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办？——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思考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了解有多深？我们对自己的人民了解有多深？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特殊性与西方文化和西方民族相比究竟特殊在哪里？我们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选择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其合理性又在哪里？这都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它对统一我们的认识，结束当下思想混乱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索尔仁尼琴说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这句话还不够全面。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俄罗斯知识分子有忏悔的传统是因其文化所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忏悔的传统也是因其文化所致。因此索尔仁尼琴从国外结束流亡归国后对欢迎他的民众说：“我们大家都应该忏悔，你们不能代替我忏悔，我也不能代替你们忏悔。面对上帝，每一个人都要洗刷掉自己的罪恶。”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这是他们的文化传统，但自斯大林时代，这一传统便结束了。而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忏悔传统，这是由于中国人没有固定的宗教和固定的信仰，因而我们的文化中没有忏悔的基因。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绝少有忏悔的表示，即使像屈指可数的大作家巴金也只是在他的《随想录》中仅仅有所表示而已。非理性文化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一个人讲了真话就会全体共讨之；一个群体犯下罪过却没有一个人出来认错。如庐山会议彭德怀讲了句真话就全体共讨之；“文革”至今没有一个人出来认错。因为被人指责不合群的风险太大了，大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承受。　　

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有一种深深的缺陷：那就是永远只会在外部寻找原因，但从不会在自身文化中寻找原因，这就叫缺少文化自觉，忏悔就是文化自觉性。正是由于信仰的缺失导致了我们没有忏悔的文化传统，因此我们死不认错，只会将一切罪过都推给别人。这一点我们与俄罗斯的文化完全不同。尽管我们的文化与俄罗斯的文化有相似性与亲近感。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文化中受其影响最大的就是俄罗斯文化或苏俄文化，包括他们的思想理念和社会制度，都给中国的社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俄罗斯文化属西方文明中最接近于东方文化的一支，因而俄罗斯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样，都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由于理性精神的缺失，俄罗斯与中国一样都没有纯粹思辨意义上的哲学家，都没有出现过像西方那样拥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因此无论是俄罗斯或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个人应当服从集体是一种美德，个人应当为国家的利益牺牲一切。这与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理念正好相反。例如黑格尔就说过在民法慈母般的目光中，每一个人都是国家。这与我们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格格不入，并正好对立。但你能说我们的观点是对的人家的观点是错的吗？很明显是文化的不同导致了观念的不同，这种选择是必然的，都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因此你很难用对错去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好与坏。只能是最适合于自己文化的政治制度就是好的制度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评判标准同样放之于四海而皆准。　　

实际上，是别林大斯基最早提出了“人民”这一整体概念，他提出个人自由必须服从整体目标。而人民不等于个人，它只是个空洞的并无具体所指的集体主义的代名词。实际上，大家都有与大家都没有是一回事，这是一种哲学智慧。例如“全民所有”的概念其实就是谁都没有的代名词，于是当初的无产阶级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光荣的称谓。　　

1922年“哲学船事件”发生后，包括别加耶夫在内的约1000多名前苏联作家被当局驱逐出境。9月乘船走了160多人，后来又陆陆续续走了1000多人，这些人大多到了法国，形成了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　　

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知识分子被处于“是要面包还是要自由”的两难选择中。当局质问道：“你们作家不做党的宣传员，螺丝钉还能做什么？结果所有的作家都选择了面包，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从此画上了句号。索尔仁尼琴对此曾辩解说：”沙皇与斯大林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　　

斯大林的肃反、清党运动采用了赶尽杀绝的方法，包括所有的异己的知识分子和许多功勋卓著的红军将领都受到了迫害，这十分类似于我们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文化的相似性使我们不得不问：历史为什么总是惊人的相似？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里而发生了十分相似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发生是不可避免和必然的吗？答案是肯定的，是相似的文化决定了相同的行为结果，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东方文化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都主张实行政教合一，其目的是用整体性打压个体自由。这与西方主张政教分离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前苏联的文化特点与沙皇时期的文化特点是否有传承关系呢？　　

实际上，在罗曼诺夫时代的彼得大帝，便是被史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事实上是，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先采纳大牧首尼康的要求统一东方正教的教义和仪式，然后从希腊正教请来东正教主教取而代之设立了国家宗教管理局，东正教从此成为皇权服务的官方宗教。这与汉武帝的墨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十分类似，儒术从汉武帝那里变成了儒教。两个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国家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并且二者之间并未发生直接的文化接触和思想联系。因此我们可否认为：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宗教化了，将共产主义上升成了一种信仰，因此列宁及斯大林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准宗教”，并实现了政教合一的结果？这与我们的文革时代又何其相似？文化的传承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在哪一个国度，相同的思维方式必然带来相同的结果，一切偶然性都存在着必然性。　　

与斯大林时代相比，沙皇时代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还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例如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人事件”发生以后，沙皇将被捕的十二月党人的名单交给了卫戍司令让其执行死刑。卫戍司令将手中的名单看了看便退给沙皇，他说：“陛下，很抱歉，我不能执行您的命令，他们是俄罗斯的骄傲！”　　

俄国贵族知识分子除了衣食无忧之外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终身得为沙皇服役。但贫民知识分子不是这样，他们毕业就是失业。他们不属于拥有特权阶层的皇族、贵族、僧侣、农民四大阶层中的任何一部分，被社会边缘化了，因为所有好的工作岗位都与他们无缘。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游民知识分子，成为后来的暴力革命的最肥沃的土壤。象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科夫——贫民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他们都是神职人员的子弟（这一点很重要，专门放在后面说），属于处境较好的知识分子，都在国内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他们其中只有30%的人能从事较为体面的职业，其他多数人便只能游离于社会底层劳苦大众与上层社会之间，他们感到了绝望和愤怒，于是暴力革命的思想开始在他们之间传播起来，这些最早沦为游民知识分子的俄罗斯“愤青”便成为后来的“民粹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　　

查韦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民粹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句话说得有些偏激，但从俄罗斯历史的演变中看，布尔什维主义思潮又有着与民粹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共同点是：平均财富、仇富、仇官、排外，用整体性压制个体性。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民众暴力合法化，拥护铁腕政治。这些政治主张对中国早期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极具诱惑力的，它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俄罗斯与中国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家，在文化上有相似性。民粹主义在俄语中直译就是民众主义，即大众集体的意思，在某种程度可以与集体主义等同，也可以说民粹主义就是一种极端的集体主义。例如他们主张“人民是政治的工具”、“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提出“刀子、绳索、毒药都可以”。但这些极端的主张并不能说他们的品格不够高尚，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弥赛亚情结”和献身精神。“弥赛亚”一词出自希伯来语，即指“上帝选中来拯救世界的人”，“救世主”一词就指此意。俄罗斯民粹主义知识分子都具有浓厚的“弥赛亚情结”和强烈的使命感，这一点甚至影响到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毛泽东1925年在《沁园春·长沙》一词中也表达了类似弥赛亚的情结，他在词中写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送”字用得非常好。因为中国的革命者也在苦苦思索着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俄国的革命者给出了答案——那就使用暴力夺取政权。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得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因此可否认为：毛泽东的暴力革命思想源自于俄国的民粹主义？这与其后来大力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今天，我们在进行理性的文化反思的时候是很值得研究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民粹主义的思想源头又在哪里？民粹主义思想又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保持着什么关系？下面给出的一组数据便能说明问题。　　

前面我们提到过，当时的俄罗斯平民知识分子毕业后只有30%的人能找到体面的工作，例如从事神甫的职业。而70%的知识分子只能下到社会底层去讨生活，而在这70%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神职人员的子弟，都受过国内良好的教育，他们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自然继承人”。但现实却将他们逼上了造反之路，在这些愤青中，神职人员的子弟占据了高达30%的比例，成为当时革命的中坚力量。这与中国早期的革命又何其相似，包括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在内，都是清一色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最早由他们之间传播开来，最终由星星之火燃遍了中华大地，而他们其中大都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　　

俄国民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或政治哲学，也叫农民民主主义。因此它实际上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带有明显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色彩。例如把“人民”理想化，把农村公社理想化。民粹派关于农村公社的观念也是与“人民”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公社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民粹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极端厌恶和对资本主义的极端仇视，并对文化抱有轻蔑和鄙视的态度。认为知识分子是用人民的血汗养活的，因此掌握文化的少数知识分子被压上了沉重的罪恶感。　　

俄国民粹主义思潮对国外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毛泽东受其影响很大。例如他在50年代后期推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60年代后期推行的“文革”运动，以及后来的“停办大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都可以视为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可见民粹主义思潮对中国革命影响之深。　　

在建党思想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除了吸取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建党经验外，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民粹主义运动。列宁直言不讳的说他一向把“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19世纪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称作是“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他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并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的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作‘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众所周知，毛泽东所倡导的建党方针基本上照搬了前苏联共产党的建党路线与组织结构框架体制。而国家行政体制的设置，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设置，以及科研单位、大学学科的设置，军队编制都完全照搬了前苏联的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从国家机构设置到意识形态领域到处都留着苏俄文化的烙印，几乎无处不在。　　

从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来讲，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用整体打压个体自由的整体主义，即要求以整体大局（人民、社会、国家、民族、政党等）的名义压制个人（包括法人）的基本权利和个人自由。另一个特征就是以外来因素解决国内危机，以对付外来威胁为理由压制国民自由，把本民族或国家的价值观与普世的文化价值观相对立起来，并以弘扬前者为旗号来抵制后者，达到控制民众的目的。　　

从哲学上讲，极端的民粹主义是一种与理性主义相对抗的非理性思潮，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党派，推崇卡利斯马型政治。极端的民粹主义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宪政制度相对抗的反现代化的力量。对于这种危险的文化倾向我们必须保持有足够的警惕，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太多苏俄文化的基因。极端民粹主义泛滥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走向民粹主义”当时已成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个响亮口号，最终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全部倒向西方。因此极端的民粹主义不叫社会主义，尽管二者十分相似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我们可否认为是外来文化的横向嫁接导致了中国自身纵向的文化传承断裂？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基因与苏俄文化的基因相同？　　

前面说过，俄国民粹主义思潮是俄国农业文明的产物，是游民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后发起的暴力革命。因此它与封建农业社会中的农民起义十分相似，只不过这次变成了游民知识分子起义。因此俄国最早的民粹主义应该是受俄国农民起义的启发而诞生的。说到底是一种农民造反式的知识分子起义，因此我们才称其为农民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思想体系。反观中国革命的历程，以及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农民阶层始终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着主力军直至全国胜利。因此文化的断裂只是表面，从本质上讲它就是一场农民知识分子夺取政权的革命，无论它是发生在俄国或中国都是如此。　　

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知识分子，因此他对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的本质比任何其他知识分子都把握的更准确和更加彻底。所以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共产党夺去了政权，并且这一结果的产生是必然的，也是符合逻辑的。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清醒的意识到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救中国，其它介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改良主义也不能救中国，例如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都不能救中国。因为他们都没有考虑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国民素质的特殊性，因而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肯定是行不通的。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人比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惰性和人民的奴性了解的更清楚和更彻底，也就是说，用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不能救中国的。必须要寻找一种不是产生于中国本土文化中又异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思维方式才能救中国，这一新的思维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前者是政治路线，后者是政治信仰，缺一不可。依靠这两大法宝就能夺取政权，打倒封建官僚资本主义。　　

那么下来的问题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农民起义层出不穷，毛泽东为什么是从苏俄的“农民知识分子革命”中而不是从本土农民知识分子的革命中吸取指导思想呢？这一问题十分重要，这就不能不谈起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指导思想。　　

在前面一节中我们谈到彼得大帝被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其主要原因就是他采纳了将东正教教义和仪式统一了起来的建议，并成立了国家宗教管理局，因而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政教合一的政体。这一点十分有效，因为宗教的最大功效在于能最大程度的降低国家社会管理成本（行为经济学原理）。而此前俄罗斯没有统一的宗教，经济落后，效率低下，国力孱弱。从彼得大帝实行了政教合一的国策后，俄罗斯很快崛起成为一个强国。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发起者的中坚力量都是神职人员的子弟，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科夫，他们都出生在神甫的家庭。并且这一比例高达30%，这些神甫子弟在发动民粹主义运动时受到了彼得大帝政教合一的启发，又从父辈的神甫职业的经验中吸取营养，这便成为了“民粹党”的“建党”指导思想，后来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借鉴了“民粹党”的建党指导思想和组织模式成功的夺取了政权。　　

前面我说过，列宁曾多次强调过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罗斯社会民主运动的先驱者。他对此曾高度给予评价并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的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作‘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　　

由此可见，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从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中汲取了经验和教训，将政教合一的方法引入并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指导思想。前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莫不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例如设置于军队中的政委及企业中的党代表制度，政委和党代表实际上就是政治神甫，其工作内容主要是做政治思想工作，而在中国我们叫“政工师”，即政治思想工程师或灵魂工程师之意。毛泽东创造性地把党代表制度下放到军队连队中去，设置了连队政治指导员，事实证明这一作法效果奇好，对凝聚连队的战斗力和鼓舞士气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成为共产党军队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法宝。毛泽东的聪明与伟大就在于他深知中国革命的本质与中国文化的弱点。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毛泽东所渴望的法宝，这个法宝就是照搬前苏联共产党的主义和组织机构，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而“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正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思想精髓。　　

那么下一个问题自然是，中国有道教、佛教还有所谓的“儒教”，毛泽东为什么不从本土文化中去吸取营养和经验来组建政党呢？答案是：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没有宗教信仰的基因。我们知道，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只有宗教而没有信仰的民族，这一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有文化自觉性，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整个中华民族缺乏文化自觉性，而民众缺乏自觉性则必然增大国家社会管理成本，国家必须付出巨大的管理成本才能维持国家机器和经济机器的正常运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公务员队伍要比人家西方国家的公务员队伍要庞大的多的根本原因。　　

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国民素质的特殊性，这一点鲁迅先生和柏杨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有论述。一曰“民族劣根性”，二曰“酱缸文化”，三曰“阿Q精神”，现在又增加了“欢乐英雄”和“娱乐至死”的精神。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谆谆告诫美国人民：“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的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逸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不得不承认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比我们自己了解的更清楚，这难道还不能令我们猛醒，反思我们的文化吗？　　

前面说过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国文化的基因中没有宗教信仰。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宗教而没有信仰的民族。在此之前很多学者讨论过这一独特的现象，但都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包括国外的汉学家，也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各大民族中唯一没有宗教的民族，其实这一看法不够准确。我们不是没有本土宗教，而是没有宗教的信仰，外来的不算，单道教一支就是纯粹的本土宗教，至于“儒教”一说虽是本土文化的产物，但严格的讲它只是“术”而不是“教”。汉武帝曾想将儒术作为国教，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术弄成了四不像的“儒教”，将一个本来属于学术上的一家之说搞成了类似宗教的“儒教”。因此可以说，要儒术成为宗教是强为其难，是赶着鸭子上架。毛泽东深知这一点，他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清楚的表明了他的想法。毛泽东的本意并非是想使文化断裂和文化失去传承，而是他意识到在本土文化中找不到足以支撑其信仰的东西。他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运动失败的研究中得出了这一结论。例如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就是由“小知识分子”洪秀全发动起来的。洪秀全也很聪明，他当初组织革命时也走的是“政教合一”的路线。洪秀全首先组织起来的是类似于宗教组织的“拜天地会”，然后利用这一组织广泛联系有识之士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并且几乎成功的夺取了政权。但是毛泽东也清楚的看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的原因是农民知识分子的文化局限性：目光短浅，心怀狭窄。洪秀全在那个时代只能从本土文化中寻求精神信仰，例如他的“拜天地会”实际上是原始的萨满教的天地崇拜观念的产物，并无多少新意。这注定了他的太平天国革命只能以失败的结果告终，这一结果是必然的。　　

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有宗教而无信仰，虽有宗教但信得人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它导致了国家管理高成本，国民教育低素质的现实。这一矛盾至今也无法解决，这是文化决定论的明证，这一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结论只能是：在西方列强梦想瓜分中国，腐朽的本土王朝又不争气的时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文化使然，而不是主义使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文化环境里最重要的不是主义而是文化自觉性。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自觉决定着民族与国家的兴亡。　　

毛泽东的一大功劳就是给中国人带来了信仰但失去了资产（共产主义），邓小平的一大功劳是给中国人带来了资产但失去了信仰（黑猫白猫）。这一矛盾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可见没有资产的社会主义是不行的，但没有信仰的社会主义也是不行的。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让全体中国人既有资产又有信仰，既有财富又有道德底线，这就是当下执政党要解决的最重大的课题和最迫切的任务。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或新的思维方式即双向思维——在两个极端中寻求平衡，取得两全其美的结果。因此就我们文化目前的现状而言，与100年前的中国一样：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本土文化也不能救中国，介于二者之间的民粹主义和改良主义依然不能救中国， 只有真正的理性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我们以往的社会主义中，充满了太多的非理性的东西，不是过左就是过右。例如前三十年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集体的名义打压反对意见甚至是敢说真话的人，以至于我们这个民族几乎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只敢讲假话而不敢说真话的民族。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里，我们在经济领域里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成就有目共睹。但在精神领域却只退不进，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造假成风、官员腐败、两极分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信仰缺位，这一教训在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经济立足于坚实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因此有神论的个人主义不仅不能破坏西方的社会道德机制反而成为其负面因素的解毒剂与缓冲剂。有神论的个人主义认为神是按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所以哪怕再渺小的个人都是神的意志的一部分，都应受到尊重和神圣不可侵犯。但我们的文化中没有宗教信仰，我们是无神论者。无神论的个人主义是非理性的个人主义，因此我们的文化缺少对生命个体的敬畏和尊重。其一大特点就是没有生命敬畏心和没有道德底线。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进入了中国本土文化环境中时，其负面影响的破坏力犹如洪水猛兽。而我们的本土文化对其病毒的破坏力基本没有免疫力，这种病毒如入无人之境迅速传播。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都是如此，无一幸免。因此才有了今天的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造假成风、官员腐败、两极分化。那中国怎么办？我们如何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有效抵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呢？很显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文化冲击是当前我们的头号敌人，但同时对民粹主义的抬头与复活又要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它更有欺骗性和灾难性。　　

我们必须要清醒的认识到，光靠复兴本土文化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本土文化有宗教而无信仰，我们是无神论者。而重提共产主义信仰又不合时宜，因为信仰一旦失去就不可能回来，回到三十年前是不可能的，并且大多数人不会答应。除非重建一个新的并能被大家所接受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理性社会主义。你可以没有宗教，但不可以没有信仰，因为信仰是一个民族的道德底线。　　

理性社会主义与非理性社会主义的区别是：理性社会主义认为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化环境，由于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宗教信仰，因而我们的文化对其负面病毒没有先天免疫力，它对社会道德机制的破坏使我们无法承受。理性社会主义也同样认为，非理性的社会主义同样也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化环境，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激进的民粹主义，主张用集体的暴力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因而它是一种非理性的粗暴的社会主义，我们也无法接受，例如50年代的“反右”与60年代的“文革”。在当下决定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要时刻我们是否用理性社会主义杀出一条出路，这也许是中国唯一的正确道路。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化环境，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信仰的基因，它造成了我们国家政府管理成本高，国民教育素质低的现状，并且至今也无法改变。我们的文化缺乏自觉性，即就是有伟大的思想也没有伟大的自觉。例如我们看到西方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动于衷，没有多少用处。民族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文化决定了这个民族的行为和道德观念，因此只有将外来优秀文化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种适用于中国文化环境的主义，这是一种双向的混合思维——这个主义就是理性社会主义。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理性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性本位的社会主义，它主张宽容、和解与理性，即一种独立兼容、和而不同的社会主义。它既能克服本土文化的狭隘性，又能克服外来文化的的腐蚀性与破坏性，而且又能克服激进的非理性的民粹主义的粗暴专制性，这就是全体中国人应共同奋斗的目标。理性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实行社会和解及用理性的方式解决存在于我们社会的各种不公和丑恶现象，只要我们万众一心，这一目标一定能实现。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是历史的必然，任何历史的选择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再好的社会制度都不会是完美的和永恒的。因此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最终都会过时，都会被另一种更好的社会制度所超越，这个更好的社会制度就叫理性社会主义。当然，现今的非理性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也开始有了转型的苗头，例如他们也强调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和约束金融寡头的投机行为，这充分说明了理性的宏观调控是每一个健康的社会所需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如此。因此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要想健康发展就必须理性转型。当前世界经济无论东方或西方都处于理性转型的十字路口，都在与时间赛跑，谁转的早，谁就早受益，这是中国经济实现弯道超车，超越西方经济的最好机会。因此，选择纯粹的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不仅不是前进反而是一种倒退。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腐败现象无论哪种社会制度都会存在。只不过在中国当下的政治制度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决定了是国家控股资本，腐败主要体现在政府官员身上，因而决定了我们的腐败是显性的，并且这种做法在我们国家是违法的。而在西方国家里腐败主要体现在资本家和资本管理者身上，这种腐败是隐性的，因为这种隐性的腐败在西方国家里是合法的。例如这回在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实就是民众抗议金融资本家的腐败行为，因为对其社会的危害已达到了祸国殃民的程度，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见得有多么美好。这给那些一味学习和赞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专家和学者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腐败与他们的腐败只有显性和隐性的区别，但无论中国人对官员的腐败痛恨程度与美国人对金融资本家的腐败的痛恨程度在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没有创新的模仿永远只是追赶而不是超越。只有思想的创新才能实现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梦想。这个创新的思想就是理性社会主义。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虽然表面看起来依然十分强大，似乎不可战胜。但物极必反，当它强盛到极点时就是走向衰落的开始。中国的和平崛起意味着西方已开始走向没落。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公开承认：“如果十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一场悲剧和灾难”。由此可见，中国的和平崛起对西方来说绝对不是个好消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使西方的文化自信受到了挑战和打击，这意味着西方从此开始走向衰落。因此我们不要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抱有任何幻想，希望他们帮助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对手而不是朋友。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与理性的普世价值观相悖。“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也不能违背这一原则。只能超越而不能违背，这十分重要。德国人被公认为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但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在1933年丧失了政治智慧，选举了一个思想偏激的人上台，结果使整个国家和民族付出了巨大而惨痛的代价。德国人在社会转型中曾想重建自己的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因为当时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人提出的核心价值观不屑一顾。于是针对性的提出了“正义、义务、秩序”这一新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导致了纳粹主义的上台，将整个国家和民族引向了非理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灾难。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重建中国转型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西方优秀的普世价值观与中国的传统优秀道德观念相结合，应较为完美的体现了这一原则和理念。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复兴与上述原则相悖。因而也不会产生多大效果，尤其以官方为主的宣传式说教只会令老百姓反感。上梁不正下梁歪，老百姓当然会质问官员们为什么不先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做出好榜样给老百姓看？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理性社会主义是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权力的奴仆。我们要让官员们学会如何去仰视自己的人民，教会官员知道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而不是领导给的。民为本，官为末；民为重，官为轻。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将传统的管制型政府逐步过渡为真正服务于社会的现代服务型政府。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民主也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就中国文化的环境而言，我们更适合于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民主的最大区别为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很显然，资本主义的民主是与资本挂钩的，你若没有资本当然就没有机会民主。例如美国人人都可竞选总统，但前提你必须拥有足够的竞选资本，如果你不能筹集到数亿乃至十多亿美元的竞选经费就不能参与美国总统的竞选。因此美国式的民主是美国上层社会富人的游戏与穷人无关。理性社会主义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有本质的不同，它主张保证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主张实现一种真正社会平等的民主宪政，即党通过立宪立法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民通过宪政保证宪法得到执行和落实。这种党主立宪下的民主宪政既能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变，又能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就目前中国的文化环境而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的最好出路。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这一核心地位不会也不应当动摇。其理性依据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有效阻止代表少数富人的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才能有效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围堵和肢解中国的企图。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依然是我们所要坚持的国策，它更多取决于我们特殊的国际环境和我们党的自身成熟程度。所以全盘西化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当前权力的私有化倾向是中国特权阶层存在和日益壮大的根本原因。官商一体的政治经济体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分配的公平。在坚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要坚持权力的公有化改革，加快国有经济的股份制改革，反对将国有资产转变为官有专属资产的倾向，与此同时，坚决实行党政分离，把官员手中的权力彻底公有化。权力私有化是买官卖官、官商勾结与民争利的根源。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开始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在保证国家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还政于民，让人民选举地方首长，从党内选举总书记。由党的总书记担任国家首脑，由国家会首脑提名国务院总理候选人经过人大批准后组建政府内阁。地方政府的人选同样由各级地方党委提名经地方人大批准后才能组阁。地方首长负责发展地方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家首脑负责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捍卫领土完整。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利国利民何乐而不为。这一模式可表述为：大权党揽，小政还民；党主立宪，民主宪政。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可以试行先从基层人大实行民主直选，然后由民主直选的人民代表推选地方行政首长。地方行政首长只对人大负责而不对上级部门负责，这样便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优越性，地方政府必然会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大力发展经济，买官卖官、官商勾结与民争利的丑恶现象自然会得到改变。这种双赢的局面一定最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权力公有化可分两步走。第一首先要解决官员选拔制度，将党选干部的现行作法改为各级党组织只负责考察和推荐工作，但干部的任免决定权交给各级人大，由人大依法表决通过。如不能通过表决，各级党组织部门可另行推荐人选直至表决通过。即在现有党的组织原则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仅将干部决定权交由民主直选的人大表决通过就行了，可以说这是一种成本最小的改革。既体现了民意又保证了党选干部的组织原则，因此其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国有经济的公有化改革与国企干部任免制度也应参照这一模式进行。国企负责人对人大负责，定期向人大报告企业的经营状况与重大决策。人大有权随时监督和检查企业的经营情况和任务完成情况。另外国有经济的公有化改革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将国有资产的49%拿出来配股给全民，国家仍控股国有资产，但全民参与国企的利润分红并直接从中受益。一旦时机成熟可实现第二步改革，逐步增加全民配股比例，最后完全过渡到全民控股，使国企变为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但第二步的实现将是一个渐进的相当长的一个过程，这更多取决于国际经济环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成熟程度。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市场经济也有两种，一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被动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主动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前者总是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出现后才被迫进行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而在此之前任由市场的自由发展，希望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供需平衡。而理性社会主义认为，当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出现时政府出手干预市场已经晚了。尤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无论象美国这样的大国或象希腊这样的小国的经济一旦出了问题，都会给全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前不久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现在希腊正在发生的债务危机造成的欧盟债务冲击波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世界金融风暴，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暴露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过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能重蹈西方国家的前辙，应该用主动宏观调控的办法使市场经济由不可控转变为可控。例如可以先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这一块引入限额价格预设机制，特别是涉及到资源性产业的能源、交通、土地、粮食以及房地产和金融行业都应该加强政府主动干预的力度，努力加强其对市场的正确导向作用，将一切潜在的经济危机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应当是一种可控的市场经济，它要比现行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更优越和更先进。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两大优秀文化系统中独立的并十分重要的一支，西方文化不能代替中国文化，就如同中国文化也不能代替西方文化一样。中西文化的平行发展和相互竞争有利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平衡互补和恒态稳定。因此中国政体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它更适用于中国文化的需要，就如西方政体是西方人民的选择，它更适用于西方文化的需要。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因此大可不必用有色眼光来判断各自政治制度的好坏。即就是民主也有好的民主和坏的民主。例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过度民主的结果，将钱贷给了没有还钱能力的穷人买房看起来很美，结果全世界都得为美国式的民主买单。自由也分好的自由和坏的自由，例如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放到西方可能很好，但放到中国就可能水土不服。套用一句老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是文化环境使然，而非制度本身好坏使然。　　

理性社会主义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对立将永恒的存在下去。一个星球两个世界，一个东方的世界一个西方的世界；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一种东方的文化一种西方的文化；两种文化两种制度,一种东方的制度一种西方的制度，这一现象永远不会改变。人类要想和平共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宽容、和解与理性，而不是暴力、恐怖与战争，这就是理性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二元一体论正是中国古老的易经哲学和而不同的智慧的完美体现，因此固然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十分科学与好用，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看似糊涂中却隐藏着大智慧：利刃与磨石相比，谁更长久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