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人》之四

   

《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人》4　　

　 　

                               爱晚亭　　

　 　

四、两个凡是与实践标准的决战　　

　 　

一九七八年，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只有极少数人在极少数的场合下，才把它说成是一场“学术讨论”或“学术争论”。其实，双方都心知肚明：这是一场尖锐的、激烈的、复杂的政治斗争。正如有人说的：这场“两个凡是”的斗争，首先是党中央领导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争论的起因，也并不是《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在报纸上公开争论之前的内部斗争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胡耀邦经常到邓小平家串门。　　

“守旧不符合民心。传统的迷信时代正在裂缝，一种崭新的观点和思维正在出现。我觉得我们的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　　

胡耀邦这番话，在邓小平心里撞起了激动的火花。　　

“我认为，”胡耀邦说：“任何人的思想都会有不完善、不正确的地方，就是毛主席也不例外。我们过去始终不敢承认毛主席有错误，这本身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也是人，是伟大的人；但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主张，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通过文革十年，特别是通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我们已经看到了毛主席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　　

    “你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发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胡耀邦的这句话，立即和邓小平的思想产生了共鸣。　　

但是他不动声色，只是缓缓地说：“耀邦同志，你的这种观点是可以继续探索的，但现在还不宜公布出来。要知道，‘四人帮’刚刚打倒,他们的帮派体系还有很大的市场，还有很大的能量。一种正确的主张如果不经过充分的思想准备或论证，也有可能会被邪恶扼杀在萌芽之中。”　　

　 　

一九七七年一月，华国锋针对当时天安门广场的一些活动，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说“我们必须作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听完广播，他又取来报纸，把这篇文章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这些话，怎样听了都觉得刺耳，怎样看了也觉得不顺眼！邓小平忍不住拍着桌了站起来：“真是岂有此理！” 　　

邓小平笑了笑，指着刚刚出来的报纸说；“他们也有理论，那就是‘两个凡是’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所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整错的人都不能平反。这恰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两个‘凡是’的提法不科学，你们要用自己的话公开批这些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为什么有些人要自封高明，提这些不科学的口号呢?所以还要看实践。”　　

　 　

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人提出解决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恢复工作问题。华国锋在会上总结时说：“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损害我们的旗帜。如果这个开了头，那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那一伙叛徒会不会跳出来翻案呀?那卖国贼林彪是不是也该翻案呀?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志必须旗帜鲜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一天，赵紫阳来看望胡耀邦。　　

“群众对一位领导的评价，光看在台上时的颂词是不算数的。更重要的是他下台或死后人们对他的态度。那时候的结论才是赤裸裸的，也是无可争辩的。”胡耀邦捏紧拳头晃悠着说。　　

“我承认。任何伟大的领导人都要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我没想到毛主席会这么快就被人民所正确认识。”　　

    “噢，什么意思?”胡耀邦伸手点着他的脑袋，开玩笑地说：“你这话可是违反两个‘凡是’呀，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　　

    “没关系，我们彼此都一样，我想你不会去打小报告的吧？”　　

    “你就那么相信我?”    　　

“我要不相信，就不来和你同流合污了。”　　

邓小平对胡耀邦、赵紫阳说：“我准备再给华主席写封信，对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一些宽松话表示一下我的态度，我对将分配的工作是无所谓的，让干什么都行。不过我得强调一条，这就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我这话是具有双关语的。”　　

    “华国锋不一定能理解。”胡耀邦说。　　

邓小平笑了：“只要历史理解就行。”　　

　 　

一九七七年年四月十日，邓小平第二次写信给华国锋，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一九七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对胡耀邦说：“我在全会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中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华国锋的反应如何?”　　

“他木得很。”邓小平说，“他丝毫没感到我在批他那‘两个凡是’的观点，还认为我的发言仅仅是针对着‘四人帮’呢。其实，我强调的是：要善于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这话份量已经很重了。”　　

    “他没有感觉。但汪东兴那家伙很滑。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矛头所向不仅仅是针对‘四人帮’，他含沙射影地说：其实，毛主席的每一个重要指示都体现了一贯的思想，我们只要坚决照办就会取得胜利。他是在顶我啊！他对我存在着戒心，总想唱对台戏。”　　

    “看来斗争还会长期存在，并不意味着党内从此就风平浪静了。”    　　

邓小平连连点头，不过他很快意味到什么，转过身子郑重地说：“你讲话要格外注意哟。除了讲揭批‘四人帮’外，不能再过多地强调党内斗争。现在人们的思想很敏感，我们的一些暗示性的语言很快就会使对方有所警惕。我认为，当前我们的任务一是不断地开辟阵地，二是要巩固这些阵地。比如《理论动态》这篇文章，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很好，如果直接批‘两个凡是’，那就坏了。”　　

　 　

十届三中全会会议刚结束，邓小平毫不掩饰地对人说：“我们的建设步伐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已经远远的落后了。解放十七年来，无论是教育战线还是科研战线，或者其他各条战线，毛主席为代表的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总之，各条战线上的根本任务就是拨乱反正。”
    邓小平的这些言论和行动，首先在中央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不同反响。
    “邓小平一上台就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难道不是右倾翻案?揭批‘四人帮’可不能揭到毛主席头上啊!得提醒提醒他，不要再犯历史性的错误。”
    “我早就说过此人不可靠嘛，你看怎么样?刚站出来就又翘尾巴了。”
    “毛主席试验地用了他两次都不行，我们怎么能控制得了他，我看还得把他撤下去!”
    “邓小平丝毫没吸取教训，还是他那老一套!看来，毛主席没有看错他。”
聚积在一些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心中的不满情绪一泄无遗。

　　

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十一大报告草稿。　　

此时此刻，华国锋念这段话，使邓小平听了很不舒服，这分明是在借机警告自己嘛。他很敏感，但他并没有发作，因为从党章上讲，华国锋这样做也并没有错误。何况他字字句句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加以发挥，尽管他发挥得很蹩脚，而且从实质上完全不能自圆其说，近乎一味地诡辩!
    因为邓小平认为从根本上讲，毛泽东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至于党内走资派一说，完全是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而编出的词儿，根本无需多加驳斥。华国锋从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出发，想同江青、张春桥等人划清界线，又不敢从实质上触动毛泽东理论的错误。所以只好牵强附会地罗织自己的一套解释。他知道，华国锋的说法是很难说服真正知情懂行的人的。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硬着头皮这么干。
    这些话，邓小平咋咋觉得刺耳！　　

　 　

十一大会议期间，一天开完会后，乌兰夫和李井泉不约而同地到了邓小平家里，话题自然集中到了华国锋身上。
    乌兰夫说：“如果让华国锋还用老办法统治下去，我们国家可是要一代不如一代了。他没有毛泽东那本事，我看毛泽东那一套只有毛泽东自己能用，换了任何人都要垮台。”
    邓小平：“人家是主张两个‘凡是’哟。现在他抱的就是那个法宝，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是‘走资派’。加上全党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还不高，连‘实事求是’这四个字都没有真正弄懂，所以拨乱反正难啊！”
    李井泉也说：“现在就看小平同志的了。如果你扭转不过这个乾坤，谁也没办法了，起码我们这一代人是不行喽。”　　

　 　

陈锡联说：“九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聂荣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抓学风，首先要治党，要花大气力，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我认为这就是造舆论。还有徐向前九月十九日发表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其中说：我们决不能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华主席，你说此时讲这类话合适吗?”　　

（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陈云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　　

　 　

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会议结束，汪东兴把胡耀邦叫到自己身旁，拉长声调问：“前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是你们党校写的吧？”
    “是我们党校的人写的。”
    “你看过吗?”
    “不但看过，正是我让他们写的。”
    “文章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不出来。”
    汪东兴说：“现在有一种倾向要注意，有的人借着批判‘四人帮’，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这是全党不允许的事。比如你们在那篇文章里，不断地强调什么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不能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这不是暗指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迫害吗？”
    “汪东兴同志，我们写这篇文章决没有那种意思。”胡耀邦郑重地说：“文章的题目就点的很清楚，文章的内容也完全是在揭批‘四人帮’的。如果不同意我的解释，可以把文章拿到会议上，让大家共同鉴别一下。” 　　

汪东兴连忙摆手：“那倒没有必要。我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来告诫你们一下，今后要注意这种倾向，不要造成歧义。”　　

　 　

同一天，即十月九日，邓小平把彭真引见给华国锋。　　

“对彭真同志的遭遇我也只能同情，但全党都知道：毛主席对彭真同志的错误写了大量的批示和文章，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我们都知道。”华国锋说：“如果给彭真同志彻底平反，那岂不是说毛主席全部错了吗?那样一来全国，不，全世界都会引起轰动，我们党就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重大的损失。”
    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我认为恰恰相反。公开地纠正我们党犯的错误。不仅不会对党造成损失，而只会提高党的威望，会更加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彭真也说：“错误对任何人、任何政党来说，都是难免的，只要正确对待错误，就能吸取教训。华主席，我希望你对我的要求再好好考虑。”
    华国锋摊开两手，为难地说：“我再考虑，也不能推翻毛主席的结论呀!，我华国锋没那个胆子，也没有那个能力。”
    邓小平也加重了声音：“我们考虑问题出发点是看谁掌握真理，而不是看谁说的。”
    “毛主席的话，就是检验一切是非的标准。”
    邓小平哈哈大笑的摇着头说：“华主席这样说就显然带有片面性了。”
    “一点也不片面。”华国锋说：“你说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实践。”邓小平大声说：“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毛主席一再说‘只能’，‘才是’，这就明确地说明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
    “小平同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也需要不断发展。我们不能拿过去是正确的东西硬套现在，凡是事情都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一天，汪东兴约见杨尚昆。　　

汪东兴说：“说老实话，像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案子太多了。我了解，所有文化大革命中当成敌我矛盾的案子，几乎所有的当事人都喊冤，上上下下都在上访、申诉、你能管得过来吗?就算管得过来，你说党中央能管吗?如果把他们都平了反，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成果?怎么能看得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
    “我看不要从抽象的概念和定义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吧。”杨尚昆说：“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纠正。不能顾及什么领导人的面子，也不能为了什么理论上的正确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是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我们总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吧!”　　

　 　

十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文章显然是针对着华国锋代表的那些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来的，文章十分尖锐的说：“毛主席一再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因此绝不能因为是‘前任首长批的’，为了维护‘前任首长’的威信，明明是错案，也不下决心纠正。这种做法不是无产阶级的做法。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
    汪东兴看了这篇文章，立即打电话追问人民日报：“你们发表这文章请示中央了没有?你们口口声声指的那位‘前任首长’是谁?这分明是暗指毛主席。”
    他朝他们发了一通火后立即去找华国锋汇报。
    华国锋一字一句地看完那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后，并没有像汪东兴那样把它看得特别严重。他说；“从基层的情况来看，许多干部政策不落实的问题的确很普遍，有些案子很明显的是冤案。比如，有个干部在天天读的时间里念错了一个名字，把‘刘少奇’念成‘毛主席’，于是便打成反革命。像这类案子就应该平反嘛。”
    “我想的不是基层，而是上层。”汪东兴说：“现在连黄克诚，洪学智这类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都在要求平反，党内生活出现了非常不正常的气氛。”
    “可这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文章没有提到呀!”
    “他们在含沙射影。”
    “东兴同志，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怀疑办事，有许多冤、假、错案不正是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而成的吗？”
    汪东兴不吱声了。他没想到新任党中央主席对这很敏感的事情采取了很迟钝的处理态度。他心中多少有数，但有些话又显然不能说了出来，他的紧张心理越来越重。　　

　 　

一九七八年二、三月间，在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期间，华国锋和叶剑英进行了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谈活。　　

华国锋说：“彭德怀是我们党内第八次路线斗争中错误路线的头子，他如果平了反，还怎么能谈得上维护毛主席?”
    叶剑英笑了笑，那双捉摸不定的眼睛在他身上瞅了又瞅，最后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才说：“既然党内在一些历史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我看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坐下来，大家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历史材料，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展开讨论。我主张这样的讨论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谁也不应强加于谁，最后求得统一。如果一时取不得一致意见也没关系，可以继续等待。什么时候意见一致了，大家再一起作决定。你看好不好呀!”　　

　 　

（二）胡耀邦筹划主攻凡是  邓小平决定造个舆论

    一九七八年四月间，胡耀邦、王震来邓小平家汇报一批文革大案的复查情况时，邓小平连声摇头：“不行啊，照这样下去无论如何要不得啊!华国锋开口闭口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典型的教条主义、资本主义路线不破除，不批判，我们党和国家就不会有希望。”　　

    王震说：“这一段来，华国锋说得少了。”　　

    邓小平说：“实际工作中，他们始终是这么干的，尤其是那个汪东兴，还有吴德、陈永贵，一开口就是毛主席的话，好像毛泽东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真理。现在是到了从理论上触动他们这个‘禁区’的时候了。”    　　

    王震笑着说：“这里面处处有‘地雷’啊!”　　

    “不怕，我来‘趟雷’！”胡耀邦把袖子往后捋了捋说：“这一段，我一直准备写这么一篇文章，阐述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向自由王国迈进，面对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些人，完全是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存的条文上，甚至拿现在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所以他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没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不敢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永远到不了自由王国。所谓建设四化最终成为一句空话。”　　

邓小平立刻拍着巴掌叫起来：“这篇文章立即定，正能够切中当前的时弊！发表出来后，我敢断定会得到全党的拥护。我看全国的倾向，人心思变。不投巨石打破思想领域的这滩死水，我们不会有出路。”　　

王震悄声说：“我发现华国锋掌权，比毛泽东还厉害。这个人物要发展下去，也是搞个人迷信、搞神话的能手。我看了不少山西的材料，那里的宣传机构几乎把他捧到天上了，谁敢对他说个不字，就会招来横祸。”　　

“唉呀，如果他真要羽毛丰满，还有我们的活路吗？”胡耀邦说：“自己捧起菩萨自己拜，自己做成绞索自己套，这是中国过去封建社会的教训。我们有时也会不自觉地走这条路，不断地重复历史的教训和错误。每当觉悟起来的时候，已经晚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了。”　　

邓小平感慨地说：“耀邦同志快成思想家了。我没想到，这些年来他真读了不少书，思想有了很大的飞跃。看来，你这个中央党校副校长没有白当啊！”　　

“我不能白当！”胡耀邦说：“现在中央党校的民主空气很浓，我们还拿出过去那副‘外行领导内行’的面孔去领导人家，谁会卖你的帐！所以，我给自己定了硬性任务，每天不读够两小时的书不准睡觉。这次我们党校办《理论动态》，我就明确指出了办刊方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我让他们在各地组织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两篇写得不错。南京大学哲学系有个叫胡福明的讲师，早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份就给《理论动态》写来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我看到后让他们动手修改，我也帮他们出主意。我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我这么一讲，大家都同意我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也是唯一的，那就是实践。”    　　

邓小平变得兴奋起来，说：“毛泽东同志很善于抓思想舆论战线。他搞什么运动，总是舆论先行嘛。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来个舆论先行呢?造个舆论嘛。”　　

　 　

胡耀邦正在情绪高涨之时，马上答应道：“好，就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可以避免再送汪东兴审查。让他审就坏了，非枪毙不可。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还隐含文章出自某权威人士之手，容易引起注意。你们写好定稿后，我再审阅一遍。”    　　

    “同‘两个凡是’派的斗争，也得讲究艺术呢。”胡耀邦说：“要准备他们发难。最好里面加两句华国锋的话，你们有没有啊？”　　

   “我让杨西光同志再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联系一下，等《光明日报》发表后，其他报纸第二天转载，新华社发通稿。”　　

    “他们答应了吗？”　　

 “还没回话。”　　

“这好办，我跟罗瑞卿同志打个招呼，要他指示军报发就得了。你们放心，到时候会有重要人物支持你们的。”　　

    “我准备再好好修改一下。”    　　

    “对，一定要把文章改好，注意突出这样一种观点：‘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都要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就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石’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胡耀邦扳着指头说：“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他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这个事实雄辩的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尔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这样写，可以举一反三，使读者产生更大的联想。”　　

　 　

胡耀邦收到《理论动态》的小样后，立即乘轿车赶到邓小平府第，递上这篇文章。   　　

    邓小平刚散完步。每天晚饭后他都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胡耀邦非常准确地瞅准了这个时间。　　

“老西子把赵紫阳和万里同志狠骂了一顿。”邓小平一边戴着老花镜一边敲着桌子说：“陈永贵越来越霸道，简直不允许别人对他的那些经验说半个不字，不管各地的条件有什么不同，都不准人家搞点生活。”    　　

“他们开会了？”　　

 “不，陈永贵给紫阳同志打了电话，说他们在搞资本主义。同时，华国锋也指责安徽的作法，批评他们犯了错误。”　　

“到底是谁犯错误，历史会作出结论的。”　　

“所以你这篇文章也许正是时候。”邓小平说。扶了扶眼镜看了起来。胡耀邦不时地作着解释。　　

邓小平念出了声音：　　

“革命导师尊重实践的严肃和科学的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锋’，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已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说过……”　　

邓小平抬起头，对胡耀邦说：“这段话写得好，很有力量，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批评他们的。这篇文章你们打算怎样过张平化这一关？这位新上任的中宣部长跟华国锋同志跟得很紧。”　　

   “我们计划绕过去。”他把他们发表这篇文章的预定过程说了一遍。　　

    邓小平点点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文章发表出来再说。那时让他们骂娘也可以。”    　　

    “我们都估计到了后面的事。”　　

    “你们选择是儿号？”　　

    “五月十一号《光明日报》发表。”    　　

    邓小平掐着指头算了算：“正是华国锋同志访朝归来的时刻。这个日子也可以，让他瞠目吃惊，怎么刚走几天，神州就发生大变。”　　

    胡耀邦笑了笑：“我是追求连锁反应的。只要《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很快转载，就会出现谁也捂不住的讨论局面。只要能引起讨论，什么也不怕了。”    　　

    “我们的观点绝对能站得住脚。”邓小平说：“我和韦国清、罗瑞卿同志都打过招呼，让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如果有人施加压力的话，我们就要都出马。”“小样给我留一份，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计划触及这个内容。”　　

“最好是多和一些省、市、部门的负责人都打些招呼，让他们都积极配合，群起响应。华国锋这个人理论修养不高，天天就是那一本经，一涉及理论他就不行了。而且他是怕事的。”胡耀邦说：“只要全党一致响应，他会服输的。”　　

这点正和邓小平的看法相同。　　

　 　

    　五月五日　，送走华国锋访朝后，邓小平和韦国清一块儿来见叶剑英时，他在和罗瑞卿谈话。　　

邓小平说：“你们几位都在。我就不再布置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即将发表一篇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人民日报》和军报都要转载，而且我们要给老同志们打招呼,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向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作战的宣言书。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风波，大家都要站稳立场，决不能退步。政治斗争关头退后一步，就会退后十步，最后满盘皆输。”　　

    罗瑞卿说：“我不怕丢掉什么，同林彪斗丢掉一条腿，同凡是派斗无非是再丢掉脑袋罢了。”　　

“不要说丧气话”邓小平说：“当前中央的形势很好、人民群众里已经出现了民主的浪潮，各种不同意见的出现是国家繁荣兴旺的标志，我们何必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宣传马列主义呢!”　　

　 　

华国锋在朝鲜参观访问了一个星期，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乘专机回到北京。  　　

稍加休息后，秘书把当天的报刊拿到他案头特意把《光明日报》放在前头，使他一眼就看见了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就像迎面搧了他一个嘴巴，他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好啊，现在凡是要否定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政策和决定，都可以打着批判‘四人帮’的旗号来推行，这真是最为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啊!”华国锋自言自语地说：“表面上批判别人，实际上完全是冲着我来的!”    　　

    国内已有一部分人打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现在，又冒出这么一篇文章，他感到寒心了。　　

这才是访问朝鲜回来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人送给他的一份见面礼呢，他这样想。　　

《光明日报》刊登这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立即播发了文章。紧接着，即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在地方，《辽宁日报》等十多家报纸也全文转载了。　　

　 　

（三）汪东兴追查文章来历  吴冷西批评文章砍旗　　

　 　

汪东兴看到文章后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打了电话，严厉追查此事。　　

_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什么?他们发表这么重要的文章难道没经你们审查?”　　

    “汪副主席，按照规定，如果不是报纸的社论或中央指定写的文章，我们是不负责审查的。”张平化解释道：“不过这文章按道理，他们也应该报审。”　　

    “你想办法查一查，所谓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光辉旗帜。”　　

如此迅速，如此步调一致地转载一篇《光明日报》的文章，这是近几年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十分罕见的事，所以，自然引起了关心政治的读者们的注意，尤其是政界。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文章的当天晚上的二十三点时，正在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吴冷西的电话。根据胡绩伟的电话记录，吴冷西是这样说的：　　

    “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吴冷西是文革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说话逻辑性、理论性很强，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尽管这位总编辑已经考虑过转载的后果，但他还是被老总编辑那条理清晰的斥责激出了一身汗，他的话是那样富有论战性：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总编辑很清楚这种指责一旦被认可，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他手执耳机，边听边记。生怕漏掉每一个字。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导，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不是真理才对吗？”　　

    紧张空气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总编辑不由自主地解开衬衣上的纽扣，继续记录对方的话：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应该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冷西同志，你把这篇文章说的如此严重，我想请教一下，你讲的这些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传达领导同志的意图。”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不要外传。”　　

    “不!既然你把这事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对不对，所以不能不作必要的传达。”　　

    “这，你看着办吧。不过，你可以把我的电话记录送给我一份。”　　

“我会这么做的。”　　

　 　

（四）汪东兴叫奋起反击  华国锋喊顶住邪风　　

　 　

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后，张平化感到问题严重了。由于这些报刊对中宣部搞了封锁，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激发起了新闻界人士和许多读者的好奇心，其他首都报纸的主编们几乎都来电话，甚至亲自来部里询问那篇文章的背景，请示可不可以转载。弄得张化平十分为难，他只得说：“现在中央还没有明确指示，等我请示中央以后再作决定。大家先等一等吧。”　　

    张平化亲自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并详细汇报了他了解到的情况。华国锋的秘书转告了华国锋的意见：“华主席认为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他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也不要发表文章批判。等中央开会问明情况后，自然会有结论的。”　　

    其实，张平化的电话打来时，华国锋就在旁边，他正和刚刚赶来汇报情况的汪东兴商量对策。    　　

    ．“这是蓄谋已久的阴谋活动。”汪东兴说：“发表这种牵扯全局的重要文章，竟然不和中宣部，更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不是搞突然袭击又是什么!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仇视。我和一些老理论工作者，包括吴冷西同志都交换了意见，认为这篇文章只强调理论来源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实践相互关系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华国锋烦躁地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显得格外心神不宁。对他来说，这篇文章肯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他迫切需要了解的是这篇文章的背景。　　

“他们说，文章是中央党校和南京一个什么教授写的，据说是胡耀邦审阅的。据《解放军报》的人反映，他们的总编说发表这篇文章是中央的意见。”　　

    “中央！”华国锋震怒了：“什么中央?他胡耀邦代表了中央?他是什么东西？这些人，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们并没有批判错；他们从骨子里是仇视党、仇视毛主席、仇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他们压根儿就不承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好像犯了错误的倒是毛主席，倒是党中央!”　　

    “我早就说过，让这些人把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长的大权，实在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错。你看怎么祥?暴露了吧?”　　

    “现在说这个话有什么用?问题是，我怀疑胡耀邦身后还有人。”    　　

    “少不了邓小平！肯定有他!”　　

    “所以问题棘手。”　　

    “所以你再不能心慈手软了。”汪东兴说：“这回你该清醒了吧，我们除了奋起反击外，已经别无选择了。现在他们已经把你、我这些人不放在眼里，下一步就是赶我们下台了。”　　

    “他敢！”华国锋像狮子似的吼叫：“我们手中的权力是毛主席给的，是党和人民给的，他要逼我们下台，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全党全国人民能答应吗？”　　

    “这就要靠斗争。”　　

    “怎么斗争？”　　

    汪东兴想了想说：“我们先不要急着表态，看看有些什么人跳出来，让他们亮亮相也好嘛。现在阶级阵线还有些不清楚，人们的脸上都戴着面具，等他们摘下面具来就有办法对待了。”　　

“给一部分同志打招呼，让他们坚决顶住这股邪风。”华国锋说：“这的确是一股反革命的邪风。”　　

汪东兴说：“我给《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同志打招呼，让他们不要跟着乱跑。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新华社社长曾涛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你看这个口径可以吗?”　　

“可以!”华国锋毫不犹豫地说：“告诉同志们，要他们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五）纪登奎说有人公开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宣战  陈永贵说他们用实践标准修改毛泽东思想　　

　 　

“老陈，不得了啊!有人公开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宣战了!”纪登奎走到陈永贵的办公室，把手中公文包往桌子上一搁，就扯起嗓门喊道：“我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你看，果然来到了。”　　

    “哪个狗日地敢这么干，老子和他拚了!”　　

    纪登奎惊讶地问：“什么?这两天你就没有看报纸！”　　

    确实，除了由秘书给他选读若干文件念一下以外，陈永贵很少顾得上，阅报纸，也只是浏览一下大标题，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读那些大块头的文章。纪登奎发现他果真还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大事后，急忙给他找来了那份有检验真理的文章说：“你看看吧，人家要重新检验毛主席革命路线呢，看来，离他们重新修正马列，修正毛泽东思想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谁这样搞的?”　　

“据了解，是胡耀邦和邓小平这些人。”　　

    “这些家伙，个子小，胆子大，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毛主席的话，是早被实践检验的真理，还用他们检验个屁!”　　

    “你看看他们含沙射影讲得多么好听。”纪登奎拿起那张报纸，有板有眼地念道：“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其实，讲这些，陈永贵根本懂不了多少。但是他的脑瓜子特别灵，他马上悟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我就越听越觉得不对味。他们口口声声检验这，检验那，就是不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他们，不检验‘四人帮’，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哎呀，我的老陈呀，你真成了神了!三言两语就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怪不得大家都夸你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好呢，今天更让我佩服你了。”　　

    陈永贵面不改色，他早已习惯了各种形式的赞扬和吹捧，他不紧不慢地说：“这一段来我就觉得憋得慌，一些明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一古脑儿都冒出来了，还要口口声声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谁定的?那只有毛主席才能回答。我不是说大寨什么都对，什么都好，我认为大寨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捍卫。现在赵紫阳、万里，还有胡耀邦，就是能胡日鬼，偷偷摸摸地搞修正主义。按照大寨的经验，只能是大批大斗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有人说大寨的经验已经过时了，我说没有。我们干革命，还必须得靠大寨经验开路。”纪登奎亮出底牌：“我和吴德等同志研究了半天，认为我们必须向华主席讲明整个形势，再这样发展下去，再收也就不好收了。”　　

    当他们约好时间，一块到华国锋那里研究对策时，他那宽大而显得豪华的办公室，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大都是询问有关　五月五日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有关事宜的。华国锋指示秘书说：“不管谁问一律回答，我华国锋根本没看过这类文章、肯定不是我这里的声音，中央也没有开会研究过这类事。”　　

    纪登奎说：“现在查清楚了，按劳分配的文章是邓小平审阅发表的。”　　

    陈永贵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弹。”　　

    华国锋说：“他们也是口口声声地代表中央，看来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两个中央了。现在我才体会到，为什么毛主席一再强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来，两个司令部确实存在。这不，刚刚开完党的十一大，两个司令部就又出现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昨天来的时候，我和小平同志会见完他后简单地聊了几句，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些事，劝他以团结和大局为重。他说：‘这都是在根本方向一致下的小枝节。’我说不是．连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都要吹掉了，这还能说成是一件小事吗?不过，我劝大家还是先沉得住气，再仔细观察一段时间，不要因小失大。”　　

他们越讨论，心里越沉重。　　

　 　

（六）汪东兴下令以后别这么干了  张平化讲话还没有完全摸透　　

　 　

五月十七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的首都各大报刊负责人大会，在中宣部会议室举行，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汪东兴会来参加这个会。　　

汪东兴很随和地坐在沙发上，由张平化介绍了当前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些情况后，他才开了腔：    　　

    “同志们，粉碎‘四人帮’后整个学术界很活跃。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流派都充分暴露出来了，这本是件好事，但现在有些太出格了的东西。对理论问题一定要慎重。特别是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发表出来以后，影响很坏。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是向中央发难的。我们的党报怎么能这样干呢?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里，我们不计划追究责任。希望同志们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你们都要查一查这种情况，要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也就是说。以后别这么干了。当然，发表一下这类东西，对于活跃思想也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你们中宣部一定要严格把好关。”　　

    参加会议的听众从表情上看，没有丝毫变化，只是都沉默不语。在他们那儿，对此也发生了分歧，有的还相当尖锐，赞成者说，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应该提升为宣传部长；反对者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逮捕进监狱。但从这位中央副主席的口气上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显然是犯了严重错误了。但是，他们谁也知道，这两篇文章都是有大后台的。现在轻易地卷进去，无疑是不明智的举动。所以，他们都表示出审慎的抉择。　　

    张平化接着说：“我完全同意汪副主席的意见，对这两篇文章，特别是最近《光明日报》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你们大家可以看看，在小范围内可以议论议论，发表发表意见嘛。毛主席生前对一些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现在，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骂得不堪入耳。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还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作神了，那就是说，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做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我觉得我们的宣传战线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而不能搞多中心。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这是不能动摇的，谁动摇了谁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中宣部长的这番话说得实在高妙!表面上看，他并没有对那两篇文章表态，实际上他的意见非常明确。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感觉到了这实际上是向他们打招呼，不让他们再跟着胡绩伟等人重蹈覆辙了。　　

    会议并没有让与会者展开讨论，也没让其他人发表讲话。他们说完以后，汪东兴再次站起来．微笑地说：“我送大家三句话．希望同志们深思：一是不要砍旗帜，即不要砍掉毛主席这面旗帜。二不要丢刀子，丢刀子是什么呢?就是马列主义的刀子，毛泽东思想的刀子。苏联人已经把马列主义的刀子丢掉了．我们可不要干那种蠢事。第三，你们都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是三句话，散会!”　　

　 　

（七）邓小平主张主动出击  胡耀邦高喊反攻决战

　　

邓小平表现得很镇静自若，他还像以前那样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地做他自己应做的事。无论是在陪同齐奥塞斯库观看演出，还是应邀出席这位罗马尼亚总统举行的答谢宴会，甚至在会见合众国际社访华代表团，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时，他也绝口不提这两篇文章的事．好像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码事。　　

但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的表态和采取的措施却源源不断地传到了他的耳里。　　

胡耀邦说：“汪东兴。张平化这些人已经把纲上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和对待华国锋的态度上去了，他们已经下令不准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那我们就偏要讨论!”邓小平不紧不慢地说：“不讨论怎么能拨乱反正?真理越辩越明嘛，真理不怕驳，怕驳的不是真理，我就不信那个邪!现在，你们都不要怕。毛泽东同志当年那种一言定罪的文字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想实行过去那一套，谁买他的帐。你们继续准备文章，准备好好地驳斥他们的谬论。”　　

胡耀邦感觉到．邓小平是主张主动出击的。看来，两条路线的决战时期已经基本成熟，或者说，反攻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八）华国锋说政治上很不严肃  邓小平说不必要小题大做　　

　 　

邓小平在华国锋跟前．依然十分恭敬．大有身居桃花源中人的那种超脱的大度和风范。　　

    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就中美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会见后．他就国际问题向华国锋汇报，商量国家对外的统一口径时，华国锋主动把话题引到那篇文章上。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看过了吗?现在人们对它反映很不好，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一段忙得很，我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听听华主席的看法。”　　

    华国锋说：“根据大多数同志的看法．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很不严肃。他们引证毛主席《实践论》里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以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节却改变了毛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面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以后，才证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观点，列宁在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性、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还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就可以任意推翻或加以删改。那么人们有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　　

    说到这里时．华国锋显然激动起来了。他一抬头，找不到笔记本上的话，连忙翻了几页才找到，他继续说：“～百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难道只是奋斗一条未被证明的理论吗?或者说．还没有被实践践检验的真理吗?这样，世界的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和他们的反对者进行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二十三年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不可理解的。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邓小平断定这不是他亲自写的东西，他没有这个水平!他笔记本上的内容和胡耀邦讲的吴冷西批评胡绩伟的话非常相似。他笑了．笑得非常开心：“好我的华主席啊，你讲的这些是不是离题太远了呢?”　　

    “不远．这正是问题的实质。”　　

    “我看未必。你千万不要上有些人的当。他们把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说得这么坏，说得这么严重，我看用意未必是好的。”　　

    “此话怎讲?”　　

    “这样乱扣帽子谁还敢再讲话?这有利于安定团结吗?”　　

    华国锋一下语塞，不知说什么才好。　　

    邓小平放缓语气，低声说：“我看这篇文章的用意，也无非是想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无非是替一些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辩护几句而已，完全没有必要小题大作。像你刚才提的那些话，我敢断定他们连想也没想过。”　　

    “但许多同志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说，你受他们的影响了嘛。华主席．我们这些老同志是诚意辅佐你工作的．我们政治上无意再进取，工作上也只是发挥自已的光热，竭尽全力为国家作点贡献吧了。我们不愿意再看党内那种你攻过来、我打过去那种混乱的内讧。”　　

“这也是我所不希望的。”　　

　 　

（九）邓小平发言支持批凡是  陈锡联摇头连连说荒谬　　

    　　

罗瑞卿和韦国清听完邓小平介绍的情况后，都气得拍打桌子，一致要求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一次讲话，公开对两篇文章的支持。其实，在这次会议上，他俩都已经把那两篇文章发给了与会者，要求他们认真学习，回去以后照此表态。　　

    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碰头会延续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很快取得了一致，即利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给华国锋施加压力，让他收回成命并支持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而彻底摧毁他那坚持“两个凡是”的荒谬主张，为平反所有的“冤”、“假”、“错”案铺平道路。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只可进，不能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战略决策，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部署。    　　

    　六月二日　，已经开了三十六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今天又一次进入高潮。　　

    邓小平身穿军裴，目光炯炯，板着严肃的面孔走进会议室。　　

    当韦国清宣布请邓小平讲话时，与会者们按惯例鼓掌，他们猜不透为什么拖至今日．这位身兼军委副主席的重要人物才来发表讲话，莫非会议即将结束了?当然，也不乏有人认为．这位两次打倒、两次复出的总参谋长，肯定会和华国锋有什么默契，或者说，他便是党中央主席的得力助手。　　

    “同志们！”邓小平含着某种愤怒和激动，用冷得渗人的语言说：“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继军委会议之后军队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我首先讲讲实事求是的问题。　　

    陈锡联听着听着不对了。邓小平的讲话怎么与五月二十九日华国锋的讲话那么不合辙?前者强调党和军队在任何情况都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而这位总参谋长．开口便是“实事求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放在压倒一切的高度。邓小平是有意唱对台戏吧？他的脸拉下来，用怀疑的目光凝视着邓小平。　　

    邓小平显然已经离开了他的讲稿：“大家都看了报上登的那篇评论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了吧?那是多么好的文章啊，阐明了马列主义根本原则。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问题。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荒谬！荒谬!”陈锡联摇头，对身边一位大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说：“他完全偷换了概念，否曲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实事求是的本来含义。”　　

    “实际上，他对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指示都恨得咬牙切齿，都要反对。按照他的那套实践，毛主席批他的那些指示都是错误的，没有一句对。”    　　

      “他很狂妄，凡是提到毛主席的时候，都说‘毛泽东同志’，好像只有他能和毛主席平起平坐似的。”　　

    “你们当初怎么把他给搞出来了，让他一上台又翻案．”　　

“唉，没上台前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邓小平环视了一下会场的气氛，发现人们都关注着他的讲话，这说明他的话显然已经抓住了与会者的心。他在讲了一大通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如何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后，话锋一转又回到了现实：　　

    “韦国清同志　五月二日　所作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优良传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问题．和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这样才不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　　

    这时，会场里不少人相互撇嘴．使眼色、吐舌头，有的人甚至悄悄耳语，诉发着不满情绪：“瞧，小个子倒厚颜无耻地提起捍卫毛泽东思想来了，好像他倒成了真正的卫道士！”　　

    “这简直把黑白都颠倒了！”　　

    “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强盗堂皇说仁义，一点都不假!”　　

    “我担心，将来华主席肯定要吃他的亏，这个家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太危险了。”　　

    邓小平谈完了第二个问题，即新的历史条件后，又开始讲破和立。他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弹着桌子说：“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改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林彪、‘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夺权。林彪对军队毒害很大，过去没有怎么批，被‘四人帮’包下来了。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彪，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么‘纠缠历史旧账’的问题……”　　

    底下又有人议论：　　

    “听到了吧，又要剪除异已了。看来，不论他怎么整人，都能找到借口。”    　　

    “唉，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朝不用那朝人。看来．封建流毒很难消除掉。”　　

    “当初他站出来时．还把他当人，看来还是我们眼睛不亮。”　　

    “亮也没用。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现在是肆无忌障地提拔、重用他的老部下、老同事，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放在他的眼里。”　　

    “完了，这个党没什么指望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如果华主席都采取不了措施，我们便没什么好办法。”　　

邓小平发表完讲话后．韦国清立即布置组织讨论，会上，公开反对的腔调一个人也没有，都是争先恐后地叫好声。连那个在陈锡联耳边喊着要把邓小平拉下马的人，也一本正经地说：“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指明了全军政治工作的航程。的确，我们再也不能按照过去的老皇历办事了，如果再不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历史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军队的方向非走偏不可。”　　

　 　

（十）罗瑞卿争功要军报打头阵  胡耀邦捉笔替军报写文章　　

　 　

罗瑞卿就沉不住了，急忙给胡耀邦打去电话，说：“好啊．让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大功，把全国都轰动了。怎么样，这回让《解放军报》打一次头了吧?”　　

    “好啊!”胡耀邦的声音非常豪爽：“针对一些人对那篇文章的责难，我正和党校动态组的同志进行研究，再写文章呢。如果你没什么意见的话，这篇文章写好后就以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你同意吗？”　　

“太好了!”罗瑞卿说：“那我们就一言说定了。这篇文章我可要亲自参与修改，一定推动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它发挥特殊的作用。”　　

    “这篇文章要着重批林彪、‘四人帮’的盲目崇拜论。清除所谓把革命领们偶像化，把革命理论教条化，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的流毒。”　　

    “是啊，正如小平同志批评的那样，在一些人看来，凡是本本上写的，一句也不能动，凡是本本上没有的，一句也不能说。只要是革命领袖说的．写的、圈的、批的，他们认为都是对的。不管客观实际发生什么变化．也不管经过实践检验那怕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仍然要一味地相信和服从。这是蒙昧主义的复活，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不错，看来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这篇文章的题目暂定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怎么样？”　　

    “好，好，这就是说那些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的人．其实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识都不懂啊！”　　

    “此外我还组织我们的人撰写《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等文章，以使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讨论能够冲破阻力开展下去。”　　

    “耀邦同志．我真佩服你的才华和朝气，如此有魄力而又有水平。看来，小平同志看得准啊！他让我们向你学习。今后你还得多帮助我呢。”    　　

    “我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吧。”　　

经过几次修改，胡耀邦又和罗瑞卿用电话联系七、八次，这篇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的文章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人民日报》也于当天转载。　　

    这如同又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把当时的政治思想界，弄得更加扑朔迷离，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了。　　

华国锋，汪东兴,立即发现自己失控。他们慌了手脚，匆匆忙忙地准备寻找新的措施应付即将到来的风暴。这点，他们都感觉到了。　　

　 　

（十一）胡绩伟企图挑起争论  吴冷西从容应对挑战　　

　 　

就在这个时候，吴冷西病了。　　

    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句一句地看完了新发表的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轻轻地叹了口。其实，他完全蒙在了鼓里，根本不了解这两篇文章发表的前后背景。书生气十足的他．就文字扣文字。完全按照传统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　　

    胡绩伟来看他来了。　　

    吴冷西发现他的脸上挂满微笑，那种微笑说不清是幸灾乐祸，还是胜利的的得意忘形，反正他看了不那么舒服，甚至打了个个哆嗦。　　

    “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　　

    “谢谢您的关心．我还好．死不了。”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你看了吗?”　　

    “看了。刚才还又看了一遍。”　　

    “怎么样?你还是原来的观点吗？”　　

    吴冷西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这篇文章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过，你向人们传达时．把我的许多话都传达错了。有些不是我的原话。”　　

    胡绩伟马上说：“你的话在当时的电话里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主要的话．主要的意思，我没记错。”　　

吴冷西从床上坐起来，态度很不冷静了：“虽然你们的文章口口声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倾向是要修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提出这样一系列的观点，只会引起思想混乱。你们究竟是要举旗还是砍旗？”　　

    “照你看来，毛主席就没有错误了?”　　

    “不!我不是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和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于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情况的，当然应该修改。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吴冷西恳切地说：“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糸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糸。如果不是这样，像你们在报上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只会把干部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要修改，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所以你们这么搞，只会使党的形象，越搞越坏。”　　

    “冷西同志，既然你把我们的文章说得这么坏．你可以写文章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　　

吴冷西笑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十二）华国锋要求讨论不要再搞了  邓小平坚持讨论必须继续搞　　

　 　

吴冷西病倒住院时，华国锋也感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症状。
    这下惊动了在京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华主席你感觉怎么样?”
    看着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等人的面孔，本来没什么毛病的华国锋也感到胸膛中一阵隐隐疼痛，像是有一双巨大的铁锤猛击心头。他的手松驰了一下，摇摇头叹一口气：“医生说，没检查出什么病因。我想主要是心情不愉快。我希望我们党不要分裂．我们团结一致干四化不好吗?”
    汪东兴说：“毛主席说得好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都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陈锡联说：“我说为什么一些报刊不听招呼呢，原来是小平同志幕后支持。看来，他们是要把这场争论继续下去的。我也感到这样做对党百害而无一利，但是……”
    “华主席是党的主席，全党必须服从这个中心。不然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吴德说：“请华主席以指示的方式，下令全国停止令讨论这样的议题。正像其他同志讲的，这根本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是啊，如果华主席下令他们不听，那就更明显了，有人要反党，要分裂党。”陈永贵说：“这样，全同人民就可以……”
    华国锋急忙制止住他：“永贵同志，我们不要说那些过头话。谁要分裂党，谁就要承担责任的。承担责任的事，还是由他们去负责吧。”
    汪东兴火了：“如果毛主席健在，他们谁敢这样胡作非为?现在无非是欺负华主席太老实。如果华主席果断一些，我敢断定，失败的只能是他们。”
    正在这时，秘书赶进来报告：“小平同志来看您来了。”
    华国锋知道快触及到分歧点了，便给其他同事使了个眼色，轻声说：“我想单独和小平同志谈谈，请你们回避一下吧。”
    汪东兴等人明白他们谈不出个什么结果，还是很不情愿地退出去了。
    “华主席，你不要着急，什么话我们完全可以慢慢谈。”
    “可是目前国内外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华国锋说：“我们党正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挑战。所以，我们迫切希望加强党中央一元化的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停止一切形式的争论。就像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你可以告诉军队的同志们不要再搞了。”
    “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讨论，这完全符合党的民主生活原则呀，为什么不能继续讨论下去呢?”
    “政治局的同志已经有不少反映了。这些消息泄漏到国外去所造成的灾难，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而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同样是严重的。如果这些消息传出去．在我们自己国内的人之中，有人也将开始散布流言蜚语。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变得不仅仅是流言蜚语了。至于国内的影响，我想你自己会想像到的。”
    这话具有明显的威胁意味。
    但邓小平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知道，通过自己半年多来的一系列措施，华国锋在中央最高层的地位已经动摇，他在全国的威信实际上已经一落千丈，追随江青的一伙文革派骂他是叛徒；原先支持他的人认为他“没水平”、“没能力”，逐渐对他失去信心；由于他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政策，那些老干部，和尚未站出来的人们都认为他事实上是江青一伙的帮凶．也对他心怀不满。　　

　 　

政治圈里的人其实是最讲实际的，当他们认为某一大人物逐渐失去权势时，许多人就会想方设法改换门庭，另择新主。所以，他根本不把华国锋的威胁放在心上。但他也不是那种盲目蛮干的政治家，他非常精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战术。
    “华主席，我发现你太过虑了。”
    “不，有些后果我不能不考虑。”
    “我完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是针对任何人的，更不是针对你的。如果有些人硬要对号入座，那将把问题复杂化。”
    “为什么不能停止，不搞这种讨论呢？”
    “因为这不是以什么人的意志转移而人为造来的。这是历史发展到新时期后必然要出现，而且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个理论课题不解决，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再发展，对我们来说，是非要解决下去不可。”
    华国锋本想冲着他说几句难听的话，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他知道一旦那些话说出来，就会使邓小平处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而且也会使他们目前这种微妙的关系迅速破裂。于是他改了口：“小平同志，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在会议上解决，”
    邓小平马上说：“要开会的话，那就先开政治局常委会。争取在这个会议上我们统一认识吧。”　　

　 　

（十三）胡耀邦断言华国锋要垮台了  赵紫阳发动几个省明确表态　　

　 　

胡耀邦的“兰鸟”轿车飞驶离了中央党校，径直穿过了学府路，直奔城中心开来，刚从成都来京的赵紫阳与他同车，他坐在胡耀邦的身旁，宽敞的后部坐位与司机之间是用隔板屏蔽的，且又隔音。窗帘挡住了行人的凝视目光。
    “他已经接近要垮台了。”胡耀邦说。
    赵紫阳不露声色地听着。他已经接到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给捎的口信，让他发动几个可靠的省，市的党政军第一把手明确表态，在当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沦，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迅速纠正被林彪、江青等人搞乱的是非，特别是抓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平反冤假错案。从他的政治经验来看，已经明显地感到最高层政冶斗争的脉搏和趋向。
    他佩服胡耀邦。短短的几年，胡耀邦就在全国知识界树立了相当高的威望。他的一个讲话或电话传过去，知识分子们就会引起一片欢腾的景像。
    胡耀邦向赵紫阳讲完情况后，充满信心地说：“我敢肯定，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肯定会得到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和省、市领导人的支持，老西子的下台只是时间上早晚的事。”
    “不过，”赵紫阳说道：“这一场理论仗败了，他向倒台迈近了一步，不过他还远远没有到濒于垮台的地步。不要低估华国锋。他在垮台之前将会困兽犹斗。我看他会下台的，因为他不得不下台。”
    “现在政治局常委内的格局是三比二，我们是多数。”
    “李先念同志也表态了吗?”
    他将在国务院召开的加决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讨论会上发表讲话，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但是，《红旗》杂志的态度是很奇怪的事呢。熊复至今还在抵制这场讨论。”
    胡摧邦笑着说：“这里也有很奇怪的事呢。熊复是五月十七日到《红旗》接任总编辑的。此之前．他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任职。上任的当天，他召集《红旗》的其他几个负责人谈话，大讲什么‘在这里，我表明自己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贳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有问题的，我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很难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思想的基本理论，还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据他所传达的汪东兴指示说，是那位副主席要《红旗》一花独放，说是不表态。你看斗争复杂不复杂?”
    “比我想像的要复杂些。”赵紫阳说：“上星期成都也发生了一些骚乱，和北京的情况都差不多。陈永贵和山西省委的人都说我们是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四川也有人想攻我。”
    “坚决顶住。只要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华国锋的态度就会软下来的。”
    “有那么快吗?”
    胡耀邦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说：“我早把这个人看透了，他是软骨头。他根本不敢和小平抗衡。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开诚布公，紫阳同志，我们不再是为他们而工作，而是为真理而战。让我再把话说清楚，只要各省、市的负责人再多表态一致，不管是华国锋还是那个汪东兴，他们都将跳不起来。”　　

　 　

（十四）自由化精英纷纷表态  邓周胡等人各说各话　　

　 　

第一篇文章刚出来时．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就在方毅主持下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并且做了决定：支持它，支持这场讨论。
    七月五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出面召开的“理论和实践讨论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方励之、严家其、吴江、于光远等十多人发言．畅谈实践是如何检验真理的。
    自然科学家们列举事实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实验的事实发生冲突时，科学是如何穿越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同时又从实验中得到证实的。有人兴致勃勃地举了这样的例子：十九世纪末，有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认为当时的物理学理论已经是十分完善的了，只是天边还有两朵小小的乌云。这指的是当时的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幅射实验。可恰恰是这两个实验向经典物理学提出了挑战。如果把经典物理学当成一种教条和偶像，人们就将不会去理会这两朵小小的乌云。爱因斯坦和普朗克正是从这两个实验当中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的量子论。
    在会上，天文学家方励之，以他那特有的健谈作了题为《从天文学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言。他说天文学的研究总是从已有的观测材料出发，提出各种假说，预言某种天体或现象的存在．然后又从新观测材料得到证实．证明其为科学真理。他列举了当时天文学上关于中子星和引力波的预言。一九六七年发现了脉冲星，证实了中子星的存在。而引力波的预言目前还没有被观测所检验证实。
    方励之还说：在目前各种字宙学理论中，大爆炸宇宙学比其他宇宙学要好一些．因为它能解释现有的各种天文观测材料。几年前批判大爆炸宇宙学，提出了各种理由：一是“离奇”说；一是西方“宇宙论”；一是不符合辩证唯主义观点。有的文章承认，“大爆炸”是能解释一些实验事实，但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讲到这里时，方励之将头发往后一扬，大声质问：“这些说法不是从天文观测事实出发，而是从思想观点出发，难道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吗?有些人实际上是照抄照搬苏联对宇宙膨胀论的批判。大爆炸是种宇宙学理论，评判对不对，要根据天文观测事实．而不能根据某种理论观点．要从实践出发，而不是靠思辩。”
    另一个雄辩家是严家其。
    这位政治学研究专家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自然科学》为题，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大加鞭鞑和讽刺。
    他说，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统治下，正如伽俐略所说：“在公开辩论时，当有人在讲述一个可以证明的结论时，他的话却被一个反对者打断了，用一段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堵住讲述者的嘴(这段原话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写的)。甚至当一个学生发现太阳有黑点时，他的老师、一个经院哲学家，因为《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书上都没有谈到那些黑点，竟向这个学生说：‘这些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在太阳上。’法国哲学家蒙台涅曾嘲笑这些经院哲学家说：我们都会郑重其事地说：西搴罗是这样说．或者，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至于我们能代表自己说些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论断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只是鹦鹉学舌而已。”他讲完这些事例后，哈哈大笑着说：“这些不也正是对那些生活在现代却要复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绝妙的写照吗?”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全国各界的有关人员一百六十多人在北京朝阳区的党校开会，继续讨论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这回站出来亮相的是邓力群。
    此刻，他的职务还是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他讲话惯于显出庄重、严肃的表情。他在开幕式上宣布宗旨：“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坚持事实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见解、意见、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
    这等于表明了他的立场。
    当讨论针锋相对，剑拔驽张地开展起来时，邓力群又发表了一次讲话．说：“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不但允许发丧．而且允许保留。人家打棍子时，你怎么办?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要是同志，他打了棍子，我们不打棍子。要造成一种空气，不能随便把一个人搞臭。我不赞成鲁迅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也是鲁迅说的：‘从古以来，没有骂倒人的。’我相信鲁迅的话。不以骂对骂。”　　

    紧接着亮相的是周扬。
    自郭沫若在一个多月前因病逝世后．此人便是知识界的老前辈了，所以他在七月二十四日闭幕会上的讲话分外引人注目。
    周扬的话锋芒十足，份量极重。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有人不承认这一点，似乎真理还要受实践检验，真理就没有‘绝对权威’了。这就足见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还远没肃清，他们的阴魂不散，我们要来做消毒工作，做驱散阴魂的工作。”
这下许多人瞠目结舌了。
    接着，周扬抬起头来，大声宣告：“科学无禁区。如果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就是阻碍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科学无禁区，是不是否定或削弱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开放禁区这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加强党对科学的领导，不是设置禁区，不是压抑科学的讨论，而是给科学研究指出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科学政策、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领导科学事业，包括学术的自由讨论，鼓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创造．等等。”
    许多观察家敏感地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没有参加会，但他通过秘书对讨论会作了指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要进行学术性的讨论．不要进行政治性的、雄辩式的讨论。”
    虽然人们议论纷纷，但也只是一晃而过。因为这次讨论所引起的政治波涛，已经汹涌地，迅速地推向了全国。　　

　 　

（十五）邓小平强调少数服从多数  华国锋申明暂不作出结论　　

　 　

华国锋终于同意了邓小平和李先念的提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当前理论界的这场讨论。    　　

早在五天前．华国锋便通过汪东兴、张平化的汇报翻阅了厚厚的一叠关于讨论情况的资料。各种意见都作了详细摘录，但总的说来，同意胡耀邦他们观点已经占了上风。尽管如此，所有的发言者都小心翼翼，不敢直接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而便用了明骂转彪、江青、张春桥等人，暗喻两个凡是的主张者的策略，这点，华国锋和汪东兴胸中有数，只是不便点破罢了。　　

当华国锋把眼睛转向叶剑英时，他的神情像一位深思中的老人。这个以谨慎、老练出了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此刻不像邓小平那样穷追猛击，力陈利弊，大谈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而像隔岸观战的第三者．手中拿着赌子儿．仿佛要在旗鼓相当，难解难分的时刻投出关键的一票。　　

　 　

    李先念在邓小平发言后，也侃侃谈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意义，甚至毫不掩饰地说：“我总是认为毛主席接近晚年时糊馀了，被林彪、江青利用了，作了一连串的错事。他的错误，给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尽管如此．我认为他还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与功绩比，是占第二位的。”　　

平时不见他多讲话，谁知一表态就是石破天惊。　　

　 　

汪东兴马上插话：“这就是你们讨论的结果！？我可以用党性、用脑袋担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到最后一口气，脑子都很清楚，都很正常不但不糊涂，而且清楚地预料到死后要有风浪，顶料到有人要闹事。我可以证明：不是林彪、江青利用了毛主席，而是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他们……”　　

    “东兴同志，今天不讨论毛主席的是非功过问题。”邓小平伸出手掌来制止住汪东兴说：“那显然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只议究竟对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课题的讨论，是积极引导使之成为正常的学术争论而得正确结论呢?还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手段，给解放思想的良好开端大泼凉水呢?我们只要把基本的原则搞清就行了，不需要节外生枝!”　　

    叶剑英捂住嘴巴笑了。他用扇子轻轻地摇晃了两下．开了口：“小平同志把我们的议题讲明了，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其他的事太复杂，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李先念很佩服邓小平的应变水平，很快就把很容易引起歧义的众多矛盾集中到最主要的问题上来，而且把问题限制得那么死，简直不容对方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华国锋说：“现在正是全党齐心协力大干四化之际．我们进行这样的讨论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不是说这个问题不能或不应讨论，而是认为时机选择得不对。现在不管谁有理，先停下来。等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了，讨论这些课题有的是时间。”　　

    “我同意华主席的意见，这些争论先放起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摆出来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汪东兴说。　　

    “现在晚喽！”邓小平划着火柴，又点燃一支香烟慢悠悠地说：“本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也没什么了不起，很正常嘛。无论党章、宪法给了公民和党员这种自由了嘛。但是，文章一出来，就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什么‘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反动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甚至有人还要提出处理作者和报社负责人。这种毫不讲道理的蛮横作法．就挑起了争论。不争论怎么行呢?究竟谁是谁非呢?”　　

    叶剑英明知故问：“是谁下过这些指示呢?”　　

    “如果是一般老百姓说的倒也罢了。”邓小平说：“偏偏是来自我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中宣部长张平化同志算一个。他说话很不负责任，开口‘违反纪律’，闭口‘不经审阅’，左一个禁令．右一个禁区，硬是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所以我在七月二十一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你们不是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吗？恰恰是毛泽东同志主张百花要齐放．百家要争鸣的。’言必称马列的人恰恰不懂马列主义，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李先念拍了桌子：“张平化继续这么干．可考虑撤职!”　　

叶剑英哼了一声：“张平化怎么适宜当中宣部长呢！”　　

    “他真是这样说的吗?”华国锋若有所思地说：“嗯，好了，我们大可不必为此事大动肝火。平化同志的意见，我了解一些，从他给我的汇报看，他也是一番好意，他担心这样讨论下去，会有损于党和毛主席的形象。”　　

    “其实现在已经损伤不少了。”汪东兴大声地说：“只要看看外电的报道和各地一些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就清楚了。”　　

    “如果我们被外电和敌人的煸动所诱惑，那正中了他们的计。”邓小平说：“敌人盼的就是我们思想僵化，抱住自己的错误不放，以便脱离人民群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去，最后自己垮掉。从我个人来说，我感到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敌人对我们的攻击是由于这次讨论引起的。”　　

    “这岂不说，我们讨论以前敌人就没有攻击我们了吧?显然是荒谬的。”李先念很不满地瞪了汪东兴一眼。　　

    叶剑英再次开口：“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当然要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但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嘛。”　　

    “正是我们的华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在学习中，我们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原理掌握起来。’我认为．我们按照华主席的指示办，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会出现教条主义的错误。当前的主要危险依然是修正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　　

邓小平环视了一遍众人．沉下脸来说：“今天是正式的常委会．目的也是统一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看．我们没有取得意见的完全一致，但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下一步工作便能较好地协调了。会议上不一致没关系，会后就应该尊重党的纪律，尊重大多人的意见，毕竟是少数服从多数嘛。”　　

    那么就这样了吗?算不上是一次表决，但意味着已经表决了，华国锋想道。如果他输掉这一轮的话．那种表决随后会来的，现在一场党内分歧已经逐渐暴露在全党面前。这些天，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清楚地感觉到，他已经陷入了变成少数的境地。尽管表面上，他们口口声声还尊称他为英明领袖。　　

    “现在不作结论。”华国锋现在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挤下阵来，他故作镇静地说：“就是我们同意这场讨论继续下去，也不能说可以匆匆忙忙地作结论了。这样的结论同样需要实践的检验。”　　

    “对!讨沦这个问题不但要专家参加，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可以参加。”汪东兴说：“既然大家都想把这场讨论搞下去，那就试一试吧。但我还是主张因势利导的。作为党中央的态度，我还是那三条：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转变太快了。娈脸谱也应有时间嘛，不要叫后人嘲笑我们出尔反尔，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那样好吗?”　　

    谁也没有回答他的这种挑战。　　

政治局常委会的内容，双方都因为各自的原因，没有对外传达，所以，他们仍然各以自己的解释在他们的活动领域内行事、讲话。　　

相比之下倒是外界的人士心里清楚。　　

　 　

（十六）邓小平采取措施确保讨论取得预期效果  汪东兴当面指出不能为保职务不讲原则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华国锋应邀开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　　

人们发现，邓小平在会上声严色厉，会后却是和颜悦色，完全是另一副面孔。    　　

    在摄影镜头面前，异常亲切的邓小平双手握住华国锋的手，诚挚地说：“华主席啊．我想了很久，认为这次真理标准讨论结束以后，我们党的重心应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停止类似的这个斗争．那个斗争．你考虑怎么啊?”    　　

    这对华国锋来说，无疑是安慰。现在他已经对无休止的斗争感到了厌烦，感到了恐惧．希望能过几年安宁日子．以保持自己地位的稳定。他把解决争端和异已的所有事情都寄希望于将来。如果说，当初逮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追随者自己已经冒了一次巨大的风险的话，那么现在让他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邓小平等人，他可实在没有这种勇气了。　　

“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现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啊!”　　

　 　

在此期间里，邓小平多次和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碰头、商量、研究下一步如何确保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取得预期效果。

　 　

华国锋的住地和汪东兴离得很近，与那儿的建筑与水源浑然一体。而中南海货真无假的清代餐馆却是享有盛名的。华国锋一个电话便把汪东兴召来了．他们在当年毛泽东经常散步的静谷园内摆下了餐桌，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谈着工作。　　

    “听说你又到外地讲话，批评他们搞的标准讨论了？”　　

    汪东兴爽快地点头承认，说：“我觉得他们越来越离谱了。搞真理标准讨论，其实是一个一个地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了一批毛主席亲自定的案子不说．还要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甚至连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要否定。像这样下去．我们党的整个历史都会被他们否定掉!”　　

    “没有这么严重嘛。”华国锋皱着眉头说：“你一开口就把纲上得那么高，别人还敢讲话吗?”　　

    汪东兴表示惊讶了：“什么?他们还不敢讲话?他们就差一点喊打倒毛主席、打倒共产党了。”　　

    “你呀，说话一点都不注意。像这样下去我可真要批评你了。”　　

    “你批评我啥我都接受，唯独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上，我要坚持我的观点。”汪东兴诚恳地说：“华主席，我倒是对您不满了。”　　

    华国锋一怔：“对我?”　　

    汪东兴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和嘴：“你在这场关系到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路线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暖昧，不敢奋起抵制，甚至不让我们、也不让地方对他们的行动表态，这反而助长了那种歪风邪气。”　　

    华国锋有些不满了：“可你们那种态度又怎么样呢?只会自己把自己搞下台。”　　

    “下台也没关系。为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杀头坐牢开除党藉都不怕，还怕下台吗?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想到我能当上党的副主席这个职务，所以我也并不是为了保这个职务而不讲原则。”　　

  ．华同锋感到坐不住了：“东兴同志，你怎能这样说话呢?”　　

  “华主席，今天我说的是心里话。但是，我是向着你的，请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汪东兴的眼圈都有点发红了：“我觉得像你这样在政治上一忍再忍，一退再退，最终只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全丢掉!”　　

    华国锋把脸一沉：“这么说来，我不是成了投降派了吗?‘四人帮’就是用这种语言来攻击我的，没想到你也这么看。你们根本不理解我的心情，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做吗?可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在任何时候，我不能丢弃了党的原则啊!”    　　

说这几句话时，华国锋已经带出哭腔了。　　

　 　

（十七）陈云出主意要各省明确表态  小平巡东北促恩茂学习任杨　　

　 　

陈云对邓小平说：“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已明确表态了。任仲夷在《理论与实践》杂志发表了一篇《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我看很好。他说：‘实事求是，这是一面照妖镜。在它面前，一切伪理论，伪科学、左骗局，都会原形毕露。有了实事求是这个武器，禁区可以突破，思想可以解放，工作可以高速度地前进。’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战斗力。此外，八月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你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的三篇文章，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两个问题，收效都很大。那个杨易辰胆子也很大哟，在会上他公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这的确有点勇气啊!”　　

    邓小平说：“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干部，没有这样的干部．我们的事业和路线不能持续稳固地发展下去。”　　

　 　

邓小平对华国锋说：“我九月八日至十三日要去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我回国后，顺路要视察一下东北三省的工作。有什么事．你可委托先念同志办．我也有了妥善交代了。”　　

    “可以。”华国锋对他的东北之行似乎不放心，忍不住强调：“小平同志，和地方的同志谈话，千万不要暴露中央内部的分歧。要珍惜我们今天的局面啊，来之不易呢。和地方上同志讲．主要是贯彻齐心协力抓四化建设．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大局。其他的……”　　

“这些我都懂。”邓小平非常友好地打断了他的话，丝毫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邓小平从朝鲜一回国，就在东北沿线下车．召见省市领导人和所驻部队的负责人．听取他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汇报。　　

    “阻力很大啊!”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一见邓小平就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多年，现在一句话就想把过去的东西都否定掉，人们很自然地要问：我们还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了?”　　

“你没听听杨易辰、任仲夷等同志的意见吗?”邓小平说：“看来你们还要好好学习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两年了，实践已经对过去的好多事情作出了明确回答，如果还不觉悟．那就很成问题了。”　　

“我希望您能给省委常委们都讲一讲，提高一下大家的觉悟嘛。”　　

    “可以谈谈．我们共同学习嘛。”　　

    九月十六日，在吉林省委会议室里，邓小平接见了省委常委和驻军部队的负责人。他坐在桌子的中央后仰着身子，并看着对面的王恩茂。常委们依次发表看法．几乎重要的问题都谈到了。邓小平首先讲到了罗瑞卿的逝世，说他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生前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作出了重大贡献。然后，他针对人们的各种议论．发表他的看法：　　

    “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却是个大问题。我想你们都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很有名啊!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这番话，使在场的人个个屏神敛气，感到了不安。他们都已听出，他的话显然是冲着华国锋来的。而华国锋依然还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样批评他还了得吗?不过，谁也不敢站出来驳斥邓小平的话。他们都装出一副丝毫不知情的样子，一任邓小平大发议论。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邓小平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两个凡是’是谁提出来的，都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同志还在世，我想他也不会同意这种观点的。”　　

    王恩茂问道：“现在很多人传言．中央准备为彭德怀平反，有这事吗?”　　

    ‘如果有，你同意?”　　

    “我．还不了解情况。”　　

    “详细情况不了解能说得过去，一点也不就说不过去了嘛。”邓小平边吸烟边说：“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案子，我们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让大家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目的也就是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彭德怀的所谓反党，不就是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表示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嘛。他的意见对不对?你们重新看看信就知道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听中央的。”　　

　 　

“听中央不是听某一个人喽。”邓小平笑了：“我们中央是集体领导。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什么叫高举?现在我回答你们。中央目前提出的方针、政策就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这么一讲，倒使一些人醒悟过来了。他们感觉到：邓小平今天讲的这些看来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在目前．凡是介入政治圈的人都已觉察到了多数的重要。一旦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中一种主张或意见占了多数，人们就不得不跟着走。也可以说，那是他心甘情愿地走进那种包围圈的。即使他不走别人也得走。　　

　 　

到一九七八年十月，先后对真理标准讨论表示坚决支持的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及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宁夏、四川、湖南等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在全国上下都引起了震动，造成了一种必须扭转乾坤的压力。　　

　 　

（十八）陈云再次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国锋难以招架同意平反举手投降　　

　 　

“根据我国现在的情况，我认为应该考虑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了，应该把全党的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那双黑溜溜的眼睛．不停地在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叶剑英脸上转动，他明白．他的意见是根据同华国锋谈话妥协的现实提出来的，不可能不被常委们采纳。“鉴于这是党改变重心的战略决策，我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广泛地讨论和研究这个问越。”    　　

    汪东兴打了个沉：“怎么又要开会?”但是当他的目光瞅向华国锋时，华国锋却有意避开了。他说：“请其他常委发表一下意见。”　　

叶剑英喝了一口茶水，笑了笑，指着邓小平说：“你呀，一天价啄磨一些新道道，当然都是好意。看来你研究了不少东西呢。”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作出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也是毛主席的话啊!”邓小平也开着玩笑说：“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只记着毛主席的一些话，而忘记了他的另外一些话。而恰恰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体现了真理。”　　

　 　

    汪东兴重重地喘了一口粗气：“好，让全党讨论这个问题吧!”　　

李先念接着说；“小平同志的这个意见也只有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比较合适。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党的重心应该转移了。现在不把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还在纠缠一些空洞的口号，就会误大事。”　　

“我看，会要开就早点，不要超过十一月上旬。你看呢?”叶剑英转过身来，征询华国锋的意见。　　

　 　

    华国锋说：“那就在十一月上旬开吧。具体时问由东兴同志根据会议安排的情况决定。我重申一遍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只有一个议题，那就是党的重心工作的转移。其他的问题一律不议!”　　

    华国锋说完就宣布散会。　　

但是他没有想到，一旦会议开起来，当一种意见变为群体意识的时候．那种力量是很难遏制住的。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支撑二十多年的信仰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十　一月十日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尽管会议极其保密，但北京人已经觉察到了中央的动向，有人预料他们久盼的特大喜讯即将到来。意味探长的是恰恰开幕式的头几天里，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巧妙地制造了另一种表面现象。　　

    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常委所作的开幕词里再三强调：会议要着重讨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可是一到讨论会上，各组几乎都把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情提到了首要议程上。　　

    “天安门事件中。究竟有没有反革命?”　　

    “这么重大的事都得不到公正的结论，北京市的人民怎么能完成转变重心的战略使命?”  　　

    “天安门事件里，‘四人帮’搞了那么多鬼．为什么迟迟不敢公布?”　　

    特别是吴德，走到那里，都会变成众矢之的。有些人把这一事件迟迟得不到平反的责任，全部归结到他的身上。这无疑给他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其实，他早已批准公安局放了因参加此事件而所有被捕的人们，一共三百八十八人。但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声浪，反而更激起强烈要求为该事件彻底平反的汹涌浪涛。　　

    十　一月二日　，即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陈云就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问题，除要求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人平反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事。他说得很激动：“现在北京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到此事，我们再不顺从民心还待何时?而且还有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讲到这里时．东北组的与会者一起为他鼓掌、叫好。　　

杨易辰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应该单独出简报!就说我们全组同志一致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再不为这一革命运动平反，那就天理难容了。”　　

    陈云在群情振奋中又讲了几句话：“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这番发言一出来，立即旋风般地吹到各组与会者中，成为这次工作会议的主旋律。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追究有些人的责任：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为什么被他们颠倒了的许多是非还迟迟得不到纠正，就是因为个别人本身就和‘四人帮’一样，他们参与镇压了群众，迫害了干部，而且至今不肯作自我批评。”　　

    “对这些人，早该撤换了!”　　

“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头脑里还是‘左’的那一套，口口声声尊重群众，开放民主．可是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要求．他们至今置之不理，他们不是口是心非又是什么?”　　

……　　

    吴德实在挺不住了，连夜找到华国锋，诉说苦衷：“华主席，我看还是主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吧．不然我们就没法见群众，没法向会议交代了。弄不好，还会发生……”　　

    其实，华国锋比他们还要明白眼下的局势。    　　

    他不敢在邓小平、叶剑英面前摆架子．但在吴德等人跟前还是很有权威的，他说；“你们马上将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告交上来，我马上召开常委会批准。报告的措词你要好好推敲一下。”　　

十一月十四日的常委会是异乎寻常的．除华国锋以外的其他常委都不知道会议的议程，而邓小平则是刚出访回来就被通知来开会。为了防止意外，叶剑英临来时还作了一些必要的防范。他们似乎觉察到．一定是出了紧要的事情才召集这个会议，会议的地点恰恰是两年前智擒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地方。　　

　 　

    华国锋等人都齐了后才把吴德叫进来．他脸上露出强挤出的笑容：“同志们，还在去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在适当的时候重新评价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现在，经过两年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时机已经成熟了。吴德同志早就起草了一个报告，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的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我建议今天的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的报告。”　　

    这一天，来得如此突然。让汪东兴感到吃惊，连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也颇感意外。　　

    吴德慢吞吞地念完了那份报告和决定。他的神态和口气与他两年半以前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讲话简直判若两人。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好，那就一致通过了。”华国锋作了总结。　　

    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题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指出：宗福先的话剧是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艺术表现。两天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的长篇文章。　　

一霎时，全国各地的舞台上都在上演《于无声处》这出话剧。于是，舞台上的剧和生活中的剧，都交融到了一起，而那几位政治家们，既是生活中剧的导演，又是剧中最杰出的演员。　　

　 　

（十九）工作会议继续争论真理标准问题  吴冷西等不得不承认有一些错误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许多同志发言都讲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问题，但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等一直不表态。 　　

但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正转到讨论经济问题时，胡绳却出来谈有关实践的问题了，他说：“有的同志在公开的讲演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种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 胡绳的发言，遭到与会很多同志的批驳。批评他（和接着出来发言的吴冷西、熊复等），说他们在会议开始时不表态。现在会议转入讨论经济问题时，他们又都出来说话了，是扭转了会议的方向。说胡绳给在实践问题上发过言的人扣上“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的帽子，他不仅是批评各省的第一书记，而且是批评小平同志在东北的讲话。指出，实际上是胡绳等，他们自己反对实践检验真理的意见，才真正是“过于轻率”和“八股老调 ”。 
　　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冷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了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一些看法，继续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他说胡绩伟歪曲了他的意思，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经过大家询问，十二月三日吴冷西又发言说他在电话中讲了四条意见：一、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二、文章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三、文章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全国能安定团结吗？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要砍旗？四、文章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现在主要是批教条主义，这就颠倒了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一些人发言批评了他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十二月十一日，吴冷西又作了书面发言，说他在“电话四点意见中没有肯定文章的正确方面，只说到这个原则没有疑问，而对文章中不同意的某些论点加以引伸和推理，是主观武断的。” 　　

十一月三十日，张平化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发言说，他对实践问题的讨论没有公开表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二是我到中央机关不久，对于中央领导活动的过程不了解，我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我希望中央能够有个正式的文件，总觉得这样大的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重要原因。” 一些人批评张平化，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中央讨论过的，是既发了中央文件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怎么还不算中央文件？小平同志还专门找他谈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听？ 　　

十二月三日，熊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都涉及到毛主席。国外早就有猜测，以为我们在实行‘非毛化’。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又提出了重新评价毛主席的问题，大肆宣扬毛主席的错误，要对毛主席倒三七开。这个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他说，在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他还认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作为理论问题，是可以从容讨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如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那就无法正确处理问题。 ” 他说：“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是太迟了。不过，我在这里要说，国外引起的对于我国局势的猜测，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什么‘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 一些人对熊复的发言，特别是他所说的“非毛化”，进行了驳斥。有的人说，他们这些人的主张实际上是“按既定方针办”，“句句是真理”的翻版。有的人说，他们“实际上是一股错误思潮，不容忽视。” 　　

十二月五日，李鑫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说：“《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是我负责起草的，出现两个‘凡是’的问题，我负有重大责任。” 吴冷西、胡绳都说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两个凡是”的观点，不同意这个观点。 　　

　 　

（二十）万里介绍安徽推行包产到户的经验  紫阳要搞实行社会主义新政的试验　　

　 　

陈永贵啪地把几份简报摔在桌上，对纪登奎和吴德说：“你看赵紫阳和万里在会上兜露的是什么东西!这些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玩艺还标傍是马列主义的创新呢！真是活见鬼。”　　

    纪登奎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冷笑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两年多来就是检验了这些东西是真理嘛。”　　

    吴德就像一个木偶似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实际上，这几天报纸上已经详细介绍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决定：把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认为这个办法将调动起农民己的积极性，大大地加快秋种进度。在借地的基础上，有些地方实行了包产到组，有的搞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省委坚决支持这些办法，并在滁县、六安专区和凤阳县进行了广泛试点。不到三个月，全省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就发展到四万一千多个，约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　　

赵紫阳说：“这是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新政策的试验。”　　

    当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会上介绍完他们的经验后，陈永贵当场便质问：“你们这一套恰恰是大寨经验所反对的，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万里说：“究竟是什么主义，广大群众心里最清楚。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好处，我们就可以考虑实验。”  　　

    “试验来试验去你们还学不学大寨?”　　

    “如果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就学。否则，就不学!”　　

    赵紫阳也站起说：“永贵同志，学先进不能强迫别人照你的办法学嘛。各地的情况要允许别人根据当地的实际灵活地决定方针政策嘛。”　　

    “那还听不听党中央的号令?”　　

    “正是党中央要我们实事求是地搞实验嘛。”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号召、党中央强调的，难道不学啦?”　　

    赵紫阳这个人很能沉住气，不管陈永贵怎么喊叫，他都是那种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耐心样，就像谆谆不倦的老太婆教孩子们学针线那般解释着他的主张，逗得很多与会者都掩着嘴巴偷偷地笑。他说：“学，也要看怎么学呀。总不能你治狼窝掌，我也非要搞个老虎坑呀!没有虎头山的地方怎么办呢?所以要因地制宜。”　　

    “你们这叫资本主义!”　　

    “噢，”赵紫阳像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我们革命了几十年倒在农村革出资本主义来了，那么请问永贵同志：有资本主义就有资本家呀．在农村谁又是资本家呢?”　　

    陈永贵回答不上来了．气鼓鼓地将文件包一拎走出会议室。　　

此刻，吴德和纪登奎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们知道．这种变化是无可挽回的，除非把邓小平这一班人赶下台。不能这样：那凡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破掉的东西就要统统恢复起来，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法统统都要宣布为正确的。　　

    纪登奎冷笑着说：“你们看吧，邓小平他们批判别人的‘凡是’，却要搞他自已的‘凡是’．好戏还在后头呢！”　　

此人多少有点先见之明。　　

　 　

（二十一）真理讨论结硕果——新的“两个凡是”确立  中央会议全平反——旧的“两个凡是”推翻　　

　 　

随着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参加会议的人们情绪大振，就像砸碎了套在身上的精神枷锁一样，各种意见和主张洪水般地奔泻出来了。发言者无所顾忌，不发言者则小心翼翼地；连一贯敢放炮、敢批评、敢讲话的汪东兴也觉得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了，　　

    “所谓一月风暴，必须全部否定。一月风暴是林彪、‘四人帮’相互勾结．篡党夺权，妄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反革命行动．现在中央必须重新认识这件事。”　　

    “还有‘二月逆流’，那明明是叶剑英、陈毅、聂荣臻、谭震林这些老帅们、老干部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抗争和革命．根本不是逆流，而是正流、洪流，中央至今还没有为这起案件平反，我们要求中央为这些老同志彻底平反。”　　

    “毛主席在晚年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压根儿就是错误的。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的工作中没有一点点错误，是‘四人帮’和毛远新勾结在一起，乘毛主席病重昏迷之际，欺骗毛主席，搞了一场大悲剧。到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完全、彻底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文化大革命不是局部，也不是个别，而是整体上错了，完全错了。”　　

    “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大倒退，是十年浩劫，有人还要我们正确对待。正确的态度就是全部否定！”　　

“我们认为华主席，汪东兴等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以执行的是他们的路线，思想体系没有变，因而在工作中起色不大，或者说还根本没有起色。”　　

……

    这些突如其来的发言和主张如同一阵猛烈的炮火袭击，打得华国锋晕头转向，乱了方寸。他对与会者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建议，不知如何回答了，只得求助于叶剑英。　　

    “我们开个政治局会议吧，这样好决定一些问题。”叶剑英说。　　

    “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李先念说：“现在我们的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了，要想不被历史所淘汰，只有采取主动，顺应潮流，走在群众的前头。不然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　　

    邓小平故意不马上表态，他要看看汪东兴的态度。会议开了快一个月了．该解决的问题都已初步提出来了，但是汪东兴等人还在抵制他们的方案．如果策略上不对头，他会毫不退让地反对的。这个人跟毛泽东几十年，手里掌握着不少“秘密武器”，某种意义上讲，他比华国锋还难对付。　　

    邓小平看得丝毫不差，汪东兴的确准备要全面反击了。他认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各种意见和主张，完全违背了会议所定的议程，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活动。他仔细地研究了叶剑英、陈云，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在会议中提出的问题，越发感觉到他们包含着极大的政治目的。　　

    叶剑英在会议上讲话时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被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凡是不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时候，就要出乱子，出问题，出野心家。”　　

    汪东兴盯着叶剑英的面孔，心里暗暗骂道：“你现在摆什么一贯正确!当初中央开会，你那一次不唱赞歌?你巴结江青、林彪时的那付神态丝毫不比别人差，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歌颂，言犹在耳，文章墨迹未干，现在倒来了个摇身一变!唉，认清一个人真难哪！”　　

    胡耀邦的发言，还是围绕着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展开的，他说：“毛主席一直强调，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这些干部，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建立新中国而立下不朽功劳的老革命，他们经过这次考验以后，对林彪、‘四人帮’更怀有刻骨的仇恨．对党的新时期总路线更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为四化建设而奋斗的最可靠的骨干和领导核心。我们要求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尽快地恢复他们的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　　

汪东兴同样明白，这批干部一旦站起来，必将壮大邓小平等人在中央的势力，随时都有取代他们的可能。　　

    在会议中讲话引起汪东兴注意的．还有胡乔木关于“多宣传工农兵，少突出宣传个人”的发言。胡乔木再三强调“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这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　　

    这些言论，汪东兴认定也是对着华国锋来的。但是，华国锋对这一系列的言论和意见，不仅没有政治家特有的敏感和应变措施，反而表现得很麻木。这使汪东兴感到十分痛心。他忍不住自言白语：“华主席呀华主席．毛主席选择你作为他的接班人，真是又一次失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业很可能会毁在你的手里啊！”　　

    汪东兴正在胡思乱想，听到华国锋在问道：“我喊了你两次了，你怎么不回答啊?”　　

    “哦，我，我刚迷糊了一下。好几天没睡安稳觉了，疲劳得很，总想打瞌睡。”汪东兴应付着说。　　

    “常委们决定十二月初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你对要讨论的议题还有什么意见吗?”　　

    华国锋是在特意征求他的意见。　　

“有话到会上再讲吧。”汪东兴打了个哈欠站起来：“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许多人都预料：十二月初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很艰难、很激烈的争吵论战．弄得不好将使中央工作会议上取得的成果都流产。而实际上．会议开得十分顺利。    　　

    会议一天时间，政治局委员们达成了一致意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薄一波、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问题，都是过去处理错了的案件，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对于康生、谢富治．中央政治局认为他们的问题很大，应当进行揭发和批判。关于地方的重大事件，中央决定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实事求是地处理。　　

    当然，这得归功于华国锋放弃了一系列他过去竭力坚持的意见。　　

    会前，邓小平、李先念和他谈话。　　

    邓小平说：“你应该看出来了，无论是标准的讨论，还是解决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大家的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而不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是为了把矛头指向你。只要你和大家团结一道工作，大家都愿意在你的领导下心悦诚服地工作，都愿意齐心协力地帮助你和完成全党重心的转变．实现新时期的目标和任务。”　　

    李先念也说：“工作会议上大家对您提了不少批坪和意见，完全是好意。这正是党内民主生活走向正常，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同志们都不希望你和其他同志对大家的批评采取对抗态度。你放心，你还是全党的英明领袖，你在全党的钮导地位通过这次会议，只会加强而不会动摇。”　　

正是他们的后一句话，对华国锋起到了作用，使他默认了他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但提出：“政治局会议讨论的问题和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必须经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讨论批准。”　　

　 　

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首先，华国锋发表讲话，华国锋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承担了责任，他说：“那时不提 ‘两个凡是’就好了”。“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他说：“今年五月十一日发表、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如今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同意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不定式得及开。……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引自《一代伟人——叶剑英》第354-255页）　　

　 　

汪东兴作了书面发言，他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以后，，我对展开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引自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一章）　　

　 　

经华国锋同意，由邓小平代表政治局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来。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吴德那双发热的眼睛凝视着邓小乎，语不失声地对纪登奎说：“这像什么体统?这又成什么体统?会议的总结本来应该由华主席作呀!他有什么资格代表政治局作总结呢?”　　

    “看来，第二个中心已经形成了。”纪登奎面不改色地说：“他就是第二个中心的头子。”　　

    “此刻，我才体会到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正确的。”吴德说：“老人家的脑子一点儿也不糊涂。他知道我们这些人斗不过他，所以老人家临终前才下决心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把他搞下台才闭眼!毛主席英明．实在是英明！”　　

    主席台上，邓小平的讲话正拨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他说得太重要了，以至不管反对的还是赞成的，都不得不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噍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　　

    陈永贵很不服气地扭动了一下屁股．小声地骂到：“什么实事求是．恢复刘邓路线就是实事求是．毛主席的政策和方针就不是实事求是，还是他那不管自猫黑猫论。”　　

    陈永贵的话．引得周围的人一阵笑声。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邓小平伸出手指在嘴唇上蘸了口水，翻过一面稿纸，继续往下念：“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汪东兴斜视了身旁的讲活人一眼，报之以讥笑的态度，或者说不屑一顾的微笑。这位刚愎自用的副主席，把自己看作是正统的毛泽东思想的卫道士．不自量力地不准人们越过雷池，在时间和地点、人员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还按老一套行事，怎能不扮演一个悲剧角色呢?　　

    邓小平的讲话又一次触到了最敏感的问题：“最近国外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劳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　　

    泪水在华国锋眼窝里转圈，不管怎么说，邓小平总算给自己留了面子，他自己这样认为：没有像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的三年多后作那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只要还能这么高地评价毛泽东，他自己觉得在良心上也安然一些。他竭力保持着一种心理平衡，把希望留待于别人或将来……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　　

    只有一个人听出邓小平的弦外音来了。他看到了下一步邓小平还要对“两个凡是”的坚持者们发动冲击，只是需要准备。他一定还要做更大的惊心动魄的事业，他将重新翻开中国的历史的新的一页……　　

这个人，就是徐向前。　　

　 　

　2008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