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

改革后有人说资本家是迫于共产党的压力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苏联倒没有给资本家压力，列宁说过，布尔什维克只要国家政权，资本家还可以继续办企业发财，列宁也设想过赎买，资本家就是不接受，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大肆屠杀工人、农民和布尔什维克，以致造成了大规模的阶级仇杀。中国资本家所以会接受改造那是他们的企业本来就办不下去了，与其在那儿硬撑，甚至赔本坚持，倒不如把一个无法收拾的摊子交给共产党代表的人民，自己坐收定息还不至于一无所获。至于他们以后怎样议论这场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社会主义改造后，1956年工业立即得到了极大的飞跃。　　

50多年后，中国又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东莞，这个中国资本主义的窗口，大量企业破产、转移，而且越是5、6千人的大厂越是容易破产。这难道也是左派干的？当然不是，左派早已经被打成“三种人”了。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已经无路可走了。资本主义把80%的人变成了穷人，因此也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而且它又不可能通过国外来转移经济危机，相反地，只能承受美国人带来经济危机。刘书记想要腾笼换鸟，搞产业升级，完全是痴心妄想。要发展高新技术？凭你一个小小企业，有可能吗？没有国家支持，高新技术能发展起来？想想空客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集十几个欧洲国家之力啊！但东莞根本就没有创新发展的勇气，它幻想的是发达国家把高科技企业迁到东莞来——人家有毛病啊？把利润的大头白白给你？刘书记可以禁摩、禁电、禁猪，但在历史上，只有生产力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它不听从任何人，哪怕你是书记，哪怕你是总设计师。总有一天，被从后门悄悄送走的社会主义，又会被敲锣打鼓的欢送回来。　　

（三）八大会议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争　　

一九五六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就是以农业合作化高潮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农业合作化切断了城市资产阶级发展的后备军，使其孤立起来，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是斗争的主战场发生了变化，已经从所有制领域转向思想政治领域。　　

刘xx在这个伟大胜利面前，突然改变了面目。他由极力扶植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发展一变而为抹杀它们的存在，抹杀它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这就是他制造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企图用这块遮羞布，来掩盖这一矛盾和斗争，继续推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这时，由于他的惨败，他不敢像建国初期那样，公开提出自己的纲领，而是采取了偷梁换柱的办法，在党的决议里，背着毛主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这就是当时人们都不知道的“中共八大决议事件”。　　

众所周知，党的“八大”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刘xx、邓xx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竟然在大会的决议里做手脚，说什么“我国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今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是出自胡乔木的手笔，而胡早就于一九五四年十月转到邓xx领导下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后来又成为邓xx反对毛主席的一员干将）。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既不经过大会主席团的讨论，又不经过毛泽东的审核，就以党的“决议”公布了！这是罕见的违反党纪的严重政治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八大”闭幕后的第三天，在国庆典礼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xx说：党的八大决议上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xx十分震惊，只答道：“哟，《决议》已经通过了，那怎么办？”毛泽东在当时只是思想理论上指出“不正确”。到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才指出他们组织上的错误。毛泽东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　　

二十多年以后，邓xx把他和刘xx塞进“八大”决议里的这一私货，竟然冒充为“八大”路线，反诬毛泽东背弃了“八大”路线，并把他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和他们所谓的“八大路线”连接在一起，把自己打扮为所谓“八大路线”的继承者。这完全是一个大骗局。但是，从这个大骗局中，人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们当初阴谋的初衷就是今日的复辟现实。　　

一九五七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针对刘xx、邓xx在八大决议中塞进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多次讲话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集中打倒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采取保护的方针，只是在党内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经过传达讨论，毛泽东作结论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　　

（四）大跃进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　　

作为中国来说，毛泽东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是很艰难的，怎么艰难呢？在初始工业化阶段必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优先发展重工业这部分的启动资金，我们称之为原始积累的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不可能从工业本身解决，主要的不能靠工业本身来解决。当然轻工业的积累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解决主要的部分。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去对外掠夺，中国的国情也不允许，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这样做。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要从第一产业，从农村经济、从农业生产取得一部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积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大国，无粮国家是不稳定的，农民不稳定就会起来造反，政权就会不稳定，所以要发展农民经济、改善农民的生活、发展农业。这就是毛泽东面临的一个两难的课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辩证的思维逻辑，他试图把从形式逻辑来看是矛盾的东西，通过辩证逻辑、辩证思维统一起来。他讲道，你要想多搞一点重工业吗？那你就要优先发展轻工业，要优先发展农业，要多往这里投一些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呢？投资的目的还是为了从里面取得更高的收益和积累，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他就是这样把一个矛盾的东西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理论统一起来。毛泽东那个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是两头兼顾的，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去，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以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xx说，都不提，我提刘xx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本人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样毛泽东正式退居二线，刘xx当选为国家主席。　　

刘xx、邓xx官僚集团在大跃进中，从原来一贯反对的立场，一变而为“左”的煽动。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都和他们的煽动分不开，其中尤以“共产风”为甚。　　

刘xx不止发社论，他还继续到河北、河南、江苏，宣传他的“共产主义”。他公然篡改北戴河决议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提出他自己“穷过渡”的五个条件，竟把拆散家庭也列入其中，要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搞集体宿舍，男女老幼分居。难怪河南一些地方这样照做以后，还振振有词地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刘xx在这些地方的活动，《人民日报》都以重要新闻加以报道，流毒自然是全国。　　

毛泽东发现后，十分着急。他一面身体力行，到河北、河南视察，一面组织调查组，到刘xx视察过的地方再调查。（吴冷西回忆：调查地点毛泽东已经选好，原有山东寿张县——刘xx去过的地方，因陈伯达去过而未去）毛泽东还说：“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这些话，显然是指刘xx等人。毛泽东要调查组带两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和刘xx带《大同书》形成鲜明对照。因为刘xx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刘xx　1958年6月14日　同全国妇联党组负责人的谈话）　　

调查组向毛泽东汇报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针对刘xx篡改北戴河决议，鼓吹“穷过渡”，毛泽东说：“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那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直到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公开批评“穷过渡”时，刘xx、彭真插话，说什么穷过渡比富过渡容易。可见他们的立场多么顽固。　　

从一九五九年二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再调研，发现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并未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问题。毛泽东说：“‘共产风’刮遍全国，”“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以更加尖锐的语言批判“共产风”，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为之贼，红帮为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为了突破官僚集团的封锁，毛泽东甚至以“党内通信”的形式，直接诉诸向省、地、县、社、队写公开信，说：“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　　

有人对毛泽东的纠左，包括写和下令传达《党内通信》，说是“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文革期间李井泉的罪状之一，就是收回《党内通信》（据邓力群的揭发）。曹为平说：最近我才听说，南充在很小的范围里——只限于各单位领导，还是传达过。并且马上把文件收了，并说不许说出去，要“承担责任”。　　

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其实农民何来的狂热性？对这样的“共产主义”避之不及。由于某些基层干部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的物资，使得农民惊恐不满，纷纷杀猪宰鸡，砍树伐木，以殆工的方式消极抵抗。社员私下发牢骚说：“共产党变成大炮党”。有的说，“年年讲增产，年年口粮低”。为了压制群众不满，有些公社非法设立劳改场。对于官僚集团而言，利用公社体制随意占用社员的劳动和财产，利用放卫星、深翻改土等形式主义做法升官，自然符合其阶级利益，也符合其行为方式。　　

在此背景下召开的庐山会议，主要是为了纠左。彭德怀也主要是攻击刘xx等，因为他是一线领导。彭德怀就是要追究前一段错误的责任，要调整班子。实际上还是高岗案的继续，即军功集团因为不满权力分配而向文官集团挑战。这超越了毛泽东的底线，毛泽东始终认为这个班得由文官集团来接，不愿意交到军功集团手中，何况彭德怀与又苏联领导集团有着暧昧的关系——这更犯了毛的大忌。所以他再次支持了刘xx。彭德怀想撤退，写捡查。当时刘xx不干了，刘xx和很多各省内一把手都认为，彭德怀这个事就不能这么不了了之，批判斗争彭德怀，后来罗瑞卿的女儿有一篇文章说她爸对不起彭总，什么意思？是罗瑞卿打了彭德怀。　　

后来刘xx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说明：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毛泽东、周恩来插话：是主要成员。)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毛泽东插话：彭和高，实际上的领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这两段话在收入《刘xx选集》时被删除了。　　

（四）七千人大会及对大跃进错误的总结　　

七千人大会是两个司令部较量的先声，较量的内容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中的得和失，特别是如何对待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毛泽东是承认错误，检讨错误，从错误中引出教训，继续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以刘xx集团则从鼓吹“五风”脱身，从极左转到极右，全面否定大跃进，并企图把错误的责任嫁祸于毛泽东一人头上，嫁祸于社会主义路线，从而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推行他们的资本主义路线。　　

困难来临以后，刘邓利用获得的权力，从鼓吹“五风”的“左”的立场，一转跑到右的立场，极力否定大跃进，夸大当时的困难，并且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不讲，一点责任也不承担，还含沙射影地栽赃与毛泽东同志。刘xx从家乡农民口中得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语后，就到处讲，只怕人们不知道“七分人祸”是什么。他一再讲大跃进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但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也不讲。相反，毛泽东对整个中国问题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光明正大。　　

人民公社化当中，有许多的浮夸风，虚报产量等等，中央都有责任，许多干部，中央一线的领导，刘xx、小平都有责任，把这个事都算到主席的身上，没有道理。当时有两种人起了不好的作用，一种是极左的，如陈伯达、张春桥写文章的时候要消灭商品经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另外，有的人是用阴谋的办法，中央的有些领导，不同意公社化，故意往坏的搞，虚报。搞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反动派一直要干的，他们大搞浮夸风等其实是很阴谋的，想嫁祸于毛主席。毛泽东说，你多报点产量，他一直说要实事求是，可是他们要虚报，什么亩产万斤，鬼才信，干这些而且不是一般的干部，都是省和中央的干部。现在大家看清楚了，凡是在极左路线、特别是大跃进中像疯子一样的干部，在三年困难饥饿年代，大都持消极态度，甚至于放弃领导。所以毛泽东说：“极左的根源是极右”。而在中央是谁在支持李井泉、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这些人呢？不就是刘xx、邓xx么。刘建勋、纪登奎是支持张钦礼、焦裕禄的，而刘建勋、纪登奎又是毛泽东、周恩来信任的。真是壁垒分明。　　

在七千人大会以前，毛泽东把许多问题看为是认识水平的问题，后来琢磨是怎么回事？这么胡来，大失水准，是故意干的，加上刘xx等对三自一包等资产阶级的东西感兴趣，毛泽东发现党内有坏人，有资产阶级。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对红卫兵小将回忆起刘xx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以后，毛主席对他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毛主席说：“此人（指刘xx）我绝望了！”　　

刘、邓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继续沿着右的道路刮风：即“单干风”、“翻案风”。“单干风”就是借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想把农村集体经济一风吹掉，退到合作化以前；“翻案风”则是在思想政治领域为历次运动受批判的人翻案。田家英这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的人，竟也认为“包产到户”还退得不够，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这种倒退意见，当时七位常委中，竟有四人赞同，刘、邓当然自在其中。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田家英正是窥视出这种严峻的形势，弃毛投刘，并违背了秘书的基本道德，最终落得自杀身亡。　　

曹为平认为，正是刘邓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破坏造成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困难，自然灾害也是个因素，但大跃进中人民兴修水利、抗灾救灾成绩是巨大的，刘邓的“五风”造成的破坏处于第二位。最大的人祸则是后来的“三自一包”。除此以外，1960年还有利润挂帅，当时叫钞票挂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许多农民出售自留地的蔬菜发了小财。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有的农民不再安心集体劳动，而是弃农搞起了长途贩运。对于农民中的这种情况原本应该教育，可刘xx、邓xx等人不但不教育，不是让农民安心于集体生产，反而鼓动“三自一包”大拆集体生产的台脚，弃农经商之风泛滥了起来。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土地大批地荒芜。这就造成了农业大减产和大饥荒。——说大饥荒是相对于解放后说的，相比之下，解放前年年都是特大饥荒。1962年由于土地荒芜终于到了没有什么可以买卖的地步了。所以毛泽东在62年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弃农经商的风嘎然而止。对中共八大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路线，毛泽东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质疑，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问题，路线就变了，实际上，北戴河会议很重要，等于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线，为以后主席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理论基础。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　5月25日　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今天的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的认识是多么的深刻，对事物的预见多么准确！如果，我们当时还看不清这一点的话，那么，现在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分田到户了，农业机械化不搞了，牛没有了，要靠人力拉犁了，还有其它种种事情，农民觉得怎么生产倒退到原始社会里去了。农村教育、医疗、农技推广等行业全面退化，只有官僚组织全面进化了，以前才几个干部，现在则七站八所。　　

既然人民公社办得不好是干部队伍问题，那么就应该努力解决干部队伍状况。可是七十年代后期的分田到户，对于干部队伍一点不准动，光分田到户。如果分田后，农民只要交国家的税，社队干部一律解散，只建立一支很小的乡村干部队伍，开销很少，那倒也是真正回到了五十年代初，农民也真的成了个体农民。可是现在乡村干部队伍不组织生产，已经失去了以前社队干部的社会职能，什么都不干，或不干好事却还保留着，他们的收入还必须保证，生活上要比农民好得多，对农民可以为所欲为，而且队伍十分庞大，那样的分田到户算什么呢？凭什么理由要农民去养活那庞大的乡村干部呢？农民得到了一小块地却要负起如此沉重的负担，那和地主租土地给农民收取租税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包产到户的问题不在于使农民变成了小农，而是使农民变成了农奴。结果农村出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现象，城里生产的工业品则大量积压。然后精英就说国企效益不好，卖的卖了，分的分了。　　

（五）自上而下的四清及其失败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动员令。这样尖锐明确的动员令，自然要受到刘邓的抵制。刘xx、邓xx都提出：“调整工作不受阶级斗争影响。”就是不予贯彻。但在党内和群众中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之所以重提阶级斗争，是因为他看得很明白，上层的斗争有下面的社会基础存在，解放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建设大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和已经打倒的旧的剥削阶级——地、富、反、右中的不甘心失败者联手，企图把社会主义社会蜕变成新的剥削阶级的社会。　　

毛泽东在写“九评”的时候说：“看来，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包括那些收人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学家，而是一些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的那么一些人，他们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从银行里取钱。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这个特殊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在中国也产生了这么一个高薪阶层，刘邓只是其政治代表而已。如果说蒋宋孔陈是我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代，那么民族资产阶级就是第二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其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其资本主义因素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代替了蒋宋孔陈。刘邓所代表的就是我国的第三代资产阶级。　　

实际上，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前，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就已经开始形成了。毛泽东经常讲社会主义革命的同路人问题，党内资产阶级的主要成份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同路人，他们或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之心、或是出于对三座大山压迫的反抗、或是到共产党里谋寻个人出路，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在建国前血与火的激烈阶级斗争中，在党的教育下，他们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没有在实践中学懂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没有下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们就想到站下车，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们是十分抵触的。至于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内奸、工贼等一类阶级异己分子，则是不言而喻地成为党内资产阶级的另一组成部分。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候，刘xx主持一线工作多年，势力上升，过年过节和毛主席照相并列，甚至还谣传说毛泽东说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xx”。邓xx掌握了书记处，在干部中他们的拥护者越来越多。毛泽东影响相对下降。　　

对工农的压迫出现了，最极端的就是打骂农民和克扣农民的伙食，对工农的剥削也出现了，除了“合法”的特权以外还有不合法的贪污盗窃。这样毛主席就发动了四清运动，这一运动最初就是适合农民群众的要求，从清查社队的账目开始的。社教运动（当时叫“四清”“五反”）开始不久，他就指出，不开展这场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种预言式的警语，好似长鸣的警钟，让代代人铭记于心。　　

刘邓对这场斗争采取了阳奉阴违、形“左”实右的态度。刘xx在后《十条》公布后，就派他的老婆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并亲自给以指导，炮制出“桃园经验”，即主张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不依靠。这实际上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土改中提出的“一脚踢开基础”、“搬石头”打击基层干部等错误的重复，只不过“有过之而无不及”罢了。尽管刘xx也时时把群众挂在嘴边，但他的群众路线仅仅是：软弱、愚昧的群众，需要开明的政治精英去领导和拯救。而毛泽东认为，让群众有完全的、彻底的、不受任何阻碍的言论表达、批评辩论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後通向一个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会。　　

在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进行期间，中央常委于　12月20日　开会讨论社教运动的对象问题，刘xx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尖锐不同。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xx则认为，主要要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他质问刘：“7亿人口划成20%会有多少人？可能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他主张，“先搞豺粮，后搞狐理，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分不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在这里，毛泽东将斗争的对象直接指向了干部队伍，党的官僚组织。这与后来发动文化革命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主张进行针对党的第二次革命。但对此，刘xx为代表的政治局多数是持有根本异议的。刘xx认为，主张走资主义道路的人，不能称作为一个“派”。斗争矛头，不能指向党的干部组织，指向国家机器。他主张在四清中保护干部，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下层的“地富反坏右”（即文革中所谓“黑五类”）。他将毛泽东针对党内上层的阶级斗争方向作了扭转。毛泽东认为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xx则散布四清是四清四不清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认为四清四不清是主要矛盾。如果按照“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那么广大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就都是运动的对象。他们就是要替资本家搞四清，清查工人。正是由于他们自己就首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就最最痛恨把四清工作的重点放在整走资派上，而把矛头指向大多数普通的群众以及好的比较好的干部。也正因为从中央到基层存在着这条由走资派组成的黑线对抗毛主席正确的四清路线，推广桃园经验，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假四清、真复辟，才扭转了四清运动的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毛泽东谈及这件事时说：“六三年搞了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在会上，刘xx屡次打断毛泽东的发言。他质疑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他还当面向毛泽东将军说：“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材料说，这次会之前，邓xx建议毛泽东，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在会议进行中，毛泽东带了一本党章、一本宪法来到会上，他摇动党章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摇动宪法说：“作为公民我有发言权。”并指着刘、邓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参加大会，一个不叫我讲话。” 可见刘邓的对抗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后来，刘xx经过别人劝说，在政治局会上检讨说：对毛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毛泽东对这些面对面的争论，公开表态，就使他和刘xx的矛盾第一次在高层领导中公开化了。很显然，这不是个别意见的磨擦，而是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由量的变化达到了一个质的变化，由隐藏到公开的变化。刘xx之所以公开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因为这个目标太醒目了，太准确了，太通俗了，直指他本人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他感到危及到他的地位。这样大的原则问题，毛主席能容忍吗？当然不能！他不仅对刘的歪理进行了批驳，而且对刘的专横提出了强烈批评。这是一次重大的交锋。　　

尽管会后制订了《二十三条》，提出：“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两个伪《后十条》以及桃园经验，但刘邓还是抗着不照《二十三条》办，继续搞《桃园经验》那一套。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　，周总理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谈到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刘xx，他说：　　

刘xx的错误是逐步发展的。……“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许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刘xx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xx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xx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定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xx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xx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xx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　　

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xx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xx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xx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xx作的政治报告，邓xx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xx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矛盾，忘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以后许多的事我就不说了。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xx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xx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xx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xx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1964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xx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顺便说一下，这篇讲话也清楚地表明了周恩来总理不愧是毛泽东主席的得力助手，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其坚持社会主义、支持文革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