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科学化”的历史考察

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降，随着西方医学的大规模来华，中国医学在中西医二元格局竞争中虽仍有一席之地，但其衰退之势已是不争的现实。中医界的有识之士藉“中国科学化”运动兴起之势，也提出了以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医学的“中医科学化”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学界乃至西医学界展开了多次论争，其论争范畴甚至超出了中西医的学理探讨，上升到了事关中医前途与命运的生存之争。这一论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政策和实践中也有所体现，并最终由于政府的介入而得以解决。本文即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防疫工作的历史大背景出发，拟对这一时期的“中医科学化”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医科学化”问题的缘起　　

“中医科学化”原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医有识之士有感于中医在与西医“天演竞争”中所处劣势地位而发出的自救呼声，后成为中医界比较普遍的主张。这一主张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医药卫生政策中曾有所体现，只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基于根据地或解放区的医药卫生状况更注重“中医中药”、“草医草药”以及“用中西两法治疗”、“中西医的团结”等，而未提出比较完整的“中医科学化”口号或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发病人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在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侵害着人民的健康，妇女生育绝大多数依赖接生婆，造成了40%左右的婴儿死亡率[1]。基于这种卫生防疫状况，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明确规定：“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1]这一宏伟目标急需中西医学界团结起来、共同合作、互相协助，与疾病作斗争，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然而，根据当时卫生部不完全的统计（不包括内蒙古和西南地区），“全国正式医师约为一万八千人，中医人数则远超于西医”。^[2]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西医之间是隔有鸿沟的，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还有进一步加深加大的趋势。主张废止中医派的余云岫在1949年9月上海中华医学会举行的所谓“改造中医座谈会”上提出：“我在1929年全国卫生会议席上，早已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我当时的办法，是不论中医的出身和学力如何，即使还在医塾里的学徒，都把他们登记起来，以后不再产生新的中医。我计算当时登记的中医，年龄最轻者，大约不下二十岁，假如一个人活满六十岁，不过再四十年的光阴，大都可以把中医肃清。”^[3]还是在这次座谈会上，余云岫希望人民政府能够同意其取消中医的意见，并总结了一个“处理旧医实施步骤”的方案，利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上海分会工卫组的名义建议中央采纳。1950年，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的王斌在东北第四次卫生会议上作了《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在当时地主之为地主，农民之为农民，全推之天命所定。所以在医学上反映出主观观念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封建医学”，这种封建医学“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因此“从单纯科学医学来看，取消他们是为了人民”。他还为此提出了各种取消中医的方法：“开短期训练班经训练合格者给予医助资格，并在训练中启发他们客观的来认识他们的过去，停止其今后招收学徒。”^[4]该文后来被作为“卫生人员思想学习文件”和“政治教材”，在东北地区及上海、北京等地的医务人员和卫生干部中组织过学习，影响甚大。^[5]　　

余云岫等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说是当时医药卫生界普遍存在的轻视和歧视中医的集中表现，中医界对此反响颇为强烈。1950年8月，当余云岫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华东区特邀代表参会时，全体中医“对余云岫医师过去在中医问题上所持的见地表示不满”。^[6]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严重的医药卫生状况，党和政府也注意到了中医问题的重要性。根据当时乡村的一般调查，全国约有80%的病人未得到正规的医疗帮助，其原因是几十万人的中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7]如何弘扬中医并使之发扬光大，为人民医疗保健事业保驾护航？其实早在1949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部分代表谈话时，即从保护和发展祖国中医药学的角度出发，着重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8]他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卫生工作方针问题……要以预防为主，发挥中西医药人员的作用，这个方针是对的。”^[9]这在实际上肯定了中医在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中的地位。　1950年2月27日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中医座谈会，李德全部长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医问题的重要性，她号召广大中医要抛弃成见，接受新的东西，学习科学知识，利用科学方法；并与西医合作，努力充实自己，改造自己，忠实地为人民服务。^[10]4月，卫生部指示各级卫生机关认真作好团结中医的工作。　5月30日　，在北京中医学会成立大会上，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在讲话中批评了过去多数中西医互相看不起、不愿意接近对方的现象，要求中西医在“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的口号下团结起来，并强调指出今后中医努力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学习科学，中医只有科学化才有出路。^[11]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中医科学化”问题最早的阐述。　　

此后，有关“中医科学化”问题的讨论渐渐多了起来。到1950年6、7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期间，各大行政区、省、市等纷纷就中医中药问题提出议案。武汉市曾召集中医联合会筹委举行座谈会，讨论中医进修与改造办法；江西省卫生厅提出了团结中医使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共同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卫生事业的议案[2]；河南省卫生厅提出了“中医应参加各级卫生行政机关，以便改进而利保健工作之进行”的议案等等。也有一些中西医专家和卫生工作人员等分别对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如何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以及“联合中西医反对巫医神”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讨[3]。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开幕。毛泽东接见了卫生部门的有关领导，询问了会议情况、全国中西医人数、卫生状况等，并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2]会议的中心问题之一便是团结并改造中西医，要求“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13]朱德、郭沫若在报告中先后提出了“中医科学化”、中西医团结的问题，要求中西医务人员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共同发挥所长，为群众服务。李德全在其报告中并且分析了“中医科学化”的涵义，认为所谓中医科学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要学习医学科学的基本知识，懂得生理、解剖、细菌、病理和传染病的管理；其次与科学家配合研究中药，分析秘方，确定性能。^[14]贺诚在总结报告中阐述了新中国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条方针，其中特别谈到了卫生力量的组织与使用问题，即新老卫生干部的团结和中西医的团结问题。会议期间新老中西医专家和部分卫生工作人员还于　8月11日　的专家茶话会、　8月14日　的中医组讨论会、　8月16日　的全体大会上集中探讨了“团结全国卫生医药界，为人民健康事业”的问题。^[6]应该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几十年后，一位老中医在评价当年新中国的中医政策时感慨地说，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的制定，使广大“中医获得了新生的希望”。^[15]　　

二、中医进修及中医政策的缺失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后，“中医科学化”问题被迅速提上日程。　1950年9月8日　，李德全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所做的报告中专节阐述了“关于医药界团结和改造的问题”，她认为中西医应该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并进行改造；中西医均应加强政治与业务学习，真正做到“中医科学化”、“西医大众化”。李德全还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具体要求：应该责成各大行政区卫生机关，先在各大行政区大城市，以后逐步在各省、市有计划地设立中医进修学校或中医训练班，或在现有的中医学校与学会（医药界联合会）中附办进修学校、训练班、业余学校……以达到在二三年内使全国中医大批地获得初步科学训练，作为乡村的医务人才[4]。对于“中医科学化”必须首先实施中医进修的原因，当时的卫生部医政处处长鲍敬桓撰文论述说：“过去之中医，都只在作治疗工作，对预防医学的知识就比较生疏……中医医学知识，还只是处于经验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理论……根据以上两点：（一）要实行‘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中医就必须在现在基础上，从事进修，才能胜任；（二）要使中国医学推陈出新，对人民的生命健康真正负责，也必须随时代的进展医学的发展方面，急起直追，学习新理论，以充实与丰富中国医学，才是爱护中医的最好办法。”^[16]　　

为了落实卫生部提出的“中医科学化”的具体要求，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开始举办各类中医进修学校或中医训练班。事实上，早在1950年3月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便举办了中医进修学校，组织中医学习解剖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传染病学等专门知识。^[17]1950年9月，北京中医学会成立后即组织了预防医学班，希望经过学习能使广大中医真正地认识科学、承认科学、相信科学。当时一些年老的70岁左右的老中医“早来晚走，虚心听课，用心记笔记，争先恐后的实习”，非常感人。预防医学班的中医们还将学习所得运用于实践，在1950年秋季北京种痘运动中参加了具体接种工作，其中北京市第一区超额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平均每位中医接种500～800人左右，其效果颇为显著。^{[16](pp.62～71)}其他省市的中医进修学校也先后建立。　1950年7月15日　，长春市立中医进修学校正式创办，至　1951年12月1日　，共招收了两期、167名中医来校进修，除开设针灸学、中药学和方剂学三门中医学课程外，进修学校主要开设了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诊断学等大量的西医课程。^[18]济南市医学讲习所中医进修学部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10月共招收4期、210多名中医进修学员，课程与上述北京、长春等地中医进修学校基本相同，进修过程中许多中医还参加了1950年济南市防疫工作、鲁南灾区抢救工作、抗美援朝医疗队工作等。^[19]到1951年底，为促进“中医科学化”，各地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共建立中医进修学校17处，不同名称的中医进修班101处，^[22]1953年发展为中医进修学校27处，中医进修班131处。^[23]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医进修主要基于当时国内的医疗卫生环境和党的相关政策，它对提高广大中医的政治思想认识、促进中西医之间的团结、促使广大中医行医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变化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22]但是，随着中医进修学校的发展，一些相关问题也逐步显现。其中最主要的是部分中西医对中医进修产生了一些错觉，认为“中医科学化”就是“中医西医化”，实际上是要消灭中医，其依据是卫生部关于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课程设置。据　1951年12月27日　卫生部发布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中医进修学校的“课程标准”为：“基础医学（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预防医学（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学）、临床诊疗技术（包括内、外科、急救学、针灸疗法、组织疗法）、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时事报告）等四种”。规定所附《中医进修学校十二个月课程表》是生理学、解剖组织学、解剖生理学实习、药理学、细菌寄生虫学、病理学、传染病学、公共卫生、诊断学、急救学、简要针灸学、组织疗法、临症技术、政治、医史学、外科学、内科学、儿科学、眼科学、简要针灸正骨术、皮肤花柳科、中医学术研究、临症（床）实习，其中仅有简要针灸学、针灸正骨术、中医学术研究3门课程与中医有关。^[20]　　

另外，由于个别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甚至是某些干部对党的中医政策领会不深，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了有违中医政策、歧视和排斥中医的倾向。主要表现是卫生部于1951年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1952年公布的《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等，规定了一些要求苛刻、不合实际的办法，如规定只有持有公私立四年学制以上之中医学校毕业证书者、经中央卫生部或中央卫生部授权大行政区卫生部考试及格者、经人民政府设立之中医进修学校修业期满毕业考试及格者等等，才能经大行政区卫生部审核并转呈中央卫生部核发中医师证书；中医师资格考试内容的笔试部分中，必试科如生理解剖学概要、细菌学概要、传染病概要等，选试科如内科（包括妇科、儿科）、外科、眼科等，完全超出了一般传统中医所要掌握的基本医学知识。在如此背景下，江西省卫生厅1950年和1951年先后进行了两次　全省中　医师登记审查换发执照工作，总登记人数为8728人，而承认为正式中医师的仅424人，只占不到5%[5]。1952年，东北地区卫生部对所属各地中医师重新登记，仅热河省朝阳县中医中即有420名不合格，其中225名被停止行业。^[23]1953年，据对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4000多人，绝大多数中医被取缔[6]。　　

在具体的医药卫生工作中也有一些对中医中药的限制与排斥，其中最典型的是公费医疗制度没有发挥中医的作用，中医走不进医院的门，并给看中医、吃中药以种种限制。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在　1952年11月21日　通过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细则》即规定：“愿受中医、中药治疗的，须通过各单位人事部门报管委会批准后，到中医联合诊所或针灸门诊部治疗”，^[24]这使得中医的业务范围大为缩小。另外，各高等医学院校也没有设立中医中药的课程；中华医学会是全国医学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却没有吸收中医参加；对中药的产销无人管理；等等。[7]这些做法招致了一些中医界人士的不满。　1953年3月7日　，四川老中医李仲愚在给彭真的信中坦言：师徒授受之途久绝。因师徒授受，其子虽受师业，而非正式学校毕业，政府不准予行医；国家举办西医院校占多，中医院校占少，每年招生数字大为悬殊，故西医日多，中医日少。^[25]有的中医还公开说： “中医都老了，十年就可以断种”[8]。在今天看来，“中医科学化”问题应该是晚近以来一种新的医学体系的建立问题，其中因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不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论与问题，这些争论给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医科学化”问题的解决　　

“中医科学化”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　1953年3月27日　，中央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学光针对卫生部门“摊子摆的太多”、“领导不集中”、“医疗事故多”、“浪费严重”等所谓“官僚主义”问题给当时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写了一份工作报告。该报告形成之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地进行过程中，毛泽东看到报告后立即将其批示给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诚等，并请杨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及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等。毛泽东在批示中说：“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毛泽东责成习仲勋、胡乔木“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付诸实行。^[26]　　

卫生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迅速开展了对自身工作的反省与检查。　4月14日　，卫生部党委做出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5月27日　，卫生部党委在给军委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检讨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具体环境和思想根源，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与此同时，政务院对卫生部的领导工作也进行了三个月的检查，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报告。^[27]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卫生工作时作了重要谈话，指出：“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现在西医少，广大人民，尤其农民，依靠中医治病。因此，必须对中医做好团结争取的工作。……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中西医一定要团结，西医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28]　1954年2月25日　，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提出，要加强中医工作，充分发挥中医的力量，并要求各大区、省（市）立即召开中医代表会议，听取其意见，改进中医工作[9]。7月，毛泽东再次对中医问题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我国人民之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28](p.44)　7月9日　，刘少奇召集卫生部司局长等座谈中医问题，并严厉批评有关人员“看不起中医，是奴颜卑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29]　7月30日　，政务院文委秘书长钱俊瑞在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有关中医问题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对待中医问题的观点。^{[29]( p.445)}　9月23日　，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有几十万中医散步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整理和发扬。”^[30]　　

根据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有关思想，　1954年10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文章通过反思此前“中医科学化”走向“西医化”的误区，认为发展中医就是“如何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它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31]接着，卫生部开始组织中医政策学习，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卫生干部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1954年10月以后，华东区和上海市、天津市、四川省、西康省、陕西省等先后召开中医代表会议或座谈会，着重讨论组织和发挥中医力量、整理中医学术及中医进修问题。中华医学会总会发出了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是祖国遗产中的重要部分，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疾病治疗是掌握在中医手里，加强对中医的工作是一个关系我国人民健康的重大问题。^[32]1954年以后，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了成功，推动了社会各界对中医认识的转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医问题的意见以及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疗效，有力地推动了中医政策的贯彻与执行。1954年7月，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中央教育委员会、卫生部指定人员组成的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向各地卫生行政负责人和北京、天津的中西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问题的指示；召开了中共中央、华北和北京市各有关部门的中西医座谈会，反复讨论了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医、扩大中医业务、出版中医书籍等问题。　10月26日　，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对“中医科学化”过程中“限制和排挤中医”的问题进行了检查，并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如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产销的管理、整理出版中医书籍等。　1955年11月5日　，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并要求各地遵照报告精神，制定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方案，务必采取积极措施，在一定时间内切实做出成绩，彻底扭转在卫生部门中歧视和排斥中医的现象[10]。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中医科学化”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得到了及时纠正。　1955年1月10日　，中华医学会指示各地分会吸收中医入会；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制度也明确了请中医看病吃药应予报销的规定；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医研究班宣布成立。1956年，中央卫生部召开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卫生厅局长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大学。　1956年11月27日　，卫生部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　12月13日　，卫生部又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开始大力开展和推进中医工作。这就从政策实践上为中医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医科学化”过程中的中医进修和中医政策的纠正，不仅使“中医科学化”问题逐步得以解决，而且由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新中国1950年代末期逐步形成了西医学习中医的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总的说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医科学化”问题是新中国医学教育史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其间虽然“中医科学化”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但不可否定的是，因“中医科学化”而起的中医进修及其相关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切实提高了新中国中医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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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国卫生会议在京开幕将制定卫生工作的总方针和任务》，《人民日报》　1950年8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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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邓铁涛：《中国防疫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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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三年工作总结》，《北京中医》1953年第2期。

[18] 《长春市立中医进修学校五二年度总结》，《北京中医》1953年第10期。

[19] 《济南市中医进修及中西医团结工作概况与体验》，《华东卫生》1951年第3期特辑。

[20]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北京中医》1952年第3期。

[21] 《全国中医进修工作概况》，《北京中医》1954年第3期。

[22] 毕小丽、李剑：《建国初期中医进修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中华医史杂志》2006年第1期。

[23] 邓广仁：《从东北卫生部的某些档案中看王斌思想的危害》，《中医杂志》1955年第8期。

[24]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2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页。

[25] 孙隆椿：《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论丛》上，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版，第468页。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9页。

[27] 冯彩章、李葆定：《贺诚传》，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212页。

[28] 《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1949～1990）》，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29] 王致谱、蔡景峰：《中国中医药50年（1949～1999）》，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3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页。

[31] 《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人民日报》　1954年10月20日　。

[32] 《中华医学会总会发出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　1954年10月22日　。

*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事业的历史经验研究”（10BDJ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洪河，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45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