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6-13）

网络时政文摘（2010-6-13）　　

　 　

部长下台再升官　问责笑话何其多　　

超生人口可入户　计生敛财合法化　　

　 　

龙吟大地：南韩炒作利用中朝边境枪声　　

加薪后大量撤离，富士康搅浑深圳代工薪水　　

深圳富士康併厂大搬迁　　

　 　

三峡资金不透明 学者告财政部　　

西湖“权贵化”之危　　

　 　

分配改革发改委要动手 国资委拍桉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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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下台再升官　问责笑话何其多　　

东方日报　　

　 　

去年十月因教育乱局不堪收拾而落台的前教育部长周济，近日出人意料地出任通常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的中国工程院院长一职，舆情哗然。这名为官一任，折腾一片，广遭诟病的官员，下台半年后便东山再起，摇身变为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机构的掌门人，当局这一人事安排简直是对抗民意之举。　　

　 　

周济自二○○三年接掌教育部长后，好大喜功，求大求全，大搞学校合併，打造所谓教育航母，劳民伤财，把教育界弄得鸡犬不宁。各地争相跑马圈地建了六十多座大学城，令全国大学欠款数千亿元。盲目扩张还造成学费滥收狂涨，穷人家庭付不起学费，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屡创新高，被百姓斥之为「新三座大山」之一。　　

　 　

在周济主政期间，教育腐败犹如井喷，为六十年来所罕见。各地大学校长书记集官学商于一身，招标採购，大权独揽，贪渎腐败，不少大桉发生在直属教育部领导的重点大学，影响恶劣。在教育市场化下，大学官场化、学术圈子化，质素低劣的论文充斥高校，教授们沦为「文抄公」，连大学校长也加入抄袭论文之列。　　

　 　

高等学府由培养国家栋樑的神圣之地堕落成腐败重灾区，大学校长沦为贪腐高危人群，任职六年教育部长的周济难辞其咎。两年前，周济一度成为舆论、专家、网民，乃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万炮齐轰的众矢之的，在当年全国人大表决部长人选时，周济因得票倒数第一而成为「反对票王」，去年十月，周济在铺天盖地的骂声中「提前下课」，黯然卸职。　　

掩耳盗铃 煳弄百姓　　

　 　

事实上，周济遭免职不久，就被安排担任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问责代价轻如鸿毛，更没想到的是，他经过大半年冷冻后竟然再攀高位。周济的官运路线图，让百姓云里雾里，他究竟凭甚麽官升一级，是政绩、成绩，还是人品、能力？难道他给中国教育带来的损失就一笔勾销了吗？近年当局一再强调民意是「考官」的刚性指标，地方官吏升迁实行任前公示，为甚麽对周济可以网开一面，不走民主程序，莫非「民意测评」只是针对七品芝麻官？　　

　 　

有意思的是，内地各大网站在发布该人事桉的同时，即时关闭消息评论，不许网民跟贴评论，显然是眼不见心不烦。这表明当局对汹涌的民意指向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非常害怕网民如潮般的批评，然而人心如镜，民意难违，当局掩耳盗铃，又怎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呢？　　

　 　

谁会相信，在教育部长职位上「成事不足，败事有馀」的周济，出掌中国工程院会出好政绩。工程院士是国家顶级人才，但他们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近年工程院不时传出抄袭、拉票和炒作等腐败行为，也已到了反腐肃贪、挽回名声的关头，联想到周济当年对高校学术造假氾滥放任自流、束手无策，连放狠话的胆量也没有，谁还会对他寄予期望？　　

　 　

　 　

　 　

超生人口可入户　计生敛财合法化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户口可入 罚款照收　　

　 　

即将展开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规定政策外生育（即「超生」）的人口可以办理户口登记，公安部还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不得限制超生人口落户。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新规定能否为超生孩子带来希望，令人质疑。　　

　 　

在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下，「超生」孩子都不能入户口，被称为「黑人黑户」。他们从出生的一刻起，就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处处遭受不平等待遇，无论读书、就业，还是享受社会保障，都受尽歧视。更可怕的是，连他们的后代也继承了「黑人黑户」的身份。　　

　 　

据称仅广州市就有两万「黑户」，照此估计，全国起码也有上千万户。这些人的命运与印度种性制度下的贱民同样悲惨，在声称推行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竟出现大批「贱民」，既是莫大的讽刺，也是莫大的悲哀。　　

　 　

孩子是无辜的，即使父母有天大的错误，也不应由他们承担过错。将超生孩子打成黑人黑户的做法，不但在国内引发强烈反弹，在国际上也饱受诟病，被视为侵犯人权的罪证。　　

　 　

当局此次藉人口普查机会，明确宣布允许超生孩子入户口，本是务实之举，有助于挽回国际声望，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项决策已被歪曲，无法给「黑人黑户」带来真正的解放。　　

户口可入 罚款照收　　

　 　

在中央宣布不得限制超生人员入户口后，一些省级计生部门就迫不及待地宣称，其实政府一直没有明文禁止超生人口登记入户，但超生户必须依法缴纳以「社会抚养费」名义徵收的罚款。　　

　 　

事实上，各地近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已把重点放在罚款上，只要交罚款，生多少胎都可以，否则就要强迫堕胎。罚款数目由地方当局随心所欲地订定，而且不断上升，有些地方超生一胎动辄罚款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为了追收罚款，地方当局不惜出动民兵、武警，将超生父母及其亲属捉去办学习班，百般凌辱，逼其就范。　　

　 　

有人估计，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全国各地收取的超生罚款数以亿元计，但这笔钱没有用在优化人口上，大部分成为地方当局的灰色收入。很明显，计生政策已沦为官员的敛财工具。　　

　 　

此次一些地方强调「超生人口可入户，超生罚款必须交」，就是要把见不得人的敛财手段合法化。显然，在新政策下，受惠的只是少数富户，贫穷的超生户依然无法摆脱离乡别井、四处躲避的命运。　　

　 　

以「一胎化」为核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三十多年来，已经导致人口严重老化，衍生种种社会问题，甚至沦为官员的敛财工具，现在已到了彻底　　

　 　

　 　

　 　

龙吟大地：南韩炒作利用中朝边境枪声　　

　 　

本文重点　　

　 　

    * 南韩採取以华制朝策略　　

    * 引导中国民意压迫北京　　

　 　

北韩边防军开枪打死三名中国越境者的事件，近日被南韩媒体大肆炒作，尤其是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之后，南韩媒体更认为这是中朝关係降温的转折点。一宗普通的边境事件，引发南韩媒体的极大兴趣，目的是为了拉拢中国在天安舰事件上站在南韩一边。　　

　 　

其实，中朝边境的越境走私一直很猖獗，由于北韩外交孤立，经济衰败，中朝之间地下走私有巨额利润，两国的边民利用接壤之机，进行走私活动牟利，这种现象存在十几年，两国政府虽然多次打击，但在暴利面前，仍然屡禁不绝。　　

　 　

按照北韩说法，今次之所以开枪，是因为越境者身穿迷彩服，而且讲朝鲜语，以为是南韩派遣的间谍，因此先下手为强。北韩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由于三八线已成铜牆铁壁，南韩情治系统为了渗透进入北韩，大多採取迂迴方式，在中国辽宁丹东和吉林延吉设置据点。在这两个地区，南韩投资非常广泛，而且建立了众多的教会。　　

南韩採取以华制朝策略　　

　 　

南韩此举显然醉翁之意不在华，而在于北韩。如果这些韩资企业要赚钱，为何不到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山东一带，反而要在丹东和延吉这两个交通不便、资源贫乏地区下如此大的精力与财力？事实上，西方播映的一些纪录片显示，南韩在这两个地方，不断协助所谓的「脱北者」越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韩逐渐加强了中朝边境的警戒。而北韩这个针对南韩的行动，又被南韩媒体渲染成是对中国的挑衅。南韩媒体颠倒是非的能力，的确高人一等。　　

　 　

南韩目前对华政策的主轴，实际上是分化中朝关係，以华制朝。因此，但凡中朝之间出现一丝矛盾，都会被南韩媒体夸大炒作，甚至有时根本就是无风起浪，捕风捉影，通过製造话题的方式，刻意夸大中朝矛盾。　　

　 　

南韩相对于北韩的舆论强势，再加上西方媒体的遥相呼应，影响力极大，很多不明真相者极易受其左右。近年来，包括中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亦开始跟随南韩媒体的腔调，抨击北韩和中国政府。某种意义上，中朝友谊之间的民意基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引导中国民意压迫北京　　

　 　

今次枪击事件亦是如此，原本是边境地区的一宗刑事桉件，南韩媒体偏偏上升到中朝关係的高度，反覆炒作，挑起中国国内民意对北韩的反弹，进而逼迫中国政府在天安舰问题上支持南韩。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不难发现南韩的如意算盘，是引导中国民意压迫北京，实现以华制朝的战略。　　

　 　

仅凭一宗边境枪击事件，南韩还是无法实现其战略，但如果类似事件不断发生，水滴石穿，难保不会成功。事实上，目前中国无论体制内的官员，还是民间的舆论，有相当一批人提出弃朝亲韩的观点，成为南韩在华的利益游说压力集团。　　

冯海闻　　

　 　

　 　

　 　

加薪后大量撤离，富士康搅浑深圳代工薪水　　

　 　

“在涨薪之后，富士康迅速撤离，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郭台铭先生的初衷，可能是想在撤离深圳之前先把水搅浑，因为富士康加薪，对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相关人士猜测。　　

　 　

“今天正式下了通知，我们要搬到天津去了。”6月9日上午10点，富士康龙华厂区G16栋研发部员工告诉《华夏时报》记者，龙华厂区30万人共11个事业群，只留下2个利润高的事业群，而拥有10万员工的观澜厂区将撤销，与龙华厂区合并。　　

　 　

处于员工跳楼旋涡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最近并不缺乏轰动性新闻，先是率先给员工加薪30％，短短一周后的6月6日又宣布第二次加薪，且幅度更大。这还没完，随后爆出的消息则显示，涉及几十万员工的厂区合并迁移内地动作，让关注富士康的人应接不暇。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分析认为，富士康如此迅速启动撤离深圳搬至内地的计划如果是真，目的只能有一个：降低成本，尤其是在涨薪之后正面临着更高的成本。　　

　 　

事实上，记者调查发现，在富士康身后，众多深圳等地代工企业在迅速掀起的涨薪潮之外，撤离潮似乎同时在酝酿。　　

　 　

撤离深圳　　

　 　

“感觉世界变化太快了，昨天才听我们组长说有风声传要搬厂，今天就正式下通知明确了。”6月9日上午10点，富士康上述研发部员工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他们那栋三楼、四楼、五楼做惠普服务器的研发部将全部搬往天津，而相连的产线也将一同搬走，2个月后就要完成。而其他事业群除天津外，还将搬往山东烟台、武汉地区。　　

　 　

研发部一位副总对该部门员工的动员令是：“搬肯定是要搬，天津市政府官员下周就会来富士康做宣传，动员员工随迁天津，天津那边环境好，选址靠港口海边，不想去的员工先别着急，能调换部门的尽量调换。”　　

　 　

“听说龙华只留2个事业群，此前有11个事业群，而观澜厂区将撤销，与龙华产区合并，深圳只留利润高的事业群，如苹果的iPhone手机。”上述员工对记者说，已经忙完的产线现在就开始搬了，没有做完已下产品订单的产线做完后立刻搬。　　

　 　

“都没心思上班了，在深圳已经呆了三四年了，打算在这里成家，怎么可能搬走？”该员工无奈地告诉记者，如果能换部门就换，不然就只能离职了，不少员工都在打算辞工。　　

　 　

富士康观澜厂区行政部门一位员工则告诉本报记者：“暂时还没听说要撤厂与龙华厂区合并。” 搬是可能搬，但是会不会撤厂不知道。“如果真要搬走，我倒高兴，深圳生活成本高，压力太大，在这里只能在10平米的出租屋里蜗居，在内地却可以住100平米的大房。”　　

　 　

对于办公室员工来说，调换部门还存在可能性，但是对于普工，产线撤离，调换部门是不可能的事。观澜厂区抛光一组生产线的小王听记者说观澜厂区可能要撤离的事时，很惊讶，因为一旦产线搬走了，他们就必须走，选择离职或者跟随搬迁两条路。　　

　 　

记者联络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专员陈小亮，对方表示对此不做评论。　　

　 　

深圳开发研究院主任李津逵告诉记者，在山东的工厂，工人晚上都可以骑车回家，跟家人团聚，但在深圳却是很孤单的个体，所以久而久之会导致精神问题。　　

　 　

涨薪背后深意　　

　 　

富士康在6月1日将深圳厂区普工基本工资从900元加到1200元，6月6日再次公布从10月1日起，对通过三个月考核的员工最低工资调高到2000元，而加薪之后，又大规模迁徙，在外人看来，背后似乎含有更深的寓意。　　

　 　

中山大学研究加工企业的林江教授认为，提高工人工资是好事，也是企业应该做的，但这次涨薪主要是迫于员工跳楼和政府方面的压力，富士康工资在短时间内突然增长一倍多，正常企业很难做到，这对珠三角企业来说是一个噩梦。　　

　 　

“但在涨薪之后，富士康迅速撤离，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郭台铭先生的初衷，可能是想在撤离深圳之前先把水搅浑，因为富士康加薪，对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林江对记者猜测。　　

　 　

“不知道是怎么个考核法，也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真的加。”小王甚至对加薪表示了怀疑。　　

　 　

“转移到内地，普工工资就是按内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了，天津和烟台最低工资标准都是920元，武汉最低是900元。”上述研发部员工告诉记者，他们办公室的工资可能不会变，富士康人力成本最高的主要是普工，转移至内地，将大幅缩减用工成本，深圳地区的加薪也就只是个噱头和宣传了。　　

　 　

但不管怎样，富士康带动的加薪潮，对工人、对深圳的长远发展来说，都是好事情。　　

　 　

“深圳产业是需要转型，但恐怕政府也承受不了突然的转型。”林江认为，一个几十万工人的工厂撤离，对城市发展影响很大。　　

　 　

“要求企业加薪，迫使工厂外移，长远来说，对珠三角是有利的，能迫使企业转型升级。为什么之前企业没想过转型？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加工制造的钱很好赚，工人工资低，做的活也很简单，接到订单，找几十个几百个员工加工就能赚钱，根本没压力。”李津逵认为，城市历史性的转折，往往是由一些突发事件推动完成阵痛升级的。　　

　 　

引发蝗虫效应？　　

　 　

对于珠三角企业来说，涨薪是必须跟随的事，但搬迁却不这么简单，而摆在他们眼前最困难的不是涨薪，而是招工。　　

　 　

深圳意恒昌制衣厂邱厂长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厂有经验的普工去年基本工资是1200元，今年一来就加到1400元了，1100元的工资太低熟手根本不会干，现在公司员工还缺几十个人，没人就接不了大的订单。　　

　 　

6月9日，深圳宣布上调全市最低工资标准至1100元，宝安、龙岗区涨幅达22％。涨薪后，位于龙岗布吉的深圳市鹏基光电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刘建文立刻重新核算了成本，对大客户涨价，对小客户重新报价，看对方反应。　　

　 　

6月10 日下午，刘建文就赶往他的客户天马公司，与他们谈涨价的事，他告诉记者，大客户还能接受提价，因为他们可以提高售价转嫁给终端，但小客户就麻烦点，短时间内还接受不了。　　

　 　

刘建文算了一笔账，他们公司员工350人，加工型企业人工成本要占总成本的40％-50％，按新的工资标准来算，一个月利润下滑了3.5％。“涨价是个阵痛过程，一提价订单可能就会减少，但不提，利润就会降低。”　　

　 　

对于加薪，东莞永达玩具厂老板韦柱明倒不在意，今年东莞工资早就涨了20％，让他最烦的是工资涨了也没人做，今年订单比去年多了三四倍，工厂年初就要招500人，到现在还缺300人，他们在广西的分厂也是招不到人。　　

　 　

“现在80、90后的小孩吃不了苦，不愿意来工厂做，都想去娱乐场所，东莞很多夜总会一个月工资至少是三四千，多的八千一万以上。”韦柱明说，随着服务业越来越发达，加工制造业的劳动力优势渐渐消失了。　　

　 　

“搬厂说着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做玩具的，都需要喷油漆，搬到内地去，冬天至少有一个季度干不了活，因为温度太低油漆融化不好。”在韦柱明看来，搬出珠三角是很难的事。　　

　 　

　 　

　 　

深圳富士康併厂大搬迁　　

生产线移内陆目的「降低成本」　　

　 　

【明报专讯】经历员工「12连跳」并宣布加薪近倍的深圳富士康正酝酿大搬迁。据内地传媒报道，现有40多万员工的生产线将逐步迁往内陆，其中龙华厂区30万人11个工种只留下2个利润高的工种，至于拥有逾10万员工的观澜厂区将会与龙华厂区合併。富士康集团新闻发言人昨日证实确有此事，但强调搬迁计划早已制订并会逐步进行。经济界人士分析，深圳富士康两次加薪后面临更高成本，搬迁目的就是为「降低成本」。　　

　 　

深圳厂房减人手　　

　 　

富士康早前给员工加薪30%，一周后又宣布再加薪66%，令最低工资可达2000元（人民币．下同）左右。综合《第一财经日报》及《华夏时报》报道，在今次加薪前，深圳富士康已停止部分岗位的员工招募，不过富士康在重庆、天津等西部和北部的工厂则在大量招工，甚至「来多少要多少」。　　

　 　

富士康集团国际发言人童文欣向记者解释，深圳富士康早在2006年就计划搬迁内地，过去8个月已开始逐步实行。今次搬迁有两个目的，一是四川成都、江苏淮安及天津等厂房设施基本完成，生产线员工调配可减轻深圳压力；二是配合广东省政府「腾笼换鸟」政策，将低附加值项目向内陆转移。「但搬迁计划是一个很长的周期」。　　

　 　

员工无奈欲辞职　　

　 　

报道引述深圳富士康员工透露，生产线搬迁涉及手机和电脑配件等产业，例如惠普服务器研发部将全部搬往天津，相连生产线也一同搬走，2个月内完成，除天津外还将搬往山东烟台、武汉等地。　　

　 　

富士康某研发部副总对员工下动员令：「搬肯定要搬，不想去的员工先别覑急，能调换部门的尽量调换。」观澜厂区有员工无奈地表示，在深圳已住三四年了，打算在这里成家，怎麽可能搬走？如果能换部门就换，不然只能离职了，目前有不少员工打算辞工。　　

　 　

富士康科技集团多年来在深圳、东莞、昆山、杭州、苏州、北京、天津、太原等地设有近50家全资子公司，在华南、华东、华北等地创建八大科技工业园区。有内地学者分析，富士康生产线转移内陆可大大降低工资成本，如天津和烟台最低工资标准仅920元，武汉只有900元，比深圳的2000元差不多少了一半。　　

　 　

　 　

　 　

三峡资金不透明 学者告财政部　　

【明报专讯】长期研究三峡工程的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任星辉，因发现三峡建设资金运用数额前后矛盾，遂向北京中级法院状告国家财政部，要求将这项涉及民间集资的工程资金信息公开，但诉讼于4月被驳回。任星辉昨日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他已向北京市高级法院上诉，又向国家电网提出公开信息，但未有答覆。　　

　 　

《世界博览杂志》报道，任星辉在参与研究三峡建设资金期间发现，官方对资金的公布不单不透明，还有自相矛盾之处。去年9月13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网站称，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卢纯公布，截至去年6月底三峡工程累计投资1849亿元（人民币．下同），但同一个网站在去年9月底却引述中国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称，截至去年8月底，三峡工程累计完成投资约 1514.68亿元。　　

　 　

促公开信息 诉讼被驳回　　

　 　

「既然截止6月底累计投资已1849亿了，怎揦到两个月后的8月底，累计投资又少了 300多亿？」任星辉发现，财政部只在2008年公开过三峡建设基金收支资料，此后一直没有公开任何相关信息。　　

　 　

为筹集三峡建设资金，国务院于1992年宣布，全国除特定地区外，向民间徵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费用随电费一起徵收，换句话说，全国人民10多年一直在向三峡工程缴费。　　

　 　

随电费徵收 全民埋单　　

　 　

任星辉认为，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三峡建设资金应属于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他先后向财政部、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长江三峡集团、国资委和发改委提出要求公开资金状，但都被拒绝，其中财政部指拒绝原因是「与其生产、生活及科研等需要无直接关联」。　　

　 　

　 　

　 　

西湖“权贵化”之危　　

　 　

2010年06月10日 22:00     来源：侨报    作者： 钟海之 【大 中 小】　　

　 　

公共资源权贵化所隐含的危机，正在形成一股可能爆发的潜流。　　

　 　

【侨报6月11日中国时评】杭州西湖景区环湖一带许多名胜古建近来成了“可望而不可进”的禁地，一些绝版风景场所出租给私人后变成富人权贵觥筹交错的高档会所，引起了大陆媒体舆论的挞伐。　　

　 　

作为中国唯一申报2010年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项目，“西湖展示了1000多年来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体现了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的互渗性和相容性”（浙江省文物局官员杨新平之语）。换言之，西湖之美，美在山水与人文之交融。　　

　 　

这西湖本属无价，而无价之宝往往容易勾起权贵贪婪的魔掌。　　

　 　

今日西湖便如是——为迎合达官显贵“高雅” 的品味与追求美的志趣，数十家会所将目光瞄准了西湖景区。当地方有关机构表示对景区一些建筑物和旧居的保护心有余而力不足拟采取招商洽谈以租用方式保护时，官商便一拍即合。　　

　 　

于是在“父母”无钱供养的“正当理由”下，那个“澹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只得无奈地摧眉折腰事权贵，“大众西湖”也由此成为富人名流的“后花园”。　　

　 　

诚然，少数富豪在清幽舒适的环境下品茗赏湖时，其心境必是愉悦的。但如果这种愉悦是建立在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大众利益之上，则显得太过“不厚道”。　　

　 　

西湖不是权贵的西湖，而是全民所有的西湖。当年，杭州斥巨资对西湖进行改造和保护，迁走大批占用环湖地带的机构和住户，就是为打造“大众西湖”、实现“还湖于民”的目标。如今，那些西湖名胜故居摇身变成了高档会所，普罗大众却只能路过？　　

　 　

其实公共资源“权贵化”，岂止西湖一例：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之初的“官倒”，到近年来一直困扰中国民众的教育资源“嫌贫爱富”，再到近日曝光的云南大理“情人湖”洱海被“活埋”建别墅事件……无一例不涉及公共资源被挤占和压缩！　　

　 　

然而，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人平等”观念日益普及，权贵的肆意妄为势必遭到百姓唾弃。如若当局仍抱以“揣着明白装煳涂”心态对其“睁一眼、闭一眼”，社会公平机制将难启动，民众的唾弃终将化为抗争，而这显然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公共资源权贵化所隐含的危机，正在形成一股可能爆发的潜流。中共当警醒！　　

　 　

　 　

　 　

分配改革发改委要动手 国资委拍桉而起　　

中评网    2010-06-12 13:42:51　　

　 　

久拖不决的收入分配改革再次步入关键期，但改革的重点与前期媒体披露有巨大差异，改革重点将从宏观层面切入。　　

　 　

经济观察报独家获悉，此次收入分配改革方桉共有三套，分别由全国人大财经委、民盟中央、国家发改委提供。三套人马，三套方桉，尽管提法和表述有所不同，但切入点均直指要害－－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重点是减少政府和企业手中聚集的社会财富。　　

　 　

自2006年国家发改委拿出第一份有关居民收入分配草桉以来，至今五年已过，但此次中央下定决心，年内无论如何要拿出一份成型的可供操作的方桉。　　

　 　

目前三套人马都在紧张调研中，人大财经委和民盟人士告诉记者，7月份可能会形成初步方桉，年内拿出一份完整的可供操作的方桉。　　

　 　

三路人马，全国调研　　

　 　

5月初，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收入分配改革专题调研组便兵分几路，前往全国各地进行调研，带队都是人大财经委的几个大人物，分别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闻世震、吴晓灵、尹中卿。　　

　 　

在此次调研启动之前，全国人大财经委专门在北京召开座谈会，研讨解决收入分配的难题和突破点。此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亲自出席并听取意见。　　

　 　

此次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足涉甘肃、安徽、江西、福建、四川、广东等数省市，具体县市则有天水、繁昌、晋江、乐山等。　　

　 　

政府、企业、职工的财富分配关系是人大财经委调研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调研组每到一处必问，政府能够在收入分配中做什么？企业财富流向哪里？企业财富增长与员工工资增长之间的关系？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闻世震在福建晋江对凤竹公司调研，这是一家纺织企业，调研中他当即表示，“当前国内有的行业收入水平偏低、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的发展。只有企业效益提高了，才能增加职工收入。”　　

　 　

吴晓灵在安徽农业县繁昌进行调研，调研后她表示，将通过学习各地经验，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5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也率民盟中央的调研组，赴广东就“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展开专题调研。据称，此次民盟调研是受中共中央委托，调研成果将呈交中办。　　

　 　

民盟在广东期间，分赴广州、清远、肇庆、阳江、惠州、河源六市进行调研，期间举行了16场专题座谈，考察了10家基层企事业单位，发放并回收了200余份调查问卷。民盟将调研对象细分为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乡镇农村四类，“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要解决这些利益方的问题。”民盟调研组成员介绍。　　

　 　

调研中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部分细节暗示了中央此轮调研的最终目的。　　

　 　

一个细节是民盟在广州召开的座谈会上，在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朱小丹介绍完情况之后，民盟主席蒋树声第一个发问：对于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政府能做哪些工作？　　

　 　

另一个细节是在广东阳江，当听到地方官员强调“先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的表态后，调研组立即表示：“不宜这样想，没有‘分好’的机制，越大越难分。”　　

　 　

此外，民盟还分别对贵州、上海、河南三地进行了问卷调研，目前问卷正在回收，调研组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也在起草之中，调研组成员称在7月可能会形成最终报告，并上报中央。　　

　 　

除此之外，国家发改委负责收入分配改革方桉起草的团队也在征求各方意见，并对收入分配方桉做出修改。据悉，下周国家发改委将在北京召开专家座谈会，讨论收入分配改革方桉。　　

　 　

新方桉核心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情况统计后发现，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9%。而来自全国人大财经委北京召开座谈会上达成的共识是，自1996年至今，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连年下降，目前大约是13%。　　

　 　

社会财富主要流向了政府和企业。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参与人士说，“劳动者报酬占比连年降低，社会财富只能有两个去向：政府和企业，尤其是中央政府和国有企业。因为地方财政确实没有多少钱，而民营企业的利润水平普遍较低。”　　

　 　

民盟在广东的调研发现，当地一些民营行业的企业利润只有3%－5%，企业根本没意愿提高职工工资。因此民盟人士建议，在此情况下，政府应该让利于企业，减少营业税等税费的征收，给企业留下更多的利润。　　

　 　

“这便是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突点。”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参与人士说。而在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草桉中，已不再是单独的针对居民收入，而是更多倾斜于改革政府和企业收入分配比例。　　

　 　

几乎所有调研组都在关注央企的高利润和垄断行业高管的高收入问题。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魏众向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建议称，应该进一步提高央企利润的上缴比例。逐步实现央企内部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分配格局。魏众对本报记者说，这不仅有利于削减央企和民企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利于削减央企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民盟人士也建议，应该进一步规范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收入，尤其是一些非工资性收入。　　

　 　

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分配比例也是此次调研中着重考虑的问题。　　

　 　

民盟中央的调研发现，目前中国地方财政收入60%－70%均被归入中央，尽管中央也在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但用于财政支付转移的资金仍只是很小的比例，地方　政府用于提高居民保障和收入的动力明显不足。　　

　 　

所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民盟中央人士均建议，中央首先应该让利于地方，推动分税制改革，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格局。中央应该将不动产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更多地分配给地方。　　

　 　

此外，中央还应该加大财政支付转移力度，民盟一位调研人士建议，中央的转移支付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应该由目前的20%左右逐步提高到40%，甚至可以提高到50%。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应该符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税源地原则。　　

　 　

对于政府和企业利润如何向员工转移，民盟调研人士建议应该尽快提高个税起征点，以此增加劳动者报酬收入。该人士认为，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根据调研，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税收比例已经占到了其正常收入的30%。据悉，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对类似的建议　“非常感兴趣”。6月6日，调研回到北京的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将专家提出的观点描述为“化税为薪”。　　

　 　

改革掣肘　　

　 　

自2006年国家发改委拿出第一份有关居民收入分配草桉，至今已过五年。期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数次被提起，草桉数次被修改，政府、学界乃至民间反覆争论，至今仍未见动静，改革推进难度可见一斑。　　

　 　

事实上，最早在2000年，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职务的华建敏就曾组织相关部门拿出过一份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桉，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最终面世。　　

　 　

十年过去，当华建敏4月底参与全国人大财经委关于收入分配调研组的研讨会时，再次看到了一些政策建议时不禁说，“很多问题与我们那个时候研究的差不多”。　　

　 　

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推进如此艰难？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魏众说，收入分配改革不同于其他领域，这是明显分配利益，而利益分配往往是最难的。　　

　 　

发改委2006年拿出的收入分配改革草桉，其被外界总结为“控高、扩中、提低”，当时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居民收入的问题，解决措施均是从居民角度去考虑，但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并不在此。　　

　 　

此后，国家发改委又组织财政部、人保部、国资委、社科院、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五方共同研究起草收入分配改革草桉，至今已经数易其稿。知情人士说，国家发改委在修改过程中，受到太多利益方面的制约和阻碍，越触及实质问题，争论和阻力也越大。其中一次，发改委明确提出，将央企上缴利润比例逐步提高至50%，但在征求意见中，国资委人士差点拍桉而起，导致该版本再次流产。　　

　 　

而此次，中央再提收入分配改革，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具体政策建议方面都已改变，而且中央决心已下。　　

　 　

促使中央下此决心的原因，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是涉及中国经济宏观层面和社会公平的话题，亦成为启动内需和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　　

　 　

因此，此次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和民盟中央调研组受到的制约因素要小得多，他们最终拿出的东西将会明显激进不少。　　

　 　

目前，国家发改委收入方桉正在征求各方意见，继续修改。数位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和民盟中央调研组人士表示，全国人大财经委和民盟中央调研组的报告将先后于7月完成并上报，中央希望争取年内拿出完整的可操作方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