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仁祥：论红卫兵

论红卫兵

红卫兵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中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成功的创举，值得研究总结。

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从外地回到北京。于8月1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的这一天，回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于6月24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和7月4日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其中一条重要内容是，引用了毛主席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大字报遭到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派驻的“工作组”反对。细查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期大事记，毛主席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是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的产生，这一新生事物的岀现，具很强的生命力，很快在全国推开；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回信，也是真正用“四大”方式开展 “文革”的起点。全会期间，8月5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于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进一步支持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外，毛主席在大字报中尖锐地指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不仅给资产阶级司令部敲了丧钟，同时标志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此开始领导“文革”。 为利于有关问题的研究，更利于辩清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功、过和是、非，把8月7日之前的50多天，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文革称为“前文革”；1976年10月6日，至清查“三种人”结束，称为“后文革”。这“前、后文革”，实质是“资产阶级文化大复辟运动”。从1966年8月7日“文革”开始，至全国“一片红” 或九大胜召开为“文革”胜利结束，简称“文革”时期。九大后至1976年10月6日为处理文革一些善后问题时期，即已不是“文革”期，因为标志“文革”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已结束、群众组织基本解散、大串联等九大前早已结束、“文革”主要对象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粉碎，而已在新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各级党委和“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和处理“文革”的善后工作，不应该再称“文革”。至于“四大”是宪法规定的，不能把“四大”同“文革”划等号。我认为这样划分比较符合实际。就像土改结束后，还有复查等等许多善后工作，也拖了好多年，有些问题在“四清”中还处理，就不能说土改一直到“四清”才结束。其实所有政治运动结束后，都在相当长时间做善后工作。包括“反右派运动”，善后工作拖的对间更长，就不能说57年“反右”没有结束。同样“后文革”走资派搞的“清查‘三种人’运动”，善后工作至今未做，很可能要拖到走资派的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垮台后，因为走资派同一切反动阶级一样，迫害人民永远不会认错，但不能说“清查‘三种人’运动”还沒有结束。“后文革”所以要称它是“后文革”，因为中央、叶剑英等领导一再宣布用文革的办法解决“xx帮”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划分，“前文革”、“后文革”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性质、方法、斗爭对象完全不同的文革。前面已讲了，“前文革”、“后文革”，实质是“资产阶级文化大复辟运动”。“前文革”、“后文革”的功或过，完全由资产价级司令部承担。而“文革”和处理善后工作，已有充分证据，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资产阶级司令部间的斗争十分剧烈，是谁的功过就是谁的，必须尽全力严格区别开。这样来研究文革，更利于接近真实。眉毛胡子一把抓，永远说不清，这正是这些年一些文痞，就是用这种手段搅浑水而蛊惑人心的。化这点笔墨，划分一下文革时段，十分必要。下面转入正题。

我亲临一线接待过红卫兵。我不仅接待了来自各地的由学校选派并有老师或地方政府领队的红卫兵，有人称这为“老红卫兵”、“红五类红卫兵”、“保皇派红卫兵”等，甚至把红卫兵干的一些不妥的事归罪他们，本人不赞同这些观点。我也接待了完全自发、自由来自各地的红卫兵，有人称这是“黑五类红卫兵”、是“真正的造反红卫兵”，我也不同意这些观点。我完全赞同周总理讲的：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也正因为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才以一名解放军战士，热情而周到地接待了他们。一些文痞、流氓，包括极少数“大官”，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把红卫兵丑化成挽袖子、卷裤脚、“无恶不作”的一伙“干尽坏事的败类”。我不清楚丑化红卫兵的一些文痞、流氓、“大官”等，他们有沒有子、女等是红卫兵？有没有大串联，有没有参加“破四旧”等？我坦然讲，我既沒有子女、和亲属参加红卫兵、也沒参加串联等。因我的孩子当时都上幼儿园，亲友的子女都成人参加工作，我很超脱。但我无法容忍一伙民族败类，丑化当时绝大多数年仅13至15岁这一代娃娃。以至他们以自己的无知、不学无术，把一个当时年仅15岁，就敢于向几千年封建势力遗留下来的“师道尊严”大胆挑战的小女孩，在各类报、刊，疯狂地恶意丑化、批判到了全国家喻户晓。一些文痞、“大官”竟如此无耻明目张胆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民族的耻辱、共产党的耻辱！这30来年，走资派迫害挑战“师道尊严”的少年，而大力提倡“师道尊严”造成的极端严重后果，这些年大家有目共睹。

虽然人类都把少年看作社会、国家的未来。但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无例外地：大多富人把孩子关在“象牙塔”培养为压迫剥削人民的“龙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事力所不能及的劳动，以维生计。但是，古今中外，有哪个朝代、哪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层，能供食宿、免交通费、民胜古迹和风景处免门票，穿衣服少的还发棉衣，带的另用费不够可借给(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红卫兵回家后都由家长还了借款)，这样让全国几千万少年到首都北京“做客”，到各地串联的吗？唯有毛主席和以他为领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如此让青少年见风雨、见世面，在社会火红的“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练成长。一改几千年大多农村人，一辈子活动范围不超过100平方公里的狭窄天地，许多人从生到死，没见过城市、火车、飞机、电灯等等，同我同令的农村同志，对此都会有深切的体会。請问：埋沒了多少人才？共产党也能这样吗？所以，红卫兵大串联，正说明毛主席、共产党对下一代寄予极大的期待，希望他们在实践锻练中，培养成为建设、捍卫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而且正是这个大串联的这一事实，有说服力的批驳了一伙反“文革”派，攻击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搞“唯成分论”、把红卫兵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等等。事实是，我们在接待红卫兵的工作中，都一视同仁，都当作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热情而周到地接待和为他们服务，这个事实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几首：我走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以及“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等儿歌，响彻祖国各地，充分表达了当时少年的优良品质和宏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有一位反毛、反“文革”的当年的自称“造反派”，写了一本30万字的专谈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书，也不得不承认(注：不抄其原文)：当时红卫兵大串联，不少是少男少女，火车上都混挤在一起，无一点空隙，但那时情操好，沒发生任何不轨举动；如果要是现在那样大串联，私生子就得拉几火车。这段叙述，定为被公认说的很公道。但必须指出，某些反“文革”的当权派、走资派为了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应作别论。但是，这些人中，会有不少同志经过近30多年反面教员的生动教育，会改变当初丑化红卫兵的错误，正确认识和评价红卫兵，这些同志态度和认识的转变，对社会的影响，必将比我们这些人的影响还大，我们应热烈地对他们表示欢迎！！！人生谁无错，改了就是好同志。

在本人接待的几批红卫兵，从沒发生小朋友失窃或偷盗、斗殴、浪费粮食(尤其农村孩子)等不良现象。在接待中，更沒有发现少年失踪或被人贩子贩卖，也未见少年吸毒、赌博、唱黄色歌曲、……等封、资、修的流毒。如果在现在搞那么大规模串联，这类五花八门的丑闻将会无法收拾。

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他们时，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和上百万红卫兵，红卫兵都热情高涨，有的一夜不眠盼着天快亮见到毛主席，有的接见后写日记，表示誓死捍卫毛席，……。每次接见，都秩序井然。八次接见都有新闻记录片可查，本人陪同红卫兵参加了四次。成千上万红卫兵在北京，除公共汽车拥挤一点外，首都秩序井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不像当今“太平盛世”、“和谐社会”遇到大喜庆节日，商店不准卖切莱刀，甚至调动一百多万野战部队保驾；绝大多数市民10几年前，都装了防盗门，窗户安装了铁护栏，有些人家一遇节日还加固。这些显明的反差，让一伙攻击红卫兵的文痞、走资派、“大官”大失光彩，不过他们对己有文过饰非的天才，而对红卫兵照旧竭尽所能进行诬蔑。

他们诬蔑红卫兵的重点内容之一是“破四旧”。我想对此提个问题，供研究：“四旧”该不该破？尽管这类事，本人都未参与，但我认为，不管是谁提出的，“破四旧”并不错。从当时实际情况看，破“四旧”的结果，社会风气有明显进步，最最起码是搞唯心主义、封建迷信空前大幅度下降；这个历史事实，谁也否定不了。但破“四旧”，肯定会造成不该破的当“四旧”破了，有的“专家”、“大官”在这方面很辛苦地统计出“毁掉文物”价值多少这类很蛊惑人心的数字。不过我倒要问，一些娃娃弄不凊是不是“四旧”，而破掉了。从其性质最多只够得上误会。从已公开的大量文献，这一情况毛主席知道后，立即请周总理出面做工作，这股风很快就刹住了。红卫兵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这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实。红卫兵还真不懂什么是“擦边球”、“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那么，那些为此大做文章的“专家”、“大官”你们能明白无误地界定什么是“四旧”吗？比如在农村随处散落的土地庙算不算“四旧”，平掉它改为良田，对不对？但现在一些地方“官员”又把庙宇建到遍地开花，还攀比着愈建愈豪华；拜佛烧香的“共产党官员”随处可见，人员之多，向泥菩萨许愿岀手之大方，一掏就上千万元，大创历史记录；贪官绝大部分相信封建迷信、看风水，…，这已是否定不了的事实，这一趋势的增长，是社会进步、还是在复辟倒退？丑化红卫兵破“四旧”是为了大肆宣扬“四旧”的现实，“专家”、“大官”们如何把这一现实，同你们天天放在嘴皮上高唱的“科学”之类联系起来？不错，破“四旧”，一破势必会毁一些东西，即便毁掉一座破烂的土地庙，要重新造出来、土地菩萨塑造起来，少则也要十几万。既然“专家”、“官僚”对造成的这些“损失”，痛心疾首进行谴责。但可以肯定，那些“四旧”成不了为人类造福的生产力。请问，在你们的唆使下，竟能把钱学森同志苦心建立的科学实验基地，不顾人民反对，而用铲车等现代工具把它铲为平地，损失的就不仅仅是价值数千万元的实验仪器，而是一些科学实验无法进行。这就不能不责问，“专家”、“大官”谴责十几岁娃娃破“四除”，倒底是想干什么？

“专家”、“大官”谴责红卫兵另一个问题是抄家。无合法手续抄家，无疑是错误的。但千万别忘了这是娃娃们不懂宪法干的错事，发现后，同样刹住了。但因为是娃娃干的，只能引导纠正，在任何朝代也不会对天真的娃娃干了点错事就判刑。遗憾的是，那些懂事、懂法的“专家”、“大官”搞的“后文革”， 随意捏造“追随”“xx帮”的“三种人”，进行大清查运动，对“文革”进行反攻倒算，对上千万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发动“文革”的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批骨干和忠诚无产阶级事业的共产党员，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造成冤、假、错案遍地。其中，绝大部分受害者遭到非法抄家。就本人而言，xxx派来清剿“国防科委以李敏(毛主席的女儿)为女头子的‘xx帮’小帮派”的“后文革运动”，虽沒有查出有一人同“xx帮”有组织联系的，或写了“劝进书”的；更沒查岀一个跟了“xx帮”干了坏事的。相反倒是基本弄清楚了xxx同王洪文勾结，镇压七机部的干部、群众；背了中央，私通王洪文秘密制造核弹头，图谋不轨；指使刘毅民一伙疯狂从进口反动报、刊等搜集恶毒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黑材料。由于本人知道他这些罪行，加上本人抵制他把被广为流传被称是他的情妇(逼离了婚，女方原丈夫长久受辱，病故)硬要塞进情报所“升官”，而派来武斗司令常勇为“工作组长”，凭空捏造罪名，进行残酷迫害，无合法手续，剥夺我当时在任的全国人大代表的人身自由受宪法保护的权利，非法关进xxx私造的监狱。并进行非法抄家，常勇唆使非法抄我家时，因本人无任何非法物品和材料，而抄走了我大量私人财物，有些财物很珍贵。他既不给我家属抄走物件清单(都是背了我抄的，因当我面抄他办不到，理当遭拒)，而至今未归还一件，珍贵的很可能被窃为己有，己构成盗窃罪。这伙知法犯法的败类，有什么脸面对红卫兵说三道四。全国统计一下，在走资派清查“三种人”的“后文革”运动，被非法抄家的同志的人数，可能是中共史、甚至是民族史上数量最大、性质最恶劣的非法大抄家运动。其性质，同红卫兵抄家，决不能混为一谈。

“专家”“大官”对红卫兵的诬蔑、丑化，表明了他们为了对“文革”反攻倒算，黔驴技穷到了对少年失去了人心，失去了理智。我想，对13岁至15岁的少年即或做错一点事，即使是“上帝”也会对他们宽容三分。可一些“专家”、文痞、“大官”，不仅对这一代少年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无限上纲，恶意丑化；甚至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更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到头来只能是充分暴露了他们自身反动阶级本性。最可笑的是某些“大官”，相当初你们不也拿着红缨枪或组织少年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斗恶霸和地主造反吗！为什么你们当了“官”就阻扰、丑化少年造反，而不是把革命传下去？

当时成千上万全国少年，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的锻练，练就了一身反修、防修的本领，其中相当多的少年，已成为当今反修、批修的社会中坚，成了捍卫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但是，极个别当初的红卫兵，近些年在反动官僚资产阶级的教唆下，蜕化变质为腐败官僚、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败类，这并不奇怪。回顾一下毛主席评《水浒传》，批宋江被招安，是何等远见卓识，正如有的老同志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

恽仁祥

2010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