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 用 主 义 哲 学 的 困 厄

实 用 主 义 哲 学 的 困 厄　　

有个很有名的老外说：“哲学不是理论体系，而是分析活动。”有人论证，传统哲学是“认识如何可能”，现代哲学是“语言表达如何可能”。那么，无论是现象学派、解释学派、逻辑经验学派、文化结构学派，都该发挥语言表达的优势，参与点“分析活动”；无论是发扬当代哲学的语言化风格，还是张扬语言哲学化的时尚，都可以针对某种“存在关系”，找到“新视角”，说出自已特色的“如何可能”，以提醒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应该早日志心皈命。　　

比如其一，发掘猫与耗子、篮子与菜之类关系“如何可能”的客观同在性。　　

不抓耗子的猫不是好猫，抓光耗子的猫也不是聪明之猫。猫要可能如何？可因猫设岗，执事管理，甚或自动“量化”、“规范化”，再用“规范标准”去“达标”，等待“验收”，这就可能产生出生产力，可能创造“指标文化”。反观“指标文化”，便又会从中发现潜在的待挖掘的“如何可能”。如果给猫一个方针：“谁的孩子谁抱着，谁的老子谁养着”，为了完成任务指标，公安可能立假案，民警可能找人抢劫；法院可能虚拟官司，自写讼状找人罚款；城管可能做钩、设陷阱，“钓鱼执法”；公诉案可能计划出年内提诉案件数量下限，反腐案可能内部定下年内审理数量区间，“水中反腐”。案件少，不可能说明治安好；案子多，就可能说明办案有功。“可能”在于如何发展实用主义理论依据：“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整事就是本事。”如是，行政单位认识了可能性，可能执法罚没，事业单位认识了可能性，可能公共创收；由此用了篮子，菜及什么东西自行装走。换得地方作参照，口是心非可能要被称道，阳奉阴违可能要被追捧，颠倒是非可能要被认定。　　

比如其二，表达某种真理时，利用语言与实在、命题与现实关系的理论同构性。　　

搞钱是真理，发展就是发展生产力，搞钱要接待，接待就是硬道理，，也是生产力，就是发展观。那么，可能只要回扣，别问回报；只讲关系，别管法律；只拣便宜，不能吃亏。以及“你没撞伤他，你为什么送他去医院？”“谁主张，谁举证”，不能举证，就要认可，直观经验马上可能进行模型构建，让人从现实世界跨入可能世界。实用主义哲学不着眼于主、客观能不能脱离。允许头脑里有规矩，但可能会胡思乱想；心有阡陌，但可能脚会遍地乱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重要是晓得“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分析真理是信仰事实。干了好事就想连鬼神也要知道，干了坏事总想即使是鬼神也不能知道。“成为解释的东西最终总是所期望的。”即如笑话表达的那样：某晚，一裸男叫了一辆出租车，女司机目不转睛盯着看他，裸男大怒，吼道：你他妈没见过裸男呀！女司机也大怒：我看你他妈从哪儿掏钱！　　

又如其三，通过倒置因果关系制造因果相互为用的实际同一性。　　

就象中国的空中、铁路、公路客运那样，价涨是因为客涨，“运输高峰就是涨价高峰”，“物以稀为贵”价格法则只可能针对票，不会管所运的人，对人总正适得其反。平均运输成本下降与价格无关，需求高而价格高，来钱快，搞钱更紧张。又比如，多年垢病事业单位套用行政职级，行业企业区分行政级别，虚理实用。有了级别，待遇可能优厚，接待可能对等，礼遇可能殷勤，感觉可能优越。所以，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要论级排辈说事，区分“处级和尚”、“局级艺人”、“军级演员”……因为现实是按级别来区分利益的，这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先验常识和因果关系，所以，口头可能指责着，手头可得使用着。什么都可以互为因果，没有谁摆脱被利用的命运。　　

但是，从“语言表达如何可能”的语用、语意、语形、语式分析中，没人能摆脱语言为“客观现实”的语境，这又往往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困厄的宿命。　　

有人指出“现今的哲学无不带有语用”，带上“语用”可能更为实用。当然也可能会凸显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观念市侩化。　　

中国人在物质紧缺时期，熟人见面习惯问:“吃了吗？”于是可能在后发展时代，在中国，想干什么必要先请吃饭；也可能产生“吃饭价值观”：吃自家以素为主；吃朋友以鲜为主；吃老板以精为主；吃公家以贵为主。　　

吃饱了要干活，走过民主主义不久，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作观”又可能带有先天的实用主义色彩：“反应慢的会被玩死；能力差的会被闲死；胆子小的会被吓死；酒量小的会被灌死；身体差的会被累死；讲话直的会被整死；能干活的会被用死。”　　

2008年，美国因房贷导致的次代危机引发了世界性金融危机，独中国房价一路高扬，政府卖地，国企竞标，“地王”不断涌现，成为中国独特经济风景。于是妇孺皆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竟换了歌词：“没有房地产就没有新中国。房地产，它蚕食占耕地；房地产，它一心谋暴利。它指给了富豪圈钱的套路，它引导政府走向豪奢。它坚持疯涨了八年多，它改善了官员的生活；它构建了升官GDP，它收取了税费好处多。没有房地产，就没有新中国！”并一路走红网络。　　

事实上，尽管语言完全不合逻辑，可当前提和结论都是真的时，又必然凸显实用主义哲学怎样使思想意识娼妓化。　　

有人发表调查文章说，曾负有高尚声望的政治“精英”、知识专家群体信用度已经不及学生、农民、宗教业者，甚至不及性工作者。有个有名的贪官说：“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政治‘精英’”、知识专家和官员是时代的示范。娼妓有被逼一因，还有改良一条路。满把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包括时尚哲学家）和官员便不同了。他们信仰：“一不做二不休”，一面是不犹豫，一面是不后悔。犹豫怕失去机会，后悔怕带来痛苦。一如官场“前腐后继”的典型，8年三任交通厅长，写了血书反腐败，不到二年就塌台，不仅口是心非，而且一点不犹豫、不悔过。听听贪官对后代的教育：“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　　

中国是有官本位传统的国家，用官场本位论解读社会现象，可能要简便于哲学本体论，这同样会凸显实用主义哲学怎样使价值理念奴才化。　　

有一个精彩的短信：“单位是一棵爬满猴子的大树，向上看全是屁股，向下看全是笑脸，左右看全是耳目。”那么，必然在下的往上爬，希望看屁股更少，看笑脸更多。其实，再往上爬，只要做不了猴王就得看屁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第一把手’”，得让“群众不明真相”，真理装在权柄里，权柄就要无责任。走进机关单位看看，为了钱（也有些人为了养家糊口）没有多少人不认可这种公仆与主人不断重复的名异实至的换位哲学。　　

有人认为“蜗居”让青年后代整体失去了社会理想，社会普遍把欲望等同于享乐；当人们用判断去替换人生价值后，正是广泛认同、信仰了“蜱贵”哲学，这不可避免地凸显了实用主义哲学怎样使社会理想虫蛆化。　　

有一种虫子叫硬蜱，它有一大生存绝活，只吃不便，且专门以吸血为生，直至撑破肚皮，留下嘴和头还能重新长肚皮。当它们肚皮空的时候，能到处跑，最有活力。吃的肚皮涨起来就只等肚皮破了。破肚皮，既是为肚皮涨满准备条件，又是它们生存的归宿。但它们生来就是为不顾一切追求涨满和涨破的，这正是社会“价值观”、“世界观”给出的“官蜱”、“富蜱”“星蜱”们的人生生活轨迹，大富要再加“大贵”。为此，他们就可能普遍信奉“有新闻才有眼球”。眼球效应就是价值判断，“灰色新闻”眼球效应更强，所以，他们不在乎“丑闻”，而让其身价越丑越涨，以致破除道德底线。而当追星泛化后，社会必然普遍追捧：“说烟酒伤身体，都不戒；说高处不胜寒，都要爬；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金钱是罪恶，都去捞；说天堂最美好，都怕去。”口是心非亦如笑话:男女朋友睡一个房间，女的划了条线,说过线的是禽兽。醒来发现男的还真的没过线 ，女的狠狠打了男的一耳光,吼叫道,你连禽兽都不如！ 　　

列宁说过，人的经验即对客观存在的适应，唯一的科学的“方法论”即客观实在的模写。那么，实用主义哲学即使能把“客观实在”模写的：“政治之美，只在于说谎说得白日见鬼；经济之美，全在于蠢得无怨无悔；文化之美，正在于煽动男女出轨；哲学之美，就在于使人一头雾水。”并借助“媒体行为理论”以为支持：用叙述式——让传媒如何述说，用施行式——让“论坛”、“峰会”如何交流；但到头来还说不清:“为什么为公的公仆喝公吃公坐公玩公，公包一切！”“为什么是民的主人进城干活要讨工钱、被歧视、没户口，孩子留守、回家过节车票就涨价?”“为什么改革30年成就巨大，而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人问医求药没公费，且即难又贵，失业、养老没保障？”“为什么楼房盖得越多越高而百姓却越发被挤压买不起房？”“为什么产业工人总是农民工且不断被边缘化？”“为什么依法治国却宪法精神与现实社会氛围越走越远？”“为什么“蜗居”致使年轻一代群体性社会理想丧失？”之类问题，怕是已经无法摆脱命运的困厄和走向坟墓的归宿了。　　

如果有人再强调老外海德格尔的话：“没有什么认识是没有前提的。”并套用亨佩尔、奥本海默的“科学模型”说（对一个事实进行的解释就还原为陈述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只要满足了解释的相互关系和可验证性要求，并且前提全部为真的话，便是一个真正的科学解释）来发问，那么，实用主义哲学在寿终正寝前，至少还得回答：是谁、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人们全面信仰了利益真理，且能不断地戏说历史、解构历史、恶搞历史？！　　

这“分析活动”结束，已经让人闻到了古墓中的味道：明时王锡爵（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同顾宪成辨论，王问顾：“当前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耳？”顾答曰：“我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这可能是实用主义哲学必然困厄的渊薮，当社会诚信沦丧，并且失去了自我矫正其价值观的羞耻感，再伴随有道德缺失，可能即使知味也不觉恶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