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下)

（六）文化大革命上篇——进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建国后的经济发展，虽然造成了高薪阶层，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阶级源头。但同时也毫不例外地造成了高薪阶层的对立面——人民的不平和愤怒。人民群众虽然对上层斗争未必清楚，但自己的切身体验却使他们感到毛主席是对的，对他们这个阶级不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因。　　

青年学生任毅来到农村参加了社教运动。“这就使我察觉到了整党和纯洁党的队伍的问题。我们看到腐败，命令主义，高压手段……我们看到群众是怎样容忍那些党内的坏干部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开始产生疑问…”任毅理解了毛主席为什么考试“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及整党的问题。（韩素音《再生凤凰》）　　

但是，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主张。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方志纯回忆道：“我从南昌坐火车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华东局委员、华东地区各省市的负责同志。会议的内容是传达贯彻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大家事先已感觉到政治气候的严峻。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志不像以前开会那样踊跃，而且话语显得有些谨小慎微。许多同志虽然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发表了一通讲话，但是对于文件中这样一些文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很不理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大家琢磨来琢磨去，越琢磨越觉得不可理解，越觉得不对劲儿。结果，华东局会议开了几天，气氛总是不那么活跃、热烈、和谐。”（《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版，第３８、３９页。）　　

毛泽东对党内大多数人的不清醒，是有充分估计的。所以在他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特别写明“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保守派在整个文革期间，为把文革变成武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保守派在文革期间的阶段性角色转换主要是：文革初期他们是资反路线的实现者和执行者，抄家破四旧和揪斗牛鬼蛇神的事情99%以上是他们干的，根据毛泽东的定性这是为了“保护一小撮”而去“打击一大片”的；第二个阶段的保守派是以半军事化的组织出现的，在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作为一个进攻者角色，在全国各地引发一个武斗高峰，直到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之后才告一段落；第三个阶段是清理阶级队伍之后，保守派作为整人的“动力”，参与在全国抓出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冤案，在军队干部（或者林彪集团）的扶持和利用之下，直接出面组织人马对造反派和其他牛鬼蛇神大搞逼供信。　　

曹为平说，文化大革命为了改造那些人，尽可能地孤立这一剥削阶级中死不改悔的一小撮，必须团结大多数，对走资派能挽救的尽量挽救，结果就是把所有的账都算在刘xx的身上了。以至于出现“这下好了，烂污都拆到刘xx头上了。”从情理上来说对刘xx也确实很不公正。刘xx确实有些冤枉。大家知道走资派是处理最最轻的罪行，如果不是叛徒、内奸、工贼，他本来也不会彻底打倒的，政治局常委不能当了，教育后另外安排工作的机会还是有的。二号走资派邓xx做得一点不比他少，不是到江西去体验一下生活后，做个“永不翻案”的保证就出来了？当刘xx是叛徒、内奸、工贼被揭露出来从而彻底打倒后，当时许多中下层走资派不是认真改悔，而是把自己犯下的一切罪孽全都往垮台的刘xx身上一推，自己就没事，骨子里也没有改变，照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样要剥削压迫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对造反群众的仇恨始终不变，人民群众对他们不满意是完全有道理的。就是对刘xx，他们也毫无信义和道德可言。俗话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怎么能够把自己的罪孽都算在积极代表自己的主子头上呢？刘xx代表他们辛辛苦苦地为他们谋利益，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确实有点冤枉。何况四清运动中刘xx还辛辛苦苦地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出来保他们，到头来他们不感谢，反把他当成了替罪羊。所以毛主席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不是仅仅为了打倒刘xx，而是要打倒他们这条路线。只要改悔了，可以出来工作，坚持执行这条路线的就不能出来。邓xx“永不翻案”出来后，一旦权在手就自食其言大刮右倾翻案风时，毛主席就理所当然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革命时期（九大以前）有人提出如果刘xx不好，罢他的官就是了，为什么要采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式，毛主席的回答也是这样。仅仅打倒刘xx太容易了，也是最最不解决问题的，甚至火候不到还会造成破坏作用。比如1958年毛主席力纠五风时，1959年庐山会议上，拿出刘xx、邓xx大刮五风的罪证后，只要措施严厉点就可以打倒他们了，但无疑将对当时的工农业生产和大规模建设带来冲击，野心勃勃的彭德怀将篡权。七千人大会上抓住刘邓的罪行也可以打到他们，但是毛主席为了团结大多数追随过他们的干部度过困难，甚至还主动替他们承担责任。1964年毛主席只要拿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刘xx的“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桂冠就打得粉碎了，就是因为解决不了路线问题，所以毛主席不过吓唬他一下终于没有拿出来。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诺问毛主席：“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xx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主席回答：“一九六五年一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xx就反对。”斯诺在文章中这样记述：“（文革）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一个外国友好人士的理解，不是胜过我们的许多同志吗？　　

文化大革命更是六十年代发生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新型革命的组成部分，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挑战，是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一个新里程碑。马克思曾经指出，中国革命会引起英国革命。毛泽东早在一九四○年，就已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以及当时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战后二十多年，西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进入六十年代开始衰退。西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全盛、并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以劳动工序无限细分、机器技术专用化、劳动过程无限单调化、工人技能不断降低、大众消费主义为特点的西方福特主义社会生产调控方式即将显露危机，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也暴露出弊病，而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立探索和大胆实验引起了西方进步人士的注意。而西方反体制运动，又和世界上非西方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和以中国人民为主的反修斗争紧密地连在一起。国际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　　

六十年代是最为革命动荡的年代。从亚非拉的广阔大陆，到西方国家的大都市和校园，是一派“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景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毛泽东在准备和部署文革的同时，多次发表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言论，包括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八年两次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和革命暴动，其中在　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暴动的声明》中明确指出：“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样地，文革的火炬在全世界引发了激动的回应。当年的青年学生陈映真回忆起他在被锅中激动地收听“九评”的广播：这文革非但翻动过中华万里江山、神州大地，也曾越过封断的海峡，强大地影响了台湾，在战后反共／冷战思潮全面支配五十多年的历史的冰天雪地里，撞开七十年代整整十年思想上的脱冷战时期，踵继了从四六年到五二年间以在台的中共地下党为中心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传统，并且具体地引发了“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等重要的思想运动。在东京大学，学生占据系办公室，批判　权威　教授，要求教育革命；在法国，“巴黎五月”使戴高乐下台，开展了新的思想运动；在美国，民歌复兴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反越战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我在台湾所体验的文革》）　　

这场世界革命的斗争场所遍布于广阔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场，和帝国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市与校园。因此，中国文革也和世界革命的浪潮同长同消，和世界反帝反殖、反资反修的革命斗争命运与共，而不会有单独的和局部的胜利。文革群众运动失利的悖论，群众运动内部派别激烈冲突的悖论，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革命与战争的悖论。　　

（七）文化大革命中篇——退潮　　

文革群众运动进入六十年代末形势急转直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要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修、反体制运动的失利和退潮中去寻找。　　

一九六八年以后，战争引起革命的可能渐渐压过了革命制止战争的前景，特别是由于中国周边的战争可能性骤然加大，帝国主义（包括社会帝国主义）中心先发生革命、从内部自行瓦解的可能性渐渐消失，中国的文革运动也因此被迫做出调整。　　

西方反体制运动在资本主义内部制造震荡，并有可能从堡垒内部瓦解资本主义核心部分的前景，为文革的大民主提供了极大的活动空间。但是，进入六十年代末，西方反体制运动开始落潮，中国文革的这个空间也渐渐闭合。文革中建立巴黎公社式崭新社会的思潮和群众运动的高潮与西方反体制运动的动荡的高潮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同时达到波峰。巴黎“五月风暴”未能对体制产生转变性作用；在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等地的群众性的抗争渐渐低落，转变成少数孤立的红军分子的城市游击战争；美国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开始大规模扩大印支战争；在这样的情势下，西方内部的革命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苏联东欧内的仅有的几起群众运动，遭到苏联统治集团的消防式的镇压，没有发生革命制止战争的情况，反而是出现了苏联战争机器制止革命的反常现象。一九六八年八月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文革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联领导集团所推销的“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矛头直接对准中国，准备对中国采取帝国主义式的战争侵略。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后，苏军在中苏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武装挑衅。苏联统治集团还发出讹诈，声称要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时间，社会帝国主义在北面的战争威胁甚至超过了帝国主义在南面的威胁，中国被迫做出了“大打、早打、打核战”的准备。这也是促使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迅速复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是占人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正如同中国无法从世界的影响中抽身退出，中国也能够对世界的走向发生很大的影响。文革退潮，乃至在八十年代初遭到彻底否定，与世界上人民革命斗争低落固然有关，但反过来说，否定文革对八十年代国际上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右倾保守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交上，中国从为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仗义执言并无私援助的立场，改为所谓“理性”、“现实”的路线，也是造成世界上人民革命正义斗争低落，且各自为战、孤立无援的一部分原因。　　

今天，这个世界大气候的后果又反过来施加在中国身上，造成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以及迫不及待的西化、分化攻势。同样地，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积累了深刻的矛盾，最终在2008年引发了全球性的危机。世界历史又已经到了重大转折点。这一形势当然不会对中国没有影响。　　

世界革命之不断的失败，虽然损害了人民的信心和利益，却大大加强了中国官僚集团的力量。文革失败的内因，首先在于力量对比悬殊，以毛泽东的声威，也只能请老干部在对造反派反攻倒算时“高抬贵手”。　　

还有同样重要的事，就是最近还是革命的群众深刻的心理变化。当巴贝夫从阿拜叶监狱出来时，也很奇怪巴黎的英雄民众怎么变得如此沉默。这没什么奇怪的。革命是一种消耗人类能力(个人的和集体的)的事情，它能使人的胆色消失，能使意识发生动摇，品格消磨殆尽。当世界革命的曙光渐渐消退，群众的信心动摇了，不相信情势可以因一次新的斗争而改变。同时邓xx官僚集团却宣布说：“革命已经够了！我们现在有权利休息一下。”这种休息的福音，得到了官僚集团和造反派中的新既得利益者的支持，也在疲乏了的工人之中得到应和，在农民群众之中得到更大的应和，左派孤立了。　　

但是，为什么四人帮最后会落到小帮派的地步，以至一枪没发就被人关起来了呢？这能够单纯地归咎于世界革命的退潮和人民群众的疲劳吗？不能！　　

文革以平等为号召，才吸引了民众的积极参与，而文革中起家的造反派头头，却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文革中以更快的速度腐化了。他们篡夺了文化革命的相当一部分成果，镇压了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林彪虽然属于左派阵营，但压根就没明白毛泽东的思想，他只是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学会了紧跟毛泽东。他看到毛主席和刘xx发生了严重冲突就按照历来的经验教训坚决地站到毛主席一边。为什么会发生冲突、文化革命究竟要解决什么矛盾他根本不理解。他看到刘邓在准备政变，于是作了个政变和反政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政变和反政变的矛盾，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才是文化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林彪作为可能的接班人却不懂这一些，所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里表示很不安。局势一定，他跟毛泽东的分歧就越来越大。在刘xx已经打倒，九大以后，他就认为应该把刘xx的那套全部恢复起来，为此写出了“悠悠万事，为此为大，克己复礼”。林彪集团就其本质来说还是属于第三代资产阶级。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一反革命的纲领全面地否定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当时的生产力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正在飞速发展，要把文化革命打倒的反动阶级重新扶起来，他满脑子的“克已复礼”，借“五一六”打击左派的事也是他干的。林彪跟刘邓的矛盾应视为第三代资产阶级内部军功集团与文官集团的矛盾。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代表的也是一伙新贵，文化革命中，上海的工人是主力军，红卫兵是先锋。革命成功了，革命派却被打下去了！张春桥他们成了新贵，既然有了权有了势，自然不要革命了，所以他到上海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革命者打下去，就像蒋介石那样需要发动四·一二政变。革命的组织必须全部摧残，工总司大旗不能倒就改造。文化革命不搞他们就上不了台，但绝不允许再有群众造反，于是凡是描写文化革命的文艺作品统统都冠以“写真实论”的罪名打下去。这一切都为他们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到他们感到威胁需要重新呼吁文化革命时，已经来不及了，也没有什么人听他们了。　　

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但是当时文革派的理论则认为精神决定物质。 林彪说，思想是原子弹，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他认为人的精神能量是无限巨大的。但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要吃饭是第一位的，首先人要吃饭，要生存。为了吃饭，人类必须进行物质的生产活动。因此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一切，它的改变方造成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因此经济活动决定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恩格斯认为这个道理是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一项意义最重大的发现。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物质的)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列宁全集》38卷第15页引。）中国明代有一位大哲学家叫王艮，他也曾经说过，“百姓日用即道”，就是百姓日用就是道，所以，吃饭睡觉、生孩子就阶级斗争。离开这个谈阶级斗争，要么是骗人，要么是糊涂。　　

毛泽东开始选了王洪文，后来看出来他变了，也对张春桥有所警惕。在盛传林彪认为毛主席要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时，毛泽东并没有让他当接班人。后来也并没有让他当总理，而是宁可让华国峰当总理，还让华当了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汪东兴等文革新贵权迷心窍，在毛泽东死后，以政变形势抓四人帮，整造反派，让邓xx上台。他们以为整左派就能够得到官僚集团的认同，结果只也为他们垮台创造了条件。他们和四人帮一样，严格说来也只是第四代资产阶级。他们取代刘邓篡夺权力对于人民革命来说是一个反动倒退，但是社会总的来说还是进了一步。（华国锋原以为解放了邓xx，邓xx就会对他感激涕零，甚至还为《天安门诗抄》填词，最后就被邓xx打了下去。邓xx也非常大方地给资本家“落实政策”，以为资本家会感谢自己，结果资本家们说：“如果不是共产党，这些钱那么多年来早就翻出多少利息来了”）　　

在文化革命取得了胜利的九大，毛泽东就说过，过几年以后还要革命，后来还多次说“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文化革命”。如果没有新的资产阶级发生，哪儿还会需要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呢？我们不能想象，以后新的文化革命仅仅是把刘邓代表的走资派再揪斗一番。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中，刘邓就是企图把老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揪斗一番，再把一批无辜的或有些小问题的群众打击一番就混过关。　　

毛泽东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不是说刘邓、林彪、张春桥这些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有些人原来是真诚地信仰马列主义的，并且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复杂的历史条件和地位的变化造成了他们的实践变化，实践的变化又造成了思想的变化，他们也就堕落了，甚至成了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　　

哪一次革命不是如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在革命胜利之后就镇压了革命左派掘地派，自己最后被鞭尸扬灰。法国大革命先后三次反复，罗伯斯庇尔不也是在革命队伍内拉一派打一派削弱了革命力量，他把艾贝尔送上断头台后不久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国民党、蒋介石一开始不也是要革命的吗？　　

历史上每一次革命，其后总跟着反动，或甚至于反革命。这是因为，不管什么革命，都无法将矛盾全部解决掉。毛泽东就经常说：“没有矛盾不成世界”。革命也解决了当前的主要矛盾，然而作为将来矛盾的萌芽不仅不会消灭掉，反而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成为新的条件下新的主要矛盾。　　

革命胜利了，胜利果实却落入革命的新贵手里，革命派却被打下去了！新贵代替了旧贵，人民依然受剥削！不到新的生产关系发挥出它全部的优越性，总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　　

这些反动或反革命往往夺走了人民所得的大部份胜利品。但是，革命永远不会退回原来的起点。因为每次革命都推翻了已完全腐败没落的剥削阶级的统治，解决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思想意识中，已经严重地阻碍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矛盾。从而推动了社会和生产力的大发展。　　

文革结束后，新资产阶级随着文革带来的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发展，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腐朽，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2008年就是一个关口，即使官僚还能太平几年，到了一定时候总会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们妄图“告别革命”，但革命总会革到他们头上，这就是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到了那时，在人民革命中第三批走资派又会冒了出来，一方面他们也会出来镇压革命人民，篡夺一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和已经腐朽的第二批走资派又是有矛盾的，并带有一定的进步性，这使他们也是一时打不倒的，并随着生产力的再一次大发展而发展，也随着生产力的再一次大发展而腐朽，然后也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企图夺取全部政权，到了适当时机又会发生第三次文化大革命，历史一贯如此！　　

（八）文化大革命下篇——复辟　　

（本章引自老田著作）　　

新中国政权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在第一代领导人弃世之前，无论是声望、资历、级别还是人数，从战场上走下来的军人，必然是共产党政权内部的强势群体；而各解放区地方工作干部群体、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则是党内的弱势群体。由于毛泽东鼎力支持，建国后的中央高层权力格局其实是刘邓等党内弱势群体占据优势，由前述弱势群体组成的“南下干部”多数也是后解放地区的方面大员，这一批人在当地由于人数少、级别高，多数需要依赖上级的组织力量支持，后来被指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多数是这样一批人，例如湖北的王任重、湖南张平化、广东的陶铸、赵紫阳等。　　

“老军头”在新中国政治中间没有多少发言权，实际上是边缘化了。这样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明显与党内力量对比不符，所以缺乏稳定性，常常受到强势群体的质疑，五三年高饶反党集团和五九年彭德怀反党集团产生的基础，就是在于党内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不服气，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两次危机才得以渡过。文革期间中央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确实导致中央高层权力格局的重新分配，在功能上是完成了“高饶反党集团”的未竟事业，新形成的权力格局大体上与党内的力量对比趋于一致。　　

文革的早期动荡形势稳定之后，在一九六九年的九大之前，全国各地都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委会，一般而言，革委会内部实际权力都是掌握在军队干部的手里，从前的党内弱势群体很顺利地被边缘化了，权力分配格局与党内力量对比回归到一致。三结合的革委会内部，参加者还有造反派和前党政官员，在后文革的叙述中间，政治整合和象征符号的对应关系是：林彪代表是的军内当权派势力，四人帮代表的是造反派（群众代表）势力，刘邓是作为前党政官员群体的符号代表。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几股不同的政治力量是分野很鲜明的，而且取舍之间的制约条件也是相对明确的。　　

在这三个群体中间，造反派实际上是一种未能完成政治整合的民间力量，得以在特定时期存在全赖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支持。军队干部群体是共产党内的强势群体，一般而言总是认为自己掌权最合理，实际上军队干部群体在管理国家问题上最为简单粗暴，换言之是最积极地降低管理成本的追求者，比刘邓为符号象征的党政系统当权派更甚。而在文革的特定时期，前党政系统当权派回复到党内弱势群体的位置上。　　

九大之后，军队干部逐步表现出要极端降低管理成本的态势，主要的方式是要在权力结构中间换上令行禁止的本系统人马，对于“不听话”的造反派（群众代表）和前党政官员进行了系统的排斥，推动并扩大化系统清算文革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党政系统的当权派和保守派积极地配合了这一冤案制造运动，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这样在舆论上和在组织上就把造反派排除在掌权地位之外了。同时军队干部还系统制造很多秘密的专案，去清查刘邓系统干部。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许多干部也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在军队干部的政治整合运动中间，先是清算了造反派势力，后是剪除前党政系统官员，在剪除党政官员的过程中间引发了文革期间官僚精英群体内部最大的政治冤案：内蒙内人党冤案、云南赵建民特务案，都是军队干部和党政系统干部矛盾和政治竞争的爆发。“军干群”三结合只剩下了“军”。
　　在一九七○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借着国家主席的程序争执，严厉批评了军队干部的嚣张跋扈，打击了他们的气焰。在林彪事件之后，各地整人最积极的军队干部往往被硬指为“林彪死党”而下台，例如湖北的刘丰，河南的王新、四川的梁兴初等人。在一九七三年初，实现“权归政、兵归营”，要求“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接着在一九七三年底进行十大军区对调，目的都是为了终止军队干部主导党政权力的局面。
　　在延安整风时期，曾经大力批评“游击习气”“山头主义”，不愿意悉心作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单纯注重军事，轻视根据地建设。这些其实多半都是老军头的问题，因此在整风过后，实质上是确立干部遴选的“政治挂帅”标准，建国后也是以“非军事干部”作为接管政权的主要依靠。相比较而言，毛泽东认为没有军功的干部，“坐天下”的意识少些，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多些，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坚决支持党内弱势群体掌权的原因所在。在文革期间，军队掌权时间不长，但是带来的消极作用很大，许多今天人们控诉的“迫害事件”，大多发生在军队干部掌权期间。
　　作为一个一般的结论，军队干部作为管理者，强行把复杂的社会事务，按照简单的军内规则“令行禁止”来管理，在追求管理低成本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由此打击了许多不应该受打击的人。这一段经历恰恰证明了毛泽东解放后选择的正确性。　　

在军队干部离开地方的同时，就是所谓的“解放老干部”，让他们出来主政。这一过程的政治内涵，被一九八○年代之后的舆论宣传弄得加倍混乱，说成是在周恩来和四人帮的斗争中间，周恩来成功地保护了老干部并帮助他们重新返回工作岗位的，把周恩来推上老干部势力的政治代表地位。很难想像周能够在与毛泽东的角逐中间，能够做到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完全不能相信“老干部解放”的政治前提――终结军队干政――是周恩来所能做到的。这样一个常识性错误源于老干部群体与毛泽东的对立，这些人在感情不再愿意承认毛泽东了，因为他们感到“吃毛泽东的亏”太多，因此他们天然有需要去另外找一个恩主来作为政治代表拥戴。至于周恩来是不是他们后来描述的那个样子，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在周之外找不到另外的人，来满足这一政治需要：在与毛泽东本人划清界线同时又要表明后来的政权是前面一个政权的自然延续。
　　在军队干部短期掌权期间（从革委会成立到支左干部离开地方），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已经十分严重了，毛泽东为此终结了军队干政。与此相关，由于毛泽东排除了军队干部的主导地位，造反派又不可能独立掌权，那么必然就是老干部们逐步复出，因此在党政干部群体中间有着部分代表意义的邓xx出来工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这个意义上，邓xx的检讨诚恳与否是没有价值的，毛泽东是否相信他“永不翻案”的保证，都没有太大的政治意义；后来被主流精英着意渲染的毛泽东要邓xx“为文革作结论”的事情，对照一九七○年代的政治格局以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明显是一种缺乏政治常识的说法，毛既然冒着与老干部翻脸甚至“被枪毙”的风险去发动群众大民主运动，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反而在乎邓xx这样一个人如何评价文革了，那不是笑话奇谈么。
　　其实，毛泽东如果想要不否定文革的话，他不需要作什么设计，继续让军队干部掌权就行了，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xx，都将没有能力让军队干部交出党政权力退出地方的，那样邓xx将永无出头之日，有且只有毛泽东本人才能让军队退出。如果军队不退出，到毛泽东去世后，很显然就不再有人能让他们退出政权核心了，那么他们会一直掌权到苏东剧变时节，这个时候中国的变化还难预料，根据革委会成立之后的经验，军队干部掌权的消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有限的几年的掌权时间内，所制造的“民愤”和“官愤”都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想像还有多少可能避免苏联覆辙。这一结果大概是毛泽东最优先需要避免的，毛泽东“两害相权取其轻”，终止了军队干部继续掌权的局面，因此邓xx复出才有必然性，这倒不是因为毛泽东偏爱他（什么邓是毛的人，井冈山时期就如何如何，这些都毫无政治价值），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只邓xx这一派人掌权的可能性最大，而消极后果相对小一些，所以成为毛泽东的不二选择。可惜邓xx自己似乎不知道这一必然的政治态势，出来工作后就拼命去争取一个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政治平衡作为沉重代价。　　

“批派”运动，通过整造反派来满足干部群体的政治需要，以建立起他们的政治代表性。同时，竭力扩张官僚队伍的人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武汉市从一九七三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之后，到一九七五年不到两年时间，干部数量就迅速膨胀到超过了文革前。
　　邓xx在公开的场合则发动“整顿软懒散的班子”运动，说造反派没有经验要下去农村锻炼，把造反派赶走。许多人说这是对文革的系统纠偏，超过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邓xx过于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中国的政治平衡为代价（按照当时的话说“是搞分裂”），使得干部队伍的消极面急剧放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过程中间，干部队伍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平衡力量。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和后来的邓xx前赴后继想要通过整造反派来赢得官僚精英群体的政治拥戴，结果彻底摧毁了这个对干部腐化有着重大制约力量的群体。通过否定文革和整造反派，来建立政治代表性的“政治艺术”，一点也不神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就已经非常清楚地叙述过了。　　

邓xx最强烈的愿望是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为此而不顾一切，他看得见的终南捷径就是通过“死整造反派”去赢得官僚精英群体的拥戴，结果造反派骨干最后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篡党夺权等”罪名送进了监狱，现实政治上就失去了平衡力量。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是“不溯及既往”，这一枉法审判的政治内涵就是“得罪当权派绝对不容许有好下场”，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造成今天无官不贪的严重局面，民间盛传前总书记说过这样的话：“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　　

毛泽东原先指望邓xx能够团结三个方面的力量去掌握中国的政治权力：一是前党政官员群体，二是把文革产生的造反派作为政治平衡力量保持下来，三是把毛泽东已经边缘化的老军头们应付好。这样的一个政权，其运作结果肯定是不大会背弃中国革命的底层意志，不会完全丧失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干部的腐化和堕落肯定是会有的，但是速度将会非常缓慢。　　

毛泽东临终前再一次打倒邓xx，虽然明知他“改也难”，但是仍然保留他的党籍，千方百计为他“顺利复出”留下余地。毛泽东知道造反派不可能掌权，因此邓xx后来的复出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体现在毛泽东终结军队干政上。毛泽东最后一次打倒他，实际上是与邓xx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告诉人民“这个人不是我要的”，此后邓xx上台那是形势使然，随后的中国社会变局也不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毛泽东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和立场，也仅此而已。此后邓xx掌权和掌权后的闪展腾挪，基本上都落在毛泽东的算中。　　

（九）文化大革命——盖棺而未定论　　

文革的退却已成事实。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已经预见到“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以他的智慧，自能预见右派的上台，也预见右派的统治将不长久。但在感情上，却不能对革命将倒退、人民将吃二次苦而无动于衷。　　

此时，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大哭失声，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０师干部作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此时他“就要见马克思了”，能做的已经不多，只能寄希望于人民，寄希望于将来。　　

　1968年7月28日　，毛泽东直接找韩爱晶等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韩爱晶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这实际上是革命退潮时，造反派有委屈，而且心里没底，不知道要退到哪里。江青听了很不高兴，毛泽东则直接回答：“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毛也许不相信他的战友，但他相信人民。后来的演变也确实如此。　　

除了人事安排外，毛泽东更重视对文革的理论总结，以为后人留下理论武器。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这个理论的概括的表述，最先是在　十一月六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发表的，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编辑部文章把这个理论的要点归纳为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在此基础上，笔者根据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在某些具体方面作了补充：　　

（七）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对反动派进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必须掌握上层建筑。　　

（八）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九）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十）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十一）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十二）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④（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关于理论问题），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６日。）
　　经毛泽东批准，从七五年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虽然文革失败了，但是，在尘埃落定的三十年之后，民众和知识分子惊讶地看到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变。毛泽东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右派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等等；所有这些，当时很少人真正理解，大家认为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甚至觉得毛主席老糊涂了！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铁一般的现实！ 　　

马宾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时很多问题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当权派的共产党，制订的政策却是资本主义的，而以共产党资本家或资本家共产党出现。文化大革命时，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多人说，这说不通，现在知道了，正如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名副其实！”　　

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从整风反右，到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到社教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革后的“清查xxx”、改革开放，那几十年一幕幕变幻诡谲的风云、起落叠宕的潮汐，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不是所谓“派性”，而是民众与官僚集团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出现在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是这种斗争的集中反映，文革是这场斗争的最高潮。　　

（风之谷）　　

　2008-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