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村官下跪到邢燕子下乡——谈当代青年的就业出路与人才选拔问题

  从女村官下跪到邢燕子下乡　　

             ---------谈当代青年的就业出路与人才选拔问题　　

最近，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温州一女村官在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时，只剩下一分钟就可以涂完机读卡，但是考试已经到交卷时间。就为这一分钟，女村官竟然给监考官下跪了…… 。这件事轰动了全国。　　

无独有偶，在今年的研究生考试中，西安36岁的陈女士开考前因未带身份证下跪恳求先入考场遭拒，此后该女子收到家人送来的身份证，又因开考已过15分钟被拒绝进考场，再次下跪请求遭拒。据悉，她为了考上医学类研究生，在上班之余已复习了一年多。　　

上次下跪事发在考研的考场上，这次下跪又发生在公考的考场上。就因为村官和公务员在各方面的差距悬殊，不仅待遇有别，而且身份也不相同，这位女村官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在这个只讲身份的当下，她已意识到此次考试似乎成了改变命运的时刻；但就在“最后一分钟”折戟考场，她的命运随同试卷一同被改判了。　　

为此，我思考了良久，想到了以下问题。　　

一、从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的下乡创业，到现在大学生的下跪求职，我们能够读懂什么？　　

女村官为什么下跪呢？这首先是涉及到女村官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生存出路问题。就当前的就业体制来说，按照村官这条路走下去，三年后要么是回乡再就业，要么继续考公务员。如果考不上公务员，女村官只好回乡当农民，或回到社会上再就业，如果能够考上公务员，自然公务员应有的待遇，她都可以享受，后半生衣食无忧。对于如此优厚的诱忽，每一个公务员考生都不得不全力以赴。据说，现在许多地方，由于实行了村官考公务员不再享受加分政策，这无不加重了村官的心理和工作压力。　　

女村官这一跪，再次让我们心有戚戚。在她下跪那一刹间， 她大概想到了，如果考不上，出路在哪里？也许，由于没有这一分钟答完题，命运就不会让自己继续拿能够养活自己的月薪，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再等上很长的时间。 　　

这个女生跪求的，也许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现在我们该思考的问题还有，这个社会用了十几年，打破了高考定终身的神话；现在还要用多久，来打破“公考1分改变人生”的光环呢？我们如何来面对村官考不上公务员还得回乡当农民或社会再就业的命题呢？　　

说到回乡当农民，我想起了一个主动下乡当农民的女知青，她就是上世纪60年代轰动全国的邢燕子。　　

据百度百科资料，邢燕子，女，原名邢秀英，1940年出生，天津市宝坻县人。从小跟爷爷在农村老家长大，父亲是天津市一家工厂的副厂长。1958年，高中毕业后没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回到家乡宝坻县大中庄乡司家庄村务农，发愤改变家乡的穷貌。在那里，她和农民打成一片，并组织了一个“邢燕子突击队”，成绩突出。1960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介绍了邢燕子的先进事迹。此后，她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1964年，她出席中国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主席生前5次、周恩来总理13次接见过她。　　

这是一个与下跪女村官完全不同的知识青年典型。她没有下跪，求得考官可怜，博得社会的同情，让她通过考试，并希望得到她所需要的岗位、待遇，而是主动下乡，回到农村，用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立志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重担。与农村出身的女村官不同，她有一个在天津市一家工厂当副厂长的爸爸，在当今社会来说，这是最好不过的条件了，她完全可以不通过考试就能留在城里，享受优越的生活，至少可以进工厂当工人，以后完全可以凭借老子的关系，向上爬，甚至走上公务员的工作岗位都有可能。但是，这些条件，这些选择她都放弃了，她选择了吃苦，选择了艰苦的农村，选择了劳动与创业，于是，和现在众多学子奔向公考不同，她奔向了农村，并且在农村找了个丈夫，把根扎在了农村。成为那个时代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典型。　　

女村官是出名了，她出名是因为她那一跪，不管是跪出了身份，还是跪出了尊严，跪出了前程。而邢燕子也出名了。她出名就在于她拉起了一支邢燕子突击队，成了当时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中坚力量，与男工同工同劳，将她们的青春洒在了农村广阔的土地上。她成功了，后来她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宝坻县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天津市委书记、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党的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走出了一条与女村官下跪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看到邢燕子这个名子最先是从介绍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宴请全国劳动模范的名单中发现的，那时除了邢燕子之外，还有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王进喜等人，都是当时响当当的劳动模范。从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的下乡创业，到现在大学生的下跪，我们能够读懂什么？尊严不是跪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女村官这一跪，跪出了社会上的可怜与同情，而邢燕子那下乡，则用劳动赢得了自己的尊严。　　

二、从董加耕回乡创业到现在千军万马赶公考，不禁拷问：当代青年的就业出路在什么地方？　　

无独有偶。与邢燕子经历类似，那就是与邢燕子共同参加1964年毛泽东生日宴会的董加耕。和邢燕子具有在城里工厂副厂长爸爸的家庭背景不同，董加耕是地地道的农村青年。但是，董加耕又是当时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学习成绩各门课程超过96分，当时老师们都希望他上大学，但他却在升学志愿书上填上“回乡务农，立志耕耘”。　　

董加耕立志要回乡务农，使老师和同学们难以理解，他们觉得将这么一块好材料送到农村去种庄稼实在可惜，他回答说：“正是因为党的教育培养，才使我懂得一个年轻人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10天以后，董加耕得到县委的批准，用一根扁担挑着书籍和行李回到家乡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董加耕回家种田的事，在乡亲们中间引起不少议论，有位老伯用旱烟袋敲敲他的后脑壳说：“加耕，人家读书越读越远，你呢，从城里读到乡下，我看你是读书读呆了啊。”董加耕回答说：“大伯，古话说读书越多越明理，我读了书懂得了要用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道理，才回家劳动的。” 　　

如果放在现在，与下跪的女村官不同，董加耕凭着自已优秀的学业与天资，参加公考，自然不需要为了哀求主考官延时一分钟而下跪。那时，董加耕回乡还得经过县委的批准才能回去，自然说明那时的董加耕状况要比现在下跪的女村官好得多，也许他完全不须通过公考就能进入国家公务员行列。如果放到现在，就可以在公务员行列中享受朝9晚5的白领生活，混得好的话，也许车子、女人、票子、房子、孩子都不成问题，前程远大。但是董加耕还是舍弃了这些本来属于他的优厚待遇，回到他的家乡，盯在别人的不理解，做了一个农民。　　

我们现在人都讲出路问题，一个出生在农村的孩子，都以跳出农门为生活目标，不少人参加高考，不少人放弃农村流入城市，都是为了生活出路问题。但是董加耕放弃属于他的机会，回到农村，选择了艰苦的基层工作岗位，也是他的出路问题。用他的话讲，就是“读书越多越明理，我读了书懂得了要用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道理，才回家劳动的”的出路问题。　　

据有关资料记载，董加耕回乡后，已经当了小学教师的女友与他分了手。公社党委决定调他到邮电所工作，他却发誓 “决不从第一线撤退”，连母亲的眼泪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写到：“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这几句话后来成为传遍全国的名言。 　　

　　乡亲们迫切改善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促使他立志改变家乡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董加耕利用自己所学的农业技术，在家乡进行了“农业内部的第一次产业改革”，提出“沤田改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改良土壤，解放劳力”的措施，结果粮食获得大丰收，水乡第一次长出了棉花，从此稻、麦、棉、绿肥轮作制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里下河地区推广成功。 　　

    这就是董加耕所走的道路。与他相似，在山西阳城，也有一位与他类似的青年，叫孙文龙，那时已在部队干出了成就，按说也是前程远大，大有奔头。但是孙文龙也与董加耕类似，主动辞去前程远大的工作，回到农村，去干艰苦的创业工作。在他的推动下，山西阳城掀起栽桑养蚕的新高潮，用了短短十几年功夫，就把阳城建成了中国华北第一大蚕桑县，建起了一片若大的产业。　　

     当然，时代也没有忘记这些艰苦的创业者，董加耕的成长事迹，对1964年达到高潮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推动作用，当年南京市就有72名应届毕业生在他榜样的感召下，自愿放弃高考，到苏北农村插队务农，而被称为“72贤人”。 　　

很快，董加耕被选为生产队长，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以后又担任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也为《董加耕日记》一书题词，1964年8月在共青团“九大”上，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都在报告中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 孙文龙也与董加耕类似，先后担任阳城县公社主任、党委书记、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务，受到了组织的重用。　　

现在有许多大学生，受到了教育，但是就业则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艰苦的岗位他们不愿意上，农村不愿回去，自主创业不愿意承担风险，公考与村官考试又是竞争激烈，待遇优厚的央企他们没有关系进不去，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外企与民企，他们又受不了苦。总之，他们吃不得苦，受不得气，游走于城乡边缘，离散于失业与就业之间，使得出路问题变得日益尖锐。公考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受社会关注，以致于有人即使失去做人尊严不得不下跪，也要求得公考一条路，问题就在于当今社会，能够提供给青年们选择的出路的确是少之又少。等你亲身参加公考之时，你就会感到压力的巨大与出路的狭窄。　　

从邢燕子下乡到董加耕回乡，可以看出，自主创业的确是当代青年可选择的一条出路。女村官完全可以通过不下跪而找到一个属于自已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现在有许多大学生正在转变自已的就业观念。不少大学生，利用假期，到社会上进行打工，主要是进行社会实践与历练，前一阵，我就在一个大城市出差，看到了一个发传单的女孩，她对自己的工作是那么认真、敬业，在言行举止之间，充满了自信。我有个表弟，原先也是大学毕业。只因没有门路，没有进入大企业或大机关。他被迫选择了打工。他给别人卖过电脑，搞过上门服务，后来又与同学合作，自主创业，现在干起了网络工程公司，单是固定资产已达上千万元。现在他手下又带动十几个大学生就业，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出路问题。他们的行为与当年的邢燕子、董加耕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当年的董加耕与邢燕子是积极主动下乡劳动，而现在的大学生则是被迫打工。　　

依靠艰苦奋斗与勤奋工作来改变自已的命运，这远比下跪求职更能赢得别人与社会的尊重。这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三、艰苦奋斗精神是改变青年命运最重要的动力源泉。　　

   从女村官下跪这件事看，不少人还对于女村官抱着极大的同情。认为她是被迫无奈，是为改变自已命运的奋力一博。这是因为考公务员是当代青年就业的一种极为重要的选择，已为社会所认同。对支持女村官的网友来说，也许他的孩子同样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无可厚非。但是，考村官也好，考公务员也好，毕竟数额有限，对于众多大学生就业来说，只具杯水车薪。而且，如果社会上大学生全部都考了公务员，吃了国家财政，那么谁来为社会创造财富呢？我们的国家，靠谁来建设呢？　　

从现在看来，社会已为当代当年无形安排了一条就业之路：从小学开始，就为升学考试而个人奋斗，一路拚搏，到高考考上大学，再从村官考试，到公务员考试。不少的家长，不少的老师与学生就按照这种道路来安排他们的学业，千军万马挤到了考试求职的道路上。　　

这就是当代青年的求职价值观，在他们看来，通过考试进机关，当白领，已成为不少人的理想目标。待遇优厚，岗位清闲，工作稳定，又地位崇高，受人尊重，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的理想工作生活方式。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对文革的全盘否定，高考制度的恢复，回乡劳动成为当代青年学生中一种可怕的选择，而且文革中不少老师，也受到过劳动的改造，他们将此称之为“迫害”，并将这种情绪不断传递给学生。家长也希望自已的孩子出人投地，因此，极力帮助自己的孩子跳龙门，于是当年董加耕、邢燕子他们的选择就不成为当代青年的主要选择。这就是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正是这一变化，导致了现在的青年人避重就轻，追求享受，逃避责任，进机关，进城市、进大企业，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他们不愿通过自已的创业、探索去寻找别的出路，而是希望呈现成的岗位选择。导致就业流向由原来的“城市-----农村”变成了现在的“农村-----城市”。　　

这种变化，正是对当年毛泽东同志教育方针的背叛。毛泽东认为：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劳动者。主张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基层去进行锻炼，在大风大浪中成长。因为有了这一号召，所以才有了董加耕、邢燕子他们的积极响应，有了“正是因为党的教育培养，才使我懂得一个年轻人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的认识。有了“读书越多越明理，我读了书懂得了要用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道理，才回家劳动的”这样的正确理解。因此，他们避开了千军万马拥挤的独木桥，回乡走了自已的劳动创业路。　　

最近，我看了一篇从美国留学回来，并在北京大学教书的韩毓海老师所写的一篇文章：《韩毓海：读书人别被老百姓惯坏了》，其中韩老师谈到了西方为什么强大的原因。他说，西方之所以强大，关键在两点，一是它的勤奋，二是它的斗争思维，这才是根本原因，制度与文化作用远没想象得那么大。并举例子说，他在美国工作时，从早上7：30一直忙到晚上7：30，两节课每天要重复讲三遍，身体不行的人根本坚持不下来。在纽约，我住的房子才7平方米，头天下飞机，第二天就要去上课。在美国，教授怎么了？和苦力没什么区别，美国没有中国这样的精英阶层，整天闲着没事干，到处品头论足，靠人文精神混饭吃，日本同样没有这个阶层，在美国，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就是失业的代名词，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他们年轻人的勤奋精神比我们强得多。　　

他还说，怕苦是时代之癌。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胜利基础，同时也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可今天这个精神正被淡化。当然，韩老师也谈到了西方发达的科技和组织能力，并认为，发达的科技与高超的组织能力，同样是西方竞争力强大的原因。而发达的科技，不靠广大知识分子的吃苦学习与研究创新，是换不来的。　　

另一个问题，西方人学习知识，是为了运用，通过社会实践，通过劳动，将其变成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西方专利制度的诞生，便是西方人重视知识的实践与技术转化的一个重要明证。　　

在谈到美国时，有人总是宣扬说美国如何生活水平高，社会富裕。了解美国历史的人无人不知，当初北美殖民的开拓者登上北美海岸时，那里曾是一片蛮荒的土地，他们既要同大自然作斗争，同野兽的侵袭作斗争，就《五月花号》的移民经历看，仅头一个冬天过去，移民就死去了一半。这对当今向往美国生活的人来说，的确是个恐怖的事情。在那个时代，面对北美野蛮的、陌生的、未知的土地，那些从旧大陆来的移民，为了生存，无论是教徒、贵族、还是平民、奴隶，无不放下架子，忘记出身，关系门路，不得不以不同的身份，组成一个个组合，共同面对恶劣的环境，通过艰苦奋斗生存下来。　　

可以这样说，艰苦奋斗不只是毛泽东时代的专利，在拓殖与建国初期的美国同样发生。到现在仍然是那些谋求生存的人们的精神法宝。靠着这些法宝，建国初期的美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西进运动，就如同中国三十年前开发边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似，成千上万的人，离开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东部，离开他们欧洲的祖国，不断向西涌去，他们在密西比河上，在更遥远的西部草原扎下根来，他们建成了芝加哥市，建起了钢铁之城， 形成了一个个村庄，城镇，发展起了各种产业，形成了今天美国这样的产业布局。　　

这些问题，在当今讲普世价值观的人们看来，可能是不可思议的，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对其它人讲。但是，历史无可驳辨地告道人们，艰苦奋斗，追求社会实践，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东方，无论是讲普世价值，还是讲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来说，都是相通的共识问题。　　

是的，就是在不断的开拓中，美国人形成了他们自已的价值观：第一，“信仰自救”，不尚空谈，注重务实，第二、永远向前，不断寻找机会，前赶拚搏，第三，注重规范，自我管理，团队自救，第四，不断改革进取，第五，注重发现，也注重发明。　　

我们中国也从董加耕、邢燕子他们的奋斗经历中总结出自已的劳动创业价值观：其一，形成了以“党的教育培养，使我懂得一个年轻人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的人生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坚定不移地引导邢燕子、董加耕他们走向农村艰苦的创业之路。其二，放下架子，踏实劳动，不怕吃苦，敢于实践，从中掌握更多的劳动技能，帮助他们征服大自然的实践之门，其三，主动运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劳动效率，成为创业中的关键所在，其四，积极带头，敢于负责，团结同志，带动更多的人投入工作，凝聚更大的团队，以集体的力量争取成功，其四，不断进取，擅长探索，总结经验， 寻找成功之路，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技术创新之路。　　

有人不断地讲西方的普世价值，从中国与美国的实践来看，如果没有艰苦奋斗，独立创业，便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存在，如果没有开拓，进取，并争取成功，便不会真正的平等意识，如果不能团结同志，凝聚力量，形成强大的合力，便不会取得个人的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走类似董加耕、邢燕子他们的道路，才是一个人真正赢得尊严的正确选择。而要走这样的道路，就必须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第四、真正的人才是考出来的，还是干出来的？　　

科举制度作为一条优秀人才的选拔制度，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到民国时期才被废除。但是随着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科举制度又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复活。与科举制度相匹配的是从下到上的应试教育，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现在的公务员考试的考试链。　　

到现在，无论是单位新员工的招录，还是老员工的评级晋升，或者干部提拔任用，无不用到考试这一方法。你可以环视周围，无论是考研、考律师、考公务员、考村官、考医师等等，无不用到考试。与考试有关的图书，资料，或者其它产业都相继发达起来。与此有关的是各种资格证书、学历证书的广泛使用，并且大有泛滥之势。其中，学历证书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许多单位，招用人员首先要看学历证书。正因为如此，许多大学扩招了，不但全日制，就是成人大学也发展起来。学制不断缩短，从三年缩成两年，两年又缩成一年，有的地方，急于求成，承诺三个月就可以领到学历证书。现在上学的人一个个成神童了。　　

与此有关的则是学生素质的下降。比如说我们单位招了许多大学生，可是这些大学生比起普通高中生来水平都不如。而且这些人普遍还不愿到基层去锻炼学习。他们不得已下到车间，也不愿主动去学去干，去摸索。抱得过且过想法的人大有人在。到现在，支撑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还是上世纪的60后、70后。如果这些人退休后，单位的生产经营还不知怎样支撑。　　

就象我们单位，最近通过公选也上去了几个80后新干部，但是业务能力却相当差，不少人只会签自已的名字，被人戏称为“签字干部”，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不懂了。业务工作还得靠几个老科员去干。协调能力与工作魄力就更差了。但是个个却很重视人际关系，特别是对上级的人际关系，搞得相当好。　　

最近，随着安全生产监管力度的加大，以及生产经营难度的加大，一些岗位如生产、技术、安全、销售等关键岗位，无人问津。而财务、保管、采购等岗位则趋之如婺。以致于一些生产经营单位的领导人说，真正的人才难选。可见，考试不能代替一切。　　

有人说，考试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因为人们还没有寻找到一条有效的人才选拔办法。真的如此吗？　　

邢燕子、董加耕的经历给了我们另外一种人才选拔方法。他们都有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先是主动回乡劳动，一头钻进基层去劳动创业，在劳动中主动运用知识技术于生产实践，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效率，通过主动负责，承担更大的责任以带动更多的人投入到工作中去，形成团队，借以锻炼他们的组织才能。通过不断探索，开拓前进，干出成绩。他们的业绩得到社会承认并被上级组织发现时，组织便会委他们以更大责任，职务得到升迁，从而实现个人价值。　　

在毛泽东时代，走邢燕子、董加耕式道路的人比比皆是。铁人王进喜是这样，大寨陈永贵是这样，平顺西沟的申纪兰是这样，郭凤莲是这样，倪志福、吴桂贤、李素文莫不如此，知识分子出身的钱学森也是这样。在那个时代，工农兵出身的劳模如群星闪烁，相继而起。他们的崛起，不仅仅在于他们出身工农家庭，更重要的在于他们一个个都干出了骄人的业绩。成为那个时代艰苦奋斗、敢于负责、认真工作、团结同志，业绩突出的典型。每一个人身后都有一串令人骄傲的业绩，以及众多群众的热心支持。　　

那个时期，废除了科举制度，也没有了考试制度。但是有了回乡劳动制度，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勇于投身基层干革命的政策鼓励。无疑也形成了自己的考核制度。　　

能不能主动下基层劳动，在劳动中能不能主动团结同志，带动群众一道工作，便是对一个人才“德”的考核，一个人在劳动过程中能不能主动运用科学技术知识于生产实践，在实践中实现技术知识的转化，并形成较强的工作能力，便是对一个人“才”的考核，在工作中能不能克服困难，想出办法，知难而进，做出成绩，争取事业取得成功，便是对一个人“绩”的考核。这种考核虽然说不想现代考试那样规范，具有明确的衡量标准，但是却目标明确，极为有效。因此，毛泽东时代上去的工农干部个个都是实干家的典型。当然实行这样的考核办法，同时也是对那些积极主动投身基层工作，积极劳动进行技术革新人的价值回报。　　

有人曾说，毛泽东时代没有标准的干部选拔制度，也没有培养好自已的接班人。我们通过了解了邢燕子的成长经历，了解了董加耕所走过的道路，看看陈永贵、吴桂贤、王进喜们的礼遇，就会知道，在那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正以大量的实践，探索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才选拔机制，并且使这种机制不断成熟。如果这种实践探索能够继续下去，并逐渐完善起来，那么中国就有了一种不需要通过考试就能选出真正人才的制度。相应地，女村官也不需要向主考官下跪，而是走邢燕子的道路，同样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　　

毫无疑问，毛泽东时代的劳模式的干部选拔方法，不但造就了一批能够真抓实干，德才皆备的工农干部，而且还形成了有效的干部退出机制，解决了几千年来干部只能进、不能退的问题。比如说，原来的铁姑娘郭凤莲，从原来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无怨无悔，又回到原来的大寨村，发扬毛泽东时代劳模干部的实干精神，带领大寨乡亲们二次创业，使得大寨又重新焕发了青春。吴桂贤从原来的副总理岗位上退下来，又回到原来的工厂，当了一名挡车工，第二天就上班熟练地干起来，没有难为情的。不象现在的干部，抱着“混到这个位置容易吗？”的想法，即使被撤消职务后还死皮赖脸地呆着，求到权贵门下，又是承认错误，又是请客送礼，又是下跪哀求，用尽一切办法，得到起死回生，保住级别与地位的目的。　　

正因为中国干部只能上不能下，才造成了当前官僚队伍日益庞大，并且演变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安徽撤消巢湖市，单是如何安置干部就成为老大难问题。不少企事业单位，明知道经费困难，还挤进了大量的闲杂人员，造成了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当前的干部是考出来的，不是干出来的，他们没有经历过艰苦奋斗与实际工作的考验，不但工作经验缺乏，而且腰身软，意志软弱，在诸多问题上没有办法。因为本身没有独立的工作能力，总是担心自已的岗位被别人挤占，利益受损，因此，“屁股决定意识”的思维方式日益严重，无论做什么事，想什么决策都不能从公正的角度出发，做出自已独立的判断。像申纪兰这样清正廉洁的干部，更没有几个，现在上去的许多干部，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大堆问题，许多劳模本身就是贪官，有的是边贪边升，问题不暴露是好官，一暴露就是贪官。能象郭凤莲这样能上能下，能象申纪兰一样坚守清廉，现在考上去与跑上去的干部几乎没有一个。　　

当代青年的创业出路在什么地方，当代优秀人才如何选拔，毛泽东时代给我们做了一个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