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的“左派”和“右派”》

与张宏良先生商榷；评《中国的“左派”和“右派”》

东极老翁

看了张宏良先生写的《中国的“左派”和“右派”》的文章，虽然从中感受到张先生强烈的“爱国之情”，然而，对于张先生关于中国的“左派”和“右派”的定义与划分，却觉得不乏偏颇之处，有些观点则明显有悖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此，愿与张先生进行深入的探讨。谬误之处，还请张先生以及网友们指正。

张先生说，“古往今来左派右派的划分十分简单，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讲话，就是左派。”

事实上，当今社会有些人是替老百姓讲话的，但那仅仅是“讲话”而以。一些官员尽管口头上唱着“为人民服务”的高调，行的却是“为少数人服务”、“为人民币服务”，他们是“左派”吗？不是的，他们不过是口头革命派而已。而那些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事，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尽管他们没有自诩“左派”，但他们用行动证明，他们做的事情应该就是左派们做的事情。而如今有的“左派”尽管在网上慷慨陈辞，却是坐着小车，拿着“出场费”，不过是些“在炮屁股上挂一挂招牌”（鲁迅语）的口头革命家而已，他们只是网络上的“左派”。

张先生说，“这种能够随意占有别人财富和妻女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这样说是不全面的，难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是如此吗？即使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官僚主义者也是如此！

张先生说，“左派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精神。”

生命的本质怎么会是“精神”呢？即使是人的死亡也不过是一物质变它物质罢了。

张先生说，“亚当•斯密就说过有两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人类生活：一只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另一只是道德这只“看不见的手”。中国的右派就是只宣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从不宣传道德（不仅不宣传，甚至天天在贬低）这只“看不见的手”，才把中国弄到了道德沦丧的地步，才把中国变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看来张先生是认同亚当•斯密的“市场”的，不过认为中国的“市场”是少了“道德”的一只手而已。所谓“中国的右派”“从不宣传道德”是不是符合实际呢？不是的，“中国的右派”从来没有忘记宣传他们的“道德”，但那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道德”罢了。明明老板和农民工是雇佣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却侈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什么是“老板养活了农民工”，宣传“剥削有理”、“剥削有功”，从而使剥削闪耀着“道德”的灵光。不同的阶级只能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从来把奴隶、农民、工人阶级的反抗看作是不道德的，而且是“大逆不道”。当然，道德也有其客观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

张先生说，右派“由于只引进了市场抢劫这只手，而没有道德公平这只手，便对内越来越恐惧，对外越来越软弱（一只手自然打不过西方国家两只手）。

市场经济本身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因为市场经济实行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并不是没有所谓“道德、公平、正义”这只手，才“最终把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依附性的‘中美国’。”难道西方国家的“强大”是因为有所谓的“两只手”？难道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道德、公平、正义”的吗？不是的，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对不发达国家、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掠夺，谋求的是最大限度的利润，是建立世界的经济霸权。

张先生关于“左派当政时期，…一个右派家里还有小汽车”的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小汽车属于生产资料，而小汽车这样的生产资料则归国家所有，即使换一个零件也要通过国家物资部门，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小汽车。尽管有些领导可能有自己的“专车”，但那“专车”的所有权依然属于国家。

张先生说，“中国右派坚持阶级斗争最出色的地方，一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打出了反左的旗帜，中国成为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以反左为己任的国家。把反左作为国家纲领，不仅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没有过，所有的现代国家没有过，包括历史上最黑暗的国家都没有过。”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相对而言。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如果划分“左派”和“右派”，那么，代表进步的力量的人或集团就是“左派”，代表反动势力的人或集团就是“右派”。在奴隶社会，领导奴隶起义的领袖以及起义的奴隶都可以称之为“左派”；而镇压奴隶起义的奴隶主阶级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则可以称之为“右派”。在封建社会，领导农民造反的农民领袖和造反的农民都可以称之为“左派”，而镇压农民造反的地主阶级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则可以称之为“右派”。在资本主义社会，凡致力于推翻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领袖以及团结在他们周围的工人阶级都可以称之为“左派”，而镇压工人阶级反抗的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则可以称之为“右派”。

从国家来看，当年，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积极为黑人谋求与白人平等的权利，发动了美国的民权运动，成为著名民权运动领袖。在民权运动的冲击下，迫使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尽管马丁•路德•金一直坚持“非暴力”斗争的主张，最后还是死于种族分子刺客的暴力之下。民权运动代表了美国社会一切进步人士的诉求，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民权运动人士可以称之为美国社会的左派，而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美国上流社会以及种族分子可以称之为美国社会的右派。当时的美国政府极力阻挠和破坏民权运动，这难道不是“反左”？前沙皇统治下的沙俄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国家”之一。当时，为了推翻沙皇统治而进行斗争的一切进步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可以称之为国内的左派，而以沙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动势力可以称之为国内的右派。沙俄政府残酷镇压革命者，这难道不是“反左”？

至于“右派”为什么反对“左派”，那是因为“左派”代表着社会的进步与正义，而“右派”则代表着历史的反动与邪恶。

张先生说什么“右派”的“目的就是要挑起中国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矛盾”，以及“如果不是左派和自由派在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上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天然盟友”之类的高论，在下实在是不能苟同。不知张先生的“自由派”定义是什么，也不知道左派和自由派如何成了“天然盟友”。不过，我却得知，“自由派”的某些学术研究机构的经费是由某些西方国家“赞助”的，而改革所取得的许多丰硕成果有很多则属于“自由派”的功劳。说他们是“左派”的“天然盟友”，实在是令人费解。对“自由派”的谈论应该是另外一个话题，不多说。

张先生说，“世界上极少数富人能够统治绝大多数穷人的力量，并非来自于暴力镇压，而是来自于观念上穷人对富人的自觉追随，来自于穷人自觉地用富人的眼光看世界，这才是穷人悲剧的真正根源。”

“世界上极少数富人能够统治绝大多数穷人的力量”当然来自于“暴力”，否则，《共产党宣言》就不会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毛泽东也不会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的话了。共产党如果否定了革命的暴力，就不会武装夺取政权，就不会在夺取政权之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至于“观念上穷人对富人的自觉追随，来自于穷人自觉地用富人的眼光看世界”，世界上大概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就拿当今社会来说吧，穷人对富人普遍具有的是“仇富”心理，何来“自觉追随”？ 也是不可能“自觉地用富人的眼光看世界”的。

至于张先生所说“毛泽东把目光由政治大革命转向文化大革命”的说法，还是头一次听到。过来人都知道，“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泽东•引自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上面所说的每一步都是重大的政治举措，完全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实在不明白张先生所说的“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张先生关于“右派之所以痛恨和惧怕毛泽东搞文化革命，提出制度决定论来对抗文化革命论”的说法，我想右派“提出制度决定论”的说法并没有错，因为他们恰恰要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因为只有那样中国才能彻底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

张先生说“许多左派也跟在右派屁股后面喊制度决定一切，结果成为西方国家颠覆和肢解中国的又一个政治力量。”这样把“大帽子” 扣在“许多左派”头上，真是不公。要扣也要扣在马克思、恩格斯头上。因为《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清楚，“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张先生说“虽然这些左派的出发点是好的，是要实现人民的利益，可是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帮助西方国家颠覆和肢解中国的作用。”这番话不知从何谈起。难道“左派”“要实现人民的利益”有什么不对？共产党的宗旨难道不是为人民谋利益？

张先生说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出发点导致的“结果却是中国被西方国家瓜分成为几个碎块”。这样的论点这是令人称奇！如此说来，孙中山先生岂不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说“如果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恐怕至今中国人民仍然挣扎在血流成河的混战当中。”对此，我倒赞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时势造英雄。同时，我也并不否认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起的重大作用。

张先生说，“正是中国政治转型期的大趋势，促使西方国家和中国右派坚定了卸磨杀驴的决心，推翻共产党，解体共和国。特别是在经济上发起了全面进攻，决心要把中国推入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对此，我却不以为然。毛泽东曾经在一封信中谈到：“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 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 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至于张先生所说什么“党内政治大决战”、“国内政治大决战”、“国际政治大决战” “越来越不可避免，中国左派和右派之间最后的大摊牌，将很快就会到来”之类的话，总感觉是在耸人听闻。

作为文章的结尾，引用鲁迅先生在《而已集》里《革命文学》中的一段话：“‘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究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