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违言

中国地面有个小镇叫愚人镇，镇上有条街叫愚人街。愚人街路边有两丈见方两尺多厚一块大青石板。那石板本是个粗砺蠢笨之物，并不值钱。只因朝夕有人光顾——女人在上面捣衣晒物，儿童们戴鸡毛耍棍杖，爬上滚下；更有那赤膊短裤的男人，一到天黑便要到上面躺着坐着，喝茶抽烟。天长日久下来，那石板便渐渐地现出晶莹温润的光泽，象巨大的一张青玉罗汉床，在愚人镇也算是个宝物了。一日从北来了几乘轿子，轿子上下来几个西装革履的男女，打着领带，戴着眼镜，牵着狗抱着猫，说说笑笑走至大青石跟前，一面绕着那石上上下下细看了一回，便提出要买那石。一女子抱着狗笑吟吟拢去，对镇上人指了几个西装，说，“你们好有福气，这都是我国经济学专家，受大英博物馆委托来买这块石头。这是机会，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你们开个价……”。没料镇上人异口同声道，“不卖不卖，祖上传下来的，这个怎么能卖？”抱狗女子冷笑，又想说些什么。一位西装向她摆手，大声道，“你跟他们说什么？找他们镇长。不然就直接找他们县长！”

镇上人果然有些着慌。但慌过之后，有胆子大的把拳头一挥，吼道，“和尚都是人做的，怕他个什么鸟长。谁敢卖我们的石头，我们就取他狗头”。愚人镇立刻奋起来，纷纷报名，参与保护大青石。为防止镇长之流趁夜勾结盗卖，越加看得紧了；一到傍黑，便三五个人一班，坐在大青石上轮流看护，一面天南海北、镇里镇外、古唐现今地乱侃，打发些瞌睡。有认识几个字的闲着无事，从旁纪录，十好几年下来，到也记得一本，只是没个题目。后细细一想，这所谈之事与电视中太平景象相去甚远，何不就叫“盛世违言”；又把所谈之处与所谈之时混拢来做个副标题——是为“愚人街夜话”。

问：中国舆论总是在说，形式如何如何好，综合国力如何强大，外交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改革开放又取得什么进步等等。您怎么看目前国内外的形势？

答：中国舆论工具现在是以欺骗中国人民为己任，他们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你比方说苏联解体以后，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格局，美国不经过联合国同意就敢出兵伊拉克，他根本没把其他任何国家当回事儿，这是世界近代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中国舆论却说什么世界已呈“多极化”。你说这种假话有什么作用？只能证明你对外实行的是“婊子政策，”拼命地傍美国这位大款，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中国当局的一帮饭桶们根本还没有意识到，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就把战略重点移到了亚洲，矛头直接对准中国，开始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他们在亚洲不断地挑起战争，已经使亚洲成为全世界最动荡不安的地方；为了在亚洲增兵，部署足以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军事力量，布什政府打着反恐的幌子，侵略伊拉克，占领阿富汗，制裁伊朗和朝鲜；又唆使其帮凶日本、韩国，侵占我钓鱼岛，挑衅我“长白山”，台独势力更是甚嚣尘上。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国内，黑砖窑事件激起的轩然大波，引发了社会各种矛盾，反映出阶级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反动文人相勾结，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买光卖光，在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个人资产向国外转移的同时，又展开了新一轮的疯狂掠夺。他们不打算也没有能力解决国内外这些矛盾，他们只替自己留后路，早已办好了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护照，随时可以逃之夭夭。亿万工人和农民又重新举起了毛泽东的旗帜，思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反思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就是目前国内外的形势。

问：老听见有人喊“中国特色”，就不晓得中国有那些特色，好模糊的。你看中国是些什么特色呢？

答：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以《四书五经》（包括后来的《幼学》、《三字经》）为主的文化读本统治着两千多年的封建教育，“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文化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当中从来没有被撼动过。由于受着思想文化的局限，中国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始终跳不出封建圈子，其结果便大抵如鲁迅说的，不过是“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至于什么“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人权思想”以及相对应的消灭等级，打倒官僚，扩大掌握国家和社会的群体，走民主共和的道路——诸如此类系统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在“辛亥革命”之前没有人提出来过。相对于欧洲在13世纪就出现了“文艺复兴”，日本在19世纪开始了“明治维新”来说，封建的思想文化盘根错节，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都要根深蒂固，这是中国特色之一。

认为皇上好，中央政策好，只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贪官太多，太坏……这已经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里；国家是否强盛，要看当朝有无汉武帝、唐太宗或者康、雍、乾这样的所谓明君，如果遇上昏君，就只好在“皇上英明”了之后，自叹“生不逢辰”。严重地依赖统治者，政治上养成消极的心里习惯，普遍缺乏批判精神，这是中国特色之二。

由于封建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从未被动摇过，由于消极的心里习惯和普遍缺乏批判精神，中国民间的生活文化也主要是封建统治者引领潮流，形成上行下效，自上而下的强大惯力；上面喜欢紫色，下面流行紫服；官员吸食鸦片，百姓跟着吸食；贪官包养二奶、三奶，有条件的普通人也养个把情妇。摆阔气、讲排场、爱面子、仗势欺人，只要当官的默认，任何丑恶的行为都可以在社会上流行，民族的自我净化能力低到了极点。这是中国特色之三。

用两千多年时间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官管民，民做事”的封建政治制度滴水不漏，绝对属于世界领先。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所以在中国，只要把当官的搞掂，就没有办不成的事，甚至割地赔款的买卖都能做成。毛泽东首次在民主政治上与国际接轨，使掌管国家的群体扩大到人民群众，进行了一次全民族的“民管官，官管事”的大胆尝试。可是一到总设计师手里，他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象过去那样，大家无法正常工作，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为了在中国全面复辟“官管民，民做事”的封建政治制度，他不择手段地把封建统治最没落的“垂帘听政”与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进行对接，还用疯狂屠杀过学生的军队进行要挟，大肆叫嚣“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其结果是使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所签订的卖国条约的数量纪录，不要说可以保持一百年，恐怕一千年都没有谁能够打破。中国官僚卖国的随意性，以及对外妥协、对内凶残的两面性，在国际上是出了名的。这是中国特色之四。”

此外，生产力落后、文化落后、城乡差别太大、国民普遍存在的精神胜利法、对官府既依赖又怀疑、既痛恨又害怕的矛盾心里等等，都是中国特色。

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上看，还是从民族的心里习惯上看，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封建主义特色，就是“民族的劣根性”特色，就是落后的封建文化在中国还根深蒂固的特色。如果抽掉中国文化的内容而只看文化的外壳——汉字，这也是中国的特色。但总设计师对文字学似乎兴趣不大，他感兴趣的还是中国的政治。他一再标榜“中国特色”决不是偶然的。你们看，他一屁股坐到老佛爷“垂帘听政”的凤辇上，至死都不肯下来；他知道他的理论经不起驳，又学老佛爷的样子下旨“不争论”；又说什么“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老佛爷的那一套他全部搬来了。他要不强调“中国特色”，这个戏怎么唱？

问：据说您对欧洲和日本的崛起有过研究，请您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看法。

答：研究说不上，略知一二罢了。国内有很多仁人志士研究这个问题，还拍了电视《大国的崛起》。我觉得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力度有点问题，讲现象太多，本质性的东西没有讲或者讲得太少。应该看到，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精神，在于思想文化的革命，在于掌握社会群体的扩大。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进步，表现在掌握社会的群体扩大到了中小地主；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进步，表现在掌握社会的群体扩大到了普通国民，民主政治成为了文化。

欧洲和日本是迄今为止，东西方两个最先崛起、经济和科技也最发达的地方；美国是一个移民国，美国绝大部分人是“文艺复兴”期间从欧洲迁移过去的，美国文化实际是欧洲文化的延伸。为什么在同一个地球，同样是人，同样经历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欧洲和日本就比其他地方要发达呢？是不是他们就比其他民族聪明些呢？当然不是，至少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不比他们差。阿Q就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拉！你算是什么东西！”阿Q同志并没有吹牛，中国唐朝时候的繁荣富强，正如现在的美国之于世界一样，只是没有美国霸道罢了。

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到唐朝发展到了顶峰。我们为什么又落后了呢？因为从十三世纪起，欧洲人开始抛弃封建文化，他们搞起了文化革命。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否定以皇权及僧侣特权，肯定以人为中心的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这场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促进了包括宗教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甚至战争，最终促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彻底埋葬了“官管民”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了“民管官”的民主社会，使“民管官”成为一种先进文化，融入到了国民的血液中。英国的查理一世走上断头台时还以为自己是国王，他对检察长库克报以蔑视的冷笑，问，“是哪一种权威召我到这里来的？”当告诉他“是以英格兰人民的名义”，并在万头攒动中把他推到手拿长板斧的刽子手面前时，他象一堆烂泥一样瘫软下去了。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与逃亡国外的反革命贵族相勾结，企图消灭“自由和平等”。结果在“路易必须死，因为共和国需要生”、“国民万岁”的口号声中，他的王冠和人头一起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再看日本。日本在“安政条约”之前，也是一个落后的“官管民”的封建社会，幕府统治六百多年，始终没有进步，到1858年，日本和清朝中后期差不多。被美国强迫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即《安政条约》）。美国人在东京和大阪设立租界，享有领事裁判权，对美的贸易只能抽5%的关税……。接着，日本又被英、荷、俄、法等国强迫签订了类似条约，日本开始沦为殖民地。德川家茂的日子与咸丰、同治时期一样，焦头烂额。

1868年1月，明治天皇颁布复古诏书，建立明治政府，推翻了德川幕府，3月开始改革——史称“明治维新”。此后仅仅过了五年，日本便强大起来，侵入我国台湾，次年又入侵朝鲜；二十六年之后甲午战争大败清政府，三十六年后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到现在，日本已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它的GDB仅次于美国，在世界排名第二。那么“明治维新”究竟是一副什么灵丹妙药，怎么这副药一吃下去，这么快就把个骨瘦如柴脸如病鬼的日本变成了威猛健壮的拳师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现了欧洲腾飞的奥秘，发现了“文艺复兴”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必然联系，于是学习欧洲，在日本废除武士的特权，提倡人与人平等，调动起千万民众的政治智慧与生产积极性，和政府共同过问国事，振兴日本。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保留了“天皇制”，但它同时确立了“民管官”制度，彻底摧毁了幕府的封建统治，解放了日本的资产阶级，在扩大掌管社会群体方面，它与西方进行了接轨。所以，日本“明治维新”主要是学习了欧洲人的“民管官”制度。其他方面还是封建特色。

问：您说的“民管官”制度，是不是“民主”制度的意思？

答：“民主”的范围广一些，“民管官”针对性强一些。

问：您把“文艺复兴”和“明治维新” 的主要成就概括为“民管官”，您认为合适吗，您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答：什么叫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是人民起来管理天下的主义，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的主义。《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法兰西内战——三》里面对“民管官”作过形象的描述，就是要工人阶级“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的管理特权”。毛泽东更为干脆，就是“造反有理”。所谓“造反”，就是下反上，民反官，“官逼民反”，揭竿而起。

至于是否合适，那要看你怎么理解“民管官”。有朋友和我争论过，他还提出这样的问题，说，“那你说，日本一个掏粪的，他就能管得了天皇？”我说你误解了“民管官”的意思。首先，我的所谓“民”不是“个人”，而是“民众”；其次，我的所谓“管”不是让你站在政府门口骂娘呀什么的，我的所谓“管”，必须以民众的舆论联合、舆论批判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只能是假民主；再次，我的所谓“民管官”是民众全方位对政府及国家官员的监督管理。例如宇野宗佑的桃色新闻案，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风流案，都带有“隐私”的味道，却都能被民众揭发出来，这说明民众的监管无所不至；首相和总统在“官管民”的封建社会，相当于宰相、皇帝。皇帝、宰相搞个把女人，说明他们身体好，值得庆贺；他们看中的姑娘，你得给送进宫去，哪怕人家姑娘不愿意。民众管得了？管不了。民众只有作田做工的份，连晓都不晓得。“民管官”就不同了，首先是一夫一妻，人人平等；然后社会有文明契约，为了防止社会风气败坏，政府官员必须带头遵守道德标准，不能拈花惹草。某个平民百姓发现你的行为出轨了，和一个不是你妻子的女人睡觉，他势单力薄，肯定斗不过你，那就用舆论工具来联合全社会支持他的人，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来展开斗争。所以，宇野宗佑只能辞职；克林顿也得出庭受审。有人说，“那他诬陷我，我没和什么女人睡觉，怎么办？”没关系呀，你身为首相、总统，搞舆论联合更加在行，何况你还有党团力量，他们从执政党的政治影响及前途考虑，不用你说也会出面调查，拿出证据证明你的清白。并要求追究诬陷者的法律责任。不过在铁证面前，任何政党或个人都不敢抵赖，否则会被舆论搞臭，彻底完蛋。所以说，“民管官”就是人民群众来管理和治理天下，官员们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否则就要受到批评、批判，甚至坐牢、杀头——这是扫荡了封建文化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民主，这是一切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出路，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原因所在！一个号称四亿人口的中国，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赔款割地，什么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芝麻大的国家都敢欺负你，找你要银子要地。这是为什么？就因为你是落后的“官管民”制度，你们国家民众没有权力，一个民众没有权力的国家最不中用，摆平官府那几个贪官还不是小菜一碟！新中国成立了，仅仅一年之后，我们在朝鲜便一洗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屈辱史，我们靠常规武器，就把以美国为头子的19个国家组成的现代化军事集团打得趴下了，打得他们要求和谈，打得光美国就拖回去十一万四千具尸体，八万多名伤兵，五千多个俘虏。这又是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也实行了“民管官”，所以就威猛起来了。

问：按您说的“文艺复兴”与“明治维新”都实行了“民管官”，并一直延续下来。他们有什么不同没有？他们的不同点在哪里呢？

答：不同的东西多了。一个是十三世纪开始搞的，另一个十九世纪才开始搞。起码还有六个不同点。

1、启动的力源不同。“文艺复兴”是由逃亡到意大利的拜占庭学者们开办学校，从文学艺术的涟漪掀起狂澜的；“明治维新”则是以天皇的“讨幕密诏”促起战争并建立起明智政府后，再过渡为相对平和的资产阶级改革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走向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它经历了学术研究、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三个历史阶段；“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措施，并且基本是按天皇等人的意图进行的。

2、时间的长短不同。“文艺复兴”前后搞了将近500年，才最终建立起“民管官”的政治制度；“明治维新”只用了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便完成了“民管官”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即使以睦仁天皇在位的时间计算，也不过45年。

3、难度或者说是激烈的程度不同。“文艺复兴”因为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显得步履维艰，遭到封建地主和僧侣统治集团的疯狂镇压；象哥白尼、布鲁诺等科学巨匠也惨遭杀害。“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借日本传统文化中人们对天皇崇拜等有利因素，进行得比较顺利，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群众没有付出那么多代价就基本稳定下来了。

4、前进的路途和迈出的步子不同。从封建地主阶级“官管民，民做事”，到实行资产阶级的“民管官，官管事”，欧洲人走的是一条很长的坡路，他们主要靠摆动小腿作长时间行走才达到目的；日本人则是登上一个较高的台阶，他们主要靠爆发力抬起大腿作一次跳跃，也达到了目的。

5、社会、历史背景不同。“文艺复兴”以前，世界主要是处在地主阶级和教会统治之下。如何使掌握国家和社会的群体扩大到普通民众？还从未有过先例，一切都在摸索，没有捷径可走。于是从文学艺术的研究到突破文学艺术领域，引发思想解放，带来科学繁荣，再到提倡个性自由发展。这才把封建文化及僧侣集团的神学打了个稀巴烂，为普通国民掌管国家扫清了一切思想文化障碍。“明治维新”则有“文艺复兴”的经验可以借鉴，按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需要，他们主要在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教育等方面，直接把普通民众推上了掌管国事的舞台，让民众在履行自己政治权利的同时，革新思想文化。套用中国改革家们的说法，这大概就是他们所谓的“先上车，后买票”。日本实行“民管官”的制度少走了很多弯路，基本取得了与“文艺复兴”相同的效果。

6、从反封建的成果上看，经过“文艺复兴”的欧洲，封建残余明显少于日本。尤其男女不平等、上下级的尊卑观念等等方面，日本至今还十分严重。

问：如果把中国与欧洲、日本的文化进行比较，中国文化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答：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既是一种财富，又是一个包袱。因为古文化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影响，尤其消极方面，它对人的思想的钳制直接阻碍社会进步。印度、埃及、古巴比伦都是文明古国，他们也属于第三世界，也受了他们民族消极文化的影响。那些没有什么文化传承的国家吸收民主要容易得多，这就好比在白纸上画一朵红花，这个红色会十分纯粹；如果把这朵红花画在一张五颜六色的纸上，就很难有白纸上纯粹和鲜艳的效果。假如往这张五颜六色的纸上涂一层蜡，这个红色很难着上去。同样的道理，历史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要影响新的文化，使他纯粹不了，鲜艳不了。但是，高明的画家会把原来的五颜六色处理成画面中的风景或牛羊，衬托他刚刚画上去的红花主体，使画作的内涵更加丰富，绝非白纸上的红花那么简单。日本人的“明治维新”就是颜色、内涵较为丰富的一幅画作，虽然他们还保留了很多封建的东西，那是他们国民的选择，我们干涉不了也不能干涉。我们只要看到我们中国这张五颜六色的纸上被人涂过蜡，而且不止一层，我们才好商量办法。

问：能不能先解释一下您所谓“中国这张五颜六色的纸上被人涂过蜡，而且不止一层。”？

答：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从地理环境、经济背景、社会关系等方面，对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进行了比较，我认为他有很多观点是对的。比方文化的形成，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土地无法挪动。同一个家庭的后代，由于经济原因不得不靠土地生活在一起。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形成支脉越来越复杂的家族。在家族内部，社会组织是按人生来的地位，等级式地形成的，父亲的权威天然高于儿子。中国的社会制度就是在这种家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被归纳为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国家基本沿用了家族的管理方式。中国社会的经济思想乃至政府措施，都是以土地分配和利用为中心的。

希腊则不然。他们是海洋国家里，靠贸易维持生活。他们的经济活动要求他们在城镇聚居。他们的社会组织不是根据家族的共同利益，而是要反映城镇的共同利益。“这是何以希腊人以城邦为中心来组成社会，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则或许可以称之为家帮，因为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下，是通过家族来管理国家的。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难以形成专制独裁统治，因为在同一级的城邦居民中，难以找出理由来论证张三比李四更重要，应当享受更高的社会地位”。

在认识论问题上，冯先生的观点也有道理。他说，中国农民日常与土地和庄稼打交道，那是他们一看就认识的东西。他们处于原始和纯真的心态中，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作宝贵的东西。农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使他们崇尚自然，容易满足，不喜欢变革，也无法想象事物会变化。地主阶级的读书人与农业生产的好坏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收成好，他们受益；收成坏，他们受连累。他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必然受农民的影响，他们受过教育，能够表达农民自己没法表达的思想。所以也同样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生活在海洋国家的希腊商人则不同。他们日常要与账目上的抽象数字打交道，还常常要和语言、风俗都不同的其他民族的人打交道，对新奇事物并不惧怕，而且为了货物的销售，他们必须对制造的货物不断创新。希腊的哲学家受商人们积极进取及抽象思维习惯的影响，也从假设的概念作为思维的出发点，发展了数学和数学思维——这就是中国与欧洲文化渊源的根本性差异。加上在中国是占有土地的地主阶级掌握着文化，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理论十分推崇，并以此来奴役人民的思想。于是又造成了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一统天下与农民不识字的文化失衡局面。到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亿中国人当中，90%以上还是文盲。你看失衡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文化失衡更加严重地表现在专制文化与民主文化的两个极端上——代表封建统治利益的儒家思想不断创新，研究文章汗牛充栋，而民主文化尚未萌芽。康有为、梁启超想效法日本，靠一个并无实权的光绪皇帝在中国变法维新，他们那里知道：国民的思想里面有孔夫子的“仁、礼”，有“程朱理学”，有王阳明的“心学”等等传统的思想文化，唯独没有“人文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现代西方的思想理论。国民思想涂满了封建色彩和保守意识，就象打了防护腊一样，维新思想的色彩根本着不上去，人民没有变革的要求。后来孙中山也遇到了这种无法解决的问题，他无法让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封建文化。

问：“孙中山无法解决……”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答：意思就是中国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孙中山没有能力在中国掀起一场全民族参与的类似于“文艺复兴”的文化革命，没有培育出能够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的宏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没有可以与封建文化相抗衡的思想理论来武装中国四万万民众。他意识到中国封建文化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意识到中国还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文化土壤，却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所以“辛亥革命”的胜利不是在推翻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取得的。在把溥仪赶出故宫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没有响起“以中国人民的名义”的吼声。大清王朝是在阶级矛盾（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民族矛盾（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长时期的双重打击下，寿终正寝的，就象一枝燃烧了两千多年的蜡烛，它已经燃到了尽头。可是，蜡烛虽然熄灭，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到处都留有封建的烟尘和气味；留恋和喜欢这种烟尘、气味的还大有人在。“辛亥革命”只打倒一个皇帝，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没有被打倒（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袁世凯能够复辟帝制，日本可以扶植起伪满洲国，直系、奉系、皖系、桂系的军阀能够形成割据局面，我们的总设计师到了信息时代，也仍能象慈禧太后一样垂帘听政，过一把瘾再死。所有这些，都说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根深蒂固，从孙中山到今天，都在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问：您对我国封建主义这个痼疾的认识和分析，也就是中国特色吧，有道理，听了以后很受启发。但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没有优势呢，如果说有，她的优势在哪些方面呢？

答：优势问题应该分三个部分来看，1、自然条件方面，我们地域辽阔，物产丰富。2、历史条件方面，我们历史悠久，文化发达。3、国民素质方面，我们的人民朴实善良，勤劳勇敢，性格坚毅。实际上中国问题的症结就是一个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特色与三个优势的矛盾。不解决封建主义特色问题，三个优势发挥不出来。三个优势里面，人的因素第一。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你看人家日本“明治维新”，只解决一个封建特权问题，把“官管民”变成“民管官”，日本民族的优势一下子就都发挥出来了——人口多，讲团结，不服输，还有他们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等等。

问：按你这么说，中国主要还是一个精神思想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

答：对！毛泽东和鲁迅都是这样看的，都认识到“唤醒民众”的重要性。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对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是既哀且怒，他为何毅然弃医从文？他看到中国人太麻木，所以他愤怒地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毛泽东则始终是从正面去积极引导。他认为中国人民充满智慧；思想麻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毒害造成的。只要是人民群众做的事儿，哪怕做得有点出格，他都说好。他很象那种对孩子讲究教育方法的慈父，喜欢竖起大拇指表扬孩子，即使孩子做错了，也从不批评，而是循循善诱，去提高孩子的认识。比方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农民跑到地主家里杀猪出谷，劈掉木菩萨煮肉吃，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踏上去滚一滚，有人骂之为“痞子运动”，毛泽东却大声喊好，鼓励农民，“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抄家，揪斗走资派，毁坏了一些古迹，有人又诬陷红卫兵是“流氓加文盲”，毛泽东冷笑，问他们：你们二十几岁三十岁就有现在这么高明？然后戴上“红卫兵”袖标，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他对人民群众的热爱和尊重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只在口里喊喊。也只有他才认识得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毛泽东知道，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了。可是中国没有搞过类似于“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反封建运动。虽然可以象日本天皇那样，暂时把“民管官”作为一种制度捆绑实施，但中国没有日本那种文化背景，捆绑不了太久。自己活着还不要紧，不怕地主资产阶级翻天，可是自己死后怎么办呢？封建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封建官僚随时都可能借尸还魂。人民群众岂不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毛泽东十分赞同鲁迅的观点：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改变精神必须提高文化——这是促进一切工作的基础。

于是，解放后毛泽东走出的第一步棋就是扫盲，大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在全国掀起了学文化的高潮。我的母亲是一个山村妇女，到二十岁还不认识钱。解放初期同是红颜色的一万元和一百元，她分不清楚。后来通过扫盲，读干部速成班，她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不但认得钱，更懂得了一些马列。

毛泽东走出的第二步棋就是要人民参与诸如抗美援朝、反右、大跃进、社教等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军事的各种活动和各种斗争，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人民操控一切，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提高。所以他提倡全民大炼钢铁。懂辩证法的毛泽东不看重表面经济指标的增长，而看重全民参与的经济增长的过程。穷、落后、没有经验，这都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必然会向富裕、先进、经验丰富变化发展的。“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毛泽东死后，人才们自以为聪明，其实他们愚蠢得有些下作，他们嘲笑大跃进的土法炼钢，这和嘲笑小米加步枪打天下一样令人恶心。他们哪里知道，英国工业革命刚刚起步时也是用土高炉炼钢的；他们无知到了以为自己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身高六尺，体重150斤，拖着脐带就能跑到网巴里找小姐聊天。

问：的确如此，毛泽东对工农兵群众非常偏爱，对知识分子不大感冒；小平同志却相反，很重视知识分子。这是什么原因呢？

答：事情往往就这么奇怪：读书越多的人越晓得书本知识的局限性，那种不怎么读书的人才看重书本知识。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认为，任何专家学者的知识、能力都是有限的，只有蕴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智慧和创造力才是无限的，知识分子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不会有什么作为；而总设计师读书很少——也许在桥牌桌上花去的时间太多——却以为有张文凭的人就是人才。人才们又不给总设计师增气，还尽往总设计师脸上抹黑。你看，他们搞了快三十年了，把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搞出了内债外债，搞出了大案要案，搞垮了几十万个国有企业，使几千万职工下岗，搞得道德沦丧，治安恶化，毒贩猖獗，艾滋病泛滥。对了，他们还搞出了“汉芯一号”这种高科技丑闻。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才们控诉他们被打成右派、被关在牛棚的那些岁月里，在人民群众操控一切的情况下，却制造出原子弹、氢弹，制造出卫星，制造出“运十”大飞机，还研究出了杂交水稻。照这么说这里面没他们什么事儿，他们进了牛棚，没参加呀。毛泽东的这第二步棋不但把红色新政权从国内外敌人联合绞杀的危机中解脱出来，而且变被动为主动，使中国人民昂首挺胸走进联合国，使三个世界的格局开始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中科院一位朋友与我交谈时叹息道：“毛主席要是多活十年，我国的科技和美国会有得一比。”他列举了航空航天、大型客机、生物技术等等。他说这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某一个科学家拿得下来的，它常常需要普通群众的无私奉献才能成功。他举了杂交水稻的例子说，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是袁隆平提出来的，但始终拿不下来，首先不育系就找不到雄花败育的天然野生稻种。是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冯克珊在三亚一个水坑里发现的。

问：这个情况我知道，我看过写袁隆平搞杂交水稻的一本书。好像那两个助手什么都没有。

答：所以中科院那位朋友说，“袁隆平是碰上毛泽东时代了，那时侯的人思想觉悟跟现在没法比。放到现在你试试， 200万现金，袁隆平你要不要？，要就掏钱。卖给美国人得三百万美金……你说什么，没钱？没钱就黄呗！人家助手也知道这价值。凭什么名呀利的都给你？我们就白忙乎！”

问：有道理！改革开放快30年了，为什么科技上拿不出像样的成果？长春是铁路工业的摇篮，大部分技术都是二十多年前突破的。现在没进展，要买人家国外的技术。把人民群众的力量丢掉了，把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丢掉了。小平同志只知道小学算术的一加一等于二，却不知道马列辩证法的一加一大于二。

答：以前咱们都不懂一加一能大于二。听了中科院这位朋友的话，又翻了翻《高祖本纪》，我发现这个“加法”比数学难得多，它已经不属于数学的范畴。

问：我是学理科的，《高祖本纪》我没读过，只知道是司马迁《史记》里面的。

答：据司马迁介绍，刘邦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当上皇帝后，曾谦虚地对文武大臣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他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你看他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打仗、治国、出谋划策，他都不行，有没有文凭咱们不知道，但他肯定不会讲什么英语、俄语，离人才的标准差了很远。可是为什么他能夺得天下呢？力能扛鼎的项羽自己能带兵打仗，而且很少打败仗，单挑的话，十个刘邦都不是他的对手；论兵力更比刘邦多三十万。可是项羽为什么反而失掉了天下呢？原来，一个人什么都不行，却又什么行的因素都能被他发现和利用，这才是真本事，而且是最难最难的。就象硝、硫磺、木炭，如果把它门分开，然后拿火去点，产生不出威力；可是按比例把它们搅合到一块儿，就能产生巨大的爆炸力，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显著例子。人没有硝、硫磺、木炭这三种东西的理化特性，但人有把这三种东西搅合起来的本事；离开了人的搅合，这三种东西谁都没戏。所以张良、萧何、韩信的才能是硝、硫磺、木炭的才能；刘邦的才能才是人的才能。项羽就是因为没有人的才能，不会把范增、陈平、韩信搅合到一块儿，所以他失败了。在大自然面前，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只有人类社会才有力量改造它。能成大事者，并不要求他什么都行，但他必须是原则性强，能够团结别人的人，而且能够团结那种反对过自己并为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工人阶级能把所有的积极因素搅合到一块儿，现在反过来又证明了小肚鸡肠的精英们，充其量是些互不买账的硫磺、木炭，他们离开了工人阶级的搅合，能成什么气候？人还是应该象刘邦一样，懂得谦虚并不会使自己掉价。毛泽东也很谦虚，他把从西柏坡进北京执政看作“赶考，”在他临死前最后参加的一次政治局会上，他再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总设计师在这方面的表现却显得不够成熟了。毛泽东说了他一句“人才难得，”他就认真了，不仅反复引用，还到处讲话，要人民群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标榜“人才治国”，还搞起了垂帘听政。他自认为是“中国第一人才”，全部否定了毛泽东解放以后取得的成绩，又把八亿人参与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好像中国解放以后的近三十年当中，十几亿人里面就出了他这么个人才，只有他是对的。这怎么可能呢！这样一种心态，说明他沐猴而冠，也不过有些硝、硫磺、木炭的才能罢了，根本就不具备种把硝、硫磺、木炭搅合到一块儿的品质基础。他把工农兵的作用扔到一边不说，科技界也被他搞成一盘散沙，怎么能出科技成果呢！

问：你还只讲了毛泽东的第二步棋。第三步呢？

答：毛泽东走出的第三步棋，就是文化大革命。

劳苦大众翻身翻身以后，毛泽东看到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诗兴大发，满怀激情地将亿万人民比作古代的尧舜，他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说到这儿，我也有些激动。这样，咱们不妨剽窃贺老贺敬之《放声歌唱》里面的诗句，来概括地形容一下毛泽东时代的风貌，也好让你们80后的年轻人对那种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年代有一个形象的认识：！

昨天的童养媳，今天在人民公社的地里，神采飞扬地驾驶着她的拖拉机；

旧社会的放牛娃，正和煤矿的党委书记一起，召集大家讨论着安全问题；

长工的女儿啊，你为什么能够坐在怀仁堂里，参加政治局委员的会议？

不识字的庄稼汉啊，是谁把你请进了中南海，担任国务院的的副总理？

长满老茧的双手啊，和毛泽东的手握在了一起，掌管起共和国的权力；

磨破皮肉的肩膀啊，你挑得动建设的重担，却能否扛得起革命的大旗？……

问：（激动地拍起手来）太好了！太好了！请继续讲，继续讲。

答：毛泽东让人民群众操控一切的做法，党内有人反对。就象当年在井冈山，党内一片声照搬苏联模式搞城市暴动一样，现在又有人想照搬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在中国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他们哪里晓得，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本来就是搞的资本主义，什么议会呀，什么宪政呀等等。他自己还准备当个铁路资本家。他刚开始也没有把中国的问题吃透。从武昌起义算起，到1917年护法，短短六年时间不到，“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张勋复辟”，折腾来折腾去，折腾成了直、奉、皖、桂封建割据的局面。这说明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大，资产阶级力量太小，又不敢发动人民起来革命，怕损害自己的利益。孙中山后来知道了，无论从文化队伍还是从理论基础来看，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所以他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共产党夺天下的时候全力搞武装斗争，还没有时间考虑文化革命；但并不说明封建势力就没有了，袁世凯、张勋已经死绝了，不可能再出现垂帘听政了。夺得了天下你就比孙逸仙有能耐？也不看看中国的国情，你就能把他搞不成的资本主义搞成功？毛泽东不好说这些习惯于生搬硬套的人缺少政治智慧，但毛泽东清楚，在“官管民”的思想文化统治下，如果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嫁接过来，只会长出封建官僚与资产阶级的杂交品种——权利与金钱自由交换。这对有权人和有钱人来说，那是天堂；但对劳动人民来说，集封建主义落后与资本主义贪婪于一体的剥削和压迫将更加残酷，那比地狱还要黑暗。共产党不是已经坐了天下吗，资本家为什么还能把不曾消毒的绷带卖给志愿军？刘青山、张子善为什么能贪污受贿那么大数目？关键不就是一个“管”字吗，只要人民群众失去了“管”的权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很容易变成资产阶级的官僚。秦朝的李斯是开国功臣，为了一己私利，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亡国罪魁吗。现在，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迫于毛泽东的威望，只好“勉从虎穴暂栖身”。他们骨子缝里看不起劳动人民，随时都在准备反攻倒算。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一个巴掌下去，把人民群众打入苦难的深渊。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危险分子就在党内，就是党内那些官僚——走资派。人民群众造官僚们的反，这在欧美、日本已经成为一种进步文化，中国却还没有这种文化。中国两千多年都是当官的说了算，当官的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人民群众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力，他们恨官却又怕官，习惯于忍气吞声地服从——这是早已形成的落后文化。如果不能改变这种落后文化，不能使人民群众敢于向当官的进行斗争，并养成敢于挑战权威的习惯，不仅人民的政权可能短命，我们这个民族也很难有出息。如果“官管民”的制度在中国死灰复燃，所有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都会拍手称快。因为只要把中国几个当官的搞掂，中国的资源、市场、劳动力等等他们垂涎已久的东西，就都是他们的了，就只存在一个瓜分问题了。而要搞掂中国的官僚们实在是太容易了，只要扔给他们几根骨头，再拿棍子吓唬吓唬，他们就乖乖地替你办事，哪怕你看中了他的祖坟，他也会满脸堆笑地卖给你。毛泽东深知中国官僚没有骨气也最靠不住。要从根本上防止“官管民”制度复辟，必须彻底改变“恨官怕官，却又不敢起来造反”的落后文化，必须培养“管官”的文化习惯，使人民群众能象欧美、日本的民众一样，熟练掌握舆论联合和舆论批判的武器。只有这样，我们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与欧美、日本的大小官员们一样，一言一行都得服从人民的利益，都逃不脱人民群众的监督。他们还须“身执耒锸以为民先”，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夹紧尾巴做人，谁也不敢暗中接受贿赂去为私人谋利。至于形式，可以借鉴“文艺复兴”的经验，她规模大，能渗透到全国乡村每一个角落。扫荡中国的封建文化，没有这种规模不行。启动的方法则不能学“文艺复兴”，那样耗费的时间太长。于是，毛泽东借鉴了日本的经验。他需要“个人崇拜”来帮助，发动起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因为这是造共产党自己的反，很多人不理解，阻力太大。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坦荡无私。他不隐瞒自己对“个人崇拜”的认识。他和斯诺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曾明确表明：有时侯个人崇拜还是要一点的。因为在中国要消灭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比打下个把江山要难得多。借用“个人崇拜”，号召已经掌握政权的亿万人民起来，演习“舆论联合和舆论批判”，以走资派为主要对象，全方位地向封建主义开火，这是毛泽东探索出来的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马列主义原理，更能深入持久围歼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所以，毛泽东几乎自豪地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什么抗美援朝、中印反击、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恢复联合国席位等等，在他看来都是小事，都不足挂齿。只有文化大革命，这才是可以与他夺取全国政权相媲美的一件大事。因为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敢于“管官”，敢于向权威挑战了！

问：可是很多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权利之争，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权利构成了威胁。

答：这不奇怪。你不能要求人家的政治思想水平跟你一样。因为人家毕竟没有研究这些事情，只是凭着风闻的片言只语，随便说说。你只要深入下去研究，会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比方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如果不是为了培养“管官”的习惯，不是为了扫荡封建文化，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么你再想一想，毛泽东为什么还要保送工农兵去读大学呢？毛泽东对工农兵的感情只是一个方面，作为政治家，毛泽东不可能没有看到：欧洲的资产阶级培养出那么多知识分子，象但丁、卜加丘、彼德拉克、哥白尼、马基雅维里、莎士比亚等都是世界级大师，他们前赴后继数百年才把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扫地出门。作为已经掌握政权的工农阶级，如果不提高文化，没有自己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没有作深入持久斗争的打算，想把燃烧了两千多年的蜡烛留下的烟尘、气味清扫干净，有这个可能吗？除非是做梦。然而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剥夺了工农群众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不识字，没有文化。他们作田做工，两手墨黑，脚上有牛屎，但并不比统治者傻；他们丢下锄头参加了革命，不照样把蒋介石那些科班出身的高才生打得落花流水，消灭了他八百万军队。这说明工农群众聪明，照样可以掌握大学文化，进入上层建筑。然而要消灭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比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不知难多少倍！没有文化不行；而且文化低了还不行，搞不好就会吃亏上当，丢掉政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因为文化理论水平跟不上去，被修正主义欺骗的教训还少吗。

问：听我父亲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工人、农民里面提了很多人上去担任领导。谁要是想搞歪门邪道，马上大字报就铺天盖地，抓你去批斗。

答：没错，是这样的。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各级领导没有任何特权，他们与普通工人、农民的地位平等。但是他们代表国家和人民行使权力的权威无可置疑，任何人必须接受。他们和欧美、日本的官员们一样，对自己不敢有丝毫放纵，生怕做错事情，遭到舆论的谴责，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这才是从“民管官”这个最根本的制度上与国际接轨了。诚然，站在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买办的立场上看，他们无法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出卖民族利益，蔑视工人农民，而且能以精英自居逍遥法外，所以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也能发现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当然是对工农阶级而言。

问：从哪个角度？

答：从总设计师挖空心思诱骗工农兵手里的权力来看，你会不难发现，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政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工农兵群众手里了。

问：我没有听明白您的意思。

答：毛泽东死了以后，总设计师好像更有本事，他屁股还没有坐稳的那阵，给咱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蓝图：在2000年以前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发个五几元钱奖金，使咱们兴奋之余，似乎也觉得毛泽东有些地方错了。但是总设计师心里很清楚，如果不把政权从工农兵手里夺过来，他搞不了“垂帘听政”，工农干部和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不会跟他走。于是他的眼睛死死盯住华国锋屁股下面那把椅子，一边却装作若无其事地唱着“四化”高调。他抛出“人才论”，大肆叫嚣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达到他用“年轻化”打倒工农出身的老干部，用“知识化、专业化”打倒工农干部的目的。如果毛泽东不搞文化大革命，总设计师就不用费这么大劲来进行政权更迭，而且生怕别人戳穿他的“窃国”阴谋。政权一到手，“四个现代化”就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因为他还是知道垂帘听政属于封建社会的统治方法，与“四个现代化”背道而驰，他不可能实现得了。所以他改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咱们前面已经讲过，概括起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旗子，封建主义的法子，资本主义的路子。”就是“打倒工农儿郎，扶起奸佞流氓；挖空国库银行，糟蹋一代姑娘”；把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加流氓精英的“共餐党”、“共贪党”。

问：要是毛泽东能象诸葛亮，留下几个锦囊妙计，到了哪哪哪，打开哪个；到了哪哪哪，再打开哪个，那就好了。

答：毛泽东反反复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一死你们就忘了，他有什么办法。

问：现在很多工人、农民、老干部认识到，毛泽东苦口婆心告诫大家抓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可是您说，为什么当初普遍对阶级斗争这个提法有反感呢？

答：什么叫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争什么？争政权。政权有两个作用：一是为本阶级服务；二是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可是在“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那个时代，美国总统都跑到中国来点头哈腰来了，咱们政权没出问题。社会风气是风清弊绝，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哪来的“阶级敌人”？没有嘛，咱们又都是肉眼凡胎看不见嘛。思想上绷得太紧了，嘴上不敢说，心里对“阶级斗争”有了反感。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毛泽东没有号召大家读读《西游记》，这倒是个失策。前面咱们说过，咱们民族的传统思维习惯容易感知那种直接的和暗示的东西，对假定的概念性东西不是太习惯。孔夫子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中国人一听就明白，因为孔子的意思通过“朝——夕——死”，很直接地传达出短暂的时间概念和可以放弃生命的概念，证明对于“道的追求”的重要意义。如果换上希腊人来论述，他必然进行逻辑严密的推理论证：真理的概念如何如何，对一个要想实现自我完善的人来说如何如何重要，为了追求真理应该如何如何对待肉体和灵魂等等。这个概念那个概念，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容易产生思维疲劳。这也是国情之一。再说，咱们民族文化普及情况刚开始好转，但还没有好到对抽象思维可以得心应手加以运用的程度。在大力提倡学习马列主义的同时，也应提倡读读《西游记》，它通俗易懂，和中国革命的情形有相似之处，也是讲阶级斗争的。不信你看：唐僧就是政权；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是一个阶级，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唐僧去西天取那“度亡脱苦”的大乘佛法；沿途的妖魔鬼怪是另一个阶级，他们为了长生不老，千方百计想吃唐僧肉。于是围绕保护唐僧和吃唐僧肉展开斗争，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也就是要保护人民的政权，去实现共产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官僚为了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不劳而活，不劳“先富”，千方百计想窃取人民的政权。于是围绕保护政权和窃取政权展开斗争，同样会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在《西游记》里面，只有孙悟空有火眼金睛。只要是妖魔鬼怪，你变成美女也好，变成老太太也好，他都能看出来，都要打死。在《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一章中，取经的一行人走得人困马乏，饥肠辘辘。这时白骨精变成一个美女，手里还提了香喷喷饭菜跑来，打唐僧肉的主意。猪八戒是个一见美女就骨头发酥的种，沙僧、唐僧也都不认识女妖。结果被及时赶回来的孙悟空打跑了，救了唐僧。唐僧不识好歹，猪八戒又在旁不住嘴挑唆惩罚孙悟空，唐僧就念紧箍咒，把悟空痛得满地上打滚。那女妖逃脱后，又变作白发婆婆、白发老翁来骗唐僧、八戒，孙悟空又两次忍住紧箍咒的巨痛打她，最后把那女妖打死了，自己却被唐僧开除，下岗回花果山去了。到唐僧被黄袍怪捉去，沙僧、八戒、白龙马都救他不得，这才又把孙悟空请出来，降服那妖怪，救下唐僧。在共产党里面，只有毛泽东是火眼金睛，也只有他，一眼就看出想吃唐僧肉的什么刘少奇、张少奇、李少奇，坚决把他们打倒。可是我们肉眼凡胎看不出来。只觉得好慈祥一个个都年纪那么大了，被毛泽东整到监狱里，怪可怜的；嘴上不敢说，心里却认为毛泽东神经过敏。加之经济上勒紧裤带搞建设，早已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了，有怨言了。党内不乏猪八戒一流人物，也认为“桃子吃多了，也有些嘈人，又有些下坠。”所以毛泽东一死，妖怪打扮得花枝招展，笑吟吟提一罐白米饭出来请大家吃，大家闻到些米饭的香味，就把“阶级斗争”丢到脑后去了。那妖怪又走到八戒面前，一面做个媚眼笑说，“猪将军，和你师傅说说，让奴家给他做个不合格的助手如何？”猪八戒趁势一把将他搂入怀里，心肝宝贝地嚷嚷了半天，涎着脸道，“见我师傅可以，你拿什么东西赏我？”不料一到唐僧面前，没等八戒反应过来，黑压压乌云挟狂风铺天盖地而来。等到风去云散再一看时，唐僧已不见了。八戒急得四处寻找，哪里还有师傅的影子。

问：《西游记》里孙悟空是文学典型，而且是定了型的文学典型，他所有的降妖过程有了定势，不会出错。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人，他要做的一些事情还没有成为定势，还有出错的可能。如果号召大家读《西游记》，能起到暗示作用吗？

答：我只是举例子说明毛泽东有火眼金睛，象孙悟空一样厉害。可能也能起到些暗示作用。但号召读《西游记》，主要针对阶级斗争和共产党先锋队的任务。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如果半路停下来，就有问题。如果唐僧到了女儿国，被女王的美貌、财富、权力吸引住，当了国王，不去取经了；要悟空、八戒、沙僧等都留下来，反正美女可以任他们选，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作为唐僧，能给弟子们这么好的一个去处，也可以心安理得了。但是这个唐僧绝对不是真正的佛家弟子，是个假唐僧，他忘记了长安黎民百姓的苦难。真唐僧绝对不会把取经的事停下来，搞什么经济建设。真唐僧目不旁视，坚定不移地朝西天走。只有假唐僧、假悟空，才会借口“把工作的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把取经、降妖的事丢开不管。猪八戒对取经兴趣不大，经不起诱惑，只要有富贵和美色，他就什么都不管了，巴不得散伙。第23回《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把猪八戒那种半途而废，贪财好色，不惜寄人篱下的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这是理想和价值观不同的原因。但猪八戒不会去吃唐僧肉，他属于思想有些落后的佛家弟子。

总设计师则不然。他属于混在取经队伍里的一个妖怪，骨子缝里对取经就没兴趣，却对唐僧肉虎视眈眈。毛泽东活着的时候，他就借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幌子，想把取经、降妖的事丢一边。毛泽东马上识破了他的诡计。毛泽东一死，他就利用了猪八戒经不起诱惑的弱点，利用了沙僧任劳任怨不善分辨，但想吃点米饭的朴实心里，利用了白龙马从不参加开会，没有发言权的机会，停止了取经的脚步。美其名曰“以四个现代化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后伙同什么黄狮精、蜘蛛精、黄袍怪等等，把唐僧来了个五马分尸，连骨头带血吃掉了。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有抢着舔地上的血的，有捡到些碎肉沫的，更有跪在地上仰着头张着嘴象哈巴狗一样得到了主人赏赐的。从此，中华大地上妖孽们有总设计师的枪杆子保护，横行霸道，吃人不吐骨头。现在，中国的官场成了世界上最黑暗最肮脏的地方，正如《法兰西内战》说的，“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官吏见钱，如蝇子见血，他们不但“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而且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行政工作变成了行政市场，把批文证照当作商品出售。

问：会不会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问题呢？

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没有理论依据。什么叫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呢？它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分配原则等等，都是什么样子呢？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没有理论指导。我们再看社会主义，那是有理论作指导的。马克思列宁有大量著作，毛泽东也出了选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分配原则等等，都作了详细和逻辑严密的论述。而且有社会主义实践，检验了马列毛泽东的理论是正确的。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连有没有剥削、压迫，都扭扭捏捏不敢回答；“彭水诗案”、“山西黑砖窑”是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他们更是哑口无言。可以坦率地说，只要他们敢说“是”，马上就会出现革命暴动。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工农兵没有出路，与其等死，不如一拼。

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却没有理论指导，就象决定一栋建筑却没有图纸一样，简直荒唐得有些滑稽。恐怕古今中外也是绝无仅有。就象我们总设计师要盖一栋号称“中国特色”的摩天大楼一样，这个“中国特色”多少层？是框架结构还是砖混结构？基础应该挖多深？地质资料如何？还有水电设计、消防通道设计、内外装修设计等等，得有图纸；没有图纸怎么施工？总设计师口里喊着他要盖摩天大楼，还鼓动大家赶快集资，“盖好了分你们一套三居室……”实际上他既无图纸，又无资质，还无资金。这不是地地道道的骗子公司吗！其实，有人找他要过图纸，问过他“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比方生产关系、所有制、政治体制、以及舆论导向等等，有些什么理论作指导没有？”。对如此严肃的事情，总设计师用一句“摸着石头过河”敷衍了事。也就是说：他要盖的摩天大楼根本没有图纸，要泥瓦匠们“试着把砖往上砌，砌成什么样儿就什么样儿”。事关国家兴亡，他却视同儿戏。找他要图纸的精英们晓得他肚子里除黑桃、红心、草花、方片和瞎猫死老鼠之外，已经没什么东西了，他们故意给总设计师下套，只要总设计师拿不出图纸，他们就好乱中取利，分一杯羹。没料总设计师以“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气魄说，盖“中国特色”的摩天大楼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官僚、政客、精英、资本家一听，个个笑得眼睛都没了。因为这就告诉了他们，想怎么搞都行，即便你们吃人肉筵席，只要不给外国人录象就没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嘛，哪有固定模式？又怎么会没有点缺点！学老佛爷作派，说些亡国灭种的屁话，却被当成纶音佛语的理论，吹得天花乱坠。如此滑稽可笑的事情出现后，十几亿人的中国居然鸦雀无声，真是可悲之至！

问：这个问题确实不应该出现。要么你就拿出本事来，象人家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开始时，亡国论、速胜论乱七八糟，全国人民思想混乱，他一篇《论持久战》，就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了。还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要么你就谦虚点，象人家刘邦学习，承认自己不行，把行的因素调动起来。占着茅坑拉不出屎来，旁边人干着急呀。您认为他是水平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

答：既是水平问题，又是道德品质问题。说他水平问题，有这么几个根据：

1、思维混乱，自相矛盾，信口开河。他说中国已经不存在资产阶级了，所以取消阶级斗争；同时又抛出个“一国两制”。又说台湾和香港、澳门还是搞资本主义。既然台湾、香港、澳门是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资产阶级，哪来的资本主义呢？你不是说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吗？台湾、香港和澳门是不是你中国的呢？你引进的台、港、澳资金，莫非是他们的无产阶级的而不是资本家的？既然是资本家的资本，那他们是来办慈善业来了？不是来剥削剩余价值的？信口开河，自相矛盾。另外，他在政治路线上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什么“动乱”啦，“浩劫”啦；可是在组织路线上又是肯定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起来的？主要靠66、67、68届大学生；中、小学生上场锻炼，不是主力。主力是大学生，没有他们，文化大革命搞不起来。第一张大字报就出现在从北京大学。可是到82年前后，这些大学生三十多不到四十岁，手上有文凭，都被提拔到了省、地、县领导岗位，取代了工农兵。组织路线所用的人是政治路线不能容忍的，这不是自相矛盾是什么？历史上镇压了农民起义，你比方清朝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会不会把全国所有的总督、巡抚、知府、县令都安排太平军的人去当呢？当然不会。共产党打倒了国民党，也不会把全国的省长、省委书记直至下面的县长、县委书记，都让国民党去搞。不论共产党、国民党，对自己的干部队伍要求和审查是相当严格的，要左考验右考察。总设计师并没有自己的干部队伍，临时培养来不及了，考验从何谈起！他又急于垂帘听政，只好改变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维文凭是举。造成了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相矛盾的混乱局面。所以说他是由思维混乱，引起思想混乱和组织混乱，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最后的社会混乱。

2、不学无术，根本不懂辩证法。“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按他这个理论，他应该靠边站，要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来当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或者高薪聘请宇野宗佑来管理中国。你宇野宗佑喜欢搞女人没关系，在我中国不算什么，会抓经济你就是好人。总设计师从78年搞到90年，国民经济由77年的450美元/人均，下降到了90年的290美元/人均，不仅没有增长，还是负增长。还厚着脸皮抛出“学费论”，说什么交了学费。你不是好猫麻，你抓不到老鼠还老交学费，应该下台麻；你为什么不下台，还要“我在，我说了算”？还厚颜无耻说是“说服不了全国人民”。还有什么“落后就会挨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信口雌黄。挨打不挨打是人的能动性，落后与不落后属于观念性，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和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究竟哪个落后？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水师和小日本的舰队，究竟哪个落后？怎么都是落后的一方打赢了？武器先进不等于战略思想先进；装备落后不等于战术落后。你的导弹先进，我的梭镖落后，打到你导弹基地去了，展开了肉搏战，看看是你的导弹好使，还是我的梭镖好使！先进与落后不是绝对的，它会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另外，什么叫科学技术？科学是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知识的体系；技术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经验、知识及技巧。科学的任务是要从偶然杂乱的现象里面找到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客观规律，并用这些客观规律的知识来武装从事实践活动的人。这种客观规律的知识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纪录在案的形式，比方说文件、书籍等；另一种是已经进入人的大脑，被人掌握的形式。前一种形式不属于生产力，否则咱们往西部沙漠扔上几火车皮书籍、文件，让这些书籍、文件开发西部多好！后一种形式属于生产力，但还有一个二次转换，比如把你的机械知识转换成机械，把你的原子物理学知识转换成原子能发电站。只有通过二次转换，变成生产资料，生产力才能得到提高。完成转换的是人，而不是“科学技术”的另一个承载物——书籍、文件等等。不进行转换或者不能够转换，科学技术同样没用。

说他道德品质问题，也有这么几个根据：

1、不择手段、公报私仇，出尔反尔。1978年，总设计师指使手下喽罗诋毁毛泽东，北京西单墙上马上出现了谩骂毛泽东的大字报。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想惩治写大字报的人，总设计师搬出了《宪法》，说大字报是国家宪法允许的，且堂而皇之说什么“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11月26日还对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谁知道“西单墙”立刻作出强烈反映，大字报铺天盖地，捍卫毛泽东。接着矛头一转，篇篇檄文对准了总设计师。这就正应了那句古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北京是政治、文化的中心，那么多高等院校，人才济济，很多文章的思想理论水平真叫了得，几乎把总设计师身上那块遮羞布都扯掉了，他已经招架不住了，也不搬《宪法》了，指使北京市政府：禁止在西单墙贴大字报。1980年1月，他在一次干部会上恼羞成怒地说什么，“宪法上有关‘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文，从历史经验来看，从来没有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于是在九月份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缴掉了大字报——中国人民熟练掌握并使用了将近30年的舆论联合与舆论批判的武器。

2、市侩心里、党阀行为、卖国效果。1970年8月，我国的大飞机在上海上马，代号为“708”，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运十”。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工程技术人员按英美“适航条例”自行设计制造、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大飞机。1980年9月26日试飞成功，并七次飞越当时被称之为“死亡航线”的拉萨。路透社发表文章说；“掌握了这种高度复杂的技术后，再也不能把中国视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但是，就因为这个项目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是周总理批准部署的，最后是由王洪文具体来抓的，总设计师捞不到一点功劳，而且有悖他“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的理论。他满脸不高兴，说，“王洪文那小子在上海搞了一个波音708，想一步登天……这是决策错误，要下马。”然而“运十”是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的项目，中央有正式文件；况且都晓得这个项目对我国工业特别是航空业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把这个项目搞下马，谁都不敢担这个历史责任，怕留千古骂名。结果有人心领神会，不需要下文件，只采取断奶的办法——不给试飞的3000万元油钱，逼得你自己下。使得研究“运十”的工程技术员没有了事做，要靠编《上海交通图》和卖《上海交通图》维持生活。

    插问：好象没有全部停吧，和美国“波音”合作了，现在都在合作吧？

续答：那是美国人搞的兵不厌诈。美国得到了“运十”下马的情报，又摸透了总设计师的心里，假惺惺说和中国合作，实际为了把“运十”彻底掐死，美国“麦道”就假装承诺帮中国搞大飞机，结果呢，“波音”把“麦道”收购了，合同终止了。人家美国“波音”一位副总裁后来公开说，“不把‘运十’搞下马，我们的飞机怎么能占领中国市场？”跟美国人合作赔老钱了；后来又跟“空客”合作，也是上当，也赔了几十个亿。现在咱们是“八亿条裤子换美国一架飞机”，每年得拿几百个亿买人家的飞机，据说到2016年还得买人家1600多架。象马凤山、程不时这些当年“运十”的专家，心里又痛又窝着火，有什么办法？当年马凤山、程不时这些中国顶级的航空专家，一共五十多个人联名向中央上书，几乎是在哀求，提出“项目不能停，成果不能丢，队伍不能散。”没用，人家不理你。仅仅因为个人政治上的一点恩恩怨怨，采取卑鄙手段打压民族工业，把中国巨大的大型客机市场拱手送给了“波音”、“空客”这两家外国公司。

3、东施效颦、嗜权如命，人格卑微。不可否认毛泽东威望很高，他说的话几乎没有谁敢不听。基辛格把他说得更加玄乎：他感受到了从毛泽东身上发出的权力、意志和力量的颤流。我没有接触过毛泽东。但我相信，他身上如果没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人格魅力，许多事情就无法理解。比方说，“得势迭肩来，失势掉臂去”，趋利避害，这是人的共性。可是，毛泽东还是一介布衣的时候，为什么就能让自己的妻子儿女、弟弟妹妹，还有那么多人仁人志士都跟着他闹革命呢？难道不晓得跟着他就要打算掉脑袋，而绝对不是现在跟着个当县长的哥哥就能沾到光赚钱，吃海鲜、洗桑那？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早在青年时期就完成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刻苦修炼，具备了内圣外王的品格。他简朴的生活就无须说了。只说蒋介石统治时期，多次挖掉了毛泽东的祖坟；解放以后，毛泽东为了统一大业，却派解放军保护蒋介石的祖坟和老宅，不准动一草一木。蒋介石杀害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覃、妹妹毛泽建；可是当“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全党一片声要杀蒋介石，为共产党先烈讨还血债时，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为重，苦口婆心做大家的工作，把蒋介石放了。延安有个妇女骂道：“天上的雷公怎么不劈死毛泽东呢！”毛泽东专门找那妇女问明原因，得知是把她家的种子粮也当公粮收走了，毛泽东向她承认错误，同时派警卫员给她送去种子和粮食；妇女奇怪地问警卫员，“刚才那个人是干什么的？”警卫员说是毛泽东。那妇女大惊失色，以后逢人便说，“毛泽东真了不起，人家那胸怀，哎呀呀，那真是大胸怀！”毛泽东读了徐寅生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高兴地向其他中央领导推荐说，这篇文章充满了辩证法，说明“小将向我们提出了挑战，难道我们不应该向小将们学习点什么吗？”领导和群众发生矛盾，毛泽东站在群众一边；党员和老百姓发生矛盾，毛泽东站在老百姓一边；妇女和男人发生矛盾，毛泽东站在妇女一边；大人和小孩发生矛盾，毛泽东站在小孩一边。毛泽东总是站在弱者一边，从不附和强的。他在世时，从来不提倡向哪个领导学习。他题词学习的对象都是普通战士、普通工人、普通农民。这正是“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的简单道理，也是总设计师不懂且又望尘莫及的地方。

一个权倾天下的人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就不可能有自我约束的能力，就会出现“小人得志”的可怕局面。总设计师没有刻苦修炼过自己的道德品质，养成了小人心性。他东施效颦，以为只要掌握了毛泽东那么大的权利，就会“葵花向太阳”。为拱倒华国锋，他提出废除终身制，并批评毛泽东搞“终身制”，八十多岁还不下来；他成功窃取了大权之后，嗜权如命，留下了八十五岁还“说服不了全国人民”的笑柄，引发了“6.4”全国人民说服他的运动，八十八岁还凌驾于中央之上，在南巡途中呵斥道：“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们说了算，我才放心”。他看中了毛泽东题词、属于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就象李治看上了儿媳妇一样，只是不好意思直接娶做妃子。李治是拐了一个弯，先把杨玉环送往太真庙，然后再迎入宫中做他的贵妃的；总设计师也拐一个弯，先叫中央停办《红旗》杂志，自己题一个《求是》的名字做杂志，送往中央党校去办；等过了几个月再把《求是》接回来，仍旧由中央来办。不说手段笨到家了，权利欲也太重。为了翻案，他不惜丢开已经为实践证明了是真理的毛泽东思想，主张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全国大讨论；当他那些谋一己私利的所谓理论眼看要被驳得体无完肤时，他马上下旨“不争论”。有人反对他，他给人家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还煞有介事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当人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用“四项基本原则”检验他的所作所为时，他立刻又变了脸，用“不问姓资姓社”进行打压。他天真地以为凭他的“黑猫白猫”就可以治理天下，玩出些花样，放手贬低毛泽东，批评毛泽东不懂经济，说什么1958年之后的20年间，“国民经济基本处于停滞”。人家毛泽东领导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卫星；他领导却搞出些摇头丸、赌具、歌星。十几年经济非但没有增长，还是负增长，他可以脸都不红地说是交了学费。他就是这样一个厚颜无耻，嗜权如命，嘴巴两块皮，怎么说怎么有理的反复无常的小人。这样一种小人，肚子里除了私利就没东西了，老百姓说他“蹦起来都屙不了三尺高的尿”，他却九十几岁还死皮赖脸，要高举他的理论才肯消停下来。坦率地说，如果你真有本事，能够为13亿中国人民造福，能够消除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对我们的威胁，我们磕头作揖都干。也不说要你博古通今，能写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沁园春》，也不要求你有《矛盾论》、《实践论》的哲学思想，只要你把你那号称“中国特色”的摩天大楼的图纸给大家看看，让大家至少晓得他们“集资建房的钱”没有被人卷跑，放个心。你不会设计也没关系，谦虚一点，中国十几亿人，不患无才，只要能象刘邦那样把会搞设计的人的才能发挥出来，你就是真本事，积了德。这些要求不过分吧，也应该是合理的吧？可是，他根本没有把全民族搅合到一起的本事，却象根搅屎棍一样搅了个一塌糊涂。唉！真是悲则伤心，叹亦伤气。中国之不幸，中国共产党之不幸，中华民族之不幸，何至于此哉？！

问：小平同志的政治才能还是应该肯定，要不然怎么理解毛泽东的“人才难得”？

答：政治才能的优劣与个人品德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我们这个国家受封建主义影响，“民管官”还根本没有成为一种文化，所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开国元勋）在人们心目中就象皇帝一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谁能够约束他。完全只能靠他内心获得正身之道，端正自身。古代的伊尹告诉商汤王说：“你光想治理天下，天下是不能治理好的。要想天下得到治理，自身先要得到治理。”，只有把自身端正了，才能做到大公无私，百官才能得到治理，天下才能得到治理。所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就是这个道理。你看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出了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不是他们不想把天下治理好，是他们没有把自身端正好。这说明道德修养是很难很难的事。毛泽东当然不会说，道德修养到象他那种程度的人几百年都难碰到一个，但他晓得中国的国情，对一个掌握了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人来说，他道德品质的优劣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吊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条死路。所以他要搞文化革命，要和欧美、日本的“民管官”制度接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道德虚伪的人不懂得正身之道，却把才能看得很了不起，又一心想着满足自己的私欲，矜势好智，胸中欺作，乱党乱国，把个中国社会搞得丑恶不堪，还常常要靠机言巧辩替自己遮丑。司马光在把这种人称作小人。而把道德高尚的人称为圣人或君子。他在《资治通鉴》里面对道德和才能问题有很长一段议论，其中有这样几句：“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曾国藩读了这一段话，深有感触地在日记中写道，“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问：这个我还是懂。首先要德才兼备，如果要在‘德’和‘才’当中二选一，当然要选“德”，“才”是次要的。

问：对的。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孔夫子都认为，一个人先把自己的道德品质完善了之后，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再学习和培养自己的才能：“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前一阵电视里报道，苏州有人经营赌博机赌博，生意火爆，人山人海。记者暗访到派出所报案三次，派出所理都不理；记者又暗访找当地公安局，公安局一面打电话给那个派出所，一面要记者再去找。记者又去了，派出所几个民警穿的穿衣服，上的上厕所，捱了好一阵，才跟着记者去了。结果人早跑了，只剩两个打工妹在那里扫地。记者无奈地在电视上说：这里面可能有猫腻。咱们撇开猫腻不说，只说派出所那几个民警，肯定都是人才，至少大专文凭。可是有什么用？毛泽东时候派出所民警都是小学生或中学生，但人家管事，人家哪怕是自己亲舅舅亲大爷一样抓。你猫腻有什么用？你玩猫腻判得更重！这就说明用人先要看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现在社会治安为什么这么差？因为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有些治安民警还向小偷征税。比方你是小偷，你每月孝敬咱个三百五百，你就放心玩儿吧，不抓你；群众把你抓进来了也没事儿，群众一走咱就把你放了；不放？不放对咱有什么好处？把你判个三年两年，咱每月损失三五百，加起来就是上万块钱损失。再比方董存瑞炸碉堡，那碉堡底下没法安炸药包。你派一个大学生去，他回来汇报说“不行，炸不了。没法安炸药包，只能把炸药包放在地上。我根据角度、距离等力学原理计算，放在地上的话，有效作用力距离太长，撼动不了碉堡。为了不浪费炸药，我把炸药包拿回来了”。你能说他错了吗？董存瑞不懂什么角度呀、力学，但他懂得这个碉堡里面的机关枪每分钟都在杀死他的战友，牺牲自己也要把它炸掉。他拿手托住炸药包，导火索一拉，炸掉了，自己也牺牲了。牺牲自己是一种高尚品德；这个大学生压根就没有想过牺牲自己，他的品德远不及董存瑞。我不否认总设计师有一定的才能。当个副手，有人管住他，不让他的私欲膨胀造成危害，他的确可以干得很好。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那种平庸甚至祸乱国家的首要人物，大部分处于较低职位时，几乎个个是表现卓越的。所以，对于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领导他们的那个政治家职位越高，越需要他有高尚的道德，而不需要他矜势好智、机言巧辩的才能。所谓“尊重人才”，他无外乎是想在中央要高人一等的政治地位；在地方则是要工人、农民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帮他买单，去拉拢那些和他臭味相投的精英，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明显高出于人民群众之上。

问：慢点。对专业技术人才，在待遇方面给与照顾，这应该是合理的。韩愈说过，“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这应该是有道理的吧？

答：不错，是有道理，但要是象楚庄王那样，把千里马当宠物来养，那就没道理了。楚庄王得了一匹好马，他给那马住一套别墅，穿绫罗绸缎，吃果脯，还给马睡席梦思。结果那马肥得象头猪，走不动了！千里马最大特点是吃苦耐劳，千里马的价值体现在比常马驮得重跑得快，而不是体现在吃得好长得肥上。吃得好长得肥，毛色鲜艳漂亮而且善解人意的，那是“贵夫人”、“狐狸犬”、“波斯猫”一类宠物，据说这些狗啊猫的，每天要消费三到四个工人的工资。一条受过训练的好狗，据说会算数，你在黑板上写个5，他就叫五下，写个8他就叫八下，真正是经济学天才。千里马没这种才能，千里马只会不出声埋头苦干，多拉快跑，最多比常马们要多啃个半捆草料。你看人家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人家也没时间考虑什么待遇，那才是真正的千里马。总设计师是为了突出他自己在中央的千里马地位。他一个人形不成舆论压力，他需要舆论联合和社会基础。所以不惜给全国的马提高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给盖别墅，给买“奥迪”，给出国，弄得马们挺乐呵，到处乱蹿乱抢，都说自己是千里马，要待遇。宠物狗宠物猫也跑进来说自己是千里马。结果乱成一锅粥，不知道谁是千里马谁是癞马谁是宠物。以为待遇好的就是真千里马。真正埋头苦干的千里马一看，怎么我驮得重跑得快，还有吃苦耐劳，人们都不称赞了？那一天跑不了几里路的癞马怎么和我平起平坐了？怎么狗啊猫啊都成千里马了？于是真千里马也松了劲，也要待遇，学着常马们吃海鲜，喝“路易十三”，也慢慢养得肥起来了，也跑不动了。这就是总设计师为争自己在中央的千里马地位，把科技界搞成现在这样。他把地位争到以后，他垂帘听政以后，你看他还尊重过知识，尊重过人才没有？马凤山、程不时等五十几位国字号专家的联名信，他理都不理。程不时等还住着50平米的房子，谁管？没人管了。什么千里马，他不过利用一下，利用完了，他就扔了。至于后果，他才不管呢！所以，火箭、卫星、原子弹、杂交水稻、运十大飞机，这些震惊世界的科技成果都是毛主席那时侯的千里马驮出来的；现在又三十年了，他养的千里马呢，驮出什么成果来了？他把马厩都改成宠物宿舍了，槽子里的几匹马都靠关系养在那里，不用拉货；真千里马没人理睬，有的还在摆地摊。“贵夫人”“狐狸犬”能认几个字，牛得不行了，又是叫又是跳，又是上电视又是作报告。一个民族弄成这样了，狗和马都分不清了，狗和马的作用都整不明白了，又哪来的科技成果可言？不讲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不讲团结协作，奉献精神，不依靠群众的智慧，却想在科技上不断创新发展？天上又掉不下科技成果来！真是白日做梦。

问：行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吧。天快亮了。咱们要准备交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