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和民生问题

谈谈当前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和民生问题续三

黄如桐

2007年11月23日、2007年12月15日、2008年1月13日我曾发表了《谈谈当前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和民生问题》第一篇、续篇、续二篇，本文是续三篇。

一、贫富差距问题

(一)富人的奢侈生活

1. 2008年1月12日《参考消息》发表了《胡润报告揭示中国富豪生活方式》一文。主要内容如下。
“《法新社上海1月10日电》10日公布的一项年度调查显示，游泳、开宝马车以及到法国度假是中国富豪最喜欢的生活方式。胡润《2008年至尚优品——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调查》报告称，在被调查的660名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中国富豪中，游泳取代旅游成为他们最青睐的休闲方式。这是胡润连续第四年发布此项调查。报告显示，在最青睐的休闲方式中，高尔夫球排名第三，中国富豪认为，打高尔夫球是结交其他富人的好机会。这些富豪认为，法国是他们最青睐的国外旅游目的地，中国南部省份云南是他们最钟爱的国内旅游目的地。德国豪华车品牌宝马位列最受青睐奢侈品牌之首，其次是法国奢侈品商标路易威登，以及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特级品牌梅塞德斯——奔驰。卡地亚是最受青睐的珠宝品牌，英国汇丰银行是最佳海外个人银行。胡润在去年5月至11月进行了此项调查。报告说，68%的富豪对中国未来两年的经济前景充满信心。股票和房地产仍是投资的两大主要方向，分别是33%和26%的调查对象的投资首选。36%的富豪将当代艺术品作为收藏首选，但由于很难辨别真品和赝品，只有16%的富豪喜欢收藏古董。

2.2008年1月21日《参考消息》转载了路透社濮阳1月18日《一个贫富分化的典型案例》电。内容如下。
“正是像濮阳这样的贫困地区，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缩小贫富差距斗争的成败。从北京驱车东南下约6个小时就能到达河南省的濮阳县。濮阳县是一个贫富分化的典型案例。整齐的两三层小楼旁边是红砖砌的破旧平房，而平房的主人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3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李卫波（音）说：“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县里最豪华的建筑就是当地政府的办公大楼。为了修建办公大楼，当地政府共斥资3200万元。在这个贫困的农村县城，这样一大笔钱令人瞠目结舌。濮阳县政府办公大楼是滥用职权和社会不平等（如果不是赤裸裸的腐败的话）的象征，直接挑战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均衡财富分配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在前不久，一些地方官员曾挪用下岗工人的抚恤金来为自己修建办公楼和培训中心。一位姓温的商店老板说：“只有当官的才买得起大房子。”他说，当地一些官员被勒令上交住房用于公开拍卖，但他怀疑这些惩处措施是否足以起到威慑作用。“这些当官的有钱有势，他们迟早又会升官。”

(二)穷人的悲惨生活

2008年1月17日《老年文摘》发表了《十岁女孩拉平板车送外婆看病感动网友》一文。主要内容如下。
“人们常说童年是天堂，而对于住在重庆白市驿镇九里村10岁的卢何来说现实却是另一种样子——她和“外婆” 、“外公”住在一家别人废弃的养鸡房里，有时她还得用板车拉年近六旬的“外婆”出行。近日在各大网站上，一篇《苦命女孩拉板车送外婆回家》，引来网友们的关注。“我也是无意中看见的，但却终生难忘。”发帖人谢大伟称：“从那以后，女孩卢何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想帮助她。”但让谢大伟没有想到的是，小卢何能得到这么多网友的关心，甚至一位南美华人也通过电邮，向他询问卢何的近况。目前记者在一个破烂的砖房前见到了小卢何。卢何矮小的身材，与六七岁的小孩相仿。她的头发有些凌乱，正拿着大锅铲，帮外婆煮饭。说起网络上的照片，外婆周秀珍解释，从去年6月份自己摔伤后，老伴何明勇就只能用板车将她拉到外面卖菜，卢何则负责外婆的吃饭、穿衣家务。“那天我去看病何明勇不在，卢何就来拉车了。”周秀珍说，卢何是她和大女儿1998年在潼南捡到的，当时有张纸条写着她是1998年5月3日生。之后，卢何就管周秀珍的大女儿叫妈妈。卢何家至今用的还是煤油灯，近日供电局工作人员赶到何家后，发现他们的房子实在太矮了，还到处漏水，从安全方面考虑不能安装电灯。当人们得知了小卢何境况后，一些好心人为卢何送去了水彩笔、玩具熊、牛奶。拿着生平第一个玩具，卢何爱不释手。孩子的天性，令大家在卢何的脸上看不到伤感，她一直都是那样甜蜜地笑着。10岁，本应是坐在温暖教室里的好时光，卢何却只能天天望着那条上学的路。“其实我们尽量不让她干活，希望能多认点字。”外公何明勇叹了一口气说，卢何在真武村小学上了几个月的学前班，就没有再读书。“她外婆念过小学，平时都是外婆在教她。”半个月后，何明勇找了份打猪圈的工作，每个月能有500元的收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送卢何上学，却无能为力。”何明勇叹息道。目前，重庆市协和医院已决定为卢何的外婆免费住院治疗。去医院的那一天早上，天，阴沉沉的，雨，淅沥沥地下。救护车刚驶进九里村机耕道上，小卢何熟悉的身影，首先映入眼帘：同样是烂皮鞋里露出一双光脚。寒风飕飕地刮，大家穿着羽绒服都冷得直哆嗦，抱怨脚冻得发僵时，却发现外婆跟小卢都没有穿袜子。就在小卢拉着外婆的手跨进救护车时，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了一声：“等等”，就跳下车，朝瓦栅屋跑去。当她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左手拿着外婆平时盖脚的破棉衣，右手提着外婆那双泥泞的胶鞋。”

(三)各有关方面谈对贫富差距的看法和解决的办法

1.领导干部的看法认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的问题。

2008年1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调查：领导干部对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一文。主要内容如下。

“为了准确把握和科学预测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了解领导干部对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基本看法，2007年10月，“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如下。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认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的问题。“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比2005年（20.3%）上升了11.1个百分点，并且在第一位选择、第二位选择和四项选择合计中都高居第一。”

2.许多学者的看法

2008年1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许多学者对贫富差距的看法和解决办法的报道。主要内容如下。

“共识相当高：“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各方对目前我国收入不合理程度的估测不同，但对“差距不断扩大”的共识却相当高。首先是“四过大”和“一低一慢”问题。苏海南告诉记者，“四过大”指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在这“四过大”中，行业间收入差距与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过大情况是加速化倾向。“一低一慢”，是指普通职工，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职工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不仅过低，而且增长慢，过大的收入差距，甚至使“平均工资”指标难以反映普通职工真实的收入增长情况。以北京为例，2006年北京市年平均工资为36097元，但有60.7%的职工达不到这个平均数；从全国来看，我国2002年至2004年三年中，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一些企业工人对记者说：“这年头，职工收入增长在爬，社会保障在晃悠，只有物价在飞跑。”其次是资本分配太多，劳动分配太少，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偏移。李爽介绍，2003年我国劳动分配率（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57.6%，2005年则降为41.4%，两年之内下降16个百分点。与此对应的则是资本分配的比重提高，达到了1/3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三是国家和企业储蓄增速明显快于城乡居民储蓄增速。四是我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差距已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尽管财产分布差距是收入差距逐年累积形成的，但目前的情况是多数人还不具备依靠财产改善收入的条件。高收入阶层在股市、房市等方面的加速扩张，将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不合理状况。”

2008年1月21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学者王雍君《二次分配：破解社会公平难题的重要一招》一文。主要内容如下。
“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课题。

当前，我国的分配格局呈现出了以下几个显著的新特征。一是，初次分配差距拉大，对社会和谐与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初次分配是指个体依赖自己的能力和机遇赚取收入和积累财富所形成的分配格局，也就是在假设没有政府力量作用于分配领域的形成的分配格局。衡量初次分配差距最常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据估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目前约达0.47。更严重的是，目前的初次分配差距仍呈现出加速趋势。对于我国这样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基尼系数显示的分配差距与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相比，意味着问题更大。理由很简单：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里，在多数人比较富裕的基础上出现少数人暴富现象（体现为较高的基尼系数），对社会稳定与和谐不太容易构成大的威胁，但在我国这样的低收入国家里，较高的基尼系数（分配差距拉大）是在多数人温饱、少数人暴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过高且仍在扩大的分配差距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构成的威胁，比发达国家要大得多。因而应高度重视分配差距拉大问题。
二是，二次分配（有时称为再分配）严重乏力，甚至产生逆向的分配效果。如果初次分配是在市场力量主导下进行的话，那么二次分配则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税收、支出和其他政策工具是政府实施二次分配的杠杆，当这些杠杆运作不当或失败时，初次分配基础上形成的贫富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趋于拉大，由此导致了逆向分配效果。在一个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里，政府的适当角色之一就是以最低限度的效率损失，达成最高程度的公平分配，以此促进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在此方面，政府应有更大的作为。

三是，财产差距与收入差距并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财产积累也在增加。现在人们（特别是富人）持有的财产（例为房产、股票、债券、珠宝、首饰和高档家具）比过去大大增加了。现在我们的分配差距拉得很大，一个重要特征是财产和财产收入差距拉得很大。这种财产差距与收入差距并存的格局将继续下去。可以预料，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提升，财产差距将越来越多地压倒收入差距，成为社会分配差距的主要方面。

四是，关键性公共服务的分配严重不平等。在关键性公共服务方面，基础教育和基本卫生保障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尤其低收入和弱势群体而言至关重要。我国目前城市人口占总数的35%，但他们使用了80%的卫生资源。对于富人而言，政府没能履行提供这些关键服务的职责所造成的损害相对富人而言要小得多，因为他们至少还可以花钱“购买”这些服务，但穷人却没有这样的能力并且缺乏机会享有这样的服务。现在，我国政府比以前要富裕得多，但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把钱投向对低收入群体尤为重要的关键性公共服务。

当前，在加强二次分配方面，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特别重要。一是要把抑制通货膨胀置于优先的政策议程。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形势下，目前主要由食品价格上升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极易影响人心并影响社会稳定，因而迫切地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出台这方面的政策，需要与打击垄断、价格欺诈和增加拨款以救助低收入阶层的措施结合起来。从更长远一点来看，我国尤其需要加大力量建立一个有效和可靠的社会安全网。另外一个需要高度警觉的问题是创新政府预算制度。近年来，在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各级政府正忙于花掉这些钱（搞大量的政绩工程、买公车、建办公楼等），而这些钱原本可以用于重建社会安全网和帮助贫困阶层。加强二次分配，急需政府预算制度创新，否则，要实现将宝贵的资源引向国家战略的优先领域，包括促进公平的二次分配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当然，我们还需要其他广泛意义上的政策创新，包括那些旨在将低收入阶层带入发展进程的一系列政策创新。”

3.香港媒体的报道

2008年1月24日《参考消息》发表了“灰色收入”加剧中国贫富差距》的港报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位经济学家说，要解决中国大陆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体制。他指出，一小部分人通过贪污受贿等手段，每年攫取了大量财富。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小鲁说，因为政治和管理体制“不完善”而通过贪污腐败等非法活动所得的“灰色收入”，是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主要根源。他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发现，一小部分人的“灰色收入”占中国大陆居民收入总额的一半以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6%。王小鲁在对2000多个城市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后断定，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的“灰色”部分达到4.8万亿元，但由于这些钱是政府官员或其他人通过非法途径所得，所以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

2005年，中国大陆居民的合法收入总和为9万亿元。王小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说明，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大超过官方统计显示的水平，但问题在于，其中大部分（至少有3/4）落入了一小部分人的口袋里。”灰色收入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王小鲁列举了灰色收入的5大来源，包括滥用公共资金、金融腐败、行政审批中的权力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和政府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王小鲁指出，2005年电信、金融、水电气供应、石油、烟草、电力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他们的收入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这些职工的收入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为9200亿元。这些额外的钱被用来给国营部门职工享有的特殊津贴、礼物和旅游埋单。王小鲁说，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他说，2006年，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占全部灰色收入的3/4，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9.7万元，相当于官方统计数据（不到2.9万元）的3倍多。据王小鲁估计，占全国城乡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6万元，而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略高于1100元。因此，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54倍。王小鲁说，对于高收入居民的人均收入，他的调查结果与官方统计数据存在差异，而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数据则相差无机，这说明未纳税的灰色收入主要出现在高收入阶层中。他说：“这些年申报的收入通常与非法行为或违规行为有关，比如贪污腐败滥用公款。”

(四)农村贫困问题凸现

2008年1月16日《参政消息》转载了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13日《中国的繁荣未能改善赤贫者的生活》、《中国农村摆脱贫困任务艰巨》一文。主要内容如下：

“在河南省南部的这个地区，每个村的村民都太穷，冬天家里没有供暖，许多人缺乏自来水等基本生活设施。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手机几乎无处不在，成为不断增强的流动性的标志，但在这里都被视为不可企及的奢侈品”与这里的人交谈，他们说的第一句话通常是：“我们穷。”在当今中国，要听到这句话，并不难。近几十年来，中国令许多人摆脱贫困，其人数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像河南省这样的地方仍然贫困。这印证了世界银行近来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结果，即中国仍然有三亿贫困人口，是以前预计的3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贫困问题专家艾伯特•凯德尔说：“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人口接近1亿，而土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其他专家说，河南和其他内陆人口大省常常被排除在流向沿海地区的财政支持的范围外，而这些地方的扶贫举措又收效甚微。这些地方的居民说，荒谬的是，他们被忽略恰恰是因为他们临近东部重要的经济中心。人们认为他们可以依靠打工者拿回家的收入和通过其他形式积攒的财富过活，因此，他们被迫自谋生路。在河南省这片地区，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介于官方贫困线和世界银行长期使用的每日一美元的标准之间。上月世界银行估计，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是此前估计的三倍，从1亿增至3亿。不论统计数据如何，这里的农民首先告诉外人的是，他们仍然深陷贫穷。由于这里的大多数农民接触不到现金，免税在很大程度上和他们不相干。很多农民说，即使免收学费，他们还是因为学校增收其他费用而捉襟见肘。别的农民也说，参加养老保险计划所要缴纳的费用，也是他们承受不起的。“

二 、民生问题

（一）就业难

2007年11月13日中国社科院第85期院报发表了蔡昉《深刻认识“就业是民生之本“的思想》一文。文章说：”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的思想是一贯的。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形势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扩大就业的现论及政策逐渐成熟，逐渐形成了“就业是民生之本”的重要思想，对于做为就业工作和劳动经济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和发育劳动力市场，十六大以来城乡就业得到迅速扩大，在2003年2006年期间GDP增长率达到10.3%的同时，城镇就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4%。虽然由于下岗到登记事业的并轨，登记失业率有小幅度提高，但真实失业率持续下降，从2002年的6.1%降低到2005年的5.2%。从关注民生出发，党中央国务院特别重视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针对他们各自的就业困难和就业特点，制定出有效的支持性政策。例如，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完善面对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以及进一步改善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和就业的条件等。

2008年1月毛泽东旗帜网站出版的《旗帜文革》发表了记者滕兴才《仍有14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未找到工作》一文。文章说：“记者在2008年1月3日举行的社科院2008年社会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就业市场面临两大压力：一方面，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能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高级就业市场紧张局面不断加剧。在北京发布的社科院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继续下降是我国就业市场面临的一大压力。蓝皮书披露，2007年前三季度我国实现GDP增长11.5%，实现新增就业920万人，这意味着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仅能够实现大约80万人的新增就业，这比2006年同期减少了近10万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也表示，目前我国就业市场的紧张主要表现在以大学以上学历者为主的高级就业市场、高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紧张，这个局面应引起高度重视。蓝皮书披露，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截至去年10月底尚有14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李培林表示，“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将是我们继续逐步部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问题之后的一个重要难题。”

（二）物价飞涨

1. 2008年1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转载了新华社《中国证券报》吴帅《“物价关注度最高，”传递三大信号》一文，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物价上涨成头号社会问题，人们对物价关注首次超过对收入差距、腐败等的关注。”在2008年，物价上涨成了当前头号社会问题，答案是在意料之中的。在过去的一年，对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涨”无疑是一个最敏感的字词， “涨”成了民众一种普遍的切肤之痛。2008年民众“对于物价的关注度最高”传递出了三大信号。首先，由于多数普通民众还不富裕，当前的物价上涨给他们带来了过多的生活困扰和过大的生活压力。众多普通民众的不富裕体现在他们的工资及收入的数字虽然表面上增加了，但依旧跟不上物价上涨的变化。这种物价增长幅度（尤其在房价、教育、医疗为主的物价）大于民众收入增长幅度的现状，让民众收入增长缓慢，难以抵御CPI上涨之害，其次，“物价关注度最高”背后也是当前民众消费心理的一种微妙折射。如果说在过去，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到位和贫富差距过大，是民众不敢消费的主要原因。那么而今，物价上涨又成了一只新的导致老百姓不敢消费的拦路虎，值得警惕。第三，“物价关注度最高”也传递了一种民生焦虑。当前的物价上涨主要体现在住房价格和食物消费价格和燃油价格之上，吃住行是民众一种生活的基本必需，这些基本消费品的涨价，自然让他们没有安全感。

2. 2008年1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转载了《中国证券报》《中国公众新年愿望：“物价不要再涨” 居榜首》一文。文章说：“猪里脊，在2007年年初还是9元多一斤，现在是18元，软排涨了60%…… ”“这段时间家人吃的猪肉比以往少了一半，花费却没见少。鸡蛋，蔬菜等也统统涨价，”胡女士的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无奈。食品价格成为胡女士新年最关心的事。据统计，新年愿望调查中，“物价不要再涨”高居榜首。“你可以跑不赢刘翔，但一定要跑赢CPI。”一句网民的戏虐之语，迅速流行开来；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个经济学术语，也迅速为人们熟知，成为日常用语。

又转载了记者陈雪根据《中国证券报》的报道编写的《面食店老板：“物价还会涨得这么凶吗？”》一文。文章说：“在深圳做了两年多面食生意后，小王终于下定决心赶在春节前把一间门店盘出去，只留另一间为女儿赚出奶粉钱。“这生意没法做了。做面食用的色拉油，两年前每桶50块，2007年5月涨到90块，现在要160块。”现实就是这样的。像小王这样的“小老百姓”并不懂得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含义，但他们的生活却深受通货膨胀的影响。2007年7月22日，女儿在罗湖区一家医院出生。次日，另一位产妇住进了同一间产房。在医院共同生活的几天时间里，小王发现，这对做猪肉生意的夫妇，虽然猪年得了猪宝宝，叹气却多过喜气。“猪肉再涨涨，我们的生意就没得做了，搞不好就得回老家了。”以前一天可以卖5头猪，每头赚100块，养活自己和潮州老家的父母，弟弟都不成问题。2007年猪肉涨价，吃猪肉的人一下子少了，每天只能卖掉一头猪，还是只赚100块。言犹在耳，小王蓦然发现，自己的生意也陷入了类似的窘境。除了色拉油，其他原材料也在涨价。鸡蛋价格从每斤2块3，半年里涨到了3块2，50斤装的面粉涨了10块，还有员工工资。过去一个面食师傅每个月的工资2000块，小工750块，现在分别涨到了2500块和1000块。再扣掉房租水电，以前一间门店每个月净赚2000多块，现在连一半都赚不到，搞不好还要亏本。算来算去，他决定盘出一间门店，自己带孩子，周末或晚上去照看另一间店。小王说，成本那么高，店交给什么人都难做。准备接手的下家是兄弟几个人一起干，靠省人工赚钱，才赚点辛苦钱。“08年物价还会涨得这么凶吗？”小王反复问着一个连经济学家也回答不清的问题。但经济学家们可以肯定的是，食品价格上涨，对越穷的人影响越大。

3. 2008年1月14日《青年文摘》转载了新华社殷丽娟《北京居民的菜篮子为何越来越“金贵”？》一文，主要内容如下：

“由于春节临近以及气温骤然下降的原因，北京居民的菜篮子也变得 “金贵”起来。受柴米油价格上涨，加油困难等因素影响，北京的蔬菜价格与往年相比高了一些。北京市统计局去年12月14日对外公布的北京蔬菜价格同比上涨39.2%。客观的讲，蔬菜价格上涨确实给一部分低收入群众的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压力……。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副总经理顾兆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现在每天蔬菜的交易量达1100万公斤，进入冬季后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蔬菜批发价格上涨30%左右。”顾兆学说，蔬菜的整体价格均有明显的上涨，部分京郊菜叶菜、南方菜的价格上涨更为明显。目前，北京蔬菜市场经营模式是，菜农种菜，批发商收购后再批发，零售商销售，经过蔬菜收购，批发，零售三道环节，到零售时，蔬菜价格已翻了一番。从新发地市场批发每斤1.3元的黄瓜，到零售市场就卖到了2.5元，批发价为每斤1.7元的茄子卖到3.5元，批发价为每斤1.5元的西红柿卖到了2.8元，生菜每斤卖到了3.5元。一位在椿树园菜市场买菜的的大妈向记者发感叹：现在老百姓每天必吃的大米，面条，馒头，大饼，肉，鸡蛋，牛奶，菜，价格都在涨，让人心里不踏实。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仅是吃低保的居民，就连很多有工作的普通老百姓面对日益上涨的物价，都表现出了忧虑。顾兆学认为，菜价有可能进一步上涨。他说，菜价与天气密切相关，如果遇到大雪，大雾等恶劣天气，运输蔬菜的汽车堵在路上过不来，供应量下降，价格肯定陡涨。而且京郊产的大栅叶类蔬菜受气温降低的影响，也会影响上市量，价格也会有所上涨。一些商户和市场经营者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影响菜价走高的诸多因素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加剧。”

4. 2008年1月21日《青年文摘》转载了《中国新闻周刊》谢良兵《退休老人的物价体验：没有一样生活用品不涨价》一文。内容如下：

“71岁的张友祥老人和老伴住在北京通州区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老两口原是北京一家机械厂的职工，后随企业搬迁到外省，十几年前退休后回到北京，一直住在女儿女婿单位分的这套两居室住房里。由于独生女儿和女婿工作比较忙，退休后老两口主要的工作就是照顾现年7岁的小外孙，每天早、中、晚接送外孙上下学成了老人的主要活动。女儿女婿收入也不是很高，小外孙上学，生活等一切花费，张老先生全部承担了下来。相比大多数北京企业的退休老人来说，组织关系在河北张家口的老两口收入并不算多。领河北的工资在北京生活的老夫妇，深感2007年物价上涨的压力。“我们老两口退休金加起来一共不到2000元，我900多，老伴800多，这是我们老两口加上小外孙，三个人生活的全部来源。”张老先生说，除去二人常年吃的各种药物以及牛奶，钙片等营养品，加上小外孙的零食，玩具等开销，两人的退休金所剩无几。“米，面，肉，蛋，油……没一样生活用品不涨的。以前一桶花生油才50几元，现在都要118元了，涨了一倍多。”身为“管家”的老伴张女士牢骚最多。她是平时家里生活消费品的主要购买者，几乎每天早上都会提上菜篮到小区附近的菜市场采购副食品。聊起物价来，她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猪肉也涨了很多。以前我们家平均每周要吃2斤猪肉，现在我们已经削减到1斤。我们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生活质量下降一点，都是苦日子熬过来的人，但是我们不能让小孙子受苦啊，所以开销上一直是以小外孙为主。”张女士表示，“作为老百姓，最希望的当然是物价能够下降而不是上涨，毕竟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收入都不多，柴米油盐是我们最关心的商品啊！现在政府虽然越来越重视老百姓的负担问题，但平心而论，做的还不够。”尽管已经年迈古稀，张老先生的言语中还是充满了老知识分子的不羁。“除食品以外，药品和医疗的价格对我们影响也很大。”张女士告诉记者，随着年纪的增长，两位老人身体越来越差，医药方面的开销也在逐年增加。由于河北省的职工医疗政策与北京差距很大，二老医药上的开销也占了生活开销的很大一部分。“新闻上说，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6.6%。说实话，我们不知道这个6.6%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我们只清楚一点，猪肉和油涨了一倍多，其他消费品虽然没涨那么多，但就我们的体会来看，哪个也不止6.6%的涨幅吧。”

简短的结束语

1. 当前我国社会两级分化，贫富悬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极富人开宝马车，游泳，到法国旅游；住的是高楼大厦；另一极穷人住的破旧平房，甚至是废弃的养鸡房；行的是靠拉板车出行；穿的是烂皮鞋，袜子也没有，光着一双脚。出租车司机“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 ”的话，是反应客观事实的心里话。这样的社会能够达到“均衡财富分配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吗？

2. 上述贫富悬殊的现象不仅出租车司机这么说，许多干部，学者都有“差距不断扩大”的共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资本分配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而劳动分配的比重下降，在于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以及官员中腐败分子通过贪污受贿攫取了年收入约4.8万亿的“灰色收入”。虽然党中央多次强调分配要公平及大力惩治贪污腐化违法违规行为，但收效不大，这就需要党中央下大力气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以安定民心，改善民生。

3. 虽然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但当前我国就业难凸现，占28%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甚至写血书求职，还有一部分零就业家庭。普通老百姓期盼党中央的庄严承诺能够兑现，则幸甚矣！

4. 物价上涨成为头等社会问题，北京居民菜篮子越来越“金贵”，退休老人关于没有一样生活用品不涨价的体验，都是明显的客观事实。普通老百姓“跑不赢刘翔，但一定要跑赢CPI”的愿望能实现吗？谁来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这不是痴心梦想吗？

谈谈当前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和民生问题续二

黄如桐

2007年11月23日及2007年12月15日，我曾发表了《谈谈当前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和民生问题》第一篇和续篇，本文是续二篇。

一、贫富差距问题

（一）富人、穷人各有多少？

2008年1月3日《燕赵都市报》发表了张魁兴的文章《中国穷人数量排名世界第几？》。内容如下：
“一年之间，资产超10亿美元的中国富豪增加61名，应该说这是好事，在国家财政收入增加1.2万亿的大环境下，富豪的资产也该随之增加。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网友的兴奋，相反引来的却是“板砖横飞”。因为国家财政大幅度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却几乎没有见涨，尽管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增加了，但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其他工薪者的收入没有增加，相比于物价飞涨，劳动者的收入反而降低了。在这种环境下，500名上榜富豪身价总数高达43426亿元，与2007年全国入库税收仅差6000亿元，这说明中国的财富越来越走向集中。本来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中国富豪人数的惊人增长，被认为是中国股市和楼市高速增长的“功劳”，不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不是辛勤劳动的结果，换个角度说，就是亿万普通劳动者没有共享到国家税收增长的成果。国家的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最应该体现在普通劳动者的身上。如果国家财政增加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依旧如故，只是增加了几十个亿万富翁，那这个社会的“仇富”思想就会蔓延。劳动者创造社会财富，却无缘分享社会财富的增加值，那社会能和谐吗？相对于“中国已成为亿万富豪人数排名第二的国家，仅次于美国”这样的排行榜，我以为看看“中国穷人数居世界第几”更让人警醒。中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才有3587元（2006年）。从人均收入看，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而且中国居民收入结构是金字塔形结构，富者少而富，穷者多而穷。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应以“中国已成为亿万富豪人数排名第二的国家”，想到“中国穷人数排名世界第几”。中国是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人口大国，分配的公平对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对于社会的和谐建设有着特殊意义。”

（二）官商勾结，富了官僚老板，苦了老百姓

2007年12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记者周芙蓉、刘文国《守着煤山无煤烧，福泉农民愁过冬》的报道。内容如下：
“隆冬时节，记者在贵州省重点产煤区福泉市采记时发现，坐落在煤矿区的高石乡黄家湾村，数千农民守着煤山无煤烧，许多村民家中冰锅冷灶、寒气袭人，家家为无煤过冬而发愁。黄家湾村有7000多村民。在这个村新湾组，听说有记者采访，瑟瑟寒风中，村民纷纷围上来，诉说他们无煤做饭取暖之苦。村民郑昌学说：“我们靠到煤矿上捡点残煤，到煤矿的水塘泥水里捞泥煤维持生计，已经六七年了，有时捞煤要下到齐腰深的水里，捞上来的泥煤也不禁烧”。在村民王绪维家的后院，记者见到院里仅有一小堆泥煤和一小堆碎焦炭，这些就是他全家过冬取暖的全部“家当”了。记者又接连到十几家农户看了看，都与王绪维家差不多，没有一家有大堆的过冬用煤。说起他们烧饭取暖用煤的来源，家家都是一个字：捡。唐家院村民组村民李明平说：“我和孩子妈妈两个人，每天都得有一人守在矿上捡，今天捡不到，明天就没烧的了。”丈夫已过世多年的村民杨实秀，入冬以来还没生过火。她无奈地说：“村里通电后，煮饭可以用电饭锅，取暖就只有躲在被子里了。”村民郑必辉跺跺脚生气地说：“这地下的煤有的是，可就是没咱农民烧的份儿。”记者问村民：为什么不就近到矿上买煤烧？村民七嘴八舌一通议论：“矿上根本不卖给我们，就是卖我们也买不起。煤老板六亲不认只认钱。”黄家湾村有了个整合后可合法开采的煤矿，其中一个叫小岩万的煤矿，原本是村民集体投工投劳建起来的，由高石乡政府管理。2001年乡里把这个矿承包给当地个体老板姚本才开采，2006年底乡政府又将其低价卖给了姚本才。在姚本才承包前，每年这个煤矿都可以给黄家湾村每个村民供应500公斤低价煤。自从煤矿被承包以后，矿上就再没向村民供过煤，村民用煤，就只有按市场价在矿上买煤了。今年以来，随着煤价走高，市场煤源紧俏，高石乡和附近煤矿都被煤老板卖到外地赚高价去了。于是，就出现了村民所说的临近隆冬“买不到煤”和“买不起煤”的情况。”

（三）富人的奢侈生活和穷人的悲惨生活

1、2007年12月15日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了《中国山区农民生活艰辛》的报道。报道说：“农民马玉宝（音）是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和老伴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座窑洞里度过了无数个冬天。但是，今年冬天将是他们居住的这个人烟稀少的村庄面临的最难熬的一个冬天。这里连续两年粮食欠收。没有麦子、没有玉米，马家就靠仅有的几只羊过日子，还要靠亲戚的帮助和政府每月200元的救济。只有最穷的人才能得到政府的救济。马家的人悲观地说：“生活太难了。”两年严重干旱不过是艰辛的山区生活的最新提示。迄今，这些山区离中国繁华城市的豪华生活相去甚远。按照设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足以促使这场新兴的繁荣一直延伸到最贫穷的人群中。20年来，有些人总是骄傲地大谈特谈有多少多少人摆脱了贫困。但是，去年夏天，具有权威的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一份官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实际上要比先前认为的规模小得多、穷得多。调查评估：中国生活在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先前估计的多出两倍：有3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用在1美元或1美元以下，或大约50美分。现在，担心乡村地区远远落后新兴中国之后的忧患已公开化。城市里的人也会对农村的贫困表示同情。报纸上关于贫困问题的报道连篇累牍，而这个国家一度以为贫穷几乎已经消灭了。与此同时，在宁夏的山区，马玉宝和老伴却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的两个成年儿子患病在身，就连获得基本生活心需品都成问题。在这片干旱山区，马玉宝每天要赶着骡子花上4个小时的功夫才能长途跋涉地取来一天的家庭用水。他说他宁肯像村里很多人一样离开这个村子。邻近的一个村子大约有1800名村民，其中大约500多名男子都到城里打工去了。”
2、2007年12月24日新华社《上海证券报》发表了傅勇的文章。文章说：“前不久，美国《时代》杂志“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富豪的典型生活方式：男人们身着“国产或意大利品牌的西服（袖子上还留着商标）”，“在每年会费１万美元的俱乐部中打高尔夫球，去拉斯维加斯豪赌”，“每餐要在600美元以上，菜单中包括鲨鱼翅、鲍鱼等各种高档海鲜”；而女人们则是怀抱长毛宠物，穿的是“路易•威登或者香奈尔的时装”，手提“芬迪的手袋”，涂上鲜红的指甲油，只坐奔驰车或者黑色劳斯莱斯轿车，同时配有吉利号码的车牌……”，在世人眼中，今日的中国富豪形象似乎总跟挥霍无度的暴发户连在一起。”
３、2007年12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综合新华社电。电文如下：“圣诞节前夕，各大五星级酒店又掀起豪华宴席的市场争夺战。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标价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宴席，销售却异常火爆。贵阳市一家五星级酒店今年推出每人1088元的豪华圣诞宴，节前就订出去七成多，酒店方准备增加餐位。记者采访到的几家高档酒店，情况与之相似，有的酒店圣诞宴席在节前就预售完毕。据煤体报道，有的城市圣诞宴火爆场面远甚于贵阳，单人消费近万元的晚宴也不乏消费者。一个原本属于西方人的节日，却在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逐渐形成蔚为壮观的市场，成了商家博取利润的好机会。知情人士透露，圣诞节期间的豪华宴席，非但与圣诞节的内涵不沾边，而是显得有些怪诞，因为它大多是某些人进行利益交换的产物。”

二、民生问题

（一）物价上涨

1、2007年12月14日《环球时报》发表了《调查显示：物价成干部眼中最严重社会问题》一文。文章说：“不断上涨的物价已经成为我国官员最大的担忧。近日公布的调查显示，通货膨胀已经取代腐败和收入不均，成为我国最大社会问题。在10月份被问及我国今年最大的社会问题时，30.5%的党校官员学员选择了物价，紧随其后的是收入不均（23.4%）和腐败（13.0%）。“物价问题今年首次成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公布这一调查结果的党校校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评论道：“在这一问题上，党内高层官员的看法和普通民众相当一致”。数据显示，我国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升至11年来新高，同比上涨6.9%，其中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8.2%。数据发出的讯号令人不安，显示通货膨胀似乎已从人们的餐桌扩展至整体经济。价格持续攀升的顽疾为什么会让中国这个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越来越感到头痛，只要看看谢晓梅的生活就知道了。这位41岁的上海退休工人说自己月收入1000元，根本没有节余，现在她买一桶食用油要50元，而不久之前还只要30元。谢晓梅说：“过去一年我的工资涨了不到10%，而一些东西的价格上涨了50%。我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了。”50岁的江志国是一名在北京的外来打工者，他在北京一家超市购物时说，他老家的湖南菜通常要用的红辣椒价格今年上涨了40%左右。虽然我国几度上调利率，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抑物价，但在食品价格飞涨的拉动下，我国今年全年的通货膨胀率依然加速上行。”
2、2007年12月18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记者黄峻、王立彬《“三农”攸关你我，2007年牵动国人神经》的报道。报道说：“2007年，城里人对“三农”形势是切身的感受，可能缘于一系列农产品涨价。去年秋冬以来，全国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玉米、小麦、食油价格先后上涨；受饲料价格上涨及疫情影响，生猪生产下降，5月份以来猪肉价格暴涨，又带动其他副食品价格上涨。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0.6%。10月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7.6%，这是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上涨的首要原因。普通市民对物价上涨的感受和统计数字一致：10月份猪肉价格上涨54.9%，油脂价格上涨34%，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38.3%，鲜菜价格上涨29.9%，这些都是最能触动老百姓神经的商品。”
3、2007年12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总理：价格哪怕上涨一块钱对老百姓的生活都有影响》的报道。报道说：“11月12日上午，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看望这里的低收入群众。温家宝深情地说：“我们办公桌上有三张表，一张是全国的粮价表，一张是副食品价格表，从肉、鱼、鸡、蛋到蔬菜的价格都有，还有一张是各类物资的库存表，我知道，价格哪怕只上涨一块钱，对老百姓的生活都有影响”。他说：“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克服眼前的困难，使市场平稳，保证人民生活得更加踏实。”
4、2007年12月24日《老年文摘》发表了新华社电《央行问卷调查：近半数储户认为物价难于接受》的报道。报道说：“2007年11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物价过高难予接受，对未来物价有超过六成的储户判断继续上涨。第四季度城镇居民认为“物价过高，难予接受”的占比达47.6%的历史峰值，出现3年来认为“物价偏高不以接受”的比重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这一变化反映了近半数的被调查者感受到了物价上涨的压力，特别是近期肉、蛋、菜价格的连续上涨，对居民的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5、2007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董伟《物价：一场与CPI的赛跑》一文。主要内容如下：
“2007年的春天并没有显示出和往年的不同。当时经济学家琢磨的问题是，过去几年为什么中国经济高增长而没有高通胀？后来的事实证明，人们低估了猪肉冲击波的威力。各地猪肉价格在一段时间的小幅回落后，竟然再次掉头青云直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油脂价格在不断攀升，11月更是同比上涨35.0%，尤其花生油价格更是屡创新高。曾经价格战惨烈的牛奶市场也悄悄加入了涨价的行列，方便面也在涨价。这种趋势甚至蔓延出了餐桌。11月1日，国家调整了成品油价格，11月汽油平均上涨了8.8%，柴油上涨9.8%。主要依靠进口的液化石油气，其售价11月比上月平均上涨12.6%。当然，房地产更不用说了，房价简直就是“苟日新，日日新”。物价凶猛倒是让老百姓熟悉了一个经济学术语：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乌鲁木齐退休职工丁艺梅今年起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个月必看关于CPI的统计，然后叹口气对老伴儿说 “又涨了”。的确，2007年的CPI是一步一个台阶：1月还只有2.2%，4月就上到了3%，7月更是走高到近年少有的5.6%，11月则创了11年来的新记录，达到了6.9%。权威预测，今年CPI涨幅在4.7%左右。丁艺梅其实不懂CPI的来龙去脉。但是她知道，CPI如果一个劲儿地飘红，她的钱袋子可是越来越吃紧。有人曾经根据10月CPI的涨幅匡算，价格上涨影响城镇居民（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6.1%）为每人每月增支44元，农村居民（农民村居民消费价格上升7.2%）则为每人每月增支16.7元。难怪那句话成为2007年流行语：可以跑不赢刘翔但一定要跑赢CPI。实际上，中国的双脚已经陷进了全球通胀的漩涡里，这一点到年底的时候就被广泛认知到了。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财经年会上说：“外部因素对国内物价上涨也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研究人员则很专业地称之为“输入型通胀”。如何认识当前物价上涨？中国官方的回答是，这是食品引发的“阶段性、结构性上涨，并不是全面的通货膨胀”。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结构性上涨表现在商品价格有升有降。在1月至11月价格总水平上升4。6%中，食品类价格上涨11。9%，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4个百分点，占涨价因素的87%，其中仅猪肉价格上涨就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14个百分点。面对汹涌的涨价大潮，更多的人拿出最基本的智慧来——尽量减少开支，时刻关注打折信息。据报道，广州曾经上演过“抢肉”战——某连锁超市以15.8元/公斤的超低价限量卖鲜猪瘦肉，诱得市民放弃周末懒觉纷纷起早疯抢。在该超市南州路店内，抢肉人龙足足排了千米长，1吨鲜猪瘦肉40分钟即被瓜分一空。类似的情况在辽宁也曾出现。类似的事情太多了。然而，重庆的“打折”队伍却上演了悲剧的一幕。11月9日，该市沙坪坝区的“家乐福”超市十周年庆，特价销售一款菜籽油，原价每51.4元的5升装只卖39.9元。消息传出，大量市民凌晨4点就开始前往排队等候。此时的人们心中正在为节省10元钱而高兴。没想到一拥而上的结果是3死7重伤。”
6、新华社2008年1月3日电发表了《畅想2008——普通人的新年梦想》的报道。报道说：“在北京一家企业做软件开发的王焕发，去年刚从西南科技大学毕业来京工作。常在住处附近小饭馆就餐的他，感觉虽然菜单上的价格没变，但菜量、特别是肉少了。偶尔去趟超市，看见排骨居然每斤卖到20元。听说现在国家财政和企业利润都有三四成增长，很希望今年能“工资多涨点，物价少涨点”。”

（二）扩大就业是公平分配的切入点

2007年12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记者杨琳《扩大就业：公平分配的第一切入点——只真正落实好8小时工作制，就能腾出更多的工作岗位，让更多人口参与分配》的报道。报道说：“听说北京市又要限制出租车数量了，不知道活儿能不能好点？份钱会不会增加？快到年底，北京出租车司机何师傅一如既往，每天要干到13个小时以上，“8小时之内都是给公司干的，之后2小时跑‘油’钱，然后才是给自己挣口饭吃。”他这话，记者听很多出租车司机说过。现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七成以上是郊县农民，取代了原来的城里人，“城里人受不了这份罪”。在改革开放初期让人眼热的出租车司机，现在已成了“苦活儿”：严重超时工作、饮食不规律、体力透支、慢性病比例偏高、平均上交公司5000元，自己收入2000元。”“我这是拿命挣钱呢”，何师傅说。每个司机都可以按《劳动法》的要求，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可以休息呀，没人拦着你，可车份儿钱谁交啊？”何师傅自嘲。看起来，体面的工作，却没有带给劳动者体面的生活。在2007年金秋举行的党的十七大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并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何师傅不懂得什么是“收入分配”，他最关心的是，能不能调整份儿钱？这样，就可以缓口气，“有活我也不拉了，让别人干吧”。没有就业，就没有分配。而当前就业质量低下，正恶化着分配条件。“一方面我国每年至少有1100万就业缺口，大量劳动力闲置；另一方面超时工作普遍存在，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劳动违法现象突出。”一位在中央政策研究部门的专家说，“扩大就业，提高就业质量，是缩小收入差距的第一切入点”。”
（三）私营企业主违规不准职工法定假日休假
2008年1月2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记者褚晓亮、刘毅非《法定假日都不休，更别提带薪休假了》的报道。报道说：“连方是长春市一家连锁药店的员工。在元旦假期内，他大部分时间依然要守在柜台前。“我只能在元旦这一天与别人串休，老板许诺我们元旦期间加班每人补10元钱，可我更想要休假，好去亲戚家串个门。”连方满怀遗憾地说。连方几年前从外地来到长春打工，家离长春并不远，但一年也只能回去一两次。平时他只休每月的周日，几年来的春节、国庆等长假，他从来没有完整地休过。“2007年春节我们只放一天半，可为了回家，我又干了两个星期日才换来了4天的假。”“普经有员工试探地问过老板，现在国家有政策，咱们什么时候也能多放几天假，老板白了这名员工一眼，说你可以去休假，我再雇别人。这之后大家再也不敢提休假的事儿了。”连方说。据记者调查了解，像连方这样无法享受到假期实惠的私营企业员工并不在少数。尤其是今年元旦休假是从2007年12月30日开始，一些企业借口生产计划、财务核算、经营管理等是按整年度安排的，而不执行新的休假制度，很多员工因此不得不忙碌在工作状态中。“现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员工可以按规定休假，我们这些在私营企业打工的人却很难享受到这种待遇。我们连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都保证不了，更不用提带薪休假了。建议国家制定一些强制性的法律措施，对企业真正地产生约束力，使我们的假期不能光写在纸上。”连方说，这也是他们药店大多数员工的心声。”

简短的结束语

1、我国贫富悬殊的现象愈演愈烈，一极是已成为世界亿万富豪人数排名世界第二，身价4万多亿元的富豪，另一极是城乡年收入只有11759和3581元的人数众多的穷人。这样的社会能和谐吗？！
2、穷人守着煤山买不起煤、买不到煤、无煤烧。家家冰锅冷灶，寒气袭人，取暖只有躲在被子里。原因在于煤矿老板和官僚相互勾结，垄断煤价和煤市场。官僚腐败何时休，老百姓病苦谁关切，谁能解决！？
3、富人过着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包括每餐600美元的美餐、每人1088元的变化圣诞宴的生活。而每天的生活费用花1美元以下的穷人有3亿人口，我国的经济要比先前认为的规模小得多、穷得多。这种贫富悬殊十分突出的现象何时能扭转，只有天知道！
4、物价上涨，老百姓为了节省开支掀起了抢购风潮，以致酿成死伤人命的惨剧。这种悲剧决不能重演，党和政府务必下大力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平抑物价飞涨形势，老百姓则幸甚矣！
5、出租车司机每天劳动13个小时以上，除去上交出租车公司“份钱”、支付油钱外，所剩无几。私营企业主不准职工法定休假日休假的违法违规行为，实在令人忧患伤感。这些情况不知何日何时才能不再发生！

2008年1月13日完稿

谈谈当前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和民生问题续篇

黄如桐

2007年11月23日我曾发表了《谈谈当前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和民生问题》，本文是它的续篇。

一、关于贫富差距问题

（一）2005年私营企业主（资本家）的资本已增加到6.1万多亿元

2007年8月李成瑞《大变化》一书说，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资本额6133.1亿元同1956年私营企业主资本额14亿元相比，前者是后者的639倍。私营企业主在1956年改造以前是民族资产阶级，现在的私营企业主群体就是新的资产阶级。

（二）贫富差距扩大下穷人的悲惨生活

李成瑞《大变化》一书指出：“2007年的1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关于出租汽车司机现实生存情况的报道。标题为：《北京十万的哥为份儿钱奔命，自称是公司赚钱机器》。报道说： “每天的清晨、正午、夜晚，行驶在北京大街小巷的近十万的哥们，大多被一只无形的手牢牢掌控，无法挣脱。8小时、12小时，甚至16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多数的哥换来的却是远低于应当所得的收入，大部份的血汗钱，也就是行业内所谓的‘份儿钱’，都上交给了出租车公司。”“滴着血汗的‘份儿钱’！”“本市一家体检机构曾对北京1万名出租车司机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出租车司机的健康状况堪忧：半数以上的哥患有职业病”。“每天十几个小时蜷缩在狭小的空间内，患上了胃病、腰椎病、前列腺炎、痔疮等多种疾病，生病一般扛一扛、吃点药，自己去医院检查还要排长队，嫌麻烦。一年到头，每天就像绷紧的发条，根本想不起来对身体做系统检查。”的哥刘先生无奈地对记者说。“在记者采访的十几位出租车司机中，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患上了不同症状、不同程度的职业病。有的因不能定时用餐，患上了消化道疾病；有的长期保持开车坐姿，造成颈椎患病、腰肌劳损；有的因长期入厕不及时出现肾病；还有的因工作压力大，出现心理疾病，经常莫明地烦躁、失眠；另外患高血压、心脏病等的比例也很高。”

（三）对贫富差距的看法：

1、郑功成的观点
2007年12月《人民日报》记者杜海涛发表了《人大常委解读基尼系数：辩证看待中国贫富差距》一文。内容如下：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从0到1代表着物质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各国的情形通常在0.2到0.8之间，其中0.4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拉大，基尼系数达到了0.46甚至更高。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基尼现状，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不能因为基尼系数比较高，就认定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已十分严重
记者：贫富差距是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请问您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郑功成：我认为对中国的贫富差距需要运用辩证法，我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今天中国的基尼系数，从发展的视角来解决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今年10月上旬我出席中欧论坛并与欧洲反贫困联盟主席一起负责“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分论坛，我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客观社会现象，但它首先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因为财富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共同贫穷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共同富裕，只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财富的持续积累进入富裕阶层，才能真正向共同富裕迈进；二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确实需要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加以调节，因为差距的持续扩大不利于中国的健康持续发展，又确实有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上的不当影响；三是维护公平正义和实现共享发展成果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基本价值取向，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正在采取多项措施，这一问题是可以逐步缓和并合理解决的。
记者：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基尼系数逐步扩大的事实？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有哪些？
郑功成：虽然我国的基尼系数比较高，但不能因此而认定贫富差距已经十分严重甚至可怕，因为国家继续处于发展上升期的格局没有改变，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在国家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实惠的格局没有改变。我国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收入差距扩大，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这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特别是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包括了传统户籍制度限制、教育及社会保障、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差距等多重深层次差距。改革开放初期选择的渐进改革、区域倾斜、递次开放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与地区之间的差距。初次分配中的格局失衡、制度失落与长期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民财富分配的失衡与不公现象。而包括公共资源与社会保障在内的再分配手段又未能够起到应有的调节财富分配的作用。
调节收入分配格局并非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基于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
记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才能做到兼顾公平和效率？
郑功成：我不赞成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追求公平应当是国家发展的目标，而保持效率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须手段。总体思路是必须放弃现实中仅靠劳工成本低、弱化国民福利权益来维护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经济增长格局，代之以既有效率又有公平还能持续的发展格局。为此，国家需要通过财税制度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来继续保持甚至提高经济效益；同时确保初次分配符合法定的、公共伦理的正义底线，再分配符合公平、均衡、共享的法则。
记者：对基尼系数偏大的现状，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郑功成：我认为应当在规范财富分配的同时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基础，只有让劳动者获得合理的报酬，让高收入者承担起法定的义务，让低收入者获得相应补偿，才能维护起码的社会分配正义。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包括完善税收制度、确立劳动者薪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正常增长机制、节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尤其是畸形收入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调节收入分配格局并非是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基于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因为争赢的格局不可持续，多赢的格局才能持续发展，只能通过共享发展成果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和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2、我对郑功成观点的评析
对郑功成的观点，基本上是不同意的。
郑功成说：“不能因基尼系数比较高，就认定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已十分严重。”这点我不同意。因为客观事实明显地显示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贫富差距已经十分严重。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大变化》一书指出：“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基尼系数，1999年为0.403，2003年为0.447。该行最近出版的《世界发展指标——2007年》测算，我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已达0.469。我国的基尼系数，虽低于南非、巴西等很少数发展中国家，但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法、德、意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现在我们离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

二、关于民生问题

（一）云南省存在着“读书难，看病难、看电视广播难、看戏难、学科技难”五大难

据2007年11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读书难的问题在云南有着特殊之处。云南是一个边疆、民族、贫困、山区“四位一体”的欠发达省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在一些地区尤其是边境一线和藏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问题尤为明显。德宏州就面临着这样的难题，该州所辖5个县市中，4个是边境县，也是贫困、多民族地区。在这里，读书之难从校舍匮乏即可见一斑。记者在潞西市职业高级中学看到一间30平方米的宿舍里摆放着8张高低床，住着16名学生。“我们共有72间宿舍，住着千余名学生。这样的条件，在全州算好的。”校长袁文武告诉记者。“我们的校舍太简陋了。”德宏州教育局计财科科长陈寿昌感叹。据他介绍，全州不少学校是由本届和公社时期生产队的公房转化来的，2000年临时搭建、质量不高的学校占校舍面积的40%左右。目前全州校舍中的危房面积还有30多万平方米，校舍建设任务不可谓不重。
又据上述报道，35岁的傣族村民腾坐2004年得了肾结石，到2006年已经发展成了肾衰竭，再不能拖着，只好到医院做手术。对靠种甘蔗及水稻为生，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的腾坐而言，新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可谓“救命的政策”。“政府补助的钱对我帮助很大，是我四五年都赚不到的”。 “如果没有新农合，我哪敢住院治病，只能靠吃药熬了”。

（二）读书难

11月19日《燕赵都市报》发表了《别让“上学尽孝”成无奈》的报道。报道说，一份调查显示，有32.3%的大学生上学，是为了“改善父母生活，孝敬父母”。面对这样的结果，让人欣慰之余却又不免心酸。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曾按照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平均纯收入水平测算出，供养一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4.2年纯收入，而农民竟需要13.6年纯收入。诚然，国家为了解决大学生的学费负担问题，推出了一系列的助学政策。但不可否认的是，高校的学费标准并没有降低，特别是随着近期物价的上涨，学生生活费提高，上大学的负担依然很重。为改变子女的命运，许多贫困家庭必须在教育投资上不惜“血本”，而这也就不得不使许多学生从准备考大学开始，就肩负起改变家庭贫困面貌的重担。面对这样一个沉重的民生课题，也只有从“提高百姓收入”、“降低高校收费”入手，才可能尽快破题。

（三）就业难

11月11日《广州日报》发表了《明年找工作形势更紧张》一文。文章说：“全国培训就业系统工作会议11月10日开始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会议对明年就业工作进行了部署。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介绍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将重点解决好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安置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明年是个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措施，又会产生新的失业。此外，中西部地区还有一大批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目标任务仍将十分艰巨。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的失业大学生没有得到培训就业部门登记。随着新的大学毕业生不断走向社会，大学生就业问题将更加突出。迄今为止，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转移就业形势严峻。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就业结构性矛盾会不断加大，困难群体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并存，并将进一步加剧”。

（四）物价上涨

11月23日《重庆晚报》发表了《关注低收入家庭怎样跨过物价上涨这个坎？》一文。文章说：“很多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秩序，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打乱了，怎么办？面对困境，一些低收入者总结出不少压缩开支的‘土办法’。重庆南岸区弹子石升平巷的熊城明说：“不能总是等待政府照顾，自己也要想些办法。”为节省开支，他和妻子经常一天吃两顿面，每月只吃一次肉。“吃面可不用菜，还节省电气费。”因长时间不吃肉，肚子吵得受不了，熊城明每顿就猛吃辣椒，有时甚至用油辣子拌饭吃。他说，吃辣椒解馋最好。一个月下来，他和妻子要吃一公斤干辣椒。熊城明觉得干辣椒取代猪肉很划算。“先填饱肚子再说。”低保人员石冬梅与熊城明有同感，她觉得物价上涨后，生活比以前差多了。为节约成本，她经常煮烫饭吃。她说，吃烫饭可不用吃菜，省电省气。35岁的石冬梅住在重庆南坪旧东市场附近的廉租房内，丈夫有智障，儿子在上幼儿园，全家靠每月315元低保金维持生活。为补贴家用，石冬梅租了一个报摊，每月能赚300多元，一家月进帐近700元。通过精打细算，石冬梅勉强能把一家人的生活安顿好。石冬梅对应涨价还有“绝招”：偶尔在肉市买几两便宜肉，瘦肉给儿子熬杂酱，隔几天给儿子舀一两勺解馋，肥肉留来熬油。与熊城明和石冬梅一样，少吃饭，多吃面和多吃烫饭的方法，已成为重庆许多低收入人员节省开支，应对物价上涨的常用招数。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尽量减少开支，增加与物价周旋的余地。”

（五）贫困女童的悲惨生活

1、2007年11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父亲出走，10岁女童靠拾荒养活爷爷奶奶》的报道，内容如下：
“母亲去世、父亲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年逾80需要照料。10岁女学童孙得荣靠拾荒支撑起了这个残破的家庭。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的学习成绩还连年名列前茅。孙得荣现在是山东省曹现曹城镇第五小学四年级学生，老家在曹县曹大集乡孙庄村。孙得荣出生时母亲难产去世，父亲经受不住打击离家出走，并一直没有音信。在爷爷奶奶抚养下，孙得荣逐渐长大。5岁开始便跟随爷爷奶奶拾荒。由于爷爷、奶奶年老多病，孙得荣成了家里拾荒主力。后来爷爷、奶奶带她到曹县曹城办事处北关社区，租了间小房定居下来。孙得荣上学后，一边上课，一边利用课余时间偷偷地拾荒，维持生计，还要照顾年老多病的爷爷、奶奶。尽管这样，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每次排名都是年级前三名。”
2、2007年11月21日《济南时报》发表了《是谁造就了“最美环卫工”》的报道。内容如下：
“清晨四五点，是许多人还在熟睡时，在成都府南河边，一个身体单薄的12岁小女孩就会来此替生病的母亲打扫卫生。这个女孩，名叫肖丹，被誉为“成都最美丽环卫工”。肖丹的确是美丽的，然而这美丽之中却有一丝悲凉。12岁，清晨四五点，这些数字之间显得太不协调。肖丹的身上，显然负载了过多的沉重。她稚嫩的肩膀，要扛起生活的重担；她娇嫩的手，要抓起生活的扫帚。为何要让肖丹来承担这些？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外来工子女吗？就是因为她们家庭贫困吗？细究肖丹成为“最美环卫工”的根源，不外乎是老生常谈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问题。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收入再分配手段，事关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只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形成法治化、规范化、高效化的社会保障运行管理体制，才能让肖丹这样的孩子不再拿起扫帚，去做“最美环卫工”，肖丹才会快乐着她的快乐；才能让像肖丹的母亲这样的弱势者生病可以得到医治，没有后顾之忧。”

简短的结束语

1、郑功成关于我国基尼系数比较高，贫富差距不十分严重的言论违背了客观事实，实质上是一种掩盖社会矛盾和问题、粉饰天下太平、麻痹人民意志的麻醉剂，我们老百姓决不容许这种谬论泛滥，必须澄清事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分析批判。
2、高校学费升高，而老百姓的收入有限，不惜拿出“血本”也难以应付，这种读书难的困境能依靠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来解决吗？不能！因为，在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谈何容易，不减少已经了不起了！
3、当前包括下岗失业人员、新生代农民民工、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困难群体就业难的民生问题很突出。又低收入群众怎样跨过物价上涨这个坎，依靠一天只吃两顿面、经常煮烫饭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党和政府应该根据“劳有所得”及物价稳定、老百姓不愁温饱的要求，把就业难及物价上涨的两难给解决好，过上小康生活，老百姓则幸甚矣！
4、贫困女竟靠拾荒养活爷爷、奶奶，靠替生病母亲清晨打扫街道卫生，勉强维持生计的悲惨生活决不能重演！党和政府应该把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的庄严承诺落到实处，老百姓则幸甚矣！

2007年12月15日完稿

谈谈当前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和民生问题
　　
黄如桐
　　

　　当前我国面临着贫富差距问题和民生问题，兹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媒体的报道，将有关资料、观点和编著分述如下。
　　
　　一、关于贫富差距问题
　　
　　我认为，当前我国贫富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其表现如下：
　　
　　（一）贫富差距两个指标持续扩大
　　
　　据《南方周末》2007年9月27日发表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访谈录》的报道，我国“贫富差距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社会的严峻事实”。一个最新消息是，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最低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275，仅比尼伯尔的0.4730略低，远远高于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亚行指出： “1973年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25，已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
　　
　　（二）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现在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据2007年10月11日《参政消息》报道称：《路透社上海10月10日电》：“调查者胡润今天说，飞涨的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使中国的超级富豪愈发富有，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现在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07年胡润百富榜称，资产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人从去年的15人猛增到108人，比西方国家快得多。今年有80人上了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的平均财产比去年增加一倍，达到5.62亿美元。胡润说：“随着中国最富有的企业家把目光转向不发达的、在很大程度上未受管理的经济腹地，扩大财富的机会还很多”。这份报道说，26岁的杨惠研是中国首富，她从身为房地产开发商父亲那里得到17.5亿美元。这与《福布斯》杂志昨天公布的中国财富榜一致。去年的首富张茵降居第二位，尽管她的财富因为玖龙纸业的股价猛涨增加三倍。中国最富的10个人当中，有6人主营或兼营房地产。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建筑和制造而非科学技术推动。胡润百富榜上有不少的财富要归功于飞涨的股价。其中9人之所以上榜是因为在民生银行持股，这使民生银行成为超级富豪的最突出的中国公司。
　　
　　（三）据2007年10月24日《参政消息》报道称：英国《金融时报》10月23日文章题《中国亿万富翁开始增多》。内容如下：“1999年的中国“富豪榜”公布时，其中只有一位拥有10亿美元的身价。现在胡润中国富豪榜上出现了106位身价10亿美元，而去年只有14位。新富豪们的发家史凸显了中国遍布的各种各样的商机。富豪榜的编纂者胡润说：“中国富豪和成功人士的经历讲述了现代中国的故事。”个人富豪的迅速崛起反映出，中国——一个在30年前还将私有财产视作禁忌、将资本主义定为贬义们的国家已经开始改变。对富豪榜的分析表明，荣智健和杨惠妍的源自家族的财富是例外而非普遍现象——中国富豪们大部分是第一代的创业企业家。胡润认为，近年来中国民众对富人的态度已经转变了。他说：“富人的形象发生了巨大改变，人们现在开始赞美成功者。”
　　
　　（四）2007年11月1日新华社记者张淼淼在《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福布斯：中国成为亿万富豪最多国家之一》的报道。内容如下：“11月1日，《福布斯》中文版正式发布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400位全榜单，碧桂园创始人之一——杨国强26岁的女儿杨惠妍，以160亿美元的身价登上中国首富宝座。富豪榜制榜人范鲁贤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股市的繁荣造就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财富爆炸，2007年，中国富豪榜上榜富豪的财富总和为280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了1640亿美元；富豪榜上共有66人身价超过10亿美元，而去年仅有15人达到这一水平，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亿万富豪最多国家之一。范鲁贤说，他将中国400位富豪和美国400位富豪对比后发现，中国富豪比较年轻，平均年龄为46岁，而美国富豪为64岁，另外富豪中自立创业的美国占到67%，而中国高达99%。大批新富豪涌现也是今年的一大特点，各榜单中有新面孔146人，占上榜人数的37.5%，前40名中就有9人是首次入选，包括首富杨惠妍。居民住宅和房地产投资的持续升温，也使得今年榜单上的房地产界的富豪们大放异彩，包括杨惠妍在内共有19位从事房地产业的富豪上榜。从地域分布看，广东是富豪最集中的区域，共有79人上榜，其次是北京有49人，第三位是浙江，46人上榜。”
　　
　　（五）据2007年8月出版的李成瑞《大变化》一书指出：“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基尼系数，1998年为0.403，2003年为0.447。流行最近出版的《世界发展指标——2007年》测算，我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已达0.469。我国的基尼系数，虽低于南非、巴西等很少数发展中国家，但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法、德、意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现在我国离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还应当说到的，是中国私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新资产阶级的迅速形成，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旧中国。它的主要特点是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形成的客观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形成是同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将大量公有财产化为私有财产密不可分的。这是我国贫富差距特别大、基尼系数特别高的主要原因，也是二十多年来我国贪污腐化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李成瑞又指出：“关于我国的城乡贫困人口，国际上通常是按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作为贫困线计算的。据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按此标准计算：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16.6%”（引者按：据此计算出绝对数字为21400万贫困人口）。又据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报道，据联合国按此标准计算：“中国大陆有18%的贫困人口”（引者按：据此计算出绝对数为23500万贫困人口），“在都市每个角落里都可以发现穷人”。“富人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穷人，致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世界银行2006年12月人口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还指出，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不仅许多人相对贫困化，而且有一部分人绝对贫困化。“从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剩余价值规律起决定作用。生产资料占有者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竭力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必然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关于我国最富人群与最贫穷人群的差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拥有59%的财产，两者比例约为21：1。又据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这就是说，贫富收入的比例约为32：1” 。
　　
　　李成瑞还指出：各方媒体对我国贫富差距的种种评估如下：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4年2月27日报道：据中国政府自己的研究人员说，在共产主义制度实行了50年之后，现在中国城市的富人与农村穷人间的差距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一家主要研究机构社科院的一份报告说，城镇居民的收入目前是农村居民的三倍。如果将非货币性因素——为只有城镇居民才能享受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好处—考虑进去，城乡收入的差距将达到6倍。令政府感到不安的是，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改革已经将很多人抛在后面。这些人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2月29日刊登了题为《中国富人的生存信条》的文章说：“如今中国的富人都住进了大城市郊区的别墅里。这些别墅平均售价80万美元，四周有围墙，还有24小时保安巡逻。尽管如此，这些富有人几乎总是成为被抢劫的目标，抢劫犯在情况危急时会起杀机。社会学家用于判断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最新标准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更大。中国的一些精英开始相信世界信奉的是达尔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关系和智慧意味着一切，平等这个古怪的观念毫无意义。”
　　
　　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说：“中国至今虽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在实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本本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
　　
　　香港《南华早报》2003年7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宣布共产党今后将接纳私营企业主加入党的队伍。这一宣布是共产党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方面，它的调整反映了中国社会人口构成成份的改变。这种变化是过去22年中实行经济改革的结果。正在宣传的一个理论——被称为‘三个代表’——的过程中，已经认真地为扩大党的队伍奠定了基础。中国完全可以这样肯定中国的资本主义，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六）贫富差距扩大下工人阶级的情况
　　
　　李成瑞在书中说，工人阶级的变化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中一个就是贫困化。比之私营企业主、外商投资者、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对贫困的。2001年私营企业主注册资本1.8万亿元，其来源还是无偿占有职工的剩余劳动。外国资本家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获取大量超额利润。据《中国教育、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提供的材料，1995—1999年的制造业，在中国对每一个劳动力所付出的成本，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泰国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还低。工人阶级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是低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这是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和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有大病，或遇其他灾害，生活过不下去的。绝对贫困的职工有多少，可以从一个数字做出推算。全国享受低保的有2053万人，还有漏保的，实际的数字比这个大。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子女上学、看病买药和住房的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发生了卖血、自杀等事件。职工的贫困，是以失去劳动条件为特征的。有社会上的失业者，还有国有企业下岗的2700万人。
　　
　　李成瑞又说，在上述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情况下，众多的工人受到异常残酷的剥削。我国近年来迅速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特有的野兽性质和残酷性。许多私营工厂被称之为“血汗工厂”，许多煤矿生产出来的煤炭被称之为“带血的煤炭”。下面介绍一些关于“当代包身工”、“当代骆驼祥子”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一句流行的话：“如果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了，劳动者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个预言的科学性已被今天的事实证明了。
　　
　　2007年5—6月间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经过暗访，揭发了山西洪洞等地黑砖窑的内幕。社会上一些黑中介，在各地拐骗或绑架少年、老人和智障者，贩卖到多处黑砖窑作苦力。其中年龄最小者仅八岁。黑窑主雇用打手用棍棒监管，工人每天劳动十七八个小时。稍有怠慢，即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被打致残、致死。新砖出窑，往往尚未冷却就强令工人背出，烫得红肿溃烂。饭食只有馒头、凉水，还得15分钟吃完。晚上挤在黑屋里，睡地铺，冬天不生火、终年不刷牙、不洗澡，完全像牲口一样。数年来，当地党、政、公安机关竟对上述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其中有些黑窑就是地方党政干部的儿子或亲友开的。类似上述黑窑工的事件，存在于许多地方，近年来早有多次报道。例如：
　　
　　——2004年8月17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刊登题为“4名矿工被骗，身陷魔窟，惨遭剁指烧脸非人虐待”的文章，河南荥阳市崔庙镇曾坡村惊现奴隶煤矿。
　　
　　——2005年3月25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题为“盘锦惊现现代‘包身工’”的报道，30多位离家打工的农民成为芦苇场的奴隶。
　　
　　——2004年4月19日的《四川日报》发表题为“民工遭非人待遇，每天劳动19小时，监工带电警棍”的报道，揭露了奴隶砖厂的真相。
　　
　　——云南《生活新报》发表过题为“揭昆明黑心砖厂：老板暴力奴役，工人像畜牧”的报道。
　　
　　（七）贫富差距扩大下劳动农民的情况
　　
　　李成瑞指出：“解放人民公社以来，农业长期的分户经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出现了少数十万、百万、千万甚至更多财富的富翁（不限于经营农业）；一方面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农村贫困人口。一些“先富者”占有了较多的财富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统治权。2004年初，《重庆日报》记者写道：“‘富人’治村是大势所趋”、“‘富人’治村的时代已经到来”。该记者报导了重庆市北渝区王峰镇6个村的24名村官司中，私有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占一半以上。又据浙江省民政局提供的材料，该省2002年选出的13万新一届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占到30%。其中“先富群体”在义乌市村委会成员中占40%，在村委会主任中占45%。（见《商界》2004年第1期）。又据中央电视台在一个以《村官的价格》为题的节目中报道，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村民王玉峰为拉选票，发给选民共计223万元现金。后被人揭发，才被依法没收。还有一篇题为《600万元选出高价村官》的电视报导。村官本来是基层的小小“芝麻官”，为什么有人出如此高价贿选？主要是可以从征地和乱收费中捞取钱财（见《中国电视报》2002年2月2日）。政府从第二次分配（财政资金）上加强对农民的支持当然是好事，但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集体化来提高生产，才能使农民走向共同富裕。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是一个进步，但对社区合作社仍未给予应有的合法地位。而后者对于引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可能更加重要。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北京的韩村河等村，多年来一直坚持集体经济，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生产，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共同富裕。在那里，没有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没有贪污腐化，没有卖淫嫖娼，基本上没有刑事犯罪；而且群众的教育、卫生、住房等问题也得到较好的解决，干群关系密切。据估计，这样的村在全国仅有4000个。但这些先进村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最近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家村的五大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河南省南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宏斌看后说：“这五条都很好，最好再上一条——集体化”。
　　
　　（八）贫富差距扩大下富人的奢侈生活和穷人的悲惨生活
　　
　　李成瑞《大变化》一书指出：“由于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必然出现生活的两极化。一方面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不仅享受着住豪华宅、吃豪华宴、坐豪华车、穿名牌服等等超乎常人的生活，而且若干人豪赌、嫖娼、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挥金如土。在我国每人平均国民总收入尚居世界第128位的情况下，已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三大国，并正向第一大国迈进（奔驰轿车销量已占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众多的劳动人民处于住房难、上学难、就业难的困境中。有些贫苦居民为生计所迫，卖血、卖淫（估计全国至少500万人）、卖器官、当包身工、自杀甚至铤而走险。全国每年“群体事件”数万起，刑事犯罪层出不穷。”
　　
　　针对上述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我们老百姓期盼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能够早日圆满实现，则牵甚矣！
　　
　　二、关于民生问题
　　
　　当前我国存在着民生问题凸现的现象。其表现如下：
　　
　　（一）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问题仍然比较严重。2007年8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说：“今年初，新华网一项调查显示，‘解决看病难’居于百姓关注度首位。与此同时，‘解决低收入群众住房难’和‘解决上学难’也位居百姓关注度前列。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将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称为新的“民生三大难”。这“三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既反映了百姓生活的难题，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难点。”
　　
　　（二）就业难
　　
　　李成瑞《大变化》一书指出：“职工的贫困，是以失去劳动条件为特征的。有社会上的失业者，还有国有企业下下岗的2700万人。”
　　
　　（三）物价上涨
　　
　　2007年11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温家宝：“保证人民生活更加踏实”》的报道。报道说，温总理在与11位生活困难群众代表座谈时问一位代表“最近价格上涨对你家有什么影响？”该代表答道：“有，但不大。”又问一位代表“眼下物价高一点，你家的日常开销肯定会高一些，能承受吗？”答道：“还能承受。”“家里能吃上肉吗？”“能吃上”。
　　
　　2007年11月14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经历了9月份的小幅回落后，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1）同比上涨6.5%，与8月份创出的十年最高点持平。国际市场油价高涨、粮食减产，国内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上升，猪肉、食用油和柴油、液化气等价格持续上涨。2007年价格“晴雨表”的跌宕起伏，从未像今天这样牵动百姓神经，考验政府调控能力。11月14日，北京市宣武区沃尔玛大型超市人头攒动。前来买菜的市民普遍反映，价格上涨太快了。记者随机抄录了一份价目表：1公斤猪肋骨18.9元、5升桶装鲁花食用油每桶105元；蔬菜中，每公斤西兰花13元、每公斤豆角8.8元……市民对物价上涨有着强烈感受。猪肉、食用油和蔬菜价格的走高，在10月份CP1的数据中也都得到了印证，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34.9%，油脂价格上涨34.0%，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38.3%，鲜菜价格上涨29.9%。由于油价上涨，液化气价格也开始飞涨。在广州市，不包送的15公斤瓶装液化气价格涨到每瓶123元，成为近年来的瓶装气最高价。中国青年报与腾讯网针对1.4万人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公众认为自己的生活受到最近这一顿涨价的影响，近八成人觉得入夏以来自己的饮食质量下降，受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面对逐渐攀高的物价，一些低收入者开始“节衣缩食”。部分市民反映，这一顿涨价虽然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但在心底里也有一种担忧——“工资的上涨速度跟不上物价的涨速”。
　　
　　针对上述民生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我们老百姓期盼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能够早日圆满实现，则幸甚矣！
　　
　　简短的结束语
　　
　　1、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9，超过了印度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等由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
　　中国亿万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的财产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低收入10%的比例仅为1。4%，贫富收入差距为32：1。穷人中一部分人处于绝对贫困化，另一部分人处于相对贫困化。
　　
　　2、在贫富差距扩大下，富人过着住豪华宅、吃豪华宴、坐豪华车、嫖娼、包二奶等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穷人则过着受尽残酷剥削、成年累月不得温饱、甚至卖血、卖淫、自杀等悲惨生活。
　　
　　3、当前我国存在着民生问题凸现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新的民生三大难”；就业难；物价上涨。
　　
　　4、胡锦涛总书记针对贫富差距问题及民生问题所做出的“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及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庄严承诺，老百姓期盼党和政府能够早日圆满实现，则幸甚矣！
　　
　　2007年11月23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