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杂谈　　

引子　　

中国最终将实现民主！

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热望，更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在我们实现民主之前，或者不如说在我们实现民主的过程中，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又有哪些困难需要克服？我把自己长期的思考整理出来，与大家探讨。

这篇文章很长，在正式开始讨论前，我要列出文中一些重要的论点，以此做为掌握本文的线索：

民主不是人们生存的必需，更不是人们生存的第一需要。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本质的目标是：战胜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贫乏，也就是战胜贫穷和愚昧。

追求共同利益可以是民主精神的起点，却不是民主精神的全部，所以我这样理解民主精神的根本目的：为更多的人谋求物质、精神发展的自由空间。

人们之所以追求民主只是为了生活的更好，并为此提供长期、可靠的保障。如果人们因为民主而贫穷，那绝不是民主精神的错，而是人们追求民主的方式和方法出现了偏差，具体地说，就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去追求民主。

任何民主制度都不能突破其本质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中包括：

制度局限性：纯粹的民主是指民主精神，属于精神文明世界，而非任何这个世界上形于笔墨的制度，民主政治制度只是固化的民主，不能代替真正的民主精神。

主体局限性：行使民主权利的主体应该是全体人民而不是泛泛的“多数人”，行使民主权利的范围也不应超越权利主体的局限，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民主权利不能超越其国界，当她走出国界时，其行为在本质上与民主无关。

统一的对立：民主社会，对立的各方是统一的，当对立与分裂结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敌对，这时民主原则已经不适用了。也就是说，民主原则仅适用于基于统一的对立，不适用于基于分裂的对立，所以民主原则不能用于分裂国家。

任何民主政治制度，都只能达到一定程度的民主，而全民选举其实是一种肤浅的民主制度，人们广泛但却无效的参与了民主活动，只达到了表面上的平权，也正是因为全民选举的肤浅，所以才最有可能沦为小集团的玩物。

那么，衡量一个国家，一种制度是否民主，其关键在于：她是否拥有一个人民可以广泛参与的、有效运行的民主监督体系，这是最根本的判断标准。

人们对于民主制度的所有要求可以归结为：从制度上建设一个公正、廉洁、高效的政府，并能够长期、一贯地保证政府不会丧失这些优点。从此出发，我们会发现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如何产生其实无关宏旨，只要这个国家能够赋予并维护普通民众拥有效监督政府的权力，为人们行使民主权力提供便利，它就能满足人民的目的，它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就中国而言，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已经推翻了封建继承、建立了宪政体制，所以中国也是民主国家，已经完成了从独裁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质变。对于这些国家，既然其国家体制中已经凝固了民主的元素，民主就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是量变的而非质变的，是“多”与“少”的差别而不是“是”与“不是”的划分。

民主与发展的关系也并非“民主化能够带来繁荣”，这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在大多数情况下，真相是“繁荣能够促进民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谎言？撒谎者居心何在呢？文中另有论述。

愿世界能够因民主而和平，在和平中繁荣。

2009.04.14 结

一、为什么要民主？　　

如果我说没饭吃人会死，大家都会同意；但如果我说的是没有民主人会死，只要脑袋里装的不是浆糊，大家都会反对——这说明什么？说明民主不是人们生存的必需，更不是人们生存的第一需要。

之所以明确地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欧美的新闻媒体有这样一个惯例，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指责别人不民主，而本文要慢慢证明的不只是这样做违背了民主精神，而且“民主”二字也根本不能这样用，“民主不是人们生存的必需”，这一简单明确的事实，就是我论证的开始。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民主？

为了生活的更好。

中国人喜欢从历史中找答案，如果回溯历史，去看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民主，忽略其中显然的阶级性，我们会发现人们追求民主的两大动力：民主精神与民主传统；独裁暴政，前者使民主一脉不绝，后者则促成了民主思想“翻身做主”，可是如果遇上了开明独裁或者算不上残暴的独裁呢？于是就有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欧洲，民主思想以及民主精神被逐步削弱，只有民主的文字留传，保存了一点火种。

英国的大宪章运动仍然没能摆脱独裁暴政促成民主的臼套，但之后，哲学与宗教革命重拾民主精神的火种，为殖民地美洲的独立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最终促成了共和制美国的建立。从此往后，民主精神与民主思想一发而不可收拾，作为一种独立力量，其作用越来越大。所以虽然路易十六不能算作　暴　君，却无奈地成为民主思想的祭品——从法国大革命的曲折进程中，特别是罗伯斯庇尔领导下的民主专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时的民主运动有很大的盲目性，固然是因为人民运动还不成熟，人们经验不足，但也说明了民主思想推进人民运动的力量似乎“太大”了一点，对社会秩序、生产和社会财富造成了不必要的破坏。

但那时的民主运动，仍然不失理智，因为参加运动的人们清楚自己的目标：生活的更好，并且始终不曾忘记这个目标。但现在中国的很多人，他们还称不上民运人士，只是先富之人，可以免于奔命，有时间和闲心关心一下国计民生，得益于“独裁的”共产党的“疏忽”，可以整日挂“民主”、“竞选”于口而无虑牢狱之灾。在我看来，他们最多也只是精神可嘉，却乏善可陈，稀里糊涂以为多党竞选和全民普选就是民主，就是中国的福音，可以救民于水火，仿佛500只青蛙在耳根下，我在为其所惑时固然如同吃了兴奋剂，此时醒来却不胜其烦，遂有此文。

民主运动的破坏力有多么惊人，远者法国大革命可见一斑，近者流氓政治与政治流氓（如陈水扁之流，写此文时陈水扁犹在台上，现在已羁押）横行台湾就在眼前，其显然者如此，隐而不露者稍后举见，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一点：民主不足取。

民主的可取之处，在我狭隘的眼光看来，不外乎两点：其一，虽然不民主也有可能生活的很好甚至好极了，但若是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生活的更好，非民主莫可为；其二，民主政治的决策机制，毕竟提供了一条解决内部矛盾的途径，如果我们承认内因是主因，就应该重视这一途径的作用。

究其根本，为什么要民主？生活的更好，如此而已。

二、谁来民主？　　

这一节讨论行使民主权利的主体。

民主，原意好象是多数人统治，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基本原则，我则喜欢解释成人民做主，从此有了明确的主体，不会就那么几个人多数来少数去的也敢自称民主。

虽然只是文字游戏般加入一个主体，立意却由此尽现。我们知道，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不包括奴隶，这在现代人看来是其民主的局限，而在那时却是自然而然的，他们完全可以自诩其民主是广泛而公正、公平的。今天的情形虽有不同，却仍然不能对行为主体不加任何限制，比如各国都规定了不成年不能履行公民权利，所以在这里首先明确一点：行使民主权利的主体应该是全体人民而不是泛泛的“多数人”。

主体的局限性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民主权力的适用范围。当今世界，经常会看到美国的政府、国会、新闻媒体口水四溅的指责他国政府。我们姑且认为美国的政府、国会和新闻媒体是彻底全面地贯彻了民主精神，能够100%地代表民意，那么他们是否就突破了主体的局限性，从而有了正当的权力去指责他国呢？显然不是，他们所能代表的，只是其国内的民意，美国的疆界和人口，是其民主所赋权力的范围，也是其主体的局限。要知道，全世界60亿人，其中57亿人无权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投票，美国的任何代表与这57亿人也没有永久的联系和共同利益，显然无权替他们做任何决定，即便仅仅提出非强制性的要求，也是对他人所拥有的民主权利的干涉，（就民主精神而言）是应该避免的，更不要说各种带有强制色彩的制裁政策，要知道“外部的敌人”是民主国家最大的敌人，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外部的朋友”什么事。

民主的主体局限性无法克服，这一点却并不妨碍人们通过民主的手段改善自己的生活，因为这种局限性是民主的本质属性。正常情况下，人们也只能在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民主权利，但当某些集团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力量本质上与民主无关，只是纯粹现实的物质的力量——这些集团就有可能有意无意地忽视民主固有的主体局限性，把手伸的太长，黑帮行话谓之“捞过界”。从这一点来看，越界行为本质上与民主精神无关，只是现实力量的延伸而已。所以，当我们看别人打着“民主”旗号时，首先要看行为主体是谁、正当的行为局限在哪里，不要被人“捞过界”还不自知。

换句话说，无论美国老百姓怀着多么美好的意愿，无论美国的政治制度有多么完善，有多么民主，那也只是美国自己的事，一旦美国的力量跨出其国界，就已经解除了与民主精神的本质联系。所以请美国政府和国会不要在国际政治中打民主牌了，那只会让人觉得恶心。

三、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原则，人民做主则可算是民主的最终归宿，那么民主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是否两党制、定期的全民普选或是得到欧美各“民主”国家认可的其它类似政治制度就是民主的本质呢？

当然不是，民主的本质，也是最纯粹的民主，是民主精神，而非任何这个世界上形于笔墨的政治制度，任何具体的制度，都只是固化的民主，最多只能部分地体现民主精神，不能取代民主精神的本质。事实上，一种禀承了民主精神的政治制度，从它确定之日起，就已经把一只脚踏到了民主的反面。因为民主永远在发展着，永远在前进中，而政治制度却是需要稳定的，这是任何制度都固有的属性。法律越详细，漏洞越多，政治制度也是如此，当它日复一日在同一张纸上反复描绘民主的蓝图时，真正的民主精神早已经开了小差，到广阔的未知的天地中遨游去了，或许有一天他神游归来，会令人大吃一惊——“这就是民主？怎么长成了这个模样？”——你很难想象，民主能以什么样的面孔出现。

那么民主精神又是什么呢？我无法回答，只能从侧面描述。

首先，民主精神应该是宽容的。房龙为此写书，杰弗逊也强调少数人的权利，我不能与这些人比肩，只能列出我的体会：与宽容相反的，自然是某种形式的压迫，其目的只能是让受迫方做出施压方能够认可的选择，而不是受迫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自由选择。从这个角度讲，民主精神的宽容，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让他人自由选择，也就是所谓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这并不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吗？不管投什么票，投票本身应是不受干扰的，受到制约的只是之后的行动——就这一点而言，国际政治中常见的制裁行为本身就违反了民主精神，借民主之名以制裁他国更是自欺欺人。

其次，民主精神应该是谦虚的。中国人对于谦虚深有体会，孔老二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就学识而言，孔子的高明是无疑的，若是当街大喝一声：“我，鲁孔丘也，来学！”，纯以学识而论，应是从者云集。但这样的情形并未出现，不只是时代、现实的局限，而且因为这样做是不符合逻辑的，是非理性的，没道理因为你某方面比别人强他们就一定得师从你——孔子与大多数人在学识上的差别，只怕要远远大过欧美等国与落后国家在民主进步方面的差别。相对于那种我比你强你就要以我为师的非理性，不失自强之心、诚实的谦虚则是理性的，是进步和友好的。比孔子晚了七百多年的耶稣，修行上却差了老孔许多，处处一付上帝之子的口气，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孔子始终是人（圣人），后他而生的耶稣却成了神，而且他们的语录和事迹也代代相传，分别融入了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中。影响之大，因为其大而为人所不见的最明显例子便是，中国人最终调合了儒、释、道之争，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而自称博爱、标榜忍耐的基督徒则建立了黑暗的中世纪，把整个欧洲拉入了主的怀抱，就算到了现代，不仅梵帝冈在二战中的表演有目共睹，小布什更是由然说出了“神圣的十字军”云云。

第三，民主精神应是友善的。这个世界本质上是由利益驱动的，所以人们一直出于非理性的美好愿望声称——也许只是不愿否认这一点：国家与国家很难成为朋友，人民与人民却很难成为敌人。连CNN之流，在提到别国政府时很少记得“尊重”二字，但一旦涉及他国人民，马上又会装出一副谦卑友好的嘴脸。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一美好的愿望是有理性基础的，这理性的基础就是共同的利益：有共同利益的人们不会基于真正的民主精神发动针对彼此的战争。而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是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利益是经济的、文化的，源于交流而非对抗，和平与发展就是这种共同利益的维系。这一点可以通过战争是负和游戏得到反证：战争源自不同且彼此对立的利益，而战争各方所得利益的总和非但不可能是正，而且求其为零亦不可能，一定是负的，真正能够从中得利的永远都只能是极少数人。由此而言，一切不友善的、带有敌意的“战争”，无论是通过文字、影像进行的，还是真刀真枪、飞机大炮，都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民主精神，民主精神应该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善意的批评已经是她所能容忍的极限，而自称一贯禀承“民主”精神的美国，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己来，无疑已经时常乃至于养成习惯地越过这一极限了。

第四，民主应该是理性的。这一点无庸置疑，前面说的都是民主的态度，这一点说的却是民主的本质特征，民主是理性的，如果有疑议，也只是民主是否需要激情。民主是需要激情的，民主运动也富于激情，但是又有谁能够证明，激情与理性从根本上相互排斥，不能相容呢？无论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还是法国大革命，激情的同时，又何尝缺少了理性的经典篇章？

第五，民主应该是温和的。因为她既宽容谦虚，又友善而理性，所以她必然是温和的。任何民主运动，或者民主运动人士，只要和激进挂了钩，在理解其愿望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认识与行动，本身既已部分地背离了他们的愿望。特别是如果有人打着民主的旗号为暴力行为铺路或辩解时，暴行本身既已说明他背离了民主精神，所以这时候应做的，不是根据民主精神去分辨其观点的正确与错误，去尊重所谓“少数人的权利”，而是迎头痛击。真正的民主精神不会沦落为暴力的帮凶，和平年代，民主精神所能容忍的最强烈的反抗是甘地式的不合作运动，而不是新中国式的暴力革命。

第六，民主应该是务实的。民主精神是一种理想，是一个闪着金光的框架，但在生活中，她又是现实的，细致的。任何抽象出来、形诸文字的问题都是粗糙的，而需要人们去解决的问题却从来都是具体的、精细的、现实的，需要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如同大型精密机床，就语言而言，只要一个名称、一个符号就足以代表它，然而真正运行起来，少一个螺丝钉都可能酿成大祸。从民主精神的简单原理出发，不考虑现实基础，经过正确的推理得出逻辑正确的结论，这结论也只是逻辑正确而矣，没有多少现实意义，如果照此实行，往往会导致灾难，这只能算是盲目的民主，与真正的民主精神貌合神离。真正的民主精神是尊重现实的，是务实的。

第七，民主应该是科学的。乍看起来，民主与科学似乎不相及，但在我看来，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她不但禀科学而生，伴随科学的发展成长，从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得到便利和发展，而且因为现实中的民主，必有其现实中的基础，而现实中推动民主前进的人们，应该对现实有着客观的认识和深刻的分析，在此科学基础上为民主运动选择正确的前进道路，才能避免错误，少走弯路。所以，民主是科学的。

最后，追求共同利益可以是民主精神的起点，却不是民主精神的全部，我这样理解民主精神的根本目的：为更多的人谋求物质、精神发展的自由空间。以求利的观点看待民主，尤其是所谓的“国家利益”，是对民主精神的一种误解。因为在很多时候，在很多情况下，从由共同利益出发对民主精神做出的种种解释，只会得出自相矛盾的结果，这是对民主精神堂而皇之的亵渎和背叛。真正的民主精神，她所追求的是更多的人都能够得到更高程度的自由发展，从单纯物质利益出发对民主精神所做的任何解释，既便没有背叛，至少也已部分地偏离，民主精神与物质利益的关系，恰可以用一句名言来解释：人为活而吃，非为吃而活。

四、民主之弊　　

只知民主之福，未知民主之弊，冒然而行民主之道，往往未见其福，先受其祸。心存民主精神的人，也要对民主的种种弊端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出现“龟玉毁于椟中，虎兕出于柙，谁之过也”，这样尴尬又酸苦的局面。

民主的隐祸首先在于效率，现代管理学研究表明，结合正确与效率的最好的管理组合由五至七人组成，低于这一人数会影响正确率，超出这一人数会导致效率的下降。不难想象这样的局面，四五十个小学生，没有阶级、身份的差异，都有着相同的投票权，需要对去哪里郊游做出决定，如果只有三五个选择，问题并不严重，但如果是十几个选择呢？一种情况是一次又一次投票，每次剔除得票最少的那些选项，在投票的过程中消耗时间，另一种情况是大家各奔东西，按个人所好组队出发，狠狠爽一把。

当然，还有别的选择方式，但是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公然打着民主精神的旗号出现，所以在这里特别列出来。小孩子郊游是小事，玩不成也没什么大不了，但如果换成一个国家呢？前一种意味着这个国家坐失良机，后一种——这个国家分裂了。

在现实中，一个国家所要面对的情况，总是要比小孩子春游复杂得多，而民主对于国家之祸，大抵不出这两种，后面我们会看到，分裂国家的行为不过是假民主之名，真正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只有第一种情况，就是使国家机构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低下，坐失良机。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祸事并不少见，却往往被人视而不见，一方面是有人潜意为之，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样的灾难太大了，对于个人而言，就如同大象之于盲人一般，因其大而不为人所见。

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和中国相比，这两个国家都是有着西方民主传统和全民普选制度的现代民主国家，而且做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独立建国的第三世界大国，三国国情相似，具有可比性，但是这几十年的发展效果呢？如果印巴所实行的民主制度真的那么好，为什么几十年下来，何以“独裁”的中国，反而跑到了前面，民主的印巴两国反而落在了后面呢？其间的巨大落差，难道不值得所有人反思吗？

回顾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强力政府的作用：第一阶段，从建国之初，中国通过三大改造和计划经济（效仿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即人们常说的改革开放时代，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发浦东、西部大开发，到现在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国家的力量无处不在。就此我们发现，正是凭借有高度执行力的“独裁”政府的强力推动，中国才能有今天这样欣欣向荣的局面。

就其反面而言，则是民主之祸，具体说来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印巴那样的民主制度，中国将很难抓住机遇快速发展，那时中国人所要面对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温水煮蛙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地发展着，不断地流失自己的资源和人才，让时间和贫穷熬干全民族的生命力，永远无法强健有力地站立起来。

这就是西方式民主制度的隐祸——对于落后的国家，实行不符合其国情的民主制度，坐失发展机遇或者周期性引发社会动荡，在不知不觉中丧失繁荣富裕的机会，在国际贸易中长期乃至永久地受人剥削，最后失去真正的自由民主。

那么，由中国这样“不民主”的政体带来的繁荣与富裕，能够为全民所分享吗？这样发展下去，能够让全体中国人民都享受到真正的民主和富裕吗？　　

这是下面的内容。

五、民主制度的核心　　

为了排除非理性的因素，我们不考虑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探究一下大型企业，看一看对于企业而言，什么样的管理层才算是良好的管理层。

一个企业的管理层，最根本的是要给企业中的所有人带来更大的整体利益，然后则是合理分配这些利益，能够达成这两点的管理层才能称为合格或者是优秀的管理层。那么，对于企业的管理层，什么是最关键的？

别人怎么回答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执行效率（成本）、反应速度、正确决策、前瞻性！需要说明的是，这四点并没有先后主次，应该是无一不备，缺一不可的。

对于企业而言，又有谁会关心它的领导层是不是民主选举的？事实上，如果允许一个企业象选总统那样选择他的领导班子，其结果只能是那些有望于领导职位的人们相互攻击，从内部造成分裂，如果竟然要组成两套班子，让他们象美国大选那样定期竞选，结果只能让这个企业破产，所有人都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反观不通过普选的方式得来的管理层（绝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在这四个方面的表现并不差，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反而更好。

又有哪个企业比国家更大，它的管理机构比政府更复杂呢？既然企业可以不必民主选举就运行的很好，那么换成国家，是否一定要采用多党竞选、全民普选，由此得来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呢？

对于一个政府而言，对企业的四个要求可以简化为两点：行政效率、正确决策，而民选政府未必能在这两点上胜出。即便以欧美国家的自大，也一向不惮于承认，民主政治制度的优点不是做的最好，而是少犯错误。但换一个角度，企业实行那样的选举制度有着莫大的危害，何以国家实行类似的制度就有利无害呢？

其实也是有害的，只是相对于国家的规模而言，为全民选举付出一定程度的代价是可以承受的，而利处（与企业相比）却得以放大，所以才会有欧美国家这样还算成功的例子。但例证不是充分证明，再多这样成功的例子也不能证明，全民选举和多党轮替是最好的政治制度，适用于一切国家。事实上，就象前面在《民主之祸》中所说的，在许多落后国家，实行普选制度都是利不抵弊的。

以我所知所思所得，全民选举和多党轮替代表了民主精神的糟粕，最具有欺骗性，用表面上的全民参与、人人平权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和所有的幕后交易。希特勒是真正民选的，萨达姆也算是吧，结果如何呢？通过形式上民主的制度，选出了公然违反民主精神的政府！这样强烈的反差，已经充分证明了普选制度与民主精神并不完全一致，这一显然的事实难道不值得所有人反思吗？

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说明全民选举也是会出错的，一个说明全民选举也是可以被强奸的。出错不常见，但强奸是非常普遍的，萨达姆比较蠢，是粗暴的强奸，聪明的人或集团会温柔地强奸全民选举——如果哪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对于全民选举的结果总是能够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决定作用，请注意，全民选举被温柔地一而再地强奸了。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的是有些人、有些集团，根本不关心全民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因为无论选谁，上台后也得听他们的——这种情况，姑且称之为选秀。这个秀可以解释成show的音译，更可以解释成象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选秀女——无论选了谁，都被他金屋、银屋直至铁屋藏了娇，就此“一入候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与外面投票的大众无关了。这也是民主制度的又一局限性，既无论怎样的民主制度，都只能达到一定程度的民主，也无法切实保证人们的民主权益完全不受侵犯，而全民选举其实是一种肤浅的民主制度，她只达到了表面上的平权，也正是因为她的肤浅，所以才最有可能沦为小集团的玩物。

而欧美各国所标榜的廉政建设，从根本上讲，也与全民普选无关，应该算作三权分立制度和民主监督的成果，而非总统大选的后果，普选、竞选与三权分立、民主监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密不可分，而民主制度的核心，却正在于此：

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一个人民能够广泛参与的、可以有效运行的民主监督体系，而不是定期的、全民参与的竞选活动，后者只是为了防止因长期执政而出现独裁政权，并不是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和核心。换句话说，为了有效地阻止独裁政权的出现，人民选择了这样一种低效率的、釜底抽薪的权宜之计，并不得不忍受由此而来的种种不便和社会的周期性动荡。

所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并不能以她是否进行了全民普选来决定，因为这并不是民主的本质要求和核心制度。让美国政府恼火的是，和美国不太搭调的国家，除了中国这样有限的几个，大部分都是有着普选制度的，比如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公然打着民主的旗号反对民主的“楷模”美利坚合众国，这还了得？美欧等国也由此认识到了仅仅拥有“民主—不民主”这一个标准远远不够，很多时候都用不上，因此大笔一挥，又找出了另一个词汇，“专制”，这个词可是好用多了，只要你没有“充分”尊重“某些人”的政治愿望，不管这样的人多还是少，只要你没有“充分”体现出内部的对立，恭喜，你有望成为专制政府→你（至少是）想搞专制→你就是专制政府。

很奇怪的逻辑，不是吗？欧美的政客文人们当然不会这么直白，他们会表示担心，表示恐惧，用种种暗示技巧地将这样的逻辑淹没在浩瀚的文字海中，让它成为海面下的潜流，推波助澜。中国共产党不搞竞选，一党独大自然是没的跑，俄罗斯也因为普京总统（现为总理）的支持率长期高于70%，反对派怎么跳脚都上不了台，同样被赏了一顶大帽子。

民主也罢，独裁专制也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既然知道了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和核心，就以中国为例，让我们看一看中国大陆现行的政治制度，看一看中国政府是不是独裁政府。

六、中国政府是不是独裁政府？　　

首先可以确定，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并不靠血缘关系传承。其次，中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几乎没有否决过政府的重要提案，但你不能据此就说她是独裁政府的遮羞布，因为想要这么说，你必须先证明中国政府是独裁政府，才能证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遮羞布，总之，循环论证。事实上，只要简单地对比一下现在的中国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现在的中国和那时相比，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因而与那时的中国相比，现在的中国是民主的。比较一下现在的中国与1978年以前的中国，既便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这三十年中，中国大陆在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说明了什么？前一对比说明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比1949年以前的更为民主，后一对比则说明，中国大陆现有的政治体制本身既存在着自我更新的机制，而且这种更新机制已经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进步。

西方媒体默认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却选择性忽略了更大的事实：在民主建设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本身既证明了中国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不但中国政府有着推动民主建设的愿望和行动，而且中国政府的自我更新机制切实有效，其六十年中取得的成果或许不足与美国政府230年的成果相比，打个折扣，187年——到马丁·路德·金的时代总还是有的，要知道在南北战争结束快100年的时候，马丁·路德·　金　先生还在呼吁种族平等，要求消除制度性歧视——单就民主建设而言，我看不出中国政府有什么该受责备的，至少也不该由美国政府、国会这些蜗牛来责备中国共产党跑的不够快。至于将来她会不会变成独裁政府，我不知道，只能说有这个可能，但不要忘记普选制度也选出过希特勒，负责任的做法显然不是断定中共政府将来一定会变成独裁政府。再退一步，既便有人能够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分析来证明：这样的政府最后一定会走向独裁，但现在她显然还不是，而且她有着这样积极推动民主进步的成绩，参照《独立宣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忍受”这么一个“long established”、“sufferable”政府——总不能因为冬天需要盖被子，我们在夏天就开始捂汗。

一个相当“惊人”的结论，不是吗？做为这个世界上“共产党独裁”的中流砥柱，中共政府竟然是一个民主政府？！

其实一点也不惊人，换一个角度，对于那些已经否定了封建继承、建立了宪政体制的的国家而言，他们已经完成了从独裁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质变，对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民主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是量变的而非质变的，是“多”与“少”的差别而不是“是”与“不是”的划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只中国大陆，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就其政治体制本身而言，都是民主的，因为在这些国家的宪政体制内，明确地存在着民主的因素，他们可以通过内部这些民主因素的作用，改良他们的政府和政体。而那些物质上先进的国家，如果真正禀承了民主精神，并真的渴望将民主精神在地球上发扬光大，那么他们所该做的不是不合事实的吹嘘鼓励，更不是利用自己物质上的优势肆意地批评指责，而应当是承认这些国家内部存在着民主因素，并为之提供宽松自由的发挥空间，让民主的力量如同发酵一般，从内部温和而持久地改变这些国家。

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更多时候看到的，是无端的指责以至于无耻地造谣生事，偶而还有不符合实际地吹捧。当这些事件只是孤立和个别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偶然，然而当指责成为习惯、当谣言连成一片、当虚幻的气泡能够掩盖事实真象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存在这样一个集团，正在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在世界范围内扼杀民主进步，他们这样做，本质上与民主无关，他们并不仇视民主，事实上，他们根本无视民主和人权，“民主”、“人权”不过他们的工具，他们只知道利益，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他们不自觉地站到了民主的对面！最妙的是，他们公然打着民主的大旗来反对和压制民主，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破坏性。

这种曲解民主精神为国际政治服务的龌龊手段，并不能令我齿冷，与婊子谈情而伤情纯属咎由自取，要求出卖民主精神的人尊重民主精神也如此类，我将在后文《犹大，之所以为犹大》中揭露他们。

既然我们有幸发现中国政府可以算是民主政府，显然中国大陆现行的政治体制与民主精神之间并无根本矛盾，这种政治架构完全可以将民主制度的核心纳入，满足民主精神的本质要求。那么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体系中，有什么样的民主监督体系呢？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对于他们的政府有诸多不满？

问题出在哪里？

七、良好的民主监督体系　　

什么是民主监督？怎样界定民主制度？什么样的民主监督体系是良好的民主监督体系？

第一个问题太广泛，并非一个现有的、运行良好的民主监督体系就可以用作民主监督的定义和样板，这是白马非马的问题，而我是这样定义民主监督的：在民主制度的政治结构中，存在一个人民能够广泛参与的、可以有效运行的民主监督体系，人们在这一体系框架内对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监督的行为就是民主监督——广泛参与、有效运行就是民主政治对于民主监督体系的本质要求。

民主监督有着这样的定义，但对于一个已有的具体的社会监督体系，它又需要什么样的具体标准，作为其是不是民主监督体系的判据呢？最直观的莫过于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了，但不要忘记，一切直观皆是表象，媒体和舆论有着天然的缺陷，将民主监督简单归结为言论自由即使不是极度危险，也是有危险的，这危险来源于此：新闻媒体也是现实中的行业，是可以被垄断的，垄断无疑是民主的大敌；媒体也是需要人去参与的，而人是可以被收买的。所以，这种泛社会性质的言论自由，并不能做为民主监督体系的根本标准。

所以，还是让我们从此前给出的定义出发，把目光聚集到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时所针对的对象——国家权力机构身上吧。

监督一词，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监”是监视，是“看”的意思，而“督”是督促，“驱使”的意思，“监督”一词意味着（人民）不但可以监视政府的做为，还可以采取行动有效地督促她改正所犯下的错误，只能看不能动就成了“大家都来看”，而不是“民主监督”了。实际上，无论哪朝哪代，什么政治制度下，人民的眼睛总是雪亮的，一直在看着。所以，人民能不能采取行动有效“督促”政府，就成了衡量一个监督体系是不是民主监督体系的根本标准，也是一个国家、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国家、民主制度最根本的标准。

所以，对于民主制度，其本质要求而且只要求：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人民能够广泛、切实有效（有效果、有效率）地参与对政府的监督，适足以体现人民做主的根本目的。因为人民的广泛参与，所以不会为少数人所把持，因为切实有效，所以不存在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大而化之成为空谈——广泛和切实有效就是衡量一个民主监督体系是否优秀的标准。这样的监督体系与独裁、专制政府没有一丝一毫的交集，是人民可以信任并依赖的最可靠凭仗，是实实在在的民主，相比之下总统普选则是一种广泛却无效的参与方式，不过是夸夸其谈的民主，存在着被空洞化的危险。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大陆对于权力机构的监督体系还达不到这样的标准，由此使得许多不合理、不规范的行政行为得不到纠正，公务员、党员腐败也借此滋生蔓延，为西方媒体攻击中国政府、离间中国政府与人民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但是看一看小布什总统在飓风中的表现，再看一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危难中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政府的本质：这个政府、这支军队仍然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然而为什么她平时的表现如此不尽人意呢？让我们禀承民主精神，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来找出其中的原因。

通常人们总是从制度上找原因，因为制度是具体的，有迹可查，而我则选择了另一角度：

首先，就具体的案件而言，良好的监督体系一定是有效率和有效果的，没有效果固然不行，无效率的监督则会影响监督工作的整体效果，给腐败留下充裕的滋长空间，所以良好的监督体系一定是有效率和有效果的，这要求监督的执行机构、监管渠道、行为方式是具体务实、方便快捷的，是低成本的而不是代价高昂的，这些都是效率的基本保障。

其次，对于一个良好的监督体系，只是有效果和有效率远远不够，因为良好的监督体系还应该是全面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民主制度下的监督体系对于参予监督的行为主体做出了限定，这就是广泛而普遍的人民大众，而人们广泛、有效地参与就是最好的“天网”。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可以成为人民大众进行民主监督的渠道，却不能代替人民大众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首先因为媒体、舆论太过粗疏，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要求相去太远，所以她的价值在于威慑，可以做为猎网扑杀凶兽，却不能用来捕捉硕鼠。其次，新闻舆论存在着此前提到的风险，可以维护民意，也可以在利益的驱策下去强奸民意，单纯依赖新闻媒体和舆论监督可以是极度危险的。所以，真正的民主监督，其行为主体只能是人民大众，而不是任何所谓的代言人。

第三，人们参与监督，这本身就要求参与者具备参与的能力，不具备能力的人是被自动排除的——监督的大门已经敞开，但翻不过门槛也无用。所以，一个良好的民主监督体系，还需要足够多满足能力要求的人来积极参与。

以上三点要求，在我看来是建立一个良好监督体系的基本要求，而中国目前针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体系，从大案要案来看完全可以满足“有效率、有效果”的要求，但日常监督就不那么有力了，也就是说，现有的监督体系不够全面，只能捕虎，不能捕鼠，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鼠害造成的损失永远要大过虎灾。

为什么会这样？现有的体系可以做到有效率和有效果，却无法满足全面性。制度、法律不完善是一个原因，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却是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而人民群众没有积极参与的原因主要有二：

1．  能力不足：有些人动辙言法，以为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就能够解决中国现有的权力腐败，却不去考虑中国的国情。法制社会是社会发展的目标，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和逐步完善，但就是在高度法制化的社会中，法律也只是最后防线而非第一道防线。中国当前的国情是人口素质参差不齐，如果什么都仅凭法律一刀切，其结果必然是那些低素质人口在貌似公正的法律面前被事实上剥夺了合法权利，而高素质人口则充分利用自己享有的权利去吞食这些人的利益。虽然现实如此，但法制的门槛是不能降低的，因为法制本身就要求其参与者具备相应的素质，而且法律并不专门针对国家权力机构，是面向全社会的，不能因为一个特殊的对象就改变其根本。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针对国家权力机构，也就是针对公务员和党员干部，降低监督的门槛，所以，对于上访办和纪委这样的机构，虽然不符合法制精神，我却举双手赞成，因为这符合中国国情，是在为法制查缺补漏。

2．  无利可图：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而来为利而往，仅凭大义是远远不能让百姓们趋之若骛的。如果民告官的最好结果是老百姓收获了正义，物质上却没得到丝毫好处，甚至为此而倾家荡产，这样的结果是不能令旁观者欢欣鼓舞的。如果此刻的旁观者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形，他会在天平的一头放上公理和正义，在另一头放上自己的利益，权衡得失，做出选择，这样看来，中国老百姓不喜欢打官司，尤其不喜欢和当官的打官司，不是中国老百姓懦弱，而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理性取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官民相较，民无疑是弱势群体，不从物质上予以鼓励，就已经是在维护着官的利益了，护官与救民，执政者自应有一番考虑和取舍，但是邹忌讽而齐王广开纳谏之门，三年齐国大治，这样诱人的景象，未必全出于史学家的加工。

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中国不民主，而是中国不先进，不富裕，人民的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各项制度仍需完善，而这一切的改变都需要时间。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大言不惭地攻击她，并非因为她们民主，而是因为她们物质上先进富裕、人民的整体素质高，并且在漫长的时间里完善了她们的制度。在一个人埋头赶路的时候，旁人在旁讥笑、讽刺甚至污蔑他，虽然他会为此加快脚步，却很难对这些人心怀感激。很多人醉心于西方的先进富裕，却误以其为民主，动辙以为自己的祖国不好，看到这里，应该有所反思，重新计较一番了吧？

八、推动民主进步　　

推动民主进步，首先要清楚民主政治制度的物质基础，为此让我们从个人开始，看看个人在行使民主权利时需要什么。

首先，他要活着。为此他要吃饭穿衣，要有地方住，总之他必需能够满足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所需——如果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证，个人就很难有效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其次，他要有辨别能力。作为社会的一员，可以允许个人不会独立思考，但必须具备判断和辨别能力，这是个人能否有效行使自己权力的关键。

对于这两点，相信不会产生异议：只有基本需求被满足了，个人才会需要民主权利；只有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有效摆脱了愚昧，这个社会才能为民主政治提供一个坚实的舞台。换一种说法，在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大致满足前，一切关于政治制度的美言全是空谈；在大多数人都有效摆脱愚昧之前，这个社会也很难拥有长久的真正的民主。

由此我们把普及基本教育看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能否拥有真正民主的最基本的标志，没有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和地区难以拥有长期稳定的、真正的民主政权。因为群众有多么愚昧，民主就有多么黑暗！简而言之，经济条件、社会秩序、普及教育就是建设民主制度的物质条件，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人们最多只能打造一个民主的空壳，不可能使享有广泛的、真正的民主。

不是吗？！独裁固然可怕，但500个人联合起来，以他们之间的民主或者权力平衡，替代万千大众所渴望的真正民主，这样的“民主”又有多少人能看穿呢？这样的“民主”足以让人们在真正的民主面前止步，甚至与真正的民主进步为敌。

即便只是普及基础教育，民主也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很多落后国家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那么，他们是否应该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民主呢？当然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务实的，民主制度也并非仅有一种，可以因国情不同选择不同的民主形式，所以落后国家同样可以拥有适应其国情的民主制度，这样适合其基本国情的民主制度，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混乱和低效并不是民主的本质属性，民主精神也不是经济发展的敌人，只要有合乎国情的民主制度，落后国家也可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推动民主进步。至于该怎么做，该如何去做，我不敢妄言，下面以中国为例，阐述一下我的某些观点。

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独特的时期，一方面，中国很早就开始普及义务教育，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具备了自我教育的能力，另一方面，数十年来，中国政府成功地维持了国内的社会秩序，保证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已经解决了温饱，本章开始提出的两个条件都已经满足，人们的民主需求也由此渐渐浮出觉醒。

但中国缺乏民主的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思想的沉淀，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在民主建设方面尤如婴儿，首先是模仿，是鹦鹉学舌而不是发表独立的见解，于是欧美所鼓吹的竞选、普选制度就成了许多人的“真知灼见”。

但知识分子毕竟不同于婴儿，我对于民主精神和民主建设就有着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在我看来，是符合逻辑并且尊重现实的，权作抛砖引玉的引子。

首先，民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健全一个能够有效运行的、专门针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体系，人民可以广泛参与到这个体系的各项活动中，并且其参与的权力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支持，由此一来，民主监督就渗透到政府、司法系统的每一个角落——这不仅仅是中国进行民主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民主的本意。据此我们得出中国当前民主建设的具体目标：建立健全对于国家权力机构的民主监督制度和体系，肃清公务员腐败，净化社会风气。

其次，分析民主决策制度的特点，我发现民主宜从小处开始、从具体的事务开始，也就是从基层开始，自下而上地推动民主建设，逐步完善制度。具体地说，对于民主建设刚刚起步、人民整体素质不足的中国，从基层民主开始建设民主制度，在具体的事务上完善民主制度、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比如各级政府的财务公开），这样的方式，比西方所鼓吹的从中央政府入手、以总统大选、中央议会选举为起点的方式更为有利稳妥，也优于中国大陆当前的一般做法（由上至下），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把制度变革对于社会的冲击减至最小。

最后，人们渴望民主的根本目的是让自己生活的更好，并为此提供稳妥可靠的长期保障，那么，人们对于民主制度的所有要求可以归结为：从制度上建设一个公正、廉洁、高效的政府，并能够长期、一贯地保证政府不会丧失这些优点。从此出发，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如何产生其实无关宏旨，只要这个国家能够赋予普通民众监督政府的权力，尊重这些权力并使国家权力机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运行，她就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的政府了。

不愿接受这样的监督的，只有执掌国家权力的人了，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将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真是这样吗？我们都在父母、师长的注视之下长大，也都为自己的错误受到过他们的责罚，但在成长的日子里，我们总是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吗？当然不是，我们只是在犯错的时候害怕。只有一门心思要“犯错误”他们才会整日战战兢兢，只有站在敌人的立场上他们才会如履薄冰，不是吗？如果政府公务员们对于他们的衣食父母有认同感，并且还心怀感激的话，他们需要整日害怕吗？他们只需要恪守本分，安心享用自己应得的报酬，他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做不好工作，这种恐惧感，是所有古代执政者中的那些良臣　明　君所共有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至于那些只是因为民主监督本身就有必要战战兢兢的人，难道政府还有保护他们的需要和义务吗？农夫和蛇的故事是小孩子都知道的。

九、小结与补充：民主与发展的关系　　

6、7、8三章的内容联系密切，实为一个整体，经历了长期的思考过程，其中浓缩了许多心血，为此我不惮赘述，再追加一些具体的例子，供大家品评。

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以来，落后国家奋起直追的，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的，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为代表，其中的美国是一个特例，因为美国独居海外，国土面积大，人口和资源众多，可以为新兴工业体提供充足的市场，缓冲来自欧洲大陆的各种工业产品的冲击，才使得本土的工商业有机会成长壮大，成为当今第一强国。但是美国的内部、外部条件无法复制，所以只能借鉴不能照搬。

而德国、俄罗斯和日本，都是在与外部联系密切的情况下完成了自己的工业革命，走上了发达国家的道路，这其中又以德国为首创，如果只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历史，德国人所走的道路也是最为稳妥平和的，值得所有的落后国家借鉴，而俄罗斯和日本的工业化道路都有着德国的影子，并且都有些走极端。

回顾德国的崛起之路，我们会发现一些关键因素：普及教育、通商、军事色彩浓重的集权政府，却找不到一般所谓的民主元素，换句话说，是“非民主元素”而非“民主元素”促成了德国的崛起。当时的德国面临着大多数落后国家都要面对的各种困难：内部国家权力分散，国外有两个强大而先进的邻国鹰视狼顾。这两个邻国，在和平时期通过经济手段压制德国的工业发展，必要时则依靠战争来阻挠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通过政府的有力推动，德国首先普及了义务教育，提高了人民的素质并达成了广泛的国家、民族共识，通过通商为本国工业创造市场，最后才是利用战争迫使英法两国让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强国。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现代的德国民主政府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引领古老的德意志走出困境，同样很难想象，没有缺乏民主精神的彼得大帝，俄国斯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强大。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日本这个国家的崛起再次印证了下面的断语：落后国家奋起直追，并不一定需要民主变革——日本当前的民主社会，是在战败后由美国人一手建立的，而在此之前日本就已经完成了从落后国家向先进强国的转变，民主元素即便对此有所贡献，也是微乎其微的，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还是普及教育和集权政府。

颇具意味的是，这三个国家现在都是西方式民主国家，完全符合西方社会关于民主社会的一切标准。看看他们的发展道路，我看不出有什么因果关系能够证明只有民主改革才能发展经济，反而是经济发展能够更有效地促进民主建设，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第二类以新加坡、台湾、香港为代表，看看他们的发家史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小的国家和地区，这个世界充满了机遇，但在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稳定的政治局面是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这一点，只怕和所谓的民主精神（轮流执政）不是很协调吧？

第三类以前苏联和中国大陆为代表，确切地说，是以前苏联和中国大陆工业化的进程为代表，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个伟人在这一点上非常相似：在强敌的封锁之下领导自己的国家，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国家的质变，为国家的腾飞铺平了跑道。虽然前苏联分裂了，但采用相似方式崛起的中国还在，所以我认为俄罗斯不能抹杀斯大林在苏联崛起过程中的功劳。

通过这三类后发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民主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某些人所鼓吹的正向因果关系，而是逆向因果关系，经济发展为因，民主进步为果，现在有些国家以经济手段四处兜售西方式民主，打着促进民主的旗号为实质上的干涉包装，这倒果为因中所藏的祸心，在下一章解剖。

十、犹大之所以为犹大　　

犹大之所以为犹大，只是因为五十个银币。

如果没有那五十个银币，犹大可以有种种辩解，一旦有了这些，一切的美妙借口都与他无缘。

于是，犹大成为犹大。

此前我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出卖民主精神的犹大，打着民主精神的旗号出卖民主，现在，我们要找出他们的银币，就此剥开他们的画皮。

如果我们承认民主精神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人生活的更好、为了更多的人有更加充裕的发展空间，那么，以民主之名引领他人，在前进的道路上离真正的目标越来越远，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对民主精神的背叛？如果引导者还能从中获利，使他自己的钱包越来越鼓，那么他是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犹大？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我们发现：

两次世界大战和联合国的成立，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从那时起，各国的国内市场日渐开放，新的贸易秩序逐步建立，新兴工业体不再需要战争去拓展市场，技术差异日渐成为贸易和利润的主宰，发达国家依靠自己掌握的先进科技而不是武装力量，从国际贸易中继续赚取超额利润。

凭心而论，这种国际贸易秩序与殖民地时代不同，在殖民地时代，被奴役的国家和人民根本无从发展，现在的国际贸易秩序中却给落后者留下了发展的空间，落后者可以凭借后发优势，通过向先进国家学习飞快地追上来，减少贸易结构差异带来的不平等，进而平等地享受科技带给全人类的丰厚红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想要继续赚取超额利润，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又该如何做呢？第一、控制战略资源；第二、保持技术优势，利用技术优势形成垄断市场。

以美国为领袖的发达国家是如何控制战略资源的，只要看看中东就能明白，至于它们用各种手段维持自己的技术优势，却是谁也无可厚非的。但不要忘记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有着杂草般的生命力——虽然发达国家可以用很少的代价就拿走我们的资源，用洗碗工这样的工作就能够招揽我们的“精英”，源源不断地从我们身上吸血。但是有两样最为宝贵的东西他们永远拿不走，那就是国土和人民！国之重宝，唯民与土！仅就此而言，落后国家已经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因为我们的孩子，只要很少的钱就可以活下去，而且只要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一点也不会比发达国家的孩子们差。而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的普及能够迅速抹平地区间的技术差异，这就决定了在科技领域，第三世界的国家具有速度优势，可以飞快地赶上来，这种追赶虽然很难变为超越，却可以迅速缩短生产领域中的技术差距，消灭超额利润的根源，进而改变国际贸易的不平等势态。

从中国数十年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合理的政策，不出一百年，现在的落后国家在生产技术领域就能与发达国家基本持平，取得超额利润的空间将微乎其微。虽然那公正的利润对于穷人而言是一顿美餐，却是饕餮们无法忍受的，美欧可以接受全民福利，却从来没想过要天下大同，因为资本的本质就是追逐超额利润。

如果不能从内部去瓦解落后国家顽强的生命力，仅凭战乱和外部压力均不足以阻断这种发展趋势。因为人心思定，战乱总会停止；至于外部压力，毕竟殖民主义的时代早已结束，外部再怎么施压也终归有限，要是还有谁不开眼，想要复制大英帝国的辉煌，我倒是乐见其成，毕竟隔岸观火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尤其烧的还有些不怎么友好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利用其富足的物质生活、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向落后国家努力输出西方式民主的行动就很值得玩味了。

虽然他们声称：（西方式）民主化能够带来富裕，但如前所述，真实的情况是：富裕能够带来民主！在《民主之祸》一章中我们已经对于西方式民主制度的隐祸做了简述，现在细化一下，落后国家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隐祸有两种：当落后国家的人民受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都处在很低的水平时，人们会因政见不同而成为敌人，西方式民主制度能够令这些国家陷入长期动荡，在低烈度的动荡中他们丧失了发展的良机，在高烈度的动荡中，整个国家陷入战乱和倒退，这是在广阔的非洲大陆上频频发生的事；而当人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终于达到了足够高的水平，人们不会因政见不同而成为敌人时，西方式民主制度会帮助国际寡头们通过舆论不流血地控制其政府，使整个国家成为他们政治、经济上的附庸，这样的情形在南美洲比较常见。

但是无论哪一种祸患，都还有一层隐祸，那就是国家出现了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怎么办？西方式民主制度可以保证人们把一批官僚政要赶下台，在政府中填入一批新人，若干年后再来一次，人来人往，问题依旧，所有人都在为同样的问题负责，问题却总也得不到解决。但在这人来人往的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被选举吸引，耳目为花哨的辩论和表演迷惑，却忘了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换了这么多人，问题仍然不能解决？这样的情形，不只落后国家，即便在发达国家内部，只要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都广泛而普遍地存在着。

看看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样民主而混乱的局面确实在瓦解着他们的生命力，如果这样的局面不改变，他们是怎么也不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了。

联系起来看，这些民主的吹鼓手就有些说不清楚了：虽然它们的努力确实促成了民主思想的传播，但用西方式民主代替民主精神的本质就不对了，就象从海中舀一瓢水，告诉别人这就是海一样可笑，如果再指着外面的海水说那些都不是海那简直就是在犯罪，这种明显的误导当然是对民主精神彻头彻尾地背叛，尤其在普及“海”的知识时他还能从中捞到好处，这时候如果我骂它一声民主的犹大，想必也不会有太多人反对。

写到这里附带说一句，想弄清楚民主的吹鼓手们是怎样的人，可千万不要忘了海湾战争以前是谁在支持着萨达姆，在那个时候萨达姆就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独裁者了，“一个狗杂种，但是是我们自己的狗杂种”，——有意思，希望人们能够看清楚这些“民主国家”的真面目。

十一、犹大之吻　　

    “Betray with a kiss”，讲的是犹大以爱为名出卖了耶稣，如果只找到了犹大的银币，却不知道他怎么出卖了耶稣，总归有点糊涂，下次被人亲一下就给买了也说不定，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民主犹大是怎么出卖民主精神的？

民主犹大出卖民主精神的手段多种多样，然而武器却只有三种：钱、枪、言论。

民主犹大是非常有钱的，而野心家的价格又是这样的便宜，随便一点小钱就能收买一大批，只要看看美国中情局每年为援助其它国家的“民主力量”而准备的钱，连其军费的零头都不到，你就知道这些工具是多么物美价廉了。

一切事物内部皆充满了矛盾，谁也不能调合一切，一国之内，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会有不同的声音，当然也不乏野心家推波助澜，希望从中获利。对于“友好”国家内这样问题，他们会选择视而不见或者只是动动嘴以显示自己虚伪的公正，而对于立场不同的国家，犹大们会拿着劣质显微镜去查找，努力把每一个涟渏放大成波澜，在这截然不同的态度之后，是犹大深藏的利益，而不是民主精神的需求，无论是民主还是人权都不过是堂皇的借口。

收买野心家只是一种方便快捷的手段，而犹大们所掌握的钱如此之多，如果只是收买野心家，就象是手握巨额资本却只有小到可怜的现金流，所获的利润根本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胃口，所以他们还有另一种手段，大笔的国际贷款、援助，也可以是直接的投资，当一个又一个国家由此投入犹大们的怀抱时，犹大们总喜欢将这种金币的胜利称为“民主”的胜利。但是当日本沾沾自喜，自以为可以对谁说不的时候，当东南亚生机勃勃，发展既将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时，资本立刻露出了它的本质；当摩尔多瓦人通过民主的方式暂时否定了犹大们的胜利时，他们的此前的诱惑更是立刻变成了赤裸裸的威胁，露出它黄澄澄的本色——中国人的一句俗语概括了这一切，“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想要真正的自由富足，想要不受限制的发展，只有靠自己。

至于犹大的枪，佛朗哥围攻马德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皮诺切特枪杀阿连德也堪称久远，虽然并不十分成功，查韦斯还是获得了连任；肢解不结盟运动的代表南斯拉夫成功了，可是古巴还在，并且开始了变革，面对着庞然大物共产党中国，无论是钱还是枪，犹大们更是无能为力，只能摇动舌头，涂脂抹粉来勾引中国人，可惜演技欠佳，2008年在西藏问题上的拙劣表演，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即便以前还有中国人被他们迷惑，现在也该清醒了；无论中国今后怎么走，都不会由犹大来引导了。

于是我知道了：黔驴技穷的时候快到了，我将拭目以待！因为我相信，时间和发展，是民主的朋友。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讲的就是舆论的力量，确切地说是舆论的阴暗面，更为露骨的说法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言论，确实是可以杀人不见血的，也是犹大们最有力的武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在用这把软刀子。

这把软刀子就是他们的新闻媒体，报导真相是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但是让我们看一看，欧美政府、主流媒体是怎么做的：

1．               不对称的宣传：他把整版的篇幅给予荒谬或者“错误”，却只在角落里用短短的几行加以更正，这不是真理重放光明，这只是真理的讣告，因为大多数人既不知道更不会去找——如果想要更正错误，那就要用与错误同样的篇幅，十次重复地更正。

2．               语言的歧义：中国人一定都还记得《中美联合公报》中的“acknowledge”，以及黑人国务卿鲍威尔的“sorry”，政客们尚且通晓这一手，何况从事文字游戏的专业人士？在西藏暴乱中西方世界有这样的表演：中国政府向世界通报暴徒们杀死了18个人，而在他们的报导中，却变成了中国政府通报死了18个人，一翻一覆将众多读者玩于股掌，这种事情，我们没有力量和时间去计较，但我们自己不要选择遗忘。

3．               偷换概念：既便他们因为自己太过低能而不得不道歉，他们也会偷换概念，或者偷偷改变道歉的对象，或者偷偷改变道歉的原因和主题，关于2008年5月西藏暴乱的报导，德国电台就是这么做的。

4．               替罪羊：中国的小偷已经学会了使用钳子偷皮夹，被发现时可以放弃夹子迅速逃脱，各种各样的替罪羊就是犹大们的钳子，美国炸了中国大使馆，罪魁祸首是一张旧地图，这次关于西藏的报导，其密度如此之大，报导如此集中，错误如此广泛低级，如果我们锲而不舍地追查下去，会有什么收获？替罪羊而已。

5．               指责：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破口大骂时，如果对方不能用对等的声音回骂，就会觉得被骂的人有罪——这当然是一种错觉，因为他有可能是圣雄甘地。中国政府当然不是圣雄甘地，中国人自己造反革命，无需别人同意，顶多要他们追认一下。但是犹大们一拿钱说事，我们就有点不敢大声了——对此我很奇怪，中国人不偷不抢，凭劳动赚钱，怕个什么？又不是没被封锁过，世界并非只有中国和欧美，遇着极端的情况自有极端的办法，为此放弃了自己的正当权益是不是太傻？指责还有一层效用，以常情度之，指你为独裁，你得先证明自己不是，无形中就被剥夺了正常的地位，证明了清白也不过是恢复到以前——但如果这样的指责连成一片，无疑自辩是一件无法完成的工作。对付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办法，公开的蔑视！让狗儿们叫吧，自从没了一口好牙，他们也就只剩这付好嗓子了！

6．               变脸：得益于换届和三权分立，更得益于北约无可匹敌的强大，欧美各国的政府和国会完全可以胡说八道、肆意指责。只要一换届，就可以自然而然地翻脸，全不知信义为何物，不是吗？甭管美国大兵在越南屠杀了多少人，甭管橙色剂造成了多少畸形儿，没有一届美国政府会为此买单，克林顿更是可以头顶反战人士的光环，堂皇地走在河内的大街上——至少他本人是当之无愧的，至于美国政府，只需要考虑军火开销和抚恤金就可以了，只要付清了这笔钱，就可以说：美国政府是负责任的，美国是负责任的大国。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究其根本，欧美政府只需要对其人民负责，无需对世界人民负责，他们的“国际责任”不过是国际强权的假面，如果他们不承担任何国际责任，这个世界只会更美好！如果美国真的想承担责任：请先将美元兑黄金比率恢复到1971年以前吧；如果欧洲真的想承担责任：请先给你们从前的殖民地合理的赔偿吧。

7．               也是最后的一点，不负责任的、“彻底”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妙用大体如下：“我们犯了错误……但我们的言论是自由的，所以我们还是好样的——即便我们犯了错误，即便我们一犯再犯……他们就算不犯错误，但是他们言论不自由……所以他们犯了错也没人知道，所以他们一定犯了错……他们一定有罪，他们不是好人！”很幼稚，不是吗？就是这样的错误逻辑，如果淹没在浩瀚文海中，你还能从字里行间找到吗？

新闻媒体可以是民主和自由的朋友，也可以是他们的敌人。以此次西藏问题而言，当CNN等报纸如此高度一致地犯下如此低级地错误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因为这些报纸后面有着同一只黑手，这只黑手广泛存在于欧美各国统治集团中，正在悄然推动和扩大着普通百姓头脑中的愚昧和偏见，这只黑手已经初步展现出了掩盖真相的力量，可惜他没有毁灭真相的实力，西藏会很快安定下来，我们的国家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CNN之流撒着谎，蓄意丑化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形象时，它首先侵犯了其读者的知情权。在它用谎言挑拨对抗时，中国的老百姓首先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当类似的谬误累积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时，所有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如果他们不怕这种结果，我们也不怕！

但事情毕竟刚刚开始，欧美的老百姓或许可以从容旁观，甚至可以幸灾乐祸，但是不要忘记，CNN可以在这样的事情上骗你们，他也可以在别的事情上骗你们，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分别并不是那样的截然。最可怕的撒谎绝非满口谎言，那样的撒谎者很快就会被所有人看穿，真正可怕的撒谎者会一贯说真话，只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问题上撒一句谎。结果会怎样？小布什撒了谎，美国大兵为此已经在伊拉克损失了整整一个旅。

如果CNN的读者们知道了在西藏发生的一切真相，他们很快就会知道通过CNN这样报纸，他们可以知道多少真相，又可以在什么问题、何种程度上知道真相，最重要的，在关键问题上，在关键的时刻，他们有没有可能知道真相！

十二、致我的祖国　　

“民主国家”可以如此无耻，但民主精神依然散发着光和热，就象核反应堆一样，虽然隔着厚厚的水泥和铅板，依然可以向人们提供能量，吸引着所有向往民主的国家和人民。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选择正确的道路和步伐，不会为理想付出不必要的巨大代价——这代价甚至可能是那崇高的理想本身。

中国终将实现民主！世界最终也会实现民主！这种民主不会流于表面，而是实质性的，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可以享受、都可以使用的。　　

正如前面所说的，人们对于民主制度的所有要求可以归结为：从制度上建设一个公正、廉洁、高效的政府，并能够长期、一贯地保证政府不会丧失这些优点。泛言之，对于公职人员腐败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自然地将此归咎于政府，并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批评政府，这很正常。但是在中国，淳朴的人们在西方舆论的引导下更进了一步，认为这一切的根源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好，认为中国政府是“独裁”政府，更进而认为全民普选和多党竞选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虽然真正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很少，但他们从来不缺乏认同者。

对此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吃苹果的时候发现了虫子，难道就要把整棵树都砍掉，重新种树吗？既然我声称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我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解决腐败问题，同时我也相信，激烈的批评不如温和的建议，所以在此列出了如下建议：

1、女人们都知道，想管好男人的腰带，只要管好他们的钱包。同样，想要整治公职人员腐败，只需要将各级政府的财务明细向社会公布，相信这样一来，不会有人私吞、挪用公款而不被发现。同样，如果公款消费的每一餐都能列出详细的菜目价格和与宴人员，我相信不会有人敢再说“只要不贪污，吃点、喝点没啥”；

2、禁止用公款消费高于15度的酒精饮料，限定每人每餐公费消费酒精饮料的量；

3、对举报公职人员腐败的有功者进行重奖，给予荣誉和人身保护，因为他们在为国家挽回损失，与此同时也要给诬告者应有的处罚；

4、对于所有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实行惩罚加成，同样的犯罪行为，普通人要判10年，公职人员就要判15年，在党公职人员就要判20年，并且根据职务级别的高低采用不同的加成比例，职务越高惩罚越重；

5、如果贪污腐败是老虎，那么渎职和不做为就是硕鼠，对于国家而言，虎灾造成的损失远远不如鼠害，杀虎而不灭鼠绝非治国之策，集中精力办好大案要案对于全社会的影响，远不如一个良好的日常监督制度；

6、这一条与民主建设无关，只是给我的祖国提一个小建议：改变医疗保险的工作模式，以医保税取代商业医保，不针对人而针对疾病，小病管而不保（国家定价，个人自费），只对大病、危病、疫病和高治疗费用疾病实行全额医保，只对极度贫困人口实行全包求助，同时鼓励有能力承担高额治疗费用的人自费，为此可以按比例提供低息贷款进行补偿。

十三、结束语　　

    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本质的目标是什么？显然不是追求和实现民主，如果民主能够成为人们的最终追求，那些自诩民主的国家的公民将感叹“何其不幸”，因为留给他们的进步空间实在太小了。

    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本质的目标是什么？我将之归纳为两种胜利：战胜物质生活的贫乏，战胜精神生活的贫乏，简言之，战胜贫穷和愚昧。贫穷和愚昧就是人类发展历程上的太行与王屋，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这位古而不老的愚公，始终不懈地努力着，因为现实中没有天神，能够背负大山。

    在这里，我又看到了爱默生笔下的巨人，做为巨人的头颅，知识分子是天然的统治工具，不分种族、国家和政治制度，他们天然背负了巨人的命运，他们可以被欺骗，可以被收买，正如1840年以来国人所屡见，但永远不要忘记这样一句话：

    “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愿世界能够因民主而和平，在和平中繁荣。

石头

2004.04.14 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