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7-9）

网络时政文摘（2010-7-9）　　

　 　

办公室里编数据 如此统计太荒唐　　

增持日本国债　中国水瓜打狗　　

　 　

美中退市两难　欧式应对可治本　　

排名榜有喜有忧　拚金融切勿自满　　

　 　

龙吟大地：空置房六千万套的恐惧　　

国务院信访室原主任：以前咋对待上访　　

天津别墅区投资百亿成空城 面积约5个颐和园　　

　 　

三大军演与外交动向　　

兰德公司称：不用美出手10年内中国自己衰落　　

中国官员空谈“国际化大都市”　　

　 　

 

　 　

　 　

　 ..........................................　

　 　

办公室里编数据 如此统计太荒唐　　

　 　

太阳报　　

　 　

内地统计数据严重背离社会现实，早为各界诟病。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日前透露，一些地方的物价局工作人员不经现场调查，坐在办公室编造物价数据，严重影响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　　

　 　

周望军可谓一针见血。近年来官方出台的许多统计数据，因与老百姓的现实感觉相距甚远而备受批评。以通胀指标CPI 数据为例，政府公布的CPI同比涨幅，每次都是低之又低，微不足道，与民众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时物价飞涨的感受形成鲜明对比。最典型的是，去年各地楼价明明涨了近一倍，统计部门公布的实际涨幅却只有一点多个百分点，令舆论哗然。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屡屡失真，曾令外界猜测统计人员可能坐在办公室胡编乱造，如今国家发改委官员站出来披露，直接证明「办公室里编数据」确有其事。统计数据洋相百出，失尽权威，可谓声名狼藉，劣迹斑斑，难怪有网民嘲讽说，「宁信世上有鬼，也不信统计局破嘴」。　　

　 　

堂堂物价局官员之所以敢于闭门造车，一方面是庸官懒政，不愿意走出官府衙门，到基层第一线做具体而艰苦的调查工作，「一杯茶，一份报，一个表格编半天」，在空调写字间消磨时光，要比在田间地头做调查舒服得多了。　　

　 　

误导决策 煳弄百姓　　

　 　

另一原因在于，真实的统计数据发布前大多经过「注水」掺假，既然最终都要造假，还不如一开始就胡编。在这种逻辑下，全国统计系统自上而下都是煳涂帐，连国家统计局局长都无法说清哪个数据是真实的。统计数据普遍有假，中央宏观调控能够成功吗？事实上，近八年来，中央宏观经济政策屡屡滞后于形势发展，除了主政者经济运筹能力低劣之外，很重要的是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误导有关。　　

　 　

统计数据造假的根源，还在于数字出官的官场潜规则。以GDP统计为例，各省市为了拚政绩，不断放衞星，你增长百分之十，我就增长百分之十三，互相攀比，不符实际。去年中央下令「保八」，各地更是如获尚方宝剑，造假有恃无恐，最后国家统计局只能以打折的方式挤出水分，估算出全国GDP的平均增长率，然而，靠估算出来的结果又有多少可信性呢？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强调，统计数据要经得起市场和历史的检验。马局长说得正气凛然，但真正能做到吗？以国家统计局之力，难道可以改变官场几十年的积弊？更何况，现在各地统计部门已被权贵集团綑绑，专为既得利益集团鼓与呼，才不在乎弱势群体面临的困境。　　

　 　

统计部门既要充当官员升官拚政绩的吹鼓手，又要充当宏观调控的讯息员，更要成为稳定民心、粉饰太平，为和谐社会涂脂抹粉的化妆师，多重角色集一身，怎麽会不冲突，数据又怎能不失真？官员坐在办公室编造统计数据，不过是其中一个原因罢了。　　

　 　

　 　

　 　

增持日本国债　中国水瓜打狗　　

 东方日报　　

　 　

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用非所当，没有给本国雪中送炭，反给别国锦上添花。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购入的日本国债以一年内短债为主，达到五千一百七十七亿日圆（近五十八亿美元），成为仅次于英国、第二投资日本国债的国家。其中仅四月，中国已购买日本国债一千九百七十八亿日圆。　　

　 　

中国大手笔增持日本国债出乎市场意料，因为日本负债纍纍，前景并不乐观。日本国家债务总额已佔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百二十九，很可能于明年突破两倍于ＧＤＰ的天量，这相当于每个日本人约欠七百五十万日圆的债务。国际社会公认的国家债务安全线是不超过佔ＧＤＰ百分之六十的标准，日本国债已经远远超过安全线。在此情况下，中国增持日本国债，好比水瓜打狗，很可能不见一截。　　

　 　

自欧元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纷纷猜测日本将步欧洲后尘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就连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在国会发表就任后首次政策演说时也警告，日本财政已出现发达国家中最糟糕的情况，过度依赖国债已让财政持续恶化，就像希腊给欧元区带来溷乱一样，日本若再坐等，将有破产之患。菅直人这席话，其实也是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最重要的是，日圆资产与美元、欧元资产有着很大的不同，其流动性远远差于后者，一旦持有者被套牢很难抛售套现，这也是外国机构不愿意购买日本国债的主要原因。如今中国手中持有这麽多的日本国债，即使到时想套现，估计也没有国家愿意接手，这些外汇储备随时成为烈日下的冰棍，很快就溶化了。　　

政治援助 竹篮打水　　

　 　

中国突然大量增持日本国债，本意是给日本民主党投下政治信任一票，希望能够在中日关係上有新进展，但鸠山由纪夫上任半年多便在日本右翼和美国联手打压下尴尬下台，而新上台的菅直人则一改过去亲华姿态，义无反顾地跟着美国走，反覆宣扬要警惕中国军力膨胀。中国机关算尽，反而赔尽外汇储备，到头来恐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中国外汇储备增值保值之战，可谓屡战屡败，当初购买三千多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债券，如今美国两房已经退市；购买美国国债，眼睁睁看着美元贬值；购入欧元，又遭遇欧元债务危机。中国外汇储备四处受到狙击，简直像失血的伤口不停地流血，实在让人感到痛惜。　　

　 　

巨额外汇储备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本钱，但是这些来之不易的财富，经一些昏庸无知官僚的胡乱操纵，飞蛾扑火般地投入到别国，为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危机买单，这让老百姓情何以堪？其实，滥用外汇储备造成严重损失，会影响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这和卖国行为没有甚麽分别，老百姓迟早会跟这些煳涂官吏算帐。　　

　 　

　 　

　 　

美中退市两难　欧式应对可治本　　

　 　

现时的经济话题不再是应否「退市」，而是应否重推刺激经济措施。美国的经济数据放缓速度令人吃惊，即使企业次季业绩超标或达标亦未能安枕。中国方面，原本惯常在七月中旬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座谈会，提前到六月底召开，总理温家宝在长沙称「国内外经济环境极为複杂，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市场敏感的触觉即在「从紧」和「从宽」上大做文章。　　

　 　

现时迫切考虑这一问题的主要是美中两国，欧洲已确定以缩减开支为首要任务，日本建议提高消费税，还有条件开水喉的只剩美、中。美国背负十三万亿美元外债，本应要步上欧日的后尘，奈何在狂泵金钱救市后，药效一过便无以为继。失业率高企不下，税务优惠结束后，五月份楼市即打回原形，美国人的消费模式已重回海啸前水平，能靠消费带动经济的空间已不多，惟有推出更多刺激消费措施，再鼓励人民买楼、买车，但这只是继续「用钱买时间」，将痛苦延后而已。　　

　 　

中国救市出手较早，股市回升最快，但今年亦跌得最惨，投下了四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资金，又引爆去年超过十万亿的银行新增贷款，结果培育了「地方债务」和「楼市泡沫」两头怪兽，现正要想方设法补救，政策有退市还原的必要。然而，中国政策的可选择空间愈来愈小，首重钱要投得对路，近期抛出的「西部大开发」方桉，看来具针对性效果。当然，开发西部已说了多年，但实行起来遇上不少阻力；现在趁着工厂向内陆迁移的契机，于铺排基建和税务优惠提供方便之门，西部亦可以是下一个广东。　　

　 　

中国今年「保八」，达标不成问题，更应以调整结构为优先。多年来，农村向城市倾斜，内陆城市向沿海倾斜，使社会结构严重失衡。今天，农民的担子减轻了，劳动力的薪酬普遍上涨，代工产业北移或西迁是大势所趋，利用资源税和提高税阶，实行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将由此奠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美国看来问题更大，对是否加大力度救市亦众说纷纭，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便呼吁全力救市，但堪萨斯城联储银行行长赫尼希及达拉斯联储银行行长费希尔却持相反论调。然而，全球经济的步调并不一致，救市效果可能事倍功半，前门拒贼又怕后门进狼，在债务泥足深陷时，难以自拔。　　

　 　

温总口中的「两难」，指的是「救不是、不救又不是」那种难言之隐，唯一肯定的是，中美已被迫将加息议题弃之一角，但不论美、中，如果经济数据持续走弱，政府都将不得不出手。美国如今黔驴技穷，增聘临时工、延长税务优惠，或者用公帑购入政府和企业债券，都是治标不治本之计，恐防留下了更多的后遗症。　　

　 　

欧洲的应对策略远为明确，「削赤」放在「增长」之前头，元首亦有勇气承担，人民对退休年龄提高、福利削减难免存有反感，但挽救经济本就是捱苦疗伤，不能做到面面俱圆。中国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福祉，就要牺牲资本家的利益，美国的复甦势头昙花一现，若再使用原来用过的刺激经济方式，只会予人药石乱投之感，不如学欧洲大国量入为出，先作固本培元打算。　　

　 　

　 　

　 　

排名榜有喜有忧　拚金融切勿自满　　

 太阳报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各大研究机构就会发表不同名目的排行榜，有关乎国家的、有关乎市场的、有关乎企业的，藉以显示国际或地区层面的经济面貌演变、市场发展盛衰、企业成长强弱等。无独有偶，昨日分别有两份城市排名报告出炉，其中一份是针对全球金融城市的排名，另一份则集中研究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香港在两个排行榜的名次颇高，但背后却是挥之不去的忧思。　　

　 　

根据新华社及道琼斯指数公司的调查，香港在全球四十五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内排行第四，仅次于老大哥纽约、伦敦和亚洲区的龙头东京，排在香港之后的是巴黎、新加坡、法兰克福、上海、华盛顿和悉尼。纽约和伦敦是全球公认的国际级数金融中心，不管由哪一家机构进行研究，首两位都只会是纽伦之争，至于其后的排名，则可以说是各有所好，各取所需，视乎研究机构的研究重点和排名基准，没有一定次序可言，也不会毫无争议。　　

　 　

值得留意的是，该项调查注重上述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竞争和发展能力的强弱，以发展能力指标而言，上海最强，香港次之，第三位是北京，与香港毗邻的深圳仅排名第十。报告将沪、港、京、深四个城市定位为处于繁荣区阶段，它们的成长能力显着优于发达资本市场的金融中心，可望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新风向标。报告既反映了一定程度的客观事实，也是受访者对这四个城市的期许。香港的金融中心发展能力究竟有多强，从过去多年来的表现，大家可思过半。　　

　 　

至于另一项比较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排名榜，台湾首次超越香港，位列榜首，香港则由去年冠军位置下跌一级，排第三的依然是上海。而在创新城市榜方面，香港亦倒退一级，排名第三，输了给深圳和后来居上的上海。在综合竞争力和创新力这些项目上，香港素来都较具优势，现在排名逐一后退，反映其他中国城市的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对于香港除了金融业，再无其他经济支柱作为增长亮点，不啻是响起警号。　　

　 　

香港在经济表现的排名榜上节节败退，不是始于今日，例如在港口发展上多年来停滞不前，结果在物流业港口服务上的排名，输给了深圳和新加坡。香港的问题是虽然原本拥有不少经济优势，可惜多年来原地踏步，不思进取，竞争力不断萎缩，是现代版本的龟兔赛跑。无可否认，香港的金融市场发展超前于内地，但一个城市能否成为金融中心，除了客观条件的变化外，本身能否与时并进，具备金融中心所需的法制、人才、金融机构进驻、创新能力、资本市场深度和广度，同样不容忽视，并且要不断优化，加强效率，提高效益，来自各地的企业和资金才会停留下来。　　

　 　

　 　

　 　

龙吟大地：空置房六千万套的恐惧　　

　 　

本文重点　　

　 　

    * 空置率远超警戒线　　

    * 巨大泡沫随时爆破　　

　 　

中国媒体公布，全国六百六十个城市共空置住房六千五百四十万套，足够二亿人居住。这讯息不但吓坏炒房军团，吓坏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人，更吓坏国际投资者，毕竟这个大泡沫若然挤破，后果不堪设想。笔者倒想，北京决策者老是觉得对楼价飞涨束手无策，何不将公布空置率这个反映中国楼市供求关係的举措制度化、权威化，相信会比很多行政手段有效。　　

空置率远超警戒线　　

　 　

中国空置住房够二亿人住，数据怎麽得来呢？据内地媒体报道，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六百六十个城市调查，发现有高达六千五百四十万套住宅电錶连续六个月读数为零。他们认为，连续六个月住房没有用电视为空置。按每套房住一家三口计算，这些空房可供近二亿人居住。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楼市泡沫不在于房价高低，而在乎空房多少，即使房价不算高的二三线城市，也因为大量投机者进入而现大量空房，空房多就意味着有泡沫。国际上，通常空置率的危险警戒线为百分之十，北京专家说，中国的空置率大大超过了危险警戒线。中国人口权威预测，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口到达顶峰约为十五亿人，之后将逐步回落，故未来中国三十年不用盖新的住房也够住了，因为中国现有人口十三亿，空置住房可住二亿人，不就是说现在空置住房要三十年消化？　　

　 　

当然，现在空置的住房足够二亿人居住，不表示目前十三亿人的住房问题已完全解决。「有屋无人住，有人没屋住」是世界普遍现象，加上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有人有好几套房子，相当多人没有自己的住房或住房条件恶劣，所以，现在空置房屋也未必需要未出生的人去消化。不过，空置房可住二亿人毕竟不是小泡沫，故很多人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　　

　 　

此外，租金回报率也证明房地产泡沫的存在。一般认为，扣除升值因素，房产的年租金回报率应在百分之四点五以上，才值得长期拥有，惟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租金回报率低至百分之二点五左右。按此估算，一套房产要出租七十年才能收回成本。因此，在中国，租房没有投资价值，买房客实际上都在投机，空置住房等待房价上涨，以赚取差价。　　

巨大泡沫随时爆破　　

　 　

对投机者来说，「全国空置住房六千五百四十万套」的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这麽大的泡沫随时会爆破，楼价会崩盘式大跌。若中国真的出现楼价大跌，将如同香港当年楼市崩盘的大灾难，这将全方位反映在中国经济方面，谁也承受不了。因此，许多专家认为不能以电錶算空置，可能有很多就没有出售，还有新楼交收也有半年到一年的时差；冷静的投资者则不相信粉饰性语言，希望国家提供准确的空置率，把真实情况说清楚，但这样做，比其他行政措施更易挤爆泡沫。　　

古吕　　

　 　

　 　

　 　

国务院信访室原主任：以前咋对待上访　　

 就拿今天令不少地方政府头痛、让北京市和中央机关难堪的群众来京上访来说，实际上“文革”前就存在，包括每年“两会”和“五一”、“十一”期间的来京上访。　　

　 　

在今天转型期的中国，群众上访或者人民来信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尤其是集体上访和揭发性的人民来信。这种具有强烈中国体制色彩的行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并不陌生。南方周末记者近日走访了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原主任马永顺，了解了不少“文革”以前处理信访工作的情况。　　

　 　

信访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马永顺在“文革”前曾经当过十年的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主任，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了当年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根据毛泽东对信访工作的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关于加强信访工作的规定，在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直接领导和具体指示下，处理群众上访和人民来信的经历。　　

　 　

马老是1959年2月调到信访室工作的。正赶上举国“大跃进”的年代，马老回忆说：我一上班就感到人民来信来访中有很重要的问题值得重视。在日记里我记道：“正式上班了，初步接触到一些人民来信，反映的问题大部分属于人民公社的问题。对于人民来信的重视与否，的确是关系着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马老上任后首先面临的就是群众缺粮问题的来信来访。当时一些地方群众因缺粮，大量外出逃荒、浮肿，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面对此种情况，无论是马老本人还是主管他的国务院齐燕铭、杨放之副秘书长、习仲勋副总理（兼秘书长），乃至周恩来总理，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都是亲自处理，或召开会议，或提交有关部门和地方的领导人，督促他们设法解决。马老回忆了他上任后亲自处理的一件事情：　　

　 　

1959年春季，甘肃群众不断来信反映当地缺粮严重。6月26日，又收到甘肃静宁县的一封反映当地严重缺粮的人民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一包当地群众充饥的食物，我拿着给杨放之副秘书长看后向习仲勋同志汇报，仲勋同志当场把食物掰下一块，拿到嘴里尝了一下，说：“这哪里是人吃的东西！”他表示要立即汇报给总理，并派人调查处理。第二天一上班，他指定由我率领两名干部当晚出发去甘肃，会同当地处理。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甘肃省委采取了积极措施，群众严重缺粮的状况得到了缓解。这个时期，信访室全体人员对周总理、习仲勋副总理这种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亲自处理、设法解决的态度，十分敬佩。　　

　 　

但是紧接着，庐山会议结束，反“右倾”成为主旋律。　　

　 　

马老回忆说：“反右倾运动，使得信访干部一度不敢大胆反映来信来访中的问题。为此，我们信访室组织干部学习，专门检查工作中的群众观点问题。在整个学习未布置下来之前，我们临时插上了学习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为人民服务》。这对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有一定好处的。”　　

　 　

显然，即便在当年那样极左的环境下，国务院信访室对于人民来信来访的定性和态度也是很明确的，这就是：群众上访、人民来信属人民内部矛盾，要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来处理。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为尽快恢复经济，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当年2月，中央机关信访工作会议在国务院召开，刘少奇为会议做了重要指示，有关部门作了汇报，习仲勋作了总结发言。　　

　 　

刘少奇指出：人民来信对改进工作不仅有参考价值，而且有重要意义，必须重视。现在看各部委的报告，还不如看群众来信来得实在。对来信要分析，区别情况处理，对带有普遍性的，有的做出解释，有的应从政策上考虑做出决定。对重大桉件要派人下去调查。对于来信人，任何人不能追查，即使反革命来信，也只有受理单位有权处理。为防止打击报复，有些信件不要向原单位照转，特别是姓名、地址不要告诉下面。　　

　 　

习仲勋针对会上各部门反映的问题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认为信访会减少到很少甚至没有的想法是主观的，是不现实的。有时多、有时少也是一种规律。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时期有多有少，但不会没有。　　

　 　

习仲勋强调：人民来信来访的实质是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越密切越好。扣压群众来信、阻止人民来访，是割断群众和党政机关的联系，是封锁中央的错误行为。　　

　 　

对中纪委和公安部在这次会上批评的基层单位扣留人民来信以及追查、打击迫害写信人等骇人听闻的情况，邮电部领导非常重视，迅速提出了纠正措施，规定：凡给中央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的信件、电报，一律不准检查、扣留，如有强令检查、扣留的，邮电部门有权拒绝执行，并及时上报领导机关处理。　　

　 　

刘少奇和习仲勋代表中央做出的这些指示，意味着当时中央是把人民来信、来访提高到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关系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的，这是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传统的逻辑延续。阻止人民上访和扣押人民来信的做法，理所当然被定性为“隔断党和群众联系”、“封锁中央”的错误行为，而对上访人和人民来信的写信人，则持关心和保护的态度。　　

　 　

除了指导思想外，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在信访实际工作中，也在积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周恩来总理就亲自关心过如何方便群众来京上访的问题。　　

　 　

马老介绍说：　　

　 　

为加强来京上访人员的管理，1965年中央机关在北京德胜门外设了一个联合接待室，但是地方偏僻，既不便来人找，又不便各机关接待人员与本机关联系。所以我们向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打报告，提出另找合适地方，或者新建接待室，此事周总理可能知道了。　　

　 　

一天，国务院童小鹏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找我说：总理指示，接待室要方便来人找，总理提出可搬到府右街南口、长安街路北原北京市政府旧址。小鹏同志要我跟他一起去现场察看。我们觉得在这个繁华地段，不适合。便又察看了长安街路南边、六部口路东和府右街路西、灵境胡同东口两处院子，但是房子少、院子小，也不适合接待群众。隔了两天，小鹏同志又带我到永定门火车站附近的陶然亭公园对面，终于在此找到了一片空地。我们觉得在这里新建接待室比较理想，既方便上访人一下火车就能找到，也便于各机关联系。于是童小鹏指示我们向周荣鑫秘书长和总理写报告。总理很快同意，并交主管基建的李富春副总理办理，富春同志不仅很快正式批示同意，还关心地说：“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应经常总结。”于是，联合接待室很快建起来了。　　

　 　

　 　

发掘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　　

　 　

除了工作态度，马老和他的同事们还在实践中为信访工作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就拿今天令不少地方政府头痛、让北京市和中央机关难堪的群众来京上访来说，实际上“文革”前就存在，包括每年“两会”和“五一”、“十一”期间的来京上访。马老他们就为此创造过中央相关部委联合办公接待的办法。　　

　 　

马老回忆说：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以后，民主空气浓厚，群众给总理、国务院写信或到国务院上访的数量勐增。1965年5月份，我多次亲自接待群众，研究上访增多的原因，发现在京不走、重复来访是上访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重复来访，不仅接谈所花费的时间一般要比初访多一倍以上，而且也影响着北京的社会秩序，过去也想过不少办法，如召开各有关部门开会，请他们认真处理，不要推诿；介绍来访人临时到北京民政局接济站，解决路费、吃、住困难等问题，但收效不大。　　

　 　

我反复考虑，并找了几位同志谈，提出彷效类似搞中央机关公文交换站的办法，在德胜门外北京市接济站试办中央各机关联合办公接待。具体做法是：　　

　 　

——把综合部门、联系多的部门、来访多的部门，首先组织起来联合办公。这种部门大体有10—15个。来访人数大约占中央机关的70%-80%。　　

　 　

——秘书厅的工作，不作具体接谈，只作登记、分办（按归口规定）；对几个部门处理有困难的桉件，进行组织协调帮助。　　

　 　

——分归到各有关部门接谈处理的，当天能走的，即走；当天不能走的，住在接济站，第二天再处理。　　

　 　

——各部门接谈处理当中需要请示问题，仍请示本部门的领导解决。　　

　 　

当年9月底，这一做法开始实施，那些继续到各部委门口上访的群众，由该部委门卫或传达室指示到德胜门外联合接待室，并发给一张地址条。随后一连好几天马老就盯在那里，随时检验这种工作方式的效率和问题，以便加以改进，有时为方便工作，晚上干脆住在那里。　　

　 　

经过实践，马老认为：成立中央机关人民来访联合接待室是可行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大大地方便了来访人，只要来访者到了这里，就不需要奔走于各机关，避免了重复上访。当天走不了的，便住在这里，对首都社会秩序也有很大好处，到了“五一”、“十一”、“两会”召开时，很容易动员他们离京。　　

　 　

除此以外，马老他们当年还试图摸索出一套强化基层信访制度，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的办法。　　

　 　

1965年6月，马老他们发现了黑龙江肇庆县有一套很好的信访工作方法。肇庆县在每月的15日，所有书记、县长、部科局长都下到各公社所在地接待群众信访，并作为制度坚持了三年多。在每月15日的前一天，把参加接待的同志告诉公社，并在广播站向群众广播。接待后的第二、第三天内，记录员向县委办公室汇报接待情况，接待的同志要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负责处理到底。　　

　 　

马老迅速向国务院领导做了汇报，并与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政府）协商，选定唐山专区的遵化、天津专区的蓟县、保定专区的新城三县搞试点，以期取得更好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在这一过程中，马老和当地干部一起下基层摸爬滚打，总结出了一些基本经验，这就是：　　

　 　

每月的接见群众日，要逐步成为县级机关整个信访工作的中心环节。要逐步实现接见日的“三结合”，即：来访和走访结合，处理来访和处理来信结合，处理新桉和检查、回访旧桉结合；逐步形成一个以领导干部为核心，县级机关干部全体参加、处理群众问题的“雷打不散”的制度。　　

　 　

马老认为：真正做到了这些，也就为群众随时、就近解决各种问题，打开了方便之门，信访工作就可以由被动变为主动。　　

　 　

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马老谈及当年主管国务院信访工作那段岁月时，仍然怀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南方周末）　　

　 　

　 　

　 　

天津别墅区投资百亿成空城 面积约5个颐和园　　

　 　

　　天津京津新城被誉为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别墅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当中，这里耸立起了五星级酒店、温泉城、商业街、高尔夫球场以及大量的别墅群。然而，这座别墅之城如今却门前冷落，空置率非常高，就像是一座空城，大手笔进行规划和建设的新城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如何遏制盲目的造城冲动而导致的“空城”现象？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陈伟鸿和着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刘戈共同评论。　　

　 　

　　投资上百亿，齐聚一线开发商，亚洲最大别墅区为何变成一座空城，是配套不齐，还是位置尴尬，新城面临的困境引发怎样的思考？　　

　 　

　　刘戈：京津新城的面积相当于五个颐和园 68亿打造其配套设施　　

　 　

　　(《今日观察》评论员)　　

　 　

　　京津新城相当于五个颐和园，有两万五千亩，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里，现在已经造出来三千栋的别墅，数额非常大。一般在北京的一些别墅小区，上百套就算是比较大的了。现在京津新城已经建成了三千套，将要建成八千套，所以在这么大的一个小区里，现在人很少，甚至现在有一些天津的影楼把新人带去到京津新城拍婚纱照，因为很少有人打扰，而且确实很漂亮。京津新城在其网站上宣称总共花了68亿来打造整个别墅群的配套设施，包括高尔夫球俱乐部、五星级酒店、马术俱乐部等等，现在这个五星级酒店是国际上的知名的机构在管理，但试营业了三年了，很萧条，据说只有10%的入住率。　　

　 　

　　马光远：京津新城的空已经是一种常态　　

　 　

　　(《今日观察》评论员)　　

　 　

　　现在京津新城可以称为别墅城了，现在最时髦的话是地球是平的，是一个地球村，但作为一个居住的地方来讲，这个距离相对还是比较远的。从北京走距离有120公里，京津新城到天津有50公里，来回高速费是100多块钱。所以目前京津新城的空虽然让人感到惊奇，但它现在的空已经是一个常态，这个空是从地理位置来讲的。再一个从配套上来讲，它一直也是不完善的，原先规划中的城际铁路也没有兑现，所以京津新城虽然在规划中表示会有50万人居住，整个也有五星级的酒店，温泉城等等，整个建筑的档次也都非常高，但目前买这个别墅的人，显然不是去住这个别墅的。　　

　 　

　　网友：空城现象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山西太原网友)　　

　 　

　　我在太原也发现了很多比较高端的楼盘，在完工两三年之后，住进去的人都很少，尤其到晚上的时候，整栋楼没有几个窗户是亮着的。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大量的财富堆积在那，全部让风雨给磨损掉了，这样实在是太可惜了。大量的别墅和高端楼盘与老百姓买不起房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可能当地政府在住房政策上采取的态度有一点偏差，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如果把老百姓的安居放在首位的话，就会盖很多的价格相对便宜，户型稍微小一点的房子，让老百姓能买的起房。　　

　 　

　　马光远：京津新城建城的整个过程非常邪门　　

　 　

　　(《今日观察》评论员)　　

　 　

　　京津新城建城的整个过程非常邪门，据说是因为北京搞城市规划，四年前有领导在天津考察项目，指着原先这一块的盐碱地说，能不能在这造一个地中海出来？当时规划商就拉了一帮开发商到盐碱地去考察，当时恰好天津宝坻区的领导正在搞招商引资，结果这个地中海的设想在合生创展那儿得到了回应，天津宝坻区的财政收入只有两个亿，而合生创展一下子甩出了120亿的项目给天津宝坻区，这对地方政府来说，好像是从天上掉馅饼一样，所以一下子给了开发商很多土地，双方一拍即合。开发商设想这个城能把北京和天津连起来，成为中间的一个枢纽，在这个宏大的设想下，整个别墅区开始建了。　　

　 　

　　刘戈：京津新城的远期规划是一座容纳百万人口的城市　　

　 　

　　(《今日观察》评论员)　　

　 　

　　京津新城现在看是一个房地产项目，但实际上它的远期规划是一座城市，是一座容纳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天津宝坻区的区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京津新城有四大特点：第一是起步晚，因为2002年才开始起步；第二是气魄大，它的远期规划是258平方公里，也就是说要再建一个现在的天津城这么大的城市；第三个是定位新，要建成一个生态之城，宜居之城；第四是发展快，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三千套的别墅已经盖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新城先盖别墅？因为别墅容易卖出去，因为现在别墅用地已经停止供应了，如果有闲置的资金，都认为别墅一定是升值的，因为看到的是未来。　　

　 　

　　轰轰烈烈造新城，冷冷清清变空城，城市发展模式面临怎样的危机？新城困境给城市化热潮敲响了怎样的警钟？　　

　 　

　　刘戈：完全造城的过程和城镇化是背道而驰的　　

　 　

　　(《今日观察》评论员)　　

　 　

　　城镇化是中国未来二十年最伟大的一种变化，所有的人都把经济的发展寄托于城镇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带动经济实现一个转型，满足内需的发展，这是形成共识的。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简单的把城镇化和造城运动等同起来，造城运动又和房地产等同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这种成群成片的别墅可以说是逆城市、逆城镇化的，因为它实际上不是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然后产生新的产业和新的业态，实现大量的人就业。　　

　 　

　　城市是一个生长的过程，但现在把它变成一个完全造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城镇化可能是背道而驰的。虽然有很多人一提起造城运动，就会拿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作为例子，但是拉斯维加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就那一个。　　

　 　

　　马光远：中国已经进入造城时代　　

　 　

　　(《今日观察》评论员)　　

　 　

　　很多地方出现这种空城、鬼城，事实上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已经进入造城时代。原先我们讲是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在搞政绩的时候，要老老实实的招商引资，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产业，但现在更快捷的手段就是造城，直接是城市规划城市梦。我们从城镇化的角度来讲，可能有它合理的地方，但是城镇化不等于别墅化，仅仅去造楼不等于城镇化。我们所讲的城镇化是把农民转移到城镇里来，有它的产业，有相应的一个基础，而不是仅仅建一座别墅，或者建一座空城。　　

　 　

　　建成空城以后，一方面从地方政府GDP成绩单来看，的确非常漂亮，比单纯引进一个项目造成的效应大得多。造成空城以后，未来怎么办，可持续怎么发展，这不是地方政府考虑的范畴。现在的京津新城别墅区是非常庞大的，而我们现在土地资源非常紧缺，如果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为了纯粹的造城，急于出成绩，把大量的稀缺的土地批出去以后，未来如果这个规划我们认为不合适，是不是又要拆，是不是又得重建？这无论从土地资源来讲，还是公共资源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严金明：缺少长远的规划和整体的发展思路 政府还需加强监管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规划研究中心主任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究其原因，一个是他们往往缺少长远的规划，也缺少一个整体的发展思路；第二就是配套做得不足，这对开发商本身也是一种浪费。我们更多的从政府层面，从社会层面来说，政府在审批开发建设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的发展和它的容量，就是要从集约和节约用地的大的原则出发，我们要精打细算，把每一份土地资源都用好；第三，闲置现象现在已经存在了，作为政府还要加强监管。　　

　 　

　　竹立家：要改变这种现状 就必须要下决心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要下决心，首先从土地审批做起，要明确土地使用方向和用途；其二就是在执行层面实际上有很大问题，有些是随意的，比如本来是公寓型开发，现在变成别墅型开发，所以还是要在执行层面上下功夫；第三个非常关键，最近这些年土地挪作他用以后，相关的惩处措施不到位，几乎没有人监督和惩处，可能还有一些腐败现象产生，监督非常地薄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别墅开发或者是高端房开发泛滥。　　

　 　

　　刘戈：只有改变对于GDP的考核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官员在行政作为上的这种喜好　　

　 　

　　(《今日观察》评论员)　　

　 　

　　现在很多城市对于新区的设计规划都是休闲之城、生态之城，如果没有工业，没有其他的一种基础产业的发展，那么这个城最后能不能起来？但它眼前看的很清楚的就是在造城过程所产生GDP。只有对于GDP的考核变成对它在就业、名声等等更多的制度上的约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官员的这种在行政作为上的喜好。　　

　 　

　　马光远：城市泡沫比房地产泡沫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杀伤力要大很多倍　　

　 　

　　(《今日观察》评论员)　　

　 　

　　中国需要城镇化，城市也非常需要，但是我们不需要一个没有人住的城市，不需要一个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城市的泡沫比房地产泡沫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杀伤力还要大很多倍。所以既然是一个城，那么它的土地审批，它的整个规划应该有一个严格的程序。　　

　 　

　 　

　 　

三大军演与外交动向　　

 陈雪丹　　

　 　

最近，在中国的周边，有三个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一是一再延期的美韩 “黄海军演”；二是自6月29日至7月8日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东方2010”海陆空三军联合军演，三是美国纠集十四个国家6月23日至8月1日，为期五周的“环太平洋2010军演”。　　

　 　

这三个军演计有以下特点：　　

　 　

第一、规模空前。　　

　 　

美韩军演，原计划出动美国第七舰队旗舰“乔治.华盛顿号”。这艘航母，载有海军士官 6240人，飞机100架，伴随有核潜艇、宙斯盾巡洋舰、两栖攻击舰、以及韩国驱逐舰、“孙光一号’潜艇、F－15战机等。　　

　 　

俄罗斯“东方2010“军演，由士兵2万、苏－34、苏24M型歼击轰炸机、军舰30艘、其他武器2500件组成，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远东军区、西伯利亚军区，海军主力有，基地在俄西部塞维尔摩尔斯克的北方舰队旗舰”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基地在乌克蓝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驻扎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　　

　 　

十四国联合军演，由美国牵头，包括日、韩、澳、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智利哥伦比亚、法国、印度、新西兰、加拿大等共14个国家。美国出动“里根号“核动力航母，F14舰载机等武器。　　

　 　

第二、内容多样。这三大军演，均包括反潜、反水雷、协同登陆、快速反应，后勤补给等。　　

　 　

第三、真枪实弹。美国在14国军演中，还提供三艘退役军舰，做为靶舰，让其他国家实际操作，提高实战能力。　　

　 　

第四，多重目标。美韩黄海军演对外宣称是“挺韩震朝“，实际还有目标：侦测中国沿海600公里以内的海岸部署，威慑京津心脏地区，试探中方反应等。　　

　 　

俄国远东军演，目标在于震慑与日本北方四岛的争持，同时，对朝鲜北方表示支持。对中国，也意图给予警示，以免过多与美靠拢；对美国，也有旁敲侧击的用意。　　

　 　

十四国军演，则更有宣示美国坚守太平洋阵线的决心，加强与太平洋沿岸诸国的联系和团结，对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南下，均表明美国不甘示弱的态度。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从以上的军事动作，不难测度军演背后所潜藏的政治动向。　　

　 　

首先，美国的以上两大军演，显示了美国仍要坚持留在亚洲的决心。从去年11月奥巴马到亚洲访问，表明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他要做“太平洋总统”，直到最近在韩国发生的“天安舰事件”，其中包括中美军事领导人的互访，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的举行等等，以及最近，美国对“普天间”军事基地的拒撤，日本的伏就，在在都表明了美国要留在亚洲，而其实质，就是要坚持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之首的限制、抑制和遏制，从而阻滞全球方兴未艾的新兴国家崛起的浪潮。，　　

　 　

为此，美国要借力使力，通过多边和双边缔结密约、联合声明的方式，挑起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牵制、挑衅和不睦，组成一个从日本轻津海峡、对马海峡到马六甲海峡，对中国的“C“形包围圈。去年奥巴马访问亚洲时，对“美日韩铁三角“的提出；奥巴马承认印度的“核国家”地位，允诺180亿美元军购合同，以及变相支持印度对中国藏南地区（它别有用心地称之为阿鲁拉恰尔地区）大量增兵，引进大批先进坦克、飞机，企图迅速向藏南推进，实现印度在2020年成为“亚洲唯一 “的主导力量的梦想。美国还利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对中国南沙群岛的野心，建立”10＋1（东盟与美国）友好合作条约“，使C形包围圈构成”合围“之势。，　　

　 　

在大型军演之外，美国这几天，又有新的动作：派“俄亥俄“核子动力潜艇停靠在菲律宾苏比克港；派” “密歇根”核潜艇进驻韩国釜山港；派”佛罗里达“号核动力潜艇停靠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亚港。这三艘核动力潜艇，恰成犄角之势，对一旦进入黄海的航母”华盛顿号“遭遇攻击，将是最好的护卫。可见，美国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　　

　 　

对于这三大军演，中国的因应，除了东海，从6月29日到7月5日，有炮火演习之外，7月3日，已有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经日本冲绳岛和宫古岛进入太平洋。这或许是中国的批亢捣虚之举。　　

　 　

总之，双方最新的动作，说明事情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这次俄罗斯在远东和太平洋的三军联合军事演习，虽然是两年一度，属于例行之举，但规模却是空前的。上次参加士兵仅8000人，这次竞达到两万之众。而且三个舰队的旗舰，率领30艘军舰，大摇大摆地在太平洋巡弋，可谓壮观。这充分说明，俄国人是要在日本北国四岛的问题上给日本看看颜色，是要在“天安舰事件“上给朝鲜表示声援，也要在美国在波兰部署”爱国者“防御飞弹发出胸中的愤懑。而所有这些的背后，却蕴藏着，近几年，俄国能源贸易为这个国家积蓄了不可忽视的实力，强悍的民族心理使俄罗斯人有一种不肯久居人下的蓄势待发的冲动，斯大林民族沙文主义思潮也跟着抬头。这些，都是一种无可估量的精神原子弹，人们可要警惕啊！　　

　 　

　 　

　 　

兰德公司称：不用美出手10年内中国自己衰落　　

　 　

　　本文观点来自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着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 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着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中国官员空谈“国际化大都市”　　

   来源：侨报     　　

　 　

    由大陆媒体、协会、学术机构联合主办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活动”结果显示，中国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在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此结果令人哭笑不得。中国得到世界公认的国际大都市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而深圳、广州、厦门等城市离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还有很大距离，183个准备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地级市”更无异于痴人说梦。　　

　 　

    这等不靠谱的规划，和市民无关，和企业无关，和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也没多大关系。一般而言，城市一把手们在报告里或者某个会上，让秘书把国际化宏愿写进去，就万事大吉，多数情况下，恐怕官员自己也没把这当回事。　　

　 　

    就多数官员而言，升迁是追求，除搞好上层关系外，总要做点事，比如说，计划生育要做好，GDP增速达不到10%也要达到8%，否则就拖后腿。最近，绿色GDP要求、环境保护让许多地方官员压力很大，而经济的不确定性也让一些二线城市或三线城市找不到突破口。　　

　 　

    如此看，要踏踏实实做好上述各种事，难度极大，且这是基本要求，做到了只是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不能给自己增光添彩。要想创造政绩，除了做之外，还得喊口号，越响亮受到的关注越多，升迁的机会也“水涨船高”。　　

　 　

    这些年，各地方城市口号漫天飞，你知道要建设“现代化魅力型区域中心城市”的是哪个吗？你知道哪个城市是“文化圣地，天鹅之城”吗？恐怕猜不到。　　

　 　

    答桉：石家庄、三门峡。　　

　 　

    所有口号中，最响亮的莫过于“国际化”，这是个永远不会错误、永远不会过时、达不到目标无需负责的伟大宏愿。这样的口号和目标最为符合中国官场的逻辑。　　

　 　

    宏大、响亮、高瞻远瞩的言辞和口号是中国官员的护身符，也是流行的文风。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近日批评官场上“长、空、假”的不良文风。这个国际化的口号，就占了一个“空”字，看似意存高远，实则遥不可及，任期内无法实现此目标难以苛责，而稍有成绩便可高升。至于何为国际化、何为国际化大都市、如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成为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对市民有什么好处，则不在考虑范围。　　

　 　

    对于这个遥遥无期的目标，有些地方别出心裁，攀龙附凤，靠给国际化都市做“二房”来满足虚荣心。在宣传中把自己比作“东方日内瓦”的城市就有好几个，他们分别是：石家庄、秦皇岛、肇庆、昆明、大理、巢湖、无锡、上海崇明。　　

　 　

    这些“东方日内瓦”和真的日内瓦生活质量有天壤之别。2006年，美国旅行杂志《国际生活》公布的“全球生活质量指数”，中国在195个国家中排名116位。　　

　 　

其实，老百姓关心的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国际化”，而是切实的生活质量。今日的官员虽无国际化视野，却心怀国际化伟大目标，建议他们还是顺应民意、多做几件实事为好。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目标当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