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开发性劳动

论开发性劳动

On  the  exploring  labor                　　

周益民           　　

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物质催化为社会财富。这一催化过程是由两个客观条件构成的。一是劳动时间。当劳动效用（指劳动对社会的有用程度，以下同）不变时，我们看到产品形成量与劳动时间消耗量线性相关。即劳动时间消耗越久，产品形成越多；二是劳动效用。即在单位劳动时间里，劳动效用越高，产品形成量越多。劳动的这两方面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分割、连为一体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劳动是由效用和数量两个基本因素组成的一个客观行为。现在我们分开解析。就劳动量而言，因为时间消耗的不可再生性，以时间计量的劳动量，作为生产因素始终是以消耗和成本的角色出现，所以劳动效用的差异总是以劳动量的差异形式表达(按质论价)。而劳动是有用还是无用，则是由社会(消费方)规定的标准衡量。这就是说，个别劳动的效用从一开始就是被社会效用体系所检验所规定；而个别劳动的量则由个别生产条件运用所决定。所以劳动在效用上反映的是劳动的统一性、社会性和共性。劳动在量上则反映了劳动的个别性、差异性。人类劳动的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从根本上说，是劳动量与质的对立统一展开，也是劳动个性与共性对立统一矛盾的展开。　　

尽管现代社会已经对劳动形式有了多种角度的分类，例如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复杂劳动、简单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等等。但这些对劳动的区分，都是以生产中人自身的行为特征作标签式的分类。而笔者在此所做的劳动形态分类，是以劳动对生产的影响方式来划分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在相同的生产力状态下，劳动形态确实也有共同的特征可以提炼，也不仅仅因为劳动权益对生产权益可以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共同的劳动形态所表现出的劳动效率，对生产结构以及对社会经济形态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劳动特征基础上所归纳出的劳动方式，对生产的影响状况作一个大的归类，以此作为生产力的社会中介去考察对经济运动的影响，去考察它们的相互适应和发展过程。那么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影响的过程将能具体化。社会意识指导社会经济的水平将会上一个新台阶。　　

在此作者是将劳动方式视作为生产力影响生产关系的社会中介。物质的、现实的生产力结构必然通过劳动方式这一媒介影响与决定社会经济形态，影响与决定社会的经济运动、经济结构、经济秩序等等。换句话说，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劳动方式，而劳动方式作为生产力的社会代表，以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特点和权益力量，构成不同的经济形态与结构。最终以稳定的经济秩序对社会产生根本影响。这跟具体的交通工具形态决定了人们的交通方式，而人们又根据具体的交通方式制定了交通规则和机制，这些规则和机制反过来又深深影响和制约了人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道理。　　

劳动的量与质的对立、个性与共性的对立这种矛盾对立面形态，在任何一种劳动方式中都存在。马克思曾依据对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划分，剖析了价值的形成过程。而本文更多的是从劳动量与质的对立角度，探讨劳动对生产的影响与社会作用。当然，其中也加深了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理解。　　

人们常说劳动创造财富，既然劳动是通过消耗量与效用两要素共同发挥作用，其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影响劳动结果。那么劳动致富的功能也可以分开考察。在社会生产中，对劳动这两种要素各有侧重的劳动形态构成了不同的劳动方式。依据其不同的劳动特点和生产作用，我们分别称之为开发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　　

在财富的形成过程中，以劳动数量为主带动财富增长的劳动，我们称之为重复性劳动，因为这种劳动特征表现为在固定工具的效用规定下作重复性动作（例如不停的装配、缝纫、挖掘等等）。它的特点是劳动单位效用基本不变，劳动成果的增长与劳动数量的增长成线性相关。劳动过程以体力消耗为主。因此生产增长依赖的主要是劳动数量的增长，生产技术依赖的是经验的固化，生产扩张首先需要增加劳动量。由于剩余劳动量需要一个又一个生产周期的积累，所以依托剩余劳动量的财富积累，也是一个自然数的递增过程。在传统生产中我们通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劳动。

另一类劳动是依靠劳动效用的开发带动财富的增长，我们称之为开发性劳动。因为它的劳动特征表现为对自然效用无止境的创新与开拓。劳动过程在本质上不追求重复。效用开发的重点是工具与工艺的创新，工具与工艺都是知识的结晶，所以效用开发的本质也是知识的开发。自然科学知识也可看作是生产效用的理论体系。开发性劳动一般表现为复杂的脑力劳动。广义的说，文艺创作、科研、宏观管理、微观管理、军事指挥等劳动都可以视作是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相比，它的劳动支出与劳动效用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同等的劳动时间，可以产生不对等的劳动效果）。由于劳动效用的提升对社会生产产生的是“面”而不是“点”的影响，所以在开发性劳动作用下，社会财富是以指数型或跳跃型方式增长。

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会导致形成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现分别简要阐述如下。

一、重复性劳动是构成私有制和资本生产方式的劳动基石　　

重复性劳动是人以重复性动作落实生产要求。这就导致个别人与工具（或机器，以下同）的对应关系是财富形成的基本变数，也是劳动效率的基本变数。在这种劳动方式中，有两个局限值得关注：一是生产效率最终要受到人的生理局限。因为人的重复动作强度和持续时间受生理制约；二是劳动效率被现实工具效用局限。工具的效用固定化，使得劳动无论如何努力，它都不过表现为特定效用的叠加。由于重复性劳动的生产效用被长期稳定的生产工具和工艺基本固定，所以生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变量就是劳动量，于是剩余劳动量成了这种生产增长的唯一源泉，剩余劳动的实现成了经济运动的核心问题。也成了这种生产运动的基本特征。这种生产方式长久地支撑社会发展，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剩余价值生产。　　

在重复性劳动方式中，人与工具之间有固定和专一的搭配关系（否则劳动的熟练程度就体现不出来，劳动效率就要打折扣）。就预定的生产过程而言，由于劳动的质和量是不确定的，所以生产效率最终是围绕个别人与工具的协调关系而展开，生产管理也是围绕个别人与工具之间的具体配合关系而展开。生产效率就表现为劳动在不断的自我重复过程中追求优化，生产效率对内挖潜，自我优化，我们称之为效率内敛。（在可控条件范围内，效率内在追求总是在不断趋近一个理想值，却无法达到或稳定不住这个理想值）。　　

这种效率自我优化机制是人们在重复性劳动基础上，追求生产效率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的。生产利益只能是依托于效率内敛这种生产机制而展开。所以生产效率自我优化是生产利益自我扩张的依据。整个生产关系的因果链是：人们的生产能力和重复性劳动特征决定了自我优化的生产方式形成，而自我优化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利益机制是“各自为政”和独立积累的方式形成。　　

遍布生产各个环节的劳动差异，可以不断细分化下去形成独立的利益自主体、自私体，也可以在不断统一和扩大的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综合的、整体的劳动差异，形成整体的利益自私体，乃至国家利益主体、区域利益主体。人们组成生产规模的能力有多大，效率内敛的规模也随之有多大，利益自私体的规模也就有多大。而各自独立积累的利益机制，使本质上统一的人类劳动，由此被分裂为具体的效率对立、利益对立的生产劳动。在基本的物质生产是独立追求个别效率的模式影响下，社会各层次的经济活动（如国家经济、个人生活、服务行业等等）都要追求自己的效率以适应这种各负其责、各求其利的基本生产模式。而这种各自追求自身效率的活动从社会道德的角度看，就是“自私”。亚当.斯密在分析经济活动时把人的自私作为先天条件，显然已经看到了自私存在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自私的社会法则始终要依据生产方式建立，人人都想当皇帝但社会形态规定皇帝只能有一个。人的自私要依附于生产的效率自私才能得到合理展开和得到社会承认，一旦越过了界，它就反过来破坏了生产进程。所以自私的商品交换与自私的市场欺诈始终是有区别（社会是以商业法的形式来标记这种区别），行业垄断不能取代行业竞争。　　

为了维持独立的效率展开和利益积累，独立的生产条件（劳动与物）归属权和控制权自然成为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石。个别生产对生产条件固定、专一的归属要求，（本质上来源于重复性劳动对劳动条件、劳动工具的固定、专一的效率配属要求。其中土地也是重要的劳动条件之一。），为社会形成固定专一归属的财富所有权奠定了基础。所以说生产效率“自私”，决定了劳动行为也要“自私”，生产利益也要“自私”，生产条件也要“自私”。在服从于生产运动方式的“自私”产权界定下，一般的抽象的人类劳动采取私有劳动的形式出现在社会生产中。在私有和对立的劳动关系基础上，形成了劳动交换的社会衡量标准——价值标准，从而奠定了商品经济的基础。由于生产条件依赖于社会所承认的物质所有权保障，生产过程中的责、权、利关系自然也就依托这种稳定的物质归属权展开。这就为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谁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谁就掌握了社会生产的控制权和财富分配权。因此所有权成为社会各阶层争夺的焦点。生产资料所有权在社会各阶层的分布状况构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人们判断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上述一环扣一环的因果链在现实生活中是以完全倒过来的形式表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规定权力，权力制约生产行为，而生产行为在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在劳动私有属性上，有一种流传甚广、根深蒂固的观点影响了我们的认识。既认为劳动的私有属性是由生产资料私有权所决定。以至于当一个国家成立公有制时，许多人都认为劳动或生产已经不存在私有利益或私有属性了。全国就是一个大工厂，所有的劳动和资源都可以自由调配。（“一平二调”就是依据此观点形成）。而当我们在经济生活中要承认劳动的私有属性时，许多人又认为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落实好劳动的私有属性。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其实理论依据都是相同的一个，都是认为私有权决定了劳动的私有属性。但是为什么在公有制条件下还客观存在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企业利益？即使在一个私人所有的企业集团中，还会存在与总公司利益有别的子公司利益？这是私有权所能解释和能解决的吗？　　

很显然，不是权利或产权决定了劳动私有属性，而是劳动的私有属性在左右产权。而在劳动私有属性的背后，是生产力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因素具体表现为重复性劳动方式。这种劳动方式是劳动效率“私有对立”的根源。对自身劳动效率的追求和自我优化，是生产经营以自我为中心的客观依据，是生产经营对外实行利益“自私”法则的客观支撑点。所以一个生产过程在经营上无论怎么细分解开它的生产环节，被分解的各生产环节都会自动具有独立的、“自私”的经营机制，具有独立的“自私”的权益要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权利作为生产关系的反映，只能受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左右，而不会反过来，由经济权利左右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简要的说，只要劳动重复，生产利益机制就必然“自私”。这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　　

 尽管重复性劳动通过效率内敛机制，使劳动差异以资本收益的差异方式表现，使人类劳动以具体的私有劳动方式表现。但是劳动效用，这个先天就具有社会属性的劳动致富功能，还是顽强的显示其与劳动私有属性相对立的一面。无论是需求稀缺还是需求过剩，局部利益至上，总是无法兼顾效用的社会属性。当资本家因经济萧条将牛奶倒入大海，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即使一切生产过程不变，生产水平不变，只要财富合理分配，其经济效用必定更高。几乎所有的社会革命在提出经济纲领时，都会依据劳动效用提出改进社会分配的内容。例如平均地权，财富平等分配等等。但是在革命成功后，又几乎无一例外的回归到旧的生产方式之中。这是因为在革命的过程中，重复性劳动方式依旧，导致生产方式依旧，经济利益格局依旧。所以生产力在手工磨时代，社会革命会回归到小农经济秩序；而在蒸汽磨时代，社会革命会回归到资本经济秩序。卫星上天的科技进步，迟早会带动红旗上天。但是在红旗上天之后，如果没有卫星上天的同步呼应，则红旗迟早要落地。之所以有这种观点，是因为人类在自然领域的探索行为和水平，与社会领域的探索行为和水平，在本质上是互为条件和目标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最终解放。　　

重复性劳动成为价值形成的基础，（我们在后面还要进一步分析），成为生产私有制形成的基础，反映了落后的经济秩序与落后的生产手段之间的依赖关系。现在人们对自然的利用能力已经深入到基因、纳米、原子、电子等微观层次，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重复性劳动，开始退出生产主力的位置。在智能化机器（机器人）崛起的时期，吃苦耐劳、单调重复的体力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被弱化，它不过被视作人格化的机器，甚至还不如机器的效率高。于是社会生产对劳动的要求，自然由数量为主转向效用为主。　　

当劳动效用不断的提升成为一种生产常态时，整个经济秩序与劳动实现方式都会发生变化。　　

二、开发性劳动的生产作用状况　　

开发性劳动就是致力于效用提升的劳动。由于效用反映的是劳动的共性，所以开发性劳动先天的就具有社会性。也就是说，它的作用本质上不归属于任何个人或局部利益，而是直接服务于社会与人类整体。不停的进行知识创新，成为开发性劳动的使命和本能要求。产品效用是知识的物化，而知识又不过是劳动的认识体系。开发性劳动则是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劳动。在开发性劳动看来，社会财富的多少，本质上取决于我们对自然界的改造深度。我们对自然运用的层次越深，劳动效率就越高，大自然表达为财富的东西就越多，而劳动的价值含量也就越高。所以在重复性劳动基础上形成的生产过剩和萧条周期，以及价值标准等，并不适合于开发性劳动机制。开发性劳动的效用本质上不是由生产工具所局限，而是由传统知识所局限。劳动效率的变数不再局限于个别人与工具之间的配合关系上，而是注重各类知识的配合，注重人与人的配合。以人类整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效率变数。这一点也与重复性劳动形成鲜明对照。　　

在古代，开发性劳动一般表现为哲人的探索、生产经验的升华。在封建生产体系里，由于工具转化财富的能力长期不变，因此劳动的投入产出能形成多少劳动效用（表现为产品效用）也是稳定的。在此供给的约束下对生产的劳动量支持也就允许在多大规模上形成。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能够长久稳定的基石。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简单的工具效用上升为机器效用。机器作为重复动作的工具，具有功能综合的特点。一方面机器将重复性劳动推到了极致，劳动行为被“机器”化，劳动组织被“机器”化，社会管理系统也被严密的“机器”化；另一方面机器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隔开了，把劳动效用与人的体能关系也隔开了(一个小孩的体力也可以操纵万吨压力)。机器作为知识综合体，迫使人们把生产效率由对实践中零散的经验依赖，转向对系统知识体系的依赖，转向对基础科学的依赖。机器为开发性劳动长久的介入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工业生产初、中期，由于重复性劳动占据生产劳动的主要地位，生产效用基本稳定。生产围绕工具形成一个个自主经营体，所以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表现为企业生产的增长，表现为局部剩余劳动量的增长，企业的生命线就是利润或剩余价值。而科技成果的经济作用与普通物质产品一样，都是为了资本的利润实现服务的。技术垄断，只不过是资本垄断的现代化外衣。一句话，在这一生产力时期，开发性劳动是为重复性劳动服务的。

但是开发性劳动在属性与机制上毕竟不同于传统劳动，在开发性劳动与工具的关系中，不是劳动在依附于工具，而是劳动在主导工具发展，机器本身也是开发目标，所以机器生产发展规模越大，科技劳动（开发性劳动的主要体现）的领域就越广泛，科技劳动的独立性和生产主导性就越强，劳动的社会属性就越强。在此基本关系的引导下，财富生产中重复性劳动日益依附于开发性劳动，局部利益日益服从于整体利益。社会经济运动中局部效率优先逐步转向以效用开发为主的整体效率优先。由于机器人(智能化机器)是将体力劳动从生产一线解脱出来的关键，所以机器人的普及将是上述社会生产升级转变的标志。　　

由此可见，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的生产关系，是人类在物质改造中互为里表的作用关系。前者向自然纵深开发物质属性，后者就重复落实对物质属性的运用。但是生产开发的领域会不断挤占重复性劳动所固守的传统生产领地。机器功能越强大，一线活劳动效率所能发挥的空间就越有限。因此生产一线的劳动效率会硬化，在效率硬化的基础上，生产的社会规划会加强，人们将不再围绕个别工具（机器）形成自主经营体，而是围绕知识更新形成自主经营体。由此经济增长的变量，不再集中于企业这个微观层次，而是提升到了社会和宏观的层次。局部生产的效率“自私”要求会减弱，私有制社会借助生产力的这个进步，全面转向公有制。　　

由于效用与效用之间是相互配套的，因此个别劳动效用反映了整个社会效用体系，就像一滴水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一个细胞可以包含整体遗传密码一样，它具有全息功能。技术革新尽管改进的可能是极微小的一部分效用，但它代表了整个人类生产能力在这方面前进了一步，一系列的社会配套效用和生产运行方式都要随之改变。所以开发性劳动成果虽然在现阶段是以专利的形式个别表现，大多数效用开发是依靠资本力量各自分散独立进行，一般科研组织在经营效益上也要追求个别收益，但是运用现有知识开发新知识，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协作和知识交流的系统工程。它的动力根本上来源于社会利益，它的生产周期由知识产品的更新期所决定。也正因此，只要效用开发进入较高层次，例如进入基因、纳米、太空、机器人等现代核心技术的开发，开发性劳动的社会性马上就会通过社会的协调行为、利益分配、组织结构等一系列变化显示出来。目前高层次的科技开发都有国家或国际的参与，企业自主的科技开发，其协作面越广效率越高效益越好。由此可看出，开发性劳动的效率是发散的而不是内敛的。也就是说，生产效率是外向互补的，而不是绝对自私的。协作成为开发性劳动的重要生产特征。

重复使得劳动效果不断被复制，使得劳动效果与劳动耗费之间构成线性相关，劳动成果成为劳动时间的精确折射，生产成本变得可预期与可调控。一句话，重复性劳动是资本机制形成的胚胎，而资本机制是重复性劳动的最高生产形态。但在效用开发过程中，劳动需要避免重复，生产条件中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倚重确定性与重复性的资本生产方式对此不得不进行伤筋动骨的适应。不断的重组、兼并与改造，无非是要以雄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去应付变幻莫测的科技开发领域。但资本循环一旦进入了开发性劳动为主的领域，事情本质就起了变化：　　

1、资本效率由内在控制转向外部协调。个别开发需要整体协调来降低风险，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资本能够长期垄断产品的效用开发，所以资本只要服从因效用开发而赢利的生产方式，就需要扩大社会协调与交流面，需要以社会受益的目标为自身目标，结果是资本的社会性增强。资本差异转为社会利益衡量中的效用差异，这就使以自我利润为中心的效率模式转向社会协调中的局部效率竞争模式。陈云指出的“鸟笼经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统筹”，都包含了社会利益与个别利益需要协调的含义。　　

2、生产机制由单赢目标转向多赢目标。因为在企业获得利润的同时，产品效用的更新也对社会产生利益。形象的说，大桥建设不仅使建桥公司获利，也使地方交通获益。而且地方交通的获益要大过建桥利润。这就产生了依靠效用增殖的生产方式。所以社会生产的管理者再仅以企业剩余劳动来衡量社会财富，就剥夺和压制了劳动效用对社会财富和利润形成的主体作用。因为社会有相当大的利润(财富)实际来自剩余使用价值（新知识或新工具）而不是剩余价值。　　

3、劳动对立普遍由绝对性转向相对性。科技进步受益最大的是社会。在社会效率与企业效率通过效用开发联系在一起之后，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也有了相通之处。生产责任不再由个别资本运动独立承担，信息资源的共享、生产方与消费方的合作乃至科技创新的攻关等等，都包含了社会意志的协调，也包含了社会管理的责任。　　

4、劳动权益主体地位增强。借助法人资本外壳自立的劳动产权(后面还会有专门的分析)，因为本质上“唯社会效率是举”，有能力处理好局部劳动之间的差异竞争和社会利益的协调关系。所以在私有制实践中，它会导致私有生产转向公有生产；而在公有制实践中，它会导致以政府代表社会意志的“以政代企、政企不分”生产管理模式，转向“政企相对分开，劳动产权清晰”的生产管理模式。　　

开发性劳动的形式高度抽象，劳动成果也高度抽象（也许几年的劳动成果只不过是一纸公式）。那么开发性劳动的效益体现在何处？开发性劳动主导价值增长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开发性劳动本身是复杂劳动，相对于简单劳动在价值衡量上有优势；二是开发性劳动与高效用相联，这种高效用可以视之为剩余使用价值（因为相对于旧的劳动耗费投入产出比，开发性劳动带来了更多更优的物质产出），有利于市场竞争中的价值实现和扩张。例如，可以专门为剩余使用价值增发货币（价值符号），也可以通过剩余使用价值吸收金融泡沫（滥发的货币）。由于个别效用是与社会效用体系各方相关的，所以开发性劳动产生的效益是“双赢”或“多赢”。既企业可以得到利润，社会可以得到剩余使用价值，消费者利益可以得到增长。如果以开发性劳动作为生产动力，将形成新的社会生产方式。　　

三、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形成　　

效用在生产中是劳动共性的体现，在经济运动中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一个社会经济进步的评价指标。在财富增殖机制中，效用首先是作为社会生产生活所依托的物质平台发挥作用。例如汽车与火车效用系统就是我们目前劳动消耗所依托的陆地交通平台。平台提升所带来的物质财富效应，是一种长期的面式效应。这就好比大桥对沟通两岸的经济作用以及科技对生产的经济作用，它的受益不是以某个建桥企业或科技企业获利这种点来计算，而是以经济区域这种面来计算。它对价值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产品交换的按质论价环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产品的长期消费效果上。而且这种消费效果是以面而不是点来体现的，所以社会所得到的财富增长不是以个别企业自然数方式的积累增长，而是以倍数或指数形式跳跃扩张。这种以指数方式增长财富的能力是个别资本剩余价值积累机制所无法比拟的。　　

新的效用平台一旦形成，就不会再退回到落后状态。因为用于知识创新的社会消耗是短期的，而效用收益是长期的。这种全面、叠加、长期的收大于支经济效应，就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成立的依据。　　

人们早就认识到劳动效用的这个面式作用特征。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等，这种历史断代方法表面上是在以工具效用划分社会形态，实际上也是在以劳动效用划分生产力时代。在任何情况下人类都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时间维持生存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劳动效用情况下，劳动时间所代表的物质财富不同。生产愈进步劳动效用就愈高。所以社会进步实际是依靠效用提升来进步的。经济进步史也就是生产协作不断扩张的历史，是生产利益不断社会化的历史。　　

劳动效用也可以视作是劳动的投入产出状况，它直接反映了人与自然这个生产本质关系的现状。以人与物的互动关系为核心，展开人与人的互利行为，展开人与物的共同进化。所以当人们要依托效用提升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时，那一定是社会整体的经营行为。因为只有超越了个别经济利益，超越了局部利润争夺，效用对社会进步的关键性作用才会凸现出来，人们才能直接感受到生产中人与物的效率制约关系。效用增殖是自觉的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映为生产力水平，反映为生产效率）去统帅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为社会关系）。用人的解放去直接推动生产力，这就为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运动，构建了一个科学合理的经济基础。　　

当人们根据产品效用来评判其价值时，效用成为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沟通点；当社会需要根据消费效果来确定效用提升的依据和方向时，效用成为生产与消费的沟通点；当效用提升成为宏观管理与微观生产的共同奋斗目标时，效用又成为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的沟通点。效用作为经济运动所依托的物质平台，它有能力也有资格引导社会经济进步。效用增殖给世界带来的是与资本社会全然不同的生产生活新天地。　　

围绕效用提升而展开的价值循环机制，我们称之为效用增殖生产方式。推动效用增殖的劳动主体是开发性劳动。在重复性劳动占据生产劳动主体的时期，重复性劳动的利益得失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资本的利益得失局限了我们的财富视野。只有当科技应用的利益普遍超越了局部经济的利益得失，当重复性劳动为主体的社会生产，在矛盾冲突中向开发性劳动为主体的社会生产不可阻挡的过渡，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顽强建立，人们才会考虑依托劳动共性、依托社会利益所建立的生产增殖方式应该如何运行。　　

由于社会效用体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决定了效用增殖是从整体和全方位的高度来把握人与物的互動关系。由此引申出的逻辑是：1、效用关联涵括一切，一切事物都存在利益关系。因此不仅仅是环境保护这一类指标具有经济利益属性，就是社会人文指标也在利益相关之列。例如社会文盲率，社会道德状况等等，它关注一切社会改造。效用相关，使社会生产中各自对应的局部劳动也产生了利益连带关系。局部劳动之间再也不是绝对对立，你死我活。而是相对对立，双赢共进。这是人们在经济领域脱离兽性，脱离“丛林法则”的起点。　　

2、效用增殖是从社会总成本、总的费效比准则去指导经济运动，去衡量一切经济利益的得失。社会总劳动时间与总产量之比（总的费效比）成为经济运动的核心问题。　　

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既然人与物的对应关系已经掀去了资本的面纱，直接以效率局限消费的矛盾方式摆在了社会面前，那么限制社会进步的效用关系就成为全社会改造的对象。依据效率调节社会资源而不是依据利润调节就成为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在社会生产中重复性劳动占据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在大多数企业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情况下，这种总的费效比准则会落实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评判标准――最新效用价格比。其目的就是要做到，企业在追求降低成本时，要考虑社会成本；企业在追求利润时，要考虑社会利润。总之，一切重复性劳动都要服从开发性劳动的引导。　　

3、由于劳动存在量上和质上兩方面的进步，（我們也可以看成劳动在个性与共性上各有演变）。所以社会生产也会形成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两种生产机制，财富也会形成两种不同的增长途径。因此社会资源不会仅仅只有市场交换一种分配渠道，直接的按比例进行社会分配也是财富增殖的重要手段。

由于效用体现了劳动共性，那么效用增殖机制也就先天的具有社会性。而能将这种经济机制的社会性完全舒展开的社会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在历史的进展中，是由生产方式的进步导致成立公有制，（例如因为资本增殖机制向效用增殖机制的转化，导致社会制度由私有向公有转化）；还是先由公有制建立后再引导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形成，则要由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无论是哪种选择，公有制和效用增殖机制都是社会进步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践中，人们领略了新生产方式的威力。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其实就是在大规模的提升社会效用平台。扫盲、义务教育、水利建设、兴建铁路、城乡基本推行全面就业政策、农村合作医疗、为重化工业体系奠基等等，哪一项工程都不是在追求眼前的资本赢利和政府财政回报。但是哪一项的劳动投入都得到社会实现（都是社会进步最渴求的支撑点，它没有理由不得到实现），国家经济实力反而得到增强。将社会生产直接围绕人的需求而不是利润的需求展开，社会资源就得到了真正高效的运用。这是社会经济在宏观层次上的节约和高效。而人在经济条件上的解放，又进一步推动生产效用的提高。改造自然，发展自身。生产的社会意义在这里直接体现出来。这也是毛泽东时代在物质财富十分贫乏的基础上，仍能实现高度文明的社会制度的重要原因。　　

与私有制相比，公有制有两个生产效率系统，其实也就是有两个财富增殖系统。在企业效率和剩余价值增殖的背后，还有一个由先进政党和政府所操控的效用增殖系统。这两个财富增殖系统的劳动源泉不同，前者依靠重复性劳动，后者依靠的是知识创新，是开发性劳动。前者只依靠市场交换环节实现财富价值，后者却增加了按比例分配环节实现财富价值。一方面效用增殖是企业增殖的靠山和效用平台。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效用增殖持续不断的为企业拓展价值的增殖空间，企业劳动的效率和含金量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效用增殖本身通过广泛动员社会资源，通过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通过经济制度设计等一系列措施，不断提升社会的宏观效用平台，跨过企业或者是市场交换环节，直接将生产资源转化为社会财富。例如遍布全国各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合作医疗、农业良种推广、互助合作的集体化、科技攻关、“两弹一星”大会战等等，这些都是宏观效率的体现。公有制与私有制在正常经济发展中都会出现许多失误，但是前者的经济发展速度一般是超过后者，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以及越来越多的生产效率是在企业之外形成。现代农业的丰收，需要依靠水利与基因工程。而这两种工作都不是个体农民自己能左右的。各行各业的发展都是如此，都像登月工程一样，是一个庞大生产系统综合协调的结果。我们难道只能等市场机制把生产的各方面条件都通过利润导向协调好才能发展自己吗？显然是虚幻的彼岸，就是老牌的市场机制社会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仅以局部利益的得失（企业利润损益）去衡量财富的形成，就丢失了主要的也是最大的一块财富源泉（由效用增殖所形成的社会收入）。　　

因为以重复性劳动为主的企业，实行资本增殖的企业，通过交换环节而获得的利润是其生命线。所以宏观利益只要在交换环节中的价值尺度上赋予宏观效率的要求，就将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衔接上。这个价值尺度就是最新（也可以视作是最优）效用价格比。当企业的利润率已经超过效用价格比所应得的利润幅度时，社会通过强行压价的方式来抑制经济泡沫。这就迫使企业（无论属于国有还是私有）只有通过提升效率来增加利润，迫使企业经营总是走在顾及社会利益的轨道上。　　

强行压价有三个作用，1、会淘汰一批低效率企业，并且抑制部分企业利用垄断等条件实行社会财富的不当转移。确保了社会资源的高效应用。2、因为压价是依据高效企业的赢利状况来确定（最优效用价格比），确保了生产企业优胜劣汰的发展机制。３、通过压价使社会享受效率红利。使价格没有脱离价值轨道，使货币信用没有脱离社会效率的牵制。因此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不会出现牛奶倒入大海的现象。对最新效用价格比的专门考察，我们在本文第四章展开。这里简要说明的是，市场中的资源分配以市场最新效用价格比为依据，反映了人对自然，对生产力的客观性、对自身创造有限性的承认；也反映了分配关系首先要服从和服务于效率关系这一经济运动中的金科玉律。企业利润再也不是生产运动的唯一支撑点，社会利润、社会利益成为生产运动的最高裁判。可能有人担心，企业的科技创新毕竟是个别和偶然事件，要求企业保持一种创新的常态恐怕不现实。仅仅依靠企业力量搞开发，恰恰是私有经济的局限所在。在效用增殖机制指引下，局部劳动差异相对于社会效率并不是绝对对立，而是互助互动的。　　

通过各种创新，在同等的劳动耗费或者资源耗费基础上，创造更多效用，这是一种典型的内生增量机制。自己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且有自己内在的效率规范机制。这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有资格有能力引领市场经济潮流的内在保证。与资本的内生增量不同的是，它不是以资本为增殖依据，而是以效率为增殖依据。在开发性劳动的主导下，它是对外协作，效益对外发散的。依据效率的要求，生产协作不但会突破企业私有的界限，也会突破国家所有的界限。生产费效比所顾及的范围越广，劳动的效率就越高，效用平台的受益面就越大。最终全球经济都会服从一个总的费效比准则。

由于效率的提高与知识的创新成正比，因此新知识愈多，需要探究的未知点也就愈多，与此相关的产业链也就拉长。由此工作岗位自然也就越多。知识的创新是无止境的，因此生产的扩张也是无止境。效用增殖本能的要求全面就业，充分就业。效用增殖，实际就是通过生产实践的方式来推动人的进步，人的解放。

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围绕效用提升（实际也是效率提升）而展开。整个价值增殖因果链是，因效率提升而导致物质产品增多，因物质产品增多而导致价值增加（社会可以依据效率提升的幅度人为增加货币信用），因价值增加而导致生产效率有能力进一步提高。而生产效率提高又导致物质产品进一步增加。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资本运动的价值因果链是：因利润增长而导致货币信用增长，而货币信用增长导致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当生产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致使利润再也保持不了原有水平时，增长的货币信用就成为经济泡沫。当人们继续依靠泡沫保持利润增长和经济繁荣时，资本生产实际已经变成了“击鼓传花”的游戏。当价值因果链在最脆弱的环节断裂后，繁荣转化为萧条，于是新一轮的财富增殖游戏又重新开始。　　

一个是以效率为依托展开的价值增殖，一个是以利润为依托展开的价值增殖。难道利润就不是效率的反映？答案是：如果企业利润能够真实反映企业生产效率，那么就意味着局部利益兼顾了社会利益。因为我们知道，效用是劳动共性的反映，是社会利益在个别劳动身上的体现。问题恰恰是出在这里。在私有社会关系和垄断条件的影响下，“自私”的企业利润必然脱离自身效率实际状况而疯涨。由于资本机制是依托利润生存，所以面对利润畸形它只能是随风起舞而无能为力。而效用增殖是将效用平台（效率）放在生产的首要目标。价值运动和利润指标只不过是提升效率的手段。所以效用增殖有能力制约企业利润必须真实反映生产效率。　　

在社会经济运动中，总的费效比准则就像一根定海神针，牢牢把握住了社会效率提高的方向，明辨了利润分配的尺度。　　

有人可能以为所谓宏观效率就是服务于微观经济的效率，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提法，就已经包含这种观念。其实宏观效率更多的是指微观经济体已经不能承载的生产效率。例如科技开发与资源协调。所以二者应该是宏观主导，微观积极适应的互动关系，只不过在特定经济时期各有所侧重罢了。以劳动共性引导劳动个性，以开发性劳动引导重复性劳动，则劳动效率日新月异。以劳动共性局限于劳动个性，以开发性劳动为重复性劳动增长服务，则劳动效率日趋停滞。　　

由于劳动效用所具有的共性，决定了生产效用平台的提升，是一个社会协作的行为。而效用提升所带来的利益回报，也具有广泛性、长期性、比例化的特点。所谓广泛性，是指任何一点的科技进步或者是效用提升，都意味着是社会整体的进步。所以这种进步不能仅仅视作是局部受益，而应视作是社会全局的受益。因此局部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表达为国民总收入有所提高，由此转化为全体劳动者的收益有所提高。全体劳动者与个别科技进步之间形成了一个广泛呼应的利益互动机制。所谓长期性，是指效用平台一旦提升，就不会再倒退回去，它将长远发挥作用。就像铁路或者水坝建成后产生长远效益一样，劳动者的受益不会是一次性回报，而是像专利有效期一样，会有一个长达数年的利益回报期。所谓比例化，是指在效用提升的社会协作过程中，依据协作成员重要性的大小，会形成利益回报的比例化分配机制。例如在煤矿机器人的研制推广过程中，矿工的受益比例会高于社会的平均受益水平。当然，这些回报有可能是采取货币方式，也有可能是其他福利方式等等。　　

消费环节在效用增殖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仅因为消费是一切效用优劣的最终裁判官，也不仅仅因为效用的价值体现与物质回报是在消费环节实现，从而将生产利益延伸到了消费领域。（这一点与资本机制有所不同。资本机制是只要在交换环节实现了产品价值，资本增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形象的说，一座大桥的建成和付款交割，完成了一个资本的价值增殖周期。而这座大桥在使用中对两岸沟通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很多不是用金钱来表现的)，则是在实现一个社会资本的价值增殖周期，在实现效用增殖的生产周期。，更重要的是，消费环节既将物质效用转化为最重要的效用――人的效用（各种生活消耗都是为人服务的），又将凝固的劳动时间（以货币表现的价值）返还给生产领域，使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扩张的物质条件。所以消费环节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过程就是另一种内容的生产过程，如果二者一定要作专门的区别，那么产品消费期就是效用投资的回报期，消费效率左右了再生产的扩张能力，消费结构在引导生产结构，消费能力制约生产规模，消费评价成为生产的最高评价。

效用增殖的价值循环周期，是以消费效益为依据开始投入，也是以在消费中实现自身价值为终点。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一致。因此生产方对消费方不但不能坑崩拐骗，还需要与消费方一起，将产品效用实现到底。并根据消费需求，确定效用提升的目标和方向。资本生产由于其真正的价值循环是在消费环节之前的交换环节就已经实现。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达不到完全一致，这为经济欺诈提供了制度缺陷。

对企业而言，消费支出的价值不可能再返回到企业的价值增殖链内，所以企业将消费支出视为成本开支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侧重宏观收益的效用增殖机制而言，却不能这么看。因为微观企业的价值支出是在宏观价值运动的框框里运行。也就是说，企业的工资开支会转变为学校、医院、粮食、服装等行业的收入。企业的原材料开支会转为原材料企业的收入等等。从总体看，这些微观开支都不过是在作价值转移（因为消费就是另一种内容的生产）。而作为宏观生产的价值即使有对外交流，总体上也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时间满足自己生存消耗。劳动时间的总量因为每年变化不大在此可以看作是一个常量，能够变化的只有劳动效率。所以只有总的成本（投入）与总产出之比，总的劳动时间与物质产出之比，才决定了宏观生产的生存地位。具体的说，在同等支出下，世界平均产钢能力为100吨，而某国的能力为10吨。则该国的钢生产行业就会被淘汰。

由上面分析可看出，劳动者的收入，恰恰是生产下一步扩张的动力和物质条件。所以在效用增殖机制中，劳动者的工资并非越低越好，而是“水涨船高”，稳定的追随社会效率浮动，才能稳定保持生产增长。这是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与资本增殖方式在价值激励机制上的关键区别。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意味着劳动者消费能力需要与效用价格比（生产能力的表现，也是劳动的投入产出比）挂钩，只要效用价格比超过传统水平，就意味该效用所对应的劳动时间出现空档，就可以尽量人为增加社会购买力，以此推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良性互动，加快劳动效用和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　　

一方面劳动者的收入随着生产效率提高而不断增高；另一方面，产品价格又随着生产效率提高，活劳动耗费减少而走低。效用增殖的这种高收入低耗费的价值运动发展趋势，既是为社会共同富裕提供了经济机制上的保障，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必经之路。　　

所以说工人失业，对个人是经济灾难，对社会生产也是收益损失。压抑了人们的生活利益，也就等于压抑了劳动效用。压抑了人们私的消费要求，也就等于压抑了公的生产要求。压抑了消费，也就等于压抑了生产。对正当私利压抑的越厉害，劳动的社会(效用)优越性也就被压抑的越厉害，公有经济的进步自然就越艰难。依据这一观点，以压制消费、牺牲奉献为特征的计划机制，只能看作是适应战争时期或开创奠基时期等特殊环境下的公有制经济特征，还不能算是公有制的本质特征。　　

效用增殖不把对人的普遍生活水平改善看作是成本，是负担，而是看作生产扩张的前提，是因为劳动效用是效用增殖的核心，只有人的生活进步和素质提高，效用增殖中的价值才能实现，效用提升才能保持上升空间。生活水平停滞，效用创新也就停滞。毛主席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①。效用增殖实际也是主席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体现。而私有经济所讲的投资回报，都是小圈子利益。人的生活费用在小圈子机制（资本机制）中由于只有支出没有回收，自然看作是负担。

资本生产在压抑劳动者收入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压抑了生产资料（其他企业的生产成果）价值的实现。于是生产资料的过剩，又导致生产资料提供方的劳动力失业。而劳动力的失业，又导致生产生活资料进一步过剩，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资本的价值得失观也是局部利益的得失观，以局部利益的得失尺度来左右社会经济的宏观运动，自然就会导致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应关系失衡。　　

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有多少种衔接方式，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就会有多少种互动机制。劳动者的企业收益取决于局部劳动效率的提高，而社会收益取决于社会效率的提高。　　

因效用提升而产生的宏观利润，一般是通过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福利待遇的方式，（例如全民的义务教育、公费医疗、养老福利等内容），返还社会。而对于一些开发性劳动比重高的企业，（例如科研单位），对社会影响面较大的企业（例如学校。医院、电力、邮电、铁路等行业），国家对企业劳动者收入又会形成基本工资与效益分红两部分。基本工资与社会效率挂钩，而效益分红与企业效率挂钩。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现在许多发达国家直接依靠企业税收就能实现高福利，何必要区分宏观利润与微观利润呢？问题在于高福利所消费的财富同样要花费劳动时间。以重复性劳动方式和资本机制是维持不了这种入不敷出的高福利局面，除非能够以资本盘剥方式转移他国财富。而开发性劳动与效用增殖机制是以非线性关系增长财富，物质财富的劳动耗费不断降低，因此有能力支持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　　

因社会效用提升而产生的收益，无论是通过宏观渠道分配（例如通过社会福利方式等）还是通过微观渠道分配，按比例分配都是重要准则。这是因为生产的协作性决定了劳动差异只是相对差异，只能按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的比例差异体现生产利益。所以在以平等竞争为主的经济环境中，利益分配以效用价格比为主；在以协作为主的经济环境中，利益分配以按比例分配准则为主。当然这两种分配方式也不是绝然分开，例如在效用价格比的引导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助与沟通也有了利益共同点。　　

按比例分配有三个生产作用，1、将社会效率与局部和个人的收益挂钩。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有效用价格比的价值准则引导，企业经营还是体现了社会利益。如果企业内部在初次分配中又对个人实行按比例分配的分配准则，这意味着个人劳动差异通过效率尺度与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率挂了钩。　　

在资本生产中的初次分配，企业效率收益归资本所有，劳动者是没有资格将自身收益与社会效率挂钩的。这是雇佣工资的特点，也意味着个人生产积极性与社会进步脱了节。由此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只成了个别人的善行。只有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劳动者才有可能将自己的收益与一线生产效率挂钩。并在效用价格比的裁决下，将自己的生产积极性与社会崇高目标挂钩。社会理想成了社会进步的发动机。　　

在协作为主的经济环境中，按比例分配是将个人劳动效用与社会效用通过价值反馈联系在了一起。这意味着私与公建立了利益联系，也意味着个人的经济行为在社会利益回报中有了相关的经济责任。　　

这种按比例分配将各种生产效率因素联系在一起，科技协作，生产与消费的协作自然会产生。因为大家都是服务于社会利益，受益于社会利益，损害对方也等于是损害自己，所以各企业的利润竞争，自然都会朝提高劳动效率的方向努力。按比例分配的作用广泛并且尚有许多值得深究的地方，但这里不再作进一步探讨。例如我国现行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准则是“五五分成”，“国税”与“地税”的划分等等，都是按比例分配思路的体现。　　

2、从经济制度上化解了官僚阶层。社会财富的分割是官僚阶层形成的经济“土壤”。在按比例分配关系中，社会管理层的财富比例虽然会高一些，但是它的价值利益链已经与社会大众连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那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利益分配方式不存在了，官僚阶层自然也就还原为管理阶层。马克思指出：“英国国教会，对于在三十九个信条中攻击三十八条的人还会原谅，而不会原谅一个夺去他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 ②。如果我们将官员的收入水平与当地社会的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按比例相联，我们还用担心扶贫工作做的不好吗？在收益以比例相联的情况下，剥夺了穷人，也就等于剥夺了自己。改变利益分配方式，是比官员公布财产或者开展政治运动更根本更有效的做法。　　

如果将效用提升视作是社会利益或大圈子利益，那么以往的资本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都可以视作是小圈子利益。效用增殖机制要求小圈子利益必须符合大圈子利益才予以社会认可，这是因为局部劳动耗费需要与效用关联。由于效用增殖机制中的利润不再是依赖于小圈子利益分配，而是必须直接或间接的服务于社会效用的提升。通过按比例分配方式把小圈子利益与社会利益挂钩，把局部效率与社会效率相联，无形中就化解了小圈子利益。

一切效用都是对人而言的，人是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价值运动服务于效用增殖，无形中就提升了价值使用的效率。当社会总产值（或者是一套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指标）的升降与所有局部收入都联系到一起之后，社会各种经济力量的协作，利益矛盾的协调，就有了根本利益一致的依托，有了相互沟通的基础。从而大大提升了社会进步的活力。　　

很多人都认为公有经济就是垄断经济，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垄断通常是作为社会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措施出现，例如战争时期、新制度奠基开创时期等等。长期垄断则会将社会利益小圈子化。形象的说，就是公共利益私有化、官僚化、集团派系化。如果垄断作为计划经济的特征出现，恰恰说明这个计划经济是不成熟的。

3、提升和明晰了劳动权益。在开发性劳动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在公有制和效用增殖机制的支持下，劳动权益加强并开始构造新的社会经济秩序。如果说最新效用价格比将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到一起，将社会效率的要求贯彻到企业一级，那么劳动产权就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到一起，将社会效率、社会利益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劳动者。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在本文的第五章展开，这里不再作专门论述。　　

由于是消费而不是利润成为生产的直接目标，生产的社会属性已经在生产机制中得到体现，生产自身的效率状态也就直接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依据。所以“效率面前人人平等”成为效用增殖经济秩序的基石。这与资本增殖经济秩序中的“利润面前人人平等”形成鲜明对照。效用增殖机制体现的是多方兼顾的大圈子效率和利益（社会利益），资本增殖体现的是有我无你的小圈子效率和利益。二者对局部劳动差异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在前者看来，局部劳动差异允许表现为利润差异，但是利润差异应该是局部效率差异的真实反应；而在后者看来，利润差异是高于一切的，有没有反映局部效率差异并不重要。所以同是利润、成本、负债等价值指标，前者打上了深深的社会责任的烙印。　　

在战后恢复性建设中，由于人们此时压倒一切的生产目标是恢复以前的社会效用体系，于是资本增殖和小圈子利益让位于社会效用体系重建。效用增殖的作用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也能得到发挥。战前愈是生产力发达的国家，战后重建就愈快繁荣。等到为资本秩序服务的社会效用体系完成之后，资本利益的发展自然成为主旋律，小圈子利益的狭窄迫使经济发展速度顿时缓慢下来，进入了危机频发的周期。公有制也有这种现象，当社会生产效用“一穷二白”与世界差距很大时，为追赶效用先进水平，全国积聚力量提升社会效用。当社会工农业效用体系基本成形并达到资本的生产水平之后，向往资本增殖机制和经济秩序的社会意愿就会猛然高涨。此时小圈子效率和利益与大圈子效率（社会效率）和公共利益会发生激烈冲突。当然，在先进生产力的强力支持下，资本增殖与私有利益最终要服从大圈子效率和公共利益的引导。　　

开发性劳动坚持整体效率至上，而重复性劳动又坚持局部效率至上，这二者是矛盾的。反映到社会经济中，就表现为两种生产机制和两种产权的斗争；表现为法人效率与资本效率，法人产权与资本产权的斗争；表现为生产效率是能够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础上，还是不能够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础上的斗争；表现为“公”与“私”的斗争。在这种矛盾的驱使下，经济运动的微观主体——企业，表现出既要发展科技又要垄断科技；既要追求资本控制，又要实行法人代理；微观生产上坚持压低工资成本，宏观管理上又要想方设法扩大市场内需；既要自由竞争，又要市场垄断；既要社会公正，又希望自己能拥有特权等等一系列的矛盾追求。其实这种矛盾何止是表现在企业层面，可以说每一个经济层次都是这种矛盾的统一体。国家经济在世界市场中属于局部利益，所以无论它是私有制国家还是公有制国家，面对世界市场，它表现为资本角色，追求以国家为单位的局部利益。而面对国家的管辖区域，它又表现为社会管理角色，要坚持整体效率至上，整体利益至上。否则国家的管理职能和管理资格就要被质疑、被削弱。在行政管理为主的经济体系中，各省、市、县的经济运作都是如此。对上它表现为资本机制，力求维护自己的局部利益；对下却又要求“全局一盘棋”，维护整体利益了。　　

从本质上说，劳动本身是一个数量与效用的对立统一体，二者对财富的作用机理不同，在经济运动中就表现为数量增长机制与效用增长机制的冲突，表现为劳动效用张扬与数量张扬之间的冲突，所以二者的关系既对立又互补，否定哪一方都不正常（反映到传统的宏观经济运动中，通常表现为计划与市场的对立统一关系）。两种效率机制的矛盾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以什么样的方式共存和发展，这不以社会自身的意愿为转移，而是由生产力水平——这个人类劳动的历史沉淀层来决定。因为一切劳动效率都是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形成，并为当时的生产力运动服务的。　　

由于工具是将劳动数量变成劳动效用的转换器，它不仅制约了劳动的基本消耗量，还将劳动数量与效用两个对立面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说到底，工具的转换能力决定了劳动数量与效用的对立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层次上展开。一般而言，能使劳动由重复性动作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如自动化和智能化机器），是区分社会生产由重复性劳动为主发展到开发性劳动为主的标志。由此可知，我们现在正处于劳动数量增殖与劳动效用增殖并重的生产力过渡时期，处于资本效率与劳动效率、资本积极性与劳动积极性并重的过渡时期。现在中国已经取得在社会制度上的先机-------公有制，我们只有顺势坚持以效用开发指导价值运动，以效用增殖改造资本增殖，才能占得社会生产运动的先机，并引导现代经济潮流的走向。　　

因为公有制的基本生产资料所有权已经抽象化（全民化），社会生产管理在宏观上必然顾及整体利益。而整体利益是以互有关联的效用体系的方式体现。但是目前公有制的生产水平落后又是以重复性劳动为主。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重复性劳动衡量劳动差异的标准与开发性劳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以平均效用下的劳动时间耗费来区别劳动差异，所以劳动差异表现为传统价值差异，体现差异的标准是对局部消耗计算的越精细越好；后者是以劳动成果的效用差异来衡量劳动差异(以质论价，实行最优效用价格比标准)。劳动成果因为有社会协作的因素在内，有消费方的利益在内，所以不可能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为尺度。

这就形成公有制在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矛盾冲突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利益矛盾：宏观层次上的效用增殖机制与微观层次上的传统价值评判标准相冲突。到底以哪一个利益标准来指导经济运动才合理？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如何衔接？社会分配上如何调节各行业的苦乐不均？这既是历届计划管理者头痛的问题，也是公有制发展所遇到的挑战。围绕宏观管理中的效用差异标准一直难于落实到微观经济的重复性劳动差异标准上去的矛盾，有两种不同的对应观点，一种是将宏观层次上的效用增殖机制完全解体，只讲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价值与利润，不讲社会公正与公平，以适应微观生产运动的价值差异和价值机制诉求。但是它遇到的问题是，公正与公平恰恰是社会效用平台先进的表现。因为社会效用平台的解体和矮化，将导致依托高效用平台运作的劳动时间大规模低效贬值和泡沫化。原来在协作中只要一个小时劳动耗费就能达到的生产效果，现在因为社会效用平台的解体可能耗费10个小时都不能完成。这难道不是价值的贬值？显然，降低效用平台就意味着生产倒退，人们是不愿意在有汽车和火车后，又退回到马车时代。　　

另一种对应观点是，强行贯彻宏观的效用增殖机制，只讲劳动奉献不讲个别劳动差异。今天我们还常常看到这种现象，对于公有制的经济秩序，只讲精神境界和政治觉悟，不讲责、权、利的对应关系。但是包括“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以及“吃饭不收钱”的公共食堂消费模式我们都曾尝试过。那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局部劳动差异标准，是我们人人每天“柴米油盐”的现实经济支撑点，这显然不是通过政治教育和改变分配方式就可以忽视和摧毁的。按照流行的说法，这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基础的矛盾。但是请不要小看这个矛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很大程度是因此而走入低谷。　　

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的矛盾冲突，本质上是劳动效用与劳动量消耗差异的矛盾冲突(因为前者侧重效用而后者侧重劳动量的个别消耗)。这既是物质运动在质与量上的矛盾展开，也是劳动统一性与个别性的矛盾展开。我们究竟是按照侧重重复性劳动的资本机制去处理效用与个别差异的矛盾，还是按照侧重开发性劳动的效用增殖机制去处理这对矛盾？　　

如果我们是按照前者去处理这对矛盾，那么整个社会的效用平台就要解体，经济秩序就要转向私有制。由于劳动共性与个性的绝对对立和不可调和，在强制性的经济平衡中，危机性和破坏性的经济周期不可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需要降低到“弱肉强食，丛林生存”的境界。由于生产力的进步，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财富的增长不能以个别资本的赢利为最终判断。即使像俄罗斯这样被视为私有化的国家，也大力加强表达效用功能的计划机制和国有经济。所以尽管有些人向往私有化，对社会资源也在做资本化的努力，但是基本生产资源社会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益，会阻止公有产权的进一步解体。　　

围绕现实的社会效用需求来制定生产中的人、财、物计划，是早期公有制经济的普遍特征。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运动是遍及整个社会的价值分配律。资金不断围绕社会最急需的地方流动。这种经济运行方式可以迅速简捷地构造一个完整的经济供求链，可以快速高效的组织效用开发，可以组建成一个单纯依靠效用增长、单纯依靠剩余使用价值增长的经济社会；在整个社会资源依据公有制规定服务于整个社会成员的过程中，无论是人的积极性还是资源的效用都得到社会张扬。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定，早期公有制经济有两个先天的弊病阻碍了社会效用的持续提升。一是公有制在建立初期，以国家行政机器贯彻社会意志，这在创业初期是不可避免的行为。但是长期以往，造成以行政级别取代劳动差异。表现为行政级别越高，生产干预能力就越高，利益的占有率也就越高。经济需求依靠行政权利由下至上传导，形成了政府与生产的利益交流介面，却割断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交流介面（生产与消费的直接交流介面至今仍是以市场渠道为主）。唯政府意志而动，唯行政命令而动，反而限定了经济运动的发展潜力，使生气勃勃的社会生产僵化。二是刚性的计划价格没有体现局部劳动差异。局部劳动差异是局部生产效率的体现，在此基础上生产的价值循环周期才能正常展开。传统计划价格顾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得失，顾及到局部生产单位的成本补偿，却没有顾及到效率尺度是价值运动的最高权威。很多效用提升例如兴建水利、修路筑桥等等，都存在着压抑价值、无偿使用的问题。这就迫使公有制在微观经济层次转向数量增长型的剩余价值生产机制，表现为企业核算重产量，轻质量。企业经营像资本生产一样以剩余劳动成为税收来源，在重复性劳动基础上的增产节约成为企业的主要赢利方式，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却形成多年一贯制。(因为缺乏提升效率的压力。)。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重复型劳动方式和资本积累型的生产方式不仅财富增长能力有限，而且与公有制属性在本质上又是冲突的，其运行环境还不如私有制来的有效。于是这又诱使人们产生全面私有化的冲动。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曾经指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力量和积极性在经济上就是通过提升效用而不是增加剩余价值的方式来实现。毛主席对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对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等论述，已经是从效用平衡、效用致富的角度进行阐述。例如我们要想多发展些重工业，反而就要先发展些农业和轻工业；要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方面的利益；财富的增长已经不是依靠对农民挖得更苦点等等。但是宏观效用增殖与微观资本增殖运动的冲突，劳动产权概念的模糊，行政差异取代劳动差异的问题等等，这些矛盾在我国经历20余年社会生产力布局之后，在传统计划体制中开始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体系出现市场化浪潮，劳动差异直接表现为价值差异。这对传统计划体制中以行政差异取代价值差异的价值传导体系是一种矫正。但在淡化经济的行政级别的同时，又出现另一种发展趋势，就是一切价值运动不是服务于提升效用，而是拆散效用平台以服务于资本增殖。我们知道资本增殖是局部劳动差异竞争的表现，效用体系一旦服务于资本增殖，就等于把效用的属性由社会利益降为局部利益了。因为社会价值运动依托的效用体系是相互衔接的，一旦效用平台被人为分割为局部效用，依托效用的价值也会随之贬值，所以将社会效用平台收缩而导致的价值增殖(利润增加)是假象，是得不偿失的经济行为。形象的说，教育系统收钱增多，是以社会文盲增多作代价平衡的。医院利润增加，是以社会健康水平下降作代价平衡的。劳动者的生存环境完全交由市场决定，是以社会治安恶化、人际关系恶化、大量的有毒食品、假药等出现作代价平衡的。　　

在效用引导价值的基础上，企业利润竞争由此被转移到为社会效用、劳动效用提升竞争的轨道上。因为以效用为中介所制定的生产与消费联盟，已经限定了其运动方式与方向。由此一切价值运动都将是围绕社会效用提升所展开。个别劳动、私有劳动因此也兼具有社会属性。在此基础上审视公有制生产的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先进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已经变得可容纳和可引导了。　　

所以生产力先进与否，不是看社会获得多少劳动量，(大规模的低水平重复性劳动，带来的是低效用的价值回报，和日益被淘汰的边缘地位)，而是看社会效用平台有多高。效用平台愈高，社会生产体系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就愈高，劳动的经济地位就愈强势，劳动价值符号(货币)的含金量就愈高。以中国卫星能上天的生产实力，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是不应该以装配车间和低值易耗品生产中心自居的。在用局部利润法则不断裁决和瓦解社会效用平台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钞票的增加与生产实力的下降成正比。

四、以最新效用价格比指导社会生产。

隐藏在产品中的劳动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人们只能依据产品的效用去判断产品中的劳动量。在生产工具标准化和生产工艺标准化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劳动动作被标准化，劳动的效果也被标准化，劳动耗费与劳动效果之间的比值固定，由此劳动耗费量也被标准化。在这一系列标准框架的基础上，人们凭借产品平均的使用价值(劳动效用)就能判定平均的劳动消耗，从而可靠地完成各生产过程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商品交换实践中，各生产主体之间在衡量产品交易中所包含的劳动耗费量时，自然会趋向一个平均值的标准。简单的说，要反映不断重复的耗费量，只有使用平均值。详细的说，这一方面是因为平均值反映社会生产中大多数生产主体的重复性劳动耗费状况，产品交换双方能够接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平均值稳定，不易受人为和个别事件的干扰）。借助这个平均值标准，各生产过程的劳动耗费量在交换环节得到真实的反映，从而维护了自己独立的生产利益，资本可以在投资前精确计算它的投资回报率等等。一个稳定的价值增殖经济秩序得以建立。这个平均值标准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③　　

产品使用价值偶尔更新一下，市场就会在新的效用标准基础上形成新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概念。问题是现在出现了劳动效用此起彼伏持续不断的改进与更新局面。而作为市场交易的买方，是依据平均的效用状况来判断对方费用并作支付依据的，只要卖方产品效用高出传统产品一倍，买方在经济利益上就允许以高出传统产品一倍的价格完成交易，因为交易双方都遵守了交易准则，都没有破坏价值规律，买方的经营也可以依此正常运作。正所谓“优质优价”，经济秩序一切正常。但这里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由于效用开发的作用，产品优质不一定高成本。因为效用改变与劳动耗费量改变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线性相关。例如激光照排技术，对印刷排版的效用提高了，但是劳动耗费反而下降。这对“等价交换”准则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它无法把握生产中真实的效费比了。建立在平均耗费与平均效用相对应基础上的，传承数千年的价值法则就是在这里开始走上历史的下坡路。　　

劳动效用变换的越快越频繁，这种背离就越明显。为维护独立的生产利益，人们在效用不断改进的环境中进行商品交易，必然要将新的费效比与旧的费效比相对照，按优质优价逻辑形成最新的商品效用价格比。这样当再有新产品问世时，最近期的劳动效用价格比就成了同类新产品的等价物。价格（也是社会价值）在这里成了衡量效用的劳动尺度。而近期效用又成了衡量新效用的对比物。因为价格在这里反映的是劳动（活劳动与死劳动）耗费的总体情况，所以效用价格比也可以视作是效用耗费比，是表达一个生产单位成果与耗费对应关系的效率指标。　　

平均必要的劳动量标准——旧价值标准由此逐步被效用价格比这种新标准所取代。在当代电子、软件等效用更新快的行业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新劳动效用一出现，现有产品纷纷降价，这种降价已不能用产品供过于求所能解释（许多产品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就被淘汰）。它是旧产品劳动效用在新效用标准挤压下的“缩水”，是传统价值在新价值标准裁决下的贬值。效用价格比与传统价值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以产品的使用价值（效用）作为劳动耗费是否有效的评判依据，不再是在平均效用的基础上评判时间耗费的平均值。具体的说，现代市场只看重劳动成果是否优质，不会去顾及资本家的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的价值构成是否得到市场实现。在物质财富与价值财富这个经济运动对立的两极，二者之间依靠效率尺度建立联系。而这把效率尺度现在已经由传统的价值尺度转变为最新效用价格比尺度了。　　

当然，最新劳动效用耗费（价格）比也不可能漫天要价，它至少要受到三方面因素制约。1、社会消费份额限制。新技术无论是提高了产品的消费效用，还是节约了劳动时间，它的影响只能是在社会消费量所确定的社会价值分配额度内，或者说受限于旧效用价格比所占据的价值额度。2、技术的创新能力。创新程度越难，新技术的垄断程度就越高，要价自然也就越高。反之越低；3、新技术使用的难易状况。新技术应用的风险程度越高，应用费用越高，其垄断性自然也就越低。这三点是技术垄断的克星，也是我们判断专利价格是否合理的一个依据。生产的进步最终会表明，隐藏在效用价格比背后的是效用时间比，但这要在传统价值形态消失以至共产主义生产初步形成后才会显露出来。　　

在最新效用耗费（价格）比的制约下，市场经济已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剩余价值主导的市场经济，而是效用主导的市场经济。其特征是市场竞争以效用竞争、科技竞争为主。依靠劳动力质优价廉、自然资源丰富、低税收等传统资本市场所青睐的条件并不能掌握现代市场的主动权。在最新效用价格比的作用下，大量传统劳动不能在市场得到实现，大量社会资源、资金、人力等等蜂拥向新开发或尚未开发的效用领域。但效用体系的整体性又决定了效用开发的经济价值不可能一枝独秀。例如，光纤的技术指标、资源利用的合理程度都要胜过铜电缆，但只有当商业对线路承载的信息量普遍有更高要求的时候，光纤改造的巨额投资才有回收的依据。人们才会考虑以光纤取代铜电缆。事实上效用开发的最高经济价值是体现在社会效用体系的最基础部位，体现在效用提升影响面最大的地方。所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首先是放在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基础效用的改善上。而对人们生活效用的提升，首先是放在基本收入和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上。　　

由此可见，落后效用提升越快，先进效用的经济价值就越有实现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效用开发的能力和深度也随之提高。（因为二者同处一个相互影响的效用体系之中）。这是一个效用与价值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也是一个科技应用和科技开发的对应互动关系，也是一个构建科技大厦的楼基和楼高的对应关系。依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技术垄断机制（当代资本垄断的体现），反而使自身的先进技术发展受到价值稀缺、需求稀缺的抑制。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帮助落后地区发展互联网，我们才有进一步提升互联网技术的实力与条件。我们只有帮助落后地区提升科技水平，我们自身的科技水平才有进一步提高的物质基础(价值基础与知识基础)。通过社会组织的大规模效用提升，可以使自身的投资与劳动得到顺利实现、使相关配套产业得到收益、使效用的消费方受益。这种生产、投资、消费三方收益、社会运筹的物质财富增长方式，这种既引导价值流向又引导市场开拓的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实际也是公有制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最新效用耗费（价格）比的影响下，传统资源稀缺的依据发生动摇。因为效用开发可以改变物质效用稀缺的布局。它使一切稀缺都归结于知识的稀缺和效率的稀缺。由此，资本市场、各种基金证券等都成为效用开发的工具，对资本赢利的前景预期会让位于对专利的赢利前景预期。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不但会证券化和大众投资化，并且会成为资本市场的核心与标志。各种价值手段都将围绕效用开发而竞争而展开。　　

各种新效用最终都影响和提升了社会总体的效用价格比，最终都反映为社会超常规生产比例的物质财富总增长上。货币发行总量需要追随物质财富总量增长，于是剩余使用价值（新效用）就是在这里转化为社会资本所拥有的剩余价值，转化为社会剩余购买力。这部分剩余购买力通常表现为因增发货币又未引起通货膨胀而得到的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基础上，社会第三产业得以扩大，科研力量加强。而科研力量的加强，又反过来推动效用平台进一步提高。　　

在经济史上只要有效用的大提升，就会有相对应的价值财富急速增长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资本主义的经济规模就是伴随效用的突破而产生。“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④。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经济，就生产力而言也需要三个条件，一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这意味着社会生产具备了社会意识的干预需要。二是生产效率的提升已经不能完全靠企业的力量完成。社会协作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因素。而智能化机器（机器人）的广泛普及与推广，是一个明显标志。这意味着社会利益、社会消费都在超越企业层次。三是社会分配完全服务于社会消费。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是否运用了公有资产，只要是为少数人提升素质和生活水平的生产方式，都是私有经济的标记，都是为小圈子利益服务的生产。只有为全部普通消费者提升素质和生活水平的生产方式，才是公有经济的标记。　　

在新效用提升的基础上，人为地补充价值形态，这意味着劳动新的有效性得到社会追认。它也表明劳动耗费量对财富的决定性作用正在被劳动效用所取代。在这里，价值实现的危机不是在市场交换环节解决，而是在新效用的开发过程中就需要解决。因为效用开发的依据就是消费方的需要。所以新效用一问世，它就以卖方市场的身份出现，价值形态就成了效用扩张的工具，成了扩大购买力的手段。　　

劳动时间“值钱不值钱”，不是看耗费了多少劳动，而是看耗费的劳动有多少效用。一条马路如果挖了再建，建好了再挖。它的真实价值只能是依据一条马路的一次效用耗费比来确定，后面几次的重复建设都是无用功，它的产值和利润都是由社会负责填补的价值亏空。因为这部分价值没有对应的使用价值形成（效用形成或者是物质财富形成）。　　

价值消耗只有经过社会效用的裁剪后，才能确定自身的含金量，才有资格成为利润。即使是市场环境的竞争也改变不了这一现实。当前世界市场竞争，说到底还是效用体系之间的竞争。不讲效用的资本游戏，只是投机资本的短期行为，不是一个社会的立身之本。所以世界市场经济的走向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效用增殖机制以使用价值平台的提升带动购买力（价值）的增长，以劳动效用为依据拓展价值增长空间，而价值的大量增长，又推动效用平台的更快提升。由此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这就打破了市场约束的框框，打破了依靠局部剩余价值积累发展生产的资本模式，打破了依靠增发货币带动消费，刺激局部生产并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兴衰周期。因为价值运动反过来为使用价值实现服务，在生产秩序和价值增殖秩序中是“货在币先”。所以这种货币是依靠生产方式保证了它的币值，先天的是强势货币。这使得采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国家货币，率先成为比较理想的国际通用货币，当各国都采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时，不代表任何局部利益只依托共同效用标准的价值符号----世界通用货币就会形成。　　

以最新效用价格比的标准左右企业利润或利润留成，就是迫使企业将局部成本与社会成本联系在一起，迫使企业在社会效用指导下开展局部劳动差异的竞争和计较。如果宏观决策是以资本利润准则(价值衡量标准)指导局部生产，那就乱了套。首先是生产的效用增殖功能被抛弃，在财富增长上已经损失了主要部分。此时社会能够得到的财富只是极为有限的剩余劳动量(税收来源)。其次资本生产机制所要求的对公共利益的绝对对立(锱铢必较，一毛不拔)，决定了它没有资格担当宏观利益的评判人。(将资本机制放到宏观位置，只不过是使宏观利益也变成私有利益中的一个垄断股)。社会生产发展方式也由此降低到原始状态下的私有生产水准。再者，在宏观利益眼里，局部利益竞争是需要一个社会准绳判断优劣的。如果这个社会准绳也是以企业利润为尺度，那对企业而言就等同于无宏观约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口号上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人为本”的南辕，但在资本价值法则和资本利润尺度的宏观指导下，得到的是局部生产水平迅速下降、价值大量泡沫化的北辙。

所以无论是依靠高科技获得价差，还是依靠物美价廉的资源出售获得价差，都有最新效用价格比这把尺度在默默的衡量着价差的得失。依据这把尺度，消费效用高而生产耗费低的生产者获得利润收入。局部生产以效用提升来吸引利润，将效用的社会性与企业的利益回报（利润）联系到一起，将宏观受益与微观受益结合到一起。将个人收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结合到一起（同比例增减）。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因为效用开发的生产利益是双重的（利润使企业受益，效用使社会受益），因传统市场机制（侧重劳动量增殖）或计划机制（侧重劳动效用增殖）受益的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都能各自找到经济理由，顽强的坚持和扩大对自己有益的经济增殖机制，并把它推向极端。直到生产力再也承受不了这种脱离经济平衡的单极增长弊端，自然有人代表新的生产力要求将它扭转。在一次次的极端振荡中，社会经济曲折发展。

是以社会效用增长为中心展开经济运动，还是以局部的剩余价值增长为中心展开经济运动，构成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在经济机制上的根本区别；这也是劳动创新型社会与资本垄断型社会的根本区别。因为只有新效用才能不断开拓价值实现的空间，(新效用可以提供更多的购买力和消费途径)，所以一切价值运动的最终出路都是转向效用增殖。这也意味着，所有的私有制最终都要转向公有制。　　

效用的相互配合特征决定了各效用开发实体在本质上都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私有经济将被迫转型。资本追随效用而转，而效用开发的规模越来越大导致共同利益增强，最终导致社会效用平台突破国界而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协作。因效用开发和效用扩张所导致的各国共同利益增强，从利益根源上开始消解战争。与此相对应，在国内的财富分配，实行按比例挂钩，也是从利益根源上开始消解阶级形成。所以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也是世界和谐的经济支撑点。现在一些国家免费公开基因图谱、公开软件源代码的行为，已经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　　

五、开发性劳动形成劳动产权　　

劳动产权是指经济生活中依托劳动能力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经济权益。在重复性劳动基础上形成不了劳动产权，因为在落后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只要处于被动和服从状态就能实现生产的利润目标。所以劳动权益在低水平生产经营中的地位是依附型的。或者依附于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管理，或者依附于公有制条件下的行政管理。但是开发性劳动却不一样，面对产品效用的创新和提升，需要劳动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达到生产目的。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处于相对独立支配地位，决定了劳动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权益。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权益体现在两个地方，一是劳动者收益与生产利益线性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宏观层面的国民收入还是在微观层面的企业利润，劳动者的收益都是以股份或期权分红的方式进行。(当然分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如保底分红、期权期股等等)。二是劳动者通过职代会等组织形式对生产经营有一定的监督权和参与权。　　

由此可看出，开发性劳动是劳动产权形成的支撑点，而劳动产权对劳动创新性、主动性的保障，又使它成为效用增殖机制的基本权益。　　

从微观上看，开发性劳动（生产领域中以科技劳动为其主要代表）在生产中的权益地位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开发性劳动作为资本的附属物在跨国公司或大公司内部以研发中心的形式存在，研发利益由资本独享和垄断。劳动权益以工资＋奖金为主；第二阶段科技活动相对独立，传统资本纷纷以入股或期权的形式参与开发，参与利益分享，但资本的运作方式转向以协作为主来发展高科技，资本利润开始直接服从社会效益的分配。劳动者收入开始表现为按比例分配形式。例如技术入股，法人期权等形式。而社会对个人的直接回报也通过社会福利（医疗、教育、养老等方式）途径落实；第三阶段科技开发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以技控股”、“以技控资”成为生产的一般经营方式，社会资本和资源整体围绕统一协调的科技开发平台组合与流动，社会生产对全部劳动者以及全部社会成员的消费，都是以劳动产权的概念对待。 此时劳动者的收益以社会经济进步所给予的报酬为主。　　

在生产组织上，开发性劳动是以各类专业协作的形式面对未知的自然领域。劳动效率主要取决于劳动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奉献精神。那种只追求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的资本雇佣关系显然已不能适应劳动功能的这种转化。只有将劳动权力和收益与劳动效果挂钩，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生产利益比例相关，才能维护住第一线的劳动效率。而个人利益与生产利益按比例相关，是生产所有权的权益特征。因此生产所有权中的权益在此实际是被分割了。它被分割为围绕劳动效率所形成的权益（劳动产权）与围绕物质归属权所形成的资本权益。

本质上劳动产权就是依靠劳动能力和效率生存的经济权利。而效率先天的就是劳动效用的综合。所以劳动产权在社会生产中奉行的是“唯社会效用是举”的准则。这对资本利益所依托的“资本利润至上”是一个挑战；对依托物权才有资格收获生产权益的资本规则是一个挑战。西方经济学界对企业法人代理的经营目标究竟是以现实利润为主还是以长远效率为主争论不休，实际上也反映了劳动产权属性与资本产权属性的矛盾对立。现阶段社会生产仍以个别资本积累的方式运动，劳动仍以重复性劳动为主，资本增殖仍是社会价值运动的主要形式。所以目前劳动产权经营局部生产，承担局部生产利益时，对外它就表现为法人产权，也可以说是按资本形态运作的劳动产权。

依托法人产权而形成的资本运动，我们称之为法人资本。它是私有资本转化到社会资本的中间形态，是开发性劳动在现阶段的价值运动表现。在公有制条件下，在政府直接主导和控制经济的条件下，法人资本利益通常以国企利益、集体利益、事业单位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等的方式表现。

依托劳动产权展开效用增殖机制是法人资本的演变方向。在重复性劳动方式中，个别劳动差异最终是以资本收益差异的方式表现出来。社会利益与局部利益“公私分明而且根本对立”。而在开发性劳动方式中，由于物质产品的生产速度普遍的超过消费速度，社会资源需要社会意识的主动协调；生产利益需要围绕生产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和劳动者的开发性劳动属性来构造；个人劳动差异普遍的需要社会利益来衡量、来引导、来扶持；所以在开发性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之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已经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时会出现“公私互补而且根本利益一致”的经济秩序。

在开发性劳动的引导下，劳动者由资本生产中的可变资本，变成了比商品地位还要高的人力资本（劳动产权通常以知识产权或期权期股形式表达）。人力资本开始反过来主宰资本本身和生产。从产权的角度看，劳动产权实际就是社会对生产运用权赋予了财产归属机制。它有两个特征引人注意，一是将财产归属落实到劳动能力上，是对财富归属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突破。它表明在社会生产中所有权的生产功能下降而运用权的生产功能提高。当财富不断向运用效率高的地方聚集并转化为运用者财富时，说明财富所有权正在反过来为财富运用权服务。这对于支撑现代经济秩序的私有权制度而言，是本质上的震撼和变革。生产效率是无国界的，市场上财富的聚集法则是一致的，大家竞争的都是效用和效率。而公有制的效率更高，这就导致世界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潮流随之改观。二是资本产权调动的是少数人的积极性，少数人财富的归属权是生产利益的保护者，也生产动力的来源；而劳动产权调动的是全体生产者的积极性，一切利益以社会利益、社会效率为转移。生产效率优越性自然在后者一方。

人们凭自身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凭物的占有权来控制生产，说明物质生产正在摆脱以物控制人的生产方式。这种进步的产生，不是因为社会物质财富已有极大的丰富，而是人类生产的实践正在跃过以独立的局部效率为主这一阶段，以剩余劳动增殖财富正在被以知识（剩余使用价值）增殖财富所取代，这是财富增长机制由量变到质变的跳跃。生产方式侧重劳动能力，使得物权对生产的控制力自然减弱。如果把资本的增殖过程简化为：价值→劳动过程→价值’（含剩余价值）的话，那么效用开发过程可以看作：效用→开发性劳动→效用’（含剩余使用价值）。后者是法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也是知识经济的起点。局部生产从依靠资本产权自立发展到依靠劳动产权自立，是重复性劳动方式跨越到开发性劳动方式的重要标志。　　

由于劳动能力的发挥在生产效率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个人权益的生产性随之提升。这在当前的人材争夺中已有体现。劳动权益的扩张向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人的精神境界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条件。开发性劳动把人的因素摆到了生产的第一位，也就等于把人的生活质量、精神境界摆到了生产效率、生产目标的第一位。消费利益与生产利益合为一体，提升消费也就是提升生产。奉献精神不再是傻子精神，而成了劳动创造的支撑点（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衡量劳动的创造价值）。高尚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成了经济高效率增长、世界资金、人材、技术持续涌入的前提，而不是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人自身的生产过程还是一个物质上自我维持的过程，一个效率绝对内敛的过程，这是物质匮乏在社会生产中的最后表现和最后一块领地。所以在知识性生产(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劳动利益差异最终落实为局部劳动者个人利益差异而不是资本家个人收益差异。企业动力最终来源于劳动者的私人物质利益追求，而企业协作的最终障碍也来源于局部劳动者对私人利益的维护。效率的障碍与动力集于一体，使得劳动者个人利益成为知识性生产的矛盾运动中心。当生产效用使劳动时间越来越“贵”，但是生活品的劳动耗费已经不占据日常劳动的主要时间时，当物质财富的丰富达到社会有能力包揽个人生活基本物资耗费的情况下（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义务教育等的出现，反应了这种发展趋势），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劳动的创造自由度才能突破个人生存条件这一最终的物质利益枷锁而达到一个新阶段。当然，这也是生产效率的又一个新天地。但在此阶段到来之前，个人利益的经济争夺与精神高尚的社会引导构成了开发性劳动进步不可分离的两个侧面。正如本文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这也是劳动共性与个性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的矛盾运动。　　

正象原生态的树木要经过人为加工才能扩大其效用一样，原生态的资本机制和市场机制也要经过人为改造才能为社会进步服务。微观经济形态由私人资本发展到法人资本，再发展到社会资本，其内因是由于开发性劳动比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其外因是社会效用增殖机制也在不断的成熟。

无论是内因的冲动还是外因的诱导，新的生产机制最后都会通过社会经济权益来保驾护航。这个权益就是劳动产权。

许多人都担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其实这是多虑的。只要生产者的所作所为与自身利益建立了稳定合理的互动机制，生产的责任心自然就能确立，并不一定要依靠私有物业作利益互动的依托。农业承包中“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法则，不是照样在全国推开？关键在于劳动付出与劳动利益必须相关。“无公正的利益互动无恒心”。

  由于现代市场上的最新效用价格比作用比较明显，市场竞争已经可以视作是效用竞争(科技竞争是其表现)。所以与此相对应，企业的劳动差异也需要体现效用差异。而劳动产权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收入中的劳动股份收益，在宏观上就表现为国民收入或国民总产值之中社会整体劳动者的股份权益。

单个劳动者可以随意离开企业，但作为一个劳动整体，劳动者利益与企业生产利益是相互依存共存亡的。因此，劳动者权益作为一个整体有资格也有能力维护和反映局部生产的利益。另一方面劳动产权又能够维护社会利益。因为劳动产权是建立在运用权基础之上的，它没有任何自身的资本利益可言，只有劳动效用，只有运用资产的效率是其立身的依据。而局部效用是由社会来评价、来裁判的。所以劳动者只有全副身心的为社会服务，才能保障和提升自己的经济利益。社会效用的整体性决定了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劳动产权的这种“双赢”特点，为公有制经济不断协调和解决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冲突提供了经济权益基础。由此可看出，劳动产权股是股份制企业之魂，也是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动力。这也可以视作是劳动产权的一个特征。

劳动者以职代会形式参与生产管理，在收入中按比例分配，（将资产运用权益股份化，有多种形式，例如实行工资保底、年终分红；或以劳动职责和能力折算为经营股或期权等等），构成相对独立的企业利益主体。这就使局部国有资产依托运用者权益有了一个盈亏自负的基点，有了一个称职的资产利益监护人和代表。这就为生产外部的知识产权股、国内外的资本股份等等经济利益的介入理顺了利益关系。也为政企相对分开，在权、责、利上作了界定。劳动产权股其实也是一个利益平台，它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微观利益与宏观利益、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协调提供了沟通渠道。协调的资源越多，企业的效用开发能量越大，发展就越快。卷入的其他资本也会加速社会化。

公有资产的“效用增殖”利益机制确立，实际是为企业的利益取向奠定了一个社会化基调。所以劳动产权股是国企股份制之魂。扶持劳动产权，明晰劳动产权，是国企改革的关键所在。当然，无论是按效用价格比分配企业利润，还是在企业内部按比例分配收益，都要重视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的比例。

劳动产权的第二个特征是坚持社会先进意识形态。劳动产权与效用增殖伴生共长。既然效用开发体现了生产权益的公有性，那么推动生产公有化的社会先进意识，自然也成为劳动产权的精神支柱。党委对企业文化的领导，对劳动产权的支持，就是对劳动进步、对资本社会化、对“以人为本”的支持。在社会基本经济权益的支持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政治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社会生产的指导思想。

也不是只有国营企业才需要劳动产权，在效用开发为主的年代，劳动权益产权化是世界潮流。一方面劳动保障在增强，例如正逐步实现全民医保、全民教育等等。另一方面劳动的独立性、价值性也在增强。企业普遍采用聘任制，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都在凭借劳动股份和期权争夺人材。这种趋势说明劳动生产地位在升高，从整体上正一步步控制资本而不是资本正在控制劳动。劳动产权实际是现代创新性生产的核心机制，如果说西方私有制经济是因为生产力发达而感到劳动产权的重要，那么在公有制条件下，是因为制度上的效用增殖本质，使得劳动产权的问题来到更早，矛盾更突出。

由于劳动效用与社会效用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各个企业的劳动产权主体会自主协调劳动在效用差异上的竞争和协作。因此国家可以财政参股的形式大量组建国企和集体企业。除可以快速提升社会效用平台外，还可以形成法人资本意义上的竞争，既解决就业问题，也符合效用增殖的生产宗旨。

想一想股份制企业和上市公司，股民的责、权、利在生产效率的推动上能起多大作用？能监督多少？还不是要靠企业自身的劳动主动性解决问题？而劳动的主动性、创造性等等需要经济权益上的明确，需要社会赋予独立的生产权利资格和地位。资本产权的局限和劳动产权机制的重要性在这里已经体现出来了。

 我国农村改革中的土地承包制，劳动收益取决于自己的劳动主动性，这实际已经赋予劳动以产权资格。有了生产主动权及相应权益，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自然就全面展开。而目前农村土地效用的进一步开发已不能局限于农户个人的劳动和资金，它需要社会以效用增殖的理念去引导与支持。包括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培训、购产销上的体制合作、生产生活的集体化布局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尽快提升劳动产权的组合水平，需要新的集体经济形成。以土地转租问题为例，它实际就是国家管理的资源经营权出让，是期权交易，是对土地经营能力和经营权益的博弈。只有劳动产权的概念才能理清和完成这一交易。这在只认土地产权不认劳动产权的【物业法】逻辑里是无法想像的。如果按现在流行的资本产权规则，则要先将土地私有化（因为不私有，产权就不清晰。无恒产者对生产就无恒心）。再由小私有生产竞争兼并发展为大农场和大庄园。那就等于说，社会经济形态必须先退到低级层次，才有资格发展到高级层次。你要想发展火车层次的经济吗？请先退到分散和独立的马车层次经济，那样你自然就会发展到火车经济。因为无数事实可以证明马车经济必然发展到火车经济。这种要前进，先倒退的逻辑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六、对我国当前改革的影响　　

有两个问题是我们探讨前就需要明确的：一是劳动效用有没有致富的功能？如果没有，那么知识的生产作用体现在哪里？因为知识就是劳动效用的结晶。二是局部生产效率与社会效率能不能相容？如果二者只有排斥而没有统一，那企业就不是社会经济躯体上的正常细胞而是癌细胞了。在人类面对自然的开拓过程中，怎么可能只局限于依靠局部经济增长财富？如果需要社会整体的力量，那么社会整体的支出与收益又是如何计算？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又是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只有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以下的讨论才能够深入。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急需落实效用增殖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展开对高技术含量产品的进口替代。例如民航客机的研发等。这是以资源立国还是以知识立国的一个重要区别。为此国家需要展开各行业关键技术的攻关，例如芯片开发等等。通过技术开发，达到提升社会效用、收回投资成本、增加盈利、扩张就业的目的。二是用最优效用价格比的劳动消耗尺度去引导社会财富的分配。在国内市场主动以效率准则引导局部利益走向，显然不仅仅涉及国内价格机制的改造问题。例如在税收上也可以实行效率的优惠制。国企与集体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越高，国家的退税率也就可以越高。地方经济的经济效率越高（包括劳动力资源、社会资金的使用等等），国家财政给予的提成比例也就可以越高。对这类问题的探讨本文暂不展开。三是承认劳动权益产权化的发展趋势。尽可能在国企、集体企业实行期权分红、保底分红等按比例分配制度。企业职代会不仅是企业经营的议事机构，更重要的是企业收益中的劳动权益代表，是政企相对分开、企业产权相对独立的依托。　　

从宏观上看，公有制的价值运动有三个特征：⑴、以效用带动市场。基本生产资料由社会意识掌握，决定了公有制天生的具有经济综合的能力和责任。原生态的资本增殖生产，是依靠局部利益自行竞争并形成共同的游戏准则，它不需要外在力量去整合改造。而社会效用体系却需要对原生态价值运动实行整合改造。从建国初期的兴修水利、工业布局，到改革后的高速公路、信息、航空港建设等等，公有制始终是以大面积、高层次的提升效用来显示自己的作用和优势。可以说生产效用停滞也就意味着公有制的停滞。而我国之所以能在家电、信息等行业较快缩短与国外的差距，也是依靠了公有制的效用开发优势。因此以传统资本机制去改造国企、追求利润、构造原生态市场经济，只能使自己的主导力量越改越落后，路越走越窄。而跳出传统价值观念的框框，以效用开发带动价值增殖，用大规模的效用提升去增加重复性劳动的科技含量、效率含量，反而会使传统价值实现顺畅、民间资本活跃、市场繁荣、利润滚滚而来。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公有制以效用引导市场的经济机制，符合现代生产方式以效用主宰市场的客观发展趋势。　　

⑵、追求最大剩余使用价值成为公有制基本经济准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决策上公有制会主动寻找经济发展的效用瓶颈部位，以改善交通、能源、科技攻关等方式，持续不断的组织大规模的效用开发。以宏观利益带动微观生产，是公有制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二是经济生态追求效用最大化。既然生产力状况是多层次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形态也是多样性的。这就象自然界的生态一样，相互制约又相互依赖，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态欣欣向荣。这其中社会效用的准则就是整个经济生态平衡的基准点。在价值增殖实体向效用增殖实体转化的过程中（具体地说，是由模仿组装到以知识产权自立的转化过程），价值也好、私有资本也好都不过是提升效用的工具，效用最大化成了引导一切价值运动的目标。脱离了效用提升，唯价值而价值，唯利润而利润（例如依靠特权实行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满足于重复性劳动利润等等）的价值运动，即使是由国企来运作，也等于是脱离了生产进步的主流，并使自己降低到私有生产的利益境界。　　

⑶、以最新效用价格比指导微观生产。财富分配围绕效用展开。效用是整体利益的反映，而价格是局部利益的反映。运用最新效用价格比，在利润分配上去引导企业收益，是合理兼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的一个交接点。公有制生产的全民性，不是通过一切资源和权力归公的方式体现，而是通过一切生产利益最终服务于人，生产对人的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来体现。在微观生产内部，每个人的劳动收益与集体收益按比例分配，从而做到个人劳动差异与集体效率相关；而集体效率又通过市场形成的或是社会制定的最新效用价格比的分配，使局部收益与社会总收益相关，从而做到局部劳动差异与社会总体效率利益相关。效用增殖就是以这种方式，在价值社会中展开了“良币驱逐劣币”运动。

局部生产效率与社会生产整体效率能融合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融合，本质上这是由生产力水平（具体表现为工具与工艺的水平）决定的。在刀耕火种、锄头镰刀基础上建立的公有制，必须尽快的提升生产力水平，以最新效用价格比准则指导生产。不能长期以重复性劳动和模仿装配为经济基础，否则先进的社会制度在与落后的经济利益准则发生冲突的过程中，最终导致社会制度倒退。经济制度愈先进，就愈需要先进的生产力水平给予支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形象的说，红旗与卫星齐飞，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共长。　　

在现代生产中，效用是取得市场立足的前提。因此传统资本机制只能去适应以效用开发为主的生产方式和权益形态。而不是相反，让先进的生产力去适应落后的经济形态和权益。

如果我们要简要的审视一下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就会发现在生产环节，我们需要跳出企业利益是最高生产利益的局限，要从经济利益整体来考察利益得失，要从消费者利益考虑得失；在市场交换环节，要自觉的按最新效用价格比来指导生产，衡量劳动的含金量；在分配环节，在微观层次通过按比例分配方式，将个别劳动差异与生产单位集体的生产效率相连；在微观与宏观的经济运动之间，通过最新效用价格比的尺度和按比例分配两种渠道，分配社会资源。实际是将社会效用落实到了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差异头上。在消费领域，一方面按人的基本需求展开社会的再分配，以求获得最佳消费效用。另一方面，消费方与生产方协作，确定效用提升的方向。    

目前物质生产仍以重复性劳动为主，但正面临至少三类效用开发的冲击。一是以高速公路、宽带网为代表的交通、通讯等公共工具改进的冲击；二是各种机器面临自动化、智能化的冲击。（电脑技术已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三是以基因工程、纳米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冲击。在现代生产中，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既然机器是持续重复动作的工具，那么人的重复性劳动不就等于是人格化的机器？我们实际正处于机器生产的蛮荒时代。如果核聚变控制成功，就会出现几乎是无穷尽的能量支持几乎是不知疲倦的智能化机器生产，物质财富滚滚而来的情况。那时劳动权益的主体地位将会体现得更加明显。开发性劳动；劳动产权；效用增殖；效用价格比；公有制的社会制度，这些现代生产进步的标志，正在从各个角度冲击资本生产方式。一部生产进步史，同时也是人自身的解放史。借助开发性劳动，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类摆脱物质匮乏的希望，也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　　

                        （完） 　　

注：①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②《资本论》第一卷第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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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于  　2010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