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左派”

辞“左派”　　

我是个最底层的平头百姓，不小心闯进了“乌有之乡”，稀里糊涂的成了“左派”。在我，其实对什么派并不感兴趣，初认为读过几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毛选、鲁集，且认同其观点，所以理所当然地以自己就是左派了——我没记错的话，鲁迅是“左联”成员。一度也曾被“凯迪”的“杀左族毛”计划吓破了胆，想发布一个脱离“左派”的声明，但生来脸皮薄、死要面子，更主要的是在“乌有之乡”留下了罪证，无法销毁，就硬着头皮一不做二不休地由他去了。　　

由于本人不学无术不通历史更不懂文言文，只会生吞活剥一些毛鲁的原文充当投枪、匕首，跟在乌有左派的“坦克”和“烧夷弹”后面，呐喊助威。不料后来未能与时俱进，得意忘形，鼓吹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嚣“造反有理”、“阶级斗争”，破坏了和谐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犯了“极左”、“形左实右”的错误——《决议》也已定性。经过毛泽东思想权威们的谆谆教导、诲人不倦，我才充分认识到了孔子的中庸之道才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其实，我这篇辞呈是多余的：之前我已被一个革命家划成了右派，——标准：“诬蔑中国封建文化的都是右派”。必须承认，我的历史水平只是初中，而且学的还是中共的“正史”，不是袁腾飞式的“正了巴经”的历史，所以算不得数。在历史大师们的指点下，我才明白：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先贤都是一群汉奸、洋奴、半吊子、王八蛋，都怀着卖国殃民的叵测居心；钱学森也不例外，不在《易经》《左传》里寻找制核的国粹，反而崇洋媚外地到美国师他们的“呆傻二先生”之一——科学。建国后的科技路线“引进—模仿—超越”简直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还有堂堂大中国的指导思想里竟然写着蛮夷之人的姓名“马克思”，令爱国人士无地自容、痛不欲生；孙中山就更不用说了，只有袁世凯的称帝才是正道。以此推导，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过，其推翻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封建专制主义”，则是企图灭绝中华文明的十恶不赦。现在，何新、摩　罗　先生们已经旗风猎猎，归着云集，向着尊孔读经、回归康梁、复兴秦汉唐——“我们最阔绰的时代”——的康庄大道前进了　　

我只是个粗人，看得眼也花，头也乱，理论水平确已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也只能向工人农民下里巴人靠拢了。去年的“转基因”，今年的“国36条”，无法让我这个底层百姓相信国家正在向左慢转，我看是向右急转，——我上面没人，只凭感觉。我去年以乌有之乡为阵地，文字也都是写给和我一样的下层群众看的，并不是与理论家们交流的论文，也不是上达庙堂的奏折；我希望“乌有之乡”能吸引更多的底层人民关注。我是“极左”，按纳不住，走出家门，深入人群。　　

从今年正月初五到正月末的短时间的客流高峰期内，我就坐火车连去了三次省城，一夜硬座，当日返回。在车厢里开始我慷慨激昂的国情和“转基因”演讲，外加“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之类话题的单兵辨论。　　

三月初，我所在地下达了掏光居民腰包的全面拆迁令。我和一个党羽几乎走访了全部居民，联名，动员。几乎没有一家同意拆迁的，也几乎没有一家愤怒的：“能找赢吗？”“政府要拆，你能挡住？”“没用，前年，xx小区一居民站房上扔瓦块，不也人被拘留房被强拆了吗？”……有正式工作的不敢签名，怕报复。直系亲属有正式工作的不敢签名，怕亲属连座，个别的签了妻子的名；还有一个老干部的遗孀，直截了当：“我们是干部家属楼，和你们的补偿不一样，我们自己和政府谈。”在他们看来，上访闹事从来都是无能的下层穷人以头抢地的勾当，岂能自降身份与之为伍？——不是我杜撰。总之，费了一番周折，我们率领一群六、七十人的乌合之众——女人多，中老年多，去政府理论。我们在政府和一个出来敷衍的领导争执了一番，他提出到他办公室个人困难单独谈。我知道他要分化瓦解，就告诉大家不要和他谈，他说了不算。然而没人听。结果进去一个走一个，五分钟走了一半，据说都能给考虑照顾。而且，走时连招呼都没和我们打。回来几个激进点的总结经验：我坚持要和群众说清楚，不要对“找赢”报有幻想，只有对抗。而且只要大多数居民抵制，就能顶住。一个人马上就指责我“白在政府工作过了，不懂正常程序”，并提出集资请律师到法院起诉，因为律师比我们懂政策懂法律；我反对，因为在当地法院（下级）起诉当地政府（上级）没有一点胜诉的可能。最后他们不同意我的意见——那样怕没几人敢去，决定用“策略”对付群众。于是，我们又挨户窜联：“明天大伙都去，党委的态度是：如果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不同意，就可以不拆。”我极反感这样“矫诏”，也从不相信什么“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的乌合之众。但我一要说话，他们就制止我。但即使这样，第二天去政府的也只有二、三十人，连那位“使策”的激进者也请假了——前一天晚上，警察挨家拜访了我们四个煽动“不明真相”群众的“组织者”。第二次没能“找赢”，很多群众失望了，我的威信又降了一半，再也组织不动了。而且警察介入的消息也传开了，别人打听时，我还给他们打气：“只要大家都别拆就能顶住。坐监狱我去，你们想去也装不下。”写本文时，外面已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拆迁景象，大势已去。正式拆迁的第一天，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这么多居民都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了，——先拆的奖励若干千元，优待挑选回迁楼层。第二天，醒悟过来的居民争先恐后，你早晨四点搬，我三点。我脑海里忽然映出这样一幅画面：两军对垒，敌军向我军投放了一批金银珠宝。我军则争先巩后地抢。敌军随时准备掩杀过来……　　

总之，我已是警方重点照顾的和谐社会的对立面。我虽然没反对而且还支持过胡习薄，而且也不决反对别人建言上书，但我自己并没报过多大的希望倒是真的，我只寄希望于人民的觉醒。而且和有钱的强势群体革命派相比，我越来越感到惭愧：他们革命不是因为差钱，更不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蝇头小利，而是为了高尚的信仰；个别没钱的也拿出了自己能当官却没屑当、能发财却不屑发的铁证。我呢，在政府干过，辞职的原因主要也是看透自己最大的奔头也就是副科级；虽然没钱，但以前也能一天啥活不干地专门发帖，勉强挤进真革命者的行列。现在不行了，我赖以谋生的200多平商用房就要被拆除，经营的生意即将随之破产，补偿的款子只够以市场价买一户100多平的居民房。一个准穷光蛋再继续以左派自居，怕有投机、钻营、仇富的的嫌疑，故有此“辞”。　　

辞了“左派”，顿觉屁股娇贵了很多，——成了左派统战的对象，谁敢摸，谁就是关门主义，二十八个半，不顾团结大多数的统一战线大局，甚至极左，形左实右。　　

暂时还没有辞别“乌有之乡”的打算。直到有人打着水至清则无鱼的幌子，故意把水搅浑，让乌龟王八都钻进来搞的乌烟瘴气，我再辞。因为我只是个凡人，还的点洁癖，未入党，也没大隐隐于朝，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每次被胃溃疡折磨时，我就能明白鲁迅为什么只活了五十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