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新生官僚资产阶级，探索解决当下社会问题

问题　　
中国，现在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是来自于国外，而是来自于国内。　　
现在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问题，也不是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而是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权钱交易，权钱勾结，新产生的官僚利益集团，资产阶级权贵阶层，他们才是目前中国危机的始作俑者。　　
真的有这样一个权贵阶层吗？ 　　
阶级一定是按照经济地位来划分的。2004年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显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 请问，几乎占了全部居民财产的一半的10%最高收入家庭，与仅占1.4%的10%最低收入家庭，会是一个阶级吗？　　
前提　　
几百年的历史告诉人们，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即使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但妄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人民民主专政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即人民民主独裁，是中国政府视之为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政治架构形式。列宁对专政说得更直接，专政是不受限制的、凭藉暴力而不是凭藉法律的政权。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是肯定要被专政的。唯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具有探讨中国出路的前提。　　
　 　
一 阶级的问题　　
《共产党宣言》有句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嘛？“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无产阶级的人数众多、组织性和战斗性强，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认为它是真正的革命阶级，它的先进性在于“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系统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用中国特色的话来说就是穷苦人翻身做主人的革命理论。　　
然而，当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从在野党变成执政党，领导着整个国家的共产党已经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有产阶级了，毋容置疑共产党也成了有产阶级的代表。那么工人阶级是否还是无产阶级呢？看看有关无产阶级的经典论述。　　
无产阶级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无产阶级是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抽象而来的，如当时的工人阶级等。　　
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主要阶级之一（另一个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指被剥夺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求生存的工人和其他低收入集团。　　
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主体是资产阶级；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消灭了资产阶级，相对应的无产阶级也改称为“工人阶级”了，社会的主体应该是笼统的人民吧。　　
在国有资产企业工作的工人，不是为资本家创造利润，而是为国家创造财富，并且享受了国有生产资料的红利。改革开放前表现为住房、医疗、退休等福利，当下表现为超过社会平均工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例如中海油人均薪酬38.67万，是2010年城镇非私营企业年人均工资37147元的10.4倍，是城镇私营企业人均20759元的18. 6倍；而非私营企业是私营企业的1.8倍。至于享受房改低价购买的住房也已经增值10倍以上了，显然这样的工人肯定不再是无产了。　　
但是，当国企改革，3000万下岗的工人不仅享受不了国有生产资料的红利，连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求生存的机会都很渺茫。他们连家里有“一亩三分地”而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都不如，我们看到了真正符合导师们定义的无产阶级，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再就业！国企是回不去了，只有成为广大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以及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等无生产资料的打工者。　　
他们，还属于工人阶级否？还是领导阶级否？　　
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党的性质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不仅仅是夺取政权前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此，我们不必要纠缠国企的工人还是民企或个体的工人谁属于工人阶级，亦或都属于工人阶级，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样就解释通了，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民族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广大人民这个阶级。如果人民作为一个广义的阶级，包括国企、民营和农民在内的所有劳动者，那么，至少有个对应的反人民的，或不劳而获的阶级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工人、欺压人民，出卖民族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的普遍存在的事实，笔者认为这些矛盾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一个与人民对立（或敌对）的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导致仇富仇官，官民对立的主要原因。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1979年五届二次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　　
30年过去了，地主阶级被消灭了，但是土地的价值却越来越高，利润被卖地的地方政府，卖房的开发拿走了，地主雇工种地变成了开发商雇工建房，只要公平交易，照章纳税就是合法的。而土地获取、转让和交易过程中不合法的操作，或损害国家利益，或损害人民利益，堪比恶霸地主。资本家阶级不存在了，资本和资源的魅力却越来越大了，本来应该进入国库和老百姓口袋，或已经进了国库和老百姓口袋的的资本和资产，却被相当一批官员、或官商勾结侵吞了、掠夺了，在侵吞和掠夺的过程中不惜动用公权力、甚至施以暴力，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即权贵资本阶级逐步形成了。　　
以下分三节来讨论。　　
　 　
二 剥削的问题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既然说要消灭剥削，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还存在着剥削的。只不过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那样尖锐。例如共产党夺取政权初期，打土豪分田地，对封建主义的恶霸地主一般都是镇压，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对官僚资本主义采取直接没收政策，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平赎买。　　
对土豪劣绅，官僚资本的消灭、没收政策是人民民主专政所必须的，但是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改造、赎买，却使我们几十年后才开始补商品经济这一课。原中国财经报社社长方恭温撰文指出，对工商业资本家进行改造，公私合营，是极大的失误。　　
在“一五”前期，我国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有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经济、个体经济。在不同经济成分之间和不同的所有者之间的交换不能采取无偿调拨的办法，只能实行商品经济的体制。　　
这个商品经济的体制，实际上正是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子。只不过在总结了我党领导的经济建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后，我们目前没有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列宁关于过渡时期所有制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说“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末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 。因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准”（第二国际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判）。　　
列宁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他认为只要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控制了大工业和运输业，国家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前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发展也并没有脱离列宁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还存在着阶级的社会，尽管斯大林不承认，并于1936年宣布在苏联消灭了阶级。然而1938年又强调剥削阶级残余将采取更尖锐的斗争形式进行垂死挣扎，并一手制造了后果严重的肃反扩大化。　　
毛泽东则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苏联的复辟证明了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我国对列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这样的思想并未有理解更不可能贯彻下去，随后对商品经济限制和消灭政策使其转变成产品经济，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从目前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来看，当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经济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而且造成的思想混乱成为今天很多问题的根源。从至今还众说纷纭的小平同志“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论断就可见一斑。当时很多老革命都想不通，认为这是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况且先富起来的人大多数是社会底层一些生活没有退路的无正当职业者，无知者无畏，居然就富起来了。虽然其中有少数有识之士，但还只是先富起来人中的另类。　　
由于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与资本主义不同，只要坚持吴邦国委员长指出的“不搞私有化”，“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那么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但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反而有利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和发展，“对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这样的前提下，民企和私企，以资本逐利，虽然雇工获取剩余价值的“剥削”实质并没有变，但那也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仅就解决就业方面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的观点与文革中刘少奇被批判的“剥削有功”的看法比较接近。　　
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这与发展各种经济成分必然存在剥削不是矛盾的吗？其实，我们反对核武器，但我们首先要拥有核武器，才能避免其他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有效地保护我们自己。上面说到的剥削也是在消灭剥削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无法避免的。这就是辩证法。　　
国家鼓励发展民企、私企，这些企业的老板毋容置疑也是人民中的一员。即使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年代，被改造的民族资本家，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专政的对象。以上的观点很容易说明白，相信也不会遭到多少反对，因为党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并不主要在这个阶层里面。　　
企业以盈利为目的，老板投资、管理自然要赚取利润。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剥削问题并不像资本主义的法国大罢工那样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使有台资富士康的N连跳，日资企业的罢工等现象，但绝不是全国性的问题。　　
不容忽视的是，非国有资产的企业老板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作为成本付出的大量钱财贿赂官员，培养和造就了新一代官僚资产者，断送了一大批党政干部的政治前途。没有他们的付出，仅是侵吞国有资产的官僚资本阶层规模会小很多很多。计划经济时期谁也没有钱去进贡，除了农转非、调动工作以外，其他也没有多少进贡的必要，自然贪官就少了很多。因此，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办法来防止几乎每个公务员都有机会的贪腐，观念和机构都远远不能适应需要，防不胜防。　　
中国经济要发展，从头走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实属无奈之举，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后再回到初级阶段走回头路，在思想上、认识上要想统一非常难。创业、发财对一个积弱成疾的国家、国民来说具有何等巨大的冲击力。如果说信仰危机产生于文革之后，而社会风气的败坏则始于这无奈之举。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　　
　 　
三 人民的问题　　
毛泽东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因为马恩列斯都没有说清楚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遥远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共产党怎样管理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只说了如何解放劳苦大众，而未说清楚如何才能公平正义地对待解放后的人民。　　
毛泽东重点提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不仅预见到我们目前面临的尖锐社会矛盾的根源，并为共产党的领导者，社会主义长治久安提供了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并没有过时，胡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要求党员干部，“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　　
给不给劳动者上述权利，这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性质，更关系到共产党的性质，因此我们讨论的不是给不给的问题，而是怎样给的问题？　　
如果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解决怎样给的问题，例如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提案是代表按照人民的意愿提交的，法律是人大制定的，在共产党领导下政府去执行，那为何社会矛盾还如此尖锐？人民的权利常常得不到保障？权利受到侵害后谁要去维权，那将直接升级为更残酷的迫害。以至于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指出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怎样给人民权利的问题解决好了吗？中央的精神为何就不能得到贯彻呢？其实这正是从马克思开始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解决的大难题。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优于封建主义，警觉的是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将借社会主义之名来复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主体是官吏和贵族阶级。而国家政权是必须依靠官吏运作的，对掌握新的国家机器的官吏，马克思仅提出了发给工人相等的工资，实行工人阶级的普选制，对其可以随时撤换等不成熟的构想。　　
劳动者的权利要通过国家政权来执行，对国家力量的依靠必然形成对官吏的依靠，最终的问题成为谁来制约和管理官吏。马克思对这一问题有所警觉，但没有认真作答。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中给官吏阶级的复兴留下一道被人忽视的小门。　　
但是毛泽东没有忽视，他不但看到了马克思警觉的官吏和贵族阶级问题，还看到了今天已经真实出现在我们身边这些不为人民谋幸福，而是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认为这些人才是人民的大敌，要发动人民战争来打倒他们。　　
为了共和国的千秋大业，他要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他当时认定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与我们今天的认识不一样，并且在走资派的数量远不及现在之万一之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他辉煌一生最大的失误：本来毋需大动干戈，结果这场革命并没有为今天肃清“走资派”积累经验，反而革掉了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人不同于动物，是需要信仰和希望的。当人没有了信仰，就只记住了利用经济建设这个机会捞钱，而忘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再加上受到先富起来者炫富的刺激，一切向“钱”看便成为人生时尚、社会风气。马克思警觉的制约和管理官吏问题，从总书记四个危险论就可以看到已经到了异常严峻的程度。　　
在我党纠正毛泽东的文革错误时，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际痛定思痛发展经济时，对“走资本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讳莫如深，不仅放松了对党内腐败分子的警惕，而且定性仅停留在预防“贪污腐败”这个道德品质层面上，掩盖了官僚和利益集团对人民政治权利肆意践踏和经济财产疯狂侵吞的阶级压迫实质，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又催生了官僚资本阶层的迅速形成，甚至产生了新的官僚资本家。　　
在还有私心的人群中，搞经济必然搞商品，搞商品交换，存在市场，存在市场单位的独立核算，存在利润，于是就存在剥削，存在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些方面，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多大区别。变只变在国家的核心资本改由国家官吏（干部）控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官吏受无产阶级监督，必须为穷人服务。问题就出在相当一部分官吏不是为人民服务，更不可能为穷人服务，无论是侵吞国有资产、权力寻租还是官商勾结、贪污受贿，新生的官僚权贵为一己私利而草菅人命的恶性案件，为满足淫欲玩小姐找情妇包二奶的风流案件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这不是个别行为问题，不是道德品质问题，是封建贵族阶级世袭制的复辟与官僚权贵资产阶级的新生。为何一定要让其多行不义而自毙，构成刑事犯罪后才双规、才处理，完善通过仕途成为囚徒的完美过程？　　
现行体制不仅没有很好解决如何给人民权利的问题，也没有有效解决防止党内滋生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问题。　　
这样说并非我们需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但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方式错误的教训而回避问题的实质——他老人家几十年前警惕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当权派”这一组合，既是马克思当时警觉的问题，也正是目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同富裕才是中国的希望。　　
我们既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然就要防止资本主义道路。和前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样，我国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过渡时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然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　　
毛泽东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从反面来讲：“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已敏锐地感觉到在新的社会中，官吏与群众的严重对立。今天的严重现实不幸被他英明地一语中的。　　
胡总书记在90周年庆典上从正面来说：“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这无疑是最为和谐、最完美的党群关系。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认真去听吗？私欲膨胀的党员干部会认真去做吗？　　
教育不是万能的，刑罚也不是万能的，只有像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资产阶级萌芽的环境和条件才能做到，现在来说只有体制才能消除这样的环境。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　　
　 　
四 民族的问题　　
相对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来说，任何王朝、政权、政党都是短暂的，甚至是短命的。在我们的时代，中华民族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在近300年来从未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曾经最贫穷的国家现在成为最富有国家的债权国，全世界都喜欢中国的富人，中国政府空前规模从动荡国家大撤侨而震惊世界……，华人华侨无不为中华民族而自豪。尽管海外的敌对国家、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仇华、反华、颠覆、侵略，但自新中国诞生之日起，中华民族再也不惧怕任何敌对势力。　　
然而辉煌和光芒掩盖不了近2万贪官携上万亿资产叛党叛国、背叛民族的耻辱。中国社科院2008年前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按照17000人计算平均每个外逃贪官携款高达4700万元，按2007年全国年平均工资24932元计算，一个贪官卷走了1885个职工一年的收入，全部外逃资金相当于3204万职工一年的收入。经济地位决定所属阶级，裸官会出逃吗？这些民族败类一定先成为暴富的资产阶级权贵。　　
央行《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指出了向境外转移资产的八种方式：用现金走私来转移，替代性汇款体系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非法买卖外汇、跨境汇兑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利用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利用投资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转移资产，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转移资产，海外直接收受，通过在境外的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等。　　
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败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外逃贪官利用手中权力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逃亡到资本主义国家过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是实至名归。　　
按照中国人爱面子的传统来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失节的民族败类真还把老祖宗的脸丢尽了。　　
据2007年新华网发表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中国：看好自己的钱袋子文》一文，国家经济安全外防重在防美，内防要“防盗，是因为有家贼；防败，就是要防败家子；防卖，就是防卖国贼”。　　
家贼问题本文作为重点已在上面说了，性质远不是贼就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防盗只是亡羊补牢，防止官员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重中之重。　　
败家子可以把家都败了，危害不可小觑。中国民众越来越质疑：管理者能否忠实履行他们的职责？《中国央企境外资产总额超4万亿 安全性存隐患》一文举我们在利比亚遭受的损失称：有统计显示，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包的工程项目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但后来获得的保险赔付不足4亿元人民币。有些人会不会监守自盗、吃里爬外？他们是否会慷国家与民众之慨，为了虚幻的、不切实际的“国际形象”而在全球大把撒钱？由于败家子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观故意，为了观点集中本文不多涉及。　　
至于卖国贼，不是由谁说是或不是，我们只能从后果来看。中国用实实在在的财富、弥足珍贵的环境资源等换回一万多亿美元外汇，这些外汇的2/3以上又都是美元资产，也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各类纸张，有的连纸张钱都省了，即所谓的“电子货币”。我们拼命积攒纸张，而西方则在大量储藏黄金，储备石油等战略资源。近年来，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已经贬值超过40％，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损失惨重。　　
多年前就有人士呼吁增加黄金储备，但是相关管理者对美元资产的偏爱一度达到痴迷的地步，因而失去一个又一个“保值增值”的良机。中国投资的美元资产名义收益率不到5%，而美国银行家用“中国美元”反过来在中国投资获得的平均回报率约15%。用巨额外汇“购买美国国债，支援美国国家建设”，支持美国银行家到中国赚钱；而美国金融寡头与政客却以怨报德，给中国制造一个又一个麻烦。　　
以上主要是金融安全，经济安全还应关注贱卖国有金融、国有产业、稀缺资源，奉送金控权以及内外勾结，通过股市操控、企业兼并、外汇运营、海外投资、政府采购等等的肥水外流及利益馈赠，给洋人外商列强政府输送的利益，可能国家估计局也无法估算的。　　
卖国贼在政治上有一个民族称谓：汉奸；在经济上有一个国际称谓：买办资产阶级。百度百科这样给它定性的：它不仅依附于帝国主义，同时又与本国封建官绅相勾结，损害民族利益，残酷压榨本国劳动人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最反动生产关系的代表，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　　
至此，无论承认与否，新生的官僚利益集团，资产阶级权贵阶层是导致当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无法回避的事实。　　
　 　
民族问题是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还有一点需要说几句。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多党制相互监督制肘，对难以解决贪腐的问题，有人比喻成用执法的左手举刀砍违纪的右手难以下刀，因而有人归结为一党执政的弊端，笔者并不赞同。文首就阐明本文的观点是“唯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具有探讨中国出路的前提”。　　
解决左手不忍砍右手的问题，实际上是执政思想和政体的问题，有两点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点是，是从本文概括而来的。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阶级，存在阶级斗争，那就不是左右手的问题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既然青春痘长在别人脸上，不用痛就可以下杀手。　　
第二点是，是本文观点的延伸。真正的党政分开，党作为领导阶级，就像企业的董事长，一是负责确立方向、路线，不去管人财物，签字报销，涉及到经营管理的事都交给职业经理人去打理。二是把现在纪委的职责作为党委的主要工作，党务工作者不涉足可能贪污受贿的利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专司管理、监督、检查官吏的职责。给予“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官员全部民选，市县长、政府部门一把手非党员也可以担任，不是吸取了多党制的民主吗？人民监督举报，党委调查核实，发现问题随时拿下，完不成任务就地免职，欺压人民依法问罪。　　
最后简单归纳一下，本文在提出阶级问题后，对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的性质，对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别从剥削工人、欺压人民，出卖民族等三个方面来勾勒资产阶级权贵嘴脸的粗线条。题目虽然大了些难以驾驭，但作为抛砖引玉，希望能够认真探讨一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制约和管理官吏，确保社会主义在中国完胜。　　
    民主是争取来的，没有人会白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