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为何会失掉自信力

　　二○一五年十月十七日上午，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主办的、有四十九个国家和四个国际组织的军事代表参加的“二○一五香山论坛”，举行了开幕式。在开幕式的讲话中，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这样明确表示到：“即使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我们也决不轻言诉诸武力，力避擦枪走火”。在美军已经明确表示要派军舰到我国的南海岛礁周围十二海里的领海范围内进行巡航的情况下，范长龙上将的这番讲话，与其说是在本次论坛上的发言，倒不如说是迎接美国军舰到来的欢迎辞。

　　四天之前的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美国波士顿时间)，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六十五周年纪念日临近之际，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在与澳大利亚的外长和国防部长举行完美澳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二加二”会谈之后，公开宣布美军将派军舰和军机进入我国南海岛礁周围十二海里的领海范围内，进行巡航。

　　近年来，我国的国家安全，是日益受到了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严重威胁。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更是屡遭美国和日本的侮辱。二○一五年九月十八日，就在日本发动的侵占了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八十四周年的这一天，日本国会参议院开始开会讨论《新安保法案》。到东京时间的九月十九日二时十八分，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以执政党等政党的赞成票占多数，通过了旨在放宽对日本军事活动限制的《新安保法案》。至此，日本战后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正式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

　　日本所谓的《新安保法案》，是《安全保障关联法案》的简称，是由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于今年五月十四日确定的系列法案。它包括一部新的《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和十部安保相关法律的修正案。涉及修正的十部法律包括《自卫队法》、《PKO法》、《重要影响事态法》、《美军等行动关联措施法》、《武力攻击事态对应法》等。

　　日本的《新安保法案》，包括两大核心内容。一是从法律上赋予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权力，二是扩大日本自卫队在海外开展军事活动的范围，使自卫队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军队进行所谓的“后方支援”。简而言之，就是在与日本有着“紧密关系”的国家“遭受攻击”、日本面临“存亡危机”、“国民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日本自卫队可以和其他国家的军队一起实施战斗。

　　《新安保法案》的通过，是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它将使得日本获得更为宽松的军事活动环境，同时也有可能使得日本卷入战争。对于《新安保法案》所涉及的日本自卫队海外派遣的权限、自卫队行动的限制等问题，安倍政权和执政党的解释含混不清。因此日本国会新通过的《新安保法案》，也遭到了一些日本国民的反对。

　　《新安保法案》能够得以通过，除了由于为配合美国完成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从而要放宽对日本开展军事活动的限制这一因素外，安倍内阁和日本的执政党所宣称的“日本周边安全环境不稳定因素在增加”，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对安倍内阁和日本的执政党所宣称的“日本周边安全环境不稳定因素”，任何人都能够听得出来，实际上就是指近年来我国军力的快速增长和日本与我国围绕着我国钓鱼岛及东海所发生的争端以及南海问题。然而对日本国会所通过的这部对我国已经构成了极大威胁的《新安保法案》，不仅我国的军方没有敢做出任何的公开反应，而且就连我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就日本国会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法案》一事在连夜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也仅仅是这样毫无底气的表示到：“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动向一直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日本国会表决通过新安保法案，是战后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采取的前所未有的举动。日方近来加紧强化军事力量，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与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已经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是否要放弃专守防卫政策和战后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质疑。我们郑重敦促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重视亚洲邻国安全关切，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

　　看到当今中国在全世界面前这个窝窝囊囊的样子，每个中国人都无不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国际上的那种扬眉吐气。毛泽东时代的中华民族，拥有着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自信力。任何敌人在那时的中华民族面前，都会不寒而栗。

　　一九五○年六月，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再加上南朝鲜伪军共十七国军队侵入朝鲜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主席一声令下，中国人民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国恋鸭绿江。不到三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把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和南朝鲜伪军统统赶回到了“三八线”以南。

　　一九六五年四月，针对美国逐步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公然宣布把我国当作是主要敌人并声称“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这一情况，不仅毛泽东主席公开发表了“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这样等于是公开向美国宣战的宣言。而且周恩来总理更是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了转告中国对美国决不屈服和妥协的一贯立场。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周总理在同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谈话时，又重申了这个立场，并说明这几句话是不能割裂的整体。同年五月十日，周总理同伊查兹·侯赛因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公开发布：

　　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没有派兵去夏威夷，是美国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省。尽管这样，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且已经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同美国就这个绝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谈了十多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

　　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既然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二十几万美军，那么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也肯定对付得了一千万美军。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继续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作主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因此，我们说，战争一旦打起来，就再没有什么界限。

　　就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严厉警告之下，美军始终没有敢于越过我国所划定的北纬十七度线这个战场界限。而为了不使美军的飞机在空中越过我国所划定的战场界限，当时美军特意在每架飞机上都安装了警报器。只要飞机一接近我国所划定的战场界限，警报器就会自动报警，美军的飞行员便要驾机返航。因此美军在这场被捆住手脚的这场战争中，是必败无疑。因此在一九七三年的三月，美军灰溜溜地全部撤离了印度支那地区。而毛主席和周总理对美国进行的这个严厉警告，表明了中华民族充满了能够战胜一切敌人的自信力。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基础上，坚持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秉持的是“国家不分大小，民族不分强弱，一律平等”这个理念，。坚决维护的是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尊严和国际的正义。然而刚刚才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了，综合国力增强了，外汇储备增多了，国家富裕了，中产阶级更是超过一亿了，可是我们中国敢于战胜 任何敌人的自信力，却也几乎丧失殆尽了。当今的中国，不用说维护国际正义了，就连自己的民族尊严和国家安全，都眼见不保了。

　　由于今年是我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七十周年，因此为了表示隆重纪念，特别是为了应对日本在与我国围绕着我国钓鱼岛及东海所发生的争端以及南海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今年的九月三日，我国首次举行了抗战胜利大阅兵。然而才刚刚过去一个多月，不仅日本以更加严厉务实的《新安保法案》，对我国的抗战胜利大阅兵，予以了回应，而且美国国防部长更是直接公开扬言，要派遣军舰和军机到我国南海岛礁周围十二海里的领海范围内进行巡航。而我国官方对此问题的回应，却竟然是如此的没有底气。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如今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官方的主流人士在外国人面前，已经彻底失掉了自信力。

　　自信力，是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础。而毛泽东时代的我们中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自信力，就在于毛泽东对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样的殷切期盼，就在于毛泽东对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样的热情鼓励，就在于毛泽东对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样的泣血召唤。特别是为了通过文化这个根本问题来提升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力，晚年的毛泽东还更是宁可自己跌得粉身碎骨而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只是为了铲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且更是为了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中，充满了“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革命战士意志坚，泰山压顶腰不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等这样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所拥有的强大自信力的基础。而当今的中国之所以会失掉自信力，一是因为“打工换外汇”、“市场换技术”和甘愿给人“当小三”、“做二奶”，满世界“傍大款”这样的改革开放，二是由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的全面复活。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坚信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的信念。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却充斥着这样的一种认识，“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毛泽东时代之后的我们中国，这才要走上“打工换外汇”、“市场换技术”和甘愿给人“当小三”、“做二奶”，满世界“傍大款”这样的改革开放之路。然而如果不彻底摧毁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独立自主精神，不彻底摧毁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力，那就不可能把我们中国顺利地领上“打工换外汇”、“市场换技术”和甘愿给人“当小三”、“做二奶”，满世界“傍大款”这样的的改革开放之路。于是为了彻底摧毁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独立自主精神，为了彻底摧毁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力，因此这就不仅有了“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样的理念诱惑，而且还更是出台了“用不换脑筋就换人”和把能否引进外资，引进外资的多少，当作是考核政府和国有企业各级官员政绩的一项主要指标这样的蛮横政策。

　　近代以来，由于挨遍了全世界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打，因此更是造成了我们中国人原本就不很坚定的自信力，几近就彻底失掉了。以至于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就连外国的月亮，也比王明中国的圆。以往的我们中国为什么总是挨打?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失掉了能够战胜侵略者的自信力。而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会失掉自信力，主要又是由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所导致的。因此儒家文化，也就成了一种腐朽的文化。而儒家文化的腐朽，不只是在于儒家文化所引领的那种生活方式的腐朽，还更是因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那种思维方式的迂腐和思维能力的不足。因此儒家文化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成为了我国的统治思想两千多年来，不仅没有能够提升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力，反而还造成了我们中国人自信力的极大降低。

　　儒家思想极力想要塑造的，是恭敬辞让的这种人性。儒家文化极力讲求的，是“敬、恕、和”之道。司马迁在他所著的位列我国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礼书第一》篇中，就谈到了他对于“敬”的这样认识：“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而孔子对于“敬”的理解，在《四书》之首的《论语》中记述为是：“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第二》)。至于被许多人都认为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根源的《周易》一书，在《卦五·需》这篇中，对于“敬”的这个理念，则更是给出了这样的荒唐解读：“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无咎(终吉)。”

　　在民族的内部，主张恭敬辞让的这种人性和“敬、恕、和”之道，当然有助于促进民族内部的和谐。然而如果对闯入自己家中的“不速之客”也采取“敬之”的这种态度，那不仅无疑是极其愚蠢的，而且又只能挫伤自己的自信力。而在这样的文化引领下，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力，又如何能够得到提升?

　　就是由于受儒家文化的毒害，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力是越来越弱。自信力越弱，就越是挨打。而越是挨打，自信力也就更弱，因此近代的我们中国这才成为了半殖民地。而直到中国诞生了毛泽东思想，直到毛泽东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直到中国人民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时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才把所有外国势力都驱逐出了我国大陆，才把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赶到了台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才站了起来。

　　老子、孔子和孙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军事家。以老子、孔子和孙子为代表的道家、儒家和兵家的思想，对后世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然而不管是道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和兵家思想，其中最缺乏的，就是自信力，就是不具有使人能够从中汲取到精神力量的内容。

　　《左传•成公十三年》曾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当然是指祭祀;而戎，就是军事，就是战争、特别是反侵略战争。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想获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力量，而且还必须要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必须要具有高度的自信。可是对于战争的取胜之道，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认为，两军交战，“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出自《道德经•第六十九章》)

　　老子的这段论述，后来演化成了一句成语：哀兵必胜。哀兵，就是哀怨之兵，就是悲愤之兵，就是忍无可忍之兵。而老子所指的哀，就是在被人欺辱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呈现出的那种极其悲愤、悲凉而没有主动进取精神和勇气以及丝毫必胜信念的精神状态。既然老子认为是哀兵必胜，所以老子同样也会认为如果不是哀兵，那么尽管不一定就会战败，但肯定也没有多少能够取胜的自信。因此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首先就必须要遭到对方一定程度的欺辱。然而我国历史的演化进程，却好象是和老子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战国后期，齐、楚、燕、韩、赵、魏这六国，轮流遭到了秦国的轮番欺辱。特别是赵国，更是一次就被秦军坑杀了四十万降军。因此不仅残余的赵军都成了哀兵，而且就连所有的赵国人，更是几乎都成了哀民。可是在后来的战争中，赵军不仅没有战胜秦军，反而连整个国家都被秦军给灭亡了。

　　不只是老子，与老子几乎同时代的孔子对待战争的问题，也同样非常审慎。当孔子的弟子之路这样问过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时，孔子的回答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出自《论语•述而》：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死而无悔，义无反顾，就是人的敢于牺牲和肯于牺牲的精神，就是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就是一个人的自信力。作为古代社会的圣人，作为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对人的敢于并肯于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以及自信力的否定，给我们这个民族性格所带来的伤害，是非常致命的。

　　老子和孔子，不过就是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因此对于战争的问题认识不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被后人尊为是兵圣的孙子，却不仅也有着这种慎战的思想，而且对战争取胜之道的认识，更是与老子大同小异，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出自《孙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普遍都认为，除了毛泽东时代，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普遍都存在着“对内如狼，对外如羊”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这种极其变态的性格和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的表现，“叫花子打要饭的，往往才下手更重”。究其原因，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性格，就是由于受《周易》中的“敬之，无咎(终吉)”的这种理念和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种思想的影响。

　　内战中，由于彼此都非常了解，因而对战争的结局也就能做出一定的预测，于是也就敢于放手一搏。而在对外战争中，因为对敌人的精神状态很难掌握，所以很难估算战争会造成什么后果，因此也就谨小慎微，束手束脚了。而束手束脚的战争，当然也必然就外行了。

　　老子、孔子和孙子尽管号称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军事家，但是对于战争获胜之道的认识，却有着错误的相似，那就是忽略了人的精神因素。战争，特别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军人的敢于牺牲和肯于牺牲的精神以及充满豪情的自信力，才是军队战斗力的第一要素。人的敢于牺牲并肯于牺牲的精神和充满豪情的自信力，只能是自觉迸发出来的，而绝不可能是逼迫出来的。人的敢于牺牲和肯与牺牲的精神以及充满豪情的自信力，又只能是来自于文化的引导。就是由于象老子、孔子和孙子这样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军事家都没有能够认识到人的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所以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就不具有如何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力量的那些内容。而也正是因为军人没有敢于牺牲和肯于牺牲的精神以及充满豪情的自信力，所以我国古代的军队在对外战争中，这才会屡战屡败。

　　由于儒家文化所确立的世界观是迂腐的，所确立的人生观是腐朽的，所确立的价值观是扭曲的。特别是儒家文化所确立的生死观，更是贪生怕死的生死观。因此儒家文化不仅造成了有些人思维方式的迂腐和思维能力的不足，而且在这种文化的基础上，根本就产生不了自信力。而由于产生不了自信力，于是反之又形成了“犯贱逻辑”和“混账思维”并极容易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尤其是当殖民化和全球化到来之后，在这种“犯贱逻辑”和“混账思维”的基础上，我国又产生了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甚至是汉奸文化。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和“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及“帮欧洲就是帮自己”等这些极其混蛋的认识。

　　古往今来，那些文化汉奸所秉持的那种汉奸理论的基础，就是儒家文化所过度倡导的那种所谓的仁政和关注民生。《盐铁论》中的那些文学、贤良们是如此，签定了《澶渊之盟》的宋真宗是如此，与八国联军达成了《东南互保》的李鸿章等人是如此，投靠日寇的大汉奸汪精卫是如此，鼓吹私有化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公知们”是如此，提出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与“核心利益论”的那个将军，更是如此。就是由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过度地强调了追求外在感官上的物质生活享受，而忽视内在世界中的精神生活追求，因此才使我们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

　　从古至今，由于失掉了自信力，我们中华民族真的是饱受了屈辱与苦难。

　　西汉王朝自立国之后不久，便开始遭到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军事入侵。公元前二百○一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发动叛乱并勾引匈奴攻打太原。刚刚打败了楚霸王项羽的汉高祖刘邦，踌躇满志地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前往迎战。可是公元前二百年的冬季，刘邦和手下的三十二万大军，却被匈奴军队包围在了大同东北部的白登山上。

　　率军将刘邦及其三十二万大军围困在白登山上的，是号称控弦四十万的匈奴冒顿单于。然而冒顿单于尽管号称是控弦四十万，但那已经是举倾国之力了。四十万对三十二万，力量上也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更何况战场在西汉王朝的地域，所以汉军占有绝对的地利优势。因此只要刘邦能够坚持下去并调动全国的力量进行反击，也并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可惜由于刘邦就是个流氓，而流氓又是对强者如羊，对弱者如狼，对强者根本就没有必胜的自信力。于是面对凶悍的冒顿单于，刘邦没有选择调动全国的力量进行抗战，而是选择了屈辱的“公主和亲”和进贡这样“敬之，终吉”的办法。因此白登之战中，汉军的失败，首先是刘邦这个流氓在精神上的失败和由于自信力的丧失。

　　汉高祖刘邦所选择的“公主和亲”和进贡这样“敬之，终吉”的做法，不仅没有给我们中国带来大吉大利，反而还增添了匈奴人的国力。所以尽管西汉王朝的“敬之，终吉”是意切情真，但匈奴人却仍然还是不断地南侵。直到西汉王朝国力有所增强的汉武帝时代，忍无可忍的汉武帝终于开始了对匈奴人的大规模军事反击。然而到了公元前八十九年，本应该在前三次对匈奴的军事反击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从而彻底解决这一严重的外来威胁。可是汉武帝为了追求儒家文化所大力倡导的所谓仁政，却下了《轮台罪己诏》，从而放弃了屯田戍边。当时，尽管对匈奴的军事反击和屯垦戍边，的确不免使人民要付出与承受象“贤良、文学”们所说的“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这样的代价和痛苦(《盐铁论•本议第一》)。但那是一个民族在遭受外来侵略的情况下，必须要采取的措施，是不得已的选择和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民族所付出的牺牲。然而在儒家文化中那种自私自利思想和所谓仁政思想的影响下，人民却不愿做出这样的牺牲。特别是在此期间，汉武帝还更是由于受儒家读书人的蛊惑，竟然接受了儒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建议，从而把腐朽的儒家思想确立为了国家的统治思想。而在把腐朽的儒家思想确立为了国家的统治思想之后，为了维持国家的安全，西汉王朝只得又走上了“公主和亲”的老路，于是这便有了昭帝之后的汉元帝时期的“昭君出塞”，因而这才有了“独留青冢向黄昏”的凄惨诗境。

　　把屈辱的“公主和亲”这一做法当做是维持国家安全的一项基本国策，尽管始于强汉，但却在盛唐时达到高潮。“公主和亲”的这一做法，尽管暂时维持了国家的安全，但却不仅在根本上严重地挫伤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而且更是导致我们这个民族、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男人进一步失掉了自信力。因此，晚唐著名的诗人李山甫这才在《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和《代崇徽公主意》这两首诗中如此悲愤地写到：“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

　　确实不假，在儒家文化的毒害下，长期以来，除了毛泽东时代才能产生像孙玉国这样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捍卫民族尊严而敢打第一枪的将军外，其他时期的那些将军，都用于对内维稳去了。而对外维护国家的安全，则完全可以像汉唐和南北两宋那样，靠“公主和亲”与“输币”。而时至今日，这样的做法较之当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当年的“公主和亲”与“输币”，已经发展成了像如今中美两国这样的“夫妻关系”与购买美国的飞机和转基因大豆。而且前几年我国一位著名的从事军事战略研究的将军，还更是在理论创新精神的鼓舞下，还创立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一歪理邪说。如果说中美两国“夫妻关系”之说让中华民族蒙受了莫大的耻辱，那么“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一歪理邪说，不仅已经构成了“精神资敌罪”，而且还更属是汉奸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想的是如何强盛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的是如何使我们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毛泽东还更是不仅始终号召中国人民要充分发扬孟泰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大寨精神、沙石峪精神、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挥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用我们勤劳的双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从而为我们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打下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且毛泽东还更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对我国文化的再造，从文化这个根本问题上，提升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力。从而为我们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强大的精神基础。可是在被腐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毒害了我们中国人两千多年的情况下，想要彻底去除传统文化的糟粕并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却有如是逆水行舟，决不是仅靠一两次文化大革命就能完成的。因此如果要想通过文化的引领来提升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力，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然而毛泽东逝世后，由于他所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很快就陷于了失败，于是不仅毛泽东思想被抛弃了，不仅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创造被迫中断了，而传统的旧文化和洋奴哲学，也很快就死灰复燃了。

　　儒家文化所确立的那种迂腐的世界观，儒家文化所确立的那种腐朽的人生观，儒家文化所确立的那种扭曲的价值观，特别是儒家文化所确立的那种贪生怕死的生死观的复活，不仅导致改革开放后的我们中国很快就贪污腐败遍地，贪官污吏横生。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更是又产生了“当兵就当美国兵”和“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这样的汉奸文化。因此说，就是由于当今的中国走上了“打工换外汇”、“市场换技术”和甘愿给人“当小三”、“做二奶”，满世界“傍大款”这样的改革开放之路和儒家文化的复活，才使得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使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彻底失掉了自信力。

　　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为我们中国确立的是一条“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强国之道。自力更生，因此不仅使我们中华民族迅速掌握、拥有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必不可少的现代科学技术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更是由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取得了成功，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力，于是为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打下了牢固的精神基础。于是我们中华民族，这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改革开放由于走的是一条乞求外国资金、依靠外国技术的发展之路，因此在二十几年之后，不仅导致我国的二十多个主要产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和自主研发能力的下降，而且还更是极大地挫伤了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力和独立自主精神。而由于失掉了自信力，因此不仅当今中国才会在美日的咄咄逼人面前，“力避擦枪走火。而且有的中国人，还更是因此而主动当了汉奸。

　　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人的自信力的充分体现。也只有充满自信力的人，才能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一个民族尽管人口再多，然而如果失去自信力，如果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那也无法做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会生生不息，就在于我们中华民族总有那么一群象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才每每将我们中华民族从血泊中拯救出来，从而生生不息。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又历尽苦难的根本原因，就是不仅“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太少可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奸诈无赖、好逸恶劳之徒却又太多。而且少数“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往往还总是象鲁迅所说的那样，被那些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奸诈无赖、好逸恶劳之徒的摧残、抹煞。而就是由于有这些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奸诈无赖、好逸恶劳之徒的存在，所以这才每每将我们中华民族推入血泊之中。这些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奸诈无赖、好逸恶劳之徒之所以要摧残、抹煞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人，就是如果没有了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这种行为的反衬，也就没有了他们的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奸诈无赖和好逸恶劳。

　　就在鲁迅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写下“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句话的时候，不只是为中华民族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正由于遭到蒋介石国民党匪军的摧残、抹杀而即将踏上漫漫的长征之路。而且就连为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工农红军、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而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正在遭受着一心为了苏联人的利益而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摧残、抹杀。然而一心为了苏联人利益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摧残、抹杀毛泽东，但却也同样要遭受蒋介石国民党匪军的摧残、抹杀。于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自信力也就失掉了，因此这才不得不踏上漫漫的长征之路。就是由于腐朽的儒家文化催生出了一些中国人“耗子扛枪窝里横”这样的劣根性，所以直到今天，不仅曾经为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而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毛泽东，仍然还在被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而且那些正在为中华民族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人，也正在被摧残，被抹煞，甚至都被称为了是“爱国贼”。

　　总结与回顾历史，决不是为了苛求古人，而只是为了总结经验，接受教训。近年来，随着私有化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也得以复活了。然而在儒家文化成为我国的主流文化，在儒家思想成为我国的统治思想之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我们中华民族却由于总是挨打而受尽了屈辱和苦难并两次被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特别是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我们中华民族更是险些亡国灭种。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直到毛泽东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直到中国人民接受了毛泽东思想，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才站了起来。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尽管我们的物质力量增强了，但是由于抛弃了毛泽东思想，因而这才导致了目前的强敌压境。儒家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各自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任何人都知道。而今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如果不重拾毛泽东思想，如果不改变改革开放的私有化方向，那我们中国可真的就要“姥姥不生儿子，没(舅)救了”。

　　如今，尽管毛泽东已经逝世三十九年了，虽然强敌又已经压境了。但是由于毛泽东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条通往未来之路，因此只要通过文化的革命来提升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力，那么我们中华民族不仅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还必将能够领袖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