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结构：防止人民“上山”的唯一途径

优化结构，在这里主要指优化社会的分层结构。一个良好社会分层结构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这个社会结构是软化的。主要指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包容开放的。这里先讲一个故事，作家柯云路曾写过一本小说，书名叫做《新星》，在小说里，教授的女儿林虹在山西插队，在与工农相结合中找了个大老粗结婚。人们都知道“臭老九”在文革期间并不缺钱花，北大教授季羡林曾接受过许戈辉的采访，也讲到教授们并不缺钱花，季先生说他要去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插队搞社教，临走时系里的支部书记还给他支招，要在贫下中农跟前学会说话，当人们问起你一个月多少工资时，你就说只有九十几元，因为如实告诉他们说你一个月拿二三百元，必然会引起民愤。但教授们缺什么呢？缺的就是社会声望，因为你是“臭老九”嘛！那与林虹结婚的这个农民后生缺什么呢？显然不缺社会声望，因为他是“硬邦邦，响当当”的革命阶级，同时也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者，这个农民后生缺的是经济的力量，因为当时的农村还是很穷的。有钱但名声不好的教授女儿与非常穷但社会声望很高的农民的后代结婚，大家伙也算扯平了。细细考究，社会资源无外乎三个方面，即经济上的钱，政治上的权和文化上的社会声望。中国人就讲一个缺啥补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期间的社会结构用孙丹丹在小品里的口气说，那是相当的开放和平衡。而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软化了的结构。笔者写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慨叹毛泽东的神奇，他老人家硬是为了“反修防修”，把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里，谁也不可能让你分光占尽，不同的社会成员，就充其量让你占有三分之一的社会资源，有钱的，不一定有名，由声（望）的，不一定有钱，而工人阶级虽贵为领导阶级，却让你在进驻大学管理“臭老九”时出尽洋相，因为你本来就没有文化嘛。文革前笔者的父亲是西部地区一个县中学的总务主任，现在我已年过“知命”，总爱翻翻翻老照片，有一幅１９６４年欢送家父调到另一个中学去工作的老照片映入眼帘，照片上的各色人等绝对不俗，有穿皮夹克的，有穿窄裤子的，有着列宁服的，有穿布拉叽的，有的人的头烫成了卷发，或者梳成分头的。问了依然健在的老爹的一个同事，才知道名堂可大哩，这些人中不乏从东部发达地区旧社会的资产阶级家庭中走出来的“孔大小姐”或“孔二少爷，”从地区分布来说，那是真正的“五湖四海，”有北京来的，有从上海来的，由于与西部亲近，带来了许多先进观念和教育思想，这种“余绪”，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那时，我们县里的中学每年都有考上清华和北大的学子。再看现在，四人帮一垮台，树倒猢狲散，大地一片白茫茫，该调走的调走了，该飞的飞走了，剩下的老师几乎全部是一头沉的“土著居民，”而每年的考生质量也大滑坡，已经多少年没有再产出送进北大清华的高材生了。同时不难发现，现在孩子找对象，也开始向传统的“门当户对”型转向，由美籍华人著名社会学家许烺光所开发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分层的典型结构又开始在神州大地复活，这就是粘土与砂子的组合，即在一个阶层内部，大家伙合伙抱团，是粘土，相互忠诚；但在不同阶层间，则显示出一种离心离德的倾向，是散沙。也就是说，现在的社会分层结构变得的日益失去了弹性，这就容易使那些弱势阶层感到失望，并进而干出危害社会的事来。

其次，这个社会有良好的榜样示范，有一个诚如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在其名著《白鹿原》里所讲的“学为好人”的学习机制。一个良性的社会，必然有一股向上的正气和昂扬的朝气以及蓬勃的锐气，这就要体现“学习型社会”的本质特征，通过学习，使每一个人成为有用之才，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所特别推崇的大人。我们有这样的机制吗/？应该说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社会那点事儿，也就分为三个过程，即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社会的政治生活过程和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每一个过程都需要领头羊，这个社会才会有方向，有感召，有奔头。说到这里，我也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认同。因为，如果把这一理论主体化和操作化，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我国现阶段，在三大社会生活的领域中，我们都有先进分子即“代表者”的率先垂范和以身作则，并因此极大地调动了一般社会成员向他们看齐的积极性。中国社科院陆学艺教授专门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现阶段十大大分层的观点。不怀偏见地看，包括第四位阶层知识分子（我把这些人称之为“香老四”）在内的前四大社会阶层，无一例外的都是体现“三个代表”的社会精英，这种学有榜样，赶有目标的示范作用，已极大地调动了每一个炎黄子孙向上“爬楼梯”的勇气。因为按照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虽然高处的社会位置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并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取得的，但只要这个社会人的流动状况是公平正义的，则每一人都是有机会的，前提就是要做出努力。再看我们身边的实际情况，不能不看到，有那么一些高高在上者，却正在把社会风气带坏，通常老百姓把这些人称之为“铁三角”。铁三角之错误就在这个“铁”上。这表明现在的社会资源的占有已是相当的失衡，有钱的和有权的为伍，有权的和有声（望）的结伴，这是一种马太效应下的通吃逻辑极度膨胀后的可怕景观，当然，如果中国社会的资源无限丰富，在上者的风光无限还不至于造成在下者的灰头土脸，但以中国社会资源存量的相对性不足的现实而论，在上者过于张扬自己的欲望，过于“玩得转”。则必然把在下者逼到绝路上去。正像黄纪苏在他编导的话剧剧本《我们走在大打路上》中说的，现在是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声，而广大的弱势群体，则既没钱，又没声，还没辙，而这就是社会结构的畸化。其实，这种社会结构上的失衡表现在许多社会组织中。有一个网友说得很形象，说毛泽东时代虽然说普遍贫困，假如一个组织有三人，那在资源分配上还是相对平衡的，比如，老大能吃肉，老二还能喝汤，老三吃不上肉喝不上汤不要紧，因为他还可以舔碗，现在可好了，一个组织三个人。老大不但吃肉，还喝汤，末了还要舔碗，让老二老三干瞪眼！在中国现阶段，这种社会分层畸化并由此带来的资源占有的失衡主要是由三对关系和三个零和博弈来体现的。其一就是劳资博弈所造成的农民工阶层的沮丧，其二是官民博弈中所造成的广大下岗工人的沮丧，其三就是师生博弈中种所造成的名家通吃以及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的沮丧。这三股力量纠结在一起，就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而且是要思想有思想，要组织有组织，要力量有力量。具体而言，那些沮丧的农民工，很可能就会变为破坏社会的暴力提供者，那些看不到希望的下岗工人可能就是破坏社会的组织动员者，而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很有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的思想策划者。

所以，为了防止人民“上山，一个最切近的办法，就是优化既有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