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看邓玉娇无人问津

从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看邓玉娇无人问津　　

笑傲红尘　　

　2009-5-31　　　

当卖国败类们把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浪推向令人发指的地步时，一个让和谐的制造者大跌眼镜的湖北巴东烈女邓玉娇手刃淫官事件却在民间，在草莽，在官场，在庙堂石破天惊、风起云涌。但是，就是这样一件关乎中国妇女命运、地位的惊天大案，却鲜见高层任何态度。是不知道还是冷漠？是坐观其变还是胸有成竹？　　

如果，能够在这个事件中体现出“政治智慧”，这是多么好的改变形象扭转乾坤的契机啊！这是多么难得的亲民爱民垂范千古的美谈啊！　　

由此我不能不想到，倘若毛主席他老人家健在，发生这种丧失人伦的事件，会是什么结果？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30多年前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是如何对待和处理草民“告御状”的吧。　　

（这里我不发议论，看让人家无地自容；这里我不做哀鸣，看惊动大员青梦；这里我惟求看官驻足，用心去比较、去体会……。）　　

1972年，福建莆田人李庆霖冒险写信向毛泽东主席“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以下楷体字为资料转载）。　　

    　1973年4月25日　，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 　　

　　之后，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 　　

　  反映信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并改变了千百万知青命运 　　

　　　1973年4月29日晚　，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会上，周总理在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时，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大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部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并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国最高层。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行为进行了查处。总之，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1973年4月29日晚　，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周总理严厉批评说：“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能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同时，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青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看看吧，这还需要我们说什么吗？　　

看看吧，这才是“情为民所系”，这才是“权为民所用”！　　

看看吧，谁要再说毛主席不爱民谁就是其八辈祖宗的脑袋让驴踢了！　　

附：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 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贵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 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 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 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 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 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 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 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 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 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 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 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致倾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