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教育均衡化的“牛鼻子”
“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教育均衡化,实施得好,将是解放学校、解放老师、解放家长、也解放学生的重大决策。如何落实这一改革理念,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十二五规划”语焉不详,媒体围绕这一重大问题的报道和分析也很少见,反倒是像吸毒成瘾一样,还在欲罢不能地炒作诸如高考“状元”之类的馊饭。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遗憾的事情。
推进教育均衡化,首先要改革现行教育业绩考核机制。具体地说,衡量一个省、一个城市、一个县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效,首先要看教育均衡化如何,而不是某一学校的升学率如何。如果一个地方能够向高一级学校输送生源的学校,只限于很少的几所重点学校(优质学校),而大多数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在此类选拔考试中很难有所作为,那么,即使这一地方的升学率绝对指标不低,对这一地方的教育工作,也不应给予过高的评价,原因在于“教育均衡化”方面太落后。
教育均衡化落后最突出的负效应,就是在少数一些重点学校(优质学校)能够造就一批“成功者”的同时,多数普通学校的学生却只能饱受挫折、摧残对未来的希望。从国家需要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教育的目标应着眼于造就尽可能多的“成功者”,学生无论就读于怎样的学校,都应该对自己的未来保持信心、充满希望。一旦教育发展极不均衡,则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结果是,在少数学生为进入重点学校(优质学校)欢庆的同时,却有更多的学生为只能就读于普通学校而垂头丧气,一家欢乐九家”,在成就了少数几个教育“盆景”的同时,却造成了中华大地大面积的水土流失!这不能不说是当前教育的一个重大失误。
因此,如果各级政府在考核下一级政府、所属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时候,重点关注教育均衡化问题、关注绝大多数大学、中学、小学的共同进步问题,而摒弃唯升学率标准是瞻的短视做法,相信不出数年,各方面都会努力使所有的大学、中学和小学获得更合理的均衡发展,而不是把目光集中于仅仅少数几所所谓重点学校(优质学校)。考核的指挥棒的合理变化,将能够有效刺激教育均衡化。
其次,推进教育均衡化,要实现均衡投入。现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形成了实际上存在的所谓重点学校(优质学校)和非重点学校(普通学校)的体制。在这一“二元”学校体制下,政府对重点学校(优质学校)的投入(包括资金、师资),要明显好于其他普通学校;重点学校(优质学校)获取自愿(或者不自愿)的捐助的能力差别也极大。一些所谓重点学校(优质学校、示范学校)的校舍、图书馆、体育馆等基础设施,老师的经济和社会待遇,都要远远超过其他普通学校。
结果,学生从迈入小学的第一天起,就无法获得公平的教育。事情发展到今天,重点学校(优质学校)的存在,在为少数人提供了优质教育的同时,却伤害了更多的孩子——使他们丧失了平等的受千上万随父母进城打工的民工子女,甚教育权。成至只能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校舍里勉强坚持、朝不保夕。延续这一不合理的制度,弊端将会日益明显。当一个社会不愿对自己的下一代提供基本的教育条件时,这个社会事实上正在为自己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
顺便说一句,法国等西欧一些国家近几年先后出现了主要由北非青年引发的大规模社会骚乱。这些参与骚乱的青年,其实就是当年从北非等地进入法国的第一代“打工者”的二代子女。当初,西欧那些国家只希望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对于如何全面解决北非等地的移民问题,并没有周详的考虑和安排。这种只想利用移民、而无心考虑移民们长期生存和发展的政策,正是诱发今天社会骚乱的根源。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第一代移民也许能够忍耐社会对自身的歧视,但自小生活在西欧社会的移民“第二代”,在经历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与社会的对抗意识和行为必然发展,终至引发社会骚乱。以此为鉴,对于人口规模远超西欧、内部移民(“打工者”)规模也极为庞大的中国而言,如何解决好民工子女的学习、生存和发展问题,帮助后者顺利融入城市化生活,已成为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社会问题、民生问题。对此类问题的任何玩世不恭,都必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推进教育均衡化,帮助社会各阶层的下一代获得基本平等的教育,是实现中国社会长期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
均衡投入,要注意在教育基础设施方面“扶贫帮困”,帮助物质条件较差的学校尽快赶上重点学校(优质学校),在校舍、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地等的建设方面,尽可能使大多数学校的条件均衡化。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应当尽自己的责任。坦率地说,如果一个社会,既存在堪比五星级酒店的学校,又存在如简易窝棚般的学校,那么,就播下了社会冲突将的种子。投入苦难,必然产出分裂和仇恨。
第三,教育均衡化要加强教师队伍的交流。“二元”学校体制的存在,使一些重点学校(优质学校)集中了不少教学水平较高的老师;相对之下,一些普通学校的老师虽然教学能力较弱、但也很少有机会得到提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积极推进老师在不同学校交流、特别要注意加强高水平校长在不同的学校之间的交流,目的是通过先进帮后进,在努力保持重点学校(优质学校)教学水平不降低的同时,努力提高普通学校的教学水平,缩小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比如县区级政府可以规定,同一老师在同一所学校最长执教时间不应超过7年、一位老师在其晋升高级职称之前至少应执教过4所学校等等制度。一旦老师能够在不同的学校(如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流动起来,那么,目前困扰整个社会的诸如“择校”问题、乱收费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迎刃而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应加快建立校长交流制度。一个好的校长对于建设一所好学校,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如同一个卓越的统帅,往往更能造就一支强大的军队一样。一个在重点学校积累了丰富经验、水平突出的校长,如果能够交流到普通学校,往往有条件刺激经验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帮助后进学校加快发展。为此,政府可以出台如同一校长在同一学校任职时间不得长于7年等制度,促进校长交流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诸如老师交流、校长交流的制度一旦建立,也将使教育均衡化向前推进。
教育均衡化的理念已经写入“十二五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也早已是社会共识。现在的任务是,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积极改革教育业绩考核和评价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投入、建立校长和老师的工作交流制度,从而为中国社会的长期和谐、发展创造条件,也为最大多数的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条件。
大民工,2011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