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元义诗歌评论选

熊元义诗歌评论选　　

　 　

目录　　

孤独与承担…………………………………………………………………2　　

废除鸟笼……………………………………………………………………5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7　　

犹盼高扬鲁迅旌……………………………………………………………12　　

战斗与屈服…………………………………………………………………15　　

不该忘却的烈士诗人………………………………………………………18　　

地火在燃烧…………………………………………………………………21　　

工人诗人与工人阶级的诗人………………………………………………23　　

彻底背叛与精神寻根………………………………………………………27　　

握住泥土……………………………………………………………………29　　

吹不灭的萤火虫……………………………………………………………32　　

为爱情而自焚………………………………………………………………35　　

爱憎分明 冷峻隽永……………………………………………………… 38　　

历史的丰碑和精神的丰碑…………………………………………………41　　

诗歌评论选编后·共同的历史承担………………………………………44　　

　 　

　 　

　 　

　 　

　 　

　 　

　 　

　 　

　 　

　 　

　 　

孤独与承担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每当我朗诵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体会到陈子昂在拍栏杆中也有一种担当时，不觉豪气倍增。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置身在广阔的天地和悠久的历史中，个体是多么的孤独寂寞。历来人们认为这首诗不过是陈子昂的胡敲自叹。在《水浒传》中，宋江囿于思想的局限，不能超越天下是一人一姓的天下观，见了胡敲，发了许多感叹，并赋诗一首：“一声低了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挈谩徒劳。”其实，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渴望“古人”和“来者”的提挈，而是勇敢主动自觉地承担延续“古人”和“来者”之间的精神文化血脉。这无疑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担当。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曾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明绍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主动自觉地承担起人类精神文化血脉的延续和发展。而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这首诗中就是抒发了这种远大抱负。　　

在近现代，　唐　君毅较早地认识到了陈子昂的这种担当意识。他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指出：“独立苍茫，而愤悱之情不已，是名苍凉悲壮之感。……此苍凉悲壮之心灵，悬于霄壤，而上下无依，往者已往，而来者未来，可谓绝对之孤独空虚而至悲。然上下古今皆在吾人感念中，即又为绝对之充实。夫然而可再返虚入实，由悲至壮，即可转出更高之对人间之爱与人生责任感。”　唐　君毅这种对陈子昂的担当意识的深刻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对创造中国民族文化的前途的态度发生改变的产物，即他由悲观之极到充满深情大愿。当　唐　君毅看到“中国固有学术文化之精神，经百年来西方文化思想之激荡，已飘摇欲坠。再经连根拔起，人即欲在学术上抱残守缺，亦无残可抱，无缺可守。”竟不胜悱恻之情；“再环顾社会风习，人心趋向，与一般知识分子，表现于行动言语文章中之气度，我总觉不见真正的去暴戾而致太平之几，顿觉前路茫茫，天昏地暗。”但是，　唐　君毅从这种悲观之极和山穷水尽之境中真正显出了一种不忍之心。他说：“我再一自反当时之一念悱恻，我亦即相信人人之内心深处，皆有一纯洁真实之不忍之心。此便是人生之真实不容已之内在的无上主宰，我们内心的上帝。他便有从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自无中创造世界之大力。这个不忍之心，恒是不到悲观之极，不至山穷水尽之境，不能真正显出。”而这个不忍之心是　唐　君毅从犹太教、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在无中创造世界一语中领悟出的。　唐　君毅指出：犹太人被逐出埃及以后，“当他们结队而行，流难转徙于沙漠风尘之中，在天苍苍、野茫茫之下，当然不胜黍离故国之思。他们想着现实世界不属于他们，想着他们在现实世界，无可依恃，无可攀缘，无可假借。于是从一片飘零怆恨之感，不忍宗社之亡之心，便显出一内在的深情。由此深情中，即见一内在的无上主宰或上帝，而相信他将自无中创造世界。世界之开始，亦是他自绝对虚无中创造出的。犹太人亦终于本此信念，而自无中创造出了基督教之世界。”不过，　唐　君毅虽然发现了这种返虚入实、由悲至壮的转折，但他却没有深入地把握这种转折的究竟。　　

司马迁认为以往贤圣之所以发愤著书，是因为他们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中认为君子的一种理想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结合自己的体会深化了这种认识。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所指出的：“且夫孝始于事亲，中　于事　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因此，司马迁认为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似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幻想一种现世报应。　　

在近现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节不到。”这种现世报应的思想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其实，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绝不迷信这种现世报应。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第六十一》中就深刻地质疑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他说，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遭祸灾者，不可胜数也。对所谓的现世报应，司马迁不仅是怀疑，“甚或焉”，而且还对“天道”提出了质疑，“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种强有力的质疑在中国历史上绝不是空谷足音。剧作家关汉卿在杂剧《窦娥冤》中借窦娥的口就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在《窦娥冤》的第三折中，窦娥说：“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窦娥由怨生怒，“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窦娥不仅对掌著生死权的天地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而且在第四折中对黑暗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呀，这的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但是，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关汉卿等，都没有绝望，没有放弃。　　

司马迁在深入地总结中国历史的基础上概括了一个历史规律，即“同明相照，同类相求。”这就是“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虽然深知天下无道，但是，他们仍然以弘道为己任，守护和捍卫“道”。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出也。”孔子坚守道和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弘道的这条道路上真正做到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舍生取义。这种精神文化血脉在优秀中国知识分子中代代相传和延续。　　

如果我们的生命和正义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即使生命遭到毁灭，但是仍然可以显世，可以不朽。所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是追求所谓的现世报应，而是自觉地和正义和道紧紧地熔铸在一起，在代代相传和延续的正义事业中获得永生，获得不朽。　　

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承担。司马迁要求正义之士附青云，附骥尾，虽然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但是，毕竟这是对人类的正义事业的延续。在中国悲剧中，正义是在一代一代的奋斗中得到延续和发展的。而在西方悲剧中，正义是在悲剧人物不自觉的毁灭中发展的。而在中国悲剧中，悲剧人物是自觉地发展和延续了道和正义。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不但是历史正义的化身，而且在道德上还是完善的。中国悲剧的正义力量不是因为自身的局限而遭受毁灭，而是因为邪恶势力的野蛮摧残和毁灭。因此，正义力量的暂时毁灭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罪有应得，而是无辜的，正义力量在道德上是完善的，没有罪过和不义。其实，中国悲剧既有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的先后毁灭，即悲剧冲突的双方的先后毁灭，也有正义即道不但得到延续，而且是在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后取得胜利。中国悲剧对现存冲突的解决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不是诉诸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即正义力量是在同邪恶势力的反反复复的斗争中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后最后消灭邪恶势力并取得胜利的。这就是司马迁、陈子昂等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的担当意识。这也是我们朗诵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倍增豪气的根本原因。　　

　 　

    　　

　　　　　　　　　　　　　　2006年1月7日　　

　 　

废除鸟笼　　

　                            　　

台湾诗人非马有一首名为《鸟笼》的诗：　　

打开鸟笼的门　　

让鸟飞走　　

把自由　　

还给鸟笼。　　

有人在把握这首诗时指出，如果写成“把自由还给飞鸟”，可以说那并不是诗。而现在诗人这样加了一个“笼”字，虽然只有一字之多，却化腐朽为神奇。鸟笼使鸟失去了自由，但鸟笼就一定轻松自在吗？某种意义上讲，鸟笼比鸟更不自由。因此，他提出了解放鸟笼这个理想，认为放走飞鸟，或许首先解放的正是自己。（见《光明日报》2010年6月18日《解放鸟笼》一文。）　　

的确，诗人希望这个世界都是自由的，没有谁囚禁谁，没有谁束缚谁，没有谁管制谁，没有谁监视谁，没有谁压迫谁。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是，事与愿违，“鸟笼”根本不要这种自由。　　

而“鸟笼”为什么拒绝诗人赠予的这种自由呢？首先，这是飞鸟和鸟笼的现实关系所决定的。飞鸟和鸟笼的自由是不同的。鸟笼是为“禁锢”飞鸟而产生的。也就是说，鸟笼的目的和存在就是为了“禁锢”飞鸟。飞鸟的自由是挣脱鸟笼的“束缚”，而鸟笼的自由是“禁锢”飞鸟，而不是废弃不用。飞鸟有了自由，鸟笼就不自由了；而鸟笼有了自由，飞鸟就失去了自由。因此，认为还给鸟笼自由就是还给飞鸟自由，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飞鸟要想真正获得自由，不是解放鸟笼，而是废除鸟笼。　　

其次，这是飞鸟和控制鸟笼的人的现实关系所决定的。鸟笼不过是控制鸟笼的人禁锢飞鸟的工具。真正禁锢飞鸟的不是鸟笼，而是控制鸟笼的人。如果只是“解放”鸟笼，就很不彻底。因为解放一种禁锢飞鸟的“牢笼”，还会有其他禁锢飞鸟的“牢笼”产生。因此，鸟笼是不能完全承担控制鸟笼的人的罪过的。而在现实生活中，飞鸟与控制鸟笼的人是不平等的，在禁锢中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现。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即使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感受是相反的。因此，无产阶级追求解放，而有产阶级则反对解放。飞鸟与鸟笼、被囚禁的人与囚禁别人的人、被束缚者与束缚他人者、为人管制与管制者、受人监视与监视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平等的，在对囚禁、束缚、管制、监视的感受上是不同的。而还自由给鸟笼与囚禁别人的人、束缚他人者、管制者、监视者不过是助纣为虐而已。　　

其实，提倡解放鸟笼的人不是不清楚这样的现实状况，即解放鸟笼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而把不自由强行“送给”飞鸟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普遍现象。他们之所以一再地提出解放鸟笼，还是因为他们一心一意地为鸟笼设想，看不到飞鸟的抗争。还是把立足点移过来吧，和飞鸟一起，丢掉幻想，废除鸟笼，争取自由。　　

　 　

　 　

                                          　2010年7月13日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2003年《作品与争鸣》第7期在转载孙绍振在　2002年10月21日　《南方日报》上发表的论文《西方诗人的努力和我的困惑》的同时，刊登了王晓波的商榷文章《不敢苟同的错误诗学》。我读了这组争鸣文章，深切地感到王晓波似乎受到某种偏见的束缚，根本没有准确地把握孙绍振的观点，就拿起砖头猛砸。结果，不但没有打倒对方，反而砸伤了自己的脚。王晓波想当然地认为孙绍振既然支持新潮诗，提出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那么他必然肯定后新潮诗。因此，王晓波认为：“孙绍振先生的《西方诗人的努力和我的困惑》一文，读后使人更为‘困惑’。通读全文，我看不出孙先生有什么困惑，读到的却是他对当前诗界的一些不良行径的熟视无睹和圆滑的赞许。”　　

这是极不正确的。孙绍振不但以前对后新潮诗进行过尖锐的批判，而且在《西方诗人的努力和我的困惑》一文中也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当然，因为孙绍振在《西方诗人的努力和我的困惑》一文中对后新潮诗的批判不像以前那样旗帜鲜明，比较含混，所以，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不过，孙绍振的《西方诗人的努力和我的困惑》这篇论文总的倾向还是明确的。他的困惑就是不赞同，不支持。　　

当前，有些作家和诗人对文艺批评抵制得相当厉害。他们对待文艺批评不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是一触即跳，通过各种手段包括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进行抵制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文艺批评家在进行文艺批评的时候，说话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即使需要全盘否定，也要找出一些肯定的条条来。有时候，可以说是鸡蛋里找骨头。这种毛病在一些比较深于世道的文艺批评家身上屡见不鲜。孙绍振的《西方诗人的努力和我的困惑》这篇论文就存在这个问题。　　

孙绍振对新诗发展到后新潮的阶段以后的现状和前途是困惑的，甚至是悲观的。孙绍振说：“新诗却不一样，对于它不景气的现状，它越来越不辉煌的前途，由此而牵涉到它曲折的历史回顾和分析，却一直是业内人士的热门话题。”孙绍振之所以对后新潮诗感到困惑和悲观，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即“中国新诗和世界诗歌所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诗歌，面临着一个和读者的关系疏远的问题。”　　

孙绍振并不像王晓波所说的那样，肯定这种现象，即“在我们这里，除了个别的以外，几乎所有的流派都以师承西方某一流派为荣，但是诗人对诗与读者的关系，诗人与读者的交流的‘断路’似乎是无所谓。”恰恰相反，他是坚决反对的。孙绍振明确地指出：“最令人困惑的是，一些诗人以与读者疏离为荣。”显然，王晓波没有弄清孙绍振所说的意思，他的讽刺、挖苦和批评就有点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味道了。　　

不过，孙绍振之所以遭到王晓波这样的曲解，即“　孙　先生是一位有见识的学者，他是不会高声疾呼，希望我们支持‘下半身’的，但他的谆谆游说，转弯抹角的诱导，更是可怕。”“为了挽救诗歌的沉沦及维护自由创作的权利，‘文革’刚过，诗人们奋起对‘假、大、空’的诗歌现象进行革新。但是并非每一种‘变革’都是值得称道的，对那些倒行逆施的‘革新’，我们是唾弃的。‘下半身’等诗歌流派的‘革新’，是对诗歌的粗暴糟蹋。　孙　先生对这些‘改革派’的支持，确是令人失望之极。”是因为他害怕被戴上“左”的帽子，在准备否定和批评之前，首先对后新潮诗进行一番肯定和抚慰。孙绍振说：“　朱子庆　先生在《南方周末》上，严厉地批评了当代诗人中的一些流行病态，包括‘庸俗’、‘令人作呕’、‘平庸’、‘侏儒化’，所举的实例，都以令读者反胃为特点。当然，这些诗人也许是在探索。即便表面上极端玩世不恭乃至口出亵渎之语，其真正的旨归，乃是力图突破、颠覆现成的套话的遮蔽。　朱子庆　先生最后期待‘诗人新的主体重塑’，也许这些诗人要大喊冤枉，在他们看来，包括《下半身》的同仁们，正在进行人的主体重塑。不过对于重塑的理念不尽相同罢了。”这几个“也许”大概是孙绍振企图将自己的批评和某些批评区别开来吧，但却把人们搞糊涂了。其实，孙绍振对后新潮诗是反对的。他说：“多元共存，并不是意味着艺术就没有高下之别。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取消了艺术相对统一的准则，就取消了艺术。艺术的本质就是不断的突破和颠覆，但是艺术的准则又同时是一种竞争和淘汰。裁判员并不是艺术家自己，而是时间，而时间的主人则是读者。最勇敢的拒绝是拒绝当下的庸俗趣味，像马雅可夫斯基所说的‘给庸俗的社会趣味一记响亮的耳光’。而绝对拒绝读者，也可能导致自我封闭。能不能为读者接受当然不是一时的事，但是，把当下读者的头脑搅乱作为艺术成功的规律，似乎也有自恋的嫌疑。这样的诗人，表面上显得很自信，但是，实质上，是对自己能否征服、创造新的读者没有信心。”从这个前提出发，孙绍振完全可以对后新潮诗进行明确否定和批判。但是，他又朦胧了。孙绍振说：“当前的某些诗人是倒退了，还是前进了?我们只好等待历史回答，而具有历史感的人，是可能需要远见的。也许真正热爱诗歌艺术的人，总是远虑多于近忧的。”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知他对后新潮诗是肯定，还是否定。在1998年，孙绍振在《诗刊》第1期上对后新潮诗的挞伐就不是这样温吞，而是十分鲜明。他说：“不能否认，总的来说，自从所谓后新潮诗产生以来，虽然也有新探索，但是所造成的混乱，似乎比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新诗的水平并没有全面的提高。相反，给我的印象是，有点江河日下的样子。这就使我不能不感到困惑。”“后新诗潮”时期，诗歌过分地私人化，成为压倒一切的倾向，表现社会生活和个人的关系不知不觉已经成为嘲弄的对象。为什么不可以把心灵的纵深层次的探索和社会生活的探索结合起来呢?孤立地探索心灵固然是对过去孤立地强调外部社会环境的惩罚，但是孤立地强调内心深层的探索难道就不会引起另一种惩罚吗?“后新潮”诗歌中最先锋的一派，正在走向诗的反面。在我们的诗坛上，虚假现象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而来。虚假的势头在90年代初愈演愈烈，其实质是表现了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危机和精神的堕落。这种堕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于诗人自我的生命缺乏责任感，把生命当作游戏。第二，对于诗歌本身，缺乏责任感。第三，缺乏时代的使命感。号称后新潮的诗作，不但与我们日常的感觉，我们的肉体和灵魂距离异常遥远，而且连和真正的诗歌艺术的距离也变得遥远了。(参见1998年《诗刊》第1期，《后新潮诗的反思》。)可见，孙绍振对待新潮诗和后新潮诗的态度是不同的。　　

王晓波显然没有正确把握孙绍振对后新潮诗的态度，犯了一成不变地看人的形而上学错误。　　

其实，孙绍振的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近几年来，中国不少作家、诗人和批评家在努力把握人民的历史创造和历史进步的过程中超越了自己过去的一些局限，调整了自己的前进步伐。这些现象的出现生动地说明了不少中国作家在生活的激流中正在觉醒和成熟。韩毓海所说的当前中国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分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向。　　

韩毓海在2002年《文艺理论与批评》第5期中以“当代中国的启蒙主义遗产”为题指出：“随着私有化进程造成的社会分化的加剧，对广大的社会阶层来说，现代化不再是一个共同的目标，相反，‘什么样的现代化’和它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则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人的解放也不再具有道德的感召力，代之而起的是‘哪一部分人的自由’、‘谁的解放’和哪一部分‘主体性’的实现的追问。”这种追问必然导致中国新启蒙阵营的瓦解。韩毓海继续说：“中国当代启蒙主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思潮，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从来不是一个整体，对启蒙主义右翼势力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否认当代中国的启蒙主义曾经是，将来也许还会是中国社会批判和社会民主改革的重要力量；同样，质疑新启蒙运动对于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些现代性叙事的误用和滥用，也不意味着我们不要为这一解放、这种自由进行不懈的斗争。”在文艺界，王晓明、蔡翔等文艺批评家就是新启蒙阵营中的进步的、左翼的部分。他们已和过去决裂。他们在反思、检讨和批判过去的基础上，同新启蒙阵营中的保守的、右翼的部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王晓明在《半张脸的神话》一书中作了较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进入90年代以后，我常常有一种强烈的困惑：生活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那以后接着来的，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说80年代知识分子鼓吹‘现代化’，这当然是不错的，可是，我在90年代亲见的这种种变化，实在和80年代人们的期望相差太远，倘若这就是‘现代化’，那我过去对‘现代化’也实在是太无知了!”“我在80年代获得的那些认识生活、历史和社会性质的理论方法，已经开始丧失效力了。”王晓明是在对“成功人士”的神话的批判中完成他的历史转变的。王晓明指出：“倘说那‘成功人士’的神话、那新的主导意识形态、那由广告和传媒合力编造的共同富裕的幻觉，早已成为新的掠夺的吹鼓手和辩护士，成为哄骗被掠夺者的蒙眼布，那么，一一戳破这些神话和幻觉，是不是也就仿佛砍断了新的压迫和掠夺的一根吸盘，给它的横行增加了障碍呢?……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如果那新的压迫和掠夺竟然继续通行无阻，社会的前景就势必不堪设想。所以，尽管明知力弱，也总得奋身出言，那新的意识形态早已四面联络，我又岂能自限于文学的世界之内。”　　

蔡翔在2002年《当代作家评论》第6期中以“何谓文学本身”为题对“纯文学”这个概念进行了重新辨正。“近20年来，‘纯文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念，它不仅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念，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并且改写了中国的当代文学。……在今天，对‘纯文学’这个概念的重新辨正，实际上亦暗含了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新认识。”蔡翔在这种重新思考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中克服了过去的一些局限。蔡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纯文学’概念正是当时‘新启蒙’运动的产物，它在叙述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困境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现代价值的选择可能。”“到了90年代，种种新的权力关系开始形成，社会重新分层，利益要求与权力要求也开始分散化，80年代的社会同盟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或者作为一个阶层，也已经很难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因此，当‘纯文学’继续拒绝进入公共领域，在更多的时候，就演变成一种‘自恋’式的文字游戏，同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这个80年代的著名口号，因其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破坏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写作可能，虽然夸张仍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文学主张，但是一旦失去其反抗前提，也就自然转化成形式至上或者技术至上主义者，而其保守性也就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蔡翔明确地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要关注新的沉默的大多数。他说：“不仅仅是当下的媒体，即使当下的知识，也在拒绝这个‘大多数’，以至于他们显得更加(或者强迫他们)‘沉默’。但是，正是这个新的‘大多数’的产生或者存在，才促使我们反省现代性，反省资本化的过程，反省‘历史终结’或者‘意识形态终结’的神话。因此，关注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深地切入现实，寻找问题所在，以及一种新的乌托邦可能，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持一种道义的立场。因此，如何使‘被压迫者’的知识成为可能，并且进入文学的叙述范畴，就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正是从新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个立场出发，蔡翔批判了曾经执著于或者迷信过的一些观念。他说：“我们曾经执著于或者迷信过的一些观念，终于遭到现实的致命一击。阶层分化早已开始，‘穷人’和‘富人’的概念也早已在消费时代变得日渐明晰，大多数人重新‘沉默’，他们的声音不仅难以得到‘再现’，而且我们几乎无法听见。当有些人继续拒绝政治、阶级、利益、对抗、意识形态这类语词，并且搬出个人的历史体验，来形容对这些语词‘不堪回首’的个人感觉时，他们不知道，这些语词早已又一次转化为现实，而现实也变得更加严峻和急迫，只是，知识分子已经无法‘体验’罢了。”　　

可以说，王晓明、蔡翔等的变化是他们直面底层人民的苦难、站在新的沉默的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反思的结果。这种进步即使不彻底，但绝不能忽视。　　

这种显著的变化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中国当代文艺界有些人对这一变化仍然熟视无睹，甚至静止地固定地看待一切，势必遭到历史的抛弃。　　

　 　

　 　

2003年12月　　

　 　

犹盼高扬鲁迅旌　　

——读《郑欣淼作品集》　　

       　　

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存在两种比较极端的形态，一是有些白话诗，白到完全口语化，诗意在若无若有中闪现；一是有些古体诗，雅到几乎文言化，诗意在朦胧晦涩中游走。郑欣淼的诗词虽然都是古体诗，但没有走当代诗歌创作的这两种极端，除了个别诗词用字用典稍有生僻以外，大多数诗词都是明白晓畅的。　　

在这个当代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既不迷失方向又不迷失自我的作家是非常难得的。郑欣淼在诗词创作中既没有迷失方向，又没有迷失自我，还高扬了鲁迅旌，就更难能可贵了。“仿佛仍随风雨行，苍翠柏寄深情。目光炯炯透温历，箴语殷殷铭爱憎。上海殊荣埋铁骨，高山仰止慰冰心。文章凝血总难老，犹盼高扬鲁迅旌。”在这首《谒鲁迅墓》的诗中，郑欣淼在指出鲁迅“文章凝血总难老”的基础上盼望“高扬鲁迅旌”。因此，在粗鄙文艺创作盛行的时候，郑欣淼既“犹望盛唐大吕声”（《夜宿敦煌怀盛唐边塞诗人》），也“更期铁板与銅琶”（《读〈渭南诗词选〉有感》）。他在诗词创作中既热情赞扬了具有“不画趋时样”和“常为违世音”精神的人，“霁月溶溶消吝鄙，要言淡淡长精神。双眉不画趋时样，一口常为违世音。”（《纪念张宏图同志逝世十周年》）也高度肯定了“铁板与銅琶”文艺创作。对贺敬之“铁板与銅琶”的文艺创作，郑欣淼是不屑于那些蚍蜉撼树的喧嚣合唱的。“令名早已满天涯，巨帙今看五色霞。健笔崚嶒惊铁划，锦思驰骋响铜琶。氍毹有曲巧成典，韶濩无私自咀华。烈士贵葆情万斛，依然荷戟对尘沙。”在这首《读贺敬之同志赠〈贺敬之全集〉》的诗中，郑欣淼不但肯定了贺敬之的文艺创作，而且认为他是“荷戟对尘沙”的烈士。而郑欣淼的诗词则虽然较多个人感怀，但却是有社会担当的，绝少弄花吟月。“最萦人处，先忧后乐，自当同勖。”（《桂枝香·岳阳楼》）“好句千年吟不尽，犹期广厦满乾坤。”（《杜甫草堂》）“夜雪楼船无尽意，豪情犹伴大江流。”（《瓜洲古渡》）“岂羡绝峰光景异，不辞跬步又攀登。”（《生朝有感》）这些诗词都强烈地抒发了诗人心系天下安危的高尚情感。郑欣淼的不少诗词还借古讽今，“衷心杖汉节，难得满腔血。斯世竞蝇营，常怀苏子卿。”（《菩萨蛮·咏苏武》）“悬壶为济世，提剑酬吾志。今日再弯弓，无劳歌大风。”（《菩萨蛮·咏李世民》）这些对苏武、李世民等中国古代圣贤歌咏的诗词无疑是对有些中国当代人背叛和孱弱现象的有力批判。而郑欣淼之所以能够高扬鲁迅旌，是因为他正确地摆正了个人和人民的关系。郑欣淼充分尊重人民的历史创造，清醒地认识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没有自我膨胀。“要知民意听民谣，熟水稔山渔与樵。休诩君才称不世，万千百姓是英豪。”在《〈调查研究概论〉出版后自题》之一“要知民意听民谣”这首诗中，郑欣淼深刻地认识到了“万千百姓是英豪”。“苞米芋头亦自香，围炉烤火话家常。难忘派饭山深处，借箸共商致富方。”在《陕南下乡小记》这首诗中，郑欣淼既反映了融洽的干群关系，也肯定了正确的干群关系，即人民喂养公仆，公仆反哺人民。这些诗词虽然格高意远，但质朴感人。

郑欣淼虽然步入仕途，但却以读书为人生的最高乐趣，没有沾染当代社会一些腐朽习气。“心如止水远嚣哗，晨履凝霜晚戴霞。最爱一天忙累后，夜阑伴读有清茶。”（《志丹小记》之一）“鼎新革故画图宏，千橹竞张万里篷。我至书山勤访觅，恥为吴下旧阿蒙。”（《中央党校小记》）这些诗词非常生动地反映了郑欣淼在辛苦的工作中仍然手不释卷的精神风貌。郑欣淼在不少领域里取得骄人的成就是与他在多年的繁忙工作中仍然能够勤奋学习分不开的。不断学习和勤奋思考应该是一切有作为的人的本色。在中国当今社会，不少优秀人才在仕途上蹉跎，消磨了宝贵的才华。这不但是对个人的浪费，也是对社会的浪费。其实，中国当今社会中不少平庸的人并不是一直是平庸的，而是因为疏于学习和思考而逐渐平庸化的。郑欣淼没有在迎来送往中消磨时光，而是不断修炼内功。郑欣淼创作了不少抒怀诗，从这些诗词中可以窥见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在病魔缠身、人生坎坷时，郑欣淼没有自怨自叹，而是等待时机而出。郑欣淼在诗词创作中多次抒发了诗人奋发有为的心声，哪怕是处在人生的低谷。“龙腾蛇走又新年，迢递征程未解鞍。伏枥盼存千里志，仰天啸对万重山。　明　君朔漠扬蹄去，壮士疆场裹革还。增齿莫兴过隙叹，仍将奋勇着先鞭。”从《马年有感》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郑欣淼不因志不得伸而自暴自弃，而是“伏枥盼存千里志，仰天啸对万重山。”而是“增齿莫兴过隙叹，仍将奋勇着先鞭。”有些诗词虽然略显低沉，但仍是按捺不住的。“枕畔流光如水，雪里疏杨含蕊。屈指又寒温，病榻且迎新岁。无寐，无寐，中夜闻鸡投袂。”（《如梦令·病中偶笔》）从“闻鸡投袂”中，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郑欣淼时不我待的抱负。可见，郑欣淼在人生低落时不消沉，不气馁，在人生奋发时不趾高气扬，不飞扬跋扈，而是在人生的曲折起伏和世态的炎凉变化中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郑欣淼的诗词闪现着顽强奋进的追求精神，有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孔子云：“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这深刻地把握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然而，如果没有在学与思的基础上的写作，那么，这种学与思就很难深化和系统化。当今，人们对政治家从事文艺创作往往不以为然。其实，一些政治家业余从事文艺创作不但可以开拓文艺创作的领域，即以他们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感悟丰富文艺百花园，而且这种文艺创作尤其是诗词创作可以起到活跃思维、开阔眼界和拓展胸怀的作用。有些政治家在实际工作中受到职业分工的限制，不可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但在文艺创作中，却可以达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种境界。因此，有些政治家政余事诗，以志其怀，不但是很好的补充和调剂，而且成为政治生活的有机部分。郑欣淼自从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以来，不少诗词都是抒写与故宫相关的人和事。但是，郑欣淼没有仅仅局限在故宫学的推动和发展上，而是站在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的历史高度认识故宫的地位和作用。“热血殷殷浓于水，中华心、一海焉能阻。统一业、本根固。”（《贺新郎·在台北怀故宫文物南迁》）“但有故宫名两岸，一脉相传深厚。”（《百字令·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山河万里团圆梦，任谁能、水隔云横。但铭心、永固金瓯，相爱鹡鸰。”（《高阳台·　连战　先生参观故宫》）这些诗词不但气魄宏伟，而且境界高远。当然，郑欣淼的一些诗词意境深远与他对中国古体诗词的深刻认识是分不开的。郑欣淼认为旧体诗歌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在政治、外交和日常交际中加以巧妙运用，能收到普通语言达不到的效果。在两岸故宫交流中，郑欣淼创作的诗词就充分发挥了文化交流的作用。　　

　 　

　 　

　2010年11月17日　　　

　 　

战斗与屈服　　

                               　　

诗人田间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他在抗战初期的诗歌创作比较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田间在诗中没有过多地表现趴下的中国人，而是有力地表现了站着的中国人。中国人民面对残忍的野兽，没有趴下，而是挺起了不屈的脊梁。“人民呵，/站在卢沟桥/迎着狂风，/吹起冲锋号；/人民呵，/在辽阔的大地之上，/巨人似的/雄伟地站起！”“我们是一个巨人，/生活就要战斗，/高贵的灵魂，/宁死也不屈服，/伸出/双手来，/迎接——自由！”（《给战斗者》）中国人民面对强暴，不但奋起抗争，而且视死如归。“只要我们一个村庄，/受到/突然的包围，/老婆子呀，/小伙子呀，/统统扑过去，/(横竖是死)/就是死吧，/尸首还在家乡，/像活着一样地歌唱！”（《保卫战》）这和鲁迅早期的文学创作有了根本的不同。鲁迅早期的文学创作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第259页。）其实，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个偏向在鲁迅后期创作中已被克服。1934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不但深刻指出两种中国文学的存在，而且区分了两种中国人。鲁迅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前赴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鲁迅在指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中国脊梁的光辉的同时，要求“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因此，田间的诗歌创作无疑代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进步方向。 　　

在《给战斗者》这首诗中，田间尖锐地提出：“今天，/你将告诉我们/是战斗呢，/还是屈服？”（《给战斗者》）中华民族在反对侵略者的侵略中做出了伟大的抉择：“这古老的民族，/不能/屈辱地活着，也不能/屈辱地死去。”“人民！人民!/高高地举起/我们/被火烤的/被暴风雨淋的/被鞭子抽打的/劳动者的双手，/斗争吧！//我们一定要/高举双手，/迎接——自由！”可是，这种抉择对于今天的人们居然变得非常艰难了。有人认为：“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机，每个人只有这一辈子。他们怎么样选择自己的活法呢？各人处境不同，条件不同，自就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而又殊途同归，务求点滴归于公心。于是隔岸观火或者隔代观火的凶猛者说了：或者是烈士，或者是叛徒，二者必居其一——这种两分法硬是不给世人留一条活路。”也就是说：“乱世或准乱世，人多数也还是要活。烈士与叛徒之间，并非就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王蒙的《选择活法的可能性》，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360页。）的确，在烈士与叛徒之间，人们还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正如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著名论文中所指出的：“只要我承担责任，我就非得同时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自由追求不可。我不能把自由当作我的自由，除非我把别人的自由同样当作自己的自由。”（《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7页。）萨特认为，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所以，“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因为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在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间作出选择的同时，他也就肯定了所选择的形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更坏的。”在萨特看来，“我们选择的总是更好的；而且对我们说来，如果不是对大家都是更好的，那还有什么是更好的呢？”（《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8—9页。）我们绝不排除其他选择，但在不同的选择中是有高下之分的。跪着生和站着死，这两种活法的价值难道能够等同吗？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这首诗告诉人们：“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侵略者发动侵略战争，绝不是为了所谓的“共存共荣”，而是为了奴役被征服地区的人们。我们在这种屈辱的征服中，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可是，当代有些中国“聪明”人却推崇其他活法。有人提出所谓“孙子哲学”，明确宣布“这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要中国人当美国人的孙子，就是“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还有人鼓吹“傍大款”，说什么“承认自己不行，就要抓住一个大的，‘与巨人同行’，说你傍大款你就傍嘛”。这种认为中国应该自觉地充当美国的殖民地，这样中国就会发展起来的谬论，就是彻头彻尾的洋奴哲学。更有甚者，在话剧《切·格瓦拉》中，有位“东方之子”甚至鼓吹民族人种改良论。东方之子说：“宣扬什么血统论？少跟我卖弄‘末代王爷’《最后的闺秀》！我还法兰西友人呢？老子本应该投胎在（指街北）前面香榭丽大道，没落贵族也好，新兴资产阶级也好，反正满门都是金发碧眼。家里有俩中国人，全是佣人！（跌手顿足）可怎么愣就给我生在了北京东城南锣鼓巷，地地道道地东亚蒙古人种，世世代代离周口店不远？！唐朝那会儿可以和胡人混血，但中国那会儿那么阔，不混也罢。八国联军那会儿可是机不可失，除了日本，一水的西洋。那一次真是‘文明冲突’，正好打一场人种改良翻身仗！没看见人家越南南方，美国兵留下的孩子一相面再一验血全挣上了美元？怎么当时躲在井里的我太奶奶太姥姥没一个儿这么想？”这就是有些当代“聪明”的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烈士与叛徒之间选择的其他活法。而当这种“聪明”的活法在今天广泛流行的时候，田间等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不少人的心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当代“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声浪中，田间的诗遭到了贬斥。而一些人抬高或贬斥哪些作家或诗人，不仅关乎这些作家或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而且关乎他们在当前中国文学中的引领作用问题。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虽然认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但对不同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认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可见，我们对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更加严格的。而在发展多样化的文艺中，我们不但强调弘扬主旋律，而且强调进步文艺对多样化文艺的引领作用。弘扬主旋律和发展多样化可以说是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矛盾的两个方面主次分别的科学认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文艺作品应该是风格多样的，应该有不同样式、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作品，并且在思想内容上也可以有不同层次的要求。但是不是没有主旋律的，不是没有我们应该提倡的东西。否则，就没有主次的分别。而强调进步文艺对多样化文艺的引领作用，就是对主旋律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深入的认识。这是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矛盾的两个方面转化和发展的充分认识。胡锦涛指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进步文艺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胡锦涛强调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作用，也就是强调进步文艺对多样化文艺的积极引领作用。没有进步文艺的积极引领，我们不但不能正确地区分多样化文艺的高下，而且难以促进多样化文艺的健康发展。而只有强调进步文艺的积极引领作用，才能唱响主旋律文艺，才能大力扶持健康文艺，才能改造落后文艺，才能理直气壮地抵制腐朽文艺。也就是说，没有进步文艺的积极引领，多样化文艺就失去了发展的方向。因此，对田间的诗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不仅关乎田间和他的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而且关乎中国当前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这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2008年7月7日　　　

　 　

                     不该忘却的烈士诗人　　

                                 ——读陈辉烈士的诗　　

                                       　　

“诗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是诗。”这铿锵有力的诗句，就是抗战烈士诗人陈辉的誓言。陈辉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践了这个誓言。　　

可是，我们每次提起这些烈士诗人的诗，都在一些重要事件的纪念日子里。平时，我们都离他们远远的，似乎他们是纪念一些重要事件的陪伴物。　　

正如鲁迅在为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所指出：“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陈辉的诗是属于别一世界，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虽然有些人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诗和诗人排斥在中国文学史以外，但是，“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陈辉的诗虽然在形式上比较稚嫩，但是，他的诗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充满火辣辣的热情，与活生生的现实。”不是躲在象牙之塔里的无病呻吟，或矫揉造作。在《平凡事》这首诗里，陈辉有力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崭新的精神风貌。“村选，/像阳光，/挂在每一张嘴上。”目前，日本右翼势力天天涂改历史，妄图抹掉善良人们的记忆。但是，这仇恨，中国人民是记着了 ，“去年冬天，/日本人也来过，/杀了两个人，/打破十口锅，/临走时，/还撒了一把火。//村前的水，/永远不会停留，/人民的心里哟，/也将永远记着：/这血，这火，这仇恨……”他们不会忘却。中国人民在斗争中不但消灭了反动势力，而且争取到了自身的解放。抗日战争虽然过去六十周年了，但是，我们不能遗忘。我们不但不能忘记历史的仇恨，而且要在更深的层面上更有效地将历史苦难和民族仇恨转化为发展动力。当前，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蠢蠢欲动，不断地制造事端，我们不但要警钟长鸣，而且要加快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不忘历史苦难和民族仇恨。而当前文学创作之所以出现低俗化的倾向，就是因为有些作家不相信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的力量，而是以眩惑诱惑人心。有些作家在创作中一是在人物的一些对话中，不顾及人物的个性和身份，一律都以性方面的内容为谈资；二是硬塞进一些既不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必要环节，也与人物性格的刻画、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没有特殊的联系的性描写；三是将私人生活主要是性生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没有任何掩饰和净化；四是在集中描写人物的社会生活方面的行为时，不管人物的身份、个性等，也刻画人物的一些琐碎的趣味。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趣味，似乎不突出这方面的就不足以写出人物的整个“人性”。个别作家甚至消解伟大的崇高的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这些文学作品是没有前途和未来的。　　

陈辉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和革命战士诗人，他的战斗历程都镌刻在他的诗里。在《枪，要出击了》这首诗里，陈辉描写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的过程。“你知道吗，/我的粗糙的手掌上，/开满了茧花，/我是一个北中国的/农民的儿子呀！//幼年的时候，/我是一个羊头子。/我的手，/是大棍子的朋友。/长大了，/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我的手呵，/又是犁和锄的亲属。//用大棍子，/我追打那袭击羊群的狼，/用犁和锄，/我把土地和庄稼喂养。/可是，/我从来没有拿过枪。//我发誓：/过去，我并不爱你，/因为你拿在敌人的手里。/谁想得到呢，/咱们俩，/却结成了亲密的兄弟。//兄弟呵，/为了我们的美丽的国土，/为了敌人给我们的血海深仇，/我丢下了大棍子，/也丢下了犁和锄。/黑夜，/我把你抱在怀里，/白天，/我和你迎着风沙战斗。/几年了，/咱们俩，/从来没有分手。”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但绝不惧怕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战争中成长。他们对自己走过的道路绝不后悔，“兄弟呵，/我们的爱情，/是缠绵而深厚……”现在，有些人却不断地否定和忏悔自己的过去。这就是作家从维熙所指出的当前中国作家精神霉变的问题。从维熙反思和批判了自己的精神霉变。他在梳理自己的心绪时发现了自己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变化。从维熙提出的这个问题即精神背叛在当前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但是，在有些作家中，有的是没有感觉到这种精神霉变，到的没有感觉判和反思的是自己的精神霉变，但是这个问题有的是不承认这种精神霉变，有的还认为这种精神霉变是一种进步，有的甚至在反省和忏悔中自觉地实现这种精神霉变，就是很少有人像从维熙那样反思和自我批判。陈辉烈士之所以在革命烈火中新生，是因为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深入到下层群众离去，和劳动人民一起，“他们笑，我笑；他们唱，我唱；他们跳，我跳……”为着人民的利益，他将时刻准备为他们战死，把自己投到战火最响亮的地方去。而当前有些作家之所以发生精神霉变，是因为他们背叛了这个社会出身。陈辉的诗与这些作家的所谓作品相比，审美价值的高下是显然易见的。　　

　 　

　 　

　2005年3月28日　　　

　 　

地火在燃烧　　

　 　

近来，我陆续收到一些不相识的基层作者寄来的已出版或发表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在思想艺术上也许还不够精致，但大多充满了燃烧的热情。我就是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感性地认识和了解了不少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状况。安阳诗人王学忠的诗集《挑战命运》就是其中之一。　　

王学忠是一位下岗工人，摆过地摊。他的妻子英儿也是一位下岗工人，下岗以前是位纺织女工，曾获得万米无疵布奖章。在被甩出生活主道的人群中，出路有两条，一是妥协、退让，一是自强自立。王学忠和英儿没有妥协、退让，没有在陪吃陪喝挣小费中寻找出路，而是找到了自强自立的道路。正如英儿所说：“这活人不能被尿憋死，隔壁的超生户黑脸儿俩口子能靠摆地摊儿喂饱一家人的肚子，我不信，咱就没那能耐。”王学忠的诗就是他们的呼喊，既有痛苦挣扎的呻呤，也有基层民众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的抗争。例如，《凳子》：“坐我，踩我，踢我 / 甚至搭块木板儿 / 在上面停放死尸 / 我也从未喊过不满和冤屈 // 一切都能忍受 / 一切也必须忍受 / 但那一回回冰冷的蔑视 / 竟犹如一次次滴血的鞭笞 // 我真想从匍匐的地上 / 猛然站起 / 绊倒那些春风得意的小子 / 摔它个哼哼唧唧……”又例如《我不是软绵绵的柿子》：“我是黄帝的后裔 / 尽管也曾建神坛、修庙宇 / 用数不尽的磕头、作揖 / 换来所谓的降福降财降风雨 // 我确实愚不可及 / 可我不是软绵绵的柿子 / 这人掐了那人捏 / 而后，再被贪婪的牙齿嚼为泥  //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 柔弱的身子变成一根长刺 / 给那些玩弄者血与痛的还击……”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基层民众现在虽然沉默，但绝不是灭亡前的沉默，而是爆发前的沉默。他们的忍耐和牺牲不是无止境的。　　

王学忠的诗不仅直面了基层民众的痛苦，而且直面了他们的斗争。这的确和当前有些作家不同。当前有些作家因为远离基层，浮在上面，迎合需要，精神背叛，不但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而且推销所谓的“妥协”、“磨合”论和“和合”哲学。在背叛和寻根的冲突中，王学忠没有背叛。他说：“我不祈求 / 当幸福与痛苦仅隔一层窗纸 / 只要良心丧尽 / 便可以混得一顶乌纱 / 从此纸醉金迷”。（《我不祈求》）。“我嫉妒 / 不！应该说我厌恶 ／ 厌恶的鄙弃里 / 是一次次咬牙攥拳的不服……”（《我嫉妒》）。“三月的风儿轻轻 / 八月的月色浓浓 / 有时，我也真想 / 将祖上的正直 / 妻子的贞洁 / 家中的所有 / 一古脑儿掷出 / 捐个县令 / 而后，再将手伸进人民的口袋 / 掏呀，掏呀 / 掏一座金山，银海 / 掏得肚儿滚滚圆 / 百姓惨惨痛 / 一串串小蜜的笑声 / 甜甜的，浪浪的响彻天穹 // 不！这不是堂堂男儿的追求 / 而是茫茫黑夜中 / 于瞬间遗落在幻觉里的梦 / 梦醒来，依旧是正直的酸楚 / 伴随贫穷的无奈瑟瑟飘零 / 依旧与妻 / 摆一个不足一平方米的地摊儿 / 在办事处老太太的冷眼里喘息 / 在城管汉子凶煞煞 / 撕下一叠罚单的威严里喏喏连声”。（《请给我些同情》）。在历史的分化中，王学忠没有迷失，没有丧失基层民众做人的尊严。　　

王学忠不但直面现实，而且批判了有些中国作家的社会背叛。在《致某诗人》中，王学忠说：“朋友们炒你贫穷 / 说你纵身一跳之后 / 仅留下几万元的存款 / 是呀，几万元太少了 / 当今社会 / 亿万富翁者不胜枚举 / 更何况 / 你还需将这不算太多的遗产 / 分发给大儿、次女、幼子 / 以及几乎不再往来的前妻 // 诗人啊 / 其实，你根本算不上贫穷 / 每日里无论是否写诗，著文 / 月末那沓子薪俸 / 都会准确无误地跳进你的怀里 / 然而，你可知道 / 那些陌生工人的境遇？ / 一对中年夫妻双双下岗 / 低矮的茅屋 / 破旧的家什 / 全部的积蓄 / 是细心的女人 / 藏在枕套中的那六十八块七 / 最让人心痛的 / 是一双就要辍学的儿女 / 相拥在门后哭泣……”这种分化是社会分化的产物。在当前历史的分化中，有些诗人逐渐走上了异化的道路。他们远离基层，随波逐流。这些诗人既自私，又缺乏根基。即使他们看到了基层民众的苦难，也认为这是基层民众无能所造成的。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一些作家写下了相当羞耻的一页。王学忠在《挑战命运》中说：“电视有时还是要看的，即使回家晚了，也要凑个整点打开，边听边干，听一听有没有有利于下岗工人的报道和关于再就业的信息。电视剧却是一般不看的，前些时看了两部反映下岗工人的片子，每次都是刚打开不久便被妻关掉的，不知咋的，那片子越看越叫人觉得不对劲儿，觉得那是耍笔杆子的写书匠在玩着把戏糊弄人，糊弄人们的钱，那电视剧拍得从台词到场景，没有一样与现实相符，真是屁股上糊了层洗面奶——抹错地方了。情人约会，婚外恋，那是腐败分子与大款们的事，它不属于下岗工人，就像窑子门前的叫花子，需要的是填饱肚子，而不是那玩意儿。”这不仅是真实与不真实的问题。“这电视剧是谁编导的 / 看了真它妈的让人倒胃 // 下岗就下岗吧 / 倒再大的霉 / 那痛俺自个儿受 / 可那玩笔杆子的墨客 / 却把俺写得像走了鸿运 / 什么老板的老板 / 经理的经理 / 连一个哭哭啼啼的黄毛丫 / 也住进了别墅 / 做了百万富翁的小蜜 // 其实，犁子的滋味 / 只有吃过梨子的才知晓 / 坐轿子的老爷 / 啥时尝过抬轿子的艰辛 / 让一位欲火中烧的嫖客 / 去写妓女的感受 / 一举一动还不尽是快感的惬意 // 编导这片子的墨客是谁 / 它妈的真损！……”（《狂人日记》之七）。从王学忠的诗中，我们了解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了解了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状况，了解了这个时期的分化的痛苦，了解了这个时代的未来……了解了基层民众的爱憎、是非、美丑、善恶。　　

现在，王学忠们的呐喊还太微弱，与有些喧哗相比，简直可以说是沉默。但这犹如燃烧的地火，一旦有了裂口，将会烧毁这个世界的一切腐败的枯萎的杂草。

　 　

　 　

                                    　2002年11月30日　

　 　

工人诗人与工人阶级的诗人　　

　 　

近年来，一位下岗工人因为写出了不少表现下岗工人在沉重生活中挣扎的诗而引起了文艺评论界的强烈反应。这个诗人就是河南安阳的王学忠。有人认为他是工人诗人，有人认为他是工人阶级诗人。这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是从职业上识别诗人，后者是从思想意识上界定诗人。其实，王学忠是工人诗人，还是工人阶级诗人？我们不能仅从职业上判断，还要把握他的诗所表现出的思想意识。　　

王学忠的诗大致可以划分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表现了下岗工人的痛苦、无奈和辛酸。“主人刚把我买来时 / 也曾给过我几回亲昵的笑容 / 为了报答那轻轻的一笑 / 我哨兵般日夜守卫在窗棂 / / 用不倦的躯体 / 阻止了趁夜色偷袭的蚊 / 用虔诚的忠心 / 堵截着伴烈日进攻的蝇 / / 老爷　和　夫人床上甜柔的笑语 / 少爷　和　小姐梦中健康的鼾声 / 便是对我的慰籍 / 和我对主人一心不二的忠诚  / / 不久，也许是秋天的离去 / 主人的目光竟酷似窗外的冷风 / 一把将我扯了下来 / 连同尘埃一起扔进了垃圾坑// ”（《窗纱》）。“这是乡长儿子的狩猎场 / 眼泪浇湿了黄色的沙土 / 悲哀被强行咽进肚里……”（《墓地》）。“为了他们 / 我甘愿弯着腰，躬着身 / 祈求同情……”（《请给我些同情》）。第二种类型是表现了下岗工人的憎恨、不满和愤怒。“恨你 / 羊羔般的奴性 / 软弱、温顺 / 任凭烤成羊肉串儿 / 再撒些胡椒粉 / 被贪婪的牙齿嚼为泥 / / 恨你 / 跪着的腿 / 躬着的身 / 淌血的头颅 / 青一块，紫一块 / 颤栗在庙宇的淫威里 / / 再不愿看到你的牺牲了 / 真想扶你站起 / 却又见许多只黄蜂 / 伏在你的额上 / 叮着我的心……”（《恨》）。王学忠在反映屈辱生活的同时又拒绝这种妥协生活。“一帮姐妹兄弟 / 挣扎在隆冬的冰雪里 / 一双双拳头攥得吱吱响 / 有不幸时的愤懑 / 也有无奈中的委屈……”（《一帮姐妹兄弟》）。王学忠的诗就是他们的呼喊，既有痛苦挣扎的呻呤，也有基层民众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的抗争。例如，《凳子》：“坐我，踩我，踢我 / 甚至搭块木板儿 / 在上面停放死尸 / 我也从未喊过不满和冤屈 // 一切都能忍受 / 一切也必须忍受 / 但那一回回冰冷的蔑视 / 竟犹如一次次滴血的鞭笞 // 我真想从匍匐的地上 / 猛然站起 / 绊倒那些春风得意的小子 / 摔它个哼哼唧唧……”又例如《我不是软绵绵的柿子》：“我是黄帝的后裔 / 尽管也曾建神坛、修庙宇 / 用数不尽的磕头、作揖 / 换来所谓的降福降财降风雨 // 我确实愚不可及 / 可我不是软绵绵的柿子 / 这人掐了那人捏 / 而后，再被贪婪的牙齿嚼为泥  //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 柔弱的身子变成一根长刺 / 给那些玩弄者血与痛的还击……”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基层民众现在虽然沉默，但绝不是灭亡前的沉默，而是爆发前的沉默。他们的忍耐和牺牲不是无止境的。第三种类型是表现了下岗工人的不屈、抗争和向往。“不要气馁 / 也莫抱怨 / 挺起你的腰杆 / 攥紧拳 / 向命运挑战 / / 下岗就下岗 / 铁人的后代 / 身处何种境地 / 都是好汉 / 自强自立自信 / 没有翻不过的火焰山 / / 艳羡他人富贵 / 那是叭儿狗 / 瞅着肉包子垂涎 / 一个伟大阶级的后代 / 从无媚骨奴颜 / / 不迷神信鬼 / 也不因遭遇不幸而喟叹 / 视白花花的银子如粪土 / 汗水涔涔的脊背 / 能扛万重山 / / 下岗是旧日子的结束 / 也是新生活的开端 / 跌倒了再爬起 / 迫使阎罗交出生死簿 / 把命运改变……”（《挺起你的腰杆》）。历史发展既可以选择较人道的形式，也可以选择较残酷的形式，而诗人王学忠不失真正工人阶级的本色，即追求不失良心的崛起。他没有出卖“正直”、“贞洁”，认为“这不是堂堂男儿的追求”（《请给我些同情》）。“我不祈求 / 当幸福与痛苦仅隔一层窗纸 / 只要良心丧尽 / 便可以混得一顶乌纱 / 从此纸醉金迷”（《我不祈求》）。　　

在这些诗中，有些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和光辉形象，他们不妥协，“只因为站起来 / 不愿在趴下 / ”（《夫妻店》）；他们不屈服，“即使有一天 / 被扼住脖颈，割断喉舌 / 把声音锁入棺椁 / 也要高唱自由的歌……”（《知了》）；他们更是摔打不垮，“落架的凤凰不如鸡 / 那是懦夫的见识 / 今天的工人兄弟 / 跌倒了再爬起 / 揩干血迹照样顶天立地 // ”（《工人兄弟》）；他们还是有力量的，“倘若汇集起来 / 便是黄河的浪 / 长江的浪 / 惊涛拍岸的浪 // ”（《水珠》）。不过，王学忠的诗相当突出的还是那些反映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抛弃在生活的边缘的命运的诗。有些诗真切地反映了一些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悲痛，“一群下岗弟兄 / 犹如断了线的风筝 / ……这刻不知下刻的命 / 绝望是心头的鞭影 / 若囚笼里的雄狮 / 向着天空悲鸣 // ”（《遭遗弃的日子》）；他们无奈，“不错，这螺钉是你拧的 / 那大厦也是你砌的 /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 / 根本不存在功臣 // 抛弃废物 / 乃自然规律 / 不必考虑良心的谴责 / 就像扔掉一双破旧的鞋子 // ”（《旧手套》）；他们不幸，“而今，医院的大门朝钱开 / ‘救死扶伤’/ 犹如鸟尽藏弓 / 没钱，滚他妈的蛋 / 同时意味着 / 可能随时丢掉小命 / / 因为有病 / 常常战战兢兢 / 关上门子觉得闷 / 打开窗户怕风 / 铺天盖地的医药广告 / 十个有八个蒙 / /”（《因为有病》）……有些诗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中国的一些根本的变化，有些 “主人变雇佣”工人（《工人阶级》），“十件事儿九件蹊跷 / 白毛女那年踢倒的老爷 / 又被扶上了轿 / ”（《这年头到底怎么了》）。这些变化也是当前一些下岗工人不幸的根源。但是，这不是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状况。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整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境遇：有的下岗，有的在岗；不同的人的社会地位也不相同：有的在国营企业，有的在合资企业，甚至有的在私营企业。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因为工作环境和地位的不同，其境遇就各不相同，他们对生活的具体感受也就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分化，有的仍然是主人，有的却转化为雇佣工人。这种历史的巨变不仅造成工人阶级的每一部分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很不相同，而且造成工人阶级的不同部分无法沟通、理解和支持。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历史命运和使命缺乏理论上的充分意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求诗人真正地写出他们的生活感受，另一方面提倡诗人反映历史的内容。只有这样的诗，才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否则，诗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要。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有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学忠作为一位下岗工人，饱受了现实生活的艰辛、苦难、痛苦。他的诗也比较真切地表现了这种具体的感受。但是，这种感受还不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深切感受。也就是说，王学忠对现实生活有“入”，但缺少“出”。　　

有人认为，王学忠是近年来从下岗工人中出现的诗人。他的不少诗相当真实地描写了众多下岗工人的悲惨命运及底层人民的生活。可以说，王学忠是一个当前中国诗坛崛起的工人阶级的诗人，至少他已经向这个目标大步迈进了。这是不确切的。如果我们认为那些描写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的生活的诗人是工人阶级诗人，那么，这是将一部分人当作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了。　　

王学忠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工人阶级诗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没有完全跳出他的生活圈子。王学忠的诗在深刻地反映当前严重的两极分化现实的同时，却没有严格地区分社会的公仆和一些蜕化变质分子。“强烈的嫉妒 / 迸发于心灵深处 / / 我嫉妒 / 市长大人的翩翩风度 / 刚抖落旧宫殿倒塌时的尘埃 / 又钻进了新建造的王府 / 偌大的檀香炉 / 缭绕着彻夜不熄的迷雾 / / 我嫉妒 / 市长大人龙与凤组合的家庭 / 鱼虾鸡鸭只是桌上的盘中餐 / 扔进垃圾箱里的是狗和兔的骨 / 辉煌壮丽的主梁画栋上 / 回荡着 ‘今天又是好日子’的乐谱 / / 我嫉妒 / 市长大人裹在西服里的将军肚 / 龙子是人事局局长 / 凤女是小城的首富 / 一群龙子凤女的娃娃们 / 分别就读于牛津、剑桥、哈佛……/ / 我嫉妒 / 市长大人每日里总是忙忙碌碌 / 飞驰的轿车出了进，进了出 / 适才装进腰包的是俸禄 / 这会儿锁进抽屉的是贿赂 / 哎，最美的还是小蜜床上那一回回漂亮的嗔怒 / / 我嫉妒 / 不！应该说我厌恶 / 厌恶的鄙弃里 / 是一次次咬牙攥拳的不服……”（《我嫉妒》）诗人对有些腐败的市长大人进行批判和讽刺是可以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对所有的市长进行否定就不正确了。这样，王学忠的诗在批判一些丑恶现象时就过分突出了对立现象。　　

作家魏巍对王学忠提出，要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诗人，还要更加提高阶级觉悟，还要更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更好地理解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为工人阶级的命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的确是王学忠今后创作努力的方向。　　

　 　

　 　

                              　2005年10月13日　　　

　 　

彻底背叛与精神寻根　　

                              　　

21世纪初，青年诗人王竞成的诗集《掩泪入心》的出版，对于离开土地而又根在土地的我来说，这或多或少是一种精神抚慰。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本来可以躺在母亲的怀里放声痛哭的，现在却不得不掩泪入心，刚强挺立。离开土地是自由的，但又难以摆脱对土地的眷恋。不少游子往往是在眷恋中漂泊，在漂泊中眷恋。王竞成的有些诗就是这种眷恋的升华。　　

上海一位白领发现现实生活存在两个世界，这引起了他的灵魂的深刻反思。“我相信我周围的人都是些心地很好的人。为什么他们很少想到底层人的疾苦?不是缺乏良知，而是缺乏感性认识，缺乏提醒，包括我自己。像我这样成长经历的人应当不是很少；而我们从一进小学开始，就和这个社会的真实面目隔绝开来。难道没有必要补一课吗?”这位白领的祖辈是农民，而且是佃农。但他从小吃鸡蛋喝牛奶长大的，几乎对祖辈的生活没有任何感性的认识。这种对土地束缚的挣脱是一种超越和提升，但这种超越有时却是一种背叛。上海这位白领发现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而且这个世界就是他的祖辈的生活的时候，感到了灵魂漂泊的痛苦和苦闷。“当我们有良知的时候，没有能力做些什么。等我们有能力开始为别人做服务的时候，良知已经开始消磨。如果我们对底层的疾苦有切身体验的过程，是不是会在做事时多为别人考虑?是不是可以延缓良知被消磨光的时间?”这种精神寻根或寻找良知是人的真正觉醒，是人对土地的深深眷恋。这位白领的灵魂自白既是有些知识分子异化后觉醒了的忏悔，也是对“文明世界”的严厉批判。（以上引文摘自2001年7月26日《报刊文摘》）。　　

不过，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在离开土地后，不是深刻反思，而是彻底背叛。20世纪六、七十代有一句流行很广的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种知识分子不认爹和娘的现象绝不完全是说他们不认具体的爹和娘，绝不完全是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孝顺问题。这段话蕴含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就其出身而言，是来自社会的底层，但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背叛了他们的出身。邓宏顺的中篇小说《有儿为官》(2000年《中国作家》第8期)就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历史的背叛。老子光文对儿子庆林说：“你若离开土地就变坏，我就打断你的腿，让你重新回到这块土地上来!”可是，儿子却说：“爸爸，儿子有儿子的路要走，离开了土地就由不得良心，我得跟着社会潮流走，如果儿子也和你一样，会有谁来赏识?会有什么出息?你可以站在土地上说硬话，但我没有了土地，我靠什么?离开了土地我只有这么做人。”看来，儿子离开土地之后，已不可能按照老子的意愿行动。因此，这种背叛就不可避免了。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常含着泪水?是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的深沉。这种深刻的眷恋能够保证人们的精神的根始终牢牢扎在基层民众这块土地上。　　

离开土地，彻底背叛，是不会有矛盾和内心冲突的。而离开土地，又是深深眷恋，就会有矛盾和内心冲突。这种精神的寻根就是忍受矛盾和解决矛盾。　　

诗人王竞成的漂泊生活就充满了告别和眷恋这种深刻的矛盾。《杨花》无疑是诗人的自况。“醉在四月的天空／如雪／袅娜轻盈的身段／温存阳光的瞳仁里／一次辉煌／一次浪漫／都是春天的竖笛／ 飘逝的花瓣／它是感激流浪的自由／还是对母亲深情的眷恋／在母亲的目光里／远远近近的出现／”杨花，就是柳絮。在《红楼梦》里，林黛玉和薛宝钗咏柳絮词堪称对峙双峰。林黛玉的《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毯。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你去，忍淹留。”写尽柳絮漂泊无根的孤苦。薛宝钗的《临江仙》：“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道出柳絮自由飞扬的快适。王竞成的杨花既是自由的，又是眷恋，是自由和眷恋的矛盾统一。《告别》：“没有望见出生的村庄／一张车票带我到远方／寻找心灵的自由／抑或艺术的故乡／／沉默太久了／叶子也要走下树桩／成熟的太快了／果子失望的忧伤／／在没有位置的剧场／站着也风光／在失掉良知的角落／活着多么悲怆／／望见风走了／不要说吹干衣裳／听清雷来了／不要说没有电光／／河流那样多／哪一条都可划桨／大海如此广／有几座礁石又何妨／／” 虽然诗人告别或远行是为了“寻找心灵的自由，抑或艺术的故乡”，但仍渴望守住精神的家园，“在没有位置的剧场，站着也风光。在失掉良知的角落，活着多么悲怆!”这种告别和寻找就是一种痛苦，一种难抑的悲愤。虽然诗人相当旷达和超脱，“河流那样多，哪一条都可划桨。大海如此广，有几座礁石又何防!”但是，痛苦的神经有时还需要酒精麻醉。喝酒既帮助诗人掩泪入心，也帮助诗人解脱忧愁。　　

王竞成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挣扎、煎熬和苦斗。黑格尔说：“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才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互相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王竞成是坚强的。他在矛盾中没有泯灭良知，没有放弃对诗的追求。　　

在历史虚无主义文艺批评甚嚣尘上的时候，像王竞成这类诗人是不在其视野的。他们在大石的挤压下，弯弯曲曲，横长，斜长，距离参天大树愈来愈远。但是，他们仍然顽强地生长，向上生长。他们是自信的。正如《春天》一诗所说：“花开的迟／没有什么不好／扎根，抽芽的次序／不能颠倒／果结的晚／也是甜枣／秋霜打不落／生活的滋味／总得尝个饱／春天，先绿的是青草/什么理由前面跑／难道为了秋天的／镰刀，把它放倒／”人们能够漠视他们的存在吗?　　

　 　

　2001年8月21日　　　

　 　

握住泥土　　

——田禾的诗　　

　 　

诗人田禾的诗是从故乡泥土里长出来的，既有泥土的质朴，也有泥土的芳香；既有泥土的苦涩，也有泥土的厚重。与有些诗人“唱故乡”不同，田禾是“喊故乡”。“只有喊出声、喊出泪、喊出血/故乡才能听见我颤抖的声音”“让那些流水、庄稼、炊烟以及爱情/都变作我永远的回声。”（《喊故乡》）这种喊出声喊出泪喊出血的“喊故乡”没有伪饰和美化，而是质朴和袒露的。　　

田禾虽然离开了贫瘠的故乡，但他却没有忘却那贫穷而苦难的故乡和挣扎在贫穷而苦难边缘上的父老乡亲。“深夜，我想起了村屯/和屯口站起来的乡亲……这些几乎被忽略的亲人/我想看看他们。现在，允许我回忆/回到村屯/眼泪有可能慢慢掉下来”。（《深夜，我想起了村屯》）在诗中，田禾深情地雕刻出了魂牵梦绕的故乡，雕刻出了故乡的花花草草，雕刻出了故乡的父老乡亲。故乡的父老乡亲虽然很贫穷，但是他们没有在贫穷中倒下，而是坚强地面对生活的苦难。他们是坚忍的，“八公里的山路在父亲的脚下/却不止走出　八十公里　，　八百公里　/甚至是　八千公里　，　八万公里　”（《八公里山路》）他们是勤劳的，“常常在夜晚，听见/这铁与铁的敲打声/壁墙上的挂钟/声音都走累了/老铁匠，还奔走在一块铁上。”（《老铁匠奔走在一块铁上》）这些父老乡亲的生存环境尽管极其艰难，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更没有绝望，而是脚踏实地，艰苦劳作。泥瓦匠“一年中，多数时间/奔走在别人的屋檐下/他帮人砌房子/也帮人拆房子//一生不知砌了多少房子/砌好的房子，别人住/用脏的瓦刀，自己洗”。这位泥瓦匠“做泥瓦匠八九年了/一直没有放弃为自己/砌两间瓦房/娶个女人过日子”。这个愿望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仍然多年都没有实现。即使希望多年没有实现，泥瓦匠也没有唯利是图，有时甚至无私奉献。“他干有钱的活，也做无钱的工/比如村庄的碾子坏了/隔壁九叔的柴炉垮了/帮刘婆筑鸡笼，双脚/踩在鸡粪上”。（《泥瓦匠》）而这些中国农民虽然参与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但历史的辉煌却很少雕刻上他们。可以说，田禾的有些诗在一定程度上是补正史之缺的“诗史”。　　

在中国当代文坛，不少作家远离基层，浮在上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了精神背叛。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句流行颇广的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句话如果用来表现中国当代一些作家的精神变化，恐怕也是恰当的。中国当代一些作家就其社会出身而言，是来自社会基层，但是他们大多数都背叛了自己的社会出身。中国当代有些作家在精神上的退却和背叛，实际上是他们社会背叛的结果。这些作家不是在追求社会解放的过程中追求个人解放，而是追求单纯的个人解放。他们认为存在的价值不在于抽象的理想中，而在彻底地“现实化”过程中。即对现实的强烈参与认同，并去热烈拥抱。“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入上层阶层了。”这些作家不是努力改变那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而是拼命地肯定并跻身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秩序。这些作家在反对虚幻的集体的过程中因为拒绝了真实的集体，所以陷入了新的桎梏。在这个急剧转型的时代，田禾没有背叛自己的社会出身，而是将根深深地扎在这片既苦涩又肥沃的生养他的土地上。正如泥土中的红薯，“注定了在泥土内成长/向下，向下/藤蔓，横竖牵扯在地面/根深深扎在泥土里/向上向下的力量，使泥土/在隐痛中，红薯/一天天膨大”。（《泥土中的隐痛》）田禾不仅深深地扎根在生养他的土地上，而且从这片土地吸取了智慧和力量。这就是田禾强烈感到握住泥土的踏实，“握住泥土/比握住江山更可靠/”（《泥土》）。因而，田禾看到生命里沾满了泥土的向日葵对大地是谦卑的，“向日葵，从发芽到开花/生命里永远沾满泥土/顺着瘦弱的骨胳生长出来/在旷野里更低地俯下身子/表示对大地的一再谦卑”。（《梵·高与他的向日葵》）看到村庄轻盈的炊烟没有上升的部分是沉重的，“飘在空中。它是多么轻盈/但我知道/它没有上升的部分/有多么沉重”。（《村庄的炊烟》）因而，田禾的有些诗虽然是质朴的，但却蕴涵着一种灼人的思想力量，其中的滋味是需要慢慢咂出的。　　

更根本的是，田禾在深情地描绘故乡的一草一木的同时真切地关注了故乡的父老乡亲过去和现在的生存命运，具有深厚的人类悲悯情怀。从田禾在《写一写农历五月》《两片亮瓦》《锄禾》《父亲与他的土豆》《站着和蹲着》《父亲的咳嗽》《葬父》等诗中多层面所刻画的父亲身上，可以看到过去一些父老乡亲的艰难生存。田禾在《站着和蹲着》这首诗中写了父亲活着只有两种姿势，蹲着和站着，“父亲要养活一家老小/只能站着/或者蹲着”。在《父亲的咳嗽》这首诗中写了父亲的咳嗽和疼痛。但是父亲最疼痛的不是身体的疼痛，而是心灵的疼痛：“父亲的身体，跟泥土/贴得越来越近/岁月的风和雨/依然捏在，他的手掌心/可他的咳嗽/却在一天一天地加重了//父亲生命里最疼痛的/部位/还不是他的咳嗽/而是几个还没成年的孩子”（《父亲的咳嗽》）。父亲即使死了，也难以入土为安，“他不可能入土为安，眼瞧着/小儿子还没有长大/今年的五亩黄豆还烂在地里”（《葬父》）。父亲为儿女的奔波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为儿女的耕作是一种血泪的辛劳。这个背负沉重而绝不放弃的父亲形象简直可以和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媲美。这不仅仅是父亲，而且是这片土地上艰难生存的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缩影。这些中国农民虽然很少仰望星空，但是他们脚踏实地，背负沉重而绝不放弃。正是这些中国农民的巨大努力和牺牲，中国当代社会才有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和发展。从田禾在《路过民工食堂》《矿难》《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掉下来了》《挖煤的老矿工》《夜晚的工地》《采石场的后半夜》等诗中多方面所描写的农民工身上，可以看到现在一些农民的艰难挣扎和拼搏。这就是不少进城务工农民虽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得到的却是微薄的。他们的生命似乎有些无足轻重。在这种深深的同情和怜悯的基础上，田禾还有力地批判了中国当代社会出现的一些畸形现象。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奇迹般的东西，但为工人生产赤贫；劳动创造宫殿，但给工人创造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给工人生产愚钝和痴呆。”这种畸形现象不幸在一些进城务工农民身上发生了。在《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这首诗中，一个农民工的生命在这个社会已是无足轻重的了。虽然这些农民工的父母是痛苦的，妻子是痛苦的，孩子是痛苦的，但是老板对这些痛苦却不屑一顾。在老板眼里，金钱可以打发这一切。这些老板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批判的资产阶级，他们“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田禾在批判这种金钱关系侵蚀的同时，呵护了基层民众做人的尊严。田禾的有些诗将同情、怜悯和批判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深刻。　　

　 　

　 　

                                             　2011年3月28日　　　

　 　

吹不灭的萤火虫　　

——诗人罗鹿鸣印象 　　

             熊元义　　

　 　

初识诗人罗鹿鸣，他的率直和实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次，我问他：“作为一个诗人，你看了我的文艺评论集《眩惑与真美》，认为我的文艺评论与当前一些时髦评论家的文艺评论有何不同？” 罗鹿鸣不假思索地说：“你的文艺评论比较实在。” 罗鹿鸣的这个朴素的评论的确胜过那些洋洋千言却不及物的文艺评论。当前，很多人都认为真金之所以掩埋，是因为不少人良知泯灭，或判断能力的欠缺。其实，这是相当错误的。诗人罗鹿鸣虽然不是一个评论家，但是，他对我的文艺评论的判断不但相当准确，而且深深地感动了我。　　

有人说，金子放到哪里都闪光。的确，深藏在大山中的金子是闪光的，但是，人们往往视而不见，以为这是一些石头。当前，花里胡哨的包装愈来愈掩盖真金的光芒。罗鹿鸣携带的这支南方的竹笛尽管经历了雄浑的高原风的磨砺，但笛声仍然是清脆和嘹亮的。随着我们交往的频繁，我对诗人罗鹿鸣的认识越来越深。但印象最突出的还是一个字：真。这就是对真情的珍惜和呼唤，对一些虚情的摒弃和批判。这不但是罗鹿鸣为人的本色，也是他创作的底色。在《情人节》一诗中，他呼唤并珍惜人间的真情，“你可以像丢一张纸屑 / 丢弃随时可能蒸发的欢乐 /  但不能丢下  人间 / 一息尚存的真情 /  不能丢下  一生 / 寿终正寝的激情 / 不能背叛  很随意的 / 你对我的许诺”，有力地批判了那些对没有真情的快乐的追求，“昨日的有情人今日凋零 / 今日的情人不愿等看天明 / 不问你从哪里来 / 不管你到哪里去 / 不用知道你的姓名 / 网络上到处撒落着《遗情书》 / 晚风中到处呻吟着“木子美” / 天亮以后说分手 / 分手不用说再见 ”。　　

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不是欣赏参天大树的挺拔雄姿，而是诅咒这棵大树身上的凹凸曲直；人们往往不是赞赏一棵小草在大石下的顽强拼搏，而是责怪这棵小草长的曲里拐弯。其实，这些挺拔的参天大树和成长的小草都蕴藏了一种百折不扰的生命力量。为什么罗鹿鸣能够从遥远的高原走出来，走出一片天地？是因为他的天空挂着一轮永不坠落的希望的红日。即使是一棵小草，沤乱了，仍然要变成萤火虫闪亮发光。“萤火虫提着忽明忽暗的灯笼，在村野忽高忽低地行走。不知来程，不知前途，用自己渺小的亮度照亮哪怕是巴掌大的黑暗。/ 我把那一束束生命之光聚光在洗得发亮的墨水瓶里，我摇着妈妈的肩膀问：‘妈妈，萤火虫是什么东西变成的呀？’/ ‘是草变成的。’妈妈爱抚着我的脸颊，‘草沤烂了，便变成萤火虫了。’/ 我从妈妈的手里逃开，注视妈妈蒙娜丽莎似的面容，说：‘萤火虫会像大花鸡那样下蛋吗？’‘会的，傻孩子。’妈妈拧了一把我的脸。/ ‘它怎么会点灯呢？’/ ‘那是它的生命在发光。’/ ‘萤火虫的灯为啥风吹不灭呢？’/ ‘它的生命里有希望在燃烧！’/ ‘希望是不灭的吗？’/ ‘是的。’/ 自此，我人生的天空便永挂着一轮希望的红日。” 在这首散文诗《妈妈说的童话》中，妈妈在罗鹿鸣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风吹不灭的希望的火种。这就是一种吹不灭的萤火虫精神。因此，罗鹿鸣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中，都没有丧失希望；无论遇到多么艰难困苦，都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在《瀚海船》《西进》这些诗中，罗鹿鸣反复吟唱了这种吹不灭的萤火虫精神。“我是瀚海的冲浪船 / 黑发是漠风里的满帆 / 我竭力全速前进 / 航程依然遥远 / / 涌涛在肩胛碎成黄沙 / 我仍不抛出泊岸的船缆 / 码头的怀抱的确温暖 / 但我不需要它作终点”（《瀚海船》）。 “远处是严峻的高原 / 多少人跋涉了万水千山 / 去你那片憔悴的土地 / 缝制一件绿色的衣衫 / / 即使青春被岁月风干 / 也要将那根拓荒的脊梁 / 为高原未来的开拓者 / 作小小的一截路牌”（《西进》）。而爱情因为有了这种希望，就不容易变色。在《牧人的妻子》这首诗中，妻子对牧人的感情因为有了枯黄的期盼，所以坚韧而悠长。“家成了临时饭店 / 男人只在这儿憩足打尖 /  女人的情丝比男人往返的路还长 / 她的眼泪已被日子淘干 / /  他又去驰聘格桑花开的原野了 / 不知去多久不知去多远 / 她知道男人的心比草原宽 / 惟独装不下她的思恋 / /  拴马索制服不了奔马的志向 / 爱的青稞酒也灌不醉男子汉 /  她的爱升华为她刀子般的诅咒 /  一轮缺月正与她同病相怜 / /  她把羊袍翻晒了又翻晒 / 牛毛线织成了氆氇毯片 / 她每天在高坡上唱着拉依 / 让风儿捎走她枯黄的期盼 / 马蹄铿锵的节奏自远处传来 / 她备好了奶茶、曲拉和炒面 / 牧羊狗已欢奔着去迎接主人 / 还不知道男人在家能呆几天”（《牧人的妻子》）。　　

罗鹿鸣把青春留在了高原，种在了戈壁，撒在了荒原。他无怨无悔。他收割了激情，收割了成熟，收割了诗歌。远离故乡，罗鹿鸣不但对亲人充满了刻骨铭心的爱，而且对故乡也充满了深情。虽然这种情感经历了沙漠和戈壁的粗犷磨砺，但仍不失江南水乡的温润绵软，可以说是既坚韧又坚强，既柔软又绵长。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经历了两次社会背叛。第一次是20世纪初期，第二次是20世纪末期。不过，第一次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从统治阶级阵营里分化出来，成为革命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次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跻身社会上层，有的甚至蜕变成为西方霸权主义列强的附庸。在这些作家中，有的是没有感觉到这种精神霉变，到的没有感觉判和反思的是自己的精神霉变，但是这个问题有的是不承认这种精神霉变，有的还认为这种精神霉变是一种进步，有的甚至在反省和忏悔中自觉地实现这种精神霉变。在这种社会背叛的洪流中，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没有发生这种精神霉变，而是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大地上。罗鹿鸣就是这样的诗人。　　

元代高明在传奇《琵琶记》第一出的开场就指出：“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高明对乐人与动人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艺术是有不同境界的。当前中国文学在乐人上可以说是花样翻新，但是却不动人。不少作家不是深入地挖掘沉重生活中的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真善美的东西，而是停留在单纯的感官刺激上。罗鹿鸣的有些诗虽然缺少铅华，但是却有一种朴素的感动人的力量。　　

不但罗鹿鸣的诗歌是他的真情流露，其他文学创作也是为情造文。这是我看完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真情的天空》的突出感受。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区分了文学创作的两种情形，他说：“昔诗人什篇，为情造文，辞人赋颂，为文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罗鹿鸣在文学创作中绝不为文造情。罗鹿鸣创作长篇报告文学《真情的天空》，是因为他为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郴州市“南大支行”这个先进典型所深深感动。为了将这份感动写出来，他先后五次南下郴州，采访上百人次，收集几十万字的材料。南大一件件的事，就像散落一地的珍珠。罗鹿鸣把握了“南大”的精神和灵魂，将这些珍珠串成一条美轮美奂的珍珠链。　　

　 　

　 　

　2006年2月16日　　　

　 　

为爱情而自焚　　

——序蔡诗华诗集《爱在流火七月》　　

             　　

当代毕升　王选　教授说：“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权威。”（《我是一个过时的科学家》）这段名言包含了人生的几多辛酸，几多感慨。　　

    这种人生的体验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即使是出身寒门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经历。它属于那些既出身寒门又独立奋斗的有所成就的人。　　

不久以前，我结识了一位青年诗人蔡诗华，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今天，人们步履匆匆，恐怕没有时间感受这种人生的辛酸，倾听这种人的感慨。孤独的蔡诗华在精神上也将难免孤独。　　

惺惺惜惺惺。趁蔡诗华的爱情诗集《爱在流火七月》出版之际，呐喊几声，即使不能驱邪镇鬼，至少可以为孤独的蔡诗华壮一壮威。　　

蔡诗华从二十出头到接近四十，15年来一直追求一位心中的偶像。这简直是为爱情而自焚。蔡诗华悲壮而决绝地吟道：　　

“没有水饮　　

          自己切断自己的血脉　　

               （救命）　　

      没有灯光　　

           自己摘下自己的眼睛　　

                （照明）　　

      没有情爱  　　

           自己拥抱自己的灵魂　　

                （手淫）　　

没有氧气　　

         自己化作自己的植物　　

                （导引）　　

              （《给诗人，诗人却是我知音》）　　

   《爱在流火七月》就是蔡诗华这种自焚的爱情的结晶。这不是几首或十几首诗的组合，而是几十首诗的庞大排列，犹如强大兵团方阵，排山倒海。间或还有兄妹、诗友的助阵、应和，减少了没有对象回应的寂寥。其激情之澎湃，其感情之强烈，其爱情之真挚，犹如呼啸的海潮席卷而去。　　

    对于年轻军人的蔡诗华来说，这也许是另一种战场，以青春生命的牺牲去成就另一种辉煌。　　

    但是，我仍然认为，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青春生命的美和另一种辉煌可以并存的，是应该并存的。　　

当不少当代白毛女争先恐后地嫁给大大小小土的洋的黄世仁的时候，蔡诗华这种理想的追求碰壁是必然的。尤其是蔡诗华还逃脱不了“诗穷而后工”这种诗人的历史宿命的时候，他很难不与当代白毛女失之交臂。蔡诗华为了坚守理想，几乎牺牲了整个青春。　　

其实，蔡诗华完全可以接受现代陈世美哲学。先和一个女人结婚，等功成名就后，再寻找一个理想的伴侣。等待，等待富有远见的姑娘，牺牲太大了。可是，蔡诗华拒绝了这种哲学。他不愿意苟且，更不愿意丧失道德操守。尊重任何一个女人，不要伤害一个或许善良的女人。这是做人的起码原则。呜呼，现代陈世美是对，还是错？我们已惘然。　　

可是，走出一条独立的成功之路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不但有上下围困和堵截，左右的漠视和封杀，这是常见的，而且需要时间。十多年来，我既受到了漠视，也遭到了封杀，尽管趟出了一条血路，但牺牲是无法弥补的。　　

当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撰写了一本《性格转化论》书稿，但无人理睬，五、六年以后，有些章节和观点陆续挤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心的“美学”“哲学原理”“文艺理论”等均有转载，《新华文摘》也有摘要和选目。可是，有谁能够提前认识到它的价值，对你给予支持或适当的承认？倘若我出身名门，或傍上“大款”，迎合学阀，那又会怎样？等待伯乐发现或扶持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只有自己擦干了眼泪，继续上路。　　

经过了人生的许多挫折和磨难、牺牲和丧失，正如张承志看到了鲁迅思想的漆黑、激烈的深处，我也懂得了张承志绝望的呐喊。　　

张承志在其不朽的散文《清洁的精神》中说：“有一个故事：舞台上曾出过一个美女，她认为，在暴政之下演出是不洁。由于退隐多年不演，时间流逝，她衰老了，但正义仍未归来。天下不乏美女；在她坚持清洁的精神的年月里，另一个舞女登台并取代了她。没有人批评那个粉饰升平和不洁。也没有人忆起仗义的她。更重要的是，世间公论那个人美。晚年，她哀叹道，我视洁为命，因洁而勇，以洁为美。世论与我不同，天理也与我不同么？　　

    我想，我们无权让清洁地死去的灵魂湮灭。　　

但她象征的只是无名者，未做背水一战的人，许由式的清洁而无力的人；而聂政荆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他们是无力者的安慰，是清洁的暴力，是不义的世界和伦理的讨伐者。　　

若是那个舞女决心　向暴　君行刺，又会怎样呢。　　

因此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只有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　　

可是，有些无耻之徒在张承志那流血的伤口上撒盐，满口喷粪地说他鼓吹恐怖主义。　　

生活在很少见日头的岁月，当你为一个既昏又暴的人所控制的时候，你既不能发展，又无法表现，你只能无望的等待。倘若你还有血性，就必然像张承志那样发出绝望的呐喊。　　

无穷的等待，是生命的浪费。守株待兔的等待，已经消磨了我们热血沸腾的青春时光。我们还有几个五年、十年、二十年用于等待？　　

沉默（等待）是死亡，抗争也是死亡，但抗争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当我们具备了这种历史的悟性，就会比较深入地理解蔡诗华们的奋斗、追求和选择。蔡诗华现在不是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一位相当优秀的人。他的诗有一颗高贵的灵魂。愿他通过诗真正觅到“知音”，阿门！　　

　 　

　 　

                                             　1999年9月14日　　　

　 　

  爱憎分明 冷峻隽永　　

——序诗人蔡诗峰诗集《秋天的心情》　　

                           　　

我认识诗人蔡诗峰，是因为他的哥哥蔡诗华的极力推荐。蔡诗华也是一个诗人。他们兄弟俩的诗歌各有千秋，一个冷峻，一个热情；一个内敛，一个外露；一个隽永，一个质朴。但是，他们都是以命为诗，非常勤奋，热爱生活，是非分明，爱憎热烈。诚如鲁迅所说：“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可是，现在有些诗人在现存冲突面前不是躲避，就是是非不分，有的甚至颠是纳非。所以，我比较喜欢同蔡诗华、蔡诗峰这样的诗人交往。　　

蔡诗峰是从湖北广水农村走出来的诗人，他1987年参军，1993年转业到中国银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分行营业部工作。他虽然和金钱打交道，但他诗心不泯，仍然勤奋创作，收获颇丰。《秋天的心情》是他的第三本个人诗集。　　

我们就做白杨树梢上的/那两片树叶吧/看着所有的树叶/一片片落下后/在轻轻的悄悄的/飘落/——虽然我们也被秋风所伤/但我们是笑到最后的/两枚青春的叶片//我们就做南飞群雁中/那后面的两只雁吧/在匆匆迁徙的队伍里/我们回望着夏日池塘边的往事/呢喃着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虽然也向往温暖的地方/但我们携着梦想/一起飞行//我在一个清晨后醒来/轻轻推醒依偎在身边的/这片金色的秋叶/走吧，亲爱的/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旅程//（秋天的天空没有一丝云/两只雁/轻舞呢喃的影子/照亮了所有秋水的/眼睛）　　

这首《秋天的心情》，清新隽永，韵味无穷。自然是周而复始，有起有落。人生则是时有波澜壮阔，时有曲折坎坷。明知要飘落，也要笑到最后。既旷达乐观，也顽强奋争。静水深流，仿佛秋月荷塘，虽然荷塘上到处都是枯枝败叶，一片荒芜，但是淤泥里的莲藕却是生机勃勃。　　

　　 “假如巴格达成为一片废墟/在这美丽春天里/会有一些种子从瓦砾间/顽强地伸出头来/当残垣断壁中吐出新芽时/生命的力量从四周泛起/集束弹可以摧毁一个城市/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摧毁一个城市的春天”。　　

　　这首《假如巴格达成为一片废墟》，令我想起杜甫的名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不过，杜甫是慨叹国破家亡，而蔡诗峰则是咏叹打不垮的人民力量。前者悲伤，后者悲壮。可以说，这首诗哲理内涵深邃，韵味无穷，体现出了一种真正的中国悲剧精神。　　

其实，蔡诗峰就像这种具有顽强生命活力的小草。它们虽然在大石的挤压下，弯弯曲曲，横长，斜长，距离参天大树愈来愈远。但是，它们仍然顽强地生长，向上生长。正如炎帝之女女娃。女娃虽然溺死后，但她化为精卫鸟，不断地衔来木头和石块填平东海。所以，陶渊明有诗云：“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邪恶势力可以碾碎了她的骨头，但是压不弯她的脊梁。“一幢屋子一百年/一百年的屋子坍塌了/坍塌的屋子里漏进/阳光、空气和雨水//坍塌的屋子里满是石头/石头缝里长出一花草/花草在荒废的乱石里/优雅的舞蹈//飞鸟没有衔来花草的种子/风没有吹来花草的种子/一百年前这里是块花草地”（《生命》）。这些花草的种子承受压迫一百年，也沉默了一百年，但它们犹如燃烧的地火，没有消失。只是人们平常视而不见而已。这首《生命》，非常有力地表现了基层民众的伟大力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迟早它们要发出最后的吼声。　　

蔡诗峰视野开阔，他的诗歌涉及面很广，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生活的，也有自我反省的……在蔡诗峰的诗歌里，对一切腐败的东西，充满了憎恨；对一切不合理的事情，给予了鞭笞；对一切丑恶的事物，予以了批判。可贵的是，蔡诗峰虽然在生活的边缘，也生活在边远地区，但是，他仍然充满忧患地祈祷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人类的和平。“掀一页泛黄的历史/让沾满先人血泪辛酸的片断随风而去/我们说，再见了，苦难的中国/抚摸漫漶的碑铭/让刻满民族屈辱悲愤的昨天随风而去/我们说，再见了，羸弱的中国”“让所有被污染的水重新清澈/让所有被抹黑的天空重新湛蓝/让所有风中飘摇的秋叶重新泛绿/让所有秋日凋谢的田野的花朵重新开放/让所有的鸟儿在黎明时分唱同一首歌/让日出东方的每一缕晨曦   温暖/乡村上空飘浮的每一缕炊烟/城市高楼上飘扬的每一面五星红旗/黎明时掀起帘子的每一个窗口/街头行走的每一张安详微笑的脸/——让阳光洒满新世纪的中国”。（《让阳光洒满新世纪的中国》）。蔡诗峰虽是匹夫，但他却没有置身中国走向强盛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之外。　　

当然，蔡诗峰的有些诗挖掘不够深，例如《心腹，有时就是心腹之患》，“提克里特曾经是萨达姆的心腹之地／奥马尔·姆斯立特曾经是萨达姆的心腹之人／故乡，这片心腹之地最终成了葬身之地／保镖，这个托付命运的心腹之人成了心患之人／／萨达姆被人出卖是因为他先出卖了自己／他对民众出卖了自己爱恤民力的善良／他对邻邦出卖了自己和平相处的穷兵黩武／他对美国出卖了自己过河拆桥的忘恩负义／他对世界人民的印象在出卖着自己的暴力和暴政／／奥马尔·姆斯立特是萨达姆的心腹之人／萨达姆也曾经是美国的心腹之友／心腹，有时就成为心腹之患／因为他对你的了解太多。”这不是了解多少的问题，而是由利益结合的同盟，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蔡诗峰生活在比较边远的地区，很少走出这块地方。这不能不对诗人有所限制。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王国维又说：“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蔡诗峰还很年轻，路还很长，如果能够掌握这个读与行、出与入的辩证关系，那么，假以时日，必有很大的作为。　　

　 　

　 　

　                                           2005年3月17日　　

　 　

历史的丰碑和精神的丰碑　　

                              　　

长征，不但铸造了一座人类历史上的丰碑，而且铸造了一座人类精神史上的丰碑。与长征相比，犹太人从埃及出走，希腊人从波斯向黑海撤离，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这些人类历史上荡气回肠的远征都黯然失色。长征是一部人类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伟大史诗，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件。同时，长征也是诗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在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军旅诗人康桥多次重走长征路，写出了全景反映长征的长篇叙事诗《征途》。这部长篇叙事诗共分11个部分，即序、出征前夜、夺路湘江、峰回路转、四渡赤水、云崖水暖、铁索飞渡、雪山高歌、穿越草地、胜利会师、余音。这是诗人的第三部长诗。　　

长篇叙事诗《征途》突破了传统史诗，从写孤胆英雄为主到写群体英雄为主。诗人在歌吟红军的壮举和一些历史人物的灵魂搏斗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心灵的波动和冲击。诗人仿佛经历了一次精神的长征。长篇叙事诗《征途》以叙事为经，抒情为纬，将叙事和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诗人在描写红军克关夺隘、绝处求生的过程中，往往感动得情不自禁的歌吟起来。这些抒情段落就像一颗颗闪光的珍珠镶嵌在坚实的骨架上，格外引人入胜。　　

长征是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不朽丰碑，是坚强意志、革命勇气的传奇。悬殊的敌我力量、恶劣的自然环境、残酷的党内斗争，历史将三重考验一古脑抛给这支年轻的队伍。天上每日几十架敌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峡谷激流，雪山沼泽，鸟飞不下，兽铤亡群；教条主义桎梏，分裂主义挑衅。两万五千里，步步是险境、处处关生死，红军在难以想像的艰险中克关夺隘，绝处求生。这种长征精神，人们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把握，但它的核心就是牺牲精神。诗人非常正确地把握了长征这种牺牲精神。红军女战士在倒下时，叠放脱下的全部衣服，留给战友；红军的战马也成为这个具有牺牲精神的英雄集体的一员，“草地倒下草地牺牲  把我还未/腐化的身躯给活着的人/这结实的口粮/可以支撑继续赶路的红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粗鄙实用主义泛滥，主要有：（一）宣扬躲避崇高观；（二）鼓吹粗鄙存在观；（三）提出警惕壮烈论。中国悲剧精神遭到了全面的消解和否定。而中国悲剧精神就是：邪恶势力可以碾碎我们的骨头，但决不能压弯我们的脊梁。身躯倒下了，灵魂仍然要战斗。因此，长篇叙事诗《征途》所表现的真正的牺牲精神在当前中国文艺界具有特殊的价值。　　

诗人不但反映了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一个到下了/更多的站起来”，而且揭示了这种不可战胜的原因。长征之所以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胜利，首先是红军能够纠正自身的错误。过去，人们很少描写当时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博古在新生前的矛盾、痛苦和煎熬。而康桥则充分展现了博古脱胎换骨的心灵搏斗过程。“死也是罪人  带罪的灵魂/得不到安宁  承担责任就要/勇于死 /死容易 /死得其所却难/……无地自容  活难  死更难”。“灵魂的审判/死不能逃脱/活不能逃脱”。“手指触到扳机上/博古的灵魂/在矛盾中煎熬  谁来   拯救/痛苦中灵魂……”“冷静点  一个声音穿透/走近绝望的心/聂荣臻疾呼  小心走火”。“走火就会入魔  活着才能劈开/沉沦的灵魂/救出精神的闪电”。“从暗处走出/博古跟上红军的队伍”。在这种心灵的激烈斗争中，博古抛弃了旧的枷锁，迎得了新生。博古的新生也是红军的新生。其次是红军的命运和人民息息相关。“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闹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毛主席的声音在耳边回响”“走吧  年轻人 留下的日子没指望/祖祖辈辈的梦/影子都有耻辱的印痕/孩子   跟着队伍走吧/只要挺得起胸膛/只要走得了长征”“没有谁问过老百姓死活”“生路/跟上共产党员为穷苦人打天下”。　　

在长篇叙事诗《征途》中，诗人挖掘了不少历史的真实细节。诗人为了创作这部长征史诗，曾到于都河、湘江、乌江、赤水河、娄山关、遵义、老山界、吴起镇……每到一地，诗人都沉潜下去。诗人到了茅台镇，经过细致地考察，发现茅台起源于汾酒：“赤水河  让我用茅台的酒香赞美/赞美把汾酒变成茅台的/山西盐商  三个世纪前/用酿汾酒方法酿茅台成功//他不知道  是赤水河造就了/茅台酒   无色  透明   醇香  回甜/抽出肿痛的双脚  用搪瓷缸子/喝  女红军像男人一样豪饮”。而这种发现在《征途》中还有很多很多。　　

在这部长篇叙事诗中，诗人描写视死如归的红军战士的牺牲相当感人。不少红军女战士在经过草地时，她们的生命融入了草地，成为草地的一部分。“视死如归……草地含泪的歌/鲜花的泥淖……走过草地的鲜花/谁还能再喜欢玫瑰/死去的女红军赤身躺在路旁//身边叠放脱下的衣物/给缺衣的战友/赤裸的牺牲  赤裸的美/泥地上的字比石头的雕塑隽永”。这段描写红军女战士的从容牺牲的诗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在一定程度上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林黛玉所写《葬花词》异曲同工。“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与林黛玉相比，红军女战士的牺牲却具有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长征的奇迹发生在20世纪，但长征精神绝不仅仅属于20世纪。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只有不断从历史的馈赠中汲取力量，永远保持一种精神和信念，才能成就伟业，再造辉煌。诗人歌吟长征，就是在为那些牺牲的英雄红军招魂。“……弹尽粮绝/敌人从四面包围/陈树湘  腹部中弹被俘/抬着师长  敌人去邀功领赏/扯断肠子  29岁的年轻师长/牺牲在敌人担架上//……//虽死犹生  陈树湘/泉台集合起英烈的队伍//杀向敌人的保垒   黑暗中前进/不屈的意志  不灭的魂灵/死也集合起自己的队伍//……何键  追剿军总司令  大汗淋漓/疲惫逃窜  他连人带马跌入深渊”。陈树湘就是英勇的红军之一。可是，他的坟墓却渐渐地被人遗忘。当诗人走到陈树湘牺牲的地方，一位老人指着一个小学旁的花园说，这里曾经埋藏着一位红军师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到清明节就有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来扫墓。现在，红军师长的墓不在了，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里曾经埋藏着一位红军的英灵，更不知道烈士的事迹。诗人虽然只写了历史在现实中的中断，没有激烈的批判，但忧患意识已跃然纸上。　　

　 　

　 　

                                            　2006年10月8日　　　

　 　

　 　

　 　

诗歌评论选编后·共同的历史承担　　

　 　

诗人王竞成希望能够将我近些年来所写的诗歌评论选录一辑重新刊载在他主持的诗歌刊物上，我犹豫再三，难却他的美意，终于编出了《熊元义诗歌评论选》。我在整理这些诗歌评论时，既没有发现多少胡说八道的诗歌评论，也没有看到相互矛盾的诗歌评论。至少这些诗歌评论还能够自成系统，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的美学追求，这就是中国当代作家要不愧于诗人的头衔，文学家的称号，要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伟大文学作品，就必须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超越局限，精神寻根。因此，集中重新刊载这些诗歌评论不无一定的价值。　　

“也许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埋在 在这春天里 春天里”。 当旭日阳刚吼出《春天里》这首歌时，我不禁潸然泪下，中国当代社会基层民众的春天在哪里？当有些歌手唱出《春天的故事》《好日子》这些歌时，我不禁怦然心动，中国当代社会基层民众的好日子在哪里？除了极少数，我的诗歌评论绝大多数是评论在中国当代社会底层拼搏和挣扎的诗人及其诗歌。我不是是个评论家，但这10多年来，我一直和一些底层诗人交往和碰撞，我们有共同的牢骚、共同的愤懑和共同的憧憬，已是非陈诗难以展其义，非长歌难以骋其情。我评论这些底层诗人的诗既是心灵的交流，也是历史的承担，即力促中国当代社会基层民众的春天早日到来，好日子尽快到来。　　

　 　

　 　

                                            　2011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