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民族主义与反西方民族压迫--兼论革命原则性和策略性

反民族主义与反西方民族压迫——兼论革命原则性和策略性
Xinmalie
最近，围绕《中国不高兴》，左派网友间曾产生了一些争论。支持、批评《中国不高兴》的文章都有。乌有之乡上曾贴出的《批判〈中国不高兴〉所鼓吹的民族主义》（简称批文），也算是批评《中国不高兴》的文章中具有某种代表性的一篇。
对《中国不高兴》所表现出的、反抗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民族压迫的态度，我是支持的。而对《中国不高兴》作者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思想，我又是反对的。对批文所持的对国家进行阶级分析、批判民族主义的观点，我赞同。不过，对中国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民族斗争，批文持不支持态度，我是不同意的。
我为啥反对民族主义，我这里不深入讲（深入讲，至少也需写三、四页），只简略谈下。民族主义思想做为一种社会意识，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产物，是国际上（或社会上）存在民族压迫的反映、表现。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世界）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民族歧视、对抗、压迫，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民族状况的反映、产物。要消灭民族压迫，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来实现。而只有靠全世界各民族的劳动者响应“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团结起来才能完成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任务（仅靠某个国家与民族的无产者无法完成这任务）。而民族主义认为自己民族“优于其他民族，推崇自己的民族，煽动民族不和及种族仇恨”的作法（一歌词中“让四方来贺”，以及平时网上常见“棒子”、“阿三”、“老毛子”等侮辱性称呼，都体现出我国一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利于全世界各民族的劳动者响应“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而资产阶级也通过鼓吹民族主义，使本民族劳动者注重民族间冲突而忽视本民族的阶级剥削、阶级斗争。因此，民族主义易造成不同民族间无产者的矛盾和内斗，不利于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斗争。
社会主义者正是从是否有利于无产者团结，有利于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对民族主义做出的判断。
不过，民族运动或民族斗争，与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虽然他们可能有联系）。所以社会主义者虽然反对民族主义，但不一定反对民族运动或民族斗争。甚至不一定反对有着某些民族主义口号的民族运动或民族斗争。而这要看民族运动或民族斗争所指向的敌人，是否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敌人一致。
社会主义者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所面临的主要敌人是谁？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主要支柱和堡垒，是封锁、制裁、进攻社会主义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是百余年来国际共运的主要敌人，是许多国家革命的扼杀者。因此，即使现在，对“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也应支持。因为这种民族运动冲击帝国主义，也是对全世界剥削制度的主要支柱和堡垒的冲击，最终也为共产党人冲击本国的剥削制度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对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民族斗争，批文持不支持态度，我是不同意的。
批文认为，因为现在中国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同国别资产阶级间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在分配利益、分割市场上激烈矛盾在思想上、舆论上的体现。好比强盗之间的黑吃喝黑一样，在行窃后分赃上的矛盾”。 批文认为，社会主义者不应支持资产阶级间的斗争。所以中美矛盾等问题上，似乎就不存在革命者应支持的、反对美国侵略压迫的民族运动。
按批文意思，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阶级对抗时，或某国无产者革命者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阶级对抗时，才应支持这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始终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仇视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对立。但列宁等又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应该把民族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社会主义者应支持被压迫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斗争。
斯大林在1924年说：“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 （《斯大林全集》笫6卷124页）。因此只要被压迫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斗争有利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社会主义者都应支持，而不论这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是否由剥削阶级领导或参与。
斯大林对此举例说：“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国王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列宁说得对，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就是说，‘不要孤立地看，而要以世界范围为标准” （《斯大林全集》笫6卷125、126页）。在这里，斯大林并没有以这只是阿富汗的封建地主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间利益矛盾为借口，拒绝将阿富汗独立斗争定性为“革命的斗争”。
如按批文的意思来观察上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当时中国是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当政，那么批文是否也认为当时中日战争只是不同国家剥削阶级间的矛盾、斗争发展表现，社会主义者就应在这场战争中中立呢？是否中共当时就不应该与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呢？批文似乎忘记了列宁说的“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就是说，‘不要孤立地看，而要以世界范围为标准’”。批文从国内阶级性看问题没错，但不应只就国内阶级性看问题，更应从更宏观的角度，从社会主义的世界战略看问题，从世界范围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看问题，看支持该民族运动的反帝斗争是否有利于削弱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
以上问题从策略上讲，又可理解为为打击主要敌人，应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与次要敌人结成反对主要敌人的同盟（哪怕是暂时同盟）。列宁1920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道：“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随机应变，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设法跟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要想战胜比较强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第31卷第51、52页）。因此，即使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间有如批文所说的“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在分配利益、分割市场上激烈矛盾在思想上、舆论上的体现。好比强盗之间的黑吃喝黑一样，在行窃后分赃上的矛盾”，社会主义者也应积极利用这些矛盾，进行反对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斗争。
当然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也讲，“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即国际间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笔者注），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因此，为反对主要敌人——帝国主义而与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结盟话，这个同盟也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革命者要提高警惕，提防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叛变，提防他与帝国主义勾结，一起来反对“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
从策略性讲，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反对封建统治，就简单认为当年“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就不应支持。同样，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就简单认为有民族主义口号的民族斗争就不应支持。
而且，当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决运动，以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复兴的纲领，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争取国家主权、争取国家政治经济独立的思想时，无产阶级革命者认为这种具有一般民主内容的民族解决运动有合理性，因而可以支持这种民族解决运动。例如，上世界20年代上半期，国民党既是资产阶级政党，他奉行的三民主义中又有民族主义。而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民族主义，就简单地把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一样地当作反对对象。我们也知道，对高喊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并决心讨伐帝国主义扶持的北洋军阀的国民党，苏联当时也给予支持，中国共产党也与国民党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当然，共产党人是支持国民党当时表现出的反帝反封建一面，并不支持民族主义等。
而第一次国共合作历史也的确如列宁先前告诫所说，这种“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
因此，共产党人与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结成反帝联盟时，仍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只是在反帝方面给予他支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基本理念，这是坚持原则的表现。而对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反帝行为给予支持，又是灵活策略的表现。这灵活策略未违背共产党人的原则，并有助于推翻帝国主义战略目的实现。列宁在1914年时曾指出：“被压迫民族的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给予支持的，因为我们反对民族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 （《列宁全集》第20卷笫412页）。所以，不能因为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的资产阶级……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就迁就他们，也支持民族主义。如迁就他们，也支持民族主义，那不是灵活的策略性，而是放弃原则的杌会主义行为，这将阻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资本主义斗争。
列宁早就告诫我们，民族主义往往与机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列宁指出：“机会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在思想政治上相近、相连甚至相同，是不容有丝毫怀疑的”（转引自鲁缅采夫《科学共产主义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36页）。如果一个共产党为了“短暂的、一时的、次要的利益而牺牲党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机会主义地容忍民族主义，让其在自己的队伍大行其道，其队伍成员必将更多民族观念而较少阶级观念，也较少“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资本主义斗争的观念。那么这支队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性、斗争能力将极弱，而这将有利资本主义的巩固，有利阶级剥削压迫的巩固，也将利于民族压迫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