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文化帝国主义与价值冲突

　　尽管在“告别革命” 的后革命时代已经视“帝国主义”一词为僵死之物，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得不感到帝国主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成了真正的全球化 “时尚”。在此基础上，讨论文化帝国主义问题正逢其时。

　　一、文化帝国主义的核心

　　在20世纪中后期，所谓“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存在”，就是指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新阶段。“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批评话语，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在研究了当代西方与第三世界之间文化交流问题后，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论。

　　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运用其先发展的优势，强制性地向非西方国家输出自己的政治文化、商业规范、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就是说，文化帝国主义存在于文化的三个层次即器物、制度、观念上。问题是，文化的三层次虽然是互相关联的，但在重要性上却是有区别的，而文化帝国主义最本质的核心是什么呢？哈佛大学学者亨廷顿在1996年丰富补充自己的“文明的冲突” 理论时，实际上对此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

　　亨廷顿提出，“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 的“论点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相关的。历史上文化时尚一直是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纳。然而，它们只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没有改变文明接受者的基本文化。文明接受者之所以‘接纳’这些进口，或者因为它们是舶来品，或者因为它们是被强加的。在过去的一些世纪里，西方世界经常出现对来自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的各种物品的渴慕热潮。19世纪，在中国和印度，来自西方的文化变得流行起来，它们似乎反映了西方的实力。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亨廷顿，第45页）

　　显然，亨廷顿认为，器物层面的西方化只反映文明本身的互相影响和变化，并不能说明西方在征服世界。而从其实际论述来看，亨廷顿更看重的是语言和宗教，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东西在文明的演进中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代表民族国家的本质方面。如果只从非西方社会的本民族语言和本土宗教流失的角度看，文化帝国主义的确还远远没能控制住这个世界。当然，从进展的角度看，英语和基督教对非西方世界的入侵已相当可观了。尽管如此，也还不能说是文化帝国主义在核心层面上实现了世界化，因为语言毕竟主要是交流工具，而西方的宗教自脱离中世纪以来，也只是个体内心心理平衡的寄托物，它并不能在实际上支配人们的生活和行为。实际上，西方观念文化最内在的东西应该是价值观：它首先是个人的行为依据，然后通过西式的民主政治体制转化为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

　　当然，西方文化也有自己的历史过程。从来源说，西方文化包括中世纪基督教传统（承继了希腊罗马文化与犹太文化）和以启蒙运动为主的近代资产阶级传统。从内容上说，它包括两种既统一又对立的精神，即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

　　科学理性精神本身是人的主体性高扬的结果，但它在发展起来后出现了独立对于人的倾向，表现为它不解决价值问题（道德、价值和人的问题在它的视野之外），成为满足人的控制欲、支配欲、扩张欲的有效工具。

　　西方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实质主要是个人主义，将尊重个人的价值和权利、追求个人幸福作为法律的基础。这种个人主义既保证了人权以及人的自由、平等，但又因利己主义的合法化而使社会退化为“丛林社会”。

　　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在实质上是高度私欲化的，但它在表述为价值观时，却不能公开提倡“丛林原则”，它必须有公共性。由于资本主义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利用了用商品生产来组织社会的好处：简单而规范，于是形成了生产、流通、消费等中心概念，而个体利益的至上性演化为消费主义即实际上的享乐主义。汤林森在他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书中提到：“笔者以贝尔及其他许多人的意见为焦点，认定资本主义文化的重点是：消费的行为过程与经验的‘商品化’。”（汤林森，第257页）

　　的确，丹尼尔•贝尔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就注意到了西方宗教改革与世俗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当下西方，新教伦理已经被现实的消费主义消解了。他说：“破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新教伦理曾被用来规定节俭的积累（虽不是资本的积累）。当新教伦理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乐主义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因此失去了它的超验道德观。”“资本主义的文化正当性（如果不是道德正当性的话）已经由享乐主义取代，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在自由主义风气流行的今天，文化意象的楷模已同现代主义冲动合二为一，它的意识形态原理就是把冲动当成了行为规范。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在于此。”（贝尔，1989年，第67－68页）

　　二、文化帝国主义价值观的不可持续性

　　西方人自己确立了这样的价值观，同时在文化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把这种价值观推广到了世界各地，其正式的理论用语是现代化或现代性。汤林森在分析当今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认同时说：“就现代性提高个人自主性这一点而言，我们很难表里一致地否认异域文化之功用。结果是，现代性仿佛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决定性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个人之‘选择’。不过，如果我们再将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现代化与社会想象力合并观察，我们是可以看出这个两现代化确实是一种文化强制的形式。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已经清楚看出，科技与资本主义企业（经济帝国主义）的出口同时也是西方的发展观、西方的社会想象表意能力之出口。”西方国家的‘发展’出投射于第三世界，可以看成是第三世界社会之社会想象力被殖民的实例。”

　　可以说，西方特别是美国向世界提供一个现代化的榜样，而且提供器物、制度、观念三个方面的“帮助”，供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去模仿、学习，最后达到西方式的现代化程度，人人都过着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最后图景，也是其最高境界。

　　这样一个核心层次上的文化帝国主义过程，美国人在20世纪中期将其纳入了国家战略。著名学者、肯尼迪政府的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当时写了一本书《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在书中，他设立了一条由“传统社会” 到最后的“高额大众消费时代” 演进的路线，并借用历史记录来确定各国在这条路线上的具体位置。在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现代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在他开列出的基本经济发展阶段（起飞、成熟、高额大众消费）组成的序列中找到时下所处的位置，而发展就是向上一个阶段的前进，是重复西方的基本历史演进路线。

　　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过上西方式幸福的生活，从人的物质欲望本性来说，这是很难进行有效抵制的。问题在于：这是可能的吗？简单而且可以计算出来的是，这样一种文明要能够长期延续，首要的前提是这个世界要有足够的资源供高速增长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使用。显然，沃尔特•罗斯托所设想的大众高额消费社会在全球范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从人类精神世界的角度来看，西方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在解放人的同时，将人置于物欲的控制之下，无限增长的欲望与现实条件之间永远存在着紧张关系，狂热、焦虑、自卑、担忧等不同的心态充满于人心，西方文明在享受中亦被种种问题缠住。

　　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文明在19世纪还是一个“文化、性格结构和经济充满单一的价值体系”，到20世纪时，“这一切都被资本主义自己所破坏了。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它热情地鼓励享乐主义生活方式而破坏了新教道德”。“后工业社会不能提供先验的道德学——除了少数专注于科学之殿的人们。而反对遵循道德法规的态度使人陷入根本的‘我向主义’，结果疏远了与社会的联系以及与他人的分享。这个社会的文化矛盾就是缺乏一个扎下根子的道德信仰体系，这是对这个社会生存的最深刻的挑战。”（贝尔，1984年，第 528、531页）

　　西方文明在将发展中国家引领上所谓现代化道路时，使文明病也成为非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近20多年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带有这一性质。而在国与国之间，西方的现代化发展观使世界的各种冲突（从贸易到政治、宗教、军事）越来越多。冷战结束以后，超级军事大国苏联自行崩溃，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可是世界却越来越不安宁，这充分证明了西方文明模式之局限性。

　　三、现代化：文化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在殖民主义阶段，价值观的文化帝国主义过程带有非自觉性，西方人只是自己奉行这种价值观而已，那么到了20世纪，为什么这种价值观会作为国家战略来推行呢？

　　关于这一点，美国历史学者雷迅马的专著《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进行了非常深人而富有说服力的研究。他根据20世纪中期的大量材料，认为美国在当时推行的所谓现代化战略，实质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为发展中国家人民造福。他在回顾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史以后说：“在对冷战年代里的类似问题的解释中，我要指出，社会科学理论和现代化政策既不是重要的知识突破，也不是全新的政治创举。这与他们的鼓吹者所宣称的观点是不同的。美国的现代化论者接续了启蒙运动对西方优越性的解释，承袭了那种认为无私而慈善的西方有必要向缺乏‘先进性’的民族提供物质援助和道义监护以指导其前进的帝国主义论调，由此他们从一种从前的世界观中吸取了一些成分，来表达一种适应于自己的时代的世界观。”（雷迅马，第24页）

　　雷迅马在书中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行现代化战略的三个个案：为解决拉丁美洲问题成立的争取进步联盟，派遣“和平队”，越南南方的“战略村”。这三个个案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在美国为他国实现现代化的名义下进行的。

　　如美国成立用现代化理念为中心的“争取进步联盟”，就是用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来争取美国自己的利益。雷迅马揭示出，“争取进步联盟所做的不仅仅是将现代化理论的中心观念吸收到其政策目标和实践当中。它也树立了美国的这样一种身份：一个帮助那些苦苦挣扎中的社会走上它自己的经历所指明的道路的发达国家。像更古老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天定命运论一样，‘新边疆’口号中的现代化如此界定作为仁义之邦的美国的好处：它有能力帮助那些长期停留在文化和发展阶梯中较低位置上的国家。争取进步联盟吸收了现代化意识形态，进而强调美国推动变革的力量，使美国对拉美各国的直接干涉正当化，并促使决策者和广大公众把自己看成是深切的利他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传教使命的一部分。”（雷迅马，第145页）

　　客观地说，由于西方提供并推行的现代化理念、现代化模式已经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在苦苦实践中，这就意味着，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帝国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这样一来，价值观的最后冲突与利益的最后冲突愈来愈成为全球化的明晰图景。

　　汤林森引证了卡恩陀瑞狄的论文《反思理性与发展》中的观点：由于“发展” 在西方文化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发展”也就成为第一与第三世界建立彼此制度性关系的主导题旨（“发展政策”、“发展研究”、经济发展机构，以及“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术语等等）。实际上，前进、扩张与成长等等观念，并不是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潜能，反之，它们只不过是西方特有的价值观，而西方人自认为他们必须以此“教育”其他的社会。虽然这个过程主要还只是发生在经济层面，但它却是另一股更大企图的表现，亦即它想将形成西方社会的若干基本概念与观念，一股脑儿全盘转移到其他社会，“这样一来，西方也就征服了世界，而即便西方社会在物理意义上被摧毁，西方还是等于征服了世界’（汤林森，第291－292页）。

　　的确，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接受是自觉的自愿的，并无强迫之势。因此，这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看上去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普遍化，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消失。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普遍化” 是指西方特别是美国提供的现代化理念、现代化模式已经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实践，所谓“帝国主义的消失”则是指帝国的强迫性特征越来越不明显。

　　正是在后一个方面，“文化帝国主义” 的现象更值得人们去研究，因为这涉及到人类是否最终会被“文化帝国主义”这把软刀子杀死的问题。英国政客罗伯特•库珀2002年提出的“新帝国主义论”类似于“文化帝国主义”，强调以价值观而非军事征服为帝国主义的新手段。他说：“我们需要一种为当今这个崇尚人权和普遍价值的世界所能接受的新型的帝国主义：像所有的帝国主义一样，这种帝国主义的目标是带来秩序和组织，不同点在于它是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的。”（转引自周穗明）

　　问题是，文化帝国主义是否会在任何时候都保留着文质彬彬的、“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的君子风度呢？这就要看帝国主义是为什么目的而建立秩序和组织世界了。

　　当今世界，被西方观念唤醒的国家正疾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消费主义的欲望对资源提出了越来越大的要求，于是，所谓“资源对大众高额消费社会的不支持”越来越从数据变为一个现实。显然，西方和美国已经面临了一个困境，他们通过文化帝国主义战略成功地将世界纳入了自己设计的轨道，可是现代化的列车即将冲出现有的线路，并将冲破帝国主义自己的车站。西方大国将不得不为列车“和平地”“带来秩序和组织”，但如果被西方观念唤醒的国家不服从这些“秩序和组织”，帝国主义就将或者放弃被自己垄断的利益，或者恢复帝国主义的传统形式——这样，帝国主义又从消失走向了回归，世界将因此而进人空前的混乱与毁灭之中。实际上，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所必然导致的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人类是在冲突、堕落、退化、丧失家园中毁灭自己，还是找到一条平衡之路：既有适度的物质追求，又能够自我克制，建构丰富的精神世界，人与人之间保持和平与和睦，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全面发展？我们必须对此作出选择。

　　对于人类来说，走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是可能的吗？不得不说，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马克思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凡不能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生活实践会将它解决。在日益逼近的文明毁灭的危机面前，我相信，人类一定会重新评价文化帝国主义对人类历史的改变，找到一条拯救之道。

　　（摘自2004年第9期《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