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舟求剑·黑猫白猫·爱屋及乌——当代宗教问题上的左中右视点

刻舟求剑·黑猫白猫·爱屋及乌

——当代宗教问题上的左中右视点

□陈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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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以综述方式分别整合左中右不同立场对于当代宗教问题的主要观点，并将其思维范式或终极诉求分别概括为刻舟求剑、黑猫白猫和爱屋及乌，旨在抛此另类解读之“砖”、引超越左中右之“玉”。

关键词  宗教  左中右  刻舟求剑  黑猫白猫  爱屋及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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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对于任何社会问题，一般都会有左中右的视角、视域或视野，都会有左中右的话语。当下的和谐社会语境、情境和愿景中的宗教问题，自然也不例外（以下分别简称“左视”、“中视”和“右视”）。

“左视”：刻舟求剑

宗教的政治功能或意识形态功能，乃左视话语要害所在。在左视者看来，将宗教比喻为鸦片、劣质酒、慢性毒药或锁链上的花朵，非但没有过时，相反，当代高科技的发展还使得宗教的危险烈度有时就像威胁计算机系统的木马病毒一样可怕（如“法轮功”现象、“9·11”事件）。人类文明的进化、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对宗教的批判密不可分，而对宗教的批判必然意味着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因为宗教归根结底不过是社会现实的某种曲折映射和超现实表述而已。

左视者认为，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兴旺现象是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日益深化的产物，令人忧虑。宗教得以兴盛的主要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和苏联、东欧的崩解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处于低潮，中国在国际垄断资本的压力下也不得不主动“和平演变”，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主流意识形态早已失去说服力和感召力，近30年的社会变迁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甚至是沉痛的代价——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贪腐公行，暗娼遍地；环境污染了，人心也污染了，曾经的纯真年代再也回不去了。从毛泽东时代的为人民服务，一变而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为人民币服务；从毛泽东时代的公而忘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一变而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从消灭娼妓、把鬼变成人，再变而为笑贫不笑娼、把人变成鬼；从剥削不但可耻、而且有罪、劳动最光荣，再变而为剥削不但有理、而且有功，甚或“以剥削压迫他人为荣、以受剥削受压迫为耻”。明代王阳明所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可谓古训信然、于今尤甚。在当下这个贪官、奸商、刁民和乡愿大行其道、几乎人人心中都有贼的年代，要想实现“天下无贼”的理想或梦想，真是难于上青天。

左视话语认为，在后毛泽东时代，权力与资本榫接而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外热衷于“与国际接轨”，以所谓“双赢”自欺欺人，对国际垄断资本消极退让、苟且偷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使国家形象蒙尘；对内利用制度缺陷巧取豪夺、愚民以逞，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权贵醉生梦死、倚红偎翠，黎民呻吟于水火、转死于沟壑，民生多艰、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之危局愈演愈烈。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早已尖锐到没有任何底线共识可言，所谓“构建和谐社会”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根本就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底层民众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早已不感兴趣，对于如何增强理论上的说服力和人格上的感召力无计可施，也根本不抱什么奢望。另一方面，让社会各阶层之间形成落差和矛盾以分而治之的古代御民术也成为当今的牧民策略，而宗教的麻醉和欺骗作用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使人们暂时忘却痛苦功效显著，宗教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默许、赞许乃至扶持便是很自然的事了。神州大地上一时间群魔乱舞，乱象纷呈：有人靠“转法轮”欺世盗名，有人以“听神的话，不听人的话”妖言惑众，还有人声称要“把人往高层次上带”……

与上述充溢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有关宗教问题的“内部话语”不同的是，侧重于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外部话语”——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对我国家安全已构成严重威胁——在左视者话语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左视者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国内近些年出现的宗教升温现象，与世界范围的宗教复兴趋势走强密切相关。冷战的结束、国际共运的衰落和苏美两强制衡格局的终结，使得以往不太突出的民族、宗教矛盾日趋凸现。美国凭借一超独霸优势，在全球范围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可谓无远弗届，因此引起的激烈反弹也此起彼伏。

美国以石油资源为终极诉求的势力范围扩张，导致阿拉伯地区和伊斯兰世界持续动荡，纷争不已，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因此应运而生（“9·11”事件仅是其极端表现之一）。据有关资料披露，主要来自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地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思潮，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分裂主义势力影响甚巨。沙特阿拉伯国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派在新疆已成气候，并引发激烈的教派之争。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伊斯兰真主党”等境外伊斯兰极端势力、恐怖主义集团，向我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的渗透重点是在当地青年中发展组织，非法向我境内偷运宗教宣传品，向“东突”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弹药，对我国的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出于称霸全球的战略考虑，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形式向全世界推销其制度设计和价值观，而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图谋又历来是其远东战略的重点，这种图谋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利用宗教、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加影响或压力，举起荦荦大端，即有或明或暗支持“藏独”、“疆独”势力，支持“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加紧向中国传播基督新教，进行一场“争夺中国灵魂的战争”。据有关资料披露，美国参、众两院公开支持达赖集团利用宗教搞西藏独立。近些年，藏传佛教在西方有相当发展，甚至有持续升温之势，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藏传佛教炒热“西藏问题”，在舆论和民间活动上大造声势，为达赖集团“藏独”活动提供资金和舆论上的支持，不断掀起美国民间“西藏热”。美国参、众两院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年年都通过“西藏决议”，公开承认达赖及其“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真正代表”。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全球宗教信仰自由报告，其中关于西藏这一部分的内容颠倒黑白，对我横加指责。美国国务院还设了一个“处理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对我内政横加干涉。美国中央情报局多年来专门为达赖集团提供活动经费、培训特工、甚至提供武器装备等。

1998年，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开始通过国家行为推动基督新教向全世界扩张。国际宗教右翼与政治右翼合流，也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大陆渗透其势力。2001年12月，在美国费城召开了有12个国家参加的基督新教国际会议，专门研究对中国传教问题。会议制定了针对中国底层社会的所谓“松土工程”，以松动中国防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大坝的底层土壤；以拉拢中国高层干部、宗教界上层，促进中国宗教自由，以推动民主化为目的的所谓“金字塔工程”，旨在培植亲西方的势力。他们还计划培训一批针对中国大陆的传教人员，设法向中国大陆大量输送《圣经》，还准备开办针对中国大陆儿童的“福音广播”。美国一些媒体宣称，“对中国的传教活动已轰轰烈烈展开，这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传教活动”，“如果30年内大约有20－30%的中国人能成为基督教徒，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基督教世界观将占主导地位，并会在许多方面改变中国的性质，这同时也将会改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2002年，美国基督新教全球传教组织——易奎普（EQUIP)制定全球传教战略。该董事会发起实施“百万领袖计划”，从2003年到2008年，在全球培训和装备100万基督教教会领袖，中国等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国家被列为首批目标。目前，该计划在亚洲大规模展开，有30万基督新教领袖投入该项工作，接受培训的人数已达数十万。据估计，到2006年就已超过100万。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韩国基督新教势力几十年发展很快，已成为基督新教在亚洲传播的最重要的基地，向国外渗透扩张的势头十分强劲。目前韩国基督新教及海外韩人教会组织建立了对华传教机构。韩国基督新教势力的渗透近年又出现了新特点。一是教会策划，企业赞助，进行产业布道和福利布道。这种情况在我国各地的韩国外资企业经常发生。二是利用金钱拉拢我教会人员，培植代理人。三是渗透活动逐渐由大城市向农村延伸，由朝鲜族向汉族发展，并进一步提出所谓“福音西进计划”，向我国西部地区传教。韩国基督新教会对我进行宗教渗透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民族意识和领土企图。一些韩国基督新教组织声称要“用福音、以十字架的爱统一三千里江山”，建立包括韩国、朝鲜和我国东北长白山地区在内的“大韩民国”。韩国“统一教”甚至号召全世界“统一教”教徒支持“法轮功”邪教组织。

左视话语认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内部宗教乱象和外部宗教渗透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内因和外因、主因和次因，但“苍蝇不盯无缝的蛋”，其根本原因在于近30年社会变迁的最大受益者——既得利益集团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胡作非为加剧社会不公，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心态严重失衡，将众多无助个体推向宗教、甚至邪教的怀抱（“法轮功”现象就是明证），以及披着宗教外衣的海内外敌对势力的怀抱。

点评：“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常常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平均主义诉求强烈、阶级斗争情结根深蒂固的左视者，在利益格局高度分化、思想情感多元杂陈的后毛泽东时代，仍执着追求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大一统和高度一致，希图以主流意识形态征服人心、抵御宗教侵蚀和渗透，这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精神固然可嘉，但却无异于刻舟求剑。

“中视”：黑猫白猫

注重宗教的文化功能，是中视话语的核心。在中视者看来，宗教本身如同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用剑者如何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出于“攘外必先安内”、构建和谐社会的考虑，对宗教实施羁縻与怀柔并举的策略，活学活用“神道设教”的古典智慧，才会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

中视者认为，近30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变迁，中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于高风险期，因为来自国际、国内的风险和压力正与日俱增。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任何外部势力无法阻止的，但与外部世界的竞争和冲突也是无法避免的。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影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处理好宗教－社会互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本国的核心价值观，使现有宗教与核心价值观相协调，以确保宗教的“无害化”和良性发展，并着力弘扬宗教中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抑制其消极因素，以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与文化安全、社会的长治久安及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中视者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和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又有很大的不同。欧美通过扩张海外殖民地、对殖民地原住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榨和血腥的原始积累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外向型历史老路，中国已不可能再走，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原始积累以及各种问题和危机（例如污染产业）无法向外转移，只能在内部自我消化；而中国广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所构成的庞大而廉价的人力资源，恰恰为中国特色的内向型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丰厚的“人口红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变迁需要有人付出代价。暂时富不起来或根本不可能富起来、甚或备受歧视和欺凌的弱势群体的心灵痛苦，通过诉诸或皈依宗教一般而言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抚慰和缓释，潜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常因宗教的魔力而化解于无形，宗教固有的镇痛剂、缓压器功能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当然有益无害。

中视话语认为看待宗教问题的关键在于转换脑筋，与时俱进。普通民众对于腐败和剥削义愤填膺，往往诉诸道义谴责，而认识不到权力寻租（即腐败）和资本寻租（即剥削）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前者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成本）、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后者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有人因为现在环境污染了（无非多了几个癌症患者）、人心也污染了（或许有助于增强人的生存竞争能力），便对“发展是硬道理”（发财是硬道理）颇有微词，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又何尝不是硬道理，又何尝不曾造成无辜的伤亡、留下永久的遗憾？社会的革命或变迁总要付出代价和成本，历史是残酷的，也是辩证的，应该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宗教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能否引导和驾驭之，以趋利避害、为我所用，是检验执政者睿智与否的试金石。

点评：毛泽东时代以平均主义、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纯洁性为核心内容的乌托邦诉求以失败告终，后毛泽东时代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大行其道，白猫黑猫论成为近30年社会变迁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思维方式。无论如何，宗教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属于统战范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害虫益虫二分法是古往今来执政者看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要害，而中视者的思维逻辑也不言而喻——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黑教白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好教。

“右视”：爱屋及乌

右视者注重从人权、法治和全球化角度看待宗教问题。在右视者看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就是人类社会演进的方向，而经历了近30年社会变迁的中国尽管已有很大进步，但在“与国际接轨”方面仍然相去甚远，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开明专制的后封建社会，仍然处于牧养臣民、顺民、良民而非培养公民的训政阶段，距离民主宪政阶段还很遥远。与此种社会状况相适应的中国宗教，总体上仍然处于东方神秘主义、甚至蒙昧主义的历史阶段，从根本上说是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服务的。

右视者认为，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是基本人权和社会权利，因为《世界人权宣言》（1948）断言：“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也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和信仰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规定：“（1）人人有权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2）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的强迫。（3）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4）本公约缔约国承诺，尊重父母（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的自由。”

右视话语认为，中国在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社会互动方面问题多多。以我国现行的宗教团体管理制度为例，目前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有8家，省级宗教团体有164家，县级宗教团体有2000多家，全国共有17000多人在全国各级人大任职。从社会参与的角度看，虽然扩大和提高了政权的代表性，但是随着参与机制的固定化而来的是特权阶层和寡头体制的形成，某些团体和个人垄断政治参与的机会，原来所追求的扩大参与、提高认同、取得合法性的初衷就被特权团体维持特权的行动大打折扣，而且还有可能在宗教团体之间造成一定程度的纷争，这又与获得社会安定的初衷发生一定程度的背离。宗教组织的特权化和科层化，与行政机构产生某种形式的同构，宗教活动因此而政治化和行政化。目前出现的科级和尚、处级道士、厅级尼姑就是这种体制的产物。宗教组织的行政化既不利于坚持政教分离原则，也不利于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与结社自由。政教分离原则反对宗教团体因为自身是宗教团体或是某一宗教团体的领导人，而获取特殊的政治参与和瓜分公共资源的机会；公民和社会组织无论在宗教信仰方面存在何种差异，都应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和享受公共资源的机会。事实上，中国的目前的政教关系现状与列宁关于宗教团体“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的教导也相去甚远。

右视者认为，国家通过登记许可制度，赋予特定宗教团体以合法性，并给予其一定的政治资源配额以换取其政治上的效忠和拥戴。由于排斥竞争、禁止宗教市场由来已久的天然博弈，因此国家与所谓“合法宗教团体”之间事实上形成一种利益共谋关系，而这种利益共谋关系的存在不仅与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背道而驰，而且可能会使国家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受到质疑，从而引发潜在的对于国家的认同危机。

海外的右视者还有更为极端的另类言行。2006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接见名为基督教徒家庭教会代表、实为政治异见人士的余杰等人。此种“利用宗教搞政治”的行径，受到中国方面的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余杰事后撰文，竟脑筋急转弯似地诡辩称：中国方面的交涉是对美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中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参与权利的公然践踏。与外国国家元首见面并讨论宗教信仰自由等人权问题，不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特权，而是所有中国公民和所有的中国信仰人士的权利。

余杰还攻击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本身就是一个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非法机构。中国当前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此一大原则之下，也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应当遵循当今世界文明国家中通行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即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如果强行设立一个类似于“国家宗教事务局”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管理机构”，本身就是对宪法的蔑视和羞辱，以及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侵犯和伤害。由此，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多年来，国家宗教事务局作为一个明显违宪的机构，与公安部、安全部、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部委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部门一起，成为中共实施宗教迫害、宗教控制的先锋队。所谓的“宗教事务局”，其实是一个权力无限的“宗教裁判所”。国家宗教事务局的职能非常广泛，它既是行政机构，又是立法机构，是无冕的“超级教宗”。它有权“草拟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有权“研究制定部门规章和有关宗教工作的具体政策”；有权“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有权“引导、促进宗教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活动，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甚至还能够“支持宗教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团结和动员广大信教群众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中共对待宗教团体乃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以“统战”为最终的目标。只要这些团体能够顺服其独裁统治，便赏赐其一定的生存空间。中共自己才是“利用宗教搞政治”的罪魁祸首，它有什么资格谴责任何一个追求信仰自由的以及其他基本人权的公民呢？

关于宗教政治化问题，右视者举例称，如果说将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定为“福娃”（寓意“五福临门”）、开幕时间定为2008年8月8日晚8时8分8秒（寓意“发发发”或“一路发”）之类的国家级迷信尚有顺乎民俗、与民同乐之美意或苦衷、因而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安排佛指舍利赴港台供奉观瞻之类的政府行为或国家行为，饱受“利用宗教搞统战”之类的诟病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至于某些学界名流公开吹捧阿谀这种名为宗教、实为迷信的政治化行为，并对唐代韩愈《谏迎佛骨表》的主张百般责难，那就更是等而下之的事了。

右视话语认为西方文明代表人类文明演进的方向，而基督宗教与西方文明存在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基督宗教就是西方文明的精髓。因此，中国要融入全球化历史进程，要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学习，就必须虚心学习、吸纳乃至皈依具有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督宗教，用基督宗教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彻底摆脱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愚昧落后迷信因素，努力促成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熟，把中国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宪政国家。

点评：右视者以世界公民自居、自许或自诩，在民族国家区隔远未过时、世界大同愿景遥遥无期的当下，将基督宗教对于西方文明的复杂历史作用理想化，将属于历史范畴的政教分离原则绝对化，甚或由一般性地崇洋媚外转为西方信仰形态和价值观的狂热崇拜者，在很大程度上沦为西方价值观的学术掮客和吹鼓手而不自知。由于西方强势话语的方兴未艾，由于形而下生存的无奈和利益驱动的不言自明，右视者对于西方信仰形态和价值观的爱屋及乌心结将会长期存在，但只要不与为虎作伥者为伍，似乎也无需苛责。

结  语

存在即合理。上述关于宗教－社会问题的左中右不同话语自然都有一定的道理，而偏颇之处也显而易见。

研究当代宗教问题的个人，由于特定的主客观因素可能会处于左中右某一立场，并且由于在体制内生存，常常不得不在政治上与体制保持一致，有时难免乡愿或单面人之讥；但作为学者，应尽可能追求学术中立，尽可能超越个人利害得失、超越左中右，避免成为权力和资本的奴仆或利益代言人。

换言之，如果说向自然索取、向外界索取以维持生存使得人类以及每一个生命个体不得不成为物质乞丐的话，那么有幸接受良好教养的人、尤其是从事哲学和宗教研究的学者或智者，应当尽己所能避免沦为精神乞丐——这是一种天职，更是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