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中国》第四章 称霸者与桥梁之间的彷徨

第四章 称霸者与桥梁之间的彷徨

日本在大东亚战争的压倒性败退和大东亚共同宣言的破产，意味着不仅是日本政坛精英们，而且在当时多数日本人心中的，一种对亚洲的“家长感觉”的丧失。战后，日本不得不依靠美国人进行国土防御，虽然战后经济繁荣，但日本人自身的“桥梁”意识却很淡薄。

重光外相落寞而复杂的思绪

“国格”这个词最近在围绕日本的国际关系的评论中常被使用，估计是从“人格”这个词而衍生出来的吧。不过，一个国家的行为真的有“国格”好或坏这种“品格的问题”吗？本来应该讨论的是，作为一个国家应有的理念和使命感，而且必须能以明确的意思和语言向这个国家以外的人们进行说明。

日本这个国家为何物？又是向着哪个目标前进的国家？战后首次对世界做出说明的，应该是发表加入联合国演说时的重光葵^[1]外相吧。1958年（原文如此，日本加入联合国的时间是1956年）12月18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日本被接受为第80个联合国加盟国。而日本政府在1952年4月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前言中，已发表了“日本宣示加入联合国并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宣言。

日本重返国际社会之前的6年中，一直掣肘的是苏联。在五大国组成的安理会上，苏联以同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尚未终结为主要理由，持续使用否决权。1954年，以副总理兼外务大臣身份进入鸠山一郎内阁的重光，最初的主要工作就是日苏邦交问题。

日苏难以建交的深层原因是，美苏正处在因朝鲜战争而凸显出两大阵营对垒态势的东亚相互对峙中，苏联对开始明显向美国阵营倾斜的日本的不信任；同时更直接的是至今仍未解决的北方领土问题。然而不管怎样，在搁置领土问题的前提下，1958年（原文如此，日苏共同宣言的时间应为1956年）10月在克林姆林宫发表了日苏共同宣言，朝着日苏恢复邦交的方向进了一步。两个月之后，日本就进入了联合国。

大东亚战争^[2]是日本民族踏入世界历史舞台以来，向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殖民地经营发起挑战的事件。这一尝试以我们彻底失败告终。被残酷打击后翌年的1946年11月，新宪法公布，开始对日本民族重新改造。我对重光外相的入联演说感兴趣的是，他将这一新宪法的精神与理念传达到了联合国大会会场内的各国代表那里。

他诵读并介绍了日本国宪法序言里的“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我们希望在努力维护和平，从地球上永远消灭专制与隶属、压迫与偏见的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的地位。我们确认，全世界人民都同等具有免于恐怖和贫困并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的内容，并强调了这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与原则的一致性。

没有人对重光外相的这一呼吁表示异议。他还以下边的话为自己的演说作结，“我国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质，是过去一个世纪内欧美及亚洲两种文明融合的产物，日本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拥有这样地位的日本，对这种大责任拥有充分的认识。我在本次大会上，将再次表明日本拥有为联合国的崇高目的而诚实奉献的决心。我的演说到此结束。”

纽约联合国总部里，重光葵演说的身影留在了两个人的记忆当中。一个是首位日籍联合国总部职员，现副秘书长明石康，他对于会场上的重光葵有着戏剧般地描述。

“从日本加入联合国之后，听过历任外相的演说，而其中最难忘、格调最高雅、内容中又渗透真知灼见的就是重光外相的入联演说。那个难忘的12月18日，他拄着手杖一步一步走上了世界瞩目的大舞台——联合国总部会场深绿色大理石的讲台。重光先生以他独特的沉痛而凝重的口吻进行的演说，从技术性上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在他并不十分长的演说到了后半段时已显出疲态。虽然很辛苦，但他还是有力而鲜明地表现出了，关系今后衡量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尺度和基本坐标轴的，日本回归战后国际社会的决心和理念。”（明石康着《联合国的光与影》，岩波新书）

另一个人是他的女儿华子。在渡边行男所著《重光葵——从上海事变到加入联合国》（中公新书）中曾有介绍：“重光和女儿华子一起仰视着在联合国总部前首次升起的日之丸旗。华子对当时的情景回想到，‘我看到仰视日之丸旗飘扬的父亲的背影，觉得十分落寞，眼泪忍不住就掉了下来’。这也许正暗示着重光当时的复杂情绪。”同想传达重光演说华丽张扬之意的明石康的想法相比，我更欣赏的是通过其女儿华子的观察，而捕捉到“重光的复杂情绪”的渡边先生的眼光。

大东亚会议同亚洲的恢复主权

参加完纽约联合国大会后的重光回国还不到一个月，就在1957年1月下旬因心脏病发作，在汤河原的别墅去世，享年70岁。在其生涯最后的十年期间，三次承担了我国历史上的重担，全都是在他当外务大臣的时候。第一次是1943年11月，在东条英机首相领导下，筹办了“大东亚会议”；第二次是1945年9月，到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的甲板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第三次就是1956年12月的入联演说。渡边对“重光的复杂情绪”的总结，也许把这三个事件联系起来就明白了。

大东亚会议是什么呢？大东亚战争开战之初，时任中华民国（当时汪伪政权）大使的重光对于明确设立战争目的一事非常在意，“正在进行战争的日本必须对战争目的有着堂堂正正的主张，为‘自存自卫而战’只是战斗情绪上的问题而非主张上的问题”（《重光葵著作集1 昭和的动乱》）。“日本的战争目的是东亚的解放、亚洲的恢复主权，东亚民族摆脱殖民地地位、实现各国平等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它的实现即是我们的战争目的。如果达成这一目的日本就可以完全满足。”以此立场出发，他曾几度从南京向东京的首相东条英机提出意见书，他的意见表现出日本政府有不输美英的，对“战后世界”的战略构想力。

日本偷袭珍珠港4个月前的1941年8月，重光意识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问题。大西洋宪章是确立欧洲战线以德国、亚太地区以日本为共同敌人的英美同盟的重要一环，同时定出了以民族自决的方式达成和平与自由的战后秩序的大义名分。这也成为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的原型。

而重光认为，大西洋宪章只不过是为强调同日德意轴心国一方对峙的同盟国的正当性，而在欧美列强既得利益基础上做出的对世界新秩序的设想。因此，我们日本人也必须向亚洲的人民说明“大东亚新秩序” 的构想，这就是重光向首相提案、东条首相将他从中国召回出任外相、开始准备和筹划大东亚会议的动机。

为了亚洲人民的“大东亚共同宣言”

大东亚会议通过的是“大东亚共同宣言”。签署这一宣言的亚洲首脑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为首，有缅甸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兆铭（汪精卫）、泰国内阁总理大臣代表汪·瓦塔雅昆殿下、菲律宾共和国大总统何赛·P·拉乌雷尔、“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苏巴斯·昌德拉·鲍斯等。未取得独立国家地位的印度尼西亚也有“爪哇中央参议院议长”苏加诺在东亚会议刚刚闭幕后来到东京。

对大东亚会议的评价有种种议论，而重光们的思维立足于“以东京为同心圆的圆心扩大势力范围”的“霸权国家论”是无法否定。一边把日本发动战争和进攻亚洲解释成“为自存自卫所仅存的民族选择”，寻找其正当性；一边把以日本为领导从欧美列强手中夺取“亚洲的解放”作为反击手段，这就是“大东亚共同宣言”的主要内容。

然而，还有不能忘记的另一个关注点，那就是日本是以“国家的承诺”方式向亚洲近邻各国作出了保证。这件事本身，是应该同“当时的日本政府是‘霸权国家’意志强烈的军事法西斯政权，召集的参加国也都带有强烈的傀儡政权的特征”的论调分开考虑的。日本人是绝对不会忘记自己国家承诺的分量的。

我认为这一承诺在大东亚战争后也一直延续着。最具冲击力的就是“重光外相”的再度“登场”——大东亚共同宣言的实际起草者重光在十余年后，又在联合国大会的亚洲各国代表面前重申日本是忠实于联合国宪章的和平宪法国家。此时，重光的脑海中肯定会浮现出，为对抗联合国宪章“母本”的大西洋宪章，针锋相对地制造出的没有最终成为“大东亚宪章”的大东亚共同宣言的经过吧。

此外，历史更为讽刺的是，担任重光演说时的大会议长、在主席台上听取他演说的，正是曾作为泰国首相代理出席大东亚会议的汪·瓦塔雅昆殿下。大东亚会议召开已过了15年，但是，对于以汪·瓦塔雅昆殿下为首的亚洲代表来讲，重光的再度出现也许超越了他们的理解吧。当然，重光的演说会得到他们外交辞令式的赞扬，然而，“日本这个国家今后到底要对亚洲做什么？”在这一点上，重光的发言既显得太过唐突，又似乎太过抽象了。

“被加入”联合国的日本

《大东亚共同宣言》由以下五个简单明了的原则构成：

“一、大东亚各国同心协力，确保大东亚的安定，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

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自主独立，以实现互助敦睦，确立大东亚的亲睦友谊。

三、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传统，发扬各民族的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的文化。

四、大东亚各国在互惠原则下紧密合作，以求发展经济，增进大东亚的繁荣。

五、大东亚各国敦笃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消除人种差别，普遍交流文化，进而开放资源，为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

而《大西洋宪章》基本上提出了以下八个原则。

“一、英美两国不扩大领土。

二、反对违反居民意思的国境变更。

三、尊重人民的政治体制选择权。

四、缓和贸易限制和获得原料的平等。

五、各国之间的经济协作。

六、脱离贫穷与恐怖。

七、公海自由。

八、在一般性安全保障制度建立前，解除侵略国的武装。”

要比较大东亚共同宣言和大西洋宪章核心内容的“优劣”几乎没有意义，因在两者潜台词中的战略方式上的区别一目了然。大东亚共同宣言是“新的霸权（日本）”的网络搭建手段，而大西洋宪章则是以英国为核心的欧洲列强势力形成的“既得利益霸权”的网络加固手段。其中，还有拉拢美国这个“最强伙伴”的手段。

英美共同宣布大西洋宪章后的转年一月，发展成为与德意日轴心国处于交战状态的16国签署的联合国宣言，之后又逐渐演变成在1945年4月至6月的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霸权找到了美国这个靠山，从而演变成为支撑战后世界格局的新组织。

重光发表入联演说时有77个联合国加盟国代表在场，曾派出领导人参加大东亚会议的亚洲国家除议长国泰国以外，还有中国、印度、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他们都在日本“被加入”联合国之前成为了加盟国。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对重光来说绝非不感到屈辱，然而他对此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也许只有他女儿华子所感受到的重光那“落寞的背影”。

进入联合国后的日本今后将要怎么做呢？这个疑问从与会的众人，特别是亚洲代表的眼中投射到重光身上。他的回答就是战争结束后诞生的新宪法与联合国宪章的“一体化”解释。对此尚感到意犹未尽的重光几乎是出于本能，在演说的结尾处提到了一句，“日本在某种意义上能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桥梁论者新渡户稻造的悲惨命运

“桥梁国家论”并非重光葵的原创。如果要在日本的外交思想中寻找其“元祖”，那就是头像印在五千日元纸币上的新渡户稻造，曾留下“我要成为太平洋之桥梁”这句名言，是拥有农业政策学家、农业产业实践家、法学家、教育家、宗教家、英语学者、外交家、新闻记者等多种头衔的复合型国际人才，先锋式的人物。他作为外交家初登舞台是在1919年被日本政府推荐为国际联盟^[3]的首任副秘书长后开始的。在大战之间，国际协调主义短时期内成为世界潮流的过程中，新渡户将自己的“桥梁哲学”同国际联盟的任务与职能重合起来进行了实践。

新渡户在国际联盟副秘书长任上工作七年后，于1926年65岁时回国，于是成为“桥梁之男”的大考验就在他的晚年开始了。回国之前已被封为贵族院议员的新渡户以“实业之日本社”和“大阪英文每日”两家媒体为据点开展新闻宣传相关活动，1929年，成为“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理事长。该调查会和国际联盟同样是在一战后的国际主义潮流中产生的组织，以美国为首，加拿大、日本、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各国，各自拥有国内的组织，每两年一次召开名为太平洋会议的国际会议。

新渡户成为理事长那年，在京都召开了第三次太平洋会议，这次会议上被讨论至白热化的议题是满洲问题。自日俄战争胜利以来，日本以南满铁道的开发权为中心，逐步扩大在满洲的势力。对此，中方代表猛烈抨击日本的霸权野心。

两年后的1931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太平洋会议上，日中之间的龟裂和两国代表团攻击性言论的交锋达到了顶点。会议开始前的9月，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反日情绪覆盖了中国全境。在中国代表眼中的新渡户，绝不是什么在东西方之间架设桥梁的人士，而是说自己是东洋的一分子，却同西洋国家同样侵略自己祖国的政府发言人、辩解者。对日本进入中国大陆的猜疑心在太平洋对岸也高涨起来。满洲事变后，美国的对日报道助长了反日情绪，并逐渐变得不利于日本，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外务省就有了让自诩为“桥梁先生”的自由主义者新渡户到北美游说的计划。

新渡户于1932年4月下旬到达旧金山，在将近一年的北美旅行期间进行了100场以上的演说。演说内容基本定为同一调子，即“日本不是军国主义国家”，“日本和美国以及中国同属太平洋周边的国民国家，是可以共同和平发展的伙伴”。到33年3月，新渡户回国仅数日后，日本政府就正式通告退出国际联盟。一年来奔波于北美，换来的竟是如此残酷的“报酬”。

1933年8月新渡户为出席在加拿大班夫（Banff）召开的第五次太平洋会议再次横渡太平洋。会议结束后回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州首府维多利亚市的新渡户，并发了腹痛和肺炎，10月在“Royal Jubilee”医院客死他乡，享年71岁。不知道他在病房里能不能一眺太平洋的景象，但对他总觉得有种一事无成的感觉。一个想“在太平洋上架起桥梁”的人，他架起的桥梁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连自己也回不到原地就撒手人寰，这种悲剧性、残酷性的氛围就这样漂浮于新渡户稻造的人生。

“桥梁”意识的淡薄

重光葵作为外交官开始引人注目，正好是新渡户作为“桥梁之男”在竭尽心力、努力奋斗的当口。1933年到36年，重光就任外务次官，正好经历了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进攻中国大陆的洪流无法停止的时期，重光在外相广田弘毅的领导下进行着与国民政府和平交涉的努力。但他超越官僚身份^[4]，开始参与国家命运，是他1942年初，出任驻中华民国大使奔赴南京的时候。由此重光开始全面参与整体国策，如前述那样，在大东亚会议召开问题上同东条英机首相进行过交流。

我感觉重光与新渡户之间，在以自身国际经验为背景的自由主义习气上有某种共通性。重光在任驻华大使期间，在尝试推行修正两国间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对华新政策上，有着较强的意志。但在时代的大漩涡之中，不管重光如何辩解，也无法否定自己倾向于“霸权国家论”的事实。

大东亚战争的压倒性败退和大东亚共同宣言的破产，意味着不仅是重光们，而是在当时多数日本人心中的，一种对亚洲的“家长感觉”的丧失。我觉得重光就是在这种失落感中，不自觉地把入联演说中日本的自画像说成了“东西方的桥梁”。

日本人听着很舒服的“桥梁国家”论也存在矛盾之处。日本本身作为桥梁意味着，日本可以自己规定和宣布桥梁所连接的两端，它可以是西洋与东洋、美国与亚洲、也可以说哪种都不是；同时也意味着，必须继续强烈主张，不经过日本两端的交流就不顺畅，日本作为可以说服双方的桥梁的功能和存在理由。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所谓桥梁就随时可能被晾在一边。在这一外交政策上的难题前呻吟的是新渡户，而不想重蹈覆辙却倒向“霸权国家论”的就是重光了。

战后的日本外交倒是没有了新渡户和重光的苦涩。新渡户希望的“桥梁国家”论也好，重光最终倒向的“霸权国家”论也好，两者之间有共同点。其一，都有追求日本外交功用的国家意志和对其形成支撑的国民热情；其二，存在承担这种功用的日本外交自身的力量，用前面提过的高坂正尧教授的话讲就是“日本独特的力量”。而这两方面在战后日本外交都十分缺乏。

在战后亚洲应没有国家视日本为“霸权国家”了，我们也没有那种想法和热情。不过在这个国家（日本）背后有着巨大的霸权国家——美国的存在。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订时，虽然由于岸信介首相的固执坚持，强调了在经济合作方面的相互性、同盟性，然而在对美从属性质上则没有根本变化。作为在冷战格局中生存的“安全装置”，日本除了日美安保条约没有其它选择，因此对美从属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像“空气”一样的东西。

我认为，日本也有自律的控制力。即日本不会借美国霸权“大虎”的虎威，以“小虎”自居压制亚洲。但是他们似乎完全无视我们的自我控制，以中国为首的周边各国发出的“为了不让日本再成为老虎，日美安保十分必要”的声音，对我们的自尊心造成了极大伤害。

这种屈辱也有日本人自己的责任，如果日本没有“成为霸权国家”的志向，那么为何不明确指出我们要成为怎样的国家呢？重光的联合国演说展示了日本重新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国家的决心，然而，多数战后日本人对于如何完成重光的承诺，到底还有多少热情和认知呢？我对此深深怀疑。如果说的再尖锐些，日本人战后复兴的过程，也许就在只关注自己的明天或身边事情的视野里走到如今的吧。

日本人的经济复兴被吹捧成“日本奇迹”，之后的“亚洲奇迹”又大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自负情绪。马哈蒂尔总理的“look east”是指要向已体会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并取得成功的日本的经济发展方法学习。很多战后经济人会把这理解为自己的“桥梁功能”，然而我却觉得有些惭愧。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发展与繁荣，而“将西洋式的繁荣转移到亚洲各国”这一主题，于他们则是等而下的东西。

作为结果，日本战后的经济繁荣，通过后边所要讲到的“雁行发展”机制传播到东亚各国，但日本人自身的“桥梁”意识却很淡薄。而正确的含义则是“领导力”感觉的缺失。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正是“look east”的倡导者马哈蒂尔总理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