“赌、毒、妓”全面绝迹的中国，换来到处是“赌、毒、妓”的特色的代价不大吗？以牺牲全面和睦的党群关系换取全面对立的党群关系的代价就不大吗？以牺牲毛泽东时代的干部队伍整体清廉来换取“特色”的整体腐败的代价就不大吗？请原谅我在这里打击了一大片，将你们这些与腐败为敌的纪检干部也列入了整体腐败之列，不过不要不服气，若按毛泽东的干部清廉标准，你们基本上都是够资格被纳入腐败分子之列的。中国的腐败分子为什么越禁越多？这其中确实也与你们自身的腐败标准、自身的反腐败态度，更与你们这种正宗“畸形”的反腐败指导思想有关。

在“特色”取得“反腐败”全面失败的情况下，《简史》不但不作深刻的反省，反而大谈特谈毛泽东反腐败斗争的教训：

任何伟大人物都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也不例外。实践表明，在他的反腐倡廉思想中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例如，对腐败过于强调阶级的原因，而对经济的、体制的原因注意不够；反腐败要依靠群众，但运用“大民主”和“群众运动”的方式，产生了许多负面效果。认真回顾总结毛泽东领导1956年至1976年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后来人少走弯路。  

 在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是毛泽东过于强调阶级斗争，而对经济的、体制的原因注意不够导致了反腐败斗争失败呢？还是“特色”过于强调经济的、体制的原因肥沃了腐败茁状生长的土壤、导致了反腐败斗争的不断失败？毛泽东反腐败着重于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从源头上、根子上反腐的做法被你们判定为“缺陷”，而“特色中国”注重于制造滋生腐败的土壤，搞花架子------毫无成效性的愚民式反腐，就被你们定性为完美、正确？任凭如此胡说八道，真理何在？

《简史》在总结了“四清”反腐、“文革”反腐的基础上，给毛泽东思想反腐归纳出了四大教训：

教训（一）廉政不能理想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于国家的发展充满理想化。1958年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企图在不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不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虽然在实践中他的这些想法碰了钉子，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放弃。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在“五七指示”中再一次勾画了他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他要求全国“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每个人都“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领导干部自然能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清正廉洁地为人民服务，决不会贪污腐化，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实践一再证明，毛泽东这种“理想国”在现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通过这种方式推进廉政建设只能寸步难行。重要的是，必须回到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上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廉政不能理想化？共产党人在入党之初，都是抱着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入党的。在这一理想导引下，毛泽东顷其毕生精力为之奋斗，领导中国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反腐败伟大胜利，取得了新中国建设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假如人人都像你们那样，胸无理想，总是走一步算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人民遭受“折腾”的日子何时是尽头哇？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导引全国逐步成为“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每个人都“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领导干部自然能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清正廉洁地为人民服务，决不会贪污腐化，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毛主席反修防修发动群众，想努力创建的这样一个真正具有“和谐”意义的理想社会有什么不好呢？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勾画出的社会主义的中级目标吗？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中级目标都要被你们嘲笑为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王国，那么你们的所谓坚持社会主义的招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共产党”招牌不就是假的了吗？一个连社会主义都不相信能实现的人，会相信共产主义能实现吗？一个认为共产主义根本不能实现的共产党，会是真正的共产党吗？不要再“挂羊头卖狗肉”演戏了，逐渐脱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靠假话维持太辛苦，不如一下子脱掉来得痛快。

你们认为廉政不能理想化的信念，实际上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不可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根本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只能搞资本主义的理念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国度里，个人的自私心永无止境的无限膨胀，要防贪、止贪、反贪、绝贪根本就不可能。在这种不可能的状态下，先假定你们都是一批真正廉洁奉公的好人，但无论你们如何绞尽脑汁，制定出何等周密、完整的反贪制度，你们的所谓反贪、防贪都注定是一场愚弄老百姓的闹剧。在大量繁殖贪腐分子的资本主义土壤上，高调什么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坚决、彻底”反贪，才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廉政理想化，而毛泽东思想导引下的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理念，毛主席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是能逐步实现、并最终消灭贪腐的唯一正确途径。毛泽东的理想不是幻想，他是已被部分实践证明了的必定能成功的事实。从科学理论上讲：一个能逐步遏制私欲膨胀的社会制度，必定最终能遏制住贪腐；一个不断膨胀私欲的社会制度，必然滋生无穷无尽的贪腐。在你们当今这种不断膨胀私欲的政治的、经济的体制下，声嘶力竭的高谈什么反腐，难道不是自欺欺人吗？

为了证明“廉政不能理想化”谬论的正确，《简史》诬蔑：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于国家的发展充满理想化。1958年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企图在不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不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事实是：毛泽东正是在为了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丰富和保障供给”的思想指导下，倡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的本质内容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口号无论是过去、现今、将来都将是社会主义国家必然喜用的口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是不发展生产力，而是充分地调动和发展了生产力。在人民公社化，特别是大跃进时期，全国无闲人，人人有工作、有活干。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针指导下，通过“斗私批修”，人人为国家为集体，奋力工作，努力奉献。雷锋式的人物随处可见，焦裕禄式的干部到处显现。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过烂摊子后，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在全世界都下了“共产党的中国根本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结论后，毛泽东的中国不但在短短数年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且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自足有余、国库丰润，还大量无偿支援爱好世界和平及受压迫的国家。科技进步，“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这一切都只经过了仅仅二十多年，将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创建成了无人敢惹的世界第三强国。这要不是毛主席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国家能有如此大的进步和发展吗？你们的“精英”常常抱怨人民大众“口里吃肉嘴上骂娘”。实际上，你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狼心狗肺，抢吃光了毛泽东辛苦创建的强盛中国财富，还反过来抱怨毛泽东未发展好生产力-----为你们创建更多可供挥霍的财富。

教训（二）反腐不能运动化。毛泽东一方面向往建立“完美”、“纯洁”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看到现实中许多干部逐渐成为“腐朽堕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在他们的头上有层层“保护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运用了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把反修防修、防治腐败统统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通过采取激烈的斗争方式，让领导干部受到冲击，逼迫他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样的斗争方式，的确一时“吓住”了一些想搞腐败的人，但是它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乱了经济社会，搞乱了干部队伍，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实在是得不偿失。

“反腐不能运动化”，并不能说明你们反对“运动”，你们在维持不了自己的资改统治，或者因其资改体制弊端导致了社会严重不稳定的时候，隔几年、有时甚至是仅隔几月就搞个这样那样的“严打运动”，这不就是证明你们很喜欢“运动”吗？你们所谓的反对“运动”，只是反对大民主化的群众运动而已。因为唯有发动群众，有广大群众参与的“运动”，才既省时、省力、省财，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反腐斗争的效果。你们不想真反腐，当然不喜欢这个效果；你们要维持并保护好被老百姓称为“无官不贪”的干部队伍，搞毛泽东式的群众运动不是自掘坟墓吗？反对“运动”不是本意，所谓“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乱了经济社会，搞乱了干部队伍，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实在是得不偿失”纯粹是鬼话。真正的“得不偿失”是当朝政府设置了你们这样的“反腐倡廉纪检队伍”。你们摸着良心自问，或者敢不敢公开帐目让全国人民公论：你们这么多年取得的反腐成绩，能否达到国家投入给你们经费的三分之一？在你们领导下的所谓科学化、制度化的反腐败斗争，使得一个腐败分子倒下去，数十个腐败分子站起来。这样的反腐结果是不是得不偿失？

教训（三）权力不能绝对化。“文化大革命”虽然把“大民主”喊得震天响，但实际上同民主的本来含义相去甚远，搞的是最高权力绝对化。当时在党内，民主集中制被全面破坏，毛泽东是居于党中央之上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全党全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最高指示”。后来连毛泽东自己都看到，这种所谓的“绝对权威”实际是虚幻的，不存在的，只不过是权力场上的闹剧而已。林彪、“四人帮”等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自搞一套，其中就包括腐败。这说明，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权力绝对化，最终都会成为腐败的乐土。企图靠绝对的权力反对腐败，不过是一种幻想。

“权力绝对化”后能否达到反腐败的效果？历史上的朱元璋及很多个封建皇帝都曾经有过实践，确实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虽然失败了，但失败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那些喜欢享受、挥霍的子孙。但这些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谈。《简史》在教训（三）中主要谈的是“民主”、“绝对权威”问题。什么叫民主？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其比较完善的代表是“美国式民主”。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民主，其比较完善的代表是毛泽东思想式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显著特点是：表面上法制健全，人人享有选举权，但由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所有制度、法律法规着重要保护和尊重的是财产“私人所有权”，所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都确保了按个人所占资产“股份制”比例多少决定话语权的大小。所以，名义上的选举权、参政权注定永远失败于大宗财产拥有者的“幕后操纵权”。表面上人人享有的“民主”最终成为、也只能成为少数人胡作非为的“民主”。当今的“台湾民主”就是“美式民主”弊端的典型体现。

无产阶级民主的显著特点是：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基础，国家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对国家一切大小事务的当家作主权。共产党人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民主只赋予“人民”当家做主权，剥夺“顽固不化”的极少数剥削阶级分子，腐败分子，反革命分子的民主、政治权。表面看来，无产阶级民主不如“人人享有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优越，但实实在在确保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人享有民主权的无产阶级民主，确确实实要比“名为人人民主实为少数人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来得实惠。既然无产阶级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那么毛泽东搞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就应该视为是尊重“人民当家做主权的具体表现。无论从哪方面讲，“毛氏民主”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民主，是符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宪法的。

《简史》关于“文化大革命虽然把大民主喊得震天响，但实际上同民主的本来含义相去甚远，搞的是最高权力绝对化”的定论不知其理由从何而起？难道你们真正要反对的就是无产阶级民主？若如此，你们下的定论还基本说得通。但你们又是在高举马列主义招牌、共产党招牌下说的这些话，这就使人很费解了？所谓“文革民主”实际上同“民主”的本来含义相去甚远。不知你们所指的这个“民主”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肯定不是！是资产阶级民主吗？但资产阶级民主并不反对如”文革“那样大规模民众参与模式。查来查去，根据《简史》通篇文章反复强调必须建立“上级对下级监督斗争体系”的观点，使我逐渐明白了：原来《简史》作者信奉的“民主”是基本剥夺民众参与权、民众监督权的------慈禧太后式的封建官僚专制主义民主。用这样的“民主”标准考核，毛泽东的“民主”的的确确同“民主”的本来含义相差甚远。

关于“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树绝对权威”更是无稽之谈。如所有的“独裁者”都一个样，只要大权在手，在官场中强制搞个人崇拜、树绝对权威是可能的。但要在民众中强制搞是万万不可能的。毫不否认，毛泽东在中国确实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在其去世三十多年后，以至于连最痛恨他的新、老走资派都不得不还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招摇行骗。以往的人们还只把毛泽东当“人”崇拜，现在确有越来越多的人民把毛泽东当“神”敬拜！这是为什么？因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不是毛泽东自己搞的，而是毛泽东全心全意尊重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然而然取得的。人民永远是公平的，你敬人民一尺，人民还你一丈。毛主席喊人民万岁！人民回敬毛主席万岁！........如此的个人崇拜，如此的绝对权威，你们反对人民拥护，你们厌恶人民喜欢，这就是因为观点、立场的不同。在这样的“权力绝对化”下，就是被你们描绘得腐败透顶的“xxx”，其贪腐程度比起你们已判处的最小贪官来，也是小巫见大巫，无法在同一贪腐档次上。

教训（四）社会不能无序化。“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表象就是“乱”，到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实际上连毛泽东自己也感到这样下去不行，提出“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事实表明，在自己掌握政权的条件下，“乱”从来就不是好事。包括腐败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不可能在“乱”中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秩序，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秩序，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也需要秩序。为了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创造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必须实行民主法制。这是“文化大革命”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教训。

说 “文革”时期乱，已不是新鲜词了。三十多年，“精英”们早已把“文革”丑化得似妖魔。“按当今的观点：文革初期大字报满街贴、小字报满天飞、走资派经常斗，时而还来点“派性”间的武斗。看其表象，确实有些乱。但既然“文革”时期是那么的乱、那么的恐怖？为什么当今确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毛时代强烈的向往的声浪越来越大呢？

那是因为：1、没有铁门铁窗的毛时代没有当代居民住户的囚犯感觉；2、路不拾遗的民风给了人民大众太平盛世的安乐；3、三岁小孩单独购物不会被人欺骗；4、老弱病残出门在外不会没人扶助；5、敞开大门睡觉不会担心招人偷盗、谋害；6、钱粮、饭、菜票放在集体寝室的枕头底下不会担心被人盗拿；7、路遇恶徒不会担心无人见义勇为；8、一个公安员就能保障一个公社上万人的平安；.......这就是真实的毛时代--------表面乱象实则井然有序的安稳盛世。“乱了敌人，稳定了人民”，这种“乱”人民喜欢。再来一次这样的“乱”吧！，这就是现代网络中随处可听见的呼声。

三十多年了，人们已经厌倦了尔虞我诈的“稳”；讨厌了“先富”们的“乐”；愤怒了公仆们的“贪”。人民、绝大多数的人民，生活在时刻担心明天的工作饭碗能否得保？明天能否找到赖以糊口的工作？明天病倒了到那里找钱医治？明天怎样凑够子女的学费？明天如何筹足逝去亲人的火化安葬费？明天出门是否会遭难？明天出门家里是否安全？......明天！明天！多么烦扰人的明天！以前的人们，都爱把“明天是美好”的话常挂嘴上，现今的人们总是把“明天的恐怖”常悬在心上。为了明天的安全，家家户户安上铁门铁窗，将自己一家像囚徒一样封闭起来；为了明天家人的饭食，一些妇女得连夜去卖淫；为了明天不至于病、饿死在街头，七十多岁的老人假装抢劫，以便在监狱中寻个养老栖身地.....这就是你们创建的“井然有序的安稳社会”-------“特色”-------安稳了你们自己，混乱了广大的人民。

人民为了想有个安稳的生存环境，渴望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个所谓“乱象丛生”的中国；你们为了自己及“先富”们的利益渴望继续维持住“井然有序的特色”。毛时代被你们认为是乱象丛生，应吸取“四大教训”，而我们则认为 你们的“四大教训”恰恰是毛主席留给后人的“四大经验”财富，应该认真吸取。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阶级唱什么歌。《简史》作者，你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阶级、观点、立场？

按《简史》的观点，“四清、文革”形式反腐都不行，因为他反腐反乱了干部队伍，导致了部分基层组织瘫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反腐好，他虽然使一个腐败干部倒下去，数十个腐败干部补上来，但它保持了干部队伍的（腐败）稳定性，不至于造成某级组织的瘫痪。所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新中国的反腐败斗争逐渐走上了健康的轨道”。《简史》作者不愧为政治文人，说话就是精辟。一句话概全文：既定论了“三中全会”前的反腐斗争均是不健康的胡乱反腐，又为后面歌功颂德“三中全会”后的“健康反腐轨道”打下了伏笔。佩服！

“三中全会”后的反腐成绩确实很大，请看《简史》公布的数据：

据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1979年为702件，1980年为8181件，1981年为15753件，1982年为29563件，可见这一时期腐败犯罪呈大幅度上升的趋势。

1988年至1991年，全国共清理出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21774个；清理出在公司兼职任职的干部51712人，其中50556人辞去了一头的职务。这些工作的贯彻落实，取得了成效，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

从1987年10月至1992年9月，各级纪检机关共查处党内各类违纪案件874690件，处分党员733543人，其中开除党籍154289人，由司法机关依法给予刑事处分的党员42416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团级16108人，地师级1430人，省军级110人。

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万多件，结案67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万多人，其中开除党籍的万多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37492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0295人，厅（局）级干部1673人，省（部）级干部78人。

党的十五大后的5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为3万多名受到举报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澄清了事实，对2万多名属于一般性问题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及时给予批评教育，督促其主动检查和纠正。

大概是由于谦虚的缘故，还有好几年的反腐成绩数据未统计上去。但就是这些数据，也足以显示出“三中全会”后三十多年的反腐成绩了。数据成绩确实很大，被党纪、法律处置的腐败分子人数，远远超过毛主席“二十七年”处理的腐败分子总和了。难怪《简史》说毛泽东式的反腐不行：“搞群众运动、以‘乱’反腐”得不偿失，非“反腐正轨”；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好，走上了反腐正轨，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绩。如此大的成绩，连很多“左派”都得齐声赞美你们的反腐决心、反腐力度、反腐办法的有效性、与腐败分子势不两立的坚定性了。

所谓“成绩”，不是指成绩的“数据性”，而是指数据背后的“效果性”。“资改派精英”们最喜欢玩的就是“数据游戏”：有数据吹数据，无数据编数据，数据不足就与国际接轨搞什么GDP、CPI、PPI等等-----转移数据。但无论“精英”们玩弄何种数据游戏，只要将其数据与实际效果相推敲，其狐狸尾巴就暴露无遗。如“精英”们说：“保守估计，‘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五千多万”。也就是说当时的六亿中国人，饿死者占其近十分之一。饿死那么多人，居然没有人造反？要知道，那个时代一个万多人的“公社”只有一个公安员，要造反是很容易的呀！翻遍中外历史，每一次的大灾年都是土匪、盗窃群起，群雄造反、起义揭竿而起的呀！饿死五千万居然没有人造反：你们的意思是说“中国民众善良、软弱”吗？既然中国人民是宁愿饿死都不造反的那样善良、软弱。那么，近几年风涌而起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忍无可忍的天怒人怨了？你们对“群体性事件”的镇压不就成了对“善良、软弱”的中国民众镇压吗？反之，你们那“饿死五千万居然没有民众造反”的数据就是在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毛主席领导的党和政府与全国人民血肉相连心连心、同甘共苦、上下一心、万众一心共同渡难关战胜自然灾害的年代”。对这样一个深得民心的政府，你们又有何理由诋毁、反对的呢？可爱的“精英”们拿出这样的数据来污辱当朝政府、美化毛泽东时代，怎么对得起重金犬养你们的主子哟？

现在我们又来看看《简史》反贪腐数据成绩的背后：

1、数倍于毛泽东时代反贪腐成绩数据，为何非但得不到人民大众的赞扬，反而招来人民群众对反贪不力众口一致的指责？这是因为：你们的反贪数据成绩再大，但也只是打掉了贪腐分子中的百分之一、二，况且这被打掉的百分之一、二，还有十倍的贪腐人数、百倍的贪腐金额替补。所谓“前仆后继、后贪更比前贪贪”形容你们的反贪“效果”一点不过分。毛泽东时代反贪腐的数据成绩虽然远不如你们大，但是有贪必打，被处理的贪腐分子占贪腐分子的比例近百分之百，而且少有新贪腐分子替补的。其贪腐金额更不可同一而语，毛泽东时代的最大贪也比不上当今的最小贪。若按毛泽东时代的贪污标准，现今社会完完全全可以称得上是“无官不贪”。这就是你们泡子鼓鼓吹嘘的反贪腐数据成绩再大，也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认同的重要原因。

2、你们否定“四清、文革”反腐败形式的理由，鼓动人们、拉拢老干部起来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理由，都在一个“为了保护广大干部”。但问题是：你们保护了广大干部吗？从你们公示的反腐败数据成绩单证明，你们非但没保护好干部，而且是害苦了一大批干部，并且还正在积极准备谋害更多更大批的干部。为什么这样说呢？证据何在？

毛泽东主席历来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放在首位。在新中国建国前夕，就以《甲申三百年》李自成进城后搞腐败导致失败的例子，告诫全党千万不要搞腐败。建国后搞“三反”、“五反”运动，枪毙张子善、刘青山为广大革命干部敲响了“千万不要腐败”的警钟。随后的“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用群众的声威又使有条件腐败的广大干部产生了深刻的“腐败畏惧感”。正是由于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系列“警钟长鸣”的反腐败措施，才使得千百万干部不贪、不占、不腐，才使得广大干部保持住了革命者清廉的本色，------不至于因贪腐、犯罪沦落为无产阶级政权的阶下囚。毛泽东的反腐形式从表面上看是：因搞触及所有干部的思想灵魂斗争而使广大干部产生了一时性的不舒服感，但从长远来看、从实际效果来看，是保护和爱护了广大干部。

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况就恰恰相反：1、否定毛泽东的思潮促使广大干部产生了错误的反省，自认为文革时受了冤枉吃了亏，现在是该捞回来的时候了、也是应该捞回来的时候了。2、《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配合非毛化思潮对毛泽东所谓“晚年错误”的批判、否定，导致了广大干部的信仰危机，从而松懈了政治思想、世界观的改造，为人民服务思想逐渐淡漠，利己主义思想逐渐抬头。3、“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哲学，更滋长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腐思想，“一朝权在手，快把钱来捞”成了很多干部的座右铭。由此，贪腐之风应声而起，为了成为“好猫”，贪官们的相互攀比更是滋长了官场中的贪腐风气蔓延，前仆后继一贪更比一贪贪。失去了毛泽东思想教育、保护的------原本是很清廉、很革命的广大共产党干部，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倒下去，成了用自己呕心沥血大半身创建的革命监狱囚徒。写道这里使我想起很早以前的一段新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湖南省辰溪县一小偷盗鸡被人们责骂，小偷则在鸡舍门上用粉笔写了一首打油诗：“打开鸡笼门，感谢x××，要是老毛在，我不是这样的人”。请想想：假如毛泽东还在，假如毛泽东的后任历代接班人继续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挽救干部、保护干部，会有那么多的中共干部成为中纪委和司法部门惩处的囚徒吗？被人谋害了还在感谢！是谁将这么多原本革命、清廉的干部整倒下去的？是资改理论。现在资改理论还在继续蔓延。相信、必然，还会有一大批一大批现今还算“革命”的干部遭“猫论”谋害倒下去。

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并且还经常讲：“干部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必须要保护好干部”等等。毛泽东用群众性的反腐败运动教育、挽救、保护了广大干部；“特色”用“经济主义”至上的“猫论”，引诱、腐败、谋害倒了大批干部。任何人缺失了持续性的监督、教育，都是经不起金钱、美女引诱的。建立和完善什么样的反腐败机制就成了：是真反腐败还是假反腐败，是真心保护干部还是假意保护干部的试金石。

通过对毛泽东反腐败模式的批判、否定，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反腐成绩的经验总结，《简史》在其收尾的第六部分得出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最有力量的监督，因此巡视工作日益显现出有效性。党的十七大强调“完善巡视制度”，并把“党的中央和省（区、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写入党章，体现了党中央对巡视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了：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真的是最有力量的监督吗？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你们的腐败分子越打越多的事实证明，你们这三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不搞群众运动、坚持组织领导、坚持上级对下级的的监督模式，是最为失败的反腐败模式，是最没有力量的反腐败模式。从效果上讲，是将腐败思潮扩大化、普及化的模式。

“贪官都是上级委任的”，犹如老子监督儿子，这种监督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效力？哄鬼也！还硬说是什么最有力量的监督！当然，你们的《巡视员制度》前进了一步，增加了“上上级对下级的监督”部分。但“爷爷监督孙子”、“老祖宗监督曾孙”，其效果又会有多大的改善？既然《宪法》至今还规定“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且无数事事已证明“只有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反腐败监督才是最有力量的监督，才是立竿见影最有成效的监督”。人民的反腐败权力不让人民用，成效显著的毛泽东反腐败模式不准用，长篇大论高谈这反腐那反腐，这种办法最有效、那种办法最有力。演戏吗？说“评书”给人民听，总是以“且听下回分解”骗过今天、糊弄明天。只要资改体制一天不变，明天会是美好的吗？明天会有美好的吗？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总的形势是比较好的。从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基本态度看，对反腐败斗争高度重视，制订了正确的反腐败方针政策。这是决定反腐败斗争成败的关键，也是判断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从反腐败斗争的发展走势看，已经从侧重遏制，走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轨道。政策和工作部署一以贯之，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反腐败斗争平稳、健康地向纵深发展。从反腐败工作对国家发展的全局影响和作用看，为维护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重要保证。从反腐败斗争的直接成效看，惩治了一大批腐败分子，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党风政风有所好转，不少滋生腐败的土壤正在逐步得到铲除，广大群众对于反腐败工作是比较满意的、充分认可的。

当前“广大群众对于反腐败工作是比较满意的、充分认可的”。不知《简史》作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得出这个结论的？“史书”必须是真实事件的记载，，胡说八道决不可能入得了“史”。《简史》作者将其书名冠之以“史”，是不懂什么叫“史”呢还是在有意混账历史？如果作者真想以写“史”扬名，建议你的史书文章最好遵循“史书”书写的两大原则：1、不带观点的真实事件记载；2、要加观点也须以真实的民意调查为依据。如你那“群众满意、充分认可”的结论就应该在公开、公正、并且广泛的民意调查后得出。胡说八道是“史书”的大忌。

“目前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具有历史特殊性。它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既不是传统社会，也不是完全意义的现代社会，而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现当代社会发展历史表明，社会转型期往往是腐败的多发期、高发期。当今世界腐败现象较严重的国家，都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

成绩要吹，缺点要遮。《简史》在将成绩吹嘘得不好意思的情况下，还是没忘了对当前腐败形势严峻问题的承认。但这种“承认”也是在百般遮掩的前提下作出的：“现当代社会发展历史表明，社会转型期往往是腐败的多发期、高发期。当今世界腐败现象较严重的国家，都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社会转型期就必定会出现高发期腐败吗？毛泽东时代的人还有这么多健在，说这样的话也不怕见笑！从国民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型到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是社会转型期？答案肯定“是”！这个转型期出现了高发期腐败吗？结论是“没有”！不但没有、而且高效能的抑制了腐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革”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不是社会转型期？答案也肯定是！这个转型期出现了腐败高发期吗？答案肯定是没有。为什么由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转型到“特色”就必然要产生腐败高发期呢？是转型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的问题？还是你们转型的社会体制所要达到的目的？望《简史》作者能有个进一步的解析。

 承认这一事实，就要承认，当前我国“腐败高潮”具有历史特殊性。一旦度过社会转型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基本实现了现代化，那么这种“腐败高潮”就必然会消退下去。

《简史》这段话是仍在继续玩弄忽悠中国人民的鬼把戏：1、当前我国的“腐败高潮”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人们应该理解、也必须理解。只要理解了，当前的腐败高发就是合情、合理的了。2、为了稳定干部队伍，不致使像“文革”时期那样瘫痪，从“稳定”大局出发，我们对腐败分子只是抽取其极少数先给予打击，而将大部分贪腐分子留待以后再说的做法，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了。3、腐败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腐败是经济不发达期的自然现象，只要基本实现了现代化，那么这种“腐败高潮”就必然会消退下去。

继续这样忽悠下去吧！“基本实现现代化”？按现今的体制速度，再过三十年，中国最多也只能达到美国现在的国力------就算这也是达到了现代化的标准吧！你们掌控的“腐败高潮就必然会消退下去吗？当今美国的贪腐现象没有消退，贪了百万想贪千万，贪了千万想贪一亿，贪了一亿想贪十亿、百亿的中国贪官们的贪欲就能消退下去吗？恐怕你就是给他一个省，也填不饱他的贪欲，更何况你那不可能实现的人人都是千万富翁的最现代化社会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你们还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监督、约束。发达的经济加上严密的制度就能确保腐败的逐渐消亡。是这样的吗？果真能吗？谁不知道“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促使贪欲膨胀的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能够抑制和消灭腐败吗？不能！永远也不可能！

虚构出连自己辈、包括儿孙的儿孙辈都无法看见的“希望”，来忽悠老百姓相信你们能够消灭贪腐的承诺。《简史》作者，你也太聪明了吧！

既是写史，就应该以客观发生过的史实为依据，据实记载，以供后人总结经验，寻找出更好的治世良方。《简史》作者，你的这篇《新中国反腐简史》，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一篇“写史”文章。难道为了个人的利益，可以如此胡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