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我们当代人的责任：知而言识而传

再谈我们当代人的责任：知而言识而传　　

——对于三次讲座的拙见　　

陶  冶　　

主题：几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主讲人：李长征（中宣部理论局原局长，人民出版社原社长，研究员） 　　

时间：2009年6月13日星期六下午2：30 　　

主题：中国之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主讲人：旷新年（旷新年，湖南湘乡壶天人。198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获　文学　博士学位。1999年9月到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文系任教，副教授。著有：《1928：革命文学》、《现代文学与现代性》、《沉默的声音》、《写在当代文学边上》等）时间：2009年6月14日星期日下午2：30　　

   上面的安排吸引了我，两次讲座我都听了。由于好友的个别通知，我还有幸听了14日上午玻利维亚驻华大使费尔南多·罗德里格斯·乌雷尼亚带来的埃沃·莫拉莱斯总统提出的社群社会主义之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的主题讲座。社群社会主义也可以译为共同体社会主义。这个讲座是上午9：30开讲的的演讲。感慨颇多，于是想通过文字把对这三次讲座的看法表达出来，难免不当之处或错误观点，但也愿意跟网友们交流。　　

首先是对　李长征　老师表示敬佩。他为了简化表达，总是说“经历的人都知道的”。这话是对的，可是经历的人对一事物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人是从自己的利害角度来看待经历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看法和评价难免不是利己主义的。而有的人是抛开个人利害的角度和狭隘的是非标准，从全局、从人民群众的角度看问题做结论。恐怕这是符合历史观和人民性的。我　从李　老师嘴里听到了两个新词：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基因”，一个是“技术官僚”。他说脑袋里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因，有多少？脚下站的是什么地方，是不是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这是担当领导人的起码标准。我是十分赞同的。他很赞同　刘日新　老师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论述，并用来驳斥了“改开”之前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定论。可是，他的讲座并没有吸引年轻人，本来就有空席，逐渐又陆续退场一些。我觉得太可惜了！这么好的讲座内容对未经历或经历了却所知不多、不准的中青年来说，是多么必要啊！但是，我很服气的是，　李　老师照样不紧不慢地讲着，他不慷慨陈词，没有掌声，他也不改变招法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吸引听众，到底把想说的话讲完了。我佩服他的尊重客观实际的研究精神，佩服他学者型的沉稳自信的直面表达。我们欢迎张宏良那样鼓舞人令人惊醒、生动感人的演讲，喜欢韩德强那样的温文而雅、尾尾道来的谈论，也需要李长征这样的平静的有说服力的叙述。我感觉不够劲的是，他总是回到“小平同志”当初的说法，以表明“改开”走到现在的地步，那不是“小平同志”本意。因为他把讲座的时间用满了，主持人不能安排互动、交流了，但是他没立即退场，我还是把我的意思跟他交流了。我理解他的用意。我并未就此满足，我还对他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林彪、‘四人帮’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提出我的看法。　　

其次，是玻利维亚驻华大使费尔南多的演讲，他把南美洲的一个人口只有827.4万，国土面积1098.581平方公里的独立、自主、和谐的小国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的总统埃沃·莫拉莱斯是平民出身，是通过两次（第一次超过半数，但有人质疑，他主动放弃搞了第二次投票，结果超过70%）民选上台的，很有人民性，代表决大多数国民利益的。他们国家是反帝的，是拒绝说英语的，用西班牙语做国语。他们有36个民族，很注重民族团结和民族的融合。大使本人和身边的武官都是混血人。更值得佩服的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但不是唯一的思想来运用，他们搞社群社会主义，把土地集中起来集体经营。他们国家曾经把土地私有化了，不行，又收回了实行集体化。他们也反腐败，也制止贫富分化。他们时刻警惕资本主义和殖民化的复活。他们很有自主精神，不畏强权。这是让我们感到汗颜的！　　

最后说说旷新年教授。按　李长征　老师的话说，他没有经历的，却要来讲，那自然是缺乏底气的。开场他说他害怕当面讲，尤其是他一个人讲。他希望多人讲。他有把握的是书面讲，就是著书立说。我看他还是比较实际的、坦诚的。可是，我觉得他底气不足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经历过，只是从书本上间接地知道一些。有个和我小不多的鹤发听众就问了他一句“去过美国没？”他回答“没有！”那位就不问了。可是当他在回答我的提问时，承认自己说的“合作化是强制推行的，人民公社失败了”后，还说1954年的统购统销不对，他家就吃不上饭。那位老同志又质问他：实行联产承包、分田到户是一刀切，不贯彻落实就让位。这才是强制推行。可是他还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他父亲就是队长。而那位老同志竟然说：“我就是那时侯的工作队，亲身经历了。”　　

在他讲到统购统销使他家吃不上饭时我旁边的贾姓尊兄就说“《我的父亲》就是他写的。”可是后来又听他说他父亲是队长，我在崔士忠文章里看到被列为中学辅助教材的《父亲的春天》的作者是周同宾。这位作者和我们的这位主讲人都说国家是低价收购老百姓的粮食。他们根本不懂当时的粮价和现在的粮价不是一回事。我记得当时的高粱是7分钱，玉米也就是6分吧。国家收购后磨成高粱米也就是1毛多钱供应给城里人。玉米馇和玉米面比高粱米低点儿，小米比高粱米高点儿。那时候物价是稳定的，因为没有私人经营都是国营粮店，后来又平实行粮食卡片凭证供应，直到“改开”后粮食放开时大米和白面还是1毛8。怎么能说是国家是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呢？他们根本不懂没有“统购统销”城里人就吃不上饭，工业就没法搞。他更不懂得中国的严重问题是教育农民。而教育的初始是免不了强制的。现在好，不搞农民教育了，农民自由了，可是结果呢？农民缺少了保障。　　

他还说大跃进错了，人民公社失败了。他根本不懂大跃进尽管有左的倾向问题，但是大跃进的成果比大跃进失误造成的损失多得多。大炼钢铁的错误跟大兴水利成果是没法对等抵消的。更不要说，工业的发展、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了。事实上是人民公社被人为的否定了、颠覆了，不是搞不下去，像现在的土地承包走进死胡同而宣告失败了。是中央当时的领导人强制推行联产承包、分田到户，把人民公社解体了，怎么能说成是人民公社必然失败呢？他在回答听众的质问时又说合作化就破坏一次生产力，把集体解散又第二次破坏生产力。还说现在的土地流转是必然的，一家一户是实行不了机械化和水利化的，把土地集中到种田大户手里是对头的。而且不要再变了。再变又第三次破坏生产力了。这是什么逻辑呀？　　

因为上午听玻利维亚大使演讲后互动时我发了言，下午再发言就一天两次了。可是我还是憋不住创造了个人纪录，一天两次发言，总共发言6次了。为了给其他听众留时间，我说：“你的讲座很简洁、很深刻、也很激烈，很有胆量。”我把“但是有的观点是错误的”止住了。我只问他说“合作化是强制推行的”吧？他承认了。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就充分表明，他是“刘邓路线”的拥护者。刘邓还没反对统购统销，是从1962年开始的。而他从1954年就开始否定了。他的年龄虽然没像　李长征　老师那样公开了（72岁），但是我敢料定，1954年还不见得有他呢。那他怎么能跟刘邓想到一块了呢？无疑，是“改开”之后的课本或书本教育的结果。于是，我觉得咱们现在的教科书也跟日本相似，人家修改，咱们也修改。不过修改的方向是不同的，人家是维护那段罪恶的历史，咱们是否定那段有功的历史。所以，我还要呼吁，咱们这些鹤发人必须知而言，识而传。趁咱们头脑还清醒，意识还未模糊，把咱们经历的、知道的说出来，把识别的真相宣传出去，别让骗子们得逞。　　

乌有之乡这次讲座后的互动、交流掌握的比较好。到我退场时发言还在继续。当然要感谢主讲人，他只讲了1个小时，才有这样充足的讨论时间。我希望主持人因人、因时而宜。对于资深（我想不仅是有资格，更要有资历）的主讲人，提倡听众提问请教；对于有错误观点的主讲人，允许听众提问质疑；对于观点错误较多的主讲人，可以放纵听众批评纠正。这样，就真正地提供平台，让各种思想碰撞。真理越辩越明吗！要么就请真正的左派来讲，要么就敞开来，对错都可以讲然后大家讨论嘛。甚至都可以把毛于轼和高尚权等请来讲讲，我相信乌有之乡的听众有较高的政治嗅觉，能识别谬误的。从这个角度看和这样的意义上讲，14号下午的讲座还是成功的。这样，也就避免了一些人对乌有之乡的非议。正如网上文章后面的声明：“文章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这样就宽松了。其实岂止就发表的文章而言，就是讲座何尝不一家之言，只代表主讲人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有好多似乎已经成了定论的说法，我看开始也是一家之言，只不过通过权力或权威得以扩散被广泛接受了罢了。当然也有被自然接受的，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魏巍的一家之言：“人民公敌蒋介石”据说当初也是陈伯达的一家之言。很快成为了公众用语。后来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也部例外，都是由一篇文章引起的。　　

比如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谁在反党发社会主义？说林彪、“四人帮”吗？经过30年的沉淀，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欠准确。说林彪有野心还可以，他反对挡在他前面的人。他把前边的人解决了，又担心后面的人。他有野心却不自信，他担心被张春桥取代，心急了。想不到事与愿违，越发失去毛主席对他的信任，于是跟毛主席离心离德，发展到背叛毛主席。那时候毛主席是党的最高代表，说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了，那还是合乎逻辑的。现在看，从他之后，也包括之前，反对毛主席的人何止是他，而是大有人在的，能说都是反党吗？　李长征　老师说林彪和“四人帮”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我说他只说对一半，社会主义旗号是要打的，他们不仅仅是打旗号，而且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情况，有所变动也是可能的，但是他们不至于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的。　　

这里我之所以用“他们”，就是包括那四个人。同样的原因，我认为“四人帮”这个称谓也不够妥当和准确。“四人帮”三个字是毛主席批评江青时说的。开始是说的“上海帮”。毛主席是反对搞小圈子的，他主张团结大多数。就是在他被排挤得几乎孤立的程度，他也不通过小动作拉帮结伙为自己争权夺利。他的意见是公开表示的。所以他容许搞阳谋，反对搞阴谋。“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是他的亲身体会。他在党内职务的被“解除”和“复出”都不是他自己争夺的结果，是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经过比较重新对他获得正确认识并力举的结果。后来说是“党和人民的选择”。他对他身后江青可能面临的情势是心里有数的，因此不止一次地警告江青要注意团结大多数，不要搞小圈子。这里的不要搞不等于她已经搞成了。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在叶帅和汪东兴等的支持下对江青等四个人采取了非正常的措施宣布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其实就是党内领导人争权的斗争，无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张春桥写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也不能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证明了他们是反对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的。究竟如何评价华国锋的“一举”我相信还会有下文的。但是，事实已经证明，江青等对他的不信任，认为他能力低，恐怕要搞投降主义是合乎实际的。　　

关于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那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无论哪条路线占上风都还不能说是胜利，也不该胜利的一方就说另一方是反党的。不过尽管如此，是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还是能够分清的。毛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上台也可以用。同样的，社会主义的旗号无产阶级可以打，资产阶级上台了也可以打。但是，打旗号和实际干那是两码事。　　

现在回头看，“分裂党”这个说法好像比较合乎实际。历史上有过“拉出去另立中央”的事情。文革期间，林彪也想过。华国锋搞的那次实际上也是分裂党，只不过他是胜利者而已。从中央一层看，这种分裂一直没断，“改开”之后，在邓小平掌控之下，他也认为有个总书记在“分裂党”。他不在了，还会不会出现“分裂党”的呢？如果按照“一分为二”的定律来看，那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有“分裂党”的可能，也自然有“合二而一”统一党的可能。所以，分裂之后的哪一方都不该因为认为自己正确代表了党，而把另一方定为反党。我倒是认为，反不反党不在于反不反党的领袖，而在于党的领袖代不代表广大党员，代不代表广大人民。倘若党的领袖代表不了了，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反对他，那就不是反党。毛泽东时代说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那是因为毛主席能代表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从华国锋起，谁代表了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我看很难说。党的领袖缺乏马克思主义基因，抛弃了党的指导思想，背离了党的宗旨，放弃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何止是一人？历史上推翻党的领袖是有过的，“改开”之后也不止是一次。应该这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决定权应该归为全体党员，而不是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不仅要合乎党性，也要体现人民性。否则，新上来的领导人不是没有基础，就是缺乏权威和号召力，必将是短命的。　　

我谈及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我们经历的事情虽然是有发言权的，但是知道的并不等于真正认识了。就如罗京，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可是认识罗京的人却不是所有的中国人。他的英年早逝通过系列宣传，人们才认识了他。对于一个人的认识，即便是他的老熟人，比较了解了，也还有个怎么看的问题。有比较客观的，有比较主观的，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甚至与自己利害标准的。对于普通人是这样，对于领袖人物也是这样。　　

我在乌有之乡的讲座上认识个贾姓尊兄，比我只大一岁。他是中科院空间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说他对毛主席的看法在他们楼里是少数，所以尽量不与人争论；实在躲不过忍不住时才说说。“改开”之后，他们所按规定使他们都有了自己的住宅，130平米，衣食住真正无忧了。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望在他们所里实现了。楼上的一位比他还年长的同事就说：“不能忘恩负意呀，不叫邓小平咱们哪能有这么好的房子啊？”而他的看法就跟我相似：邓小平是用毛主席在世时攒下的家底儿做了人情啊！你到底该感谢谁？　　

贾兄是河南的普通农家的穷小子，小学毕业就回社里（后来称初级社）当了会计。两年后读了初中，1958年赶上大跃进，各项事业大发展，教育也不例外，他顺利地考上高中，读完高中又考入北京大学。入学时家里没钱，父亲把房前的一棵老榆树卖给人家做棺材收入70元钱，拿出一半买了白粗布给他做了衣服和被褥，剩下的给他带在身上。他从此再没跟家里要过钱，为了节省路费，还能享受每个月的补助（回家就不发了），他寒暑假尽量不回家。就凭那35元钱，他读了7年大学，被分配到空间研究所，一直干到退休。他问我：“你说我该感谢谁？”我明白，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你感谢给你一条鱼的，还是感谢给你一盘鱼网教你打鱼的？他的楼上同事就好像有人给了他房子后，就把生他、拉扯他，把他养大成人的爹妈忘了，把给他房子的人叫爹叫妈一样。不要忘恩负义是对的。我赞成贾兄的不忘恩负义。现在有好多跟贾兄类似的人却忘了大恩、负了大义。不信你就历数一下那些非毛、污毛、贬毛，甚至叛毛的“精英们”，哪个不是吃共产党奶，靠毛泽东思想雨露和阳光的滋润和沐浴成长起来的？他们不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吗？　　

这就是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的实际问题：如何看待大跃进？如何看待建国后党的一系列治国的政策？如何看待30年的发展道路？如何评价毛主席的功与过？如果是在私下议论议论无关紧要，可是要到讲座上以先知先觉的“教师爷”做主讲，就不是小问题了。如果是关在“象牙塔”闭门搞研究也无可厚非，可是要著书立说那就不能不考虑社会效果了。作为主讲人，应该知道，乌有之乡书社是“聚会国内一流思想大家，搭建与大师零距离交流平台，共享一流学者的远见卓识，启迪正确积极的人生方向”的所在。这里不仅有好书、有朋友、有思想，更有责任。因此，不要辜负了主持人的邀请，更不能辜负了听众。要做到知而言，自己拿不准的就抱着商榷的态度，给自己留余地。最好是识而传，把自己看明白的、认识准确的传授，或者宣传给听众。这是负责任的主讲人必须做到的！　　

　2009年6月15日　23：46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