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资本的英特纳雄耐尔化

John Bellamy Foster, Robert W. McChesney, and R. Jamil Jonna　　

中云译　　

在1997年一篇叫“全球化的多（或少）”的文章里，保罗.斯威齐谈到了“在资本主义近来的历史中的三个最重要的潜在趋势，这段时期开始于1974-75年的衰退：（1）全面的增长率减速；（2）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垄断公司（或垄断寡头）的增长；（3）可被称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他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近期的趋势，而是一个在资本主义整个历史中都特有的一个过程）。这三个趋势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富国的经济停滞以及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自2007-09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发作以来，已成为被广泛讨论的话题。然而第二个潜在的趋势，它或许可被称为“垄断资本的国际化，” 没得到多少关注。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它也弥漫于左派中——以为趋向垄断的趋势已被征服。在这个叙述里，美国及别的地方二战后初期的资本主义的寡头垄断结构已被摧毁，并被一个激烈的全球竞争的新时代所取代。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们不打算来争论，那些培育全球竞争的观念全是错的。相反，我们认为，从1970年代以后，更新的国际竞争的证据，与通常以为的相比，在范围上更加有限。从那以后，它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垄断金融资本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世界的生产越来越被相对极少的一些跨国公司主宰了，这些公司能行使相当可观的垄断权力。简单说，我们面临着一种国际寡头垄断制度。我们提出我们的论点的主要轮廓及其经验证据和解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将产生许多和将回答的问题一样多的问题。然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为理解当前全球经济趋势，包括成熟经济体里的增长减速与金融化，弄清楚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当然，我们所要说的总的题纲对我们的所有读者来说不是一个新发现。垄断资本全球化的迹象在这几十年间已越来越明显。如同理查德.巴内特与罗纳德.穆勒1974年在他们的书《全球影响：跨国公司的力量》中写的：“跨国公司的兴起代表着寡头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种新的公司结构是集中与国际化过程的顶峰，它把经济置于少数几百家商业企业的实际控制之下，它们之间并不按照经典市场的传统规则相互竞争。”　　

比如在所有的寡头垄断案例中，少数公司控制着特别的行业或特定领域的生产，很明显的是，它们之间没有经典意义上的竞争。相反我们面临着一个竞争与勾结的辩证矛盾。特别是，“价格竞争”——或如它在商业中常被称作的“价格战”，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并且通常被这些巨型企业避免。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公司间的竞争主要采取别的形式：寻找低成本的地方（这仍是生意的底线），资源与市场的竞争，以及产品的差异化。　　

如今典型的、代表性的企业是一家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经营的一家企业，但总部设在一个国家。近年来，跨国公司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围有了增长，但总体上，这些全球企业都把总部设在中心的富国（公司越大越是这样）。如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ATD）在其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世界前100大跨国公司（TNC）的组成说明，三国（美国、欧盟及日本）仍居统治地位”，虽然“他们的份额在慢慢减少。”　　

马克.凯森，一位全球公司的一流主流分析师，在1985年时观察道：“从一种广阔的长远观点来看，战后的多国企业（MNE）可被简单看作资本国际集中趋势的最新最好的显示。这一观点最清楚地出现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著作中。”　　

今天这种趋势最具体地显示在国际垄断寡头的增长中。路易斯·高拉姆博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商业历史学家认为，“全球垄断寡头如太阳的升起一样不可避免。”确实，如《华尔街日报》1999年所写：　　

在后工业时代，合并的趋势看起来不可避免……世界汽车工业正合并成6或8家公司。两家美国汽车生产商，两家日本的及少数欧洲的企业将成为可能的幸存者。　　

世界顶级半导体生产商的家数仅12家。4家公司基本上提供了全球所有的录制音乐。10家公司控制了世界的制药行业，这个数字有望通过合并而下降，因为即使是这些巨型公司也担心他们太小而不能应对全球的竞争。　　

全球软饮料市场仅是三家公司的事，其中最小的吉百利公司1月的时候将它的国际业务的一部分卖给了这个行业的领导者，可口可乐公司。世界商业航空市场里只有两个名字：波音公司与空客实业。　　

同样的趋势在所有行业都很明显：在电讯、软件、轮胎等等领域。这反映在2007年创纪录的全球并购水平上（全年高达4.38万亿美元），以及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巨幅增长，它比世界收入增长得更快。FDI流入存量从1980年时占世界GDP的7%增长到2009年时的约30%，增长步伐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见下面的图表1）。在说明跨国公司日益增长的力量时甚至这些数字也是保守的，因为它们没有包括不同形式的互相勾结，例如，战略联盟与技术协议扩张了这些公司的全球影响。也根本没有计算跨国公司完成的大量转包合同，这些转包合同将跨国公司的触角扩展到了全球经济的所有领域。通过这些或别的途径，跨国公司的快速扩张创造了一个更加集中的世界经济体系，全球500强企业的收入现在占到了世界收入的35-40%。　　

图表1：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占世界收入的比重，1980-2009　　

注：FDI存量是分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资本及储备（包括净利润）份额的价值，加上分公司对母公司的净负债。　　

来源：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统计，http://unctadstat.unctad.org (Geneva: Switzerland, 2011)。GDP与FDI按当前美元价计。　　

当巨型公司不只在一个而是在20个或甚至在50个或在更多国家运作得越来越多，生产被转移到了一个全球的层面。这显示在图表2中，按他们的国外分公司的资产排序的前100强非金融（非银行）跨国公司的外国分公司的资产、销售与雇员的比例快速增长。仅在1990年，这些世界前100强非金融跨国公司的国外分公司的资产仅占这些公司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多一点，销售和雇员数仅占这些公司的不到一半，生产仍然主要以总部设在本国的母公司为基础。然而到了2008年，这些全球100强企业已非常果断地把它们的生产转移到了国外分公司，这些分公司的资产几乎占到了其总资产的60%，销售占到其总销售的60%多。　　

图表2：世界前100强非金融跨国公司的分公司在资产、销售及雇员数上占的比例　　

注：这张表由按国外资产排名的非金融跨国公司（MNC）组成。“外国子公司”的定义是母公司至少有其10%的所有权。如果没有国外资产、销售与雇员的报告，这种无报告的跨国公司不在讨论之列。受资产的影响，1990年的这些跨国公司的总数减少至78家。　　

来源：UNCTAD，世界投资报告（纽约：UNCTAD，1993，2002，及2010）　　

美国的这些巨型公司在最近几十年来已过渡到在一种真正的全球规模的生产。表1列出了世界跨国公司100强中18家美国跨国公司的总资产、销售与雇员数数字。（由于美国国内市场非常巨大以及这个跨国公司100强的排名仅根据国外分公司的资产，按这种方法排名仅有18家美国公司在这世界跨国公司100强里面。）这18家公司代表了所有美国非金融跨国公司资产、销售与雇员数的真实份额：占总资产的16%，销售的28%，雇员数的约23%。这18家美国公司一半或更多的总资产与生产来自于他们的外国分公司，表明这些公司已深深地参与了全球寡头垄断控制下的竞争/对抗。　　

就如表1所示，2000年至2008年间，这些前100强跨国公司里的美国公司中的大多数，其国外分公司的资产、销售与雇员数所占的比例都经历了实质性的、有些是非常巨大的的增长。如在以下几个例子中，通用电气国外分公司的资产、销售与雇员数所占比例分别从2000年时的36%、38%及46%，上升到了2008年时的50%、53%及53%——使通用电气从根本上成为一家全球性的而非美国的制造商。福特公司，其国外分公司的资产、销售与雇员数所占的比例上升得甚至富戏剧性，在2000-2008年间，其国外资产占其总资产比例从7%上升到了46%，其国内销售与雇员数从30%与53%上升到了59%与58%。因此在2008年，福特母公司的销售与雇员数仅占其总销售与雇员数的40%多一点。在2008年，可口可乐员工总数中的86%由其境外分公司雇用。　　

表1：美国前18家非金融跨国公司的国外资产、销售与雇员数（按国外分公司资产排序）。2000年与2008年。　　

来源：UNCTAD，世界投资报告（纽约：UNCTAD，不同年份）　　

*数字是2001年的。†数字是2003年的。　　

这些公司代表了美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的一个极致。对美国跨国公司整体来说（包括小一些的公司及金融与非金融公司），2008年美国母公司占它们的综合增加值、资本支出与雇员数的三分之二多一点，国外分公司占不到三分之一。然而，2008年母公司的增加值的份额在最近20年中已下降了约10%，这表明了美国跨国公司整体上强烈趋向于更大地国际化。　　

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力量集中明显地表现在这些全球公司构建的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中。这使约瑟夫.昆兰，摩根斯坦利的高级经济学家，在2001年时发明了一个术语“联盟资本主义”。他写道，“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虽然不是唯一的，却是最基本的全球合作的方法。”其它方法包括“转包合同、管理合同、看守条约、赋权、特许及产品分享。特别重要的是……战略联盟与伙伴关系的增加，已变得几乎与过去10年全球的并购一样明显——如果在一些行业不是这么明显的话。”例如，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福特公司为它的组装者、它的制造技术提供者、它的设备提供商及其它汽车制造商以及零件供应商们达成了几十项技术合同。　　

世界主要的航空公司已“结合成为了少数巨型联盟。”例如，仅其中的一个，星空联盟，就包括了美国联合航空、大陆航空、全美航空、加拿大航空、英国中部航空、汉莎航空（德国）、布鲁塞尔（比利时）航空、瑞士航空、澳大利亚航空、西班牙航空、葡萄牙航空、波兰航空、克罗地亚航空、亚德里亚航空（斯罗文尼亚）、斯堪的纳维亚航空、芬兰蓝天航空、希腊爱琴海航空、土耳其航空、埃及航空、泰国航空、新加坡航空、巴西天马航空、新西兰航空、南非航空、日本全日空、韩亚航空（韩国）及中国国航。昆兰解释，“通过联盟建立的资产共享——不管是飞机、代码共享能力、频繁的飞行员项目、给养服务、培训、维护，或甚至是飞机购买项目——联盟及其成员取得了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结果是，在唯一一艘航空母舰的领导下，一个全球航空舰队有效地形成了，在这个例子中，领导者是美国。这类巨型联盟增强了国际的寡头垄断。　　

“即使微软，被称为全球最强大的公司之一，”昆兰继续写道，“也不得不进入多重战略联盟（与爱立信、英国电信、墨西哥电信及其它公司）……和其它公司一样，微软希望把自己定位于全球群星的中心，以便利用全球资源。”　　

目前世界贸易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跨国公司的对外采购。一个粗略的估计是，至少40%的世界贸易与对外采购有关。其中，转包起到了很大作用。根据联合国的信息，目前跨国公司的转包合同数达到几十万个。跨国公司及其分公司通常依赖分包商们的血汗工厂来降低单位劳动成本。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耐克公司，作为一个“空心公司”，从韩国、中国、印尼、泰国、越南等类国家外购它全部的产品。在1996年，一双耐克鞋包含52个由5个不同国家的分包商们制造的不同部件。　　

在1990年代的印尼，耐克仅在1996年一年就制造出了7000万双鞋，那里的姑娘们每天工作14小时，每小时的报酬仅15美分。印尼工人每天的总体平均工资约2美元，刚好低于最低生活工资水平。跨国公司监测机构计算出在1990年代后期，制造一双售价149.5美元的篮球鞋的全部劳动力成本（如果全部在越南制造），仅需1.5美元——是在美国最终零售价的1%。　　

通过使用分包商，耐克从生产中转移出来，使它能够采取极端的高压劳动形式，同时避开与这些粗野剥削相联系的多数批判。如在1997年，一位劳工调查人参观了胡志明市一家由台湾人开办的耐克分包工厂，见到一位管理人员命令56个工人绕着工厂的一块场地跑圈直到15人由于酷热而虚脱。在1998年初，一个ESPN（美国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摄制组在胡志明市目睹了一家耐克的韩国分包企业的一个管理人员打一个工人耳光，因这个工人没人没能正确地涂胶水，另外一个管理人员则把一只鞋砸到一位工人身上。在回应对类似虐待的批判时，耐克的亿万富翁菲尔.奈特宣称这些都是分包商们干的，而不是耐克拥有或管理的公司干的。虽然耐克随后在它的外购中主动采用了新的劳动标准，它依然依赖于血汗工厂的转包，在那些工厂，对劳工的剥削可达最高程度。　　

耐克的寡头垄断竞争对手，如锐步，被迫通过血汗工厂使用同样的外购形式——威压——以取得源于低单位劳动成本的相似高利润率，如果他们还想呆在这个行业的话。一份最近的全国劳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在2010年，新加坡的分包商Ocean Sky由锐步委托，在萨尔瓦多雇佣女工制作全国橄榄球联盟（NFL）的T恤，这些女工制作一件25美元的NFL的T恤仅能得到8美分的报酬——意味着她们的工资仅占“NFL的零售价的百分之一的十分之三。”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Beatrice Appay说，因“越来越多的公司使它们的非战略活动外部化，”很少依赖于对外直接投资或直接拥有，它们仍旧“通过转包维持一种高度的控制。”然而这种趋势不包含在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基础的跨国公司的标准定义中，标准定义将所有间接形式的控制排除在外，因而掩盖了跨国公司力量的真实规模。象耐克与苹果这样的公司（它们的生产转包给中国），它们确实是垄断跨国公司——通过它们的国际业务及对供应线的的战略控制，获得异常高的利润空间——尽管他们相对缺乏真正的对外直接投资。　　

此外，很多对外直接投资程度高的公司，如通用电气，他们自己就是主要的国际分包商。因而，通用电气主要依赖于以新加坡为基础的分包商Flextronics（伟创力）及中国的科隆集团为它提供电子零部件。世界转包市场的一个特点是，同样的分包商可同时为几家不同的巨型公司工作，这些公司在这方面与其说是竞争还不如说是在串通一气。因此Flextronics，世界最大的电子制造分包商之一，不但为通用电气，也为Honeywell，Compaq, Pratt and Whitney，Nortel及其它公司供应零部件。　　

理解国际寡头垄断面临的障碍　　

奇怪的是，对不断增长的国际竞争的经济与政治讨论已那样集中，以至更垄断的世界经济的实际增长被大大地忽略了，甚至那些左派们也这样。要明白是什么使世界经济转移至一个被跨国垄断寡头的竞争/勾结控制的、难于理解的经济，应当先搞清我们思想中的5个普遍障碍：（1）仅从国家而不是从国际、特定时期来思考经济门类的一种倾向；（2）一种“市场”拜物主义，它排除了公司力量的分析；（3）我们称之为的“竞争的不确定性”；（4）金融化与新通讯技术已使全球的竞争不可阻挡的观念；（5）在全球层面上混淆资本间的竞争与工人间的竞争的一个普遍错误。　　

从任何特定的民族、国家的立场来讨论国际竞争——特别是从美国的立场，它在世界经济中享受着至高无上的经济霸权——通常认为国际竞争仅在它侵犯这个国家的行业集中与垄断程度时才得到增长。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由于外国公司，特别是日本公司的侵入，美国底特律强大的汽车制造商的寡头垄断被削弱。然而，极少被认识到的是，这种削弱是一种国际层面的转向生产集中与集权化的一部分。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的竞争中，“当美国公司在几个行业中被甩在路边”，高拉姆博什在1994年的《寡头垄断的凯旋》中观察道，“新的全球垄断寡头开始出现了……。不管这种竞争的结果是什么，看起来最可能出现的形式是全球寡头垄断。”确实，5家跨国公司，其中2家是美国公司（通用汽车与福特汽车），他们共占全球汽车生产的差不多一半，同时10家公司控制了全球汽车生产的70%。因此目前汽车制造存在全球规模的寡头垄断，所有大的公司都在一个全球层面上运行。　　

我们思想的第二个障碍是，按抽象的经济力量与流动来一般地指定经济关系——市场——而忽视了巨型公司在形成经济疆域上扮演的角色。如今的经济理论中自由市场的想法与实际相比没有一点真正的意义，它明确地排除了国家，并暗中排除了经济体中所有的制度权力的因素：此即巨型公司扮演的角色。　　

第三，我们思想的一个最严重的障碍是，围绕着竞争的概念上的混乱——这在经济学中被普遍理解，这是一个方面，用通俗的（包括生意中的）话来说，却不是这样。按经济理论，最完全意义上的竞争依赖于大量小企业的存在，他们中没有一家有任何控制市场的力量。其他竞争者，虽然他们都存在，但本质上都是无名的。然而，企业间直接的对抗性竞争是极少的。从这个立场来看，如同众多的经济学家，包括弥尔顿.弗里德曼，已指出的那样，按经济术语来说，通常是寡头垄断市场特征的、激烈的对抗性竞争，更接近于垄断而不是竞争——如今的竞争几乎全是联合的。此即“竞争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这样的寡头垄断的对抗性竞争（常被错认为是单一竞争）的各方趋向于勾结起来，特别是当这些巨型公司面临破坏性的价格竞争时。　　

保罗.巴兰与保罗.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很好地描述了这一过程的逻辑：　　

典型的巨型公司……是制造的产品或多或少地足够彼此替代的几家公司之一。当其中一家改变了产品的价格，其它公司将立刻感觉到这种影响。如果企业A降价，一些新的需求将被开发出来，但主要的影响将是顾客被从企业B、C和D吸引走。随后，不愿把生意让给A，其它公司将降价以报复，或甚至整治A。A原本的打算是想增加自己的利润，但结果或将是让所有企业陷入一个更糟的境地……　　

这种不稳定的市场情形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非常普遍，并且仍然不时出现，但它不是如今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对特别喜欢预测未来、仔细计划及只下注于确定的事的大公司来说，它显然是让人诅咒的事。因此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成为这些公司的政策的头等大事，是有秩序的、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的必要条件。　　

这个目标通过一个简单的禁止降价的手段达到了，禁止降价成为经济战争中的一件合法武器。自然，这不是突然或有意识决定而发生的。如同其它强大的禁忌一样，反降价是从长期的并且常常是痛苦的经验中逐渐成长出来的，它从这样的事实中获得力量——它为社会中的强权服务。只要它被接受和遵守，危险的不确定性就被从合理追求最大利润中移走了。　　

根据这个分析，在一个成熟行业中的主要企业并不是纯粹的竞争对手而是寡头垄断竞争者，他们参与约瑟夫.熊彼得所称为的“勾结定价。”没有串通者能降价，因担心受到对手们的报复。因有这些价格战的破坏天性，如同巴兰与斯威齐所说，在价格领域里的趋势是走向共谋。在这些集中的行业里降价很少出现，而是这些企业通常先后出现的涨价，这些涨价大多数都是在这些行业里最大公司的价格领导下进行。　　

我们的观点是，随着世界范围内的集中与集权化及跨国公司的扩散，它们日益统治着全球的生产，竞争的自然状态已被改变了——不但在国内而且目前也在国际层面上。因此，经济学家爱德华.格雷厄姆与保罗.克鲁格曼，在1995年的《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写道，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向是，达到一种实质的程度，成为一种“寡头垄断竞争”的产物。如今这些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努力争取获得更大的、对各种生产与分配要素的战略控制而带来的垄断优势，同时阻止真正的、不但在国内的而且也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　　

我们的思想中的第四个普遍障碍是这种观念，金融与新的数字通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市场竞争，因它们增加了走向垄断/寡头垄断趋势的成本。但金融化与数字化，实际上，完全与巨型公司的发展与成熟联系在一起。金融使现代公司成为可能并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化，特别是通过并购。在今天这个全球金融资本垄断的时代，金融资本，它曾促进了国内经济力量的整合，现在把它的公司整合角色扩展到了全球层面。而且，金融公司自身也越来越服从于世界范围内的集中与集权化，成为资本跨国移动的一部分。信息技术，一度曾被认为会成为巨大的平均主义工具，在普遍地增加垄断化趋势时，其本身正经历全球的垄断化。　　

理解这种全球垄断化趋势的一个最后障碍，由一类简单的错误组成，企业间的竞争在什么地方——当经济学家们讨论竞争时所首先想到的——与工人间的竞争混淆在一起了。跨国公司们寻求通过分割统治的策略，在不同的地方、地区、国家的劳动市场获得有利条件，从现实中受益——资本是全球流动的，但劳动力由于文化、政治、经济及地理原因等综合因素，大多都不能。因此，工人们日益感觉到全世界工作的艰难与工资的竞争，当全世界比赛着将工资与工作条件降至最底部时，大资本享受着日益加大的利润空间。主流经济学与激进经济学，都不把这种工人间的竞争看作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首先得与企业和定价有关。　　

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工人间的竞争，与资本间的竞争（或适当竞争）截然不同，它与阶级斗争有关。它是一种由资本通过制造失业的产业储备大军而在工人间造成的一种冲突形式。这种分割统治的策略整合了全然不同的劳工过剩，使全球的劳动储备大军能得到持续不断、日益增长的新员补充，由于就业的无安全感与持续的失业威胁，它很少受到反抗。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失业的结构性暴力，”包括“失业的威胁引起的恐惧”，是“利己主义的微观经济学模式的“和谐”机能的条件。”或者，如同传奇性的美国资本家塞缪尔?英萨尔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以一种前公共关系时代的坦率说的，"我的经验是，最能提高劳动效率的办法是一长队等在大门前的工人。"　　

今天我们常听到——在国家竞争的意识形态里常被用于疏导阶级不满——美国工人正面临着工作竞争的增加，由于有墨西哥工人、中国工人、印度工人等等。按我们的观点，这不是竞争增加的一个反映——当然也不是这个术语用在经济学中的那个含义——而是垄断跨国公司成长壮大的一个反映，这些公司通过他们大量的国外分公司，他们大量的转包商，以及他们对其它国家政府与政策制定的腐败控制，使他们能够使用一种分割统治的手段来对付全球的工人。当垄断资本的国际化越发确定时，工人间的竞争恶化了：它们是同一硬币的两面。结果是世界范围内的剥削率（以及垄断程度）的提高。在核心资本的领导下，关税与资本控制被通过关贸总协定与WTO打倒，因为帝国主义的公司相信他们自己足够强大，能竞争得过外围的企业。资本的自由流动造成了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工人的真实工资的停滞或减少，同时恶化了外围国家绝大多数更穷的工人们的处境。　　

增加企业规模法则与跨国公司的兴起　　

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完全由资本积累驱动的体系，它建立在对劳动力的控制与剥削上——资本间的竞争代表着一种机制，它使快速积累成为一种每一资本都遵行的法则。正如马克思写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它必须不停地增加所在行业的资本投入，竞争使每一个资本家都必须遵守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法则，如外部强制法则。它迫使他不断地扩张他的资本，以便能保住它，他只能通过累进积累来扩张它。”积累自然会与资本的集中与集权化手拉手地走到一起，并且生产的主要方法垄断在相对少数人的手上。　　

回顾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能看到斯蒂芬·海默，最著名的跨国公司分析家、激进的经济学家所说的“增加企业规模法则”的证据。用他的话说：“从工业革命的开始，典型的企业就有一种增加规模的倾向，从作坊到工厂到国内公司到多重分工的公司，现在到了跨国公司。”在早期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组织生产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委托”制度，即资本家为工人们提供生产方法和原材料，让工人们在家里生产，然后资本家出去回收工人们劳动的产品，付给工人们最少的报酬。然而，这种制度不利于资本家直接监督工人的劳动过程。因此，生产的组织被转移到了作坊——或者说到了马克思所说的"公司"阶段——工人们在那里被集中在一起并接受作坊主的管理。这使劳动的分工进入一个更发达的阶段（亚当.斯密在关于别针制造的著名讨论中用它作例子）。这种早先的市场关系的内在化是工厂制度的开始，它在机器的普遍使用后出现。　　

按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可被看作从“人力制造”时期，如仅通过人力运用于原料创造出货物，广泛地发展到“现代工业”（或机械制造）时期，它以劳动力对机械的服从为标志，并对应于工业革命自身。这一过程的本质自始至终是资本对工厂里劳动力的控制的发展进化，它产生了更大的剩余产品或利润。　　

在作坊与工厂条件下的劳动分工的最初发展，与小家庭拥有管理的企业联系在一起。然而，资本的集中与集权化意味着小家庭企业很快被大工业公司取代。因此，典型的个人资本的规模逐渐增大。这不仅是由于财富的直接积聚（或适当集中），而且也由于集权化——大资本通常击败（与吸收）小资本。通过金融，资本的中央集权化被极大增强，它有利于庞大的并购。如在1901年，在JP摩根的金融帝国提供必要的信贷后，165家钢铁企业在仅一年的时间里就合并成为美国钢铁公司——第一家10亿美元级的公司。　　

大企业相对于小企业有巨大的优势：不仅有各种规模的经济体，而且还有特别的由进入壁垒与生产能力而带来的垄断优势，因此它们可获得垄断地租。而且，一旦一家公司变得足够大，以至它能广泛地影响经济，它就会在政治领域行使权力，使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国家补贴与支持——如同垄断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因此，在20世纪，典型的商业企业不再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赞扬的小家庭企业，而是大型垄断企业。　　

在资本主义竞争阶段，对劳工的管理与控制相当简单或粗暴。但当企业规模增加，同时市场扩张，在新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一个更加复杂的、系统化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在20世纪初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著名的对科学管理的介绍中，对劳动过程的认识与控制被从劳动者身上日渐转移并集中到管理上，同时这带来了实际劳动的巨大强化，代表了马克思所称的、资本下劳动的相对于“形式包容”的“真实存在”的历史性出现。　　

这一因素，以及垄断寡头间的价格竞争禁止和大量的其它因素，导致了垄断资本的胜利。在这个时期，现代多重分工的公司（铁路资本最先发展出来的）、寡头垄断、水平整合、垂直整合、集团、工业证券市场以及跨国公司，全都出现了。“商业企业的三个最主要的贡献——投资的扩张、公司力量的集中以及世界市场的增长”，哈里·麦格道夫在1978年时观察道，“最终唯一地由跨国公司完成。”然而，他补充道，跨国公司的兴起不能“形成，直到资本的集中”已达到“便于称作垄断资本主义（区别于竞争资本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每一个主导产业的典型模式是竞争只在少数几家巨型公司间进行。”　　

由于这种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是资本内在发展的一个产物——控制劳动的努力、资本积累的冲动、竞争的力量、信贷/金融的杠杆作用以及世界市场的增长——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不会有单一的全球企业理论。然而，许多因素，可被单独列出来。一些最先组织起来的跨国公司主要是为了寻找原材料，如石油和橡胶公司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仍然是全球合作行为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一个更大的因素在于，成熟的垄断（或寡头垄断）市场的资本小心地寻求控制住它所控制的行业里的产出与投资，以维持更高的价格与更广的利润空间。因此，他们总在为生产中产生的潜在的经济过剩寻求新的出路。因此，垄断公司被”一种内在的冲动驱动（例如，被资本积累过程本身驱动），走出去并超越它的历史业务领域。这种企业越是垄断、它想处置并资本化的剩余价值量越大，这种冲动的力量就越强。　　

一家公司如有盈余去其它国家投资与寻求利润，它可选择去其它国家进行间接的证券投资（如起码的货币投资），或对子公司直接拥有与控制。选择后者通常意味着这家公司相对于其竞争者有某种它相信它能利用的垄断优势——例如，规模生产效益、条件更优惠的资本/金融支持、技术（或研发）优势、专利、资产管理、更好的销售成绩、等等——所有这些将使它能竖立起市场进入壁垒，并获得垄断利润。这家公司或许就会相信它能对它世界范围内的业务进行强大的战略控制，使企业更加稳定。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分公司间的（及不同的分公司间的）企业内交易，常使这些跨国公司能通过在一个单位与另一个单位间分配利润/亏损，通过这种方法，利用不同国家法律的差异而避税。　　

跨国公司扩张的寡头垄断天性意味着这些公司总在制订策略以战胜他们的对手。因此，格林厄姆与克鲁格曼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常采取一种“威胁交换”的方式，即作为寡头垄断竞争的一部分，公司相互侵入彼此的市场。　　

上面已提到过的一个决定跨国公司的业务的关键因素，是一些分析家（由海默开始，最近由基思.考林、Roger Sugden与James Peoples在继续）所称的“分割统治”现象。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自由贸易”（也即资本的自由流动）的大多数障碍被移除，公司们能漫步于世界，而劳工由于移民法、语言、习惯及众多的其它因素，不易流动。　　

大卫·哈维所说的“剥夺性积累”，与全球农民被农业企业从土地上大规模地移走和农民被迁移入过度拥挤的城市相联系，它已极大地增加了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劳动储备大军。这种方式的顶点，是苏联集团的崩溃与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它增加了世界范围内相互竞争的工人数量。所有这些使一些企业分析家谈到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力的“伟大加倍”。即在过去的20年内，全球的劳动储备大军出现了跳跃式增长，这使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日益绝望的工人们更易互相争斗。　　

这种分割统治策略的一个关键要素，如同已提到过的，是跨国公司对转包企业的依赖，它常利用最野蛮的、在所有形式的规则之外的剥削形式，特别在南方国家。例如，几乎所有苹果的iPhone和iPad产品，都外包给台湾的生产企业富士康（Foxconn），其工厂设在（大陆）中国。在2010年的前5个月内，16位工人从富士康深圳龙华厂的高楼上跳下去，其中12人死亡，在那里，超过30至40万的工人们在可怕的状况下吃、工作、睡。由于被迫完成每天很多小时的、连续几个月的、相同的快速手部动作，工人们发现自己整夜地痉挛。作为他们悲惨境地的一个象征，他们将富士康的中文名改称为“赴死康”，听起来像“跑去死。”　　

几乎在每个地方，即使在那些低工资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国家，任何时候工人们尝试要组织起来，工人们都会被资本家直接威胁，要把生产移到国外那些工资更便宜工作条件更差的地方。一个经典的例子可见于1971年时的英国，亨利.福特二世在回应英国汽车工人罢工时宣布，福特Escort与Cortina型车的零件，以后将在亚洲生产。对美国跨国公司管理的一些调查已显示，他们不愿在与工会的争论中使用这种把生产转移到海外的威胁（然而工会的调查显示他们的这种想法甚至更强烈）。这种策略的结果，委婉地说，叫做柔性生产，将打碎与削弱全球劳工组织。所有这些，是与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分工与剥削制度不可分割的劳动过程控制的一部分。柔性生产代表了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它以分散的全球生产为基础，常被用科技术语辩护，但它的核心却是寻找更便宜、更可剥削的劳动力。　　

正如基思.考林在差不多30多年前的《垄断资本主义》中写的：　　

资本主义已变得越来越游牧化了，在它的尾迹中留下了社会瓦解的踪迹。采用这样一种游牧方式的存在，可使每一跨国公司更有效率，这反映在它对劳动成本的升高与更柔韧的技术带来的机会作出的适当反应，这从而意味着广泛基于技能的劳动需求的减少……无论哪里的工人行动起来想提高工资或控制劳动强度或工作时间，他们就将失去工作，他们的工作就会被其它国家组织不好、斗志不高的其它工人群体所取代。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后工业化（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结果。　　

这意味着通过国外分公司和世界经济中低工资地区的转包者们进行的外包生产，是国际寡头垄断竞争的必要条件。一种“新的游牧主义”已在生产中出现，生产地点的确定主要根据哪里的劳动力最便宜来决定，并且帝国主义公司可以在一看到哪里有劳工反抗的信号时，就收摊离开并搬到其它地方。　　

对今天的寡头垄断跨国公司来说，为了资本积累，全球扩张势在必行，这样才能生存。如果一家大公司进入一个新的市场，它的对手们必须迅速跟进，否则就有被排除在外的危险。一些经济学家，如格林汉姆与克鲁格曼，把这称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紧跟领导”模式”。　　

贸易自身实际上不再被看作主要由自由市场力量所导致——按新自由主义理论——而是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分公司间的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它越来越多地采用企业内部交易的方式。在美国，贸易完全由跨国公司主宰。如同John Dunning与Sarianna Lundan在《国际企业与全球经济（2008）》中评述的：把美国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分公司所占的份额加起来，跨国公司占2002年美国出口的77%，进口的65%。因此，在与美国国际贸易有关的地方，它都快速达到了这样一种状况，跨国公司是唯一的演员。考林在2005年时在谈到多国或跨国公司的全球增长时写道，“跨国化引入了一个控制市场的附加维度——它使大企业能控制贸易的形式和维度，从而削弱了在国内市场限制垄断或寡头垄断定价行为时可能带来的贸易影响。”　　

国际垄断资本的矛盾　　

资本积累垄断国际化的主要后果是世界剥削的强化与停滞趋势的深化。从1970年代起，世界经济增长的衰退日益恶化，并集中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世界危机大多数最可怕的后果落到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头上。垄断金融资本不仅把这种停滞传播到了全球大多数地方，而且使金融化得以产生，因为巨型企业，无法在制造业为他们庞大的经济盈余找到充分的投资出口，转而在全球金融领域日益投机。结果，金融危机变得更多更严重，而各国的国有体系越来越遭受到巨型资本冲动的损害，被迫去捞出这些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公司。国家、地区及本地政府通过打击普通大众、削减社会服务、同时建立更加退步的税制来消除金融危机的后果，从而啮合社会剥削的有效水平。因此，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并不利于世界体系的稳定，而是制造出越来越大的危机，不仅对私有经济如此，对国有体系也一样。　　

在它所有的丑陋中，不平等，如果有什么别的话，变得更深、更不易改变。今天，最富有的2%的人拥有全球财富的一半多，最富有的那1%的人占有全球总资产的40%。如果，在1960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世界最富与最穷地区间人均收入的差距从15：1跌到13：1——到了20世纪末期，这个差距已扩大到了19：1。从1970年到2009年，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平均人均GDP仅是G8国家人均GDP的6.3%（G8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及俄罗斯）。从2000年到2006年（刚好在金融大危机之前），它只高了一点点，达到6.6%。其间，约58个最不发达国家（联合国列出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人均GDP占G8平均人均GDP的比例从1970年时的1.8%下降到2006年时的1.3%。21世纪的头十年已出现了一波波的粮食危机，在一个粮价不断上涨及投机横行的时代，数亿人被渐渐地剥夺了食物。　　

垄断资本全球化的一个绝大讽刺是，这种彻头彻尾地冲向垄断跨国公司的发展在每一个地方都获得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源于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帮助与煽动。这些花言巧语始终不变地宣称会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人类自由、经济增长及个人幸福——或按流行的说法，“民主”——"专制"再无存身之地。按哈耶克主义者们的观点，这种玫瑰色的未来有两个敌人：劳工及国家（当后者为劳工及全体人口的利益服务时）。　　

这种垄断资本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不仅仅是对工人阶级的一次攻击。它还应被更广泛地理解为一次对潜在的政治民主的攻击，也就是说，对人们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去抵消公司的力量的攻击。不顾自相矛盾，很少承认现实，新自由主义者们描绘出一幅个人、商业及世界自由市场的一个小小的“自由主义者的”王国的图画。然而，要解释这个古老的卡里普索即兴曲，可以这样说，这种百万富翁的“自由主义者的”天堂，是穷人的地狱。　　

事实上，全世界的国家支出几乎都没有减少。相反，由于政治精英们被形式无数的贿赂所腐蚀，许多国家正通过帮助和支持他们“自己的”巨型公司的“占领”，日益设法满足国内和国际垄断资本的需要。与此同时，这些准私有化的国家已变得更加专注于监禁与压迫他们自己的人民。　　

正如全国性地，任何有助于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国家项目都成为新自由主义的靶子，因此国际性地，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标是移除民族、国家对跨国公司力量的任何限制——以“自由”市场的名义。这主要伤害那些软弱的国家，这样的规则被由富国控制的国际组织（主要是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及WTO）更加严厉地强加于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很少能抵抗跨国公司的侵入。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停滞的充分事实已被用作一个代表巨型企业的利益、进一步推进市场自由化的正当理由。　　

在我们的时代，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意味着每一个新危机都是一次金融危机，它以债务泡沫的形式出现，一直膨胀，直到最后破灭。只有那些强大得能抵抗住新自由主义全部力量的国家，才能在这些情形下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虽然这种“繁荣”通常并不扩展到统治他们的财阀之外。同时，目前世界上一些所谓的失败国家，是国际垄断资本（需要时，由帝国主义国家军事力量支持）对世界大多数人决定性的打击的一个显示。　　

注释：略　　

原文：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onopoly Capital　　

http://monthlyreview.org/archives/2011/volume-63-issue-02-june　　

Monthly Review（美国《每月评论》），2011, Volume 63, Issue 02 (J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