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生命常在——忆念工人诗人黄声笑

诗意的生命常在——忆念工人诗人黄声笑

李华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诗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湖北宜昌港码头工人黄声孝，一边抬杠子、喊号子；一边在船舱甲板上写顺口溜、快板诗。火热的码头生活是他创作的丰富源泉。黄声孝同志怀着对诗歌的虔敬之心，克服文化低的种种困难，越写越多，越写越好。十年之后，他逐渐打造出写“码头工人”和“长江三峡”的品牌，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成为全国著名的工人诗人。

　　五十年代黄声孝的名字，在宜昌和长江三峡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报刊上有名，广播里有声，他经常在港口码头的“杠子伙计”们中间，手舞足蹈地朗诵新写的快板诗，以鼓舞大家的劳动干劲；在大学的讲台上，他也毫不怯场，有声有色地慷慨演讲，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从此，黄声孝在工农业余作者中出类拔萃，引人注目，领了一二十年风骚。这一幕幕的真实情景，历历如在眼前。

　　文坛泰斗、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先生曾写信给黄声孝：“读了你的诗，气势磅礴，立场坚定，生活丰富，歌唱了祖国新生事物。……”著名诗人、《诗刊》主编臧克家也称赞黄声孝说：“你的诗从战斗生活出发，写得朴实生动……”。显然，从他们高度的评价中，闪现出黄声孝诗意生命的辉煌岁月。

　　跳出苦海见太阳

　　黄声笑，本名黄声孝，一九一八年出生于宜昌。一家三代都是穷苦的工人出身。他的祖父在长江上拉了一辈子纤索，不知道“纤索”两个字怎么认，一生勤劳一生苦。黄声孝的父亲，也是土生土长在长江边，几十年在一条长江溪河上驾渡船。春夏秋冬，他“一身穿的猪油渣，睡的泥巴做的铺，盖的穿洞窗户被，枕头枕的扁担木 ”。等到黄声孝出世后，家里仍旧穷得“住的茅屋像冷窖，饭碗常常空起肚”。从小苦难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坚强的性格。从九岁起，他就在码头上卖瓜子、花生，要想多卖出几包瓜子花生，非要有能说会道的本领，善于叫卖，非要有几分狡黠的机灵，学会讨好。在底层生活中，能者胜，强者王。这一人生的经历，培养了黄声孝好强好胜的性格,也影响到他的为人处世。后来，他学打铁、“扛码头”，从小练出一把力气和坚强意志。“前面老工人抬货走，后面依样画葫芦，学扛杠子学套绳，学喊号子学脚步 ”，“不怕太阳晒脱皮，不怕钢板似火烫，不怕舱里难透气，不怕大汗湿衣裳”。黄声孝个子高，身腰细，肩膀宽，胳膊粗，体型好似一把打开的“扇子”，颇有点男子汉的气魄。“头顶一天一座山，一条蓝布搭肩帕，身子就是撑天柱。”后来，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一条扁担肩上压，

　　一把汗水一滴血，

　　一路脚印一身疤。

　　挑着大米空着肚，

　　挑着布匹披烂麻，

　　挑着柴炭灶无火，

　　挑着砖瓦睡敞坝。

　　声声号子声声恨，

　　仇恨入心迸火花。

　　昔日的宜昌码头，破败凋零，晚上作业，灯火稀疏，昏黄一片，就像鬼点灯似的。工人称之为“鬼点灯”；船靠不拢码头，靠搭跳板，而搭的跳板就是一块窄窄的木板。工人走过去忽闪忽闪的，惊险万分，稍有不慎，就会掉进江里。工人称它为“断魂跳”。每当黄声孝走上“鬼点灯”的码头，在“断魂跳”上来来回回地搬运— 件件货物，莫不惊心动魄。

　　站起来的长江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宜昌码头工人扬眉吐气。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斗志昂扬地参加管理码头。黄声孝被推选为工人代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带头积极地参加民主改革，热情地写报道，写快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九五一年，黄声孝被评为宜昌市甲等模范宣传员；一九五三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二次赴朝鲜慰问团赴朝慰问。

　　五十年代,黄声孝满怀强烈的翻身感和喜悦情，处处洋溢着一种主人翁的精神。他激情地歌唱：“民主改革开青天，阵阵东风吹进峡，三座大山低了头，苦力再不做牛马。”“装卸队长卷袖说，革命豪气冲霄汉。装卸工人齐声答，天大困难当泥丸。”“头上热气冲九霄，脱掉棉衣汗不干。好像前线打冲锋，条条汉子立云端。”同样地，在另一首诗中，黄声孝也抒发出那种豪迈的感情：

　　巨轮像座大山梁，

　　舱面就是大战场。

　　脚步声声滚地雷，

　　号子压住长江浪。

　　这个时期， 黄声孝的诗歌创作以写码头工人现场鼓动快板为主。“诗生于心，而成于手。”他完全是以“心”来运“手”的。黄声孝写诗是从自己的性情中流出来的。今天重读黄声孝的现场鼓动快板，仍旧感到十分亲切，让人走进快板诗的意境中去——

　　汽笛嘟嘟满河嚷， 上下轮船进了港。

　　工人急忙下河去， 热火朝天闹峡江。

　　——《下河去》

　　空中吊杆来回跑， 头上要戴安全帽。

　　防备事故天上落， 零星碎物砸破脑。

　　——《安全帽》

　　你来举，我来扛， 我们好比弟兄俩。

　　你喊号子我应声， 你摇大橹我推桨。

　　——《互相帮》

　　长江后浪赶前浪， 码头工人运输忙。

　　晚上闹浑一河水， 天明一看清了江。

　　——《清了江》

　　站起来的长江主人，个个英雄，条条好汉。翻身后的黄声孝，革命激情高涨，好似长江滚滚的浪涛。一声号子一股劲，一生劳动一生荣!

　　毛主席给我一支笔

　　“ 跳出苦海见太阳”的黄声孝，好像黑夜过去了，雄鸡想要高声唱一样，他挺身走在街上，大街小巷放炮仗，街头街尾啪啪响。在那欢乐的人海里，红旗鲜花如潮，好似长江波浪鼓起掌，磨基山在点头笑，秧歌舞起千层浪，蓝天上面飞彩霞。在这欢腾的日子里，任何人都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他们需要宣泄积压的感情，情满了就欲溢。码头工人黄声孝性格豪爽，也必然舞之、蹈之、歌之、唱之。那个时候，他曾对“杠子伙计”们说，多么想写一首诗，倾吐内心的强烈感情。可是，黄声孝从小连一本《三字经》都未学完就离开了学堂，文化水平太低，想写却写不出来。

　　文化水平低，不会写诗，并没有难住黄声孝。他把心里想说、想抒发的思想感情，编成劳动号子喊，喊出来就舒畅、高兴了。碰到有的字写不出来，他留下空格，或用实物的形状代替。比如，牙刷的“刷”字不会写，就在稿纸上画一把牙刷来代替等等。然后，在休息日从十三码头跑到市文化馆，向辅导干部请教。他一边学文化，读字典；一边学写顺口溜、快板诗：“队伍一到码头上，准备工作做到堂。搭好跳板开好路，绊手绊脚一扫光”。慢慢地越编越多，并用粉笔写在趸船、货舱的甲板上。因为是写码头工人的新人新事，歌颂码头的新变化的，“杠子伙计”们就喜欢听他的朗诵，加之黄声孝的手势一做，就更吸引大伙了。

　　一九五一年，黄声孝被评为宜昌市甲等模范宣传员，奖品是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当他拿着奖给他的这支钢笔，心情无比激动。就这样，黄声孝一边坚持劳动，一边学习文化，一边业余写快板诗。宜昌港务局党组织为了培养他，送他进职工业余学校学习，并派专人辅导他，帮助他修改快板诗，一有机会，就推荐他参加业余创作培训班。

　　一九五二年底，黄声孝同志在党的关怀下，写作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写出了“扬子江边浪花飞，川江轮船靠了岸。打开舱门看盆景，粮袋报数一万三……汽笛迎来满天霞，头顶白云跑进川。为了祖国大建设，精神越抖越饱满，汗水好比长江水，千年万年流不干”。黄声孝的诗歌语言开始生动形象起来了，还运用比喻与夸张。

　　这个时期，黄声孝诗歌的题材，主要集中在歌颂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发自肺腑，真挚感人。六十年代,黄声孝曾满怀深情地写出一首《毛主席给我一支笔》：

　　旧社会里我卖力， 磨掉肩头千层皮；

　　抬的笔有千万捆， 哪有一支是我的!

　　资本家的那支笔， 笔尖泡在血海里；

　　吸尽工人身上血， 抽尽“苦力”骨中髓。

　　座座码头被霸占， 条条杠子收租息；

　　豺狼纸上画一笔， 万里长江泪如雨。

　　提起往日那支笔， 乌起天来黑起地；

　　劳动人民理万千， 狗官不准我提笔。

　　……

　　毛主席给我一支笔， 握在手中撑天地；

　　日卷风浪写英雄，  夜磨笔尖斩狐狸。

　　毛主席给我一支笔， 上层建筑插红旗；

　　要写人民创世界，  要写祖国新奇迹。

　　……

　　毛主席给我一支笔， 马列大旗冲天举；

　　敢上文坛擂战鼓，  大歌大颂毛主席。

　　诗在浪花尖上飞

　　一个诗人即使是身在底层里、泡在生活中，也必须时时留意生活，洞察生活，感悟生活，真正懂得生活，懂得世态人情。工人诗人黄声孝，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虚心求教，创作水平提高很快。有一年，湖北省文联组织作家诗人采风，黄声孝参加了，著名诗人徐迟也应邀出席。在从长江三峡经重庆、登峨眉山的途中，黄声孝一路上跟在徐迟的身前身后，给徐迟背行李，搀扶他，不时地求教写诗的种种问题，随时把写出的诗作交给他提意见、进行修改。事后，有的年轻诗人还笑话黄声孝。可是他只呵呵一笑了之。只要受益了，心满意足。

　　黄声孝敬重徐迟先生，徐迟对黄声孝的感情也很深。记得“文革”中徐迟还在沙洋农场劳动锻炼时，有一次专门来宜昌看望黄声孝。徐迟是背了一小袋新鲜花生来的，礼轻仁义重。花生是徐迟在农场亲自种的成果。徐迟住在十三码头一个斜坡上的黄声孝家里。一次，约我陪同吃饭。当时，徐迟正身处逆境缺少自由，他仍满腔热情地答应给黄声孝修改叙事长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二部。席上，我邀徐迟先生到寒舍做客，他满口答应了。可他不同意乘车，坚持步行到红星路我家的小平房里。当路过正在翻修的大公桥时，他不顾坡陡路滑走了下去，观看施工现场，并且连连地称赞“大公桥”的名字取得好，人活一生，就应该大公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发现他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这一点对黄声孝也很有影响。诗人就是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为人民抒情，为时代放歌。

　　在这一时期，黄声孝的诗歌创作题材，已集中表现对码头工人、长江海员的斗争生活的抒写，在深入挖掘他个人生活记忆的基础上，不仅感知深刻了，而且诗的想象力更加丰富了，洋溢出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突出地表现出诗人善于写码头工人、写长江三峡的艺术才华。比如写于一九五八年八月的《我是一个装卸工》，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我是一个装卸工， 万里长江显威风，

　　左手搬来上海市， 右手送走重庆城。

　　我是一个装卸工， 革命干劲冲破天，

　　太阳装了千千万， 月亮卸了万万千。

　　我是一个装卸工， 生产战斗在江中，

　　钢材下舱一声吼， 龙王吓倒在水晶宫。

　　我是一个装卸工， 建设祖国打冲锋，

　　举起泰山还嫌小， 能把地球推得动。

　　同年七月，黄声孝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会议，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一九五九年，他光荣地赴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一九六○年，他出席全国第三次文代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从此，黄声孝的创作生涯达到一个高潮时期。先后在《湖北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长江文艺》、《诗刊》、《人民文学》等几十种报刊发表诗歌一千余首。出版诗集《装卸工人现场鼓动快板》（一九五八年）、《歌声压住长江浪》（一九五九年）、《鼓起干劲来》（一九五九年）、《进京观礼日记》（一九六○年）等。他的鼓动快板，写得很朴实，很到位，是大众化的、中国气派的诗歌，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码头工人黄声孝，须臾不离那条蓝布搭肩，别看只有六尺长，其作用别小看。它凝结成一种“搭肩精神”。这时候，黄声孝的名气已经不小，在单位上已担任了装卸队党总支副书记。地位变了，但他的工人本色没有变。他依旧穿着蓝工装，披着一条搭肩，经常在港口码头上参加劳动，抢着扛大包，干重活。休息时间不忘朗诵几首快板诗。在同昔日的“杠子伙计”打成一片时，总是充满了亲切和热情，充满了快乐的期待和对明天的信心，从而产生一种永远向前的兴奋和力量。这是生活对他丰厚的馈赠。

　　一九六五年，他所写的《搭肩歌》，就极其热情地歌颂了码头工人的“搭肩”，表现出码头工人的战斗豪情、英雄气概。一九七二年在此基础上，作者经过反复修改和《长江日报》编辑部同志的精心加工，把诗题改为《搭肩一抖春风来》——

　　一张捷报放光彩， 贴在西陵峡口外。

　　人群层层围着笑， 斗大喜字扑进怀。

　　年度计划完成好， 万朵红花一树开。

　　满江春水心头涌， 激情登上赛诗台。

　　抱着油桶当鼓打， 堆起铁板当舞台。

　　打开云幕万山红， 不夜港口画屏开。

　　码头像个大剧场， 搬运工人上台来。

　　吊杆似林车队飞， 抓起铁山驮煤海。

　　号子穿过黄牛峡， 桡歌响在青山外。

　　万股力量汇一起， 长江主人闹竞赛。

　　水泵堆成几座山， 化肥码起几架崖。

　　“铁牛”挤得大路窄， 犁铧摆成一条街。

　　搭肩一抖春风来， 革命路线装胸怀。

　　送走战斗好岁月， 再迎红花遍地开。

　　一九七三年十月，黄声孝又写出一首更加引人瞩目的《打开夔门拖林海》。

　　满峡鲜花朝阳开， 一阵喜雨扑胸怀，

　　夔门千尺让大路， 迎风击浪送排来。

　　浩浩荡荡气势壮， 长江浮动一条街，

　　排尾还在天府国， 排头早已进楚界。

　　东风助战千钧力， 激流为我推木排，

　　一条钢缆锁蛟龙， 惊涛骇浪脚下踩。

　　怕什么风吹雨打， 怕什么乌云密盖，

　　放排工人挺起胸， 逆风吓退千里外。

　　……

　　万里东风吹大地， 一轮红日照江海，

　　妖风迷雾都吹散， 一座林海拖出来。

　　……       

　　还有一首《毛主席给我幸福家》（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通过对比，抒发党和毛主席给他一个幸福的家，三代笑在电灯下——

　　……

　　屋前千轮日夜过，

　　屋后铁路通天下，

　　隔壁盖了大工厂，

　　对岸竖起电视塔。

　　毛主席给我幸福家，

　　我为革命走天涯，

　　长年爱穿风和浪，

　　披风沐雨劲头大。

　　……

　　我爱峡口革命家，

　　站在屋脊看天下。

　　脚踩风浪走三峡，

　　浪花尖上飞诗花。

　　……

　　这首诗洋溢着幸福美满的思想感情，亲切感人。曾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就像插上了翅膀飞进千家万户，滋养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成长。                 

　　激动徐迟的叙事长诗

　　黄声孝诗歌创作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完成了长篇叙事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三部曲。第一部于一九六二年八月发表于《长江文艺》，凡两千多行，共分《斧劈海关锁》、《锁不住》、《望儿归》、《进峡》、《走川江》、《山城告状》、《上红岩》、《解放》等十八章。诗人在《引子》中写道：

　　自从大禹疏三峡，

　　李冰凿开宝瓶口，

　　史禄接通湘桂水，

　　人民开河无时休。

　　扁担的腰杆压得朝下弯，

　　挑走了多少黑夜和白昼。

　　压断的扁担堆起云雾山，

　　挖断的锄头高过冲霄楼。

　　肩膀上头挂了彩，

　　日晒夜露度春秋。

　　手板打起水花泡，

　　脚茧磨得铜钱厚。

　　筋骨就是赶山鞭，

　　崇山峻岭搬起走。

　　流来滚滚长江水，

　　农家渔家喜飞舟。

　　城乡物资江上游，

　　行旅交通如穿梭。

　　装不完的大上海，

　　运不尽的天府国。

　　亿万人同饮一江水，

　　两岸江山似锦绣。

　　土地盖满金银被，

　　花开万里香九州。

　　这部叙事长诗，围绕着码头工人何铁牛展开故事情节，在千里川江摆开战场，叙写的场景壮丽。

　　一九六四年秋天，黄声孝已完成了《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二部的创作，因故迟至一九六六年五月才在《长江文艺》发表。不久，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十年“浩劫”中，长诗的原稿曾经散失。第二部凡一千八百行，分《工代会》、《黑会》、《刘云赴朝》、《打退黑风》、《争夺战》、《五一节》、《支援前线》、《发动》、《清明节》等十六章。一九七八年三月，著名诗人徐迟在这部长诗的《后记》里写道：“黄声孝同志这部长诗的第二部，写成在一九六四年秋天。我被这部稿子深深地激动了。中国青年版社那时己经同意出版它。但因刊物要发表它，延至一九六六年五月才发表出来。但有了删节，情节也作了变动。现在它终于出版了，竟又过了十三个年头。删节了的得到了恢复，大部分情节也已复原。就因为原稿曾经散失，有一个情节还未改回来，就是长江主人受了伤，原稿他并没有受伤。只好等到第三部写成以后，全书再修改—次，那时再改。”《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二部，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长篇叙事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三部，草稿写成于“文革”后期。徐迟先生原本答应帮助黄声孝修改的。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迎来了文艺的第二个春天。徐迟重又回到湖北文艺界，挤住在武昌紫阳路省文联的小院里，那一间极窄小的房间，却关不住他那诗人飞翔的翅膀。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人民文学》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等各大报纸立即纷纷转载，一时洛阳纸贵，轰动了全国文坛。紧接着，徐迟一连写了《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等十篇报告文学，一发而不可收。这时的徐迟已忙得不可开交，再无暇帮助黄声孝修改叙事长诗的第三部了。其中，有一个插曲，《长江日报》“江花”副刊编辑、诗人江柳，原提出帮助黄声孝修改叙事长诗的第三部，因答应徐迟在先，于是黄声孝没有同意江柳的想法。结果，修改长诗的事两头落空，结果不了了之。后来，《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三部，一直没有修改完，未能发表出来，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当我对照《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一部与第二部的作者署名，发现黄声孝己改成了“黄声笑“。这一改，不胫而走，立即为广大读者所乐意接受。他说：解放后，我翻身得到了解放，自己的家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儿女已经成人，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日子越过越好；个人又由一个码头工人成长为一位诗人。党给予我很高的荣誉，先后五次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真是在梦里都会笑出声来的。所以，我就改名为黄声笑。这是黄声笑名字的由来。 

　　挑山担海跟党走

　　一九五四年,黄声笑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黄声笑坚定了为革命而写诗的理念。黄声笑一生读的书，包括古今中外的名著，读得并不多。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本书，他是随身带的，一有空闲就学习，孜孜不倦。我曾随手翻过他的这本书，字里行间，用铅笔或钢笔划了许许多多波浪线，还写有不少眉批。

　　作为码头工人、工人诗人的黄声笑，四次上北京开会、观礼，五次见到毛主席。在这幸福的日子里，他“喜得夜夜睡不着，提笔写诗不歇气”。写于一九五八年的那首《亲眼见到毛主席》，脍炙人口，广为传颂。

　　我亲眼见到毛主席，

　　浑身增长好大的力，

　　就是泰山碰着我，

　　也要粉碎化成泥。

　　我亲眼见到毛主席，

　　霎时身长一丈几，

　　我虽站住最后排，

　　眼观地球八万里。

　　……

　　我亲眼见到毛主席，

　　革命路上不歇气，

　　风里浪里立新功，

　　再向毛主席来报喜。

　　一九八○年，工人诗人黄声笑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这时，己年过花甲，再次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这是黄声笑人生的又一次辉煌，也是他诗意的生命的闪光。

　　展示诗歌才华的平台

　　武汉《长江日报》副刊，曾极其热情地培养工人诗人黄声笑。黄声笑是长航系统宜昌港的装卸工人，从小家里很穷，没有机会进学堂门，文化水平很低。可他能从一个码头装卸工成长为著名工人诗人，除了各级党组织、宣传文化部门的关心与支持之外，与武汉《长江日报》副刊的多年培养和提高是密不可分的。黄声笑的许多诗歌先在《宜昌报》副刊发表后，再投稿给《长江日报》。编辑部一旦初选出来后，便精心地进行修改加工，尽快地发表见报。

　　《长江日报》对黄声笑的培养重在提高。不仅通过书信往来，对诗稿仔细地提出修改意见；而且还比较经常地请黄声笑到汉口洞庭街去，住在报社简陋的招待所里，当面听取编辑同志的意见，反复修改稿子，提高诗歌质量。在这里，试举一二例子。七十年代初，黄声笑的一首诗在《宜昌报》发表，题名叫《搭肩歌》；后来，《长江日报》副刊编辑江柳，要求作者进行修改，同作者共同商量后，以《搭肩一抖春风来》发表出来。另一首诗《扁担歌》，初发表时只有几十行。《长江日报》副刊编辑马昌松、江柳同志，慧眼识珠，觉得诗的立意不错，诗的境界宽阔。报社便把黄声笑请到汉口，住在报社招待所，反复进行修改加工，一住就是半个多月。马昌松毕业于武汉大学，古典诗词修养好，对黄声笑诗的“炼字”、“炼意”帮助不小；另一位责任编辑江柳（孙昌前）是资深编辑，本身也是诗人，在北京《诗刊》上发表过作品，在诗的构思方面对黄声笑的帮助很大。尤其感人至深的是，往往不吝把自己的妙句子加进作者的诗中，为其增色。通过《长江日报》的培养与帮助，大大地提高了工人诗人黄声笑的创作水平。《长江日报》副刊为黄声笑展示诗歌才华，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宽阔平台。

　　对于工人诗人黄声笑的创作，《武汉文艺》的负责人周代和诗歌编辑戴绍泰同志，也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怀与帮助。特别是长篇叙事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一部、第二部都发表在《长江文艺》杂志上，作者曾得到过编辑部领导骆文、王淑耘和沈毅、欣秋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与指导。一九七五年夏，《长江文艺》编辑部在五峰县举行创作学习班。与会作家诗人三十多名，工人诗人黄声笑应邀到会。五峰是宜昌地区的偏远山城、著名茶乡。主持这次创作会的有苏群、刘益善编辑。在历时近十天的日子里，他处处观察、体验、感受小城的生活，抚今追昔，思绪翻滚，写出了《千山万水贺国庆》、《飞车重到五峰城》等作品。前一首诗人的想象丰富，把五峰想象成一架大电视机。“我今来到五峰城，千丈岩峰我攀登，站在山巅看祖国，眼就是天安门……五峰打开电视机，天安门上太阳升，霎时宇宙光万丈，山城连着北京城”；后一首诗，作者写他二十六年后重到五峰城，往事历历宛如目前。“昔日背脚到五峰，层层乌云头顶盖，压得草木也难生，压得破街歪歪倒，压得路平断了人，压得河水有哭声……今日重返五峰城，满目美景看不尽，天池河边建电站，深谷处处亮星星。机器伴着河水唱，汽车队队云里腾，柏油马路人踊跃，百货大楼满笑声……”。诗中融进了黄声笑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也同编辑的启发分不开。这一切，工人诗人黄声笑都牢牢地铭记在心，直到晚年仍充满了感激之情。伟大的时代，热情而高尚的编辑，使黄声笑走运得幸，终于成为了为工人歌唱的诗人。

　　走下诗坛的日子里

　　一九八六年，时年已六十六岁的工人诗人黄声笑，从长航局政治部宣传处创作组退休了。他依依不舍地走下了诗坛。落叶归根。黄声笑从汉口回到了宜昌老家。对于长年分离的老伴来说，她是早就盼望的。这么大年纪了，一个人独立生活在长航的单身宿舍，吃住都不方便。退休之后，一家人就团圆了。儿子老大、老二、老三，名叫黄定国、黄定胜、黄定刚，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孙子辈都上学读书了。其中，三个儿子中只有老二喜欢文艺，虽不写作，但关心文坛上的事情，对与父亲有交往的作家诗人和编辑的情况，都说得出一二三来。这些文人来他家拜访，他都热情接待，或旁听，或插话，偶尔发表点有见解的观点。这大概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们也欢迎父亲退休回家，尽享天伦之乐。工人出身的人家，儿女们当个工人，有班可上，也还说得过去。对此，黄声笑也觉得知足、幸福。那一首《毛主席给我幸福家》就是他的心声的真实写照。

　　他住在宜昌市区十三码头附近的海员新村里，房子陈设简陋，我看到玻璃门窗上还用胶布打了好几个补巴。退休回宜昌后，黄声笑有喜也有忧。忧从何来呢?他的工资关系和医疗证都在武汉，不能按月定期拿工资；在宜昌医院看病的药费，要攒在一起后，再到武汉长航局去报销。宜昌港务局也因为黄声笑早已调离，关照自然少了。这种种生活上的不方便，势必影响黄声笑的思想情绪。

　　在退休后的日子里，诗人的心路历程是比较复杂的，他的内心极不平静。原先，他是著名工人诗人，当选为武汉市文联副主席，长期生活在鲜花、掌声之中。突然走下诗坛，一切已变得寂静，门庭冷落了。前后对比，失落感很重，心态难以平衡。于是表现出烦躁，多了牢骚。他的直觉大不如前了。黄声笑晚年，牢骚多了之后，一经传到有关领导耳朵里，无形中形成了隔阂，与之疏远。逢年过节，登门看望的人日渐稀少。

　　有时候，省里、武汉市的文联负责人和刊物编辑来宜昌办事与组稿，因为行色匆匆，工作疏忽难免。甚至上楼拜访了著名工人作家鄢国培之后，而没有去拜访黄声笑。他知悉后，心里就感到不是滋味儿。自然而然使他想起自己在诗坛走红的辉煌岁月…… 

　　黄声笑晚年，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那支笔。他说：“人到晚年，己是夕阳黄昏，更应该抢时间创作。我今后还是写长江、写码头、写宜昌、写三峡。”

　　退休后的黄声笑，仍然不忘当年的号子声。他还在坚持写作，写出不少诗歌草稿，都记在一本十六开的本子上。偶尔在《海员文艺》、《三峡文学》和《长江日报》等报刊发表少量诗歌。因为他文化底蕴薄弱，缺乏学习“经典”名著，给自身的营养补充不够，超越自己的难度很大。同时，时代在前进，诗风在变化。他的创作思想适应不了改革开放的形势，显得束手无策。看来，工人诗人晚年的诗歌生命力已变得脆弱了。

　　冷寂的诗人之死

　　黄声笑晚年与文艺圈子里的人交往不多。常有联系、过从较密切的文朋诗友，不过汉川的诗人王老黑、宜都的业余作者刘忠武、《长江日报》的江柳、马昌松和《宜昌报》社的啸海等人。他对宜昌文艺界的同志，无论老、中、青作家诗人，也疏于联系，私人交谊不深；对少数几位著名的作家诗人 关系比较疏远， 彼此多多少少有些意见。彼此的景况各有不同，自有优劣之别。黄声笑的性格既有“清高”的一面，也有“自高”的一面，这两者相互交融，或此高彼低，或此低彼高，磕磕绊绊地伴随他晚年的人生。

　　他住在宜昌市区的下头十三码头；我住在市中心的红星路和解放路，相距七八里。他每次来我家里，从不乘公共汽车，总是步行而来。他一向穿着朴素，但很整齐干净，春夏季脚穿一双平口布鞋，是老伴做的；秋冬时候，他脚穿一双黑皮鞋，天气寒冷，身穿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像是他的礼服一样。高高的个子配上这件长呢大衣，显得一身清爽，几分潇洒。也许是一生劳动锻炼的结果，黄声笑的身体很健康，虽不是他诗中常写的“脚踩风火轮”，可走路脚步快捷，不显老态。因此，人到晚年，也不曾同我讲起过生死问题。只向我说过，他患有疝气，有时走路不方便。后来，他的大儿子黄定国对我说，一九九三年底，父亲已在重病中，属“中风后遗症”。他住医院时，我不知道消息。只觉得他很长时间未来我家里了。在他住院时，我没有去探望过他，心里感到内疚。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著名工人诗人黄声笑病逝于宜昌，静悄悄地告别文坛，诀别人世，享年七十七岁。正如他悄悄地来到世上，又悄悄地离去一样。

　　记得那年春节初一的早晨，我照例先去黄声笑家拜年。叩开家门，他的老伴轻轻地告诉我：“老黄走了!是腊月十八那天。”当时，我怔呆了，万分惊讶，万分悲痛。深深地为自己迟迟知道这个噩耗而懊悔极了。   

　　也许人死前有某种神秘的预感。黄声笑临死的前几天，曾嘱他的大女儿用纸记下“光明”两个字。他把这张小纸片放在自己的枕下。站立床前的全家老小，无不悲伤地哭起来……

　　临终前，他那“光明”二字的遗嘱，黄声笑已没有气力讲出它的含义来了。说不定蕴含着复杂的意思。一是黄声笑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切身感受，对共产党的深挚的感恩，不管遇到什么大风大浪，坚信祖国和党的光明前景，寄托着诗人美好的理想和祝愿；二是由于诗人晚年的失落和寂寞，“光明”二字里隐隐透露出黄声笑一种人生的苍凉感在其中。世上有些事，往往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一样，世态炎凉，冷暖只有自己心里知道了。

　　据黄声笑的儿女说，父亲临死前交代过她们：死后，不要告诉外人，也不要告诉文艺界。母亲要求按旧习俗土葬。可还是走漏了风声。一月二十一日，那天是送父亲上山的日子。前来送葬的队伍有一百多人，其中有工人，有教师，有医护人员，有商贩……大都是码头的“杠子伙计”、老街坊和读者，唯独没有一个文艺界人士。

　　工人诗人黄声笑的死讯，我迟至正月初一早晨才得知。在春节过了好几天之后，我在一次文艺圈的小聚会上讲出这个消息。并说我想写一篇有关黄声笑的文章。在座的一位杂文家（副市长）极力支持，连说应该宣传。于是，我先写出一则《工人诗人黄声笑逝世》的消息。本地报纸登出后，《长江日报》住宜昌记者站的罗时汉先生，专门来到市文联办公室找我了解情况。不日《长江日报》登出消息。直到这时候，省、市文艺界才知道工人诗人黄声笑逝世了。没过多久，《诗刊》把我寄去的消息也刊出了。工人诗人黄声笑悄悄地永别了诗坛，让人的确感觉到风风雨雨文坛的冷漠。呜呼!

　　早已离开报社的江柳先生，时任湖北大学副教授，春节后，黄定胜打电话告诉他：“父亲黄声笑去世了!”顿时，江柳失声痛哭达二三分钟之久。后来，江柳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黄定胜打电话来说声笑去年十八日辞世了。据说声笑遗嘱，去世时不告诉任何人。还是您春节去拜年才披露出来的。听后号啕大哭!……他晚年贫病，心情寂寞，门前冷落，早被遗忘，如果不是您年年去看望一下，以及发表他的一点小诗，他早就虽生犹死了……您是声笑的老朋友和知音，我十分感谢您为他树碑立传。声笑在天之灵会因之含笑。……”这封信饱含深情，感人至深。

　　工人诗人黄声笑，一生吃过大苦，受过大难，前半生历尽曲折坎坷；新中国成立后，走出了旧社会的“黄连村”，“跳出了苦海见太阳。”迎来了新社会明朗的天。是毛主席给他一支笔，由一个港口码头装卸工人，成长为著名工人诗人。他出版了《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搭肩一抖春风来》等十多部诗集，那影响广泛的几首代表作，比如《我是一个装卸工》、《挑山担海跟党走》、《毛主席给我一支笔》和《打开夔门拖林海》等，这些诗至今还是优秀的作品，闪耀出思想和艺术的光彩。他的诗是从一个工人的血管里流出来的血。他用长江三峡浪凝成的诗魂，使他诗意的生命永远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