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的否定与民主的主体

文革有需要否定的内容，这无须多说；但担心有人要回到文革时代，只能是杞人忧天的自欺欺人。文革时期的行为不可能被全部否定，这也无须多说，否则无疑是白痴一个。有人将文革视为“大民主”运动，是指它涉及的主体遍布全国各个角落，是大多数人对少数当权派的民主监督活动。如果这个大民主也是必须彻底否定的，那么被标榜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主体又是什么？难道它不是为了施惠于人民大众的，而是像当今仅是为少数政客精英或权贵当权派玩弄所独享？　　

为了防止民主被沦落为少数人满足私利的工具而垄断对它诠释权，并借此歪曲并妖魔化文革中的大民主，有必要对大民主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从事实判断来说，大民主造成了除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外的任何当权派或相对于草民的知识分子，都有可能被贴大字报、被拉上台批斗、被打到、被剥夺政治权力，客观上使各种威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以及建国后迅速滋长起来的各种官僚特权现象，遭到了遍及全国的毁灭性打击。由于大民主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进行，必然具有暴风骤雨的特征，它不可能在短期内纳入法制建设的渠道，也就必然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不可避免地会使一些革命对象的正当的权利受到侵害，并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但这是任何革命也无法避免的负面影响，它至少不会像有些“颜色革命”带来的生灵涂炭那么严重。　　

从价值判断来说，站在各种被革命对象的立场来看，大民主无疑是罪该万死的行为，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即使事实上和逻辑上都不可能对文革“全盘否定”，但为表达愤懑情绪的价值取向，用此极端的结论也是符合社会政治学规律的。而从人民大众的立场来说，他们反对的只是某些大民主行为，如影响了他们进行生产和经济活动的秩序，影响了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大民主能使他们对自己的直接领导管理者充分行使监督权和罢免权，则是一万个拥护。　　

而正是在如何确定并保障民主的主体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走向了与大民主截然相反的对大众民主的压制和剥夺。如通过对国企领导的一再放权和年薪制等名堂，将职工的民主权利一步步地剥夺干净；通过取消党委集体领导，搞行政官僚的个人负责制，并将诬告诽谤入刑律，使打击报复举报人合法化，从而保证了各种特权行为可以畅行无阻，腐败也就成了一种竞相追求的时髦。因此，当民主不再施惠于人民大众，而为权贵精英们所垄断时，人们“怀念”文革思潮的兴起也就不可避免而变得顺理成章了。然而也仅仅是“怀念”而已，又被对文革和整个共产党革命有刻骨铭心之痛的那部分人斥责为“文革余孽”和要回到“文革时代”。　　

在一般情况下，中国的普通百姓在政治上关注的重点，是与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官员的任用和罢免；对于用何种选举方式来决定由谁当国家最高领导人，这并非他们关注的当务之急，而这恰恰是政客们及他们网罗的那些吹鼓手们最为关注的事情。说百姓不关注谁当国家最高领导人，只是说他们因限于对被选举对象信息掌握的局限性，他们无法去关注罢了；即使那些对普选制顶礼膜拜的人中，多数也只是盲目崇拜，为政客们作嫁衣而已。　　

百姓判断国家最高领导人好环的标准，就是看他能否保障自己拥有与直接利害关系的对象“发扬民主”的权利。而国家领导人的施政理念和品行如何，在选举时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所以极端民主派喋喋不休地要代表人民大众谋取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权，颇有点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的味道，要不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政客们操纵授意下的吹鼓手。　　

将“大民主”视为“专制”范畴的人所持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提倡并保障这种大民主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是把自己排除在监督之外的，所以这种大民主只能是专制体制的产物。这是正确的事实判断吗？请看如下事实：　　

根据中国历史上一些典型专制社会的特点，普遍存在官僚阶级官官相护、共同欺压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为驾驭臣僚，鼓励告密，推行特务政治，搞暗杀；以莫须有罪名定罪，滥用酷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这些现象在文革中表现得如何呢？即使在一些地方或许有存在，也不可能是公开合法的行为。　　

如历代地主专制统治阶级一旦取得天下后，都要大肆封官赐爵，呈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局面。如电视剧中讲到朱元璋取得天下后，曾滥设官位，阿狗阿猫、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只要会玩弄一些伎俩，都有可能混到一官半职。为此被刘伯温斥责为“帽多发乱”（即官帽多，法度乱）。而文革时期，敢于打破官官相护的陋习，敢于对“班子”内的高官进行不留情面的监督，更不搞任人唯亲，为亲属谋取特权的，正是保障全国民众拥有大民主监督权利的同一个人。任何有良知的人，当在享受如此广泛普遍民主的同时，会说保障他们民主的人是专制独裁者吗？即使他真有一些“专制”行为，也只能属于为了保障大众民主所必须的权威而已。　　

又如最近网上流传的所谓177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其中除了极少数几个是被判处死刑枪杀的外，都是自杀和病死的。在长达10年的文革中，如没有那个“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能仅仅判处几个反革命死刑犯吗？如果因为受到造反派批判、清查而自杀、病死的都属“迫害”致死，那么现在每年30多万人的自杀属于什么“致死”？如杨继绳的《墓碑》，为支持所谓大跃进饿死三四千万人的结论，在书中陈述71岁的老父亲在大跃进时，在路上饿得昏死过去，他在中学读书知道后带了3斤米回去，但老父被人抬回家后，就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很快就被“饿死”。这个71岁的老人到底是饿死的，还是突发什么疾病而死，并不难作出正确推断，因为现在一些意外事故和地震中几十天不进食的人被救后也不致于死亡；如杨老头没有疾病，昏倒后能抢救不过来的吗？所以这些挖空心思玩弄“饿死人”数字比赛的人，目的也仅是为了制造出一个“专制独裁者”而呕心沥血。　　

我们也不否认，那些一再重复要求彻底否定、清算文革的人当中，有相当部分人主要是为了否定确实错误的那部分内容，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和具体实施步骤上偏听偏信、用人失察的错误；但是不能因为要否定一些具体错误，而犯下将洗澡水和婴儿一道泼出去的错误。即使真的存在一个专制独裁者，只要他能保障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就应该存在容忍这种“专制”的空间。相反如没有高度权威的领导人，要保障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脱离官官相护欺压百姓的窼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对“一把手”如何监督的问题，同样需要以大众民主为基础，从反特权入手，带动促进班子内的大民主，同时通过破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行任期限制等法治措施，就没有理由说非比普选多党制逊色。 　　

大家不是每天都在声讨腐败和抱怨监督无力吗？具体的要害在哪里呢？是因为没有搞普选和多党制吗？至少我是不会容忍所谓发现腐败的领导人可以在四五年后的下次选举中把他选下来的说教，因为任何一次选举，登上大宝的人是好是坏都是一个未知数。为什么在“专制独裁”的文革时期可以让大众民主立竿见影地发挥监督官员腐败的作用，现在反而不行了呢？其要害就是各级班子的一把手都成了老好人，在班子内硬不起来，而且都忙于为部门和下属争取更多一些官位，所以机构的不断膨胀和腐败分子的层出不穷是必然的。　　

至于那些喊出“宁要腐败也不要M”的人，分明就是一种阶级报复意识作祟或本身就是一个腐败分子。他们害怕在大众民主下自己的特权利益会首当其冲受到损害，各种腐败行为将难以藏身，所以就打着文革必须彻底否定的幌子，实质就是为了反对文革中的大民主。如有谁还不能发现他们是与特权官僚、腐败分子穿同一条裤子，就绝不仅是智商问题了。　　

试问谁愿意为了得到一张四五年一次的普选票，而愿意放弃每日每时可以对直接领导管理者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利吗？为了落实前者，非要否定后者吗？这种鼓吹普选民主、否定大众民主的玄机何在，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作为大民主的底线，你要宣传普选制的种种好处，甚至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必要非去竭力反对并诋毁大众民主不可，大可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