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美日网络汉奸的民族问题阴谋”

             精英主义穿上“民族”马甲难道我们就不认识了？－驳“美日网络汉奸的民族问题阴谋”

                                                         一道闪电

     如何评价满清政权和正确认识西藏问题有可比性，因为我们要民族团结，就要说达赖好，就要肯定西藏过去的农奴制、政教合一制度。而达赖在藏民中的威望远比努尔哈赤等人在满族人心目中威望高，因为影响藏人的感情，难道我们就不能批判达赖了？
  如果现在有人天天在台上歌颂达赖、歌颂农奴制度，那么我们又该说什么？我们不能反驳，一批判一反驳一掌掴就是西方网特，就是大汉族主义？难道忘了4月初我们如何抗议西方媒体舆论暴力的？

  一些人总是将统治者和普通劳动人民捆住一起，既然是左派，这时候怎么不讲讲阶级斗争，讲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天下阶级兄弟是一家？这是为什么？
  这种不问是非，袒护本民族所有成员的行为同精英集团维护自身团体利益行为没有两样。为满清辩护的人，保卫阎崇年的人根本上讲就是一些以一己之私或者一族之私为首要目标的人。明为老百姓、为国家考虑，实际上和那些台上精英分子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利己主义者。本来就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局限在某个民族角度看世界，眼光里自然看到的都是民族对立，到处都是大汉族主义者。

  经过阎崇年之流这么多年的洗脑，已经成功的将一部分人把满族和满清紧密联结起来，批判满清就是在批判满族就是在搞民族分裂，这已经成为某些人的思维定式。这就是所谓“多元一体说”的宿命。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的脑子里已经把中国想象成自古以来就是由56民族的政权联合而成的。那么我们怎么能批判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政权呢？
 
  在民族问题上，无原则的退让、妥协并不能带来团结和和睦，八十年代以来，中央在西藏一直采取内地大力扶植，资助，培养藏族同胞参政议政。甚至对达赖集团也一让再让，既便他屡屡在西藏煽动暴乱仍然与其沟通磋商而不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后果又是如何呢？只要时机一到，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活动就开始喧嚣。往往还能煽动起相当数量的藏族民众参与，藏族同胞对其他兄弟民族同胞的感情比毛泽东时代弱了还是强了？这又和大汉族主义有什么关系？

  前苏联的分裂，是大俄罗斯主义还是其民族政策出了问题？马戎教授说：“苏联的体制下，联盟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长期（近70年或者三代人的时间）实行优惠政策，俄罗斯人逐渐开始对这些接受中央政府各项长期财政补贴的少数民族滋生出不满情绪，一是感觉到俄罗斯人创造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中央政府用于支持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教育、医疗）；二是感到俄罗斯人自己的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明显没有这些地区提高的速度快；三是俄罗斯人发现自己与西欧、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在这样的情绪氛围中，“俄罗斯不是这些少数民族的奶牛”，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一句流行的口号。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一定程度的群众基础，当1991年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里鼓吹俄联邦脱离苏联而独立时，得到俄联邦议会议员们的普遍支持，也得到相当数量的俄罗斯普通民众的支持。这使得叶利钦可以打着所谓“民意”的旗帜，公开地推行分裂苏联的计划。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对少数族群的优惠政策导致大族群成员普遍不满时，当多数族群成员中酝酿与少数族群在政治进行分离的情绪时，这样的政策实际上并不是少数族群之“福”。”
  从中国现代史来看，民族分裂活动从来不是大汉族主义的作祟，而是少数民族上层精英分子策动的结果。辛亥革命后，出现蒙古分裂，这是由于蒙古贵族势力不愿意放弃其在满清时的上等人地位，不愿意以平等的身份溶入中华大家庭。9·18后溥仪等一批满族高层投日搞满洲国，那是因为他一直怀有复辟满清的野心、分裂国家的欲望。有没有“蒙满非中国论”他都会走这一步。民国政府建立后，立即宣布“五族共和”，一直宣传元朝是中国的朝代、蒙古族是中华民族一部分，怎么没能制止得了蒙古独立分裂出去呢？怎么没能劝灭溥仪等满遗势力的分裂野心呢？所以说消除国家分裂的威胁并不在于汉族对少数民族如何优待，也不在于对中国历史的重新定位。
  包括藏独、东突、满独、蒙独从来不是因为有“大汉族主义”才发生，有没有“大汉族主义”这些人的活动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关键在于国家政策是否合乎实际。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民族分裂活动就消声匿迹，而改革开发以后民族分裂活动则时有发生呢？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是走“精英路线”还是“群众路线”，解决各族群众的中国人认同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各族人民的认同问题，马戎教授主张：“总的来说，我们要把各族知识分子和民众从传统的“部族国家”的认同观念即对本部落、本宗族、本部族的认同与忠诚转变为对现代的“民族国家”、“公民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不仅少数民族需要转变，汉族也要转变，大家都需要在“中国公民”的身份上来建立“中国人”的核心认同。”如果人人都从本民族角度看待历史，必然是各说各的理，各有各的利益，各怀各的仇恨。那么中国就永远存在敏感的民族伤疤，永远存在民族分裂的楔子，而且总会被人利用。

  因此，作为中国人，中国公民，应该有一个起码相同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对待历史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历史是非讲清楚。要从人民的苦难和福祉角度讲历史，而不是从民族立场，特别是从民族上层的立场上。人民群众有相通的情感，相似的道德观念，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是可以求同的。精英们则不同，他们崇拜狼，要把人像羊一样吃掉，他们的利益和人民相背。这些年来民族政策的偏差正是在于以“精英路线”取代“群众路线”，放弃了这部分群众。精英们把自己装扮成本民族利益的代表，提出的口号和诉求迷惑了族内族外的群众和舆论，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把精英利益乃至贵族权益都包裹成“民族团结”的内容，进而吹嘘为国家利益，以落实民族政策为幌子以满足自己的私利，要求给历史上的民族政权评功论好正是他们的诉求之一。他们的诉求并不是真正的人民利益的表达。蒙古、伪满分裂之后，何曾给下层人民带来过任何福祉。在遭到蒙古人民起义和沙俄残余势力入侵后，蒙古王公贵族又跑来向北洋政府求援，要求回归中国。虽然溥仪声称“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然而，伪满就是日本的殖民地，伪满洲国人民却被迫天天遥拜日本天皇。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民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精英主义利用“民族”占山为王才是问题的实质。

  阎崇年耳光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其一贯站在满清皇族的立场上讲明清史，乐见人民的灾难，欢呼满清皇帝的成功。
  阎崇年说：“我刚录完的一讲《明亡清兴六十年》里谈到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其中有一次就掳掠人牲97万头，把中原百姓与牲口放在一起计算。这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应该说喜。”
   这是怎样的一种荒谬绝伦的理论啊！杀戮竟然成了“喜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竟然“应该说喜”。这已经不是一个教授应该不应该说的话，而是一个“人”应该不应该说的话了。做人是有底线的，任何一个文明也都有道德上的底线。这就是任何一种形式对平民的屠杀都是反人类道德的行为，而在明代末年，未经文明洗礼的女真族的所做所为更是罄竹难书。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十日不封刀”，这都是即使在清朝当政时也众所公认的事实。
  我们这里大多少人并不是主张什么大汉族主义，也不是要向满族人讨回公道等等。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毕竟都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时间也会冲淡一切伤痕，但是民族宽容并不是否认历史，欺骗民众的理由。
  然而最近一些年来，打着民族统一的幌子，很多地方把一些以前臭名昭著的民族败类都拉出来招摇过市，也堪称奇观。象什么洪承畴、尚可喜这样一些有名的不义之徒，竟然也得到了翻案。这些不仁不义的民族败类，他们的手上都沾满了普通民众的鲜血，即使是在清朝都为人所不齿，现在却借着民族团结的名号从粪堆里爬了出来。而象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却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我只能说，有些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抽去中华民族的“脊梁”。在这些人当中，我也看到了阎教授那老迈的身影，不辞劳苦地奔波其间。 （以上摘自纪赟“从阎崇年挨打看中国学术的普及化与娱乐化 ”）。
  “斩尽杀绝”，对残暴的称颂；“不能称悲”对人民的狠毒，阎崇年的表现正是一个极品精英的特点－一个种族主义者。精英主义穿上“民族”马甲难道我们就不认识了？

  “美日网络汉奸的民族问题阴谋”这篇文章很不严肃，通篇都是没有多少实据的猜测想象暗示和无限发挥，危言耸听。事情前因后果不去搞清楚，台上主流台下反弹不去问，反而一味捏造并指责民间出现所谓的“大汉族主义”、“网特”，岂不是南辕北辙了？
 
  这种现象也是长期以来某些政府部门一再颠倒历史，颠倒善恶的恶果，将所谓“大汉族主义”妖魔化、扩大化的结果，少数人以为不问是非情由，妥协、退让、以颠倒的历史满足精英们的胃口，就能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可惜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问题不能正确对待，反而以消灭“大汉族主义”来强行压制，以所谓的“网特”来诬陷，必将引起新的纠纷，更大的冲突。因为人民需要公道，不仅仅需要维护今天的公道，也需要维护历史的公道。
 

   参考文章 马戎（回族）：中国现行民族识别政策与民族优惠政策必须要改变
                         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

                         穷途末路的民族国家理论－“多元一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