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中国需要大仁

 

 

搜狐网友(未验证)
2008-05-27 11:40

胡先生:
　　你有如此博大胸襟和健全体魄何不去当一个志愿者，以帮助那些重灾区的乡亲？你与他们近在咫尺啊！还是少说多做吧！

 

 

 

宗翰回复：2008-05-27 14:24

　　我胡宗翰先生终生是一个志愿者，岂止现在。
　　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在研制闪光电焊机的时候，星期天跑到实验室去工作，被飞出来的气压伐芯击中右眼角，只差半公分右眼就瞎了，医生说我捡了一只眼睛。当时双眼充血到紫色，脸又红又肿象猪肝。右眼角缝了好几针，双眼用纱布蒙了起来。我只在当天休息了半天。从第二天起就每天让助手背我去实验室，凭声音做判断继续指挥实验工作。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不仅至少要休息一两个月（我的眼睛和脸部就是一两个月才痊愈的），而且要到人事部门办理工伤证明，以后退休可享受多一些退休费。我连想都没想到这些事，人家提醒我，我说算了吧。
　　改革开放以来，一切讲报酬，讲名利，我仍然和毛泽东时代一样不讲报酬和名利。大家知道作为科研工作者，最重要是论文和科研成果。可是我经常把自己尚未发表的论文送给别人，其中一些人把我的研究结果写进他的论文中，有人因此而晋升了职称。我在审阅宜宾市全市的机械类电类力学大类的上报晋升工程师人员的论文时，就发现好几个人的论文中有大段大段我的东西在里面。我不但没有指出他们的剽窃，还对他们写了好的评语，让他们过关。
　　我在宜宾丝绸厂用三年时间研究梭子飞行，否证了大学教科书中的有关理论，提出了新的梭子飞行动力学理论，然后自行研制新的打纬机构来验证我的理论。厂里给我配备了两个助手，我仍然自己动手干，我的细皮嫩肉是出了名的，比女人更细皮嫩肉，长时间使用榔头、锉刀、搬手把双手磨出血泡，我继续咬牙坚持。而且腹痛难忍也继续坚持。助手们下班走了，我还要进行理论研究。终于在三天两夜没睡觉的情况下，第二次剧烈腹痛昏迷过去。他们送我去医院。先是在宜宾专区第二人民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急性胰腺炎。我不相信，要求转院重新鉴定。转入宜宾市人民医院，鉴定为急性阑尾炎，我同意这一鉴定。立即手术，医生打开腹腔说果然是急性阑尾炎而且已开始化脓。
　　手术后住院期间，趁护理我的人不在的时候，溜回厂里继续研究我的机器。当时我还没有拆线，走路都困难，我拄着拐棍，叫了一辆三轮车。但是两头是需要走路的。工人们看见我这样子还回来研究机器，有的给我送水来，有的端来椅子，有的来帮忙，有的陪伴在我身边。我真的感受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情谊的温暖。
　　我没拿过一分钱加班费。
　　　　　　　　　　（接下文）

 

 

 

 

小陈
2008-05-26 17:17

（该留言是悄悄话）

 

 

宗翰回复：2008-05-27 14:11

　　
　　啊，我已经去过两次了。昨天是因为下午那次余震很强烈，我担心晚上如果又发生强烈余震，我练功练舞是很累的，而且全身汗水湿透，如果出现强烈余震不能回家就麻烦，所以昨晚就没有去。
　　本来我的生活就乱，地震进一步打乱了生活规律，所以关闭电话机的时候更多。对不起啦！
　　今晚去吧，我一定早点到达，保证在八点半以前到达。
　　我对她们说不能把小陈和小杜拉下了，要等小陈和小杜胡罗威过关之后才能教新课。
　　胡罗威的难点是第三和第四，还有一个要点需要让你知道，今晚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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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里接上文）
　　我的研究成功后，在全国学术会议大会宣读了论文。碰巧当时中央主管部门决定在几个有关省市和中央大厂分别研制新型织机。四川省是丝绸大省，本来应该有资格的。可是中央主管部门认为四川省没有纺织机械方面的高级研究人员，不同意四川省研制（他们不知道我已经从苏州回川）。四川省多次打报告和派人进京一再要求，中央就是不同意。　
　　就在那些日子里，我的论文被北京有关方面看见了。他们大惊，居然四川有这种人才。立即派员到成都，由四川省有关方面派员陪同一起到宜宾看我、看我的机器。当场决定追加四川省研制新型织机，下拨经费，点名由胡宗翰主持。我是这样被调动工作到成都来的。由我主持研制的四川省新型织机，被全国会议评为“中国丝绸史上没有先例的成绩，是基础理论的突破带动技术创新的典范。”
　　这样重大的成果，我花费总共四年时间，付出无数心血和血汗。没有拿过工资以外的一分钱。直到最后四川省为这一成果召开大会表彰的时候，我才拿了共计二百五十元奖金。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吃亏了。
　　我从二零零三年开始在网上公开发表舞蹈论文，至今公开发表的舞蹈论文说是汗牛充栋也不过分。数不清的舞蹈爱好者或来信或打电话说从中受益很大，非常感谢。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无法否认在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无偿公开过胡宗翰公开的这么多的舞蹈知识。在小课每人每小时最低价格两百元的当前，胡宗翰先生是不是一个一贯的志愿者？
　　多年来我一直义务教舞，从来没有收取过任何报酬。而且我的舞蹈教学的深入细致和有益，凡是跟我学过的人都深有体会。远的不说，就在这个留言板上留言的满子和小陈就是人证。
　　至于去灾区当志愿者，是要经过审查的，我的年龄不符合要求。

　　　　　　　　　　　　　　　　　　　　　　　　　　　　　　　　　　（完）

[德]海因里希·伯尔

　　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矗、无知以及理论家和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

　　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

　　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只是想象，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西方世界理应感谢卡尔·马克思，尽管东方世界宣布信奉卡尔·马克思，不过，似乎有一种远比争取如下的远景更为复杂的想法：维护卡尔·马克思，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他是可怕的幽灵。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似乎马克思都在被论证为是荒唐的。

　　打着他的旗号的为数众多的派别，对其学说的数不清的篡改，使得他的名字成为激进派淑女聚会时的谈资，抑或成为绅士们的玩物——这些绅士们就像知道普鲁斯特一样知道马克思。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挨饿，这个世界还在散发着被剥削者的汗酸气，它却似乎不再需要马克思。有可能，一百年之后，在今天世界上饥饿的地区，也不得不遏止消费，也不得不对经济增长刹车——要求企业家牟利不可过分，也许现在就已经这样做了。西方世界——它此外也在宣布信奉基督教——至今还像马克思提出他的理论时的一百年前一样，除了乐善好施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外还没有别的回答。在一个大多数人渴望吃饱的世界上，有人为了吃得过饱而发愁。这个世界——当然是在理论上——取消了贫穷；贫穷这一字眼对这个世界不再具有神秘的意义。贫穷一词已被无社会能力所取代——该词词义不断变化，多种意思混合在一起——是疾病，犯罪，不卫生的混合体。贫穷原是基督和其所有圣徒的神秘的故乡，有着完全不同于社会意义的意义。抽去贫穷的社会意义，从而也掩盖了剥削，剥削才是贫穷的原因。面对世界上的被剥削者，而今基督和其圣徒又陷于何等样的境地呢？看来他们的境况似乎是极其辩证的：他们为饥饿者带来乐善好施，带来福音。这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具有历史特色的福音——因为在基督诞生之前，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种势力关心到穷人——向穷人宣告这种福音。他们向他们的孩子宣布卡尔· 马克思为反基督者，难道他们能够完全放弃这样的马克思吗？抑制经济增长，调节福利，以及“牟利不可过分”这样美丽的话语正如同阶级斗争那种严肃而又阴暗的字眼一样，很少是基督教的词汇。阶级斗争明确无误地意味着革命，而革命意味着流血。马克思期望革命，希望革命。从24岁到去世，他就一直献身于他的革命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的同时代的人认识到了他的伟大，种种遗留下来的材料毫无疑义地证实了这一点。莫塞斯·赫斯在给他的朋友奥伊尔巴赫的信中曾谈到写上述文字的青年马克思：

　　“在这里结识一位男子，你将会感到高兴，他也属于我们的朋友，虽则他住在波恩，在那里他不久便会讲授哲学。你对此要有思想准备，也许你是在结识一位唯一在世的哲学家。他很快便会在公众中崭露头角，他将把全德国人的眼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我的偶像名为马克思博士，他还是一个青年，可他要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一击；他将最深刻严肃的哲学和最辛辣的幽默结合在一起；想想看，他集卢梭、伏尔泰、费尔巴哈、莱辛、海涅和黑格尔于一身，集者并非胡乱混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博士。”

　　青年马克思就已唤起了希望，焕发出伟大而又令人敬畏的光辉，这从同时代人所遗留下来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人怕他，有人敬他，可大家都一样觉得他伟大。

　　年长几岁的马克思嗣后给英国人海恩德曼留下的印象是：

　　“我们离开了马克思的家，陪同者问我，我对马克思有何想法。我说，我想他是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话刚一出口，我就已觉得这个比方不妥。首先无法想象的是他会是亚历山大大帝陛下的廷臣。此外，他决不会为了能够以冷峻枯操的方式去把握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而脱离人类的直接利益，而这正是那位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的特点。毫无疑问，马克思对包围着他的剥削和雇佣奴役制度的憎恨并非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的憎恨，而且也是一种强烈的有着个人色彩的憎恨。”

　　如果把这位同时代人的说法当真，那么要问，马克思的憎恨怎么会是个人色彩的憎恨呢?从其出身，从其成长道路来看，他没有任何理由为了个人的缘故而去憎恨周围的充满着剥削的世界。卡尔·马克思并不愤世嫉俗，他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压力和困苦。在他心中没有滋长或者出现过仇恨。他和父亲志同道合，钱足够用，享受着他的大学生活，并且写诗。在他19岁时，便和特里尔城里美丽的姑娘燕妮·冯·魏斯特法仑订了婚。后者是特里尔市府顾问路特维希·冯·魏斯特法仑的女儿，对卡尔·马克思来说，市府顾问正是他自己父亲的补充。

　　熟识卡尔·马克思的人都坚信，年方26岁的马克思博士，他在官方的文件上被称为文学家 ，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有着远大的前程。人们不由自主地将马克思想象成一位求教者盈门的年轻的教授，一位年轻进步的部长。在一幅当时流行于资产阶级圈内的油画上，可看到衣着华贵的马克思阁下胸前的勋章琳琅满目，妻子在旁，儿女绕膝——这是一幅德国全家福。

　　在特里尔、在科隆、在波恩的博物馆里都可看到这幅可爱的油画。然而他的伟大使他别无选择，他接受了摆在那里的前途：几乎长达40年的流亡生活，40年的拼命工作，40年的贫困和牺牲；他成了一个求乞者：他接受朋友们的馈赠。思想战胜了他的智慧，征服了他的信念，理智以思想锻造他的良心；这是一串链条，他无法挣脱它；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只有屈服于它，然后才能战而胜之。24岁的马克思所写的，用于40、50岁的马克思身上，听起来有点像神秘的预言，预言已经应验；在接连不断的惊怖中，这预言发挥着《旧约》的作用。在西方的思想史上，为追求纯粹，不仅使自身，也使全家蒙受匮乏和困苦，牺牲自己的儿女，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物。只要卡尔·马克思对现实作出小小的让步，他们就会得到拯救。可马克思相信的是一个与时代流行的现实格格不入的现实。马克思也像他那个世纪的另外三个伟大的德国人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尼采一样，不知道什么叫妥协。克莱斯特开枪自裁，荷尔德林和尼采都发了疯。马克思是完全清醒地走向他生存的悲剧。他的第三个孩子夭折之后，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杰出的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

　　这就是马克思，他每天要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度过10个小时，为写作《资本论》而进行研读；他作为理论家，诅咒没有尊严的乞讨现象，可他对乞讨的孩子却无法抗拒。卡尔·李卜克内西曾这样描述他：

　　“马克思像所有坚强健康的人一样，特别喜欢孩子。他是一个最最慈爱的父亲，他可以和他的孩子一玩就是几个小时，自己也成了孩子。不仅如此，那些陌生的、隐于困苦之中的、特别无助的孩子如若向他走来，他就会被他们所吸引。他在穿过贫民区时，会突然离开我们，走向坐在门槛之上的衣衫越楼的孩子，抚摸他的头发，并将一个或半个便士塞进他们的小手之中。他对于乞丐则疑虑重重，因为乞讨在伦敦已变成有利可图的行当，并且成了金饭碗，尽管讨到的是铜币。可是如果一个男乞丐或一个女乞丐领着一个抽泣的孩子来到他的面前，那么马克思就会无可救药地输掉，尽管在乞丐的脸上可明显地看出他(或她)是在欺诈。马克思无法抗拒孩子乞求的目光。”

　　但同一个马克思却渴望经济危机，渴望饥荒到来，他在理论上要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及其家庭陷入比目前业已陷入的更大的困苦，为的是期望革命到来。他赞成巴黎公社的残酷，这使得他不为人们所喜欢。

　　19 世纪是一个残酷的世纪，可其残酷的程度远逊于我们的世纪，一个20世纪的马克思没有可能度过长达十年多的流亡生活。19世纪在恐怖、剥削和压迫方面，在进行冷酷地、有计划地杀戮方面也逊于我们的世纪。社会和社会主义者对着干，马克思肯定是对这种对抗感到是一种光荣，因为它认同了他。争吵、妒忌、权力斗争层出不穷，锋芒毕露而又固执的马克思也不无过错。如果与斯大林历次清洗的那种冷酷的残暴和杀戮相比，与即使是逃至国外也不得不生活于胆战心惊之中的那种恐惧相比，这些马克思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敌意是不足挂齿的。如果是将19世纪的监狱和20世纪的强制劳改营相比，将19世纪的警察恐怖和20世纪的社会恐怖相比，那就几乎没有人敢于有这样的观点：研究马克思是多余的。他人和马克思斗，马克思和他人斗，在论战的文字中、在报刊文章中、在讨论会上进行无情的斗争，毫不留情。

　　对思想运动及其后果加以推断，连最后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或者是对它们加以表达，这可能是极具吸引力的工作，不过也可能是想象力的无用功。人们想像，如果没有某-位杰出人物，比如说没有马克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简直是难以想象。在拉萨尔、蒲鲁东和在争夺国际社会主义领导权斗争中最后一位可能的竞争者巴枯宁死后，卡尔·马克思无可争议地成了国际的首领。马克思对上述的对手曾激烈地斗争过，有时刻骨地仇恨过。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取代了他的位置，从此真正斗争的时代，直接政治斗争的时代才算开始。

　　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为未来斗争所制定的路线，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会进步。后代人享受这些社会进步心安理得，想也不去想一想马克思的事业、马克思的生活。女售货员没有马克思是不可想象的。女售货员没有马克思，至今还得为其八小时工作制，为其自由的下午，也许也为其自由的礼拜天，为其在时间偶尔坐坐的权利而斗争。

　　马克思逝世时，他的学说还没有在战术的意义上发挥政治作用；它还在发酵：许多东西尚未发酵充分，有些已在爆炸；交到政治家手中，他的学说成了血腥的工具；也许只是因为这个世界对马克思尚未回答，利用他的失误来掩盖他的真理。他的学说在其手中成了政治工具的那些人利用他，以便掩盖他们的罪行和错误。马克思是革命者，是憎恨者，他要将人从其自我异化中解脱出来，使其回归自身，可他却被人伪造成没有人性的偶像。

　　马克思从未出卖过自己，他和自己的家庭和他朋友恩格斯的生活同他所描述的金钱的魔力绝然对着干。上述的描写则可以一成不变地用于当今的社会，而不适用于某些特例，比如像其父系和母系皆出身于一个古老的犹太教经师家族的马克思。他的敌人嘲笑他，并非嘲笑他是犹太人，而是嘲笑他是一位枯燥无味、自以为是的杰出的德国教授，嘲笑他是一个德国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得不流亡国外，因为他不想委曲求全，伪装自己。马克思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德国人，也不是英国人。他是卡尔·马克思，一位学者，生活得像个无产者。

附　录二 

马克思：人类历史规律的发现者

[英国《焦点》月刊5月号文章]题：把世界一分为二的人

罗伯特·马修斯 

　　1883年3月，伦敦海格特墓地一角。一小群人聚集在一座新墓前，其中一个人开始念悼词。对于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环境，悼词的用语显得溢美了。他说，下葬的这位男子“受到无数人的爱戴、尊敬和悼念”；他是一位天才，并且成为“那个时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

　　对于这个人的去世，某些国家的报界哀悼说是“人类的不幸”；然而英国却表现出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蔑。令人惊讶的是，100多年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仍然存在。许多人认为，那天葬在海格特墓地的那个人仍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试图帮助无数受压迫者获得解放。对另一些人来说，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恐惧和厌恶之情就油然而生。

　　这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不论你怎样看待马克思，有一个事实不容置疑：他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都生活在宣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政权之下。

　　这个人身上其实充满了矛盾：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却债务缠身，大半生穷困潦倒；他出身于中产阶级上层，却热情捍卫工人的权益，但又没干过一天体力活。

　　1818年，马克思出生于德国特里尔。父亲是一位有钱的犹太律师，母出身于荷兰一个有名的家族。因为犹太血统而受到的歧视或许让马克思很早就认识了社会的不公正。此外，某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老师在马克思的中学时代也对他起到一定的影响。

　　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马克思开始找到自己对社会结构不满的理论基础。到19岁那年，马克思已经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观点非常着迷。黑格尔认为，整个历史都可以看作是新旧两种势力斗争的结果。黑格尔说，这种辩证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导致新社会秩序出现。

　　在柏林，马克思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这个组织认为，知识分子应当用自己的才干指出时代的罪恶并改变现状，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他还开始思索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因素”的本质。

　　马克思考虑的只是经济财富创造的途径这种“历史因素”的具体作用。由此诞生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使他提出一个观点：社会是拥有财富创造手段并从中获益者与那些没有财富创造手段也无法从中获益者彼此斗争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还在学生时代，马克思就认识到当局不会容忍他这些“爆炸性”的观点。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他来到巴黎，并在那里认识了恩格斯。1845年，他又被驱逐出法国，移居布鲁塞尔。

　　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这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小册子集中探讨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所导致的阶级斗争，同时描述了资本主义如何使这种斗争跨越国界，席卷全世界，最终带来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党宣言》完成后仅几周时间：革命席卷欧洲。马克思抓住机会资助布鲁塞尔的工人自我武装。但是，革命失败，马克思又来到英格兰。此后，他一直侨居伦敦，靠给报纸撰稿和恩格斯的帮助艰难度日。

　　这时，他开始撰写不朽的巨著《资本论》。他利用不列颠博物馆官方报告的资料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对无产阶级的作用：这种活动怎样把每个人变成一台巨型机器中的齿轮，就连家庭生活也被纳入其中。马克思坚持认为，财富的增加以痛苦为代价。但他没有简单地这样说：社会中最富有的人是以最贫穷的人为代价获取财富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把我们所有人变成生活富裕但精神痛苦的工资奴隶。

　　《资本论》的第一部出版于1867年，支持者赞扬说这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1871年，巴黎爆发起义，巴黎公社宣告成立，马克思表示坚决支持，这使他扬名国际。英国新闻界看他象一个危险的煽动者，认为他不顾一切地要打破现状。

　　巴黎公社遭到镇压后，马克思又回到《资本论》的研究上。但是，由于病痛的折磨，他没能完成这部著作。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西北部的家中去世，终年64岁。

　　在马克思的葬礼上，恩格斯称他发现的正是人类历史的科学规律。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和新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诞生。也许，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崩溃终将发生，尽管目前没有什么迹象。太多的工人已经完全陷入资本主义制度——吸引他们的东西包括股票、与工作表现相关的薪水及奖金——他们不会在近期破坏这个制度。

　　但是，现代经济学家承认，马克思帮助人们注意到资本主义的阴暗面，这些阴暗面往往被掩盖起来。对于任何不满于变成工资奴隶的人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如何在一块富足的土地上制造精神贫穷的警告再敏锐不过了。

附　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