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井冈山讲座的部分思考

    我看了张宏良井冈山讲座，有几个问题想和张老师分析一下。　　

第一个，关于人大橡皮图章的事情。任何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都强调权力的来源以及合法性的问题，就是北约英法出兵利比亚，很多英国议员都问首相我们的行动有没有合法性？卡梅隆说有，因为由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是行动合法性来源。有人说北约和西方控制的安理会，所以这个合法性没有基础，但是形式上合法还是要有一个，否则你也得找一个另外的合法性代替么。1949年建国前，没有人大，新中国建立也不是几个人随意说了算，必须有一个合法性的代替品作为权力来源，于是政协诞生，政协当时无法代表全国人民，因为几个地区还在战争，没有代表，于是政协算是临时代替人大，产生的国歌等重要政治象征都加上“临时”二字。这也说明权力来源和合法性的重要性，马虎不得，取消不得，否则天下大乱，无法无天了。　　

人大重要性在中国不需质疑，立法、重要人事任命甚至于将来宪法的修改等必须有人大发挥无限作用。人大不是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机构对中国政治和立法发挥最后一关的兜底责任和全程负责责任。人大必须有专业资质和水平，因为要代表全国人民处理各种政治和法律事情，人大必须有各个委员会调查社会和各种问题，比如7月1日正式执行的社会保险法，立法过程人大全部参与，在社保、医疗、卫生、就业和劳动合同方面的人大代表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社保法第一条赋予人大监督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基金运行的责任，那么人大必须有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内必须有懂得社会保险运行和社会保险基金的专门人士，企业、职工代表等，维护参保人权益。人大岂能尽是张宏良所说的“泥腿子拿图章”？那样就会消弱人大，降低人大的能力和权威，整个中国的法律和政治生活将失去一切合法性来源，谁来立法？谁来决策和人事任命？失去合法性的官员和人民就是孔子所说“无所措手足”，没有根据和理由，怎么行政和执法？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安全感和信任感。中国就是处于丛林法则之下的野蛮世界。保证不出现这种情况就必须加强人大的建设，尤其是专业化、能力建设，成立若干委员会，下设研究机构，人大代表确实不应该是官员，但是必须专业专职，这样才能履行代表人民的职责，没有能力和水平，光有热心和热情，那不能代表人民。三个代表理论光荣伟大就在于代表的三个方面全部成立，才是合格共产党，所以党要朝这三个方向去努力，光是嘴上说“伟大光荣正确”，没有几个方面实际的伟大光荣正确谁信任你？　　

二，关于所谓“制度”还是“人”的问题。我觉得人类历史和中外实践很早就证明了一点，封建社会也罢，皇帝也罢，不在于是不是有好皇帝，而在于有没有好制度，我国的封建社会总是仰仗有明君出现，然后社会安定，人民幸福，这早就被公认地说明腐朽和落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是梁山水泊里面人的认识水平。张老师坚持称毛泽东留下的制度是好制度，只是现在执政的人不行。也就是说如果共产党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党就是好的党，国家和人民就有福了，那这个认识水平还是停留在封建社会了。现在的腐败问题，社会管理问题和社会矛盾，正需要创建解决的制度和体系，而不能指望所谓的毛泽东式的领袖复生，否则我们是不是说只要是个好皇帝，那中国退回到封建社会也行呢？绝对不行，历史不可倒退，民主，法制，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绝不能倒着走，所以反对皇帝是反对皇帝为代表的封建腐朽制度，反思文革也就是文革中破坏民主、法制的因素，包括对权力的监督、制衡以及建立好的干部制度、管理体制、法制体系等。这才是反思文革的关键。　　

至于现在乌有火热的探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不是对，是不是好，那真不重要，再好的动机造成了社会动荡和法制的破坏也没有意义。我坚持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确实是他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已经从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党逐步变成官僚方式管理社会的精英集团。但这又如何？要制止这种趋势只能走民主和法制的道路，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对党、国家机器和人大在政治体系中的体制机制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做不断调整，监督和制衡党的干部权力的运用，加强人大立法监督水平。　　

须知，管理制和科层制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有两面性，应当通过一系列制度逐步削弱官僚制度下党的领导干部们懒惰性、消极性和无所作为性的一面，发挥官僚制理性、有效率和专业化的一面。这才是所谓拨乱反正的核心，就是重铸理性系统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使得政治生活和政府管理重新回到理性法制的轨道。　　

张宏良讲座中多次说现在制度是好制度，可是没有或缺乏他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式的干部，那这个认识水平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个层面，真正的好制度是“好人做好事，坏人不敢做坏事”，而我们凭什么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呢？我们只能说不管你好坏，有制度作用在这里。如果制度设计好，民主法制盛行，权利得到很好的制约，监督预防到位，就是没有所谓“毛择定思想”的干部，一样可以抑制腐败，在党员干部中强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三、张宏良分析的“四人帮迫害老干部”问题。这又回到了文革中的老话题，那个什么“老子英雄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类的口号，以及到底谁能真正代表毛泽东思想等等。用现在网络流行语说，“有意思么？”张宏良认为老干部的权力来自哪里？来自人民。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对他们夺权、改造，这都是人民应该做的，不存在迫害这一说。因此文革不存在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所以文革中这种人民夺权合情合理。　　

可是夺权未必合法。任何人可以随意夺权和改造干部，就和中国现在民主法治的发展相去甚远了。权力来自人民，世间公理，无人质疑！但是下一个问题却是世界难题——人民怎么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中国之大，人民之多，根本不具备直接民主的条件和基础。任何政策和重大事件决策如果都实行直接民主，中国人一人一票，那是做不到的。做不到怎么办，只能代议民主，也就是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政治协商制度，张宏良说现在网络发达，具备大字报等当年的做法，须知网络也是有管理和技术的，而且现在网络毕竟是虚拟世界，还不至于直接作用于现实，这才保证了网络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一旦应用于实践，那必须理性、科学和客观，专业化和高水平的人民代表可以胜任代表人民行驶权力。否则你说老干部被人民夺权，可以啊，先证明这是人民大多数的选择，也就是夺权有没有合法性？如果没有，那么凭什么让你夺权？当年文革中之所以有派系、武斗、冲突，不就是因为很多人自认为自己代表人民，自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自己就可以行使权力，而不顾及自己是否有法理型权威的代表人民。如果几个人和几派人同时这么想，那么冲突和武斗就不可避免，往大了说国家就分裂。因此所谓夺权一说，现在绝不成立，必须把这种不在法律框架下滥用所谓人民的权力去夺权视为文革对中国法制和社会的破坏而加以反思。民主不是滥用权力，也不是多数人胜出，而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不被践踏。老干部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也有权利的，你要真正法理上代表人民了，才能行使一定的权力。　　

第四，所谓毛派共产党和薄熙来结合问题。我学习过重庆经验，也在乌有上发过文章，重庆做法很值得中国今后的发展探索和借鉴，但是注意重庆的做法不是极左，尤其是在两翼快速致富中，充分利用市场，把资本和两翼农村地区富余劳动力结合等文革中视为大逆不道的做法，所以重庆的做法未必是毛派们一直赞扬的。　　

反思文革和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有一个好的框架以及主题，那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理性和法制是这个进程不可缺少的两翼，文革的反思也应该多在这两个方面下功夫。期待在乌有和有正义感的网友们交流探讨，但须知正义感也是有理性作为基础，热情的心和冷静的头脑同时具备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