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掉幻想，团结奋斗-------致张宏良教授的一封信

丢掉幻想，团结奋斗　　　　

张宏良教授是我在乌有之乡网站上认识的大众民主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主张党群一体化，赞同薄熙来在重庆倡导的“唱红打黑”，在网上发起“保党救国”运动，集中与反映了无产阶级左派的意志。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认真阅读，把他看成是中国政治睛雨表。这不，最近，我在乌有之乡网上看到了一篇《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的文章，其中的观点以及作者的担忧，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最近几天，我也在不断思考，想就张教授的观点与当前的形势谈一下我的看法：　　

 张教授在《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的文章中说：近期，以唱红打黑著称的重庆模式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现在，以李庄案为代表的重庆反水现象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深切担忧。人民关注重庆模式，是因为看到了希望，人民担忧重庆反水，是因为不愿意看到政治清算的白色恐怖再次降临中国。从戊戌六君子到四一二政变，到抗战胜利后的还乡团，再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清算——镇压造反派，中国每一次红色大潮失败后的政治清算，无一不是如同地狱般恐怖，所以，作为中国极端右翼势力马前卒的李庄律师团，一发出要如同镇压文革派那样进行政治清算的威胁，立刻引发了重庆反水现象，重庆以司法机构为代表的官僚队伍、以党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队伍，以及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各界精英，纷纷倒戈重新站到了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极端右翼势力一边，极端右翼势力的巨大黑云，再次遮蔽了中国政治天空刚刚出现的一抹曙光。　　

因为张教授关心重庆改革的成败，对重庆改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很留意重庆改革的一举一动，因此对于重庆官僚在李庄案中的反水就很敏感，并且认识到：这可能是政治清算的白色恐怖再次降临中国，并与中国历次改良运动失败所面临的政治清算联系起来，最后得出“极端右翼势力的巨大黑云，再次遮蔽了中国政治天空刚刚出现的一抹曙光”的结论。这种担忧和敏感是我等迟钝麻木者所不具备的。因此，我们应当感谢张宏良教授，他比其它人更早时间地发现并提醒我们大家寄与希望的重庆模式事实上也有失败可能的危险性。　　

   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这种问题，也查阅了网上大家不同的文章与观点，认为有两篇文章应当引起张教授的注意：一篇是文刀网友所写的《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能长治久安》，另一篇是李清平网友所写的《毛泽东思想如不能深入民众，将一事无成》。　　

下面，我想结合两位朋友的观点，与张教授谈一下我对重庆模式与左派自身问题的看法;　　

一、不发动人民群众支持，重庆模式难以撼动官僚利益　　

文刀朋友在《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能长治久安》一文中说，《重庆模式》的命运，是当今中国人民和他的敌人都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也合符逻辑。 “重庆人民更希望《重庆模式》从制度上确保长久持续发展。个人魅力可持续吗？薄熙来走了后还打黑吗？胡汉三又会回来吗？”这应当是百姓中肯的真心话。说明在重庆，固然薄熙来的举动是好的，但是单靠薄本人的政治权力与人格魅力来推动，而不发动人民群众给以强力支持，终究是靠不住的。这是无产阶左派对重庆模式一片赞成声中所发出的不同的声音。不知张教授当时知道还有网友提出“发动人民运动支持重庆模式”这种呼吁否？如果知道还有人发出这种呼吁，就可能会意识到薄的这种举动最终会遭到包括重庆官僚集团在内的所有官僚集团的集体反抗，同样也不会为现在因为李庄案出现的官僚反水现象而感到惊慌。因为薄的改革最终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作为一个既得利益群体，他们最终会发出自已的声音，和全国所有的官僚保持一致。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而张教授之所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保党救国的运动中去，对重庆模式寄与很高的希望，是因为，张教授只看到了薄熙来的个人魅力以及他唱红打黑的正当性，而没有看到薄所依靠的官僚本身就有自已利益这种客观事实，忽视了这一点，因此，高估了党内健康力量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薄要推行自已的主张，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继续求得高层的支持，使他的工作深入下去，另一个是越过他所依靠的官僚集团，直接求得群众的支持。继续求得高层支持，因为高层也有自已的利益，不愿因薄的继续改革触动他们自身利益，因此，对他的支持是有限的，另一个选择，即至下而上发动群众支持，强力约束重庆官僚集团支持他的改革，这就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而薄如果由于各种因素不能这样做，那么，他的改革也只能半途而废，或者说见好就收。这就是张教授感动悲观的地方。如果他当时看了文刀朋友所写的《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能长治久安》一文后，他也可能会对重庆模式有另外更深一层的认识，不会发出重庆模式失败的感叹。　　

透过张教授《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我们可能看到，即使是政治品行极好的薄熙来，要想真正为人民做些事情，不发动人民群众参与，不运用毛泽东思想，也将一事无成。　　

二、 毛泽东思想如不能深入民众，将一事无成！　　

    这是李清平朋友所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说给我们左派朋友自已听的。毫无疑问，自从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我们大家就扛起了无产阶级左派的大旗，在中国社会上以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拥护者自居。但是三十后后的我们与三十年前的毛泽东他们，无论在政治成熟上，社会力量动员上，斗争的策略性，以社会组织管理的娴熟性是否具有可比性？三十年前，毛主席可以领导左派呼风唤雨，三十年后，我们可以做到吗？回答是否定的，但是，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李清平朋友的《毛泽东思想如不能深入民众，将一事无成》对此作出了回答。　　

在这篇文章里，李清平就三个问题指出了左派朋友们的幼稚性：（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方法的根本，（二）、毛泽东思想的终极目标在于争取民众， （三）、毛泽思想是指导实践的工具，不是教条主义的“量身尺”。　　

针对左派当前提出的“保党救国”方针，以及对重庆模式所采取的态度，我想结合李清平的三个观点谈一下我的看法：　　

先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方法的根本。李清平在《毛泽东思想如不能深入民众，将一事无成》中说：毛泽东思想最核心的灵魂之一就是“实事求是”。右翼力量靠的就是玩转这四个字才得以顺利避开人民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质疑，成功获取国家政权，并轻松愉快地走上了贪腐、卖国、投降的康庄大道。既然连反毛的右翼力量都能虚心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最核心的思想为其背叛人民服务，为什么左翼反而没有很好地珍惜和运用这一灵魂呢？　　

    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最至关重要的是什么？无疑是他的思想方法。而“实事求是”四个字很好的概括了全部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方法。只不过在当权右翼的手中，“实事求是”最终变成了庸俗和低级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诸如“猫论”、“硬道理论”、“战略机遇期论”都是这种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诞下的怪胎。　　

而许多左翼人士面对当今的中国社会现实，只知道捶胸顿足，怨声载道，却不愿意“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面对现实。　　　　　　

今天，乌有之乡上登了一篇文章：《一个将导致社会国家分裂的决定》，说是广东将出台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的的决定，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势力强大的地方，资产阶级已经意识到组织自已组织的重要性，将以社会组织的名义组建政党，抛开哺育它的那个党，独立登上政治舞台。是他们另起炉灶的表现。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深思。　　

第二，争取民众问题。李清平在文中说，社会的改造运动终究需要通过现有社会的大多数民众参与和认同才能实现。任何思想和主张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争取到足够多的民众，才能产生足够大的社会功用和效益。　　

就现状来看，毛泽东思想所能有效争取的民众不是左右国家运的官命僚和知识精英，也不是未来国家命运的创造者年轻一代，更不是腰缠万贯的企业家或金融家，而是已被社会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的中老年失业者。　　

在社会急剧变革和急剧动荡的背景下，不安现状，希望改变命运的民众俯拾即是。这为各种思潮和主义争夺民众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这些民众需要去争取，有时甚至于需要去争夺。他们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在某一个思想或主义的旗帜下自动列队。　　　

正如李清平朋友所说，毛泽东思想本来就是“一切来自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思想，理应争取到更多更广大的民众。但如果左翼力量不在争取民众的问题上下真功夫、下大力气，而只寄希望宫内斗争的侥幸获胜，那是不切实际的。　　

这一次，重庆官僚的反水证明，即使重庆模式在全国推广，而官僚们没有受到群众的强力监督，他们的利益与灵魂没有被触动，最终他们还是会和全国的官僚一样，站在与人民大众对立的一面。革命的道路仍任重道远。因此，当我们忽视发动人民群众的时候，说明我们本身就已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第三、毛泽思想是指导实践的工具，不是教条主义的“量身尺”　　

李清平在文中说，任何思想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实践中产生功用和效益才能证明其价值。在过去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功用和效益只能证明其思想在过去的价值。要证明其现在的价值就必须将其付诸当今的社会实践。毛泽东思想也不例外。单凭背诵语录，研究著作，实现不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　　

不可否认， 许多左翼人士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原理积极探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分析批判中国的社会现实，揭露右翼势力贪腐、卖国、投降的罪行，起到了巨大的社会作用。　　

    但也有许多坐在书斋里的、站在讲台上的和趴在电脑前的左翼人士常常喜欢挖掘一些文革派性斗争的细节和国际共运史中的秘辛，或经常引用马恩列毛著作中生辟的语录，来标榜其马列水平何等的高深，并以此来衡量其他同道的言论，是否符合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他们把他自已所理解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成标尺，来精确测量每一个人身上的“马列细胞”，是否符合他们定义的“健康标准”。还时不时破口大骂。在他们眼里，谁都不懂马列，谁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白痴，唯有他自己是100%正确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胡说八道”是他们的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修正主义”是他们挥舞得最顺手“大棒”。　　

他们不愿意承认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至少是阶段性的失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消亡。不愿意承认中国当前全面封建资本主义化和重新半殖民化的现实；还在喋喋不休地哀怨修正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道路。其实，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消亡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不修正”的问题，而是早已被彻底颠覆。指望当权者自觉地改弦更张，重新走回社会主义道路，有这种可能吗？　　

当他们不厌其烦地向世人推销他们的“*有制理论”时，他们看不到，他们所希望的*有制已经在社会演变成“官有制”，正变成少数官员掠夺百姓利益的利器，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想法与人民群众在社会中见识相好相反。他们不愿象毛泽东那样，花大力气地了解社会，调查社会，倾听百姓的呼声，体谅群众的艰难，知道新时期人民群众最盼望的是什么，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也不能提出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分配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那样足以发动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政治纲领，也不能了解当前的社会思潮，提出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方法途径，将人民群众的自身解放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维护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他们无法与人民群众沟通，也找不到共同语言。实质上是脱离了人民群众，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原则。　　

这些是我们左派需要自身反思的地方。　

三、中国向何处去？　　

     在张教授《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一文中忧虑地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摆到了中国人民面前。不仅人民关心这个问题，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在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目前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以各种形式召开的李庄案庆功大会上，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甚至已经讨论到了具体个人。他们一致认为，如果薄熙来执掌中国政法工作，中国司法前景将一片黑暗；相反，如果是广东某某执掌中国政法工作，中国司法前景将一片光明。有人干脆就把中国前景概括为是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两种出路。　　

     对于中国向何处去，我在《六月份中国社会群体事件形势分析》一文中曾做出自已的分析，认为：当下乱象比出了“重庆道路”与“广东道路”的优劣，指出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方向。由中国大力发展外向型殖民地经济，由于中国创造的大部分财富流入到外国资本家的腰包，以及通货膨胀的加剧，中国贫困化步伐不断加快，导致中国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致朝着快速滑向动乱与革命的泥潭的方向发展，为了维稳，也为了保住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中国将来选择“重庆模式”就成为无奈之举。而不会选择发生趋向动乱与贫困的广东模式。但是，又由于重庆模式没有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以及此次重庆官员的反水证明，这种改良式改革，只能缓解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不可能使社会矛盾根本消除，因此，旧有的矛盾与问题不会因十八大的召开而消除，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由于广东出台了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公开鼓励建立5万个社会组织，这又为公开的政治斗争提供了舞台。一些组织可能会粉墨登场，弱势群体的组织也会合法建立，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组织会大规模登陆，使得美国人的势力范围由南海扩展到广东，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也会更加激烈。有压迫、有反抗，有黑势力，也有民主的萌芽，全在广东地区汇聚。因此说，在十八大以后，那里将成为中国最不安分的地区，也可能会成为革命与动乱的策源地。成为全国关注的地区。　　

作为无产阶级左派，对于这种局势变化，不应该一味采取排斥与批评的态度，将其视为动乱根源而罢。同样也应乘社会组织管理解禁之机，南下广东，利用合法手段争取民众，最大限度地接触民众，研究群众。运用毛泽东思想群众斗争的原理，合法性地领导群众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大众民主运动的开展。完成无产阶级左派与民众的结合过程。　　

可以预见，将来，由于中美国机制不能改变，中国通货膨胀的步伐将会加快，极大地损害中国普通百姓的利益，因此，普通百姓将会不断觉醒，走具有毛泽东思想成份的独立自主经济路线，重庆模式成为普通百姓斗争争取的方向；随着经济殖民地危机的加深，以及中国自主创新呼声的提高，中国将加快产业的升级换代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大学生的知识将会获得用武之地；广东将成为中国各派势力交锋的前沿阵地，全盘西化与大众民主理论都在这里得到试验，并向全国发出信号，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艰苦奋斗的精神将在新一代人身上得到传播，成为他们重新出发，规划人生的精神动力。罢工斗争将会进一步发展，新的工人阶级将会登上历史舞台，总而言之，反殖民斗争，反官僚斗争，反资本主义斗争将会交织进行。共同推动着我们这个国家艰难而又错综复杂的社会转型。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变化将通过激烈的斗争而推动，不会指望在一个早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