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 抵御“西化”的侵蚀

坚持马克思主义 抵御“西化”的侵蚀

——新中国成立60年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马书臣

（河南财经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 “西化”与“反西化”的争斗，关系到维护我国文化主权的安全。用马克思主义抵御“西 化”的图谋，是新中国成立6o年的一条历史经验和战略方针。现在抵制与清除“西化”的影响仍然是思想政治战线的重大任务，关系到防止和平演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局。要科学 地全面分析西方经济制度的优劣，掌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要扫除新自由主义与“经济人” 假设的负面影响；要辩证地处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化与抵制西方腐朽政治思想渗透的矛盾，尤其 要正确看待西方的“民主模式”。必须把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与善于运用消化分解的方法统一起来。

《共产党宣言》有一句名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P292)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实质上也就是维护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及其政权在精神领域的统治权和话语权，并且关系到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统治权的巩固。在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世界里，维护社会主义主权也包括维护意识形态在内的文化主权。新中国60年的发展史，一直贯穿着“西化”与“反西化”的争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抵御与消除“西化”的影响，是我国的一贯方针，也是60年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我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2](P24-25)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处理借鉴吸收西方成功经验与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高举构建和谐世界的旗帜、坚持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方针；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态度和方法，对西方资本主义保持科学的、清醒的认识。应当看到，西方敌对势力在对我国进行经济渗透、武装威胁和颠覆活动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多种形式的侵袭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后，抵制、肃清“西化”的斗争还会继续，在一些人群与领域中，“西化”影响还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十分尖锐，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强大的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科学的思想武装人，用生动的事实教育人，尤其要提高青年一代抵制“西化”、“分化”的自觉性。

一、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西化”的图谋

所谓“西化”，并不是指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而是西方敌对势力用他们经济、政治价值观模式和腐朽的意识形态占领与改造我国的根本制度，其中文化方面侵蚀是一个重要途径；所谓“分化”，就是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手段分裂我国人民之间的团结统一，培植一个为之服务的阶层和代言人，二者互相联系。这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一贯方针。它与武装颠覆、经济渗透同等重要，而且在和平共处时期则是一种主要形式。他们建立了许多大功率的发射台，运用多种语言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不间断的广播，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主张、生活方式，乃至以某种学术形式相包装，形成强大的话语强势。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3](P348)新中国成立6o年来，我们实行的一条正确方针就是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从各个方面抵制这种西方的图谋，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回顾历史，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以及其后发表的五评美国白皮一书中，就特别强调警惕和抵御帝国主义文化侵袭，揭示它们善于利用“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等所谓“西方文明”蒙蔽、征服一些人。尤其在武力无法征服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他们改变了策略，“西化”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从那时起，“西化”就不只是单纯的认识问题，实质上它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在历史上尤其在现代，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只是领土主权安全和军事政治安全，而且包括经济安全与文化安全乃至信息安全。苏东剧变的事实证明，直接用武力撼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主权相当难，而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即和平演变却容易从内部与外部配合攻破堡垒。换句话说，“硬实力”进攻人们比较重视，“软实力”侵袭却容易被忽视，后者往往通过长期潜移默化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比之突发性的军事侵犯更易于控制一个国家的主权。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制定了 “和平转变”战略，用“软”办法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起变化”。当时，毛泽东就指出，西方敌对势力采取策略：“（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和平旗帜，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4](Pl140)1964年，进一步指出：它们“力图对社会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政策”。[4](P1140-1141)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果真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西方和平演变政策使曾经未被德国法西斯打垮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出现了新的巨富寡头主导强势），还有许多国家成了西方的附庸。应当说，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大的挫折和教训。

针对西方“软刀子”政策，邓小平多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方针。1989年专门发表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著名谈话。他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3](P344)1993年江泽民又指出：“国际敌对势力企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这一图谋不会改变，但绝不会得逞。”[5](P337)“一些西方国家经常用他们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念和政治制度模式向别国施加影响。”[5](P338)“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在中国消失多年的毒品、娼妓、赌博等问题又出现，就好比打开窗子会有苍蝇进来一样，关键是不能任其繁殖，而是要把它打死。”“总而言之，既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又要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5](P339)中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才能有真正的独立与主权；如果丢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就等于丢了主权，势必变成旧中国半殖民地式的西方附庸。这应当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o周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今天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为配合其国际超级金融垄断政策，它们把新自由主义、民主价值观等不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加以宣传渗透，而且当作一种政治经济政策强化推行。典型的是“华盛顿共识”，用新自由主义模式搞垮了拉美经济：在苏联解体之后又对俄国推销“休克疗法”，使之陷入灭顶之灾：同时使东欧诸国变成了西欧的附庸，接着又在前苏联的许多国家搞“颜色革命”。它们虽然在中国搞动乱中未能得到什么，但新自由主义思潮却席卷了学术界与意识形态领域，由所谓“主流经济学”变成主流意识，企图利用强势话语权进而篡改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就本质而言，坚持新自由主义与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论争乃是“西化”与“反西化”斗争的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是代表西方大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其核心是金融自由化，完全适应了超级金融资本操纵市场大肆投机的需要，与泡沫经济互为表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强势经济，谁拥有更多的资本谁就拥有话语权，谁就更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发财的经济，要求追逐利益最大化，自由市场上大资本才拥有更多赚钱的自由权。但没有钱怎么去自由地争取利益最大化呢？新自由主义说是都要在自由市场中发财，实际上只有大资本拥有者，特别是金融资本垄断者，才能自由地赚大钱，美国华尔街的大资本家就是自由地赚全世界的钱。当年反对封建制度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古典自由主义确有进步意义，到了社会财富集中在大资本垄断集团手里时，这种新自由主义表面上一切人在市场中自由，骨子里只能代表他们少数金融大鳄的利益。在中国则是推行自由化、私有化。

与此相联，还有一个“经济人”假设，尽管它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其核心是片面夸大人的自利性，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有人把它说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的灵魂。实质上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论表现。最典型的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因贪婪造成金融危机折腾全人类，而在国家拿出几千亿美元支援几亿人受难之时，华尔街的巨头却分享肥厚高酬（连奥巴马都斥责为“无耻”的）。毫无疑问，人有追逐个人利益的一面，但否认人的利他的一面就成为鼓吹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公私兼顾、先公后私。一个人只顾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地只追逐个人利益，必然走向邪路、危害社会。一个官员只顾追求个人贪欲，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人民的血汗、贪污腐败，势必危及政权。一个企业只顾自身利润最大化，不讲社会责任，像“三鹿奶粉事件”所表现的那样，必然殃及百姓、成为众矢之的。“经济人”理论所体现的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败坏社会风气，成为私有化的催化剂。它同市场经济中突出滋生的商品拜物教结合、与官场中的封建意识交汇，会使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变质。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扫除“经济人”之类理论造成的负面影响，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二、科学地全面分析西方的“经济优势”

“西方先进论”，是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认识。实事求是地说，它有一定的客观根据。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P373)然而，我们不是全盘照抄，更不能走它们的老路，而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分析态度和方法，尤其要剔除那些腐朽的东西。

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讲过：“由于历史和社会习惯的影响，人民中间迷信的人还很多，要做艰苦的说服工作来破除迷信。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6](P1743-1744)

对于美国经济和发达国家也应当做一些具体分析。

第一，历史地看待它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它们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开始，长的已有400多年历史（如英国），短的也有一二百年之久（如美国、日本）。初期经历了血与火的残酷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以亿万劳动者血汗为代价。中期，不仅榨取了广大工人农民的剩余价值，而且侵占广大的殖民地，掠夺了大部分人类的财富，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来抢掠过，特别是日本主要靠侵略中国暴发起来的。近期与当代除了继续在国内用更新的手段剥削工人阶级之外，还利用技术、金融、武力等工具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与金融、技术霸权剥削世界人民，例如美国用美元霸权控制各国的金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用万分之一的成本印票换取发展中国家的血汗成果），以军事暴力占领、掠夺中东的石油与其他资源，在世界上设置130多个军事基地。纵览历史，可以说西方的生产力发展都是以剥削、掠夺全世界人民作为前提条件的。例如，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7％，却消耗世界40％的石油、36％的天然气、46％的铝、25％的锡、23％的铜、22％的铁矿，其每年的消费比产出多7000亿美元，出口增长70％靠穷国。

第二，用阶级分析观看待它们的富裕。全面地看，美国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1949年8月，毛泽东就说过：“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7](P1495)现在美国1％的富人的巨富等于占人口50％的中下等阶级的财富总和，最富的1％人口掌握45％的私人股票。当然，为了国内稳定，资产阶级也会拿出从剥削全世界的少量超额利润去收买工人贵族、安抚一些穷困阶层。但一到危机时，就顾不了这些，使得几百万人流落街头，几千万失业大军及其家人艰难地维持生计。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多数还不如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使美国家庭财富净值缩水11.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5％），80%的低收入工人难以支付燃油或存退休储蓄金，超过60％的人难以负担医疗保险，50％的人难以支付食品和住房费用，失业率达到8.6％（有人估计2009年将超过10％）。

第三，用基本矛盾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受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总是有周期性经济危机缠绕，以前平均每10年发生一次，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大萧条”，至今令西方人不寒而栗。二战以后经济危机呈现短期性、阵发性特征，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衰退”。20世纪70年代发生“滞胀症”（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持续），英美政府相继放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推行新自由主义（放任市场自发调节），推行“华盛顿共识”，使世界发生了5次大的金融危机，它自己发生IT危机、次贷危机、全面金融危机，进而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并波及实体经济，爆发了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美国无危机”的神话破灭了。况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早就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就进入“低迷”的时期（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10年低迷）。

第四，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过去我们经常讲，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些年来，许多人不相信了，有的人甚至把资本主义说成是理想的制度。然而，近期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原始积累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际金融超级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第四个时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条约垄断了国际金融，20世纪70年代又与黄金脱钩，强化了金融霸权，90年代后将金融与先进科技结合进一步走向虚拟化， 90年代中期，在GDP中金融—保险—房地产业首次超过制造业。进入新世纪放大了泡沫经济，使美元帝国变为“虚泡王国”，巨大的金融泡沫成为食利者得到天文数字股的财富的源泉，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新的形式进一步激化，并乞求世界支援。[8]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的灾难已经殃及全世界，产生了所谓“蝴蝶效应”（一只小小的蝴蝶扇一扇翅膀引起一场大风）和“羊群效应”（人们惊慌失措引起连锁反应）。

第五，从发展趋势的前景去甄别两种制度的优劣。以美国而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是它的辉煌时期，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达到顶点，往后走的是下坡路。从美国与中国60年的历史比较看，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为2％上下，中国则为8％上下（改革开放30年为9.8％）。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对中美两国的发展做了如下历史比较：

以上在2001－2015年间的估计也许快了些，但即便是到21世纪中叶中国赶上美国也是一种历史的大跨越，显示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势。

当然，资本主义还不会马上灭亡，还可能经过若干阶段。正如列宁所说：“过程的复杂性和事物本质的被掩盖可以推迟死亡，但不能逃避死亡。”[9](P398)

如今我们应当从速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深化认识。连美国《纽约时报》都这样说：“世界正在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它表明“将天真的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根本是引导灾难的一个因素”，“根本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确保完全摆脱繁荣—萧条周期而保持温和增长。”[10]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经济的看法更应当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既看到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一面，又揭示它的资本主义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既不能一概否定，更不能盲目崇拜。中国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老路。

三、正确处理开放性、包容性与抵制“西化”的关系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正如胡锦涛所说：“我们全面分析判断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全面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2](P28)在处理“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影响”特别是抵制“西化”时，也要学会正确处理多种矛盾。我们应当积极地、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西方合理的、健康的东西，又要善于识别与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鲜事物取而代之。

须知，西方敌对势力妄图西化、分化、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是不会改变的，他们会利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手段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同时，还用各种军事手段进行颠覆活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 镜”加以识别。比如，最明显的是所谓“西方民主 模式”，西方头面人物把推行所谓“民主化”作为 一项战略，而国内也有些人加以响应，攻击四项基 本原则，妄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 实际上，西方民主是极其虚伪的。一个最明显的事 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西方民主 强盛起来，美国标榜“伊拉克的民主模式”是以先 进武器屠杀人民、引发连绵不断的暴力恐怖行动为 代价的。正是这种“民主模式”使伊拉克成为美国
的占领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国家因这类民 主模式造成社会动乱，比较典型的有海地、马拉加 斯加、泰国、马克兰等。我国的台湾基于这种民主 模式分泌出一个无财不贪的陈水扁式“痞子政治” （台湾《中国时报》）。许多国家和地区患上“民主 综合症”使得民不聊生，根本没有稳定的发展社会 秩序。西方敌对势力正是利用这种“民主”浪潮插 手各国的政治，借以分而治之，使之成为它们的附 庸国。还有一点，西方的民主选举需要花费大量金 钱，只有富人搞得起，并且依靠那些大资本家全力 支持，然后得到回报（如安排高层官员），真正的 穷人是无力参加竞选的。吴邦国说得好：“要借鉴 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 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 ‘三权分立’、两院制。”[11]

当然，对于国内崇拜西方民主的人也要区分两ˉ种情况：一类是缺乏政治经验，盲目迷信西方的民 主秩序，只看过程，不虑后果。这是多数人，应当 用大量事实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之认清“西方民主 模式”的实质。另一类是响应西方政治图谋的别有 用心的少数人，他们变成了西方敌对势力的应声 虫，有计划地抛出变天的政治纲领，打着“民主立 宪”的旗帜，却从根本土背离我国的宪法。对于这 种反动思潮应当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批判也是教 育，能够让大多数人分清是非，也能促使这部分人 分化。关键在于我们应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防止和 平演变。

应当说，西方“西化”的谋略与中国一些人对 “西化”的响应及迷惑，并非自今日始，从中国沦 为半殖民地以后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只要西方资本 主义经济还占优势，“西化”的风险就不会消失。早在79年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过：“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12](P706)“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2](P707)在今天深度开放的时代，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应当重温毛泽东的这个重要观点。一要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和警惕性，二要善于运用科学分析方法，在分解和消化上下功夫，三要加强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武装自己的头脑，特别是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年轻一代，树立科学发展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像胡锦涛所要求的那样：“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P17)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5].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杨承训．从金融危机揭示现代资本主义阶段性特征[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1)．

[9].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0]. 哈里•赫特。自由市场的缺陷暴露无遗[N]．参考消息，2009-04-29(10)．

[11]. 吴邦国。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 2009—
03－10（1）．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