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人》之三

《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人》3　　

                               爱晚亭　　

三、在平反大潮前  一步一步退却　　

    (一)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从心眼里憎恶  现在他又有了推行自己主张的机会

    十届三中全会即将闭幕时，邓小平和陈云提起了陈永贵，深有感触地说：“那位农民代表是位好同志，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把他放在了国家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云开玩笑地提醒：“你可是刚站出来，小心再让别人抓住小辫子。”
    “我不怕!”邓小平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经历了这么多的政治风浪，我还是没改我的脾气，有话还得说。人为什么要长嘴，嘴巴的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说话，心里想什么，我就得说什么，我不能心口不一。”
    陈云点了点他的脑袋：“好，好，我算服你了。下一次再惨遭不测，我可不再为你摇旗呐喊了。”
    “就不会再有下次了。”邓小平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一个政治家如果接二连三地犯同一个错误，那除非他是头号傻瓜。我们可不能像陈永贵那样，只把自已的作用限制在听最高领导人话，照办最高指示上。我们的脑袋里要常想多问，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走一条新路。”
    陈云忍不住走过来，悄悄地凑到他耳边说：“看来我的眼力没错，中国现在这个摊子，非你莫属。我看，中国今后就看你的罗。”
    “不对!不对!”邓小平连连摇头，“还有你，还有大家嘛。你可不能让我再唱独角戏了，这回大家都得上!”
    经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邓小平非但没有气馁，反而更加踌躇满志，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对他自己来说，根本不可能改变他的观点和主张，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那些口号和作法，从心眼里憎恶。头一次站出来重新工作，他就意识到这一点了。那时，毛泽东还健在，他不可能放开手脚地实现他的蓝图。现在，他再次有了推行自己主张的机会，他懂得该怎么办了。

    会议刚结束，他就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谋长的身份，召集党、政、军各方面的有关人员分别听取汇报，调阅材料和文件，了解一下情况，研究中央和地方目前存在着的问题，探讨解决的方法。他在关心那些尚未完全解放的老干部的同时，也注意发挥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的作用，培养自己信任的接班人；在抓揭批所谓“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同时，也观察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那批干部的表现。他常常不露声色地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发表旨在彻底纠正他称之为“极左错误”的各种政治倾向的言论。极重难返，真是极重难返啊！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有一种紧迫感和艰难的惆怅情绪。他不由得对自己叹息：失去的太多了，太多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许得奋斗十几年，不，得几十年才能赶上去。
    邓小平毫不掩饰地对人说：“我们的建设步伐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已经远远的落后了。解放十七年来，无论是教育战线还是科研战线，或者其他各条战线，毛主席为代表的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我主张在搞我们自己通用教材的同时，引进外国教材。要恢复招收研究生，增派出国留学生，聘请外国专家来讲学。还要恢复考试、留级、开除制度。总之，各条战线上的根本任务就是拨乱反正。”
    邓小平的这些言论和行动，首先在中央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不同反响。“邓小平一上台就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难道不是右倾翻案?揭批‘四人帮’可不能揭到毛主席头上啊!得提醒提醒他，不要再犯历史性的错误。”
    “我早就说过此人不可靠嘛，你看怎么样?刚站出来就又翘尾巴了。”
    “毛主席试验地用了他两次都不行，我们怎么能控制得了他，我看还得把他撤下去!”
    “邓小平丝毫没吸取教训，还是他那老一套!看来，毛主席没有看错他。”
聚积在一些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心中的不满情绪一泄无遗。

   (二)邓小平策划组阁除华，叶剑英劝邓妥协求存
    　　

会议似乎刚开始，叶剑英正在发表讲话：“小平同志提议，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选举四位副主席，主张老同志多一些，这样也算传帮带嘛。”
    “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也应有。”华国锋急忙打断叶剑英的话说：“比如汪东兴、吴德两位同志都应考虑。”
    邓小平身子往后一仰道：“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大功，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担任党的副主席是众望所归，没有问题。但吴德同志嘛，党内外群众都对他有不少议论呀。”
    聂荣臻板直身才开了口：“从党的过渡时期的大局出发，我认为中央副主席的人选最好是由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担任比较稳妥。我提议，让先念同志担任比较合适。至于东兴同志担任副主席，我没有什么意见，完全同意华主席和小平同志的看法。至于吴德同志，或者还有其他领导，既然党内外有不同的议论，那就往后放一放吧。反正他们还年轻，等条件成熟了再增选也不迟。”
叶剑英指着耿飚问：“你的看法呢？”
    耿飚说；“我同意小平和聂帅的意见，凡是大家有争论的问题都可以往后放一放，这样不至于引起党内的新的风波。”
    “是啊!我们党可是再也经不起什么路线斗争的折腾了。”李先念说：“至于我担任不担任中央副主席，关系都不大。我倒是主张我们的年轻同志多上一些。考虑到华主席一下子担负这么重的历史使命，我也愿意给华主席当几年助手，协助他完成历史时期的转变。”
    徐向前点点头：“先念同志担任中央副主席比其他同志更合适一些。我看就让他干吧。”
    叶剑英把目光转向华国锋，似乎征询他的意见，又像在请他作出裁决。
    华国锋已经没有了主意，伤起了脑筋，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这个中央主席的权威还远远地不能和毛泽东相比，像这样下去，而且总有一天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此时此刻，自己采取简单地坚持已见的态度是不行的，只有耐心地等待。这里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反正自己具有年龄和地位上的优势，再和他们熬几年也拖得起。毕竟叶剑英已经八十岁，邓小平也七十多了，他们的时间总归是有限的。想到这，他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低沉地说：“我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就按大家的看法决定吧。”。
    邓小平的嘴角，闪出一丝极不易察觉的微笑，和叶剑英、李先念交换了一下目光后，继续说：“十一届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我认为应从稳定大局的利益出发，不宜大动，或者是基本上不动。考虑到粉碎‘四人帮’后的空缺，我提议增补余秋里、张廷发、耿飚、聂荣臻、徐向前、彭冲同志进政治局。陈慕华和赵紫阳同志可以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政治局。”
    华国锋一怔，这才感觉到邓小平对下一步中央各机构的组成人选，早已有了深思熟虑的准备。
    华国锋暗暗想道，邓小平如此迫不及待地提名增补政治局成员，不是要树立和培植自己的势力吗?
    汪东兴似乎看出了华国锋的意思，他让工作人员把十一大政治报告的草稿送来，对与会者说：“人事安排先往后推一推吧，大家审议一下华主席的政治报告初稿，如果没有意见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
    汪东兴的提议，使华国锋大为满意。华国锋打开报告，有声有色地念了起来。

    此时此刻，华国锋念这段话，使邓小平听了很不舒服，这分明是在借机警告自己嘛。他很敏感，但他并没有发作，因为从党章上讲，华国锋这样做也并没有错误。何况他字字句句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加以发挥，尽管他发挥得很蹩脚，而且从实质上完全不能自圆其说，近乎一味地诡辩!
    因为邓小平认为从根本上讲，毛泽东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至于党内走资派一说，完全是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而编出的词儿，根本无需多加驳斥。华国锋从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出发，想同江青、张春桥等人划清界线，又不敢从实质上触动毛泽东理论的错误。所以只好牵强附会地罗织自己的一套解释。他知道，华国锋的说法是很难说服真正知情懂行的人的。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硬着头皮这么干。
    这些话，邓小平咋咋觉得刺耳！
    他隐隐感到，有这样一个口口声声讲“阶级斗争’’、讲“继续革命”的人作党的领袖，他迟早免不了再遭被戴上“走资派”帽子挨整的厄运。而且，他和这类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权力高位的政治领袖决没有共同的语言。他忍受不了这种指桑骂槐的手法，尤其是在毛泽东已经作古的今天!_
    会一散，他就命令司机把车跟着叶剑英的轿车，直驶他的住地。
    “噢，你一直追踪到我家里了，还不想睡觉吗？”叶剑英似乎早估计到他会来。
    “华国锋这个人将来一定得下去，他继续呆在中央主席的位置上，对我们、对中国的今后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邓小平把闷在肚子里的话一下子迸发出来了。叶剑英坐下来，陷入沉思。他让工怍人员给他和邓小平每人斟来一杯酒后，挥挥手让他们都退出去。
    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任何政治家要是没有时刻警惕危险的第六神经的话，是很难整垮对手而保持自己稳步上升的。邓小平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他的话一定事出有因。所以自己一贯重视他的任何意见。
    “小平同志，你还是再忍一段吧。”
    叶剑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和他们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养精蓄锐，现在应该有个妥协求存的时期。华国锋肯定对我们的许多意见和主张也是心怀不满的，但他无可奈何。当前的形势不允许任何人轻举妄动。耐心等待机会吧。”
    到底是高参出身，三言两语就会打动人，邓小平高兴地端起酒来一饮而尽：“我听你的！”
    “你比我强哟。你不看我们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一发表，全世界都让你轰动了。各国的预言家们预言，未来的中国将掀开一页邓小平时代。”
    “那都是言过其实的吹牛，外国人说话从来没谱。”邓小平说。
    夜晚的凉风吹拂去身上的热汗，给他一种新鲜的感觉，也带走了一些掺着香槟的酒气。经过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他需要清醒一下头脑，考虑考虑问题。现在，他已经不恼火了。不管是谁在搞什么行动，想把他邓小平踢在一边，是绝对不可能了。他在中国折腾了这么多年，自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势力范围。除了他最敬畏的毛泽东，他敢说，没有人再能比得上他了!

    (三)华国锋陷入幻想，邓小平对症下药

    “马上就要召开十一大了，看来有些人事安排不尽人意啊!”
    “华主席，你要注意一条，千万不能大权旁落。这次政治局人选，本应该由你组阁。”
    “我和剑英、小平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说这是党内不是政府。党内的选举应充分民主，我想了想，觉得他们提的也对。但是，我总觉的，现在倒是邓小于想组阁了。许多人选，都是他说了算。”华国锋说。
    汪东兴冷笑了几下。是的，他很尊重华国锋，不过对他的能力素质却产生了大大的怀疑。他曾几次暗示华国锋，无论如何不要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让步，即使让他站出来也不能允许他官复原职。如果华国锋不听，那么，他肯定要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现在，华国锋已经隐隐感到了威胁，但还没有到非采取措施不可的地步，也就是说，他还陷入幻想之中。
    “不管怎么说，我们要保证党的十一大圆满成功。我的政治报告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内抓纲治国的任务，只要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我看我们是不会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的。”
    汪东兴想了想，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永贵、登奎和吴德等同志也对我说：现在国外的新闻媒介已经预言我们要离开毛主席的航线了。吴桂贤说得更明确：让邓小平恢复所有职务，就意味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盘否定。”
    “她懂个屁！”华国锋扔下茶杯站起来：“她不在政治斗争的圈内，站着说话不腰疼，让她到这个位置上试一试，说不定连祖宗也要卖掉呢！”
    “不过，华主席，你也要冷静地面对现实，你知道邓小平他们又在干什么呢?”
    华国锋停下脚步，让自己的思路又回到当前的问题上来。凭心而说，汪东兴是对的。由于这些人都告诫过自己要警惕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而事实确实证明他们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可以隐隐感觉到，正是邓小平本人正在和一些老干部进行一些活动，而且是在他鼻子底下进行的，然而却巧妙地回避着自己。他也似乎感到了危险。但和他们在一起，这种危险的感觉又顿时消失得干干净净。尽管自己没有抓住他们的什么把柄，但自己应该搞清楚他们究竟在干什么，要小心，要十分小心！
    按照陈云的意见，这次代表大会完全可以不必提前召开，如果推迟几年召开，更可以使会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把他的想法向叶剑英提出后，叶剑英耸了耸膀子，摊开手说：“不开不行啊！有人急着登基，想名正言顺地当几年主席，不开怎么能行呢？”
    昨天开完会后，乌兰夫和李井泉不约而同地到了邓小平家里，话题自然集中到了华国锋身上。
    乌兰夫说：“如果让华国锋还用老办法统治下去，我们国家可是要一代不如一代了。他没有毛泽东那本事，我看毛泽东那一套只有毛泽东自己能用，换了任何人都要垮台。”
    邓小平：“人家是主张两个‘凡是’哟。现在他抱的就是那个法宝，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是‘走资派’。加上全党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还不高，连‘实事求是’这四个字都没有真正弄懂，所以拨乱反正难啊！”
    李井泉也说：“现在就看小平同志的了。如果你扭转不过这个乾坤，谁也没办法了，起码我们这一代人是不行喽。”
    “你们是想激我，是不是？”
    “自古道，劝将不如激将嘛。何况你不是将，是帅．是我们真正的老帅！”
    乌兰夫摇摇头说：“党的十一大开的太早了，完全可以往后推一推嘛。这么急促地开会究竟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呢？”
    邓小平说：“早点开也好；可以让有些人稳稳心，也可以给我们腾出一定的时间来，好好研究一下如何根治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后遗症，以便对症下药嘛。”

    (四)陈胡赵为六十一人平反  邓小平要放精神原子弹

    陈云听完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意见后，沉思良久，才缓缓地说：“这个提得及时，我也认为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现在许多受迫害的冤主开始告状，反映问题，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比如薄一波同志，他来了两次，也找了小平同志，要求中央重新审查他们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一案的问题。紫阳同志，你对这事了解吗？”
    “我不清楚，我还是看的过去中央发的文件。现在他们写的申诉没看过。”
陈云点了点头，继续缓慢地说：“那是一九三六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
    “就是所谓写‘反共启事’吗?”赵紫阳脱口而问。
    “是的。对此，中共中央早有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陈云说：“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为篡党夺权的需要，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将薄一波他们定为‘叛徒集团’。我看这个案子定的就是错误的，起码应该平反。”
    胡耀邦问：“陈老那时就在中央部门工作，是不是可以作证？”
    “当然可以作证。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中曾经指出过，我记得是第三条规定：‘凡是狱中表现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是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根据中央这个文件，薄一波他们当然没错误哪！”
    看来，赵紫阳很关心这个问题，他饶有兴趣地继续追问：“你那时是中央组织部长吗?”
    陈云说：“我那时还不是。我在延安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才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我当时还不知道中央组织部有这么一个七月七日的文件。后来审查干部中遇到了问题，在一九四一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以恢复党籍的决定。”
    讲至这里，胡耀邦插话道：“陈老指的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吧?这个文件我看过。暂行办法的第二条规定；‘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恢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中央是有这么个文件”。
    陈云点点头：“是这个东西，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中央曾经批准了这个决定。所以，我认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也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一九四一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
    “完全应该。”胡耀邦说，“这里面涉及到许多同志的政治生命啊！”
    “平反这类冤案是件很得人心的事。”陈云继续说：“我们现也正需一大批拨乱反正的干部，如果能把薄一波这类老同志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不是一下子出来许多好干部吗?此外，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也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的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我看你们也应该建议中央解决这类问题。这对党内党外都是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你们应该作这些好事。”
    “我们来找您，就是想请您指导指导我们，以便把下步拨乱反正工作搞好。”胡耀邦很谦虚地说。
    陈云站起来，打了个手势：“这类事，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明问题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简直是胡闹！简直是利用党内民主为叛徒、特务翻案!”陈永贵气呼呼地走进华国锋的办公室，把有人给他转来的两期简报甩在了桌上。那两期简报上刊登了关于解放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为薄一波平反的内容。“你看看，现在有人就是要钻空子搞名堂。”
    “不要着急，我们顶住就是了，发什么火。”华国锋冲他笑了笑，安慰道。
    其实，这类材料和意见，他早就知道了。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他特意加上了毛主席在强调同走资派斗争的必要性的同时，明确指出在我们党的干部中走资派只是一小撮。早在一九六七年毛主席说过：“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这段话，本身就是表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陈永贵显得有些急燥：“我看，我们党内就是有少数人想翻毛主席定的案，这样下去我们就会丢掉了毛主席的旗帜。”
    “你放心，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毛主席!他们的阴谋得逞不了。只要我们坚决顶住，这些事情都很好解决。”
    陈永贵说：“我们坚持听你的号令，只要你下令，我们就开炮，和他们斗。”
    华国锋心平气和地说：“永贵同志，在这类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要沉得住气，不要动不动就喊斗争嘛。现在以安全团结为好，争取用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解决这类争论嘛。昨天，小平同志也和我谈到了彭真的问题，他想在十一大上放几颗原子弹，精神原子弹。这就是把彭真、杨尚昆、薄一波这些人选为中央委员。我反过来问他：‘这样好吗?现在国际上的反动派到处宣传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我们自己不注意影响，不正给敌人的宣传制造了口舌吗?’我这么一讲，他也不吭声了。这说明只要我们充分地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相信还是能够很好的统一全党的思想。你在需要有耐心。”

    各代表团分别讨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时，还是发生激烈的争论。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得声名狼藉的一些人依然抱有成见，认为让他们站出来就不错了，坚决不愿意选他们作为中央委员。为此，大会主席团开会做了工作，保证了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的选举中得以当选。
    但是，还有许多代表拒不投邓小平、乌兰夫、罗瑞卿、李井泉等人的票。只是他们的投票无损大局，不起多大作用罢了。
    但这件事还是深深地教育了一批人。
    邓小平对叶剑英说：“看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还是一场长期的战斗，他们的帮派体系还远远没有肃清，还得继续下很大的气力。”

    (五)邓小平为陶铸平反  华国锋怕大权旁落

    政治局会议临散时，邓小平把一个大信袋从皮包里掏出来递给华国锋，说:“这份材料请你能抽空看一看，在适当的会议上我们可以议一议。”
    “什么材料?”华国锋有些迟疑地问。
    “是关于陶铸的申诉。”
    “陶铸不早已死的很久了吗？”
    “是他的老伴曾志和女儿亲自交给我的，这对孤儿寡母，处境也很困难，找上门来我也不能说不管啊！”
    华国锋冷冷地把材料又退给邓小平说；“陶铸的案子我稍微了解一些，很复杂哪。你有兴趣你先看一看吧。他陶铸怎么能平反呢?他一开了头，许多人的问题都得一风吹。”
    “该吹的都要吹嘛。”邓小平把那个信袋重新递到华国锋手里。加重语气说：“人家向中央申诉案情，是相信党中央能够为受冤的人作主，我们总不能有负大家的心呀!陶铸该不该平反，你先看看材料再说嘛。如果申诉的没道理，拒绝就是了。连材料都不看，怎么就可以说人家不能平反呢?”
    华国锋觉得有些不妥当，就把材料接过来，换了一种口气，悄声说：“小平同志，有句话我不得不提醒你了，今后我们处理一些重大事件不得不考虑影响。你应该知道，陶铸同志的案子不仅毛主席过问过，总理、康生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过批示。我劝你了解了解这类敏感的案子，弄得不好，会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我没你考虑那么多！”邓小平说：“你也知道，过去‘四人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干了不少坏事。在许多案件上他们都搞了鬼名堂，毛主席、周总理也有上当的时候嘛。我们考虑问题，首先要从事实出发，不能仅从谁指示、谁过问过某一件事出发。我认为，只要是真正弄错了的，不管谁批示的、谁处理的，都应该平反，都应该纠正。这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就是毛泽东同志健在，当他发现自己办错了事的话，也会站出来亲自纠正的。”
    华国锋有些不耐烦地说：“好，这类事情先放一放，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议好不好?我先看看材料，考虑考虑，和一些同志们研究研究再说吧。”
    邓小平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也好，请华主席考虑考虑再决定吧。”

    汪东兴问：“最近，小平同志调整北京部队部分师以上的干部，不知你知道吗？”
    华国锋的目光转向了陈锡联，对这一类的问题，他是很少对下面回答的。
    陈锡联就军队干部调整的情况作了汇报，说：“许多命令是以军委的名义直接任命或任免的，我们也不知道，感到很突然。现在，军区的一些干部人心惶惶，都不太安心工作了。”
    华国锋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问道：“按常规这些干部的任免是怎么进行的？”
“按常规是由军区党委打报告，军委批准后方可宣布。现在有些情况显然是向我们搞了突然袭击。”
    汪东兴插话：“这同样是不正常的。这几个月来，出现了一连串不正常的事。小平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常常不和政治局同志通气，擅自以个人名义发表讲话和指示，弄得同志们措手不及。”
    “你们向叶剑英同志汇报过吗?”
    “没有。”陈锡联说：“我们认为像这样的问题，他们应当请示你。凡是军队军以上的干部的调整，过去都要由毛主席点头才算数。否则，主席知道了要批评的。”
    华国锋把手中的红蓝铅笔插回到笔筒中，站起来踱了几步，转身问汪东兴：“你说像这类事该怎么办？”
    汪东兴说；“宣布无效。有些人显然是没把你放在眼里，刚上台就对你搞封锁。此风无论如何不能长，否则发展下去不得了!”
    华国锋想了想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刚刚通知，公布了中央军委的组成名单。如果这事是叶、邓、刘、徐、聂五位副主席研究过的，那事情还真不好办呢！”
    汪东兴说：“我早就想说一句话，一直觉得不便说，怕引起人们的误会。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人选没有我们自己的得力人是个疏忽。”
    华国锋紧抿着嘴唇，看了陈锡联一眼，没有答腔。
     陈锡联说：“九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聂荣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抓学风，首先要治党，要花大气力，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我认为这就是造舆论。还有徐向前九月十九日发表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其中说：我们决不能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华主席，你说此时讲这类话合适吗?”
    汪东兴提醒道：“我一直担心你会大权旁落，这种担心越来越大。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提出来，否则就拿你当傻瓜欺辱。”
    华国锋沉不住气了，当着他们的面马上要通了叶剑英的电话：“我是华国锋，请让叶帅和我直接通话。”
    停了很长时间，才传来叶剑英的声音：“哦，是华主席，你好吗?”
    “最近北京部队军以上干部有调整吗？”华国锋一反往常的恭顺，直截了当地问道。
    又停了片刻，叶剑英才说：“是有些调整，几位副主席碰了头，对部分参与帮派体系的人调整工作。”
    “为什么不和我研究呀?这是重大原则问题，牵扯军以上干部的调动，应当报告我嘛。”
    “请华主席不要误会。决定刚刚作出，怕出现意外才没有及时报告你。”叶剑英打着哈哈说：“这事要怪就怪我好了。我考虑到军队的特殊性，所以疏忽了一些组织原则。我们碰头时，小平还特意提议请你来一趟，考虑到你日理万机，又是我挡驾了。如果有什么不合适的事，我承担责任好了。”
    “那到不必。”这样一来，华国锋反而不好说什么了。他放缓语气说：“今后我们还是多通气好，不然会造成误会的。”
    “是的，这容易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电话里传来叶剑英浓厚的广东音，陈锡联和汪东兴很清楚地听见了这句话，交换了一下目光，非常可笑地摇了摇头。
    华国锋慢慢地放下了电话。

    (六)邓小平急着为彭真平反  华国锋答应只能慢慢来

    会议结束，汪东兴把胡耀邦叫到自己身旁，拉长声调问：“前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是你们党校写的吧？”
    “是我们党校的人写的。”
    “你看过吗?”
    “不但看过，正是我让他们写的。”
    “文章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不出来。”
    汪东兴说：“现在有一种倾向要注意，有的人借着批判‘四人帮’，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这是全党不允许的事。比如你们在那篇文章里，不断地强调什么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不能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这不是暗指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迫害吗？”
    “汪东兴同志，我们写这篇文章决没有那种意思。”胡耀邦郑重地说：“文章的题目就点的很清楚，文章的内容也完全是在揭批‘四人帮’的。如果不同意我的解释，可以把文章拿到会议上，让大家共同鉴别一下。”
    汪东兴连忙摆手：“那倒没有必要。我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来告诫你们一下，今后要注意这种倾向，不要造成歧义。”
    华国锋也说：“东兴同志提醒你们，也是好意。你不必记在心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他们正说着，邓小平走到华国锋跟前，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让你来见一个人。”
    华国锋问道：“谁？”
    “你见了就知道了。”
    华国锋跟着邓小平走到了一间房里，只见桌子旁坐着一个老人，高高的个子，稀疏的头发，额头上稍微有些谢顶。他一见华国锋，急忙站起身、伸出手来，长长的脸上露出笑容，狭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华主席，我们都是山西老乡啊！不认识了吧?”
    噢，是彭真！虽然华国锋和他并没有共过事，也很少和他接触过，但还是从过去的影片和照片的记忆之中的印象里认出了他。他显然苍老得多了，说起话来总是侧着一个耳朵，好像另一只耳朵不那么好使似的。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脸上有灰白胡子还没刮净，似乎刚从一个地方匆匆忙忙赶到了这里。尽管此时此刻华国锋并不想见他，更不想和他谈什么，但现在显然是没法脱身了。
    “彭真同志，这一段还好吗？”
    “我身体没什问题，早就恢复过来了。”彭真看出华国锋想溜，但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见着他，岂能轻易让他离去呢?就单刃直入地问：“华主席，我给你的信和申诉材料你都看到了吧?如果没有，我可以再给你一份。”
    华国锋不好再推辞，就说：“你的信和材料我都看过了、彭真同志你应该吸取教训啊!要从自己犯错误的教训中总结经验，这样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党和人民对你的批判。”
    彭真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用稍微发哑的嗓音说：“我承认自己有错误。但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更没有反对过党中央的决定。我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完全是出于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进行打击报复，欺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造成的。我和林彪、江青斗争很早了，他们一直存心要整我。”
    “不要说了！”华国锋表现出了不耐烦：“你的情况中央也基本了解。毛主席、周总理、康老等中央负责人都表过态嘛。我们也不好推翻毛主席的决定呀!”
“可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整我确实整错了，总不能让我背黑锅，去见马克思吧?”
    “你的问题不能一概否定，有整错的，也有整对的。我们需要冷静地、认真地、科学地、全面地、历史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希望中央对我的案子重新给予复查，然后给我个实事求是的结论。”
    “这你不能着急，中央的事情很多，并不是你一件事嘛。你要耐心地等待。”
    “还等待多久?”
    “起码还得几年。”
    彭真急了：“好我的华主席！我还有几个几年呀?当年闹革命，我坐了国民党八年牢房。好不容易赢得了全国的解放，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坐了共产党的几年牢房，总不能让我再等八年吧？”说到这里，彭真的声音哽哑了，眼泪在眼框里转着。
    邓小平在旁边插话道：“华主席，彭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是江青，张春桥陷害了，他所做妁一切，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过的。”
    “对彭真同志的遭遇我也只能同情，但全党都知道：毛主席对彭真同志的错误写了大量的批示和文章，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我们都知道。”华国锋说：“如果给彭真同志彻底平反，那岂不是说毛主席全部错了吗?那样一来全国，不，全世界都会引起轰动，我们党就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重大的损失。”
    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我认为恰恰相反。公开地纠正我们党犯的错误。不仅不会对党造成损失，而只会提高党的威望，会更加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彭真也说：“错误对任何人、任何政党来说，都是难免的，只要正确对待错误，就能吸取教训。华主席，我希望你对我的要求再好好考虑。”
    华国锋摊开两手，为难地说：“我再考虑，也不能推翻毛主席的结论呀!，我华国锋没那个胆子，也没有那个能力。”
    邓小平也加重了声音：“我们考虑问题出发点是看谁掌握真理，而不是看谁说的。”
    “毛主席的话，就是检验一切是非的标准。”
    邓小平哈哈大笑的摇着头说：“华主席这样说就显然带有片面性了。”
    “一点也不片面。”华国锋说：“你说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实践。”邓小平大声说：“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毛主席一再说‘只能’，‘才是’，这就明确地说明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
    “小平同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也需要不断发展。我们不能拿过去是正确的东西硬套现在，凡是事情都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好，好，我们不争论了。”华国锋伸出手腕看看表，急忙来一个急转弯。“我们理论上的事情可以再探讨。彭真同志的问题也可以再研究。但今天不能决定任何事情，我们还应该听听多数同志的意见。反正事情不急，还是慢慢来吧！”

    (七)杨尚昆要求平反不能拖得太久  汪东兴答应纠正反正越来越快

    十几分钟以后，杨尚昆来了。
    除了显得有些苍老，头发灰白外，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副无拘无束、大大咧咧的样子，一屁股坐下后就天南地北地扯起来。凡是汪东兴的提问，杨尚昆的回答都是很简单。他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和遭遇叙述一遍后，愤愤不平地说：“我长期软禁在山西临汾，受了不少的冤枉气。毛主席逝世，我连追悼的自由都没有，有更甚者，某些王八蛋竟然克扣我的供应，真是丧尽天良!”。
    发了半天牢骚，汪东兴还没来得及安慰，杨尚昆便主动进攻了：“东兴同志啊，你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已经跨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不为自己的老战友们办点实事可不成！”
    “能办的一定办。”
    “这是官话！”杨尚昆不高兴地说：“对你来说，就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关键是想办不想办。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功高昭著的老革命家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惨遭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今许多人的全家还不能团圆。你给他们平反昭雪，是一件得人心、积阴德的大好事，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去啊!”
    “杨主任，有些情况你也许不了解，这也难怪，不在其位，不知其难啊！”
    “究竟有什么困难?”
    “我们办什么事，首先要从维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出发。毛主席亲自批准和处理的一些案子，你叫我们怎么纠正?难道我们比毛主席还聪明?还伟大?还正确？”
    “这是什么话！”杨尚昆气呼呼地说：“维护毛主席，是要维护毛主席正确的东西。如果维护毛主席的错误和缺点，那不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那恰恰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话好说，但真正行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杨主任，你要处于我这个地位，也一样不好办。”
    “那不一定。我们处理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比如我的处理，现在已经证明，哪一条事实也站不住脚嘛!”杨尚昆拍着胸脯站起来：“就拿给我定的罪名来说吧，说我‘和罗瑞卿的关系极不正常’，罗瑞卿不是就平反站出来了吗？罗瑞卿是受林彪直接迫害的。连毛主席都对罗瑞卿说‘委屈你了’。为什么我这个受牵连者还得不到昭雪?至于说我‘背着中央搞窃听器’，至今他们拿不出一点根据来嘛。我按规定给毛主席的讲话录音，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怎么能说我是‘大搞特务活动’呢?说我‘把大量机密文件提供别人抄录’，这也是栽脏陷害。过去抄录文件、翻阅档案，都有明确的纪律和规定。只要有中央常委批准或书记处的决定，我就没有权力阻挡和制止。现在，这些内情都真相大白了!是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些人为了篡党夺权故意陷害我嘛。毛主席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批准了他们的活动，现在查清后就应该彻底纠正了。为什么明知是错误还要紧紧捂住盖子不放呢?”杨尚昆越说越激动，不时地站起来，在屋子中央转圈子。
    汪东兴显然也坐不住了，他不住地说：“杨主任，你不要激动，你慢慢地说。你过去的情况我并不了解，也没有办过你的专案。经你这么一来，我才明白了些。这些事情都好商量嘛。”
    “不光是我的事嘛。”杨尚昆说：“还有其他人的案子，只要是错误的，都应该纠正嘛。比如彭真，不就是制定了一个《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吗?他忠心耿耿干了一辈子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是满腔热枕地想搞点明堂来，就是因为一些具体的细节和提法上与江青、张春桥有分歧，就硬要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天理难容啊！说心里话，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来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一个是反对毛主席的?没有一个。”
    “杨主任!”汪东兴站起来，把杨尚昆按在旁边的沙发里，悄声说：“你就谈你的问题好了，别人的事情你又不了解，各人有各人的账，你能替他们说清楚吗?”
    “你呀，还是老脾气!”汪东兴说：“你的问题，我想办法帮你解决。但是其他人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掺合进去。那样会把问题搞复杂的。说老实话，像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案子太多了。我了解，所有文化大革命中当成敌我矛盾的案子，几乎所有的当事人都喊冤，上上下下都在上访、申诉、你能管得过来吗?就算管得过来，你说党中央能管吗?如果把他们都平了反，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成果?怎么能看得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
    “我看不要从抽象的概念和定义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吧。”杨尚昆说：“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纠正。不能顾及什么领导人的面子，也不能为了什么理论上的正确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是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我们总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吧!”
    “好了，好了，我的老首长，我给你办你的事还不成吗?不过，这要一定的时间，你可不能太着急。”
    “也不能拖得太久，我可是等了好多年了。”
    “反正越来越快吧！你也不想想，粉粹‘四人帮’才几年哪。”汪东兴开几句玩笑，最后拉着杨尚昆的手说：“今天我们一块吃饭，得好好喝两杯。”
    “我看应该，早该喝你的酒了。当了副主席还没请客呢!”杨尚昆打着趣说：“不过，我头上还戴‘反党分子’的帽子呢，也许还没资格和你坐在一个板凳上吧。”
    汪东兴轻轻捶了他一拳，嗔怪地说；“老首长别瞎说八道!你再要胡说，我可非要罚你两大碗，还记得在延安吗?”

    (八)邓小平紧追平反进度  华国锋满打如意算盘

    对于越来越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挨整的干部、群众要求复查冤、假、错案的呼声，华国锋却表现得极其冷淡。对原中央那些挨批被打成“反党集团”或“修正主义分子”的高级干部，他一再指示：“要慎重对待，决不能助长右倾翻案的邪风。对于有损毛主席威望，企图吹掉毛主席这面旗帜的阴谋，必须揭露。”
    但是，究竟什么是“右倾翻案”?什么是“有损毛主席威望的”“砍旗阴谋”?他自己也说不清，也不敢说。
    十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文章显然是针对着华国锋代表的那些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来的，文章十分尖锐的说：“毛主席一再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因此绝不能因为是‘前任首长批的’，为了维护‘前任首长’的威信，明明是错案，也不下决心纠正。这种做法不是无产阶级的做法。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
    汪东兴看了这篇文章，立即打电话追问人民日报：“你们发表这文章请示中央了没有?你们口口声声指的那位‘前任首长’是谁?这分明是暗指毛主席。”
    他朝他们发了一通火后立即去找华国锋汇报。
    华国锋一字一句地看完那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后，并没有像汪东兴那样把它看得特别严重。他说；“从基层的情况来看，许多干部政策不落实的问题的确很普遍，有些案子很明显的是冤案。比如，有个干部在天天读的时间里念错了一个名字，把‘刘少奇’念成‘毛主席’，于是便打成反革命。像这类案子就应该平反嘛。”
    “我想的不是基层，而是上层。”汪东兴说，“现在连黄克诚，洪学智这类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都在要求平反，党内生活出现了非常不正常的气氛。”
    “可这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文章没有提到呀!”
    “他们在含沙射影。”
    “东兴同志，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怀疑办事，有许多冤、假、错案不正是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而成的吗？”
    汪东兴不吱声了。他没想到新任党中央主席对这很敏感的事情采取了很迟钝的处理态度。他心中多少有数，但有些话又显然不能说了出来，他的紧张心理越来越重。他还像往常那样按部就班在工作，丝毫不表现出已经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的样子，以便掌握真凭实据送给华国锋。他注意来自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校的材料及报告，尽量避免和胡耀邦直接见面。但他一定要阅读胡耀邦所送出的那些文件，特别是“理论动态”。
    每阅读有些被打倒的那些干部的申诉时，他都打心眼里佩服他们那种巧妙的回避和写材料时的用词。每当提到毛泽东、周恩来及当时的中央的指示时，都用简单的代词一笔而过，重点渲染林彪、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作用，用词造句维妙维肖。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要不是他非常熟悉内情，也一定会造成错觉，以为他们都是受那些人的迫害的。
    更为笑的是，就连地方上的那些根本不值一提的人物，也在申诉材料里口口声声说是“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好象“四人帮”有多大能耐似的。其实，他一看就知道有些完全是无理取闹，是想乘落实干部政策之机翻案。
    汪东兴把他认为重要和有代表性的文件、材料，都标上“机密”、“绝密”的字样，可以存档，以便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作为炮弹使用。对一些收到申诉的案子，他也指示有关人员将专案材料调来，把有关领导人的指示内容抄给他一份。以便采取对策。
    邓小平又摆出一副平时对下面的既威严又和蔼的样子对吴德说：“听说北京市委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抓得很不紧啊，你们要加快步伐啊，许多老干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耽误几年他们还能工作吗?”
    “复查是件很为难的事。过去定案搞了不少证据，现在推翻也得证据，总不能一风吹啊!”吴德没好气地说：“许多案子又不是我定的。”
    “不管是谁定的，错了就统统推翻嘛。”邓小平说。
    “现在的标准很难定。究竟哪些属于正确的，哪些属于错误的，中央应该制定统一的标准。否则，底下的同志很不好掌握，这也是落实干部政策缓慢的一个原因。”
    “关键是你们主观上有问题，‘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邓小平批评起人来，一向是很尖锐的：“拿出你们当年整群众的那个劲头来，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早完成了。”
    “我没有整过群众。”
    “你没有?不要推得那么干净。”邓小平说：“天安门事件你们抓了那么多人，难道不是整群众吗?”
    “那不是我的责任，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事。”吴德看了华国锋一眼，见他脸色通红，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就马上改口说，“许多历史性的决定，不能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何况中央至今并没有给天安门事件重新作结论，你让我纠正什么?”
    “好了，你看着办吧！只要你们觉得能向群众交了账，你们就照你们的样子干。”邓小平指指华国锋说：“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一再强调要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把一大批干部尽快解放出来，这关系到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的问题。全国都在看北京，因为它是首都，可你们还是步伐缓慢，这不要拖全国的后腿吗?”
    邓小平说完这话，夹起皮包拂袖而去。
    吴德觉得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他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望着华国锋，不知道邓小平的火气从何处而来。华国锋好长时间也没说话，看样子，华国锋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他。而他呢，心里很纳闷，不知道华国锋脑子里是怎么想?据他所知，华国锋是不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的。
    “华主席，现在的工作不好办了。拨乱反正，弄得有些正确的东西也被反掉了。”
    “不，正确的要坚持。”
    “现在，他们就是要借否定‘四人帮’来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天安门事件的人都快放光了，现在又一定要逼着中央承认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吴德大声说：“你认为他们这样做对吗？”
    “不，不，这一点不能答应。”华国锋连忙说，“即使我们党给事件的绝大部分人平了反，但难道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层层把关、审查的案子都错了吗?我就不信！我看，我们是难胜任干这类事了。干脆，中央专门组织一个班子干这件事，谁对这事有兴趣谁干，谁干谁负责。”华国锋完全理解吴德的心情，也很体谅他的难处。特别是吴德从皮包里拿出材料，详细汇报了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批转过来的几个案子的复查情况后，也觉得这样下去引起的后遗症太大了。
    “你看看，这些人的定案经过了群众的讨论、审查，又经过三结合班子层层批准，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签了字，你让我把案子推翻，将来找我算账，我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吴德把文件包放在桌上，大声说：“现在，我是坚决昕你华主席的命令，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至于其他人，我也不怕得罪他们，反正得罪也不是一天半天了。我就是怎么改善关系，也不见得能有多少效果，你说是不是？”
    华国锋叹了口气，没有正面回答他。
    吴德说；“一句话，像现在这样的干法，我是越来越难以胜任了。如果允许，还是请华主席给我调换了地方吧。”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不能违心地让别人牵着我的鼻子走啊。”
    “要顾全大局。”华国锋说：“要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党内也几次处于孤立挨整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他的战斗岗位，而是耐心地等待，苦口婆心地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纪律，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使我们的意见被否决了，也要服从纪律。我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
    吴德想了想说：“有些话我不能不说了。我觉得邓小平同志这次重新工作。是要下决心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不可能吧。”华国锋还迟疑地说。
    “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吴德说，“今年九月九日，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开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时，有同志听见邓小平说：‘修毛主席纪念堂完全是劳民伤财，这玩笑总有一天会像斯大林那样，被拖出去火化掉的。’你说此人怎样？”
    “消息可靠？”
    “完全可靠。”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华国锋霎时红了脸，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暴怒地在办公室里踱开了步。但这仅仅是几分钟的事。很快，他的神情就恢复了常态，刚才的怒气便消了下去。
    “我看总有一天，历史会证明；我们让邓小平站出来，恢复他的职务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吴德说：“这等于放虎归山啊！”
    “话不能这么说。”华国锋走到吴德跟前，摆出一付宽宏大度者的样子，搂着他的肩说：“我知道你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心耿耿。但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要学会灵活应变嘛!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老人家不是几次提议党内应该有几个反对派吗？我们权且当他是我们党内右的代表就是了。”
   “你的意见是……”
    “重大原则问题不让步，小事情上不计较。肯定，他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上，与我们的感情不一样。他是和毛主席作对过几次的人嘛。他的一些表现汪东兴同志也给我说过几次，我也劝他想开些。叶、邓、李这些人年纪已经不小了，还能再干几年?我们熬也熬得过他们。只要主要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他们再乱也乱不起来。”
    “你对下一步的安排是……”
    “我准备明年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国家的领导机构决定下来，再通过我们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的计划，让邓小平，李先念他们好好抓国民经济，这些人搞计划经济还是有一套的。”
    原来是这样，吴德似乎明白了华国锋的想法：他处心积虑的要把现任的职务从法律手段上完全固定下来，然后再全力地抓他的抓纲治国计划。看来这也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措施。吴德这样猜想。

    (九)邓小平实行两手抓  华国锋深陷一头雾

    这个星期天的上午，叶剑英带着他的随行人员到了西山别墅，住在称为第二号院内的西山坡上。他听这里秘书说的文件后，知道了华国锋明年召开五届人大的全部打算。这个老西子。一向看重自己手中的权力，虽然已经登上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主席的宝座，但他估计华国锋还不会让出国家总理这个职务。按理来说，这个职务早该让给邓小平干了。但华国锋给他的口信中说：“
总理还是应由一位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比较恰当。在暂时没有合适的情况下，我主张还是由我来兼任。”
    叶剑英听了，忍不住冷笑连声。

    邓小平一进客厅就嚷嚷：“听说你要上广州，那可不行，我得在你到广州之前把一些大事决定下来。不然，还得到广东去请你回来决定。”
    “不管什么大事，你决定不就得了嘛。”
    “那可不行，我不能再单枪匹马地冲锋，干什么事也得把你拉上，找个垫背的嘛。”邓小平连说笑话连说正经事。“现在落实老干部的政策进展缓慢。很多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好干部层层得不到解放，这样不行啊！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要靠忠于革命事业的干部才能完成。依靠现有的这些人不行。他们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的，举举手，喊喊口号还可以。让他们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说句不好听的话。比割他们身上的肉还难。”
    “看来你是有了好主意了。”
    “选个和文化大革命关系不大，而且有朝气、有气魄能力的干部挂帅。专门负责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案件的工作。”
    “别绕圈子了，你看谁合适。”
    “胡耀邦。”
    叶剑英点点头：“我看这个人可以当组织部长，把现在的那个姓郭的拉下来。”
    “所以我提议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这件事。”邓小平说：“当然，议题不以它为主。我们不是计划在十二月中旬召开军委全体会议吗?就以研究军队整顿方案的名义召开这个会议，让老西子防不胜防!”
    “这个问题上地方比部队还厉害。”邓小平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大中华牌过滤嘴香烟，板着面孔说：“许多地区还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说了算。那里的领导权还不在我们手里。如果搞得不好，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还会出现较大地反复。”这两句话，很准确地触动了在场的人每一根敏感的神经。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的眼睛盯住了他，一种不安的神情都表现出来了。
    叶剑英马上说：“小平的话不是危言耸听啊！如果我们不从组织上采取得力措施，我们和‘四人帮’的关系有颠个个儿的危险。”说到这里，伸出了手掌翻了翻。
    “难道我们的措施还不得力吗？”汪东兴问：“现在从上到下砸碎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难道他们还会东山再起！”
    邓小平笑着摇摇头：“事情不是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仅仅是处理几个人的事，而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斗争。‘四人帮’统治了十多年，把人们的思想都搞坏了，至使许多干部还习惯于按照他们那一套办事。所以，不把文化大革命中受‘四人帮’迫害的一大批老干部解放出来，就不能适应今天形势发展的需要。”
    “是到了把这问题提到第一位的地步了。”叶剑英强调说，然后把目光朝李先念这边瞟来。
    李先念早已得到暗示，这时也点头表态：“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是到了加快步伐的时候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本身在飞跃前进，但一大批干部，特别是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干帮还在那里受窝囊气。这不是在浪费人才吗?这种状况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汪东兴的目光转向了华国锋。他见这位中央主席还坐在那沉思，就提醒他道：“请华主席指示中央组织部和有关单位，要抓紧复查干部申诉的工作，真正错了的一定要及时纠正，不要再拖延了。”
    邓小平冷笑道：“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领导同志本身就不那么干净，许多问题是属于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事。依靠他们来落实干部政策显然是很困难了。”
    “你的意思是……”
    “选一个年富力强、作风正派、思想水平都比较高的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去挂帅。”
    华国锋脱口而问：“你看谁合适?”
    “耀邦同志就可以胜任嘛。”
    邓小平的话音一落，叶剑英、李先念立刻答应，都在说胡耀邦的好话。
    汪东兴笑起来，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刚才的猜测。他们的确是早已预谋好了的，要不为什么这么步调一致、异口同声地集中到一个问题。政治局常委共五个人，他们已经占了多数。如果再继续讨论下去，很明显地对己方不利。
“我看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人选还是慎重些好。”汪东兴说：“起码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一谈，现在决定是否太匆忙了些？”
    叶剑英不紧不慢地拉长声调说：“研究问题老那么拖泥带水可不成!什么时候了，还那么慢慢吞吞的，我们的四化建设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现在是非常时期，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办事应该干脆点。”
    叶剑英的话依然有着很大的分量，立刻使汪东兴缄口不言了。
    李先念说：“就让胡耀邦干一下吧，不行再另换人。中央组织部和各地组织部负责落实党的干都政策，负责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积压下来的那些申诉案，这点明确下来。一般的案子由他们和各级组织部门决定，重大案子由他们查后提交常委讨论，由集体负责。”
    “我同意先念的意见。不知华主席还有什么想法。”邓小平的眼睛对准了华国锋。
    华国锋考虑了一下，心中想起了那天吴德和自己的谈话，不由得动了心思，他认为，复查文化大革命中整干部的申诉案件，落实老干部政策，解放一大批被整的干部，尤其是那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人和事，是一件很难落实好的工作。弄得不好，就会骑在虎背上，坐也不是，下也不是。如果迁就整人的人，挨整的岂不又要没完没了地告状?要办的事这么多，如果陷到里面去，不是犯‘左’的错误，就是犯右的错误。这个包袱就让他胡耀邦背去吧。想到这里，华国锋说：“既然多数同志主张让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那我就尊重同志们的戆见，让耀邦同志接手干吧。而且由中央和他谈话后立即上任，努力在极短时间干出成绩来。”临结束时，又强调：“中央组织部不能拖了五届人大的后腿，要保证五届人大如期举行。”

    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密切配合，给军队的、他称之为“肿瘤”的问题作“大手术”。邓小平很清楚抓住枪杆子的极端重要，始终密切地关注着军队的每个细微变化。表面上看，似乎他正主持制定各种文件，实际上是把重心放在了军队领导班子的配备上。一大批过去他的老部下被提拔重用。安插到了关键性的岗位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开始的军委全体会议，邓小平和叶剑英采取了把华国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策略，始终让他摸不着实质性的问题。
    十二月十八日，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才是他的心里话。他说；“现在大军区、军队中的领导干部，已经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交换，除了个别外，也要稳定一个时期。这次会议后，就要亲手调整军师级干部。在总政治部领导下，各大军区、军兵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这里讲的军师级干部，不单是战斗部队的军师干部，还有总部、军兵中，和大军区的军师级干部。调整这两级班子时，要特别注意政治机关的干部部门，要选一些好同志，选作风正派、不信邪的人，敢于想问题，讲问题的人。调整时，还要注意配好这些部门的领导骨干，发挥职能机构的作用。”当然，他所说的“作风正派、不信邪”的标准，有着他特定的内容。
    讲到气愤处，他使劲拍了桌子。
    “一九七五年要调一批人出去，这些人就是不走，还有个理由：你要我走，先把是非弄清楚。不服从命令，他还‘理直气壮’，还像很有‘道理’。对这种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要他先执行命令，先走了再说。对不执行命令的，不走的，赶!有的开除军籍，有的降级，要执行纪律，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
    这话显然是给这次整顿军队说的。
    邓小平摆出了一副真心实意抓军队建设的样子，其用意深深地隐藏起来。

    (十)邓小平要为彭德怀翻案  叶剑英警告华国锋垮台

    一九七八年的元旦一过，邓小平召见胡耀邦，听取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干部的汇报。
    胡耀邦已经拿出了一份足以使政治局多数人撑目结舌的报告。
    他声音低沉而又斩钉截铁地对邓小平说：“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这一冤案，是毛泽东同志走上全面左倾道路的开始。”
    邓小平脸色骤变：“你要给彭德怀平反？”
    胡耀邦肯定地点点头：“事实证明，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见是正确的。而毛泽东和党中央强加在彭德怀同志头上的一连串罪名，都根本不能成立，早应该推翻了。”
    邓小平暗暗佩服胡耀邦的勇气。
    “事实上，彭德怀的大冤案是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冤案的先河。”胡耀邦拿出他的报告来，侃侃而谈：“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是由于所谓的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而事实上完全虚构的为彭德怀翻案的。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办了假案而心虚胆怯，不敢勇于承认错误，而又要压制党内说真话的倾向的神经过敏表现。毛泽东同志这种自己无理和所犯的错误，恰恰被林彪、江青，还有另外一些人巧妙地利用了，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段悲剧。”
    “你不要着急，咱们慢慢地谈，把你的想法统统说出来。”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汇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指示秘书不准任何人干涉他们现在的谈话。
    “所以，通过给彭德怀同志冤案平反，可能解放一大批干部。”胡耀邦说：“我是下一了决心的，一定要为此案的平反奋斗不息。”
    邓小平两手叉着腰，站起来：“我支持你的作法，我也和你一块儿奋斗，不过，不要小看了这码事，阻力不小呢。”他想了一想，笑了：“你们也给他们来个试探性气球吧。你先给政治局写个报告或材料，看看华国锋他们怎样对待。这样，我们有针对性地做工作。”
    《关于为彭德怀同志平反的意见》送到华国锋案头时， 他心里暗暗吃惊，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像胡耀邦敢在这样的条件下公开写出材料，明目张胆地为批判了近二十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彭德怀翻案。他早就听到过类似议论，但是，公开打出此旗帜的，竟是上任不久的中央组织部长。
这还了得吗?
    他也可以猜到，胡耀邦之所以这么干，肯定收集了一批材料，而任何搞翻案的人都会振振有词地列举出一连串理由的。他听得太多了。如果只听他们的，他们几乎没有一点错!而如果依了他们，中国的政局将会出现什么后果?他都有些毛骨悚然了。
    这时，汪东兴和吴德、陈永贵、纪登奎奉命来汇报五届人大组织情况。华国锋把这份材料甩给了他们。好一阵，他们都没有说话。
    “你们怎么不说话了呢？”华国锋问。
    吴德叹口气：“说又顶什么用呢？我们过去说了那么多话，结果不是都被人家一个个否定了吗？现在他们得陇望蜀，翻案的口气越来越大，简直要把建国以来党史翻个底朝天。我看，迟早有一天，我们也要被人家打翻在地，不信走着瞧。”
    “不要说那些丧气话！”华国锋略微不满地凝视着对面这三个人的双眼。除了陈永贵外，好像他俩都像阴天的星星那样惨淡无光，他火了：“人家只是提意见，我们也可以发表意见嘛；像这样下去，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就被他们丢掉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捍卫毛主席的旗帜。”
    汪东兴的脸上泛出红光：“好，华主席，大家就等着你发话昵。说老实话，你本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高统帅，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士气。在我们严峻的关头，你不发令谁敢说什么?这回应该给他们来点硬的了，不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再也没有退路，只能去见祖宗了。”
    陈永贵叫起来：“就是撤我的职，罢我的官，拚上回虎头山当农民去，也不能给彭德怀那些坏蛋平反！像胡耀邦这样下去，说不定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帽子还要给他摘掉呢！”
    “胡耀邦算什么东西，他身后有人。”吴德说：“他到中央组织都才几天，成千上万个叛徒、特务、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问题都让他一风吹了。有些案子都是我亲自定的，内查外调，费了好多年的功夫才定了性。我敢说，那些案子能经得起～千年历史的考验。但是，前几天我听人说，那几个案子都被他平反了。我就不相信我们的材料都经不起推敲。我就不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水平也没有他们高，我就不相信人民群众看不出他们的真实用意！只不过时机
不成熟罢了。”
    “什么时机，关键是华主席愿意不愿意率领全党和他们展开斗争。”汪东兴说：“只要坚持斗争，把盖子揭开，我相信他们都得统统完蛋，人民群众肯定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一提“斗争”，华国锋的心猛地抽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他想起了每次路线斗争后都有一批人失魂落魄，甚至妻离子散、身败名裂。就连曾经耀武杨威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是现在囚禁到牢房里也是一筹莫展吗?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结局有时很难预料，一旦自己惨败，那是完全不堪设想的。现在，自己功成名就，全党拥戴，就连邓小平、胡耀邦及其所有要求平反的人，也不过是向自己申诉，请求给予宽大或出路而已。换句话来说，人处困境厄运时，都企图能解除黑暗，换来光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平反的路，也可能事情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想到这里，他的态度又变了。
    “大家不要激动，要沉住气嘛。”华国锋把那份意见书往桌子上一扔，似乎很蔑视地说：“现在还没到公开摊牌的时候，你们还可以继续观察，继续等待嘛。我看大家还是先集中精力把五届人大的事办好，类似这种问题放在人大会议后解决。”
    汪东兴点点头，轻声说：“就照华主席的意见办吧。”他心里完全意识到华国锋此刻并不想把盖子捅开，因为那样一来，预定的工作计划就会全部泡汤。
华国锋不愿把他和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矛盾公开。相反却极力掩饰这种分歧。这倒不是出于维护党的团结这样一种崇高的目的，而是担心使自已失掉一批老干部的支持。他知道，在中央邓小平和胡耀邦已经赢得了绝大多数老同志的信任。尤其刚站出来不久准备重新工作的人，都把邓小平和胡耀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桂。而自己，却没在这种权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自己同他们的分歧暴露出来，受损害的只能是自己。

　　

会议期间，华国锋和叶剑英进行了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谈活。
    华国锋说：“我建议从现在起全党停止一切形式的争论，全力抓经济工作，大干四化建设，不这样我们就没法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代。打倒‘四人帮’了，大家都想好好地抓纲治国，建设祖国。”
    “我同意你的意见。”叶剑英老持沉稳地坐在那里，就像至尊的活佛：“我和小平、先念、陈云这些同志都支持你，你就放手大干吧。不要有什么顾虑，大家畅所欲言，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拉倒，谁也不记谁。用这种民主的办法统一我们的思想，团结全党实现党的总路线。”
    “别的我倒不担一心，就是害怕有人利用平反冤假错案之机，否定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样下去，会使我们在全国陷入被动局面。所以我主张采取谨慎的态度，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解决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大案件。”
    “你这个态度也很好，比较稳妥。开个会议，把你的想法跟大家说～说，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
    “耀邦同志担任中组部长以来，虽然有成绩，但问题不少。最近又提出给彭德怀平反的意见，我认为这个主张太急了，政治上会起很不好的效果。”华国锋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彭德怀平了反，毛主席的旗帜就算吹了一半了。”
    “何以见得？”
    “彭德怀是我们党内第八次路线斗争中错误路线的头子，他如果平了反，还怎么能谈得上维护毛主席?”
    叶剑英笑了笑，那双捉摸不定的眼睛在他身上瞅了又瞅，最后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才说：“既然党内在一些历史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我看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坐下来，大家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历史材料，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展开讨论。我主张这样的讨论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谁也不应强加于谁，最后求得统一。如果一时取不得一致意见也没关系，可以继续等待。什么时候意见一致了，大家再一起作决定。你看好不好呀!” 
    华国锋一听叶剑英这番话，立刻浑身上下凉透了。看来，这位他十分敬重的老革命家，也完全采取了和邓小平、胡耀邦相似的立场，或者说，一旦当他和他们发生冲突的话，他未必能站在自己的一边。而这种冲突，或晚或早总会发生的。政治家在斗争中如果缺乏必要的保护，经历的事件又过于危险，那很少有人敢作出果断的决断。现在，如果他要失去叶剑英的话，那……
    他不敢，或者说是不愿意再想下去了。
    “国锋同志，”叶剑英轻轻地说：“你现在身为一国之主，考虑问题应该多从人民利益出发，多给老同志作点好事。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那些老同志，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你帮助他们走条活路，他们会一辈子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地为你拚命工作。如果在他们临见马克思的时候，还和他们斤斤计较，会失掉人心啊！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四人帮’之所以垮台，是由于他们和大多数人作对，他们的对立面太多了，如果你能把人心收回来，岂不更好吗?”
……
    “是的，所以你才得到了许多老干部们的拥护，他们坚决支持你，把你作为他们的依靠和救星。”
    叶剑英说到这里，突然气喘起来，华国锋忍不住走上去给他轻轻地捶背，但是，叶剑英轻轻地推开了他：“现在，是党和国家继往并来的关键时刻，你要大事情清楚，小事糊涂，大可不必在一些历史旧账上和老同志们纠缠。你还记得一九七五年二月份，毛主席和周总理毅然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宣布给予公民权，并由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以适当安置。这种无产阶级的博大的胸怀，正是我们有力量的表示啊!”
    华国锋闪过一丝狐疑：这能简单地类比吗?他没把这种疑问表现出来，反而点点头说：“叶帅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革命，考虑问题就是胜人一筹。” 　　

　2008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