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愤”

 

雨辰

 

   在巴东警方有关“邓玉娇事件”的案情通报中，有这样的表述：邓贵大、黄德智等人要求正在洗衣服的邓玉娇为其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明确告诉他们，她不是做“特殊服务”的。这时，黄德智气愤地说：“这里是服务场所，你不做服务，在这里干什么！”
    在邓贵大们看来，服务就是“特殊服务”。不管你姓良姓娼（注意，在中国姓娼名义上是非法的，因为我们的国体姓“社”，卖淫狎妓之类的词汇，只能以“特服”等特色语言代之），我甩出了一叠钞票，你就得乖乖地给我脱裤子。否则，大爷就要“气愤”，就要用象征着“先富阶层”的那叠钞票击你的顶掌你的嘴，进而以三强对一弱的绝对优势，实施“铁壁合围”，使你插翅难逃，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强制“服务”。而对这一事实清楚、性质明确的逼良为娼案，或曰强奸案，巴东警方的案情通报之措辞也颇为讲究，颇能彰显其立场，想必是做过一番“拈断数茎须”的“推敲”功夫的。你看，面对守身如玉的烈女，急于猎色的镇政府干部不是“气急败坏”，也不是“恼羞成怒”，而是“气愤”，只差一点就成“革命义愤”了，只可惜，纳税人用血汗钱养着的这些“公仆”，要“革”的，是人家姑娘裤腰带的“命”。邓贵大是“革命尚未成功”，就“以身殉职”了（殉的是“招娼引资”之职）。中国有句老话，叫“死者为大”，所以，与邓贵大“志同道合”者，难免以一种兔死狐悲的心绪，对其寄予些许同情。但中国又有一句老话，叫做“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民领袖毛泽东则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邓贵大是因了自己膨胀而不安分的“前列腺”和体内过剩的荷尔蒙，把一名不肯当婊子的民女“压迫”在沙发上而死的，他的死，能重过一根鸡毛吗？
   邓贵大们的“气愤”也颇为发人深省。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很有可能还挂着个共产党员的牌牌儿，国家驻外大使馆无端被炸，他们不气愤；藏独台独分子倒行逆施，他们不气愤；黑砖窑黑煤窑残酷血腥的剥削与压榨，他们不气愤；黑社会恶势力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他们不气愤；不法之徒坑蒙拐骗作奸犯科、欺行霸市，他们不气愤；革命先烈爱国志士被污蔑被恶搞被毁掉陵墓，他们不气愤；汉奸文人无良学者大肆发表卖国言论，疯狂攻击新中国丑化人民领袖，他们不气愤；外国老板在中国的大地上强令中国工人集体下跪，他们不气愤；贪腐分子“一顿饭一头牛”妻妾成群、荒淫无度，他们不气愤；——而一个21岁的女孩子，只想堂堂正正、干干净净地做人，而不肯为了那一叠肮脏的钞票让流氓奸污糟蹋，他们就“气愤”了！
   有人说，邓贵大等人虽然生活作风上不够检点乃至比较糜烂，但政治大节上总还是不错的吧，比如，作为镇政府的招商办主任，他是拥护改革开放的，因而也是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此等说法，纯属扯淡。这等泼皮无赖，懂得什么“改革开放”，哪还有丝毫“政治大节”。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改革”就是改掉中华民族自尊自强自爱自重的高洁节操和传统美德，“开放”就是为了“建设经济强县”而开放女人的裤腰带。为了吸引外资，用诱骗挟持来的十三四岁的“书包妹”来款待外商，以满足其“破处尝鲜”的兽欲，可能会被他们视为富有“开拓精神”的伟大创举。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名声，就是被这等“歪嘴和尚”弄坏的。“特色理论”是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同时又要求“先富的带动后富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贵大们是“先富起来”了，至于用什么手段“先富”的，老百姓没有追究也就罢了，可他们是怎样“带动”那些“后富”者的呢？就是拿着人民的血汗钱，欺辱奸污穷人家的女儿？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这是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中家喻户晓的歌词。在巴东的雄风宾馆梦幻城，抽在民女邓玉娇脸上的，虽不是鞭子，却是比鞭子更强势更有威力的钞票。这不是一般的钞票，而是被称为“人民币”的1949年人民当家作主后的通行货币。那个号召人民闹革命、推翻剥削阶级和腐朽黑暗制度的人民领袖的头像，被作为中华第一伟男儿印在了上面，作为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象征。但是，如今，却发生了“公仆”用人民币抽打“主人”的事件，若伟人九泉下有知，该会怎样震惊、震怒于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蜕化堕落？如果伟人能重生，他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说到伟人的震怒，倒让我联想起40年代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一桩历史旧案。一名叫肖玉璧的领导干部，生活腐化堕落，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被揭发后，他自知罪虐深重，却依仗着与毛泽东主席熟悉，企图让领袖替他说情，从而逃避法律的制裁。此人自恃对革命有功，见毛泽东不为所动，竟撕开衣襟，激动地嚷嚷：“主席，您替我数一数，看看我身上为革命落下了多少块伤疤！”毛泽东气愤地拍案而起：“我不识数！”最终，这名干部被依法判处死刑。
   这也是一种“气愤”，伟人的这种“气愤”，让老百姓肃然起敬，扬眉吐气；让当权者克己奉公，不敢伸手。
   两种“气愤”，天壤之别。邓贵大们要“气愤”就由他们去吧，否则，一旦人民群众“气愤”起来，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巴东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