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1-9）

网络时政文摘（2010-1-9）

贪官超额退赃 反贪表面文章
公僕一元就餐　百姓飢不择食

网民愤怒感何来？
(图文)美专家警告中国经济在滑向崩溃

假茅台充斥去年卖180万吨
去年全国卖地进账1.5万亿约占GDP4.4% 成地方主要收入
 内地电煤告急 库存仅够10天
广州保障性住房新规定　被指“歧视穷人”

(图文)大陆媒体突然爆炒汪洋 力度出乎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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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报：贪官超额退赃 反贪表面文章

    手下留情 自身不正

内地反腐表面轰轰烈烈，但很多时候是做表面文章，广东三水建设局安全监督管理站站长何锐枝，因贪污受贿八十三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耐人寻味的是，何的家属曾退赃款二百三十万元，比认定的多了一百四十万元。但反贪部门不是顺藤摸瓜、一查到底，反而将一百四十万元退还其家属。

贪官超额退款，并不罕见。湖北黄冈市原副市长操尚银、原广东国投破产清算组副组长杨青山都曾退还赃款远多于检方认定的受贿款数目。贪官超额退款，并不是因为他们良知发现，而是为保住小命，急病乱投医。

贪官们超额退款部分，显然不是他们自己的血汗钱，而是反贪部门尚未掌握的赃款，这说明当局的反腐调查并不彻底，草草了事，而受调查的贪官则如惊弓之鸟，和盘托出，悉数交代，以求坦白从宽。按理说，这是一封不打自招的举报信，反贪部门应穷追勐打，但可笑的是，反贪部门为了掩盖自己工作的失职，居然还将这些赃款退还给贪官，如此体恤贪官，岂不是助纣为虐？
手下留情 自身不正

其实，以何锐枝的工资水平，根本不可能有一百四十万元的存款。按照中国刑法中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要求当事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反贪部门起码应追查何锐枝这笔钱从何而来，如果何锐枝不能自圆其说，就应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为由，将其没收，而不能说退就退。

反贪部门对贪官手下留情，主要是很多办桉人员自身就不正。因为这些赃款上缴充公，交给国家，这些办桉人员一分一毫也得不到，但如果退还给贪官，退多退少，何时退还，办桉人员便可以从中作梗，与贪官私下谈条件，从中抽成，中饱私囊。

另外，现在内地官场山头横行，往往抓一名贪官，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带出一大堆贪官，所以为了防止发生雪崩效应，贪官的同伙们会想方设法为被抓的同伙开脱、掩护。那些超额上缴的赃款，很可能会牵涉更多人，所以，一些受贿赂的办桉人员就会藉办桉之机，点醒贪官，提醒他不要乱招供乱缴赃。

其实，反贪部门每一次办桉，均是发财良机，因为他们办桉根本不受监督，不受控制。办桉时，贪官会交代出很多线索，这些线索怎麽用、查还是不查，都有政治门道，如果涉及位高权重的人物，办桉人员会知难而退，但如果涉及级别低的官员，办桉人员便会藉机勒索。办一宗大桉，办桉人员敲诈上百万元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如此反贪，又怎能有效呢？

东方日报：公僕一元就餐　百姓飢不择食

权力自肥 集体腐败

内地公僕和百姓生活两重天，公僕吃穿住行，高人一等，而百姓住无蜗居，衣不保暖，飢不择食。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有如一道深深的鸿沟，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据内地媒体报道，成都市锦江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日下发通知规定：从今年一月四日起，对在机关食堂就餐的在职在编干部职工试行「一元就餐制」。此举据说「获得干部职工的一致好评」。

一元钱能吃甚麽？在内地只能买一串炸臭豆腐，或者一串不大的烤羊肉串，或者两个小馒头、两根油条。这麽少的东西，一个成年人能吃饱吗？当然不能！而成都市锦江区的公务员不但吃饱了，还吃得非常满意，否则这「一元就餐制」怎会「获得干部职工的一致好评」？

这其实只是冰山之一角。内地很多政府机关，尤其是中央部委的内部餐厅，公务员只要象徵性地付出一元钱，便可以吃上在外面需要几十元的自助餐，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山珍海味，敞开供应，南北蔬果，随便任吃。这些餐费出自哪里呢？
权力自肥 集体腐败

一元就餐制是权力自肥的产物，是特权体制下的附带品。公僕高人一等，享受着优厚的福利好处，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都是纳税人埋单，可以说，公僕养尊处优式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其他阶层的含辛茹苦之上。也正因为如此，当网民一听闻公僕的一元就餐制便愤恨不已，认为这分明是集体腐败。的确，一元就餐制，吃的不是美味佳餚，而是特权，是特权将一元钱放大，变成了一百元的价值。

一元就餐制深深刺痛了老百姓，银行大量放贷之下，内地通胀已然出现，柴米油盐等基本生活用品开始大幅涨价，生活成本日益升高，老百姓度日如年。按中国的贫困标准，每天生活费用在四元以下就算是贫困。公僕一天只要三元就可以解决温饱，而且营养丰富。如果按公僕标准，中国几无穷人，所有的人都是大富翁，连美国也不如中国富有，联合国的扶贫标准恐怕都要更改。

内地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一直广被诟病，其工资本身就已经很不透明了，除了正常的收入之外，其他各种补贴以及报销都是很少公之于众的。福利更是一个黑洞，甚至远远高于工资，而且这部分过去根本不用交税。福利食堂、福利住房、福利医疗、福利教育，公僕的福利待遇数不胜数，享受得心安理得，但有谁知道民间疾苦呢？

当一个政府高高在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老百姓又会作何感想？清朝郑板桥曾赋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告诫为官者要体恤民情，反观如今的内地官员，早就躲进小楼享清福，哪管外面民怨声？

网民愤怒感何来？

当民众利益频繁受侵扰，各种唱反调就会多起来

【侨报1月7日中国时评】人生有幸福，也有不幸事。对于一个城市的感受，或许来自于此。

继官方“2009年度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名单出笼后不久，一份由网民自评的“2009中国十大最具愤怒感城市”名单近日在网络热传，出人意料的是，四座“幸福城市”昆明、南京、杭州、成都竟赫然在列。网民调侃，这些地方的民众“痛并快乐着”。

官方意见与民众感受反差大并非头一回。此次网民再度大唱反调，实在是出于对自己的“被幸福”表达不满：如杭州70码飙车桉、上海钓鱼执法桉、成都唐福珍自焚桉等，无不令人发指、提心吊胆，令“幸福”二字蒙羞，网民愤怒实在正常不过。

客观地讲，官方提供的“幸福的理由”，如医疗卫生水平、收入水平、房价、治安状况、交通状况等，的确是影响幸福感评价的重要因素。而那些“愤怒”网民不见得能代表所有人，一些评选理由也有失偏颇、不够深刻。这些都是草根网民的局限性。

据说，幸福感城市评选来自外国的先例，但这终究是要靠民众自我感受累积而不是某些政府或组织的理论评价，更何况很多人幸与不幸的感受也是随时转换的。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评选结果就会含有警示：民众感受如何？面对上述“愤怒感城市评选”，执政者应当思考：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为什么民众会有那么多不满，到底哪里与民意脱节了？似乎，能反思者少之又少。

平心而论，每个城市都有光鲜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但很少有人会因为自己的城市“愤怒”就搬离，多数人还是会怀抱朴素的愿望希望未来可以更美好。诚如此次评选的初衷“评选幸福可以鼓舞人心，评选愤怒也可以鞭策丑恶”。

在笔者看来，愤怒感虽然来自幸福感的对应，但不是取消了幸福感评价就可消除愤怒感——当民众的切身利益频繁受到侵扰时，各种唱反调的事情也将会多起来。但是这恰恰说明，官方需要与民众感受互动，这是掌握民意、贴近民心的一个大好机会。

俯下身去，倾听不同声音，可以更快找准施政切入点，可以将民怨化解于初起。执政者还要加倍需要更多的行动——恶评是虚的，但改变它却需要务实。

(图文)美专家警告中国经济在滑向崩溃

美国之音   

    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说，中国经济正在滑向崩溃，而不是多数专家所预测的持续繁荣。

    华尔街对冲基金Kynikos Associates创始人兼总裁詹姆斯•查诺斯(James Chanos)在2000年成功预测了安然公司的破产。10年后，他把目光转向了一个更为庞大的经济体。
    查诺斯说，判断泡沫存在的最好证据是过度信贷，而不是过度估值。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中国的信贷过度问题更加严重。他警告说，中国过度刺激的经济正在走向崩溃，而不是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持续繁荣。

    查诺斯最近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CNBC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经济的指令性成分和天量信贷结合在一起，造成资源和产能的错误配置，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他说，

    “我们必须记住，上一个有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速的计划经济体是前苏联。苏联的情况是资源的错误配置造成了很多低效率的工程，比如漏水的大坝和事故频繁的核电站。中国现在走在同一个方向。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很多工业生产设施一盖好就处于闲置状态。”

    查诺斯的观点和很多对中国经济持悲观看法的人如出一辙。他相信，中国庞大的财政刺激和持续宽松的信贷政策吹大了资产泡沫，人为制造出需求旺盛的假象。

    他在去年年底接受美国时事刊物Politico采访时说：“中国人现在的危险是生产出过多卖不出去的产品。”

    查诺斯2000年从安然公司的记帐方式中看出破绽，并从2000年8月到次年1月通过卖空安然大赚了一笔。此后，他对泰科国际(Tyco International)、波士顿市场(Boston Market)连锁店、以及最近的房市危机和大型金融机构困境的预测进一步奠定了他先知先觉的名声。

    不过，也有人说，查诺斯对中国经济的了解远远不如他对西方金融市场那么了如指掌。和索罗斯共同创办量子基金的国际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对查诺斯唱衰中国感到不屑一顾。他说：“有趣的是，10年前不会拼写‘中国’的人现在成了中国问题专家。”

    乔治城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盖宝德(Albert Keidel)认为，中国消费需求的恢复是真实的。消费在出口下滑时候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必要支撑。他说，

    “我们从家庭需求、政府需求、投资和出口等几个方面研究了过去几个季度中国的经济走势。2009年前三个季度，尽管净出口一度降到零的水平，但中国经济在这三个季度仍然增长了将近百分之10。分析显示，这主要是因为内需在二季度和三季度格外强劲。”

    <<纽约时报>>说，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去年年初采取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恢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个势头将在今年持续下去。去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开行等机构数次上调了中国经济2009和2010年的增长预期。

    不过，查诺斯对CNBC说，他看衰中国经济并非基于GDP数字。

    “经济活动不等于创造财富。你如果盖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盖同一座桥，这可以转化成很多GDP增长，但却不一定会增加国民福祉。”

    由于中国对境外热钱进入A股严加防范，查诺斯不可能象做空安然一样用手中掌管的60亿美元资金对中国经济前景投下不信任票。但是，这位卖空高手看衰中国也并非止于空谈。有报导说，他正在关注和中国经济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国际建筑商和采矿企业，寻求伺机下注。

假茅台充斥去年卖180万吨

    奸商收购空樽製假酒
    造假技术高 真伪难辨

春节将至，内地酒品需求量大增致各地假酒更猖獗，随茅台等涨价，内地不少造假者大肆收购名酒酒瓶製造假酒，令茅台等酒瓶身价暴涨，一个普通茅台酒瓶回收价高达百元，八十年年份酒（一九三○年酿製）的酒瓶更涨至五千元天价。有内地业者坦言，茅台酒厂去年销售量约为十三万吨，但全国实际销量却高达二百万吨，显示各地假酒已氾滥成灾。

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自今年起大幅上调茅台酒的出厂价，平均涨幅达百分之十三。其中，五十三度三十年茅台由原来的三千五百九十九元，上涨至四千九百九十九元；五十年茅台也勐涨至近万元；而八十年年份酒的出厂价更接近十万元。
奸商收购空樽製假酒

受酒价上涨影响，各地造假者以收购空酒瓶製造假酒牟利。河南一名茅台酒经销商称，以前一个外观良好的茅台酒瓶可卖五六十元，现在最少值八九十元；五十三度十五年的茅台酒瓶已涨至六百元；三十年年份酒瓶则可卖八百元；而八十年的茅台酒空瓶更值五千元。

有收购酒瓶的商贩透露，除了到网上收购酒瓶外，他们还会与高档酒店合作，甚至派员培训酒店职员，教导他们怎样开酒才不会损坏酒瓶的外观和防伪标籤。部分商贩会将酒瓶卖给造假者，但也有商贩会自己製售假酒。

虽然酒瓶价格昂贵，但製售假酒仍能赚取暴利。河南省酒业协会专家称，扣除酒瓶「成本」外，造假者每製售一瓶假酒最少可赚三四百元。由于利润可观，造假者也不惜铤而走险，疯狂造假。去年茅台酒销量只有十三万吨，而实际年销量则二百万吨，意味去年已有一百八十多万吨「傍茅台」或假酒流入市面。
造假技术高 真伪难辨

郑州工局相关官员称，为了迷惑消费者，造假者还会根据彷冒名酒的香型配原料酒，如彷冒茅台就到贵州茅台镇低价採购当地出产的酱香型白酒；彷冒五粮液就前往四川宜宾低价收购当地出产的五粮散酒。这样，造出的假酒连口感也与真酒相若，消费者很难分辨真伪。

该官员更指，虽然加大查处力度，但由于酒瓶回收点隐蔽，令查处更形困难。另外，现行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对回收酒瓶无法查处，只能以教育为主，这令造假者有恃无惧，频频造假，也导致假酒屡禁不止。

综合报道

去年全国卖地进账1.5万亿约占GDP4.4% 成地方主要收入
 
    来源：新民网　
     昨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盘点报告。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杭州和上海成为土地出让金超过千亿的两个城市，北京以928亿元排名第三。业内人士指出，“地王”频出成为2009年土地出让金暴涨的最主要原因，而“卖地”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不少城市包括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例接近五成。

内地电煤告急 库存仅够10天
 
香港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记者江鑫娴8日电／国家气象局消息指，南方大部分地区将从本周末起出现新一轮较强雨雪天气，部分地区最高降温幅度将达12℃。气象专家预计，华东华中电煤库存将持续告急，短期内难以缓解。据悉，全国349家直供电厂每天的耗煤量都在240万吨以上，存煤可耗天数在10天左右，个别电厂不足3天。

　据中央气象台首席气象预报员孙军表示，8日到12日将有一股中等偏强的冷空气影响中国大部，受其影响，9-11日南方将会出现较强雨雪天气。中江淮、汉水、江南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部分地区大雪，长江下游的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雪（10到15毫米），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有冰冻。

08年雪灾料不会重现

　除了雨雪天气之外，南方大部的大风降温也非常明显，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5级大风，阵风可达6级；降温幅度有4到8℃，局地降温可达10到12℃。

　针对是否会出现08年初冰冻雨雪天气灾害的问题，孙军表示，年初南方出现大范围雨雪冰冻天气并不少见，这次降雨天气属于过程性天气，时间非常短（1到2天），因此像2008年的南方冰冻雨雪灾害暂时不会重现。

多个省市拉闸限电

　随上一股强冷空气从西北往东南推进，所到之处，立显用电高峰和存煤危机。当前，华中、华东多省电煤库存告急，全国349家直供电厂每天的耗煤量都在240万吨以上，存煤可耗天数在10天左右，个别电厂不足3天。京津唐地区电煤库存可用天数已下滑至 10天以下，浙江、
江西、湖南、湖北等南方部分省份的电煤短缺情况严重。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湖南、江西、重庆等省市拉闸限电，河南、江西、四川、江苏、浙江等地用电负荷创下年度新高。

　另外，郑州、杭州、武汉等地近日天然气供应紧张，缺口有20到60万立方米。

　孙军表示，南方与北方不同，南方百姓家中并没有暖气，一旦遭遇强冷空气，肯定各家采取各种方式取暖，煤电等能源的消耗自然翻倍提高。9日到11日南方冰冻雨雪天气，预计将带来新一轮的用电高峰，电煤、天然气的压力短期内似乎难以缓解。

广州保障性住房新规定　被指“歧视穷人”
 
（2010-01-08）
早报  曾实

　　广州市近日将推行一系列关于保障性住房管理的新规定，其中，保障性住房的业主如果随地吐痰或随地吐口香糖七次，其住房将会被没收。

　　这些新规定经报道后引发热议，一些人指这是“歧视穷人”，也认为“太偏激了”。不过，广州相关部门表示，公共政策有争议是正常现象。

　　广州近日针对《广州市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扣分办法（试行）》（简称《办法》）公开征求市民意见。在《办法》中，29项违规行为将按等级分别扣3分、5分、7分与20分，一旦在两年内被扣满20分，住房将会没收，并且一年内不得再申请。

　　其中，随地乱吐口香糖，在公众地方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烟蒂等不文明行为将每次被扣3分，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七次这些违规行为，其保障性住房将被政府收回。

　　而乱倒垃圾、污水、粪便，擅自在房屋周围搭建防盗网等较严重违规行为将每次被扣5分；高空掷物，无正当理由空置廉租房3个月以下等更严重违规行为，将每次扣7分；非常严重的违规行为包括擅自将租住的住房转让、转租、出借、调换，无正当理由连续空置租住住房3个月以上等，一旦出现这些行为，将被扣20分，立刻没收其住房。

　　中国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具有社会保障性质，专门面向中低收入的群体。

　　一些网民认为《办法》“太偏激”、“不合理”，反映了“穷人没有话语权”，甚至指这些扣分的规定只针对保障性住房是在“歧视穷人”。

　　不过，广州市住房保障办表示，政府有义务加强保障性住房小区的管理，营造良好的居住氛围，让低收入家庭放心、舒心、开心。

　　广州将在今年11月举办亚运会，而为了塑造城市的良好形象，广州正在努力用各种方式倡导市民养成文明行为，提高市民的素质，包括播放公益性广告、编发礼貌礼仪手册、加大管理与处罚力度等。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即将推行的这一系列新规定，相信也是强化市民公共意识的举措之一。

(图文)大陆媒体突然爆炒汪洋 力度出乎寻常
中评社   

    54岁的汪洋，鬓发已斑。在中共高层官员中，他是几位不染发者中的一位。

　　他强调执行力，有时甚至爆粗口。

　　他不时“微服私访”，搞得有些官员很有些狼狈不堪。

　　他也有宽容的一面：“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允许他讲错话。”

　　他不喜欢新闻单位对他逢事必报。他说，自己外出调研很平常，没有新闻性，新闻单位不要每次都报道；还说，一个出色的党委书记要为新闻舆论部门撑腰打气。

　　对外部世界，他保持了广东官员一以贯之的开放心态。他聘请洋专家把脉广东经济。他喜欢美国作家弗里德曼撰写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并邀请弗里德曼到广东作客，还把“广告”做到了美国《纽约时报》上。

　　农民送给他一个石头凋成的南瓜，他说这份礼很“重”。

　　全球金融危机，使广东成为重灾区。对此，他语出惊人：“政府不救落后的生产力”，引来激烈争议。

　　当改革遭到质疑、遇到阻力的时候，他说，“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2007年12月，汪洋主政广东，至今整两载。

　　“不争论，允许试”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月后，他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上任第一天，在与广东官员的见面大会上，汪洋说：“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在他第一次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两小时的讲话，汪洋22次提到“解放思想”，说广东官员应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一表述，被舆论评价为明确回应了当时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争论。

　　这场始于2004年的争论，由“郎顾之争”即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发端，从经济学界迅速扩展到整个学界，并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关注的一场大讨论。

　　在2006年3月全国“两会”上，胡锦涛和温家宝相继作出表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胡锦涛更在十七大上强调，改革开放顺应时代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早在1991年，作为安徽省铜陵市市长的汪洋，即在《铜陵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后来，汪洋先后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国家发展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他的强调的即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汪洋入粤之后，随即发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大讨论。

　　2008年春节前夕，汪洋和省长黄华华通过网站给网民拜年，发表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欢迎网民对他们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拍砖”。

　　《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奥一网立即推出民间议政栏目《捎给汪洋书记的话》。此后，该报选择其中富有建设性的10篇文章出版专刊，取名《岭南十拍》。

　　刊出的当天，汪洋就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将《岭南十拍》的主题念了一遍，还对报社的记者说，“你们‘拍’得不错。”

　　这一年的1月到3月，《南方周末》连续发表关山、笑蜀、刘洪波撰写的有关思想解放的7篇评论，被称为“南周七论”。其中《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一文提出，要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思想本来是自由的，只有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

　　这篇文章引起汪洋的注意，他在思想解放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上念了几段。

　　会上，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林雄告诉汪洋，这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关飞近写的，“关山”是关飞近的笔名。

　　汪洋问：他在不在场？

　　林雄示意关飞近站起来。关飞近因为剃了个光头，显得十分尴尬。

　　事后，关飞近告诉媒体的朋友，汪书记肯定这篇文章，他有点意外，他还担心观点太解放了呢。

　　后来，关飞近随汪洋进京参加全国“两会”。整个春天，关飞近都忙着给报纸撰写专栏，参加媒体主办的“思想解放讨论会”，有人戏称他是“解放军”。

　　2008年初的一场雪灾，使广东这个流动人口大省遭到重创。很快，国际金融危机向广东这个世界工厂的主营地袭来。

　　在处理这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中，汪洋的处事风格发生了微妙变化。

　　2008年11月，他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表示，坚持不争论，坚决试，多干少说或只干不说；不争论，允许试，错了及时纠正，努力降低改革成本，确保改革成功。

　　一直和媒体走得很近的关飞近婉拒了《财经国家周刊》的采访。他说，“前不久汪书记特别嘱咐他，在广东，要少说多做。”

　　“改革开放30年，广东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对《财经国家周刊》说，这种惯性就是利用外资，通过“三来一补”搞起来的世界工厂，产业链低端，再加上广东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过高，使得广东看起来像个流大汗、挣小钱的超级打工仔。

　　丁力举例说，东莞一家工厂，一个旅行箱的成本9美元，出厂价仅为10美元。运到香港之后，以20美元一个卖给沃尔玛，沃尔玛在美国销售，40美元一个。

　　丁力描述了广东面对的问题：大多数工厂无自己的核心技术、无品牌、无市场渠道，企业老板只能赚到微利；当地农民靠出租土地、出租厂房，坐收渔利；地方政府“求稳”，只要工厂在这里，只要出口，就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丁力对广东的判断，得到了汪洋的认同。

　　2007年12月底，在汪洋赴任广东的当月，由丁力撰写的6万字的《2007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的会议材料“之一”发放，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的讲话，作为“之二”和“之三”。

　　对丁力提出的问题，汪洋提出的应对办法是“双转移”、“腾笼换鸟”，就是将珠江三角洲的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力转移至粤东、粤西、粤北，把高端技术产业引入到珠江三角洲。

　　2008年3月底，在未事先通知当地官员的情况下，汪洋突访东莞。当天下午，他当着闻讯匆匆赶来的东莞镇以上全体官员的面说，东莞必须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他的另一句话，日后被媒体广泛引用：“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在结束对东莞的考察时，汪洋还留下一句话：“只要下决心迈出第一步，把笼子腾出来，不愁引不来金丝雀。”

　　两个月后，2008年5月底，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工作会议召开，广东省决定在未来5年投入500亿人民币，调整结构、升级产业、优化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均GDP。

　　巨大压力之下，中共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提出要建立产业转移倒逼机制，使企业转移低端生产环节。

　　“当时，有人形容这种做法是‘赶尽杀绝’。”丁力向《财经国家周刊》说，“双转移”在基层曾经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企业走了，集体分红怎么办？房子租给谁？等等，等等。

　　就在启动“双转移”、“腾笼换鸟”的当口，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广东一下被置于暴风眼上，“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二潮同现。有人说，这是对“双转移”的沉重打击，企业都死了，看看还怎么转？

　　2008年11月，汪洋来到湛江调研。他说，现在广东经济遇到困难，让人有天塌了的感觉。有人说，今年以来广东有5万多家企业倒掉了！数据是否真实另当别论，但大家要认真分析一下，现在倒闭的是什么企业？有着名的大企业吗？没有！我判断，这些企业总体上讲，都是落后的生产能力。

　　他说，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

　　汪洋的话引起了一些争论。200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扩大就业须善待中小企业》的文章，说一些地方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显得有些急，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压缩。“腾笼换鸟的地方”，不言而喻，指的是广东。

　　汪洋自然也不乏支持者。“汪洋一定要挺住，‘双转移’这一步要坚定地走下去。”中国政经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今年 7月被邀请到广东演讲，演讲中他对“双转移”战略表示赞赏：“某种意义上是金融危机帮了汪洋的忙，被动关掉许多企业，否则要主动关掉企业会更痛苦。”

　　“金融危机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汪洋的话更为直白。在郑永年呼吁“汪洋一定要挺住”半个月后，汪洋接受“世界媒体看广东”记者团采访，快言快语。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双转移”，正是广东经济结构调整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形势并不乐观。”丁力说，“现在笼子是腾空了，但同样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金丝雀还没引来，广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08年4月，湛江市下属的11个市、区、县的党委书记作述职报告。其报告先在新浪网发表，让网友“拍砖”，并把“拍砖”的内容印成册子在会上散发，有些难听的话也没有回避。

　　在述职大会上，与会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人数更多的市党代表，对各人述职打分，然后据此评出等级，一一公布。排在末位的官员，留给一定时间改进工作。全部会议过程都由湛江电视台直播。

　　这是湛江市根据汪洋的指示开展的“阳光行动”。参与这次活动的中央党校代表，对这次公开述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创新”。

　　2008年10月中旬，佛山市顺德区接到省委通知，汪洋要到顺德调研。区委书记刘海按照惯例，准备了顺德近期的工作情况汇报。但省委却要求他准备1992年和1999年顺德两次体制改革的材料，“汪书记要了解顺德历史上体制改革的试验结果”。

　　“当时我还不太理解省里的意图。”刘海事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汪洋考察之后，今年8月，顺德深化体制改革的方桉实施工作全面启动，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强区扩权”。

　　在顺德推开的还有“大部制改革”：将41个党政机构减为16个；16个党政部门中，党委部门6个，政府部门10个；党委的5个工作部门，同时加挂政府牌子，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这些党的部门被赋予了新的职责。顺德朝着“小政府”和权力下放的改革方向跨了一步。

　　同一时间段，在汪洋的直接部署下，东莞推行“强镇扩权”：向下辖的镇放权，使镇具备县级管理功能。

　　今年5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桉》(下称《总体方桉》)获得国务院的批复。深圳重新启动2003年大张旗鼓开始后又悄无声息的“行政权三分”的改革，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各自运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总体方桉》提出探索城市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改革，即“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推进精简行政层级改革试点”，“创新现代城市管理模式”。随后，深圳准备探索取消区级政府的消息传出。

　　“顺德强区扩权、东莞强镇扩权，深圳取消区级政府，说到底都是一回事，就是要减少行政层级，减少中间环节。”刚刚从中山大学调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的任剑涛对《财经国家周刊》说，“用大政府带动发展的行政体制，已经很难再继续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了。”

　　任剑涛认为，最近10年，有些地方由分权性改革走向集权性改革，这是丢失了改革的根本精神。“汪洋让东莞把权力下方给镇，让佛山把权力返回给区，目的就是要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给基层政府以决策的活力。”

　　任剑涛说，他还注意到汪洋强调社会力量的动员。

　　今年9月，在汪洋的促进之下，广州市委出台《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规定今后广州市的重大问题必须事先经过政治协商通过，才能提交广州市委和人大。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一位了解内情的官员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关于政协规程的酝酿起草，汪洋曾给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当面交任务，明确提要求”。

　　海外媒体认为，广州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在全国尚属首次，反映出“内地改革的最新动向”。

　　“这是政协功能的回归，”任剑涛认为，长期以来，有些地方的政协功能有所退化和弱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州政协改革“具有爆炸性”。

　　“十七大强调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广东省政府参事、原广东省政协常委王则楚对《财经国家周刊》说，“广州政协改革其实是贯彻十七大精神。”

　　“汪洋在广东的改革，表面上看是一片一片的，似乎不衔接，”任剑涛说，“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一定要以改革促进创新，以改革促进发展，但在不同的地方，要结合实际，采取不同的方式，安排不同的重点。”

　　任剑涛在广东任教期间，多次被省委省政府邀请参加座谈会。

　　汪洋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乐于倾听，也善于倾听，并善于在不同的意见中作出取舍。”

　　在一次和汪洋面对面的交流中，任剑涛提出了“大胆建议”。汪洋当即表态：“你们专家可以大胆设想，我是小心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