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中的菏泽

《巨变》中的菏泽

菏泽人

　　近来，菏泽市政府向各机关单位、各厂矿企业，下发了由市委书记陈光组织撰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巨变》。该书不仅扫描了菏泽改革之初的繁荣富庶，更以鲜活的事例记录了“陈记卖光”式改革取得的辉煌业绩，全书对“突破菏泽”浓墨重彩，渲染菏泽进入有史以来“最快最好”的发展时期。“突破菏泽”是“陈光新政”、“诸城模式”的延续，是集主流改革理论之大成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一 农业的“突破”

　　《巨变》认为，菏泽“大包干”开创了全国改革的先河，取得了辉煌成绩，但由于菏泽人思想不“解放”，没有发挥好这种“优势”，菏泽在改革开放中落后了、返贫了。菏泽的贫穷、落后，为陈光的“突破”埋下了伏笔，陈光以他独具魅力的“改革”模式，敲打着、撕咬着、侵蚀着菏泽这块富饶而又贫穷的热土。

　　第一 “突破菏泽”，瓦解人民公社制度。

　　菏泽经历短暂繁荣。1978年元月16日，菏泽的改革者们，以访贫问苦、发放救济为名，到东明县小井村搞调查，当时的小井大队支书说：“周振兴（菏泽地区地委书记）来到小井，要求找最穷的人家，越穷越好，我就领他们看了村里最穷的三家，其它啥也没看”。“贫穷”定格为人民公社制度的“罪恶”，成了否定人民公社制度的借口，“大包干”在该村首先打开缺口，［等到安徽小岗作为典型向全国推开，菏泽的农民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小井精神”成为彼时菏泽最大的亮点］（《巨变》7页）。当年［一堆堆粮食如座座金山，一垛垛棉花似朵朵白云，收购粮棉的日子，哪个粮站不是人流如堵，哪家棉厂不是车水马龙］（《巨变》7页）；［棉花、大豆产量曾居山东之冠，小尾寒羊、鲁西黄牛饲养量曾列全国第一，棉花年产量超过1千万担，菏泽以不到全省1／10的人口，为全省提供1／6的商品粮食］（《巨变》33页）。菏泽靠“小井精神”，“突破”人民公社制度，瞬间取得了“富庶”、“富足”、“辉煌”，粮棉产量创历朝历代记录。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如果当年中央选的典型是小井，相信比小岗更有说服力，菏泽的繁荣、富庶1986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九十年代中期提高粮食价格后，尽管许多农民添置了三轮车、四轮车，但仍然挽回不了农业的没落，农村的颓势和农民的日趋贫困。
菏泽的变化令人忧。突破人民公社制度以来，菏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至今令政府头疼，令农民痛苦，困扰菏泽的发展，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菏泽经济大踏步地倒退。［生产总值由1978年排在德州、滨州、聊城之前，分别多出5.26亿元、7.93亿元、2.88亿元；到2002年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比滨州少了91亿元，比聊城少了126亿元，比德州少了210亿元；菏泽人均收入只有2904元，不到全省的1／4，全省30个经济欠发达县，倒数8个县全是菏泽的］（《巨变》8页）。［2000年一位老将军来到菏泽，看到的是“百姓依然在贫穷中挣扎”，“老人生病住不起医院躺在家里等死”，“三个孩子挤一张床”，“棉被烂得根本无法用手提起”，老将军潸然泪下］（《巨变》9页）。

　　——菏泽人备受歧视。菏泽被称作“山东的西藏”、“扶不起的阿斗”“过不了河的泥菩萨”等，菏泽涨工资成了“空调”，工资不能按时领，老干部医药费没法报，省领导比喻“菏泽是个难啃的骨头”，外界评价“菏泽是条破旧大船”，到菏泽任职被看作“发配”，韩国客商听说“菏泽穷得吃不上饭”，菏泽的干部到省里开会要忍受［看戏坐后面，看电影坐前面，开会坐两边，夏天住南边，冬天住北边，坐车坐后边，照相坐两边］的屈辱，甚至［闲聊，没人愿意和你扎堆，散步，没人愿意与你同行］（《巨变》9页）；［酒桌上菏泽的官员拍着胸脯说腐败分子菏泽有，谁敢说“我们那儿没有”］（《巨变》10页）。

　　——菏泽戴上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帽子。改革后的历任领导都把争取“外援”、争取上级“支持”作为主要工作，看人脸色，仰人鼻息，到处下跪，四处乞讨，菏泽成了不“要资金”就不能发展，不“要政策”就寸步难行的“乞讨政府”、“下跪政府”。陈光带领［菏泽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一连几十次上北京、下济南，披星戴月，车轮滚滚，跑国家有关部委，跑省有关部门，…不怕难堪，磕头作揖，东拜西访，关键时候请帮菏泽一把，菏泽人民不会忘记］（《巨变》57页），邀请［国家发改委、国家经贸委、国家规划局…10几个部委办局、几十名专家，省直10个部门和单位、多位专家，在济南召开了“菏泽六大支柱产业发展研讨会］（见《巨变》58页）。德商高速公路原设计不经过菏泽，［菏泽市领导靠“上”做工作，跑遍德、聊、商、徐五个城市，把五个市的交通局长全部请到菏泽］，结果［五位交通局长无不感动，经过反复论证，一致认为，走菏泽才是最佳路线］（《巨变》225页）。“拜”不能白“拜”，“帮”不能白“帮”，“感动”更不是凭白无故能“感动”的，官们、家们出谋、献策，开金口，吐玉言，没有可观的“出场费”不行，“出场费”后面是菏泽人民的血汗钱源源不断地流进个别人的腰包。菏泽是山东省最贫困地区，却常常有惊人之举，动不动就打造“世界一流”、与“国际接轨”、在“全国领先”、“引领潮流”等等，每年花费上亿元巨资举办“菏泽国际牡丹花会”、“全国林交会”、“投资洽谈会”等，成了菏泽官员迎来送往、拉拉扯扯，邀请“高层”指导，表达“心意”的大舞台。菏泽的领导者对民生艰苦漠不关心，在人民最需要政府帮助的时候，领导们一个个打着饱嗝、喷着酒气、剔着大牙，心不在焉地说什么：找有关部门、资金紧张、无能为力、有困难的多了，都来找政府，工作还干不干…。2003年东明县黄河段滩区出现重大灾情，国家调来大批救灾物资，拨来专项救灾款，还有大量社会捐献，副总理回良玉、总书记胡锦涛都曾来东明视察灾情，然而许多滩区受灾群众仅仅每人分到一包方便面，据说大量救灾物资被倒卖，钱款被贪污。菏泽的官员们靠“乞讨”过上了发达地区都难以想象的舒心、舒坦、舒服的富日子，大概这就是人们不再同情“乞讨者”的根源吧。

　　菏泽创造的“小井精神”经不起实践检验。菏泽创造的“小井精神”，令官员们引以为豪，小井人却闻所未闻，从来不知道这档子事。1998年《中国青年报》专访周振兴，在冰点栏目发表了《当年承包在菏泽》，山东电视台为小井做了专题纪录片，小井人看后，惊讶得差点掉了下巴，这一切整整晚了10年，10年来，“小井精神”成了无人问津的野花，开得羞答答，放得静悄悄。《巨变》为菏泽没有继续光大这一“亮点”，挖掘这一“潜力”，感到“非常遗憾”，哀叹菏泽没能进一步“拓展思路，解放思想”，致使这一亮点“没能持续多久”便夭折。意思是说，如果当年菏泽“光大”了这一“亮点”，“挖掘”了这一“潜力”，菏泽将不是今天的菏泽，富庶、辉煌将延续至今。众所周知，“小岗精神”一直吹到今天，吹的出神入化，支持小岗的人靠分地当上了国家总理，但小岗依然是小岗，依然贫穷、依然落后，以至于小岗人不得不到坚持集体化的南街村取经，学习共同富裕的经验，为其“三农”问题寻找出路，实践证明小岗路线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的老路。然而，菏泽至今仍有一部分人无视中国农村深陷“三农”泥潭的悲惨现实，眼馋小岗的地位（全国农村改革的样板），眼馋万里的地位（也不看看万里什么背景），眼馋人家能向中央要资金、要政策，暴露的是只想吃奶不想长大、只想投机不想创业的政客嘴脸，是自发性资本主义思想作祟。当年菏泽分地带来的一时辉煌，不是想“光大”就光大，想“挖潜”就挖潜，想“持续”就持续的。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小生产会必然地、自发地、每时每刻地产生资本主义”，分地后的中国农村迅速出现贫富分化现象，阶级矛盾尖锐，改革初期农民们的“光鲜”如昙花一现，农民们的“喜悦”不久便嘎然而止，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壮年农民，如今许多陷入贫病交加的凄惨境地。考察中国近代史，康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失败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失败了，蒋介石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也被赶到台湾了，历史证明中国已经错过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过去走不通的路，今天亦然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资改派无视历史教训，妄图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拉着历史的车轮倒退，必将被觉悟的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当年推动小井分地的周振兴，后来官居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今天小井人没有富裕，更没有带动菏泽人富裕，农民们仍在小农经济的泥窝里挣扎，在贫困中残喘，事实胜于雄辩，实践对“小井精神”做了最好的检验。改革的先锋们、模范们普遍存在“两争”、“两要”的“乞讨”、“下跪”现象，就像白血病人需要不断输血，才能维持生命，自己永远不会产生造血功能一样，深圳最初靠举国之力堆成，后来靠吸全国农民工的血发展；小岗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还有近千元的补贴，至今仍然不能致富；菏泽为了“争”、为了“要”，主要领导到处乞讨、到处伸手，四处“磕头作揖”，陈光因此又被老百姓称为“下跪书记”。难道这就是划个圈都能“堆起座座金山”，插个板凳腿都能“发芽”的改革？

　　菏泽当年“富庶”、“富足”、“辉煌”的背景值得研究。解决吃饭问题，靠什么？目不识丁的农民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当然离不开水利、化肥、种子、农药、农业机械化”。有的人说：“靠‘人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客观地说，解决吃饭问题是综合因素的作用，劳动积极性在里面发挥的作用不到5％，水利、化肥、种子、农药以及机械化水平提高的作用占85％以上，这些因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是多年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比如种子：70年代中后期，山东冬小麦产区开始推广山农63、烟农15号等良种，小麦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泰山1号等良种约增加20%-30%；玉米开始推广丹玉6号、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掖单2号等良种，玉米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良种约增加20%-40%...这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化肥：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增产幅度一般达20%-50%。水利：自1958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兴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农业机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按照这一发展趋势，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农业机械的投入量还会增加。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为机械深耕、农业灌溉提供了可能。耕作技术：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基本建成、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及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使得农业间作、套种、复种成为可能，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的产出率（见乌有之乡《我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的五大因素》）。如果失去这些条件，粮食增产丰收，解决吃饭问题，是不可想象的。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在仍在发挥作用的水利设施80％是毛泽东时代遗留的。如果说是分地解决了吃饭问题，等于说2000多年前中国就解决了吃饭问题，这是非常滑稽和可笑的。

　　菏泽农民对“大包干”的看法与政府不同。据当地农民回忆，1977年6条引黄干渠及网状的田间支渠完工，当年秋天引黄灌溉，对农田改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盐碱滩、蛤蟆坑、茅草洼、火炕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1978年获得大丰收，小井当年分地，接着化肥、农药、种子开始充足供应，保证了农业多年稳产高产。农民们认为是毛主席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不是邓，对毛和邓农民有农民的认识，当地广为流传的两首民谣就很能说明问题：“毛主席给个碗儿，邓小平钻个眼儿，江泽民踢个远儿，朱容基踩个瘪儿”、“绿头蝇子、棉蛉虫，乡村干部、邓小平”，结论天壤之别。1986年病虫害开始大面积泛滥，草荒开始严重，特别是棉蛉虫（又称钻心虫）成灾，喷洒农药根本不见效，农民只好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到棉田里捉虫，到1988年棉花基本绝收，棉棵一个劲风长，有的长一人多高，就是不结桃，农民只好拔了当柴烧。菏泽农村土地实行5年一流转，农民种地有短期行为，不注重养地，只追求立竿见影，只在土地流转周期刚开始时上少量草木灰，由于长期大量使用无机肥，导致土壤板结严重，粮食产量维持在700—800斤左右，有的产量开始下降，以前气死龙王爷的地，九十年代以来一遇大水也开始发生涝灾。菏泽集体解散后，农民开始单打独斗，一家一户的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无力进行土壤改良，机械农机具购买能力差，分地后普遍倒退到手推肩扛牛耕的最原始状态，许多农家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有了自己的大牲畜，农技推广站关门，农业技术人员断流，科学种田推广困难，种子站被个人承包，种子改良缓慢，坑农害农事件时有发生。田间灌溉沟渠被人为破坏，大型干渠严重淤塞，旱不能浇，涝不能排，即使增加投入，粮食产量也上不去，一遇灾年普遍欠收或颗粒不收，农民因病、灾、荒、学、失地、计划生育以及沉重的苛捐杂税等原因，返贫现象大量发生。

　　第二 “突破菏泽”，深陷“三农”泥潭

　　菏泽对抗中央指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资本、外来资本相继出现，对劳动力形成巨大的磁场效应，夹杂着农民各种各样的淘金梦，裹挟了2亿农民工，造成了强大的劳动后备军，从此民工潮在祖国大地涌动，且愈演愈烈，说农民工是自发流动，不如说是社会主义合作经济向资本主义自发竞争阶段过渡中社会挤压造成，民工现象的普遍化反证了农村生存环境的恶劣。胡总书记、温总理在菏泽发出关于“‘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抓农民增收是中心任务”的指示，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然而，胡总书记和温总理讲话余音未散，余温未了之际，陈光便以地方实际为由，大喊大叫要“反弹琵琶”，以“率先‘突破’工业”、“工业‘返哺’农业”相抵制，实际另搞一套，遭来一片反对声，［一位退休的老领导说“不要和中央唱反调”，在职的领导也说“这样做不合适”，许多人建议“不要这样搞”，有的甚至跑到陈光办公室劝说］（《巨变》41页）。陈光解决“三农”问题靠的是两手抓、两手硬，一是借“突破”工业之手，大量圈地，坐地招商，搞政绩工程；二是借劳动力市场之手，“消灭”农民。陈光吸取电影《暴风骤雨》里韩老六的经验，赵玉林不是要闹事、要算账吗？解决的办法是让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2003年以来，陈光上演了新版《暴风骤雨》，掀起了“劳务输出”风暴，让农民拿血汗换“增收”。

　　——“逼”。2002年以来，菏泽“区中园”、“园中园”建设热急剧升温，陈光举全市之力建设13个开发区，其中10个达到省级开发区标准，总面积达62.8平方公里，乡镇几乎都建立了面积不等的开发区。结果，“返哺”未见，失地农民上访成了一大景观，在菏泽市委、市政府门前几乎天天都能看到开着三轮车上访的老百姓，据市政府人员反映“哪一天没有上访的都不正常”。［2003年，东区‘十纵十横’路网建设，动员千名机关干部，吃住在工地，13个村庄，14万平方米房屋的拆迁任务，不到半个月就顺利完成］（《巨变》71页）。拆迁速度之神速，拆迁队伍之壮观，恐全国罕见，决策者一想到这件事就“激动不已”，在“顺利”、“激动”的背后，群众经历的是血腥、恐怖、洗劫的大灾难。据大洋网2006年10月31日报道，菏泽市开发区都庄村1000多村民，数千亩耕地被占尽，村民无家可归，全村只剩下一个村碑。村民都文斗气愤地告诉记者“我们现在只能在邻村租房子住，这个房子一年租金要2000多元，我们现在没有了耕地而且也失去了家园。”圈占的耕地名义上补偿大约3.5万元，实际到手只有2.3万元，转手就卖7、8万元，当时由于村民们觉得拆迁不合法，纷纷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并上访，结果菏泽开发区相关部门强行将上访群众拘捕。据《民声晨报》2006年12月1日报道，香格里拉嘉园房地产项目启动，菏泽市开发区区委书记任政委，区长任指挥长，动用市建设局、开发办、国土局、行政执法局、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国家机器强行拆迁，对被拆迁户用多种手段进行打压，2006年6月5日，导致一被拆迁户李民生被逼上吊自杀，而指挥部一领导知道后，当众说，哪个地方拆迁不死几个人啊。据《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2006年8月31日报道，菏泽斥巨资2亿元建设大剧院，该工程征用菏泽开发区土地240亩，对10家企业、30户居民进行强制拆迁，企业主与政府拆迁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政府官员光着膀子上阵，一官员说，政府养猪就是为了杀猪。一个官员说，你们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你们能对抗过政府吗？如果你们不搬，税务天天去查你们的账，工商不给你们年检，环保去堵你们的下水道。

　　——“骗”。菏泽宣传“劳务输出”、鼓吹“劳务经济”的新闻铺天盖地，某某打工回来盖了新房，某某打工回来创业致富，某某打工在外当了老板；甚至农村劳动力奇缺，盖房修屋工费上涨，也成了政绩。陈光每次外出开会，都不忘推销农民工，［你们那里要人不要？能不能送些农民工过去？…招工吗？菏泽人诚实，能吃苦，肯卖力，招工就招菏泽的！…试试菏泽的拾棉高手］（《巨变》174页）， “诚实”就是缺心眼，“能吃苦”就是笨蛋，“肯卖力”就是悬货，“高手”就是二百五，明捧暗贬，歧视农民。在老百姓眼里,陈光奉行的是崇洋、媚资的重商主义，忽然祭起“劳务输出”大旗关心农民，其热情与街上的小贩硬拉客人吃饭的“热情过度”一样让人担心。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一席话证实了陈光“热情”里面的虚伪，他说：“当前，农民失地严重，返贫现象严重，政府解决‘三农’问题乏力，农民没有出路，陈光想以‘劳务输出’化解农民闹事，减少改革阻力；如果出去挣不来钱，对不起，愿自己命不好，别人能挣来钱、能致富，你为什么不能？‘命苦不能怨政府’”。另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国有企业没有了，当然也就不存在脱困的问题了，如果农民没有了，当然也就不存在‘三农’问题了”。山东省委、省政府对陈光靠“劳务输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做法给予大力支持，调动东部发达地区与菏泽搞“西输东接”工程，召开了一次有8万人参加的招聘洽谈会，场面火爆令人“叹为观止”，一位副省长惊叹［除了‘文革’，还没见过这么多人参加的会议］。［《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工人日报》各大媒体报道了菏泽“劳务输出”的惊人业绩，菏泽成了“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先进单位”］（《巨变》166页）。

　　——“压”。陈光［把“劳务输出”作为一项产业来抓，上升到“实现农业产业化、摘掉菏泽‘欠发达’帽子”的战略高度…毫不动摇］（《巨变》154页）。2003年，陈光在［“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会议”上，把劳务输出纳入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年底完不成任务目标、且位次倒数第一的县区，和最后10名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给予诫免，或调整工作、另行安排］（《巨变》157页）。［从2005年起，全市每年劳务输出新增18万人，市政府将指标分解到各县区，各县区再分解到各乡镇，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到人］（《巨变》165页），靠“劳务输出”实现“农业产业化”、摘掉“欠发达”帽子，送不走农民、送不够数，就要丢官，并且还要“毫不动摇”，闻所未闻，世所罕见，荒唐之极。农民一听“产业化”就头晕，“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产业化”，变成了“新三座大山”。“足球产业化”至今未踢出亚洲，“黑哨”、“假球”、“贿赂”成风，整个足球界一片漆黑，农业“产业化”，“三座大山”将变成“四座大山”，农民说：“这是陈光让咱永世不得翻身”。

　　——“卖”。陈光对农民“逼”、“骗”、“压”的目的就是为了“卖”，他说：“劳务输出就是一次决战”，决战的对象就是农民，目标是让这些“贱民”、“穷鬼”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永远不要回来，没有“刁民”闹事，改革的道路也就扫平了，只要能像卖光国有企业那样，把“穷鬼”都输出光，菏泽的“突破”也就成功了。菏泽农民在社会强力和舆论宣传的诱压下，［走出去140万，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并延伸到10几个国家和地区］（《巨变》156页），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流失，农业发展停滞。如今菏泽农村的青壮年几乎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下些老弱病残，在家种地带孩子，一位村支书说“现在田里的活，老头老婆成了主力军”，如此做法，粮食产量怎能保证？农业谈何发展？农业安全何在？“三农”问题怎能解决？被迫走出家园的菏泽农民是勤劳、智慧的群体，但是今天他们只能为他人创造富裕，菏泽大学生呼吁“菏泽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要“用自己的汗水，让菏泽改变面貌”。泣血的“恳求”和良好的“愿望”，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了支持继续深化“卖光”式改革的民意和呼声。

　　菏泽“大包干”留下无穷的祸害。“大包干”被当成“富民政策”一直吹到今天，事实证明“大包干”是只图一时之快，不顾后果的“嫖客”结出的一个歪瓜，急功近利的政客酿出的一杯苦酒，目光之短浅，尚不如鼠。安徽的万里、菏泽的周振兴等人，创造的“小岗精神”、“小井精神”制造了一个否定2000多年历史的神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滑天下之大稽。“突破”人民公社制度，如今菏泽农村凋敝、破败、萧条，神权、族权回归，封建礼教兴起；农业发展停顿，危机四伏，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亦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农民经历政策性盘剥，一贫如洗，不能致富，不能增收，破衣烂衫，背井离乡，四处流浪，苦不堪言。菏泽农民维权难于上青天，有的拉着锅碗瓢盆去上访，有的拉着棺材去上访，有的不惜自杀抗争，群体事件时有发生，民谣“要喝药给小瓶儿，要上吊递小绳儿”，生动地反映了当前菏泽农村的真实面貌；鳏寡孤独老人宁愿在家受罪，也不进敬老院，农民们说：“进了敬老院，就等于提前进火葬场，不等断气，就往火坑里拉”。中国新闻网2007年2月11日报道，中国工程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批判“40岁前拿命博钱，40岁后花钱买命”现象。钟南山在这里指的是知识分子高收入群体，由于不注意身体健康，出现英年早逝现象，菏泽的农民工普遍存在40岁前拿命博钱现象，不同的是，他们40岁后将一无所有，生存权也将被剥夺。农民工在劳动保障极差（有的根本没有劳动保障）的条件下劳动，经常发生工伤事故，每月却只拿几百元钱。南方某市的有些企业不重视农民工的安全生产，近几年被轧断了40000多根手指头。其实，轧断手、胳膊、甚至送了命的，也不是个别，还有不少私营企业主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当年温家宝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工资（见原《解放日报》副总编栾保俊在《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形势》一文）。温总理一次讨回1000多亿，就这才要回1／3，陈光把他的劳务输出吹的跟花一样，试问可曾给菏泽的农民工讨过薪？难道菏泽的农民工没有遭遇过恶意欠薪？菏泽的农民工因讨薪被打死外地可曾过问？事实证明，陈光的所作所为与胡总书记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胡总书记要求“解决‘三农’问题”，陈光把农民“逼疯”；胡总书记要让农民“增收”，陈光让农民“破产”，“返哺”变成了“掠夺”，菏泽已经成了对抗中央，反和谐社会的歪风、斜风、恶风的风源。

二 工业的突破

　　陈光是资本的忠实代表，是市场经济的崇拜者和追随者。陈光创造的“诸城模式”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熔基的高度评价，一时大红大紫。1991年任诸城市委书记，1997年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2001年任菏泽市委副书记、市长，2003年任菏泽市委书记。在诸城［陈光走的第一步棋就是用14个月时间，通过股份合作制、无偿转让等多种形式，对全市288家乡镇办以上企业中的272家实行了改制］，“诸城模式”很快推向全国，老百姓从此改称“陈卖光”。［《南方周末》报道：产权制度改革不啻为“石破天惊”。《南方都市报》报道：产权制度改革是“陈光新政”］（《巨变》37页）。在菏泽期间，陈光因白送国企得雅号“陈送光”。

　　第一 “突破菏泽”，计划经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菏泽国企由兴到衰。据主流专家学者论证，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发展经济，才能使中国富强，才能救中国。但据网上披露的大量资料显示，在所谓的“改革”大潮冲击下，国家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经济命脉日益被外资垄断，自主创新能力日渐消失，贫富差距世界之最，国民经济的支柱——国企，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历了由兴到衰的戏剧性发展轨迹。1997年菏泽［所有县属以上工业企业负债率122％，亏损面90％，70％资不抵债］（《巨变》38页）。菏泽国企的变迁，见证了改革以来官僚精英集团对全民财富的“抢劫史”，［菏泽多年前，扑克牌、地毯工艺品曾名扬天下、全国皆知，仪表、轴承等工业品曾雄视齐鲁，创过山东名牌，在市场经济中反而阵地逐年萎缩，小的消亡，大的衰落。80年代，菏泽的乡镇企业颇有名气，比如弹簧、皮毛玩具等，很有特色，形成了区域性生产，受到全省瞩目，90年代之后，他们路越走越窄，越干越不济，最后被挤出市场，销声匿迹。一家台资企业，从80年代起，就与中行有业务往来，后来台资撤出，到1999年底，中行对这家企业的1.1亿元贷款难以收回，而此时该公司的有效资产算足也就是1300万元。80年代初，单县“金龙”电扇名噪一时，占领了周边10几个省的市场，有“南华生，北金龙”之誉，然而好光景没有撑几年，企业既面临破产。1990年前，单县羊肠线厂不仅在菏泽赫赫有名，在全国都独树一帜，稳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而今就连菏泽人，谁还记得那个羊肠线厂］（《巨变》123页）。据了解，菏泽卷烟厂本来是菏泽利税第一大户，经营相当红火，被陈光卖给了颐中烟草，菏泽卷烟厂新购买的德国进口生产线，竟被颐中烟草拉走，由于菏泽卷烟厂产量上不去，达不到国家政策要求，结果被砍掉，1000多名职工被遣散，菏泽遭受重大损失。菏泽拖拉机厂本来生产经营业绩相当不错，是菏泽市重点企业，被陈光卖给了郑州金牛集团，在金牛集团控制下，菏泽拖拉机厂生产的拖拉机必须按成本价卖给金牛集团，两年时间菏泽拖拉机厂亏损3000多万，工人工资长期拖欠，多次罢工游行，金牛集团一看局面难以为继，偷偷撤资溜了，经这一折腾，企业已经到了倒闭的边缘。

　　菏泽国企成了砧板上的鱼肉。自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始，菏泽国企经历了厂长负责制、承包制、股份制，直至彻底改制，政府主管部门的管理权力日渐式微，企业内部腐败大量滋生，厂长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土皇帝。菏泽某县农机公司，改革初期效益很好，工人工资有保证，是县里数得着的好单位，自从实行承包制，公司年年亏损，长期拖欠工资，期间多次让工人集资，最后资不抵债，关门了事，承包人先后开起4家农机销售门市。国家对国企采取“拨改贷”后，菏泽国企投资能力普遍下降，而且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当年菏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搞技改找死，不搞技改等死”，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企业所处的两难境地。国家给予私企、外企“两免三减半”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菏泽甚至以零地价、零电价、零税收招商，对国企吃拿卡要，课以重税，造成大量国有企业内外交困，纷纷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许多企业连工人工资都难以保证，有的甚至破产、倒闭。陈光主政后，菏泽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发展工业不靠内资靠外资，不信国人信洋人，不信国有信私有，谁引进的外资多，卖国企卖得多、卖得快，谁的政绩大，招商引资、国企改制成了菏泽官场最热的话题。菏泽国企在经历发展、辉煌、落难跌宕起伏之后，终于放到了代宰的砧板上。

　　菏泽国企全军覆没。失去计划经济的保护屏障，国有企业改革成了国企发展的悲剧，一个个如落汤的凤凰，霜打的茄子，灰头土脸，狼狈不堪；个体户靠吸吮优惠政策的乳汁，如雨后春笋般地疯长，靠假冒伪劣、偷税漏税、不正当竞争等手段，挤走国企市场，一时间风光无限，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家可以进人大、政协，可以入党，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者”，某些老爷至今不承认我国已经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新生资产阶级，不承认我国存在剥削，这一切都堂而皇之地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勤劳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改革精英的金字招牌，并由此得出穷是因为懒的荒谬结论，那么几千年来广大劳动人民颠沛流利，饥寒交迫，衣不蔽体，难道是因为他们懒吗？“先富论”更不是什么创新，而是拾了历代剥削阶级的牙秽，试问哪朝哪代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的？而且富起来的总是少部分。温州那种“家家冒烟、户户叮当响”的繁荣景象，深深地刺激了菏泽，“解放思想”成了菏泽的当务之急，一时间“效率第一”、“时间就是金钱”成了菏泽的主流话语，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臭气扑鼻而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弃之一旁，“过时论”不绝于耳，从此菏泽大地成了理想的沙漠，正义无立足之地，邪恶象野火一样四处蔓延，金钱成了检验一切的试金石，损公肥私、唯利是图、毫无信义、见钱眼开、投机钻营的赌徒、贪污腐败分子成了能人、先富起来的人，谁讲大公无私谁就是傻瓜，谁提“毛泽东思想”谁就是神经病，计划经济成了“保守”、“僵化”、“低效率”的代名词。在这种思想解放大潮的冲击下，人的私欲空前膨胀，国家的财产就像没主一样，谁拿了算谁的。否定计划经济，国企失去了发展的物质支撑，否定毛泽东后半生，国企失去了生存的思想基础，庞大的国有资产崩溃、消失如弹指一挥，短短几年即灰飞烟灭，失去国有企业，如民族失去脊梁，如大厦失去支撑，坍塌的不仅是经济基础，更是民族的精神支柱。目前，菏泽已是私有经济一统天下，公有制经济难觅踪影。［从1998年到2000年底，菏泽地委行署连续发出3个“1号文件”，对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转换经营机制进行部署。截至2003年菏泽国企改制293家，改制面达到98％］（《巨变》39页），到2006年菏泽国有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公有制经济基本消失。菏泽国企垮台导致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全市国有、县属集体企业职工20余万，有9.2万人赋闲待业］（《巨变》38页），社会财富日益向个别人手里转移，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日益险恶。

　　“宿迁模式”在菏泽折翼沉沙。陈光卖完国有企业，菏泽的老百姓说：“陈光再卖，只有卖市政府大院啦。”然而，菏泽的老百姓低估了陈光的能量。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陈光专程拜访了“宿迁模式”的始作俑者仇和，两人彻夜长谈，结下深厚“友谊”，在仇和离开宿迁任江苏省副省长时，陈光曾专门送行。“宿迁模式”坚定了陈光的医改决心，但毕竟时过境迁，不是朱大人在位的时候了，据传陈光向山东省委汇报菏泽医改方案时，两位主要领导再三叮嘱陈光，一定要小心从事，谨慎操作，出了问题不要往上推。巨大的政治风险令陈光深有疑虑，他决定自己躲到幕后指挥，让副市长何茂远全权负责，操作菏泽医改，一年后菏泽医改黑幕曝光。据《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6月21日报道，菏泽二院改制，当时评估这家医院的有形资产是1500万元，老院长出价1500万元不卖，要再加1000万元，就这还不卖给，二院最后的出售价格只有706万元，在交接的时候医院账上还有300万元左右的现金，买下二院的是济南文江实业有限公司，而且只卖给该公司。菏泽市立医院是当地唯一一家三甲医院，经济效益一直不错，截止到2004年4月30日，该医院调整后净资产1.4亿元以上(含有形资产、土地、商誉)，齐鲁医院的副院长刘先生曾拿着1.5亿元的现金来收购医院，政府没卖，最后4000万元卖给了道勤公司，到市立医院收回时仍然是4000万元，同时收购的还包括分院。据《医院领导决策参考》2005年9月14日报道，菏泽三院被转手两次，第二次转让给道勤公司，两年内分期支付完384万元转让款，四家医院改制共卖1.2亿元。据报载，医院干部职工罢工、上访不断，小字报满天飞，在医院工作的政府干部家属极其孤立，严重时政府部门难以正常工作，医院瘫痪。据传，市立医院部分职工一直上访到中纪委，提出如不收归国有，将集体退党，到京九铁路卧轨等条件，震惊中央，菏泽市政府不得不收敛其“卖光”一切的腐败行为，四家医院得以重新国有。许多医务工作人员说：“这样折腾下去，有多少家底也得败坏光”。一位老大夫说：“给私人干和给国家干大不一样，给国家干将来有依靠，是国家工作人员，有保证；给个人干，不但给的钱少，而且社会地位下降，将来靠啥养老，私人信誉差，说不定啥时候就不管啦”。

　　第二 “突破菏泽”，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被野蛮剥夺

　　陈光的“买办”理论为害一方。陈光为加快菏泽国企改制步伐，提出“破除在经济成份上重公轻私的思想，树立敢让民营经济唱主角的观念”，散布“自己的孩子养不活，送给别人养，总比饿死强”的活命哲学，贩卖“破公立私”论、“卖孩子”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买办理论甚嚣尘上。在这些理论指导下，菏泽的改革者面对国企由于“改革”造成的困难，不是想办法克服，而是“破”字当头，“卖”字当先，捅上一刀、推下悬崖，为了几个臭钱，不惜把自己的孩子掐死、饿死、坑死，然后陪着笑脸，双膝下跪，以自我作践的方式，用自己的奶水，养别人的孩子，这是什么作为？坊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德国客商来到菏泽，说要投资一个大项目，由于没有带家眷，担心生活不便，陈光便带着这位客商，把菏泽的洗脚城、按摩院、桑拿洗浴中心等“红灯区”转了一遍，老外说：菏泽的“开放”令人吃惊。据传，陈光的弟弟在菏泽经营着一家最大的“妓院”，专为外商“服务”。菏泽到处都是“红灯区”，大到豪华宾馆饭店，小到弄堂胡同，到处是藏污纳垢之地，“小姐”成群结队，堪称全国之最。2005年底20多个“小姐”遇害案震惊全国，2006年成武县脱衣舞表演被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曝光，影响极其恶劣。菏泽的官们、商们钱来的容易，出手阔绰，一位“小姐”给外地同伴发短信称“这里人傻，钱多，速来”。霓虹灯闪烁之下，歌舞升平之间，菏泽恰似“国统区”、“殖民地”再现。

　　陈光的“买办”行为有人支持。菏泽利用境外市外资本、私有资本、金融资本等，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重组，个别人从中谋取暴利，祸国殃民，是菏泽国企改制的主要特点，“谁不改制谁下台”是菏泽官场的潜规则。有的企业因改制不彻底，主要领导被撤换；有的地方政府因改制动作慢，被点名批评，主要领导遭排挤；企业由内部职工持股的，视为改制不彻底，卖给外资的，主要领导均受到提拔重用，“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洋奴嘴脸表演得淋漓尽致。陈光的买办行为深得某些人赏识，当“卖光”式改革“孤立”时有人壮胆，“遇挫”时有人打气，“遇阻”时有人给优惠政策，改革后造成的“烂摊子”有人擦腚，如［允许菏泽市采取比其他地区更开放、更灵活的政策，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见《巨变》58页）。据传，2006年菏泽医改失败后，陈光一度陷入低迷、消极之中，媒体不见其身影，不闻其声音，市委、市政府没谁再把他当回事儿，开展工作十分困难，山东省常务副省长林廷生亲自到菏泽召开专门会议，林说：“省委、省政府对菏泽的工作是满意的，对陈光同志的工作是肯定的，高丽书记、寓群省长是点了头的…改革虽然遇到了一点问题，但也算不了什么，改革允许试…希望各级领导协助陈光书记，共同把菏泽的事情办好”。 上述情况充分证明，山东省政府有人力挺陈光、欣赏陈光、保举陈光，对陈光的“卖光”式改革大力支持。山东省政府的优惠政策及主要领导的纵容，成了陈光毁灭国企的“尚方宝剑”，成了他对国企痛下杀手的“特赦令”。一位菏泽的老同志提起陈光卖国有企业时，愤怒地说：“他就是卖国贼”！

　　菏泽市政府成了专为“外商”办事的买办政府。陈光认为，要发展就要有资金，要资金就必须招商引资，否则死路一条，于是 “大招商，招大商”的招商广告在菏泽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在陈光的督促下，菏泽各级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拿出主要精力招商引资，拿出精干力量招商引资，成立专门招商机构，国外设有多家办事处，国内所有发达城市均有常驻招商引资机构，菏泽共成立驻外招商机构300多个，1000多人常年在外专门招商。陈光赴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等进行“拓展欧美”招商，被老百姓戏称为“周游世界”；全市各县区、各乡镇，从市到县到乡镇所有副职和有关科室，人人头上有指标，多则上千万，少则上百万；［2005年境外招商活动共组织10次，2006年春又耗巨资举行“中国菏泽投资项目洽谈会”，邀请17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客商与会］（见《巨变》63页）。菏泽对“外商”采取“一门受理”、“一站办结”、“一口收取”、“一条龙”服务，陈光几乎逢会必讲“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菏泽市政府成了专职招商的“招商政府”，成了专门面向“外资”、“外商”服务的“三陪政府”（陪吃、陪喝、陪玩），精于投机钻营，专干蝇营狗苟之事，出卖民族尊严，出卖国家利益。

　　菏泽“招商引资”成了滋生腐败的泥坑。陈光不惜一切代价“全民动员，全民招商”，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振聋发聩，但掩盖不了的是令人瞠目的腐败。据了解，一位政府干部说：“招商就是变相旅游、吃喝玩乐，反正花钱不愁报销，一些领导因招商而暴发”。一位参与招商的政府人员说：“有的领导在招商当中，每次吃饭没有1000多元的茅台侍候就不吃，就发脾气，海参、鲍鱼吃够了就专吃野味”。一位参与招商的企业领导说：“参加招商洽谈会，政府领导要的是‘投资意向书’，为了这一张废纸，政府领导恨不得给人家下跪”。许多乡镇迫于招商数额太大，加上无商可招，不得不弄虚作假，虚报投资数字，如有的100万元的小厂，被夸大成投资1亿元；有的本来不是自己的招商项目，宁愿自己花好几万元为别人立项，只要“立项批复”上面，注明是自己的招商项目就行等等，让人啼笑皆非，丑态百出。群众对“招商风”，对假招商之名掀起的“旅游风”（有的甚至全家出国旅游）、“吃喝风”，骂声不绝于耳，各级政府机关及下层干部，对陈光的做法亦多有微词，极其不满。记得有一部电影叫《车轮滚滚》，展示的是解放战争期间，人民群众自发的组织起来推着独轮车支援前线，表现的是人心所向，是人民对党的无限信任，某县为跑一个项目，跑烂四部车，车轮滚滚之下，碾碎的是群众的心，碾碎的是党的信誉，碾碎的是政府的形象。

　　菏泽国企改制成了内外勾结分赃的盛宴。据一位政府官员说，菏泽利用外资对国企改制、重组，有三大奥妙：一是群众不了解背景，二是便于谋取私利，三是卖给有背景的公司捞取政治资本。有人说，陈光这个人“脑子活”。这话不错，陈光大卖国有企业，正是揣摩透了某些大人主导的“改革”方向，才敢下如此黑手、狠手，这样做不但迎合了大人们“改革”的政治趣味，而且完成了政治站队。在陈光“脑子活”的影响下，菏泽形成了“不卖国企不能发财，不发财不能买官，不买官不能继续发财”的一套小偷逻辑，也成了菏泽官员升迁的“潜规则”。老国有企业被改制、重组后，大多数变成了“外资”企业，普遍出现职工人心不稳，买家人心不稳，生产、安全不稳，导致设备不更新，技改不进行，新生产线不上，有的甚至设备被拉走，技术骨干流失严重，职工待遇普遍下降，最后企业一蹶不振。利用“外资”进行国企资产重组，没有不被低估的，没有不被贱卖的，没有不内定好买方的，操作过程没有不隐蔽的，有的甚至“零”资产收购，如果没有巨大的“利益”何以如此？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陈光、何茂远都说在改制中没有捞好处，打死我都不信”。在招商引资幌子的掩盖下，国有资产流失触目惊心，企业利润被“外资”带走，留下的是漂亮的GDP数字和遗患无穷的污染，老百姓看到这些无不痛心地说：“这不是发展，这是破坏，照这样下去，共产党完了，中国完了”。

　　私有制经济主导下的菏泽更危险。在“卖”和“送”的交易中，是激烈的利益争夺，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少部分人靠特权一夜暴富，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因改制捞到好处的企业主们，在谈到改制时“无不眉飞色舞”，因操纵改制获利的官员不但“眉飞色舞”，梦里都会笑醒。菏泽市交通局下属一家电池材料厂，经济效益较好，净资产2000万元，该厂主要领导想通过MBO以区区200万元买断，但经过多次活动，竟然没批下来，据说是陈光不批，工人们还以为陈光在为企业着想，该厂一位科长说：“改制需要成本，没有送到主要领导想要的‘数’，因此没批”，原来如此。市井之间到处流传着陈光家族在改制中大肆捞取利益的流言，其亲属到处插手，小到企业劳保发放，大到工程发包，其老婆、女儿以招商引资为名四处活动，为企业寻找买主牵线搭桥，在如此这般，一来二往，瓜田李下之后，据说陈光家族已经积累了数亿资产。陈光看着一个个国企消失，不无得意地说“死了一只羊，起来一批狼”，群众看着国企一个个倒下去，不无痛心地说“掐死一只养人的羊，招来一群吃人的狼”。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菏泽，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孩子失学，社会治安状况持续恶化，群众怨声载道。自从改革以来，［企业家族观念普遍盛行，老婆孩子齐上阵，七姑八姨都进来，孩子当会计，老婆管仓库，小舅子当技术员，老爹当门卫］（《巨变》118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从确立市场经济地位，市场热、园区热盛行，［围个大院子，盖个门楼头，写上几个字，就成了＊＊市场、＊＊园区，里面人影不见，“热”过一阵，留下的是债台高筑，抹不平的坑，擦不完的屎］（《巨变》130页）。思想越解放，社会越乱套，改革越深化，百姓越遭罪，马路变宽了，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窄，高楼变多了，群众越来越穷，工厂变多了，群众的生存环境越来越险恶。社会歪风盛行，到市场上买东西应粘，单车碰着就讹，个体诊所图财害命，治疗性病、办假证件的小广告到处都是，拐卖妇女儿童现象普遍，皮包公司走遍大江南北，敲诈勒索家常便饭，强装强卸司空见惯，到处是陷阱、骗局，尔虞我诈，防不胜防，［“村霸”、“路霸”、“市霸”、“菜霸”、“街霸”、“厕霸”、“垃圾霸”］ （《巨变》149页）等明抢明夺，无恶不作，城里黑社会进入公检法机关，乡下各种黑社会团伙公开招募成员……从城市到乡村，污浊遍地。

　　菏泽人民面临更大的灾难。陈光靠廉价出卖“资源”、廉价出卖人民“血汗”发展菏泽，惠及的不是菏泽人民，菏泽市容、市貌变得越来越象城市了，也越来越不适宜群众生存了，这样的繁荣、发达与菏泽人民何干？陈光说“富商是目标”，要“富”的是“商”，总设计师也说过“谁投资谁受益”，可见改革设计的先富人群一开始就不包括所有劳动者。“突破”人民公社制度、“突破”计划经济、“突破”公有制经济，也就“突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底线，当前菏泽大地“圈地风”、“招商风”、“拆迁风”、“吃喝风”、“公款旅游风”五风劲吹，黑云压城，人民群众哭诉无门。陈光在菏泽当政近十年，是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十年，是官商勾结鱼肉百姓的十年，是菏泽历史上最肮脏、最龌龊、最黑暗、最具破坏力的时期。“突破菏泽”仍在继续，卖光、送光、分光的“新三光政策”仍在继续。十七大之前的人事调整正在进行，陈光的菏泽历程仍在继续，菏泽人民送走“瘟君”的愿望需要继续等待，菏泽社会的和谐遥遥无期，菏泽人民的灾难看不到尽头…。

结尾

　　据《法制日报》2007年2月2日报道，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大贪官李大伦曾指使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纪检书记曾锦春直接起草了一个“四不准”红头文件，令郴州市“各单位一律不准接待市外媒体记者；不得通报重大案件、突发事件的进展情况；不得对外提供新闻线索；不得随意召开新闻发布会”。菏泽同样存在“四不准”潜规则，陈光说：“近来网络、报纸上菏泽的负面新闻太多，影响菏泽形象，不利于招商引资，要加强舆论管制”。陈光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并时常将个人的喜忧哀乐视为维护党性的“戒棒”，新闻舆论必须处处惟他马首是瞻，不能有一点出格的地方，反之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就要被毫不迟疑地移人换位。某县一家国有大型二档企业，在陈光一番牵线搭桥后，准备卖给一家私人企业，陈光一再强调，要对工人封锁消息，媒体要遵守纪律，但由于主要领导分赃不公，消息泄漏，工人在交接前一天知道了消息，停工停产半个月，多次游行，最后厂子没卖成，驻该县记者说，因为这事差点丢了饭碗。菏泽的事情搞得一团糟，面对沸腾的民怨，陈光曾在酒桌上说：“菏泽这种穷山恶水的地方，别说我不行，换谁来也不行，胡锦涛来了也一样”。《巨变》的出版，弥补了菏泽信息贫乏的缺陷，为人们认识陈光、了解菏泽，提供了难得的素材。《巨变》无意间让我们看到了“卖光”式改革的反人民本质，宣告了“突破菏泽”的破产，交代了菏泽衰败、没落的根源，值得方家一读。

　　中国农业的改革是大农业向小农业倒退，是集体经济向小农经济倒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倒退，是公有制向私有制倒退。改革所到之处沉渣泛起，污泥浊水扑面而来，复古逆流横扫华夏大地，团结起来的人民重归一盘散沙，党的领导普遍弱化，农村党组织基本瘫痪，社会主义大厦基石动摇。“四个倒退”是历史的大倒退，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是真正的“浩劫”。菏泽是个农业大区，“四个倒退”改变了菏泽，影响了菏泽，使其后来的发展更加曲折、艰难。“突破菏泽”——对菏泽人民来说是毒药、是癌变、是落井下石、是与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把菏泽推向了最危险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