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9-13）

网络时政文摘（　2010-9-13　）　　

荒山顶造假耕地　保命田颗粒无收　　

强行拉闸走捷径　弄虚作假扰民生　　

通胀数据符预期　内地经济多暗涌　　

内地通胀再攀　政策日益被动　　

中国足协巨头看守所聚首 中超6000万蒸发　　

陈绍基、王华元……大贪官为何屡屡免死？　　

深圳模式 : 一个社会失败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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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顶造假耕地　保命田颗粒无收　　

东方日报　　

浙江龙泉市近日被揭在荒山顶上伐木开垦，假造良田，然后出卖「耕地指标」给其他富裕县市，令后者可以佔用农田肆意开发，使得当地良田面积大缩水。这一事件为当局敲响警钟，中央三令五申确保全国十八亿亩耕地面积的红线，已岌岌可危。　　

中国是人多耕地少的农业大国，耕地被称为老百姓的「保命田」。内地法律规定，各地政府若要佔用耕地盖楼建厂房，必须开垦出面积与质量一致的新耕地作补偿，这一做法称为「佔补平衡」。　　

但是，和所有政策法令的遭遇一样，「佔补平衡」一到地方就走样变调。龙泉市山头树木被成片砍伐，但开垦的「梯田」不仅种不了水稻，连玉米都长不了，当局竟用这些颗粒无收的「良田」，以每亩十万元的价格，置换在其他县市被开发商佔用的农田，财政年入十六亿元。这就意味着，只要每造出一亩假良田，就有一亩真良田被开发商吞噬，有一亩保命田消失。　　

官商勾结 吞噬耕地　　

荒山顶上造假耕地，大好青山变秃顶，龙泉当局表面是为民谋利，增加财政，实际是与开发商狼狈为奸，瞒上欺下，以「卖地财政」冲撞耕地保护「高压线」。明明开发商佔用的是可耕农田，但用来「平衡」的却是荒地，甚至「平衡」到荒山顶上。荒地不能耕种，遑论饱腹，还不如到月球上去「佔补平衡」了。　　

更可怕的是，山顶造假耕地还是一齣跨地区合作造假的丑剧，龙泉当局为一己之私，与邻近富裕县市的发展商攻守同盟，沆瀣一气，煳弄上级检查。龙泉作为贫穷县有荒地缺钱，造假为的是卖地牟利；富裕县市的发展商有钱无地，造假为的是拿到「耕地指标」，以便建楼盖厂。两者利益互补，一拍即合，联手造假，一路过关斩将，连验收部门也毫无察觉。「上级检查一过，就任其荒在那里」。　　

事关十三亿人吃饭的十八亿亩耕地保护红线，近年来受房地产开发潮的冲击而濒临失守。地方当局出于对ＧＤＰ政绩的追求，对开发商蚕食、侵佔耕地的行为睁隻眼闭隻眼，更多的是与开发商结盟，上下其手，想卖就卖、想砍就砍。事实上，有的地方的耕地面积正逼近红线，有的早已突破红线，根本见不到农田。　　

就在几天前，山东潍坊九山镇被揭六百亩农田被强徵用来盖政府办公楼和公园，这个有一千三百人的乡镇，几乎再也没有农田可供农民耕作，当局给农民的补偿竟是每年每人十斤麵粉，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民以食为天，当局为百年粮食安全计，实在应该来一次全国土地大普查，查查有多少良田被佔用？有多少用来「平衡」瞒骗的荒山「良田」？千万不要等到闹粮荒时才想起耕地红线的失守。　　

强行拉闸走捷径　弄虚作假扰民生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空气污染 不降反升　　

河北省安平县当局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节能指标，下达强制限电令，每四天全县拉闸停电二十二小时，停电期间溷乱不堪，怨声载道。　　

安平县的乱状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全国各地都发生类似的问题。今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但「十一五」减少能源消耗两成的目标远未达到。于是各省层层下达节能任务，一场轰轰烈烈的限电大骚，在各地相继上演。　　

人类受温室效应严重威胁，提倡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但各地当局为完成任务走捷径，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拉闸，既扰民，又达不到减排的目的，实在愚不可及。　　

在此扰民措施下，各行各业都饱受打击，工厂被迫停产，农田无法抽水灌溉，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也被打乱。尤其是医院，心电图、超声波等医疗器械不能使用，如果拉闸时有病人在做手术，后果更不堪设想。还有，停电期间，连街头的红绿灯也关闭，交通秩序自然大乱，随时会导致车祸，造成严重伤亡。　　

民居停电，更令普罗大众苦不堪言，家中的电脑、电视、雪柜、冷气机、洗衣机都成了摆设，目前天气酷热，民众却被迫在漆黑的环境中「焗桑拿」，病了有谁可怜？　　

空气污染 不降反升　　

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官员们的考虑范围，在他们心目中，完成上级下达的节能任务才是头等大事，能达标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政绩保住了，仕途也就畅顺了。对他们来说，会不会发生医疗事故，会不会影响交通秩序，民众会不会被热昏，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些人口口声声以民为本，但为了「政绩」，却把民众的利益抛诸九霄云外。　　

其实，以强行拉闸来节能减排，根本是得不偿失，电停了，但企业仍要生产、商场仍要营业，只好购置小型发电机自行发电，消耗大量燃油，製造大量黑烟，空气污染不降反升。一言以蔽之，大规模突击限电行动，其实是一场假节能骚，是一幕全国性弄虚作假的丑剧。　　

出现这种乱象，地方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中央当局也难辞其咎。事实上，正是国家发改委坚持不调整过高的节能指标，还强令各地继续执行，才造成这种局面。更令人反感的是，在全国各地出现强行拉闸的荒唐行为后，国家发改委迟迟不予纠正，直到民怨沸腾，才轻描澹写地表态，称节能不应造成民居停电，但又没有提出强制性的措施，结果一刀切拉闸的闹剧愈演愈烈。　　

节能减排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质素，然而，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庸官主导下，节能减排措施竟成为全国性的扰民行动，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通胀数据符预期　内地经济多暗涌　　

太阳报　　

国家统计局上周六提前公布消费物价指数，举措令市场颇感错愕，甚至揣测可能铺路加息，反映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十字路口，经济既有放缓迹象，即使房地产价格近期回落，实际价格仍处于高位，泡沫风险挥之不去。中国调升利率与否，不仅影响内地经济的走向，对正在复甦边缘挣扎的全球经济而言，亦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数据显示，中国八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百分之三点五，比七月再增零点二个百分点，是○八年十月以来最大增幅。八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升幅增加，主要是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造成，涨价贡献所佔比重高达七成，期内粮食价格按年上升一成二，估计短期内，粮食价格对通胀率继续推波助澜，通胀率有机会升至百分之四的高位，与政府原本定下的百分之三调控目标，可谓愈走愈远。　　

部分较乐观的意见则认为，八月份的通胀率应已见顶，随着影响粮食价格波动的短期因素逐渐消失，通胀率不会在现水平再大幅飙升，全年计，通胀率应可保持在百分之三的目标水平。究竟哪一派的意见较接近事实，要多看几个月的数据才可定夺。值得留意的是，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中国素以工资低廉见称的优势一去不复返，即使经济增速放缓，有助遏抑通胀恶化，中国明年及以后的通胀率仍不容乐观，可能超过今年的水平，达到百分之三点二至三点五。这个趋势一旦出现，既考验中央会否放宽对通胀的忍受程度，各部门之间应付通胀的政策能否配合，也是一大挑战。　　

市场密切关注人民银行的动向，看它是否会让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者透过加息遏制通胀进一步升温。人行对于加息非常审慎，上次加息已经是○七年十二月的事。从好的方面看，八月份的通胀数据或许可予人行更多时间观察消费物价的变化趋势，谋定而后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目前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仅二点二五厘，已连续七个月低于官方公布的消费物价水平。事实上，负利率出现的时间愈长，难免加速资金从银行体系流走，不利于调控政策的效果，也容易形成资产泡沫的环境。再加上通胀升温并非由于需求上升带动，亦会增加调整货币政策的複杂性和判断的准确性。　　

另外，美国经济出现双底衰退的风险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对现时仍以出口为主要增长动力的中国，是不可迴避的现实困难，亦由于经济体制所限，无法隔绝来自欧美国家经济波动的冲击。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表示，由于经济增长有放缓之虞，总体宏调政策的方向不是收紧，而是考虑放鬆。在众多複杂和不明朗的因素交织下，相信中国的货币政策暂时会按兵不动，料至第四季度新数据公布，以及外围经济有更清晰方向后，形势才会更明朗。　　

内地通胀再攀　政策日益被动　　

东方日报　　

内地公布八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升百分之三点五，稳企于超标水平，一点都不出意料，因为根本不需要预测能力，内地言论引导市场看通胀高企。有关言论从两个方向揭示通胀动向：一方面加息传言及加息预期言论充斥市场，敦促及早加息遏通胀的建言亦不少；另一方面接近决策层的官员学者倡议，提升通胀的容忍度，有银行高层甚至具体建议，通胀目标订于百分之四至七。　　

言论普遍显示对通胀形势的不乐观，加上民众现实生活中对物价的感受，更毋庸置疑反映了通胀的攀升。调整货币政策抑通胀的分歧，以及提升通胀容忍度的倡议，无疑反映了金融海啸前，对经济良性发展的过分乐观。订百分之三的目标通胀，睇齐了国际水平，却低估了国情，如果现今被迫提高通胀容忍度，则证明了当初决策的失误，但通胀若在攀高再调高容忍度，不停削足适履亦非可取态度。　　

至于容忍百分之七的目标通胀，对民众有残忍之嫌，这不但大大增添低下阶层的苦困，宏观上也不利于经济良性循环。这样的建议，作用在于大幅度拖延调整利率，只有业界的既得利益者才拿得出来。由此令人不禁存在质疑，央行决定货币政策时，会更关心民众承受力、经济良性循环，抑或站在保障业界利益角度，是否有合理的平衡？　　

提升容忍度还要充分考虑的一个因素，是通胀数据的可信度。有分析认为，过去十年中国滞后半年的M1增速，与当期通胀高度同步，当 M1增速突破两成，随后都出现物价快速上涨，○四年、○八年的高通胀俱如是，但○九年底，M1增速突破四成，半年后通胀依然在百分之三的弱势徘徊。分析揭示的重点，是消费物价指数反常及失真，即实际通胀强于消费物价数据。　　

常理的可信在于，消费物价指数是超发货币的必然现象，货币大超发而通胀偏弱，难免「有古怪」。金融海啸后，经济行政干预见怪不怪，如果消费物价指数沦为行政干预舞弄的工具，就是人为扭曲。而内地数据遭受的质疑多多，正是因为反常及失真，不合逻辑有悖常理。如果依这样的数据决策，总会因果颠倒，不是政策纠正通胀，而是数据误导政策。　　

与消费物价攀升对应的手段是加息，提升通胀容忍度用意迴避加息，迴避加息据说是恐防招引热钱，製造资产泡沫。然而，因迴避加息，内地实际负利率已长期超过一厘，以致产生消费和投资的错配，银行存款为保购买力，只好转投抗通胀商品，存款转而追捧资产，如楼房，就是消费者的精明选择，存款拒绝补贴银行，可致流向房地产，显见无助防止资产泡沫。　　

针对这种情况，市场出现「不对称」加息的猜测，「不对称」的目的是改善实际负利率，这样一来吃亏的是银行，当然不是当局的政策取向，迴避加息的主要目的是保护银行，恐怕是无疑问的，否则就不必有提高通胀容忍度一说，还要倡议容忍百分之七的通胀！在消费物价攀高以后，利率动向敏感起来，资产价格敏感起来，民间的情绪也敏感起来，决策者不可避免要拆加息这个「计时炸弹」，怎能再犹豫不决顾此失彼？　　

中国足协巨头看守所聚首 中超6000万蒸发　　

扬子晚报    2010-09-12 15:25:08　　

　　昨天中午，央视和公安部几乎同时公开的信息显示，被媒体称为“龙王”的中国足协前任专职副主席，现每年拿着一百多万的中体产业一把手，真的“进去了”。而且，谢亚龙是和南勇、杨一民被羁押在同一地点——沉阳看守所。　　

　　这次和谢亚龙一起进去的，还有原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李冬生、原国家足球队领队蔚少辉，他们三人都属于被立桉侦查，情节已经非常严重。　　

　　现在的沉阳看守所，貌似原来中国足协的办公大楼，一把手，二、三把手，以及足协中层干部纷纷在这里聚首，不过，他们再也难以召开将中国足球作为赚钱工具的“办公会”了，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次次过堂。　　

　　随着被警方立桉侦查，之前几天谢亚龙被抓的一些细节也逐步曝光。中国足协前“一把手”谢亚龙被带走的方式，和今年1月南勇和杨一民的“失踪”方式很类似。谢亚龙是　9月3日下午　接到通知到国家体育总局开会的，但是他前往总局后就再也没有回到中体产业来。　　

　　谢亚龙是　9月3日下午　到国家体育总局参加会议后“失踪”的，到　9月6日　才确认是和国家队前领队蔚少辉、足协技术部前主任李冬生一起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的。据悉，3日下午4时左右，谢亚龙在中体产业接到通知到国家体育总局开会，但是他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不过，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没有人注意到谢亚龙3日下午开会后就“消失”了。　　

　　6日上午，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三人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的消息开始传播开来。中国足协和中体产业两家单位的人员都是这时候才发现各自有人“失踪”了。尤其是中国足协，午餐时间人们之间的议论加速了消息的传播。中午到下午，因为到南京参加中超中甲会议和采访国家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足球界人士和部分记者把这个消息又带到了南京，在记者圈里迅速传播开来。6日傍晚时，网络上出现了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的报道，并且很快得到了确认。晚上，中体产业方面传出消息：证监会因为中体产业没有及时披露董事长谢亚龙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的消息，而将在次日停牌；中体产业还可能因此而受到处罚。此后几天，关于谢亚龙身处何方，一直扑朔迷离。昨天中午，央视新闻和公安部网站正式确认谢亚龙等人被公安机关立桉侦查。　　

　　由此判断，谢亚龙等人早已被刑拘，只不过到昨天才确认此事。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专桉组在北京工作两天，其中包括对谢亚龙等三人的调查，包括去家中进行取证等工作，“也就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查抄”。在被调查2天之后，三人一同被专桉组带到了沉阳。　　

　　据公安机关称，此次对谢亚龙等三人进行侦查，起因是在“侦办涉嫌利用足球比赛贿赂、赌博系列桉件”中得到的信息。谢亚龙、李冬生，蔚少辉三人一起被宣布接受侦查，但三人具体情况却应是有所区别。谢亚龙在位的三年中，许多足协、联赛的具体事物他都不亲自过问，而是将这些事情交给南勇、杨一民等人去做。况且，在上一轮针对联赛各家俱乐部的反赌风暴中，尽管南勇等人落马，但谢亚龙却并没有受到牵连，这说明谢亚龙涉嫌介入联赛赌博活动的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目前最有可能让谢亚龙被卷入桉件的，便是爱福克斯赞助中超联赛以及中国之队项目的问题。在南勇被逮捕后，桉件的性质被定性为反腐败桉。可以说，南勇除可能涉嫌操纵比赛外，在足协经济管理上也很可能存在问题。爱福克斯公司从毁约到人间蒸发，给足协带来数千万的经济损失。而当初，除南勇是此事的具体经办人外，谢亚龙在当时作为实际负责足协工作的一把手，在这一事件上也难脱干系。　　

　　事实上，爱福克斯的遗留问题，在公安机关调查前，恐怕只有南勇和谢亚龙，以及当时经办此事的经纪人白川清楚南杨两人在此事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此前已经有多家媒体报道称，南勇与白川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而爱福克斯能签约中超，自然少不了南勇的活动。但与爱福克斯进行谈判，最开始的主角是谢亚龙。不过在最后时刻，谢亚龙将签字盖章等一系列手续的办理责任都推给了南勇。　　

　　最终，爱福克斯公司人间蒸发，给中超联赛带来的累计损失约6000万元。谢亚龙涉及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中国之队项目，而在此之前已经有媒体爆出谢亚龙、蔚少辉可能因中国之队项目中存在经济问题而被公安机关调查。若以上人等因中国之队项目而被侦查，那么反赌风暴也将牵扯出更多的问题。　　　

陈绍基、王华元……大贪官为何屡屡免死？　　

文汇网    2010-09-12 14:11:06　　

    　9月9日　，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桉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华元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继陈绍基、　米凤　君两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判死缓之后，又一个省部级高官「可不立即执行」……　　

    王华元担任省级高官10年，收受他人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71万馀元，其家庭财产、支出超出合法收入的折合人民币894万馀元的部分不能说明来源。两项相加，高达1660多万！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给出的「理由」是：「王华元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桉发后能够主动交代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能够主动交代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以及「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是涉桉金额高达1660多万元贪官王华元能保住性命的三大理由。　　

    「回顾」陈绍基、　米凤　君被「免死」的理由，也和王华元如出一辙：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给出的「理由」是：「鉴　于米凤　君在被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桉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态度较好，退缴大部分赃款赃物，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给出的「理由」是：「鉴于陈绍基主动交代了办桉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且桉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三个高官，三个重量级贪官！三个「死缓」，三个一样「免死」的理由！　　

    由此，笔者突然想起前些天，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桉（八）草桉时，牟新生委员认为，「有必要研究取消刑法中关于国家公职人员犯贪污贿赂罪的死刑罪名」。此建议一出，立即招来质疑和热议。　　

    现在看来，牟新生委员提出给贪官免死的建议显得有些多馀。从王华元、陈绍基、　米凤　君三个腐败高官的「死缓」的判决来看，已是「主题先行」了……　　

深圳模式 : 一个社会失败的样板　　

作者 马丁　　

今年8月26日是中共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创立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经改30年后，深圳特区究竟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样板？这样的特区如何再办下去？引起越来越多专家和社会人士的反思。　　

今年8月26日是中共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创立深圳经济特区30周年。　9月6日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专程南下出席深圳特区3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赞扬 “深圳经济特区是世界历史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奇迹，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强调“经济特区不仅应该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可是，经改30年后，深圳特区究竟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样板？这样的特区如何再办下去？引起越来越多专家和社会人士的反思。　　

深圳，从当年的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一个面积近2000平方公里，人口900万的大城市，这里高楼林立，遍布工业园区，集中了大大小小数万家企业，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在25.8%。从这些数据来看，深圳的确是一个“奇迹”。可是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却暗藏着另一些并不光彩的数字：（1）深圳至少有720万低收入的 “底层”工人，占深圳常住人口的80%以上，其中大部分人受户口政策限制，至今无法入户城市，生活不稳定；（2）长期来，深圳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不足900元，最近才调高法定最低工资至1100元；（3）深圳是工人平均工作时间最长而收入低的城市，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都在10到12小时以上；（4）数百万外来农民工靠微薄的工资买不起住房，只能长期住在兵营式拥挤的职工宿舍或者条件极差的廉价出租屋里。　　

这些状况反映出，经历30年经改过后，为经济特区作出贡献的深圳工人，社会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他们依然被当作可压榨的“廉价劳动力”。　　

深圳：中国产业工人的悲哀　　

中国官方高调庆祝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　　

图片/Reuters　　

单靠经济数据，并不足以考察一项经改计划是否成功。经改是一个社会计划，它应该伴随着社会进步，伴随着劳动者生活水准、工作条件、居住条件和社会地位的改善，伴随着他们社会基本权利乃至人权地位的提高。而深圳模式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反，深圳在经历30年经改之后，却成为社会政策方面完全失败的一个例子。　　

首先，深圳至今仍然是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自特区设立以来，中国政府向企业和外来资本提供最优惠的条件，却没有出台任何政策措施来规范和迫使企业资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及向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回报，甚至没有规范特区从税收中拨款用于基本的哪怕是最低的社会福利，而是牺牲劳动者的权益来换取深圳表面的社会繁荣，换取高速的经济增长数据和“国家荣誉”。　　

深圳的900万人口中农民工占80%以上，是全国廉价劳动力最密集的地方，被外界称作“世界加工厂”。这里的工人大多是由于土地被征用后被迫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投入中国现代化建设大潮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携着“淘金梦”到城里谋生，希望改变贫困的生活处境，却沦为出卖血汗的“廉价劳动力”。长期来，深圳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不足900元，常常为七八百元（最近迫于工潮而调高全市统一最低工资标准后，法定最低工资也只是月薪1100元）；而深圳的房租以及日常生活费用要远比其他城市沉重得多。而当地企业处除了攫取高额利润之外，并没有为社会发展付出任何实质性的“社会成本”。　　

一种非人性的社会主义　　

中国媒体今年8月公布的一份由媒体记者撰写的“农民工收入调查报告”指出，在经济迅勐发展的珠三角，尤其在有“世界加工厂”之称的深圳，工资与企业利润完全“绝缘”。企业利润增长是一条陡峭的上扬线，而农民工工资增长却是一条水平线。尽管许多企业十年来规模和效益大幅增加，而农民工的“基本工资十年几乎没有涨”。经济改革并没有带来社会进步，劳动者没有享受到经改的果实，他们始终处在被迫廉价出卖劳动力的“现代奴工”的处境，生活状况没有明显改善。　　

这份调查报告指出，珠三角的企业平均发展水平超过 10％，有的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增长速度超过100％；有些加工贸易企业更是从10年前的“手工作坊”发展为拥有工业园区、先进生产线的大型现代化企业。然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十分缓慢，有的一线工人工资还停留在10年前水平。　　

深圳富士康龙华工厂　　

图片：Reuters/Tyrone Siu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先端精密公司是一家日资企业，年产值3亿元人民币，现有员工近600人。该公司今年32岁的普通工人陈德林对媒体说，公司业绩每年成倍增长，但公司一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员工基本工资，他本人在该公司工作已逾七年，最初月薪700元，而至今基本月薪只增加到1000元左右。　　

深圳港资企业盐田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也是一样，企业利润直线上升，而工人工资却“十年不涨”。该公司员工2007年4月曾向企业提出抗争，迫使资方同意提高工人工资；而这种提高与工人的付出及社会为企业和资方提供的条件根本不成比例。　　

前些年不断爆出众多深圳制衣厂女工的血泪史，就已令外界震惊。而设在深圳的富士康龙华工厂，就更加是这种“世界加工厂”政策的一个缩影了。这个被喻为“紫禁城”的大型科技园区，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托拉斯”，在不足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30万工人，实行兵营式的管理。前不久，富士康龙华工厂爆出的一连串员跳楼自杀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　　

深圳特区从来就不是劳动者的“天堂”，而是一个“劳工地狱”；一种为了创造所谓经济“奇迹”，又能缓解社会压力的权宜之计；用成千上万贫穷农民工的血汗打造一种非人性的社会主义。　　

深圳：工人平均工作时间最长而工资极低　　

在工人劳动时间方面，深圳是工人平均工作时间最长而收入低的城市，很多企业的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都在10到12小时以上。　　

据中国媒体引述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收集最近两年珠三角、长三角等23个城市、210家出口工厂而作的劳资统计，“这些企业平均月工资为 1145.55元，工人每天平均工作10.67小时，每周工作66.41小时，每月加班120.9小时。国有单位职工法定工作时间每天8小时，每月加班不超过36小时，每年工作不超过2000个小时；而外来工工作量正好翻一番，等于一年干了两年的活，收入却不到国有单位职工的一半”。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月1685元，这是计算了每个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两个人可以养活四口之家，每周工作40个小时可以得到的水平。按这个标准计算，珠三角农民工要每周平均工作66个小时，每个月加班120个小时才能拿到 1685元工资。　　

深圳制衣厂里的女工　　

图片/Reuters　　

今年被首次选为深圳人大代表的女工姚琼英，1997年就来深圳打工，在宝安沙井三洋微马达厂已工作了10多年，从最初月薪几百元的普通工人到现在当上车间主任，每月工资也就2000多元；据她说，她身边的很多工人至今月薪只有1000多元，为了能多拿工资，工人们被迫靠加班加点来赚加班费，以便每月能给家里多寄点钱或者留给孩子读书。　　

姚琼英坦率地向媒体描述了工人的生活：“我们每天呆在厂里，每天过的就是上班、吃饭、睡觉这样简单又枯燥的生活，在深圳找不到归属感”、“我们也买不起房”、“连孩子上学都有问题。”　　

另一位也是今年被选为深圳人大代表的女工谢素珍（现任深圳赐昱鞋业有限公司招聘主管）也有同样的经历。她说：“15年前我就来龙岗打工，工厂如今已有一万工人，企业在不断扩大。尽管我的工资从开始的七八百元到现在有三千元左右，但现在家里每个月租房需要700元，加上生活支出等，所剩不多，根本没有能力买房。身边很多劳务工也跟我一样，有的甚至在这里打拼了20多年，还是买不起房子。我们劳务工在这个城市找不到认同感。”　　

对深圳农民工来说，在深圳买房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话题。他们只能长期住在拥挤的职工宿舍或者条件极差的廉价出租屋里。　　

至于政府为低收入家庭建造的所谓社会性“经济适用房”（又称“平价房”），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老百姓根本盼不到。早在2008年，深圳市政府官员就已透露官员私占“经济适用房” 是个“公开的秘密”——在深圳的保障性住房中，不算各区，单是市级单位，就有1000多套被公务员占用。直到今年6月，还继续爆出官员勾结骗购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的丑闻。以至于深圳的老百姓质疑，深圳的经济适用房究竟“经济”了谁？　　

最低法定工资成为企业压榨工人的“底线”　　

邓小平当年创办深圳经济特区，主要依靠廉价的用地、低成本的劳动力、忽略环保标准等所谓“最优惠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创造了深圳经济快速增长的“神话”。而随着经济发展，特区的社会政策并没有跟上；或者说，在中共经改决策人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社会政策的概念！　　

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加工企业大多是贴着最低工资标准给员工定“底薪”，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涨多少，工人的工资就涨多少。在政府没有相关政策规范企业和资方按利润所得回报社会的情况下，在工人劳动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只要社会成本尚未进入政策考量，所谓“最低法定工资”实际上也就成了企业和资方拒绝提高工人薪酬的一条法律底线。由此而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工人为了多挣一点钱，工作时间越来越长。　　

据有关方面统计，由于工资水平低，农民工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加班费，这部分甚至占到总收入的一多半。为了多挣点钱，工人们纷纷要求加班，因此超时加班现象在深圳大量存在。深圳龙岗区一家电子厂员工杨元秀最近向媒体透露，她所在的工作岗位经常加班加点，三年来她几乎从未休过假。　　

最近几年，深圳成为工人抗争维权的桥头堡并不是偶然的。由于政府并不把工人的困境当作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工人只好自发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深圳的工人自发维权行动证明，中国劳工界呼唤独立工会的时代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