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马克思与人类普遍价值

诗人马克思与人类普遍价值　　

马克思对文学的热爱及其深厚的文学修养已为众所称道，柏拉威尔的《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一书对此有专门研究。马克思青年时代写过许多诗歌，１８３３—１８３７年间有过四本亲笔书写的诗集，包括哲学抒情诗、献给燕妮的抒情诗、还有一些讽刺诗、叙事诗，还写过剧本。这些诗作虽然在文学史中没有取得一定地位，然而它们以激情澎湃的文字传达了青年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在这些诗情的篇章中蕴涵着马克思大学时代萌发的哲理，因而被称为“哲学抒情诗”，因此可以说它们在审美上并不是成功的，但作为心路历程的一个界碑对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以及考查其后来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近年来由这些诗作和重新解读所引起国内外对马克思的大举发难达到前所未有的猛烈程度，远远超过对《共产党宣言》的错误理解与歪曲引用。这里涉及解释学问题就是怎样从“再现”一个真实的诗人马克思“回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和理论家的马克思全部文本传达的思想体系。这种“回到／再现”不是“生命全息还原”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真实本质认识的一个部分。　　

近年网上流传一篇匿名文章题为《马克思与撒旦》。此文提到青年马克思写过一些把魔鬼撒旦当作下面形象歌颂的一些诗作，同时写过一个剧本名为Oulannem。Oulannem是对圣名Emmanuel的扭曲。Emmanuel是耶稣在《圣经》里的一个名字，其希伯来文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青年马克思大学获得大学文凭后放弃了基督教，已经成为一名无神论者的马克思以Oulannem命名的剧本表示对基督教的离经叛道，在剧本中说出“我要向上帝复仇”。此文还举出马克思在早年的一首诗中写道：“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寒化。／看见这把剑了吗？黑暗王子把它卖给了我，／它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时钟停止了，那建筑倒塌了，／很快我将拥抱永恒，／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吼，／说出了对人类的诅咒”，等等。文章认为这些言彩激烈的诗句表明：“马克思与撒旦签订了协约……一旦死后他的灵魂将属于撒旦”。[1]　　

近些年来，在国内外某些网站上，此类以“撒旦魔教的信徒”来还原“真实的马克思”的文章不胜枚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华论坛》署名Taibide发表文章《触目惊心！马克思是撒旦教教徒》，作者声称从马克思青年时代写的一些诗词和剧本中看出：“马克思心中对人类与神的仇恨”。例如，马克思在表达自己的《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一诗中写道：“我剩下的只有仇恨”，“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作者据此判断青年诗人马克思在诗中透露心迹：“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诗的作者从世界的毁灭中获得快感，其心中的仇恨与狂妄程度可见一斑……事实无疑地表明，马克思是撒旦教的信徒。当然马克思不敢承认，为了掩盖，于是谎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熟练地运用了撒旦的伎俩--谎言与欺骗。换句话说，马克思作为共产党的教主，用无神论、唯物论来掩盖共产魔教的真面目，想得到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的”。[2]　　

这些对马克思早期诗作的解读，把作为“撒旦教徒”的马克思与他主张的推翻旧世界的暴力革命主张，以及与斯大林、波尔布特等犯下的暴行联系在一起，找到了“一个恶魔马克思”，于是近年在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陈列馆有一条这样的简体汉字留言：“可恶的马克思，他危害了全人类！”　　

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从解释学来廓清真相。从青年时代马克思的这些诗作中暴风急雨般的激情迸涌，不难看出世界文学从古希腊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如荷马到拜伦、雪莱等，以及德国狂飙主义运动先驱，从歌德、席勒到海涅等对马克思的强烈影响，其中关于撒旦的诗篇显然受到英国１７世纪诗人密尔顿的影响。正如前文已经提到《失尔园》的撒旦的形象与马克思早期诗作中的撒旦形象有着显然的相似之处，直到后来写作《剩余价值理论》与《法兰西内战》时，马克思还在不忘两次提到密尔顿的《失乐园》，写道：“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　这些文学影响与在哲学上接受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影响成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有联带关系。在这些极富战斗性的哲学抒情诗中，除了歌颂撒旦的诗篇，还有不少歌颂普罗米修斯的诗，这是青年马克思从希腊神话与悲剧汲取的营养，如备受他称颂的埃斯库罗斯的《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等。在《暴风雨之歌》中，马克思以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口吻写道：“我将打碎一切镣铐，／我将质问上帝和世人， ／我要追究它们的责任， ／我在自己的痛斥声中／感受到内心的力量和激愤。／倒塌下来吧，苍穹，／我愿和你一起沉沦！”在这些诗作中经常出现的“毁灭”是暗喻旧世界的灭亡，普罗米修斯与撒旦同样作为为人类解放反抗上帝和宙斯，摧毁旧秩序的战士形象出现。这样一种文学浪漫主义与哲学唯心主义精神的结合既洋溢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表现为他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１８４１年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以哲学方式总结式地传达了他整个青年时代的狂飙式的激情与战斗的唯心主义理想精神。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比较了两位希腊哲学家的自然观的异同，表达了自己的倾向。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都恪守原子论自然观，但前者强调原子运动的遵循客观必然性运动的规律，后者认为原子可以偏离必然的运行轨道，更注重偶然与自由，青年马克思当时唯心主义地倾向于伊壁鸠鲁的主体性自由，他引了卢克莱修的诗句：“这时，有一个希腊人敢于率先抬起凡人的目光／面对强暴，奋力抗争／无论是神的传说，还是天上的闪电和滚滚雷鸣／什么都不能使他畏惧”。在这里伊壁鸠鲁与撒旦及普罗米修斯化为一体，诚然这些诗歌形象表达的还是革命民主自由主义的哲学和美学理想。这种早期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化激情，在１８４４年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中概括为“批判的激情不是激情的批判”，哲学思辨的理性与诗人的激情结合，从文学想像力与象征性的批判、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天国的批判”，走向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批判——“尘世的批判”。与此同时，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与，循着，“人的根本就在人本身”，这条人本思路，认识到要改变使人屈辱的旧世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进而从人本唯心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从浪漫主义的激情诗人走向共产主义学说的缔造者，从早期蒙笼、抽象的解放上升为清晰的具体的人类解放的科学思想体系。从这种文学哲学和思想背景来读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诗，马克思非但不是以撒旦来表达对人类的仇恨，而以对撒旦反抗上帝以及对人类仇恨，愤世嫉俗地传达以对人压迫人的旧社会制度的仇恨寄托着解放人类的崇高理想。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放弃对马克思和他的学说的攻击和歪曲，解释学是不可以不随时借助的工具。与诗人马克思的诗篇以狂飙精神的无神论对《圣经》的“曲解”相对，无视马克思青年诗作的时代精神，拆裂作为青年诗人马克思与思想家马克思在思想体系发展与成熟过程中的阶段性与连续性之整体关系，断章摘句，彰显出这些恶意诽谤在解释学上的颠倒黑白。其声称发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之解释学还原主义中隐含着对马克思文本整体性的解构。当前把诗人马克思妖魔化以及种种最无耻的人身诽谤，，以上帝名义把波尔布特之类“反人类”罪名加之于马克思，正是在苏东解体后资本主义在全球胜利中走向“自身否定”之后冷战背景下，那些原教旨有神论信徒以对旧世界殉葬者对马克思主义回光返照式的最后一击。　　

正如柯尼里所说，无论何种解释学的法则“实际上都求助于某种价值判断，不管这种价值判断是如何隐而难见。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话题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深深地触及到了‘人文价值’的问题”。[3]无论青年诗人雷霆霹雳式的诗句，还是其后期政治经济学中的强烈的科学之光，马克思一生都内心与精神世界时刻都与人类普遍价值的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当前有些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左派幼稚病”患者从另一极端否定马克思对普世价值始终不渝的追求，声称：“所谓普世价值，是指美国声称自己的制度具有普世价值，并使用武力强加于世界各国，实际上是美国颠覆其他国家的政治工具”。[4]正如那些以原教旨《圣经》与马克思诗作的“标准读者”一样，这些原教旨主义者把人类普遍价值赠予“美国”这个撒旦独有，恰恰从相反的角度验证了那些以对马克思歌颂撒旦的诗篇歪曲解读所加之于马克思的“反人类”罪。　　

当前，无论原教旨资本主义的还魂还是权贵资本主义之“社会主义”旧颜新貌，作为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所有的战场上来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解释学即是这个战场之重要一角。无论从基督原教旨主义还是声称以毛泽东思想为原教旨对马克思文本的拆解与歪曲，在解释学方面的共同之处都是以原教旨经籍“标准读者”面目出现，他们所垄断的经典解释话语权达到把马克思设为人类普遍价值的敌人。对此，马克思文本能够“沉默”吗？谁能不允许马克思文本做出这样的声辩，那些以民粹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实际上是真正的“反教旨主义”。以再现马克思文本，无论“回到”青年诗人马克思的激烈诗篇，还是“回到”无产阶级思想家马克思的文本，激活那些光辉文本，通过对话式解读“回到”马克思，是为实现人类共同价值的斗争。正如解构理论创始人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中提出“回到”马克思的意义在于确认，所有可以解构的东西唯一不可解构的是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晚年，在继续完成《资本论》第三卷写作的同时，对古代的原始社会产生了极大兴趣，阅读了大量有关原始公社的文献，并研究了德国毛勒、俄国柯瓦列夫斯基、英国摩根等人类学家的著作，摘录了大量的笔记，并在所摘文段加以批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正是根据马克思对摩根的《古代社会》所作的摘要和批语加以补充完成的其中写道：“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5]这就是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也就是普世价值的最后实现。  　　

马克思对人类普遍价值的理念是与其阶级分析地读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平等”、自由”的观念就从古代社会的低级阶段，发展到希腊奴隶制的平等，到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下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平等，等等。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确实贯穿着“不同阶级说不同的话”，以及“自由，自由，多少恶事假汝名行之”这种情况。“不同阶级的话语”中充满着不同价值的诉求，所有的恶事又都可安放在某种“普遍价值”名下，使普世价值噤声。然而，以各种虚假形态出现的价值普世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消解为历史总体线性所决定的由人类共同的价值的客观的历史性存在与在理想层面上的可追求性。　　

历史是一个唯一的绝对视野，误的阅读和引用的根本原因在于非历史化。比如说马克思批判和揭露资产阶级把 “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虚伪化的同时丝毫没有否定这个口号在普遍真实的价值意义，他在１８５１年就鸦片战争当时的状况写道：“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6]当时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华共和国”，那时中国较之欧洲文明还是“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但是马克思以一种深远的历史观看到落后地区人民对先进文明的反抗指向了种终极性的普遍价值。今天正如我们在中东北非阿拉伯那些“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看到的那样，那里的人民在摆脱了殖民地统治之后正向这种普遍价值的实现走去，“回到”的阅读／阐释不同于还原主义之处在于，在于它不宣告阅读阐释新意的到此终止，随着人类普遍价值不断以新的欺骗形态出现，在揭露其欺骗性的阐释过程中以不断地“回到”指向真实的普遍价值之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