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大民主”

毛泽东与“大民主”

（民主言论大烩菜）

 “大民主”是中国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法律制度，是毛泽东竭力主张而党和政府竭力否定的一种制度。因为党和政府否定“大民主”，所以毛泽东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错误的。给毛泽东写全传的美国人罗斯·特里尔也绝口不写毛泽东的大民主。这说明，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但是，《南方周末》说：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事情。今天的中国，文革的直接见证者就担负着记忆文革的特殊记忆分工责任。今天的中国没有人可以用缺乏文革的直接经验为借口来推卸自己的那一份在群体内的记忆责任。而且早就有人想成立文革纪念馆，为了人们不再犯文革错误。为此，系统地回忆和了解毛泽东与大民主有关的言论和思想，搞清楚毛泽东主张“大民主”的原因，了解大民主的作用对象和功能，就很有必要。这对于深刻领会党和政府彻底否定大民主，剥夺人们的这种政治权利终身的精神实质是很有好处的。

毛泽东为了解放长工、佣人、丫头、奴隶，让几百万人丢了性命。他说：“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他的家人也跟着他遭殃，死伤七八口，有被枪毙的、被暗杀的、有战死的、有坐牢的、有发疯的、有上吊的、还有被吓痴呆的。但现在有人说，这是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但你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是为了牺牲自己、反对以权谋私吗？

1917年，毛泽东说：“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

毛泽东24岁时说：“孔子‘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他要让权公天下。

毛泽东在26岁（1919年）说：“伊古以来，几曾真见有改良其旧之事？有之，皆创造其新者耳。故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子弟欲求完全之人格独立，非在家庭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家庭制度之大端为婚姻制度。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乎？”他认为，要实现大同，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靠改良不行。

毛泽东说：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世界革命、人类解放（潮流的趋势是）由强权得自由。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贫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国际的强权，……都要借贫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这就是他为致大同想出来的办法，并为此大闹天下50年。

毛泽东说：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要）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

毛泽东说：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

“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熄’。”

 “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他们的人民负责。”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普遍平等无记名选举简称普选，目的是为了监督政府。人们投票是为了表达愿望，连小学生都会。实行普选如同打麻将，并不要求人们有多高的素质，只要有规则就行。在延安实行普选时，选民十有八九不识文字，就用黄豆和黑斗代替选票。

但是，现在的人却说，不能实行普选。现在的邓小平理论概论专家说：高度民主需要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而中国生产力不发达，人民也不富裕，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多数人缺乏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列宁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所以中国不能实行民主。因此必然有推论：首先承认了自己是独裁统治者，其次认为穷人不配有民主的权利，不够聪明的人、没有文化的人，能力不强的人就不能表达愿望的权利；中国没有先进的文化，世界上已经实行普选的国家的人民都比中国人素质高。但是，难道因为有人没有法律习惯和意识，就可以不要法律吗？人的习惯是在具体的生活过程中养成的。民以吏为师，干部不民主，民就不会学会民主。人们在独裁制度中生活就会产生独裁习惯，在民主制度中生活就会产生民主习惯。所以，人不在民主的制度中生活，就永远也不会有民主的习惯和意识，就永远也不实行民主。

世界上很多国家（如印度）的生产力更不发达，人民也跟不富裕，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更低，为什么他们就能实行民主呢？是不是这些国家全都错了？是不是说，共产党在延安时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既然错误，为什么不组织力量大力批判？要说民主形式必须适合本国国情，则大清帝国的形式最适合。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那么，哪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其他国家的党更多，对领导民主政治更积极！在其他国家，如果一个党变坏了，就可以用另一个党替换。而中国，如果一个党变坏了，连个替换也没有，这该怎么办？如何防止，或者党是如何保持金刚不坏之身的呢？

1949年

毛泽东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旨意。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党既然是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就应该按照人民的旨意办事情，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监督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办事公道，分配公平，“公了方能仁”。如果共产党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就不能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党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则党就是独立于人民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会与人民发生利益冲突，成为与人民的敌人、对立者。

1950年

毛泽东说：

“《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他不喜欢卖国。但卖国可以发财，为什么要批判？

“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收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但据说，晋东南襄垣县的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说:“我们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土改分了地，日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支部宣布解散。”他不想干了。

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作出反应的直接可能性。”

不对！如果人民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作出反应，则发生了动乱如何是好？如何还能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说：

“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为什么美帝和人一样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这是由人的生物属性即兽性决定的。毛泽东是懂人性的。

毛泽东说：

“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狂，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引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于是，毛泽东就与联合国军在朝鲜打起来了，并且打胜了。但现在有人认为，这是自不量力，老民伤财，不应该得罪美国人，应该中美亲善，东亚共荣，而且谁敢与美国打战？

1951年

刘少奇同志说：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是三年准备10年建设，13年或15年之后，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问题。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

富农要求参加互助组或者互助组有了富农，虽然贫农不满他们剥削，但又离不开他们。领导上应采取不干涉态度。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纵然如此，我们也不怕，因为有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站在我们一边。富农一定会发展。大一些多一些有无关系?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它。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现在对富农没有什么限制，将来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出现后，可以采取税收、价格、工会等办法加以限制。农业合作社并限制不了富农的发展，反而可能被他们操纵把持，即使这样也不可怕。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不要怕农民冒富，只有80%的农户发展到“三马一车一犁”的富裕程度后，才可由他们自愿地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取消私有只能采取革命剥夺的手段，不能采取逐渐动摇、肖日弱直至否定的办法，因为那样会打草惊蛇。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将来搞社会主义，在城市20人以上的大工厂，都采取剥夺的手段，20人以下的小工厂采取逐步收买的方针。在农村搞集体农场是一片一片搞，估计先东北，后华北、华东、华南，不是全国一起搞:但又不是逐渐的，而是用一二年时间来一个革命运动就解决问题。

少奇同志的思想真奇怪。80%的农户有了 “三马一车一犁”，则中国至少有2亿辆马车，6亿匹马。这需要多少木材？多少轮胎？多少饲料？公路上2亿辆马车如何走呢？

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谁告诉您的？难道现在正在养肥猪？你死了以后，怎么剥夺富农？现在，你用一二年时间来一个革命运动剥夺民营企业试一试怎么样？没有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就别说这话。

少奇同志又说：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普遍发展农业合作社是错误的，现在搞合作社，富农反对，中农动摇，贫农要求，供给制干部热心。凡办事要重多数，少数人拥护的事是不能推广的。现在试办农业社，只能起到培养干部、积累经验、教育农民的作用，不能有别的作用。企图由此直接转变到集体农场是错误的，它本身没有前途，将来实行集体农场，它是要被取消的。

但是，有了机器，一个人就可以耕种上千亩地，还用得着集体化吗？

刘少奇同志批转山西省委: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有人请教马克思说：你在《资本论》中所讲得历史必然性，是否适合世界各国？马克思复信说： “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的限于西欧各国，而并不适应于落后的东方国家”

恩格斯说：“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 “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山西省委的人在学习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德法农民问题》，列宁的《论粮食税》、《论合作制》，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组织起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共同纲领》之后，感到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批评在主导思想方面，有许多问题是难以理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制，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在广大农村实现这一目的，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方针问题。毛主席早就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富农资本主义经济赖以生存的条件，将逐渐削弱，直至消失。因而消灭富农经济用不着采取剥夺的革命手段。但是，引少奇同志对于富农和个体农民的一系列观点，尤其是采取剥夺的革命手段对待农村私有制，批评我们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在目前是“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对此，我们是难以理解的。

      ……在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不能供应农村大量拖拉机的情况下，允许不允许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方针问题。酝酿试办初级社期间，我们省委就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提倡互助组使用解放式马拉新农具，是农业技术上的一种革新，它不仅有助于巩固互助组，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也能推动城市机械工业的发展。另一种意见认为，农业现代化集体化，只有等到有了拖拉机才行。……赖若愚同志当场翻阅了《资本论》第十三章，马克思在讲机器与大工业时指出:“一切已经发展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或工作机—构成。”“工具机，机器的这个部分，才是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出发点。”现在我们采用的新式的马拉大农具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工具机或工作机，也即播种机、中耕机、收割机、犁土机等等。这显然和木犁加牛马有本质的区别，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也是和目前我国的工业水平以及组织起来产生的新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为了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我们省委决定试办马拉农具站，并采取扶植和奖励的政策，鼓励互助组和合作社使用马拉农具。这是到将来使用拖拉机的一种过渡。对此，我们试办初级社时，思想是明确的。但是，少奇同志多次讲在没有国家工业化，没有拖拉机之前，是不能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只有等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有了三马一车一犁，才能在们自愿的基础上实行集体化，建立苏联式的集体农场。这也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为了从理论上进一步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反复研究了恩格斯在1894年撰写的《德法农民问题》，认为这一著作阐述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农民问题的理论、方针、政策。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列举了丹麦社会党人宣传组织农民互助合作的例证后说:“在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条件下，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者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者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可能性去从事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消费。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威信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个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恩格斯又说:“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效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马恩选集第四卷312, 313页)

    恩格斯批评法国社会党人说:“你们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恩格斯说:“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决不能像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剥夺小农。我们对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恩格斯还科学地预见了工人政党取得国家政权后如何对待农民合作社的问题。他说:“可能我们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银行接受他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降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只限于金钱，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工肥料等)及其它各种便利。”

读了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我们深感，毛主席在农民问题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在找少奇同志、一波同志、澜涛同志三人谈话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后来一波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山西省委又说：

初级社是否仅仅具有“展览教育”的作用呢?不是的。初级社试办的头一年，就显示了他在发展农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威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在农业生产方面，10个社普遍增产，当年粮食平均亩产超过上年21. 5%，超过当地好的互助组9％，超过好的个体户28％，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普遍扩大，普遍增产，交售给国家的棉花、油料、烟叶等工业原料超过上年一倍多，有助于国家工业化。在工副业生产方面，10个社的总收入4156万元(旧币，下同)，每社平均410万元。在社员分配和公共积累方面，社员户收入同1950年相比，折成粮食计算，多收一石（折合263市斤）以下的占3.1%，多收一石至五石的占38.4%，多收五石至10石的占26.3%，多收10石至20石的占23.1%，与上年持平的占6.7%，比上年减收的占2.7%；社员人均收入折款38.018万元，互助组人均32. 043万元，个体户人均30. 5万元。在社员生活提高的同时，集体经济壮大了，10个社已有公共山林600多亩，公有土地31.  6亩，农具177件(内有新式农具和机械57件)，牲口17头半，羊449只，公积金折粮315.85石，其它生产资料折粮256.92石。办社头一年的巨大成就，使社员们欢欣鼓舞，互助组和个体户纷纷要求入社，有的中途退了社的社员重新申请入了社。社员们说，“土改人翻身，入社地翻身。”黎城县王家庄合作社社员岳礼存、刘保贵说:“农业社一年闹下这么多家业，真是兴旺发达，这是单干户一辈子也办不到的。用铁棒打我也不出社啦!”

      为什么初级社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呢? 首先，它解决了依靠什么人办社的问题和互助组不能解决的扩大再生产问题。10个社入社农户190户，其中6 0％以上都是翻身农民，790口人中有党团员147人。这就说明，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是如批评意见认为的是少数贫农的要求，而是占农村人口多数的翻身农民的要求。初级社变互助组的“吃甚种甚”为“因地种植”；实行了互助组办不到的人尽其才，地尽其用；对生产的投入、新农具新技术的应用远远超过了互助组:特别是在挖掘劳动力资源，吸引妇女参加劳动，促进分工分业发展工副业方面，更是互助组做不到的。这就说明，初级社大大优越于互助组，是初级社增产增收的一个主要原因。举一个生动的例子:东监章社员魏书堂，在纺织厂干过，有织毛巾、袜子的手艺，入社后，社里办了纺织组，让他带着几个妇女纺花织毛巾和袜子。后来又成立了运输组，到河北去时捎盐，回来拉棉花。不仅发挥了魏书堂的特长，而且为几十个剩余劳力找到了生产门路，发展了纺织业和运输业。

    其次，没有文化的农民办合作社确有困难，但不像批评意见所说的那样没有文化就不能办。农民在办社实践中很快出现了学文化、学技术、识字扫盲的高涨热情，在上级的帮助下，各社都设立了教育基金，办了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培训班，较快地解决了合作社需要的会计员、记工员、技术员等人才问题，不认识工票文字的生产小组长很快就认识了。这就说明，如同军队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一样，农民在办社中学会了办社。正如社内外群众反映:“农业合作社不但可以多生产，还能提高文化，提高觉悟，成了教育改造农民的学校。”

      第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由于内部存在着土地私有和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由于农民具有私有者和劳动者的两重性，党能否领导农民处理初级社内部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以克服农民的自发性，鼓励其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的确是一个艰巨复杂的问题，但决不像批评意见所认定的那样不可能用合作社的办法来克服农民的自发性。社员普遍关心、政策性极强的问题之一是土地分红与按劳分配的比例问题。开始长治地委提出，土地分红不得超过30%，劳动分红不得少于50%，公积金占10%，公益金占5%，教育基金占5%。各社在执行中，经过社员反复讨论，确定了各自的具体分配比例。武乡县的四个社，公积金、公益金、教育基金和奖励共占10%，土地分红占40%，劳动分红占5 0%。平顺、屯留两县的合作社，公积金占10%，土地分红占37.5%，劳动分红占52.5%。壶关、襄垣两县的合作社，公积金占16%，土地分红占32%，劳动分红占52%。长治县的合作社，公积金占2 0%，土地分红占30%，劳动分红占50%。这就说明，社员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都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妥善地解决土地多、劳力少的社员和劳力多、土地少的社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全体社员户在增加生产的情况下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收入。

    第四，领导和群众普遍关心的再一个问题是合作社内按劳分配时能否克服平均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探索的问题。但是，群众的实践比我们高明得多，他们在办社过程中，为克服平均主义，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创造了许多办法。郭玉恩领导的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每前进一步都考虑到克服平均主义以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开始分组分地干活，按技术高低、体力强弱确定底分，体现分配的差距，又按劳动的好坏进行民主评议，体现分配的差距。继而实行定工、定质、定时、包工包产到组、超产奖励、减产受罚的办法。超产部分30%归公积金，70%奖给小组。小组把奖励部分的七分之六按社员劳动日分配，七分之一奖励本组公认的劳动积极分子和技术上贡献突出的人，这就进一步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省委和地委肯定并推广川底农业生产合作社按劳分配的办法，要求各地积极探索如何克服平均主义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样做，怎么能说我们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呢?

    第五，社员普遍关心、政策性极强的另一个问题是社员退社带不带公积金的问题。在试办过程中，省委根据华北局的意见规定出社可以带走公积金。1952年3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范长江同志题为《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中说:“社员出社时应否带走公积金和公共财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川底村社员的意见是有变化的，他们原来主张应该带走，现在99'/的社员都主张不带走。在争论这一问题时，主张带走的理由只有一个，即认为公积金和公共财产是社员劳动创造的，‘劳动’人各一份，既然出社，就应有带走的权利，否则是妨害了私有权。但是大多数社员都认为:

      (一)公积金和公共财产，是社员集体劳动创造的，不属于任何人，应由集体享受，不能分配；(二)出社的社员在社时已享受了他劳动的成果，生产已经改善，他那一份土地也改良了，出社时带走他自己的土地和他的私有财产，已经得到很大的利益，不能要求再分；(三)公积金和公共财产的积累，不仅由于社员的集体劳动，还有国营经济和供销合作社等的帮助，个人更不能带走；(四)公积金和公共财产是不断发展的，社员也是不断变化的，不可能分清每个社员劳动所应得的部分:(五)公积金和公共财产如果分散，必然削弱社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削弱举办各种事业的能力，而且对于社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利的。”社员出社不带公积金这个被批评为违背了《共同纲领》规定的保护私有的政策，由群众丰富的实践作出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回答。

   以上这一切生动地说明，只要真正实行群众路线，充分信任群众，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办社中遇到的一切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都是可以顺利地得到解决的。说到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它表明在我国并不需要以国家工业化和土地国有为条件，经过合作社就能够使土地的所有制逐步地由个体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而且能够创造新的农业生产力，以适应国家的工业化的需要。这就是初级社的实践作出的总回答。

    

1952年

毛泽东给老周写了一封信：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但是，现在东北的一位大款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说：“国外有皇家贵族学校，我们为什么不办一所这样的学校？我们将来从小学到大学配套成龙，把先生培养成高级人才，我决不培养工农兵！培养工农兵可以砸我的牌子？”而国家教育部发言人说：“市场经济时代，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

就是说，人如果有钱就可以占有优质资源。问题是，一个人如果怎么样就有钱，如果怎么样就没有钱？

1953年

毛泽东与美国人打完战以后说：

“据报，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

党的干部还能犯无法无天的罪行？党和政府的干部具有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难道人自己就不能自己生产出反动的作风？

1954年

毛泽东说：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 此话有理有气，力量是气，理论是理。人有气无理，就会心烦意乱，胆大妄为；有理无气，就没有行动的能力，什么事也做不成。

毛泽东说：

“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的多，我们优于他们。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的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美国人也承认这个宪法比他们的先进。但正如计算机一样，有先进的软件而没有先进的硬件和外围设备，就是无用的。

毛泽东说：

“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要干什么？

1955年

1955年7月30日，毛主席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前四天，即7月26日，单独找我汇报山西合作化的情况，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他对我说:讲讲这几年你们合作社的情况。我汇报说，山西的初级社从1951年到现在四年半了。初级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1951年办了57个，1952年564个，1953年达到2242个。这三年的试办，我们是谨慎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县区乡干部在试办中取得了经验，涌现出大批办社的积极分子和领导骨干，基本上实现了办一个成一个的口号。这样就为1954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年我们计划发展一万个，结果发展到15196个。到1955年4月，又发展到31926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初级社的健康发展，带动了互助组的发展和巩固提高，克服了互助组涣散解体的状态(入社入组农户已占到全省农户总数的80％以上)，遏止了农村富农经济的发展，晋东南地区新富农由千分之8降到千分之1。毛主席问，你们的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发生减产、死牛的情况?我汇报说，1953年2242个社粮食总产比1952年增长27. 6%，单产增长21. 6％，比互助组单产高21. 5%，比个体户高39％。1954年全省因灾减产4.8％，而初级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由1951年的184万头，1954年发展到213万头，年递增率为10%，其中骡马的递增率高达15%，适应了初级社添置新式马拉农具的需要。特别是，现在晋东南老区在1276个老社中，生产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富裕中农生产水平的即占38%。这就为下一步过渡到高级社创造了有利条件……毛主席听了很高兴，他深刻地分析了苏联集体化减产死牛，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教训。我向主席告辞，他一再叮嘱我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毛主席的上述几次谈话使我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深刻的认识。

毛泽东说：

“‘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要上天。”就是说，穷鬼们要翻身了。

“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度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

大规模合作化经济是一种硬件，与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办法是软件，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团队精神原则是软件的基本语句。

毛泽东说：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有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产权革命，领导完全代理了过去地主、资本家，控制了所有的自然资源、生产装置和物资。但管理干部与地主、资本家一样都具有人的属性，也想过物质极大丰富的、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中国实行了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也发生了与苏联一模一样的事情，“各地都揭发出了触目惊心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违反财经纪律、化大公为小公”；“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人共有10余万”。“私了便不能仁。”

1956年

毛泽东说：

“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该的，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你欢迎群众向不解决群众问题的干部扔鸡蛋、投石块儿，但干部不喜欢这样做，他们会因此而生气、发怒，认为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是犯上作乱，罪该杀头。这样，群众不但革不掉他们，反而能被他们杀掉，这怎么办？

毛泽东说：

“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集中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放，这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

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科森、非李科生，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显然，他希望新闻自由，思想自由。

毛泽东说：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大民主也可以来对付官僚主义者。……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工厂同群众的矛盾。”

可是，党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只是他的个人意见，是错误的，不属于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说：“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

和风细雨是什么？

刘少奇说：“七大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使现在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我们每个人依然知道它。另外，如果总是重复已经习惯了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少奇的思想是正确的，则我们现在也可以这样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使现在不再提邓小平理论，我们每个人依然知道它。总是重复它也没有什么意义。

刘少奇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显然是说，工人和资本家和好了，从此以后阶级之间不再斗争了。

1957年

毛泽东说：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

“记者和编辑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是勉强的，不愉快的。”

有一种生活方式就有一种习惯，游手好闲会耍嘴皮子习惯成性，就会具有特殊的人性。记者和编辑当然会有自己特有的生活习惯；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一样，都有各自的习惯，也很难改。例如，建筑工地上的工人，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就很难改，因为等厕所建好了他们就必须离开。人们对习惯了的事情会感到很舒服，改变人的习惯会使人痛苦，人会抵抗！

毛泽东说：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语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上海的共产党为什么要整鲁迅？一般共产党员都没有鲁迅聪明，如果把他们自以为是，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成马克思主义，去整或杀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办？

毛泽东说：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大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虚弱集中，而是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无产阶级专政靠几千万工人，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而不是靠党实行。他认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如果领导干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打人骂人，强迫执行主义，群众就可以用四大民主来对付领导干部，使干部恐惧。这样就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希望世世代代传下去。但是，干部绝对不会欢迎这种民主，因为人难免有个三长两短，有了大民主干部就会象啊扁一样不得安宁。

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单位属于私人所有，是老板个人的牟利机关，工厂的任何事情都由老板说了算，老板对工厂实行独裁专制统治，打工者无权过问工厂的事务。你不能给老板贴大字报，说他搞特殊、多吃多占；也不能与老板辩论说他经营方向不正确、管理不民主，分配不公平；也不能对老板大鸣、大放，嫌弃老板付给的工资少、福利少。因为，有合同在先，您不愿意可以走人。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企事业单位属于公共的，大家都是主人，代理老板和经理人员必须听从大家的意见，必须接受大家监督。如果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由少数人说了算，剥夺工人发表意见的权利，代理老板和经理人员就可以进行不公平分配，就会把属于大家的劳动果实据为己有。所以，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

说“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就是说，大民主不是针对外国资本家的，也不是针对清洁工的，更不是针对学生上课迟到早退的，而是矛头向上针对领导干部的。但是，各级领导干部、学校老师、学生干部却用“大民主”来对付群众和学生。

毛泽东说：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归根到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归根到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

毛泽东发现，大民主没有阶级性，右派可以用，左派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民主有利于改造多书人。但大民主用在任何人身上都不舒服，令人生气。所以，后来干部认为毛泽东搞错了，大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大民主是让工人与干部闹不和，给政府添乱，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带了巨大的灾难。

毛泽东说：

“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要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呀！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

毛泽东说：

“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说要‘杀几千几万人’、‘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的人当然是敌人。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剥夺他们乱发议论的权力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美国的卖卡锡、印呢的蒙不鸡，也这样做。

据说，“毛下令禁止百花齐放，原因之一是迫于刘及其他同事的压力。”少奇同志不是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一年还没有过，您就变挂了？这不是阶级斗争，该叫什么？

毛泽东估计北京有四百个，全国有四千个右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只是批判他们。大部不抓，只抓有几百个，则被抓的人只占人口的百万分子一，比刑事犯罪分子少的多。但是，干部们为了彻底干净地消灭右派，扩大战果，定高指标，并把指标层层落实分配到每一个单位，规定每一个单位必须抓到规定数量的右派。于是，干部趁此机会假公济私，把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和使自己不满的人都当成了右派来抓，共抓了56万个右派分子。幸亏毛泽东有令在先，否则他们的命久已没矣！

据说，62年给一半右派分子平了反，但这使他们产生了深刻的记忆，经常产生伤痕的感情。问题是，既然右派你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跑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机关里干什么来了？为什么不跟蒋介石到台湾去呢？你不赶紧去台湾，却还要呆在共产主义的机关里头干什么？你进错了门怨谁？

毛泽东说：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

毛泽东的这段话被现在的哲学家认为是不协调的。但知识分子中，马克思主义者是多数吗？那么爱当老板怎么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话是错误的吗？苏东坡是怎么回事情？发展民营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吗？

毛泽东说：

“你草长我就锄，不断斗争。要多少年呢？我说是一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年还有那么多草。这个矛盾的反对面是不断要出来的。我们现在准备印将介石全集，你们赞成不赞成？有共产党，无国民党，共产党怎么显出来呀？有唯物主义，不要唯心主义；有辩证法，不要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你不知道那个还行？所以，我们大学里头要上形而上学的课，要开唯心主义的课，要把这些东西研究透。也劝在座的人，你们如果只懂得辩证唯物论，你们要补充那个形而上学同唯心论，这些学问你们没有学到，辩证唯物论是不巩固的。……要写小品文，你们每个省都要有报纸，每个省要搞他两个鲁

迅，要有计划地培养。……上面放的屁，包括北京放的，不全是香的，要加以分析。这里头有对的香屁，有臭屁，一定要听另一半。……闹事的人好有用处。我说那些人将来可能有当英雄的，因为他们敢于闹。还有街上的阿飞，上海还有女啊飞，十六七岁敢当啊飞。……我们这些人也是闹出来的，人家叫我们土匪，共匪。……对党的政策能否争论？《人民日报》的文章谁说都对？陈其通的文章就不对。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闹事的人和阿飞有可能当英雄，可能就是“杰出人才”苗子；我们曾经与女啊飞一样，就是闹事的人，曾经被叫做土匪、共匪，而古代叫做盗贼。虽然北京的屁不都是香的，但北京不让人们分析，不许争论，而且说另一半都是臭的，并要给戴上右派帽子，该怎么办？如果每省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就与两党制差不多，了，这样报纸就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了，就不是党的喉舌了。

毛泽东说：

“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

“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

但是，人们不愿意自己被分析，拒绝任何心理分析，害怕分析出自己的私心，要保护隐私。这该怎么办？

毛泽东说：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们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

“让人说话，天不会垮；不让人说话，天总有一天迟早要垮”

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官僚主义者，对别人的监督也很反感。怎么能用右派的办法来对付自己的人呢？自古以来，那里有这样放纵群众来监督政府的？如果把工厂厂长，合作社主任，学校校长，党委书记搞的下不了台，如何进行领导工作呢？毛泽东脑子有毛病，这道理也不懂！

大字报确实有优点：大字报不需要报纸编辑审核就可以及时发表，可以不受报纸容量的限制。这能使那些想提意见和发表议论而又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农民有了发表意见的机会，为工人、农民开辟了发言的根据地，来限制专家的发言。工人、农民如英国的陪审团团员一样是傻瓜，不知道法律条纹，会动不动利用大民主上纲上线，以为自己的意见就是真理，对他们普法教育也很困难，因为法律条纹太多，专门考律师的人也记不住。所以，有人说大民主会破坏法律。但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语言来给人定罪的，除非涉及到个人隐私。所以，新闻自由从来不能破坏法律，大字报也不能破坏法律。也不能因为大字报中有假信息，使人们相信了伪劣消息，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就禁止人们的大字报行为。正如不能因为有人做假广告，使人们买了伪劣商品，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就禁止广告行为一样。大字报还有一个好处，能够防止群众“上访”。

毛泽东说：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问题是，矛盾的性质是由人的主观感觉决定的，矛盾的性质必须通过观察者的感觉来确定，矛盾的性质与观察者的观察角度和观察者本人的感觉种类有关。只要使观察产生了不良的、负面的感觉和感情，就会对观察对象产生敌对情绪，把观察对象看成敌人。人民中的任何一分子与观察者意见不一致，都会使观察者产生敌对情绪，如果与观察者对抗就会被观察者看成是敌人。例如，对现实状况不满的，对领导的行为不满意的，对某些事情提异议的，提出一些令领导不愉快问题的，说风凉话的，都会变成敌人。这样，人民中的任何一分子都会变成观察者的敌人。

1958年

毛泽东对台湾人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

毛这是要与台湾搞和谐，但这根本就不是对外人的口气，不象是外交词令，毛没有外交气度。五八年，毛泽东主要负责处理台海问题，但在其他事情上也要情不自禁地插上一杠子。

毛泽东说：

“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注意力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毛希望整好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就是说，1958年就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重点，但也不能忽略政治。因为，党领导技术是为了发展经济，搞政治是为了利益分配。如果管发财不管分配，技术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如只制造奢侈消费品或毒品，让少数人享受。

毛泽东说：

“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真理。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度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

将来是什么时候？人们一旦习惯了对科学的领导，就会认为行政领导、政治领导科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现在依然坚持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而且用行政级别来鉴定科学家的成果定。现在，虽然党已经不革命了，但党要执政了。主席您说一说，既然党不革命了，为什么还要领导别人？

毛泽东说：

“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早有人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连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谁说的？

毛泽东又说：

“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创造出来的。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那很危险。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爪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孔子二十三岁开始学，耶稣有什么学问？释加牟尼十几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蔑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也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一些，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重工业部门、文教部门抄苏联已经成习惯，错误的规章制度已成为束缚生产力，制造官僚主义的东西。……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重工业部门、文教部门抄苏联已经成习惯，错误的规章制度已成为束缚生产力，制造官僚主义的东西。”说明人们比较傻，没有头脑。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说明真理是被偶然发现的，学问仅仅是一种累积的记忆，有助于发现但并不一定能有所发现。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但是，有人说这样就破坏了教育事业。

崇拜是尊重、佩服的意思。尊重是重视和严肃对待的意思；佩服是感到可敬可爱的意思。所以，崇拜是人受某人的某种理论作用形成的一种人体能量状态，说明此人能使他人身体增加分泌快乐激素，加速转换能量，使他人感到愉快和有精神。表现为对此人的爱。所以，反对人们对某人的崇拜，就是反对人们爱他，没有道理。要求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能使人感到愉快。能通过马克思的理论而感到愉快的人，就会对马克思产生爱，就会重视马克思的理论，形成对马克思的崇拜。这样的人一定会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去做事情，人们就一定会崇拜他。是真理就要崇拜，人不崇拜真理就会崇拜上帝、菩萨或某颗老树。所以，反对个人崇拜就是反对人们有信仰，而人没有信仰就会唯利是图，胡作非为。

如果领导集体所使用的理论不是真理，不能使人们达到预定的目的，集体领导就会变成集体错误。所以，不是真理，集体领导也不成。为了分配利益才需要集体领导，听说过资本家领导自己的企业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吗？一个党需要集体领导只能是为了考虑周到，避免失误。但集体的智慧未必比得上一个聪明过人的人。例如，100台286计算机就没有一台装有奔腾D处理器的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强；一个杰出的科学比一万个人工人还解决问题。

毛泽东说：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劳动人民没有知识就不能操作机器；知识分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就找不到研究对象,就会成为高分低能的食客、寄生虫。

毛泽东要求人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于是，人们就热血沸腾起来了。

陕西安康的一位农民写了一首诗词：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四川农民也写了一首诗词：

“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像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百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娃娃……”。

现在，美国的冬瓜能长五百斤重，袁隆平的超级水稻证明是可以这么想的。

一位副总理说人民公社的好处有：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饭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以满足。有各种花色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了现代化城市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行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行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这位总理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生活，就是资本家的生活，但他没有想象到手机、电脑和太空棉花，皮服、呢绒已经不时髦了。现在，除了猴头、燕窝、狐狸、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没有外，基本上都有了。还应该想象到，将来要有机器人小姐。你敢说一定不会有吗？但人民公社消失了。

刘少奇说：

“要采取新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个小时的书，做几个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是过度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看来，刘少奇也很左，左的要命。

康生说：

“学校最少要挂五个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使农作物的产量达到五千斤的人才能成为一级教授。”五千斤说少了！塑料大棚甚至能产两万斤。

毛泽东说：

“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及。在教育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

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炼铁，人们只好自己瞎琢磨炼铁技术，庄稼也顾不得收了。尽管这样，还有人故意出坏：“红薯长成了，村里干部说共产主义了，我们不用收了，结果不少都烂在地里头了。”这说明官僚们有意见，不想干。

毛泽东说：

“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赚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思想要批判，但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生产计划，有危险性。做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泽东看出了危险，爪耳挠腮坐不住了。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因为他老奸具滑，脑神经构造特殊，能计算出别人看不出来的问题。

毛泽东说：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猪报成是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九千亿斤粮食，最多七千四百万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成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得。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

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人民日报》最好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熬了几年，搞了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法权，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等级，分将、校、尉，结构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等，食分五色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薪金制等于等级制，等于资产阶级法权。”

别人都在轰轰烈烈地大跃进，他却说这样难听的话。但必须承认，薪金制、军衔制和国民党的确实差不多，不符合革命的要求。这样，群众就会脱离干部，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工人农民就不喜欢我们。而干部的特权越少，工人农民的负担就越小，工人农民就越喜欢。

1959年

毛泽东说：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郑州会议记录》[6]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

既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由群众选择和同意的，为什么拆散的时候不征求群众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2]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足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这都是集体制度闹出来的问题。人们并不关心，也无权指责某一资本家的管理失误。所以，如果各雇各就不会受到后来的人指责，因为没有可指责的对象。 “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是错误的。因为，直到现在，我们依然素质不行，不适合民主，怎么能在五九年就民主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呢？

毛泽东的这封信还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开万人大会一人一份纪念品，招待费该花多少？不给纪念品谁还愿意来开会？第二，让社员中的积极分子和观潮派算账派参加会议，搞破坏怎么办？让人们“言者无罪，大放大鸣”破坏了安定团结怎么办？将思想统一起来不就形成了专制？第三，说“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是否是说，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是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搞的？难道不是你毛泽东吹的？为什么现在他们不吹“共产风”了，却还要“一平二调三收款”？第四，为什么现在根本不考虑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也能行得通，也不失败呢？让干部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不让干部活了？

毛泽东又说：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自以为是，私自给农民出主意对抗中央，是犯上作乱，无组织无纪律，不利于安定团结！毛泽东越级发表意见，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毛泽东想法与众不同，脾气古怪！增加粮食产量靠政策，怎么能依靠化肥？三年灾害还没有形成，他就妄图逃避三年灾害的罪行，狡猾透顶。但你让人们骑毛驴，人们从毛驴身上掉下来能不怪怨你？

毛泽东说：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

不相信亩产万斤粮，思想保守！

毛泽东又说：

“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以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整社3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搔痒。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犯了冒险主义。”

怎么能把农民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的责任推卸给中央呢？好象总有人象地主一样生怕农民偷懒。现在，有人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这种“反行为”做过调查，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农民发明了许多方法，如怠工、压产、偷拿、瞒产私分、扩大自留地、包产到户及近似的制度性试验等等，……这些行为才是所有那些上层构架的真正基础。没有它们，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这个架子根本就是搭不住的，说不定，也许早就维持不住了。……农民们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迫使国家撤退，修改了原有的制度，并导致了集体经济制度的变迁。”并说：“农民的抵抗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按照这种逻辑推理，可以很自然地说：没有国营企业的干部磨洋工，私设小金库，瞒产私分企业利润，腐败跳槽等等活动，国营企业这个架子根本就是搭不住的，说不定，也许早就维持不住了。企业的干部和工人们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迫使国家撤退，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并导致了公有经济制度的变迁。这种抵抗是积极的，是对国营企业经济制度变迁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就是说，腐败是积极的、正面的行为，私有制是正面的，公有制是反面的，诸公的政策完全错误。

毛泽东说：

“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窃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允许的。”

毛泽东说：

“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退还给生产队，一身清静，进而解决与队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发展起来。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干净；算帐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干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他要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要求群众监督干部，只许他们办好事，不许干坏事；要群众与他们算帐，使他们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要他们学会经营管理。但是，领导就是要监督群众好好干活，群众有什么想法说一声就行了，怎么能监督干部呢？让群众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不就是让群众反对领导吗？纯属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

国内和国外的问题把毛泽东搞的心烦意乱，就一个跟斗云上了庐山，并写了一首诗词：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上了庐山以后，凉快了许多。他在庐山顶上看到从海洋方向刮来热风，夹带着雨水把水洒在了江边；在漫天翻滚的乌云中好象还有一只黄鹤，看到乌云下边的吴国起了白雾。他问陶潜：你到哪里去？“桃花源”里就可以安心种地了？显然，毛泽东产生了幻觉。

毛泽东说：

“……贝克莱：为何有我？由于我想，我思，我在，物在。三十几年犯错误同志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还是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宇宙观，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总是各各不入，不是同我一个人，而是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各各不入。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资格参加党的。无产阶级代表正义、真理，资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阶段是积极的，但组织方法等也是错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挂共产主义招牌，是同盟者、同路人，各个山头的结合。……一年半时间，进步中学会许多东西：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平均主义不对，一平二调不对。浮夸风吹一次极有好处，总是要吹的。……”

“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的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象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整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克思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人民公社搞遭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把？”

“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

这是舌战群儒！显然，其他领导人基本没有什么学问，仅依靠自己的感觉行事。毛泽东真有学问，知道那么多事情。他说无产阶级代表正义、真理，那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应该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可是，锋芒锐气不减，袁大胡子又要说你了。

毛泽东说这段话，是针对“‘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 ‘我们’认为，雇用毛泽东打战是迫不得已，我们不是将介石的对手。既然他已经为我们打下了江上，就应给他工钱让他走人，或者给他个狴马翁官位，让他去看管桃花源才对。

毛泽东又说：“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们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斗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的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存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奇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

毛泽东把庐上会议上共产党内部的争论说成是阶级的斗争，是因为社会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旧时代生活时，形成了特殊的脑神经构造，里头遗留、残存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能反映到共产党员的头脑里。实际上是说，一部分共产党员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式的思想，他们的脑神经构造本来是在旧时代生活时演变成的。其实，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现实的、实际的生活过程中形成。

毛泽东为了解决新出现的管理问题，阅读了很多书。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利就没有保证。”

请注意：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恩格斯说：“……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工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捏造。……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又说：

“我们的经验是，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合作。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全民所以的企业，集体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都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似乎离开了它，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样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太弱。教科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只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们走向个人主义，等等。”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呢？这是因为，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干部“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地方领导扣发中央文件，压制不同意见，一平二调三收款，任意剥夺群众的利益，克扣人们的粮食，群众被饿死也不能提意见。所以，他发现了苏联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毛泽东说的真好，谁能从中找出极左或极右的内容来？中国只有毛泽东才能想到和发现这样的问题，不信就找找看。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脑筋好，还是因为非毛泽东们的脑子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请注意！“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都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 就是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说明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的力大小。改革开放，为了发展生产力总是要改变产权也说明，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大小！

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不一样，干部与工人、农民同属于财产所有人。如果干部耍老爷态度，摆架子、高高在上，人们就会来气，闹情绪，不听指挥。私有制社会的人最容易理解这种事情。比如几个人合伙做生意，其中的某一个人耍老爷态度，高高在上，其他股东能接受吗？私有制之所以能够被一直维护，是由于人有私心。所以毛泽东认为，管理公有制社会必须有一套特殊的办法，必须使工人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对企业的管理，要采取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管理制度，要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人们就能感觉到自己是主人，就会心情愉快地工作。

要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就必须人与人之间平等。“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意味着工人有权发表意见和教育干部，而不仅是只有干部才有发表意见和教育人的权力。但是，中国人有“父为子纲”的家庭习惯，习惯于象老子管理儿子一样管理公共生活，总想把人们变成驯服的工具。说：“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是大不敬的话，老爷是谁？党的领导干部怎么能是老爷呢？这难道不是反党言论吗？

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靠资格、权力吃饭，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能量差别，人们占有的消费资料越多，营养越好，感觉就越好，等级就越高。而人等级越高，精神头就越大，体力就越大，就会越威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比资本家要厉害的多。因为，资本家只能解雇工人，但不能限制工人个人的行动自由，也不能给不听话的工人定罪。如果不废除“资产阶级法权”，不但会引起群众嫉妒和不满，而且还会形成剥夺群众、占有公共资源的势力。如果没有适当的管理制度，则无论是“国家”财政投入，还是银行贷款，还是股市借钱，都会被瓜分干净。这叫做利益集团的私利决定改革的方向。”所以，干部的私心会破坏公有制度。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克服种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之类的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属于权利问题。……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人民就有保证。”

毛泽东建设了十年社会主义，发现了很多问题。他发现，社会主义里面出现了民主问题。他知道报纸、刊物、广播、电影之类的东西很重要，掌握在谁手里谁就能发议论、说话。如果人民掌握了报纸、刊物、广播、电影之类的东西，人民的利益就有了保证。但由于劳动人民嘴笨，有理讲不清，不会写文章，所以要马克思主义者当代理服务器。意思非常清楚，毛泽东认为报纸、刊物、广播、电影之类的东西应该成为人民的喉舌，而不是党的喉舌。

问题是，被假马克思主义者掌握舆论工具怎么办？如果他们不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话，该怎么办？现在，党的领导认为，媒体是党的权力的喉舌，对政府工作应该是帮忙而不是添乱。这该怎么办？

毛泽东说：“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是违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的。”

道理很简单，计划只能计划已知的东西，未知的东西怎么能被计划？除非计划者本身具有特殊的遇见能力。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可能限制利用技术和发明，这是计划的弊病。但如果放权，让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党的领导该怎么办？如果放权又让利，则利属于谁的？如何分配？是在全体国民中分配，还是在既有的企业参与者们之间分配？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的资产和利益就会象空气一样消失，就一定是企业与政府官员合谋贪污。除非企业与政府官员不是人，而是神。

毛泽东说：

“抓革命，促生产。”

即用革命的语言激活人脑，来驱动人体进行生产活动。不能反过来说“抓生产，促革命”。因为，人们在生产时会问，生产这么多东西干什么，这么多东西哪里去了，凭什么我劳动他享受？想不通就会闹情绪不干活儿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强迫人们继续生产，人们就要革命。但为了继续生产，就必须用抓生产来压制革命。

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

技术是生产东西的办法，作用对象是自然物。没有生产技术就不能提高生产的效率。政治是国家事务，作用对象是人，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利益分配。只讲政治不谈生产，是空谈；只谈生产不讲政治，是不让人们考虑分配问题，为了自己多得。私人企业根本不需要谈论政治，因为不存在分配问题。在公有制社会，人们共有占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和生活，必须首先谈清楚利益分配问题，否则就容易发生管理问题，发生两个和尚挑水的问题，也就是窝里斗的问题。人们没有相同的认识，合伙做买卖就不能成功。公有制企业中的人走到一起，并不是投资合伙人那样由于臭气相投，而是乌合之众。因此，必须强调政治，才能协调行动和分配利益，否则就会窝里斗。但是，现在的中国人不这么看，认为分配问题是反动的，精神竞争是错误的，企业没有活力是由于工人不好好干活的缘故，必须加强对工人的罚款力度和纪律性，工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听从上级的安排。

但说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很象日本佳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御手洗的经营理念：“日本企业不能像美国企业那样靠不断地变换员工来强化组织，而只有通过对员工的彻底教育来强化组织。……日本除了考大学、考各种资格需要竞争外，其他场合基本上不存在竞争，大家手拉手齐步前进。……而让一部分职工失去工作是不应该的。我们的做法是，不断地开拓新的生产领域，通过对职工的技术培训，让他们进入到新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下去。企业有责任做到不裁员的前提下，实现生产内容的转换。……我们一直在强调‘三自精神’：自发、自觉、自制。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是能够自律、顽强的个人，在公司的终身雇用体制中，员工个个斗志昂扬，员工之间相互合作，共同把工作做好。……我认为这种个人与集体的一体感，是日本特有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日本企业家最值得自豪的东西。”

“对员工的彻底教育”也就是政治，为了强化组织。“日本除了考大学、考各种资格需要竞争外，其他场合基本上不存在竞争”说明达尔文主义者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在日本人内部是没有用的。“大家手拉手齐步前进”就是集体主义。所以，日本佳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御手洗的经营理念与毛泽东思想完全相同，毛泽东思想能够把企业搞的很出色。但毛泽东比佳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御手洗还要本事大，他能组织起五、六亿人规模的企业，谁有这个本事？这难道不是一种创新和改革？思科的懂事长、比尔·盖茨这类人才可以与他比，其他人就免谈了。

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功能雷同。政教合一的原因是，人的思想支配人的行动，身心不能分离，身心分离就会神经错乱，必死无疑。例如，美国的布什总统就具有坚定的基督教信仰，精通资本主义教义；美国士兵在战场上要随身携带圣经和“孙子兵法”。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正如资本家的谋利之心和经营手段是不可分割的。资本家私心越重，业务才能越精，这就是红与专的关系。“日本除了考大学、考各种资格需要竞争外，其他场合基本上不存在竞争” 所以，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或资本主义。但是，中国人一方面又强调集体主义，另一方面却又提倡相互竞争，争当先进，显示自己比别人好、能、强。中国的干部和群众把政治理解为听领导的话，人们把红理解为好，好是使他人产生快感。中国人相互之间是不能有不同意见的，不同意见会引起中国人强烈的愤怒。红人就是人缘好的人，与他人保持一致才能使他人说好；而专意味着特殊和不一致，与他人不一致就会引起他人反感，人缘不好就会被定义为不红。所以，不能提不同意见，就出现了红者不专并批判白专，专者不红并批判红专。好恶无节，则伤生损寿！

毛泽东又说：

“意识形态领域内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但阶级的人还在，他们的脑神经构造已经定型，他们的脑袋必须想过去的事情，想过荣华富贵的生活。因此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1960年

毛泽东与印、美、苏联军打起来了。打完战以后说：

“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现在苏联完蛋了，不读了。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9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万吨钢。1959年1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1650万吨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始之前两日，有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事大家都记得的。下月（5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现在就全党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我本人也有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张对一平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4月，因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如此等类。……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能深刻地认识它。”

定指标你不晓得，不和你商量，你就生气了，你就要挂帅了？在这之前你干什么去了？把3000万吨指标下降到1300万吨，就不是大跃进了？怎么能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他们是谁？是您不能深刻地认识它，还是别人还不能深刻地认识它？难道邓小平还不比你强？

胡耀帮说：“我们不能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具体的答案，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通过实践进行摸索。马克思没有坐过飞机。列宁没有看过电视。马克思的著作里找不到制造飞机的办法，列宁的著作里找不到制造电视机的办法。如果硬要这么做，就是中国古话说的‘缘木求鱼’的蠢人。”胡耀帮的话还应该加上，胡耀帮没有用过手机，从胡耀帮的著作里找不到制造手机的办法。胡耀帮的意思是，毛泽东制造社会主义的办法不行，他的行，但没有几年他就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说：

“再不要讲3年5年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在自留地问题上，中央批转贵州食堂问题的指示，有毛病，要改过来。……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总之，无论如何，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请注意：毛泽东认为“无论如何，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但是，现在队的产业——土地和矿产资源都变成了国有的资产，可以被地方官僚任意一平二调和被村官私自出卖。什么时候国有化的？

1961年

郭沫若看了戏剧《西游记》以后，写了一首诗词：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千刀万剐唐生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毛泽东和诗一首：

“僧是愚氓优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哪里来的妖雾？谁是妖鬼？真的会成灾吗？

文学家的讲解是：“诗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做了一个简练的概括。阐明了从国际共产主义一开始，在革命阵营内部就不断出现修正主义，点出了修正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号召人们发扬孙大圣的革命精神，运用马列主义的千钧棒，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就是说，妖雾来自苏联。

但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现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旧的资产阶级残余分子存在，又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做投机生意，贪污分子等。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现在不整，再过几十年，中国就会出现修正主义。”

原来妖雾不是来自苏联，而是中国。文学家尽是胡驺。

列宁说：“投机倒把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那它和‘正当’贸易就区分不开来。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投机倒把，无视这一点是很可笑的。”“余粮的自由买卖也就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流转（即商品流通）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1962年

毛泽东说：

“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是一样。我们共产党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资本家让工人当牛做马、当小姐、做奴隶，皮鞭刑罚伺候。工人与资本家斗争，就会血淋淋的。蒋介石命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西方传教士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成了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徐海东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看来，阶级斗争是残酷的，谁敢斗就叫谁灭亡！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政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象我们的国家是否也适应？有没有阶级这个基本问题。……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变成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其实，阶级斗争也就是社会抗争、冲突。如集体上访、法律诉讼、围攻党政机关等形式，向当局施加压力等等，都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包产到户不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毛泽东的话有什么逻辑错误吗？事实证明怎么样？有人抱怨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马克思的著作理论是用阶级二字写成的，如果没有了阶级，马克思的书就没有用了。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众说纷纷，如同UFO一样搞不清楚到底有没有。苏联人认为，“共产党社会中存在的新权贵并不符合阶级的定义，因为他们不能象资产阶级和贵族那样终生稳定地享受有特权、财富和权力，也不能将特权地位转移给子女或亲属。”而中国人认为，阶级是按照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的，中国已经把生产资料公有了，阶级就没有了，大家都同属于一个阶级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产生阶级了。所以，说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是纯属子虚乌有，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但如果社会上已经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阶级之间为什么要斗争呢？列宁说：“什么是阶级斗争？就是广大无权者，被压迫者和劳动者反对特权者，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和资产阶级的斗争。” 显然，阶级是人压迫人的力量。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损害、剥削和压迫，是确定存在阶级和划分阶级的依据。只要一些人能够给另一些人造成精神的或物质的压迫，就属于阶级压迫。无权的人反对有权人的剥削、压迫或损害，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由于阶级之间存在压迫，如果阶级之间没有压迫就不可能发生争斗。

无产阶级的人和资产阶级的人在生物学上毫无区别，具有相同的生活追求和私欲，革命并没有改变人性，一些人想获得物质生活极大满足，就必须对另一些人实施压迫。如果社会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没有消灭人压迫人的欲望，如尔与我诈、勾心斗角、排斥异己、拉帮结伙，阶级就会再生。人们可以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获得豪华舒服的物质生活，也可以通过政治特权或暴力手段获得，这样更容易和省心。不承认这一点是勉强的，否则无私的奉献精神还有什么可贵之处呢？

出现单干双干的问题是因为前几年发生了粮食问题。有一些人认为，粮食减少是由于集体耕种土地的缘故，另一些人认为是由于管理者和管理制度有问题。苏联的集体农庄搞了几十年，赫鲁晓夫也不解散，而中国人搞了三五几年就想散伙。思维是能的一种形式，某种意识形态就是人脑中的某种能量变化规律，能驱动人体按一定轨迹行动。人们只要按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生活，就会形成资产阶级的思想。只要人们的头脑中存在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一定要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生产与分配，来获得特殊的享受。只要人们当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思维方式，就会存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旧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如果管理办法不行，只要条件成熟，人们就会通过权力合法地把生产资料据为己有，恢复私有财产制度。

毛泽东说：

“现在有些同志，很害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的领导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我们现在有些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

有什么好笑的，傻呼呼的。毛泽东发现，我们（共产党）现在（2007年）有些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很害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民主集中制是上了党章和宪法的，可他们就是不实行，态度非常恶劣，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这说明，“政府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人性与古代没有区别。

毛泽东说：

“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就建立不起来。……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请注意：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所以如果干部没有民主精神，身体里发扬不出民主的精神，甚至想作威作福，就会使群众身体里的气——能量释放不来，个个象皮球，弹性很大就统一不起来；如果政府的意见，不是群众的意见，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就不是好的。人们有意见就会生气，有气不让出就会生病，就会产生仇恨！如果您拉帮结派，欺压百姓，就会受到毛泽东的制裁。但毛泽东死了怎么办？

毛泽东又说：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做自我批评。……”

问题是，党内怎么会不纯粹呢？为什么代表资产阶级的人要挂共产党员的招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跑到党里头干什么来了？为什么不加入其它党派呢？这因为，社会是人们的谋利场所，个人为了利益最大化就必须作为控制者而不是被控制者，才能以权谋私。很多人挂共产党员的招牌，是由于共产党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必须通过共产党来获得利益和好处。所以，人们加入共产党是为了获得优势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为了信仰或者主义；加入其它政党得不到什么好处，很少有人加入。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是要求人们去建立民主制度。发扬是发展、提倡和发挥的意思；提倡是鼓励大家使用和实行的意思。人提倡、鼓励大家使用某种东西，是由于感觉到某种好、不错、舒服。但有了民主制度就会有批评，批评就会使人不舒服。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使自己愉快，任何使人感觉到愉快的事情，都会被当成是正确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做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事情。所以，领导人做的事情都是领导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对领导做的正确事情进行批评是不正确的、无理的，因而是能接受的。因此，领导者就有理由不接受批评，反对批评就是反对错误，允许批评就是允许错误存在，民主就变成了错误。所以，党的干部决心用自己批评自己的方式，“常修为政之得，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来“发扬”民主，而你一批评民主就没有了。

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民主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民主的集中，而没有高度民主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注意。”

毛泽东这段话的意思，与哈耶克所谓《通向奴役之路》、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差不多；与罗沙·卢森堡在德国监狱中写的《俄国革命》一书中的断言“若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俄国革命必定退化为扼杀劳动群众创造性的官僚体制”的意思也一样。罗沙·卢森堡说：“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进行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大意见交锋，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

问题是，干部不愿意发扬民主怎么办？万一干部们的脑子里没有民主精神该怎么办？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改革后是否已经变成了法西斯专政？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不是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果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当然必须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因为，上层建筑——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等等，是维护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即利益关系的手段，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专政，专政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制度而不取决于政党。如果建立了私有制经济，国家就会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自然资源就必须交给私人支配，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专政机关就必须为资本家服务，绝无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国家，绝对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和消费物资属于大家的东西，统统被集中起来掌握在领导干部手中，由干部负责管理和分配，比资本家要厉害的多。如果没有通过高度的民主——即多数人的同意，少数人任意分配和处置即配置属于大家的东西，就会发生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事情，造成大灾难。因此，社会主义的集中必须建立在高度民主基础之上。但如果民主集中制原则仅以文本或口头的形式存在，就等于是一纸空文。无产阶级的专政机曾经是用来反对法西斯的，善于对法西斯进行法西斯，如果把目标对准老百姓和无产阶级，不许老百姓乱说乱动和反抗，就会变成对老百姓和无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但是，这纯属胡说！是诽谤！是污蔑！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治医师，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诊断结果，结论应该是有根据的。毛泽东是社会医生，医治社会疾病的临床经验很丰富，医术也很高明。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还依然存在着从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且非常危险。所以，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千万不忘记阶级斗争。苏东波发生的事情，证明毛泽东的诊断是非常准确的。要想知道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如何再生或形成的，要想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在哪里，可以通过考察苏东波中的资产阶级来历，就可以明白。但苏东波复辟资本主义，却叫做社会转型。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却不这样认识。他们认为，他们的孩子——社会主义很健康，只是年龄幼小，难免感冒发烧，吃点退烧药和镇静剂就好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必要进行阶级斗争。如果要阶级斗争，也只能去斗过去的地主、资本家，去斗那些对党有意见的人。

现在有人说：“谁宣扬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谁就属于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外反动势力。”而对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外反动势力一定是要镇压的。为什么不让宣扬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既然社会上已经不存在阶级了，又没有阶级斗争的对象，宣扬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怕什么？必须用阶层和博弈替换毛泽东话语中的“阶级”和“斗争”二词。这样，毛泽东的话就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层、阶层矛盾和阶层博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意见的博弈，存在着资本主义再现的可能性。……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层博弈。千万不要忘记阶层博弈。

这叫做文字游戏。朱丽叶说：“名字算什么？一朵玫瑰花，即使是换一个名字，还是一样的芬芳。”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而有人压迫人，被压迫者就要反抗，这是力学规律。列宁说，阶级就是人压迫人的力量。所以您镇压反抗者，您就是压迫阶级，您的镇压行为就属于阶级斗争行为。你说服不了人，如何能领导人？

年底，毛泽东做了二首诗：

“风雨送舂归，飞雪迎舂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舂，只把舂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天气恶劣，他要驱虎豹。

1963年

郭沫若写了一首诗：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毛泽东和诗一首：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害人虫在哪里？

毛泽东说：“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外部条件。实际生活证明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但是，我们坚决否认！拒绝承认。我们是能人、龙头、开拓者，是致富带头人、先富起来的人，是企业经营承包者，是与时皆行者，等等。

毛泽东说：“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痛斥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现在，反腐任务越来越艰巨，说明党内确实不纯粹，混入其中的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很多。克格勃的调查报告中也说：“大学生们认为：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因此，大家一团和气，反对斗争，一致认为自己已经很好了，绝对没问题。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流氓、盗窃国库者是有本事的能人，人们羡慕着呢！

毛泽东说：

“一九五七宣言说的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但是，很多人革命，是为了消除外界对自己的不良刺激，他们的革命思想是外界不良刺激下形成的很小的一块脑神经结构中的能量。一旦消除了使自己痛苦的外界刺激，大脑中的革命思想就会减弱，并通过丰富的物质生活大量分泌快乐激素，使革命的脑神经组织消失。而毛泽东的革命的脑神经构造庞大、异常复杂稳定，知道清除了外界三座大山对人们的不良刺激，仅仅是去除了革命的障碍物，真正的革命是改造社会。所以，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毛泽东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怎么把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说成是牛鬼蛇神呢？这是对祖宗的大不敬。现在的人们觉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很好看，很能满足精神需要。毛泽东要断绝人们做皇帝的美梦，可恶至极。

毛泽东说：“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不同右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那么再过10年、20年也会出现赫鲁晓夫。”

但是，赫鲁晓夫又没有搞私有化。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听说中国有赫鲁晓夫？

毛泽东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一抓阶级斗争，修正主义的根子——害人虫就出来了。

毛泽东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人没有一样的生活经历和相同的生活方式，身体就不能形成相同的能量转换方式，因而感情发生方式就会很不相同。人在不同的感情状态下，会产生不同的能量输出输入趋势即需要，就会对外界作出不同反应，产生不同的行为。干部的工作对象是人，工人的工作对象是自然物，因此在同一工作过程中不会获得一样的经验，通过一定时间后会形成各自不同的习惯——形成不同的人体能量转换结构。干部的工作方式与工人的工作方式不同即身体的能量转换方式不同，需求、兴趣、喜好就不一样，就不会去做群众需要的问题。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太严重了吧？“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 这说明共产党员并不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很容易变坏。具体是如何进行的呢？是改组、兼并、租赁、承包、股分、出售等等。但是，这是对自己的同志深刻的不信任和诽谤！为什么就不能用音乐、歌舞、美酒和美女来使共产党员干部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呢？共产党怎么会变成法西斯党呢？为什么就不会变成民主党？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显然，共产党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对象，而不是已经被打倒了的地主和资本家。毛泽东要用阶级斗争经常地吓虎他们，而他们就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和目标，去斗地主和资本家，使地主和资本家对毛泽东产生刻骨的仇恨。

毛远新问毛泽东什么叫革命，毛泽东回答说：“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是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

1964年

毛泽东说：“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农民……。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毛泽东认为，医生看什么病都戴口罩，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观察细心，懂得人性。他提出了医疗制度改革意见。但是，农村人住的是牛棚，谁愿意去？你让人家赤着脚去农村吃苦，别人能不恨你？农民愚昧无知，能理解你的用意吗？据说，毛泽东主持建立的医疗卫生制度，曾经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直至2006年，“联合国的一位顾问仍在中国表达了对这一制度消亡的深刻惋惜。”但是，改革开放家们却认为是极左的产物，而极左是罪恶，极右是香锅锅，因此是错误的，被他们消亡了。他们要让人们享受皇帝式的御医保健。

毛泽东说：“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正在进行改革。现行的学制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试的方法也是不好的。……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做敌人看待，举行突然袭击，所以我劝你们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以为它是好的。现在要改革还有很大困难，有许多人就是不赞成。目前赞成新方法的少，不赞成的多。……”

这是关于教育改革的问题。毛泽东提倡的新方法，也就是美国人的教育方法。但是，改革开放家们认为这坏了教育事业。他们现在都经死了，你们爱说啥也不管。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这是关于发展经济的问题。努力发展公有制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为了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该富起来了，不能再等了，要超越式发展。

毛泽东又写了一首诗：“……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班班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拓庄桥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意思是说，读完这编班班点点的古书，令人心寒，头发白。五帝三皇的神圣理论，只能欺骗涉世不深的人。盗拓、陈王这样的人也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不请示中央就私自在“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加了这么一段话：（哪一年？）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啊呀呀！看来，如果共产党变成特权阶层，比资本家这种阶级还厉害。苏联式的制度一定是要变修的，而且一定是要完蛋的。但他们自己背叛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否则就以反革命煽动动乱罪论处，割掉你的脑袋。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不对！政权在我们手里，干什么也行，还怕什么？有权就有一切，只要夺取了政权，问题就全解决了。

毛泽东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见分晓，苏东波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明。

毛泽东对金日成说：“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金日成问：“有这种可能吗？”

毛泽东熄灭了拿在他手上的烟头，摆一摆手说：“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看出了问题，感到事情不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说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遇到了问题，情况十分危险！可能是共产党想变挂，而他不希望这样。所以，他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防止阶级再生，保护人权和经济平等。人们经济平等了，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就相差无几了。两个力量相等的人就不能相互压迫，当然就相对自由了。但是，其他人只关心物质利益，更关心生产，认为毛泽东的这种担心如同孙悟空看见妖气一样，纯属恐风。

毛泽东对吴旭君说：“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有些事同金日成同志谈了呢……”

“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就接受不了？为什么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反修防修主要是针对他们的，而不是针对老百姓的。

毛泽东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中国的老百姓活的很滋润，怎么能说他们在受苦受难？何况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官做到了极品，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你不想让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是你自己的慈悲心，但不让人家要走回头路，不就侵犯了人家的人权？

毛泽东说：“政治教育是一切教育的中心。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权，资本主义复辟。……挂社会主义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十年几十年也不好解决。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现在又整风，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

不可能吧？哪里的资产阶级如此神通广大能给国家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挂共产党的招牌？为什么至今没有听说他们捣乱，也没有听说复辟？“挂社会主义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就是牛头马面。用马面是由于人们喜欢马，马具有好名声，但这样会败坏马的名声。时间久了人们就会对马产生厌恶心理，一起反对马。这样一来，政府就必须顺应潮流为自己正名，名正言顺地称自己为牛。

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在那里呢？人民该监督谁？中国农民以为，被斗倒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就是反动分子和坏分子，他们能够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来对付它们的，群众大民主就是要监督改造他们，所以中国农民经常斗他们，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使地主和资本家的后代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仇恨。被斗倒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并不掌握政权，也没有话语权，他们如何能复辟资本主义呢？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两年睡不着觉，不就是侵犯人权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侵犯过别人吗？知识分子能说会道，你得罪了他们你死后不把你骂死才怪呢！而得到你好处的人多数没有文化，也没有掌权，很容易被收买和被出卖，既不能为你辩护，也没有能力继承你的遗产。

刘少奇说： “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很多不良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认为根子在下面。

但毛泽东认为：“根子在上面，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不要把大量工作集中到一点，说：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毛泽东说：“你们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斗地主、富是错误的。因为，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地、富头上使他们不好混，穷得要死，群众对他们也不怎么样。而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们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这五大领袖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所以，整党就是矛头向上，就是宪政，使党变成啊扁；使党的干部如坐针毯、如旅薄冰，心惊肉跳。这说明，他认为共产党领导并无特殊的人性，很容易变坏，而不是金刚不坏之身。

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修正主义上台，而是越来越马克思主义了？现在的文学家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观点，认为都是自己人，没有什么修正主义。

毛泽东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师傅，学一门手艺，那就一背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况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请注意，毛泽东发现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了新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是阶级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对象，就是党本身。2007年也有人说：我们的社会似乎应被定义为“官僚社会”，公务员这一社会阶层享有下列生存优势：1.与权势集团保持着密切关系；2.物质生活正在迅速改善；3.具有更高的职业稳定性；4.满足“布尔乔亚”情调与“东亚金英”理想的某种想象。但他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话太难听，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就算是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也还是没有私有财产，怎么能把管理人员当成资产阶级呢？管理人员同工人之间怎么会有尖锐的阶级斗争？如果工人可以把管理人员当作资产阶级打倒，那不就成了犯上做乱，影响社会稳定，破坏安定团结？没有人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也没有人承认自己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只有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过去的地富和坏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才是阶级的敌人。

毛泽东又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没有事儿！我有权在手里怎么可能呢？

“没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可能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

“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就不稳。没有民主，没有

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不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党就行了，而有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就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党的领导，会发生动乱，政权才不稳呢。让群众监督干部，干部不就成了反动分子和坏分子了吗？

毛泽东又说：“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大民主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斗争办法，只能用来监督政府工作人员。可是，中国农民却这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去斗地主、富农、小偷、流氓和盗窃犯。只要群众发现他们，就会被群众群起而攻之。所以，毛泽东说：“你们把群众运动说得那样好，我看不是那样的，群众运动有很大的盲目性。”

毛泽东说：“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绝不允许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要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毛泽东发现了敌情，别人肉眼凡胎根本看不到，所以他大喊大叫：狼来了！并提出了打狼措施。干部要做老爷就必须骑在人民头上，要享受高薪制度就必须有特权，要不参加劳动就必须官僚主义。这样群众就会嫉妒、不满意、提意见。人会由于特殊的工作方式或生活过程而养成特殊的习惯，人就会变质。 所以，毛泽东要干部参加劳动，来锻炼和调节他们的神经系统，但这使干部感到不舒服。所以，干部不愿意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有最大的民主，不但要实行经济民主，还要实行政治民主和军事民主，民主实在是太多了，多的很。可是，为什么现在的人们却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不讲民主的独裁者呢？如此好的建议，为什么中国人民就不同意呢？民主分子们怎么如此糊涂也不同意呢？

“绝不允许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请回顾马克思的话：“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收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下层的群众自己。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替代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替代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取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十二英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吗？

毛泽东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靠文盲建不成社会主义，不动手操作就不会有所发现、发明。所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希望它不灵，但也可能灵。”

你说灵不灵呢？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语言彻底破产。”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有‘和平演变’的危险而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这种危险呢？这是因为，人往高出走，水往低处流。人都愿意由穷变富，过物质极大丰富的生活。人能通过市场剥夺逐步致富，成为资本家。资本家过上了物质极大丰富的生活，就不想搞社会主义。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暴力革命的危险而没有和平演变的危险。无产阶级要想革命，就必须通过暴力掠夺、剥夺资本家才行。

毛泽东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路线和政策相当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图纸，还必须有社会主义的建筑材料。建设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建设人才，他们精通资本主义理论。同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这就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能人，他们需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后来，培养出来的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都被鉴定为对党的事业有严重危害的危险分子，被清除掉了。种的是瓜，长出的是豆？真是怪事情！

毛泽东说：

“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上面边。”

“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原来如此？毛泽东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学，是最权威的社会主义研究学家，对其中的人和事一清二楚，不能说这是胡说八道。假定是真的，则不同主张的两派实际上就是两党。这两个党都声称坚持一样的信仰，所以这一党两派之间的斗争与其他任何国家的两党斗争并无多大区别。关键是一党的两派在财产制度上的意见存在严重分歧，人一旦涉及到财产问题就会你死我活地争斗，所以毛泽东把两派之间的斗争称为阶级斗争，也符合两党制原理。问题在于，这一党两派之间的矛盾，比任何不同政党之间的矛盾还要大，比对敌对阶级之间的仇还大，一派上台就想让无产的一派永世不得翻身。

还有一个问题是：一派既然想走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公开地申明自己就是资本主义者，而要披马列主义的外衣呢？既然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大家都感到不错，为什么又不承认呢？既然两派尿不到一只夜壶里，为什么不再搞一只夜壶用？既然多种经济成分能并存，身首能分离、党政能分开，为什么左右就不能分开而要消灭对方呢？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是派别轮流当政，不是也活的好好的？强扭的瓜又不甜，分开好些，免得失势的一派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甚至死无葬身之地。一党两派一分为二分左、党右，对立统一，任何一派都能保留话语权，让工人、农民投票表决支持谁不是很好吗？这样免得混在一起惹事生非，混淆黑白、浑水摸鱼。

毛泽东说：“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文化是制度的保证。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制造出什么样的制度。人们满脑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或旧官僚意识的人，如何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管理公有制企业？有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文艺思想的人，就会制造剥削制度。所以，必须改变这些上层建筑，要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才能巩固和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与现在所谓更新观念，要文化创新，改革要有新思想、新思路的意思完全相同。列宁也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呢？”

一切主观主义的思想都是为了自己舒服一点，按照主观主义思想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一定是利己的制度。上层建筑是为人们的经济利益服务的，上层建筑必须适应处理财产关系的需要。如果改革了经济的基础——财产制度，上层建筑就一定要改变。现在人们对政治改革滞后很有意见，就是由于财产制度变了，财产的新主人不原意接受原来的管理制度，原来的管理制度也管不了新主人。所以，不想改也得改，否则就要发生社会革命。

毛泽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的理论哪儿错了？说说看？

 1965年

毛泽东又上了井冈山，写了一首诗词：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上井冈山干什么来了？要登攀什么事情呢？

毛泽东说：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或右，形左而实右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报喜不报忧，也是官僚封建的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县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象‘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人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就难的多。”

   请注意！这段话完全是针对广大干部同志们的。毛泽东糊涂透顶！怎么说能“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这种反动话呢？为什么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就没有说自己没有什么权利？怎么能说党的干部官僚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党的干部怎么能干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县官不如县管、假话满天飞、忽左或右、形左而实右这样的缺德事情？报喜不报忧，是官僚封建的东西吗？因为封建政府只许说好不许说坏。

 “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说明他认为，党员干部并无特殊的人性，并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可以蜕化变质的。人们当官就是为图舒服，不让腐化、蜕化和变质，当官还有什么意思？如果有了管住他们的制度，他们怎么还能长久地舒服？怎么还能有绝对的权力？怎样才能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在战争时期，路线正确不正确，看消灭了多少敌人，占了多大地盘；和平时期路线正确不正确看什么呢？

毛泽东过去在井冈山说过：“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毛泽东现在又说：“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是否是说中国在1965年以前的政治制度不民主呢？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不就是现在所谓 ‘必须有一个受人民约束的政府’，勇于正视现实、开阔思路，发展民主政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思吗？如果有制度能管住高级干部不就是所谓宪政？这怎么能说毛泽东是专制主义者呢？但这不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毛泽东！你认为要有制度监督厂长、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是为了察看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公心、是否一心为民吗？我们干部绝对心眼好，天生就爱一心为公做好事，根本不需要监督。我们绝对正确，而承认失误、弊端是一件有辱尊严的事情。中国的腐败问题决不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谁要不相信，就以对社会不满罪论处。

毛泽东的话绝顶错误！官与兵的待遇平等了，谁还愿意当官？士兵开会说话自由，无组织无纪律，使干部下不了台怎么办？废除繁琐的礼节不就乱套了？把经济公开了让敌人知道了怎么办？士兵委员会与工会的功能一样吗？如果连长、营长、团长受到士兵委员会的监督，怎么还能进行正常的领导工作？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和中央的领导还需要别人监督吗？现在没有监督不也一样努力地进行领导工作吗？监督一把手使其威信受到影响，怎么展开工作？再说，谁敢监督高级干部？他们如何能同意呢？如果他们的行为能被普通人监督，他们的新点子不能尽快使用，改革不能顺利进行，公有企业不就全完蛋了？

这时，朱德也来瞎参乎，说：“朱德扁担意义是什么？是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官兵一致，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我们共产党靠这个精神打下的天下。这个精神忘了，人民就会骂我们，忘光了，就会和国民党一样。国民党初期也是先进的嘛。后来才变，杀老百姓，杀共产党。”

忘光了吗？共产党怎么会变成国民党呢？和国民一样了吗？一定会杀老百姓吗？老百姓很感恩，给打天下的人一定的特殊待遇，没意见！但对后来的人就不一样了。

罗瑞卿说：“……有少数同志舒舒服服地演变了，有一家人烂掉了的。”

胡说！不应该叫演变，而应该叫腐败。发财如何能不腐败？腐败如何能不演变？演变就是进化嘛！

谢觉哉说：“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一代传下来。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

‘官国’的遗产被继承下来了吗？官国的遗产不就是官本位主义？

毛泽东对秘书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垮台。”

毛泽东又说：“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经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苏联真的玩完了，苏联真的亡党亡国了，毛先生算挂真准！

毛泽东说：“我早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由于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现在的干部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

高薪制度多好啊，高薪美妙，谁不想拿高薪？没有高薪如何能吸引优秀人才？没有优秀人才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呢？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为什么子弟就不能靠父母？如果坐天下没好处，谁还愿意打江山？不让搞特殊，谁愿意当官？毛泽东真可恶！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目标——最终消灭阶级。”

原来，工人阶级需要党的领导的原因是这样。因此，如果党搞特权和权力垄断，工人阶级是可以抛弃党的。

毛泽东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的那么严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们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所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会快的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管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民族工商业？加强国防？……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过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小农只有几亩地，既买不起机器也不经济，而实行集体所有制买机器就容易。这样就使工业生产摆脱了桎梏，解放了生产力。如果培养农业大户，让他们买机器，使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会使大多数人穷，生产力就会被桎梏；农业一变，工业就会连锁反应地变，两极分化会快的很。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这叫战略眼光，但这是公然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全党要共诛之！我们至今都没有听说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应该是拉登影响造成的，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

毛泽东问：

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笨蛋！回答错了，扣十分！

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也不对！

毛主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

人们以为制度就是用条条框框限制他人，而不是限制自己。因为自己具有很高的觉悟，很能自觉。

毛泽东对余秋里说：“1959年郑州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以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结果搞到经济上也反起右来了，把我也搞糊涂了。”

毛泽东对左和右的定义是，女人怀孕七个月就想把孩子生下来属于左，超过了十个月还不想把孩子生出来就属于右。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三线建设很重要，……。”

老帅们说彭德怀：“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那么，毛泽东不在了，谁能管住谁？有人说，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为他儿子报仇，因为彭德怀没有照顾好他儿子怀恨在心。有人认为，毛泽东没良心，彭德怀为他出生入死，流血牺牲，他还迫害他。很多人认为，彭德怀的悲惨是毛泽东迫害造成的。但这纯属胡无知。你会由于某一个歧视或批评你而感到很悲惨痛苦吗？如果你不会，则彭德怀更不再乎，根本不再乎毛泽东一个人批评他，怕的是人们、包括你的动物生物习性：龙游浅水就会遭虾戏，虎落平阳就会被狗欺。彭德怀的悲惨是象你一样的跟屁虫、一群势利小人歧视造成的，不要嫁祸于人。你自今不思悔改，反而变的更加势利了，因此你就更没有道理指责毛泽东了。

据说，彭得怀被批判下纲以后，工资不减，还配备着警卫员、小车、厨师，下岗工人羡慕死了。

毛泽东说：“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好些，理科其次，文科最差。”

毛泽东对斯诺说：“下一代将怎样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

原来反革命是这样！毛泽东象巫师，具有预言能力，他预料到下一代可能要反革命。因为下一代人出生以后，接触不上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会使他们痛苦，他们会非常羡慕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生活。所以，会把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

毛泽东又说：“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

这说明，毛泽东早就知道有人说自己是坏蛋，因为他坏了他们的好事。

“他（指肯尼迪）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当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得解决的时候，阿尔及利亚人问我，我的著作他们利用，法国人也利用，怎么办？我说，怎么利用？我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书，只能适用于人民的战争，不适用于反人民的战争。”

毛泽东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这与爱尔维修“意见支配世界”意思一样。唯物主义者不要说这是唯心主义，因为人们提意见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经济利益能影响人的意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由于上层建筑中的人掌握着经济，人们有求于他们，所以他们的意见能支配他人。限制言论本身就承认了这一点。

毛泽东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

毛泽东发现了敌情，并开始了行动。但人们说这是主观臆断、发臆病。是别人肉眼凡胎还是毛泽东神经过敏？

“官僚主义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谁犯了官僚主义，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这就是实施新闻自由和宪政，但这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毛泽东又写了一首诗：“……犹记当时峰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大公鸡来了！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斗争。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这说明，和风细雨全部不管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聋子的耳朵、中看不中用。而圣人不仁，以万物为驺狗，“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

毛泽东又写了一首诗：

“……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事情究竟会怎样，等着瞧吧。

1966年

毛泽东说：“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的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很广。”

“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但是，据说孙悟空现在穿的是迷你虎皮超短裙，还偷吃伟哥壮阳，引起了台湾同胞不满。

列宁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根。但是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或是物质方面，对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与监督制。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必须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

毛泽东的想法与列宁的完全一样。因为人类具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如同动物一样愚蠢地互相争斗的能力。如果只有产权革命而没有文化革命，人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这样做，就会重新实行剥削制度。

列宁说：“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的工人的国家来实行。说资产阶级思想家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正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

这说明，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公平分配而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些什么人？有事实证据吗？走资有什么不好？如果走资确实有好处，就应该公开宣扬走资的好处，公开走资的事实，不应该挂羊头卖狗肉，受毛泽东的窝难气。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就只能说明走资不好、理亏！

毛泽东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这是真正的奇谈怪论！党内有矛盾和斗争说明党内不和协，不和谐就会发生分裂，党的生命就变俩个了，党的生命怎么能停止呢？

毛泽东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比如，旅游线路好，路上风景优美，美女如潮，人们就愿意跟着导游走。比如打猎的路线好，能使猎人获得更多的兔子，人们就愿意带枪根着走。所以，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相当于网兜上的纲，拉纲才能开起或关闭网眼。

毛泽东说：“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上层建筑是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服务的。上层建筑必须符合人们经济活动的需要，不能用管理私有制企业的管理办法管理公有企业。如果人们满脑子是剥削阶级的思维意识，就会想用资产阶级的管理办法管理公有社会，这样不管有没有财产，人们的心理感受和处境就和过去一样。因此，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毛泽东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前线》也是吴含、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

毛泽东说：“共产党员绝不能保存国民党的作风，绝不能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伐主义灰尘。”

“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资格大小，职位高低，都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儿子，老老实实地，诚诚恳恳地当人民的勤务员。”

问题是，谁愿意平白无故地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当他人的佣人呢？工厂的干部用此来管教工人，要求工人们要老老实实地，诚诚恳恳地工作，干一行爱一行，不许有分非之想，否则领导或师父就不满意。而农村的干部认为，必须使地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干活，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结果把贫下中农也吓坏了，贫下中农也变的规规矩矩，不敢说话了。

毛泽东说：“在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伐，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办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反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是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北大聂元辛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该严格处理。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是呀！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学生群众就不能反对？党纪国法怎么能内外有别？毛先生如此保护学生，现在的学生为什么反而要反毛呢？在座的谁是牛鬼蛇神？据说，刘少奇理解不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文革就是再次“反右”，但被毛泽东否定。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资产阶级在哪里？

“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打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党的干部怎么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泽东见不得镇压学生运动，一见就来气。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

        主席，你死以后，邓小平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所以，我们党已经消除了派性，一致认为群众运动是错误的，群众谁敢运动就逮捕法办。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力。”

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不是让人们胡搞，犯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吗？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人们一道走。……”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但是，既然要进行尖锐的斗争，难免语言激烈，引起身体内能升高而情绪激动，不动手动脚就会感到憋气，不痛快。既然要进行尖锐的斗争，难免语言激烈，引起人身体内能升高而情绪激动。不动手动脚就会感到憋气，就会打起来。

毛泽东发布8·21命令：《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学生运动》；《严禁警察镇压学生运动》

难道不想镇压？公社如果没有毛泽东这样的人，发出的命令还有什么用？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给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有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路线错了，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到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很着急呀。……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我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但是你们思想上要转弯子，也不能再那样敌视和害怕红卫兵。”

“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我换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

但老干部极端仇视红卫兵，认为他们要夺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权。

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们有毛主席的信任，自信心就增加了，胆子就更大了，对于过去非常害怕的人和事，现在不怕了。于是，就敢于把神仙塑像般到河里去。但现在的男女青年更关心QQ，要把性解放进行到底。

毛泽东六六年生日与王力等反革命分子的谈话。王力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他们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这次毛主席的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是：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这是胡说！因为陆定一说：“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是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虽然还有‘不断革命’来进行，但是再没有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了。”就是说，阶级如同恐龙一样再也不能产生了，社会上已经没有阶级了，党内绝对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因此从夺取政权开始就没有什么较量，也绝对不会复辟资本主义，苏联也不是什么复辟，而是转形！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和努力的方向。所以，说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毛泽东主观臆造出来的。但陆定一临死的时候也说：“要让人民说话”。难道党不让人民讲话吗？

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会转型，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您听说过英、美、日、德、法、意、印、尼、智等国家有转型的问题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有没有阶级这个问题，党内的意见很不一致。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社会主义就搞不成了，组成党的人就该散伙了。

王力说：毛主席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发动群众，要《自下而上的革命》，苏联《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正好相反！

毛泽东的这些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存在决定了毛的这种意识，是不能不有的。因为，这是毛泽东身体内部的能量变化，而物理化学变化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能量转换规律！社会存在决定了毛的这种意识，引起了毛泽东不愉快。毛泽东为了更舒服一点，就要发挥意识的能动性来改变这种社会存在。而毛主席的话说的我们心堪里热乎乎的，干起了革命就干劲足了。

毛泽东说的太好了，实在是好的很。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是人们认同政权统治的基础，绝对不是单凭意识形态的灌输而获得的。“文化大革命”是要中国摆脱政治危机，而不是将中国带入政治危机之中。但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都不喜欢这样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好人，是共产党员，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也决定了他们的意识，他们的这种意识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存在——处于非常舒服的地位。既然很舒服就说明社会存在很好，就发挥意识的能动性，要维持这种社会存在。

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谁？是那些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规矩的人。“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是党的领导，相信党就是相信他个人。他们不提倡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就是欺骗、权诈行为。但如果没有毛泽东这样的英雄人物，如何能避免这种篡夺、欺骗、权诈行为？群众掌握了政治原则，如果没有像毛泽东你这样的人，就绝对缴不了械，因为军队不在群众的手中，而在党的手中。不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

怎么能说“有大批干部的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我们现在根本不改造也很好嘛！音乐、美酒、高工资也是改造嘛。如果群众不盲从，经常提出不同意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则如何能坚持党的领导呢？党是由人领导的，权力大的人可以领导党，所以权力大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作为党的原则，而党的原则无论正确与否都是不能反对的。

就算有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说相信党就是相信他个人，群众也没有办法反对。因为，群众组织必须受党的领导，而且群众以个人的力量反对和批判党都是不能起作用的，反而会被消灭。造反派组织或红卫兵组织是毛泽东您组织起来的，只接受您的领导而不接受党的领导，所以在您死后，一定是要被党消灭的。除非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能与党对着干，才能反对错误的领导，才能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缴械。除非把政治原则变成宗教教义一千年不能变，任何人都不能改，人们才能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批判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否则，即使是党员和群众懂得和掌握了这个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也不能反对错误的领导，群众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代表党的人就变成了党，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就一定要提倡不讲原则，无条件服从，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这样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说：“公社并不消灭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篡夺、欺骗、权诈才能由少数人把它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

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仁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公社以下述措施来开始解放劳动——它的伟大目标：它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为非作歹的活动，杜绝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另一方面，以工人的工资执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务。……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使目前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目前的阶级性质……。”

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为非作歹的活动，杜绝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就是阶级斗争。这些人比阶级更可恶。你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取绝于你的行为对工人农民的危害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你是否占有生产资料。

王力说：

毛主席说，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毛主席说，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他同陶铸分歧的实质就是这个。

毛主席还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改革工矿农村的老一套，使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因为，过去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不起作用。所以，必须通过斗、批、改，来改革政治体制。只有改变了政治体制——社会的控制系统，才能加工出新的社会结构，产生新的一套。但刚刚加工出一套新毛坯，干部们就感到很不舒服，所以后来被鉴定为不合国情！

     王力说： 毛主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他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一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斗争还是在斗。各级、各个领域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清除这些影响，使各方面、各领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

毛主席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他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铸的话）。”

请右派们都来评一评，毛主席的话那一点儿不符合民主，找出来在您们掌握的舆论工具上广为揭发，大力批判，怎么样？

王力又说：“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毛主席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连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人民民主，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说怪话反对领导，而是真正地去放毒药。）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中指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人不杀。这一条，文化大革命中我听毛主席讲过多次。这一点他是坚持的。但他没有坚持大部不抓。”

几亿人搞在，有人宁要使坏还能不抓？你要求毛泽东一个不抓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间谍？王力首先被抓了，不过他被抓起来的生活待遇让下岗工人羡慕死了。 “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人民民主，不能乱抓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群众说怪话反对领导被抓，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的人依法制裁，是依法办事。

1967年

毛泽东说：“要大搞群众运动，反对那种‘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去干’的错误倾向。”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大家的事情，必须由大家共同参与决定。中国群众自古以来都没有机会参加管理国家事情，群众当然欢迎。可是，干部们理解为，大搞群众运动就是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和干活。所以，有人说这是运动群众。运动群众与调动群众是一样的意思。而群众运动应该是群众自觉的活动，如五四运动。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

这就是交叉分权，利用各自的私利心来为大众的利益服务。去掉军代表，与两党制也差不多。

毛泽东说：“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

但是，现在中国人思想觉悟提高了，认为革命有罪，言者有罪，大民主绝对有害。

“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一切、分析一切。”

于是，基层干部、学校老师、校长、农村干部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一切对自己不满意的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学生、使他们变成阶级敌人。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请注意，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通过自我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所以，需要有一种形式或方式，来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让“我们”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而不是让干部教育人民的。

毛泽东说：“《触龙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度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贤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是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子女也会变质，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他们夺去。可是，我们的子女虽然现在都成了千万、亿万富翁，但依然还是共产党员，依然坚持着无产阶级专政。这说明，我们的子女不会变质，毛泽东的思想是错误的思想。

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忧虑：

“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你官最大，怎么还想不开呢？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使毛泽东发火了，他要整人。请注意，这是头号阶级敌人做垂死前的搏斗！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世界观的问题。”

这就是要树新风、鼓民力、开启民智，继续“五四运动”，改造国民性。希望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克服奴性、愚昧、虚伪、为我、怯懦的习惯。但是，干部要求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使人们都变成没有自主意识的螺丝钉。

毛泽东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为什么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呢？为什么无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混不进资产阶级政府呢？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政府是富人的俱乐部，进入需要有资本实力，无产就没资本实力进去；而无产阶级政府只要能说会道，会表决心（真假只有自己知道）就能进入，并且加入其他党派也没有什么油水，其它党派又歧视工农，所以很少有人加入其它党派。因此，无产阶级政府里总是充满了有各种不同目的的人。但是，党内根本没有这种人，相反都是忠心耿耿地、特别有兴趣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人。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情了。千万注意，决不可散失警惕。”

毛泽东警告人们：革命谁胜谁负，需要很长时期才能解决，弄得不好随时都有可能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千万要注意，决不可散失警惕，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情了。

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与西方总统连任七八年后发生一次大选举一样，两派互相争斗与两党竞选所起的作用也一样。经过三、四次这样的革命以后，中国人就可以学会政治民主了。但中国真的随时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吗？是不是杞人忧天？有事实根据吗？全国人民不能自己组织自己，也很容易被收买和被出卖，警惕有什么用？文化大革命几乎使国家的经济崩溃，如何能搞二次、三次、四次文化大革命？你死了以后，由谁来领导和发动二次、三次、四次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党内没有这样的人，人们就没有了革命的对象，就只好停止革命或去反革命。现在的人认为，无产阶级机构内部根本没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没有走资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同人们日益增长的、贪得无厌的物质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自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所以要污染空气、河流和土地。

夺权是什么意思呢？夺是用武力强取的意思；权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所以，夺权就是用武力强取政治控制的意思。夺取与抢夺、抢劫、掠夺意思完全一样，只是感情色彩——褒贬不一样。毛泽东的意思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抢夺、抢劫、掠夺控制权的意思。而有人说，这是夺共产党的权，是不容许的，是无理的，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必须把领头者送上了断头台。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周恩来欣然同意，与毛泽东一起投入到火热的文化大革命战火中去了。 “风烟滚滚唱英雄，炮声隆隆侧耳听；青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泽河深。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请注意！毛泽东这位教师要对人实施精神震慑了，这些资产阶级复辟将要面临灾难。灾难波及到英国、法国、意大利，东南亚和亚非拉。据说美国也没有幸免，都出现了精神振动。美国红卫兵最有意思，他们的革命方法是，嘴里喊着打倒的口号在原地使劲地跺脚。这说明，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了全世界的安定团结和和谐。

毛泽东是一个旷世军事奇才，能反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还是一个精神导师，说巫师也行，善于扇阴风点鬼火，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变幻莫测，靠三五条枪、七八个人就可以点起弥天大火，任何消防队也灭不了。毛泽东是世界上的一流战略家和军事家，这一次他发动和指挥了一场几亿人规模的战争，也可以叫军事演习，邓小平说是内战。这场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是一场对人的精神发起的战争，不是要消灭任何人的肉体，而是要消灭人们头脑里的敌人。这次战争是为了冲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横扫一切害人虫牛鬼蛇神全无敌，治理整顿政治秩序，改进制造新社会制度。毛泽东是文化战争的策划者，周恩来是总工程师。这种战争谁也没有见过，所以叫做史无前例。

蒋介石为实行资本主义，拒绝和平谈判，不惜打三年内战，使中国经济崩溃。毛泽东打仗向来不在乎一城一地得失，能退一步进二步，暂时放弃一两年GDP增长速度，代价是小小的。军事家最懂得“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这个经济学原理，否则就不能扩展市场（地盘）。把经济增长速度看得很重的人，说明自己物质欲望太强，不能忍受物质不丰富的痛苦。

战争军事行动，只要指挥员做出决定，士兵们就会坚决地投入战斗。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战争，一切事务就必须由毛泽东独自裁决即独裁，无所谓集体领导。如果战争也需要集体领导的话，也仅仅是为了避免决策失误，减少人员伤亡和取得胜利。如果脑子不够聪明，理解能力有限，一百个傻瓜的集体领导也不行。例如，毛泽东上井岗上打游击，没有人愿意与他民主决策，他一个人决策就发展壮大了工农红军，并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军队的将军、士兵无不对毛泽东佩服的五体投地。例如，有一个叫刘伯坚的指挥员说：“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事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识。”一位来自国民党的起义军官说：“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而民主决策第五次反围剿，使中共遭到大失败，不得不踏上逃亡的长征。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独裁，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大逃亡。同样，林彪、许世友做战争决定，也是不与其他人民主讨论的。所以，在战争年代，中共中央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现在，民主崇拜者们说：这是“有悖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对新中国建立后党内民主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使用了这个权力，毛泽东晚年犯错误与‘最后决定权有直接关系。’……李东朗的文章认为，在论及毛泽东的‘最后决定权时，了解其内涵特别是其职权的使用范围及其有效的存在时间，是非常重重要的。”这些人如果在战争年代，一定是要打败战的，因为不够聪明、没有自知之明。你既然要民主，为什么反对大民主？你要民主为什么不自己去做？最后决定权是党给的吗？说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是民主的结论吗？天要下雨，你能说是错误的吗？有很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错误，而你说是错误你不就错了？民主是干什么的？是为了权利公平、利益分配的，不是用来探求真理、判定正确与错误的。科学研究结果不需要民主表决同意，只须实验或事实证明就行。但然，要民主，人们就必须有表达思想反抗的自由。大民主就是为了人们能够自由地表达思想。独裁有什么不好？是因为独裁的公平容易失去，为了防止失去公平才需要民主!战争是为了战胜敌人而不是为了公平分配战利品，你在战争中要民主，是不是想多分一些敌人来杀你？如此糊涂还研究民主？

于是，人们就高唱造反有理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开始造反了。据《南方周末》说：“成千上万的罗马马尼亚群众在布加勒斯特广场上对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发出嘘声，人民的起义终于导致了独裁者的灭亡。” 

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造反呢？哪儿不舒服？人们为什么特别爱听毛泽东的话呢？因为，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能使人们获得快感，能使人们神魂颠倒、激情燃烧。人们见了毛主席就会浑身发热，泪流满面，会惊天动地、不停地呼喊毛主席万岁！这与歌星崇拜者见了歌星会用刀片割手腕的道理一样。人们唱到：“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心中的话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毛主席呀！您是天上的北斗，我们象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傍。您的思想象舂天的雨露，滋润这我们逐壮地成长……” 这表明人们非常赞成毛泽东的话，毛泽东的话使人们非常快活，并患了明星中毒症。这说明党群意见很不一致，存在严重的矛盾。毛泽东死后，人们还唱到：“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是您砸碎了铁锁链，奴隶翻身得解放。是您开辟了新天地，翻身奴隶欢喜做主人。……”“受苦人拿起抢闹革命……”；“翻身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等等，这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等等，只说明了毛泽东对国家事务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并没有说明这些。为什么不说这些呢？如果人们的话和歌声是言不由衷，就只能说明中国爱说假话。那么，现在又说什么假话呢？不诚实的人，能成为什么器数？

毛泽东思想曾经被人们认为是伟大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是毛泽东头脑里的能量变化规律，毛泽东在纸上留下的文字就是他头脑里电流变化的轨迹。说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就是说毛泽东头脑里的电流变化是伟大的。毛泽东脑子里的这种电流变化轨迹能引起人们头脑共振，使人们产生极大的快感，能引起很多很人同步运动。如果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错误的，一定是因为会使另一些痛苦。

毛泽东皱着眉头说：“中国人三千年的崇拜皇帝的心理，实在难以消除啊！”这完全是事实。人们那么爱看皇帝电视剧就是证明，并说明中国人有心无肺。

在演习过程中，人们可以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免费吃饭，到处旅游，与现在的人爱到香港、澳门旅游一样，人们爱到北京旅游。人们为了寻找反动分子，把引起自己不满的人当成了反动分子，或者寻找历史或祖宗有问题的人当作敌人，地、富、反、坏成了怨大头被斗了一遍又一遍。谁要是被说成反革命，就会被人们严重歧视和孽待，人们就会一哄而起把他打倒在地，并踩上一万只脚。如同美国军对待“自愿军”和“塔利班”俘虏一样。这叫做狗咬一起上、墙倒众人推。这与美国白人歧视黑人，麦卡锡迫害共产党人，日本人歧视支那人的心理并无区别。

人们为了表示自己更加革命，与旧习惯、旧思想、旧观念彻底决裂，把打碎了很多古董、文物，所以现在的文物、古董价格很高。人们为了表示自己更加革命和永远革命，很斗私字一闪念，说出口工艺美术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认为出口商品提价是帮助外国商人剥削各国人民。但现在的人认为，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降低商品价格也要出口，为了使外国老板降低成本。过去的革命士兵以为，戴礼帽穿西装的人就是汉奸；现在的市场主义者以为，带金戒指、抽雪茄的人就是大款。

人们为了争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争当三好学生，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人们为了不落后互相竞争，你左，我比你更左；你右，我比你更右。为了压倒对方，拉帮结派，互相打嘴巴子。人们为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是最革命，就说自己出身好、血统纯正，血液里有革命的红细胞。现在，人们不这么干了，而是互相压价、欺行霸市、组成黑社会；人们更愿意算计别人口袋里的钱，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把顾客骗了一遍又一遍；更愿意去外国做华桥、海龟、商人、大款，更愿意从他人那里赚更多的金钱来证明自己的先进性。

人们为了防止自己产生资产阶级的感情——在性荷尔蒙诱导下释放情欲，如同阿拉伯人一样要求女人不穿裙子，以防露出大腿上的白肉；女人为了表示自己的纯洁性把辫子也剪掉了。这是由于没有性经验和性教育的缘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身体内部都会生产各种激素，体内的性荷尔蒙浓度过高，会产生与资产阶级一样的情欲，就容易受到大腿上的白肉刺激而产生资产阶级情思。

有人为了让人们表示革命的决心，发明了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有人为了释放身体中的革命的感情能量，发明了忠字舞。后来不时髦了而是跳起了交际舞，而且跳的更很疯狂。区别在于，忠字舞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舞蹈，交际舞是外国人发明的。

小学生也参加了革命，他们看见背着柴草的老大娘，耳边就会突然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而现在小学生看见老大娘要饭，耳边就会突然响起妈妈的警告——她可能是骗子。

马克思说：“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人逞强好胜是为了快感和利益。善于利益最大化的人，无论在精神竞争还是在经济竞争中都不甘落后。精神竞争的胜利者叫做先进，经济竞争的胜利者叫老板。精神竞争的失败者没有失去物质生活保障，能源充足；内心产生了怨恨，反击动力强劲；经济竞争的失败者，会悔恨和失望，同时失去了物质生活保障、能源不足。没有力气就很难翻身了。

毛泽东又发出了命令：

“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另一派的枪从哪里来？毛泽东沉着冷静地面对几亿人的战场，不断地调节力量对比，防止任何一方铤而走险，大规模杀人。

毛泽东说：“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吃饭，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要老同志立新功，立新劳，太累！老同志辛苦了一辈子，难道不应该休闲一阵子吗？没有人情味。

“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

显然，毛泽东认为，是干部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使自己与群众变成了冤假对头，使党群关系恶化。群众为了发泄怒气就斗干部。他劝说干部要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但这是绑架、胁迫老干部继续革命。人家不愿意，你胁迫人家不就侵犯了人家的人权？不过，应该承认，人的职业病不那么容易改变，群众也很容易被惯坏。

毛泽东说：“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是积极赞成并且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那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叫走资派吗？”

原来，当权而又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就叫做走资派。但人家不愿意，你怎么能强迫？反对三座大山是革别人的命，现在过得很好，为什么还要继续革命？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毛泽东说：“就算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吧！……我们的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赶下台。……”

为什么革命小将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赶下台？谁赶他们下台？难道小将的武功还不行，还得练一练？

毛泽东说：“七亿中国人民是越难人民的可靠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泽东支持别国与美国对着干，很象美国人。美国至今还向全世界推广他们的政治，为什么中国不这样做了？

现在有很多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权欲，夺权是为了他自己。这些人认为，掌权就是为了个人捞好处、发财，当官不发财，给钱也不来。这些人把权力理解为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这些人非常诚实地公开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欲望是如此之强烈，只要他掌了公权就会发号施令，把一切东西都变成自己的，为了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而毛润之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也。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

1968年

毛泽东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凡是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

正如《美国之音》电台上的人说，要倾听老百姓的声音，反对独裁统治。但是，现在有人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与群众讨论的，国家机关改革是不需要群众参与的，群众也是不能反对的，否则就违法了。

“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么能打战？军队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象个样子了。”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但是，现在的人不这么看，认为对党的政策和方针拥护还是反对，才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说：“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干，振奋大无畏的创造精神，不要被名人、权威吓倒。”

这是希望人们“干别人不干的事情”，追求独自开发的精神，但不符合只看收益的企业管理理论，因为开发技术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物质。但从长远来看，可以积累技术，培养人才提高国际形象。结果，青年人的思维特别活跃，甚至昏了头，根本不畏惧上司的权威，无视高层主管的意见，甩开官僚大踏步地前进。例如，陈金润居然敢摘取数学同志头上的皇冠。压迫者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思维也很活跃，越发感到压抑的厉害，为他们今后创作伤痕文学积累了素材。据伤痕文学家说：“80年代是一个洁净的年代，人们都还带着恐怖中长大的孤儿般的谨慎和幻想，还有小心翼翼中暗藏的反骨，悄悄地过自己的日子。”这说明，这场战争埋藏下了仇恨的种子。但是，现在打工者的工资20年不变，还必须每天加班，每天有31人因工伤而残，每4天就有一人因工伤而死亡，命运比文革受批判的人悲惨的多，可就是就产不出伤痕文学。你说怪不怪？也许是脑子瓜子不灵！

毛泽东说：“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说明年轻人头脑发热，开始互相斗气、胡闹了。

“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以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的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都不能改。”

这叫恨房及鸟。小将们曾经如此革命，现在却对资产阶级传下来的一切东西都赞赏不已。现在人们可以改名了，如把资本家改叫企业家，把私营企业改叫民营企业，把妓女改叫小姐，等等。

毛泽东说：“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商人以钱谋人，军人以枪谋天，干部以权谋私，知识分子以知谋权，而工人进入院校会被知识分子看成是扰乱教学秩序。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

人类有一个毛病，有了某种知识或技能就会感觉良好、得意忘形，而中国知识分子总以为自己是士大夫。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可以臭一点，只是不要尾巴翘到天上去。中国人学造东西只能去拜师傅、学徒，而读书不是为了造东西而是为了做官。中国人知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如果读书不能升官发财，就认为读书无用。无知的人有了钱或权，就会蛮横霸道、不可一世，为非做歹；无知、无权、无钱的人羡慕有钱有势的人，会寻找机会发泄嫉妒的能量。

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但这些干部大都是旧社会过来的文人知识分子，没有进行过体力劳动，劳动使他们受不了，而且影响了他们生产文艺作品，所以他们把干校叫做牛棚，如同进入了“地狱”。台湾人说这是劳改。尽管他们吃的东西比农民好，工资比农民高5倍，但他们还是制造了大量伤感和愤怒的文学艺术作品。这说明，艺术确实来源于生活。也许他们天生就是当官的料，让他们劳动或下台是错误的，一个村支书当20官还不愿意下台呢！

毛泽东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文革就是为了改革，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必须大批判，把旧制度的维护者或爱好者清理出去。精简机构就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做无用功。清查三种人的道理也是这样，但不叫清理阶级队伍，而叫纯洁党的领导。问题是，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废料，都表示自己绝对是共产主义者。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不加入其它党派来安身立命，非要冒被当作废料的风险呢？领导为了避免成为废料，时时起带头，处处吃苦在前头。苦啊！

“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吐故纳新，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泽东说：“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清理阶级队伍，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还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

清理阶级队伍，是要让有其它阶级思想的人归队，不要混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要劝他们出去，不能逼供信。对于学术权威可以批判，但还要保护，因为他们还有某种用途……。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认为，虽然消灭了阶级，但阶级的人还在，他们还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人不死、性不改，有制造牛车思想的人就会制造牛车，有阶级思想的人就会创造阶级。但是，党却认为：阶级是以人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为依据的，曾经是资产阶级的人现在已经不占有生产资料了，所以他们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是不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因此是不挣扎的。

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

这就叫做透明化或公开化，不能由少数人暗箱操作，因为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正确的意见更需要让人们知道，否则人们理解错了怎么办？但是，现在的广大人民群众却信奉莫谈国事的信条，认为关心国家大事也没用，也理解不了那么多事情，只热忠于游戏，赌博，吃喝，随地吐痰，不择手段地发财。养成了不爱过问政治的习惯，变成了“沉默的羔羊”，只能由少数人看着给办了。

毛泽东说：“关于社办、队办学校问题，有条件的应该允许办。”

这是扩大农民自主权，搞活教育。于是农民就办了很多“乡镇学校”，但不该上学的人也上学了，使入学率暴涨，严重破坏了入学率的稳定性。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结果，城里的很多干部和其他人的子女哭着喊着要去。但后来，好象有很多人后悔莫及，痛不欲生，写了很多伤痕文学。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毛泽东说：“在犯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是坏人。”并打算把刘少奇选为九大中央委员。

毛泽东说：“批判我就是反革命嘛？我就不能批评嘛？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

但是，人对于自己听不惯的话、不习惯的事情很反感。如果有人说了自己不爱听的话，做了自己看不习惯的事情，就会敌视、发怒。人们唱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可以对领导说三道四，公然对抗领导，批判学术权威，但不能说毛主席的坏话。如果谁敢这样做，就好象是骂他父亲，会非常不满意，就会揭发；而干部认为这是大逆不道，要给判刑。现在，人们更加这样了，任何领导都是不能批评的，否则就会被判诽谤领导人罪送入监狱。

在文革其间，各级领导干部也充分利用大民主来反对下级的不轨行为。学校的教师、小学生“干部”，工厂的书记厂长、班组长，经常利用大民主批斗学生、同学和令人生气的工人。现在，社会进步了，言论自由了，无论你说什么话都没有人揭发你，你揭发也没有人理你，哪怕你大喊救命也未必有人管你。除了你不能反对改革，不能说邓小平的坏话，不能与领导对着干，要时时刻刻听从直接领导的指示，党教干啥就干啥。这样，时间长了人就会变成傻瓜，成为真正的、驯服的工具和打手。

1969年

毛泽东说：“做了坏事的，要分别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检查的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

按处理下岗工人的通知意见处理，不服从者，武警的伺候！

“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讲历史，讲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们逐步认识。”

人们会相互歧视，城市的歧视农村的，工人歧视农民，出身好的歧视出身不好的，资格老的歧视资格小的，年龄大的歧视年龄小的，力气大的欺负力气小的，而且领导通过办学习班来整自己不满的人。

毛泽东认为不应该给犯人剃光头，要教育第一劳动第二，犯人有病就不应该审讯，应该给吃好。他认为反革命也是人，也不能强迫改变思想，并且要求统统释放。结果，犯人的伙食比非犯人还好，末代皇帝出院第一天就到天安门前给毛泽东鞠了三鞠躬。

毛泽东说：“冷水浴对锻炼身体的确有很好的效果。”

好冷兮！感冒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

于是，人们就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农民修地球，工人学铁人；干部带头干，群众紧跟上，生产速度如火箭一样快，使山河面貌焕然一新。邓小平也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 但这全都没有依靠外资。如果你是不信，可以在统计年鉴、县志之类的东西中查究证实，其中的资料绝对真实，因为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出来的。

但是，人们革命总是要革别人的命，很少考虑革自己的命。例如，阿Q只想到革尼姑的命，没有想到过自己也需要革命，害怕文化大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所以，总是考虑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没有人能指挥几亿人进行文化大革命，即使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人们也不能提前知道。现在提出要建和协社会，社会要和协，人与人之间就必须和气，不能进行斗争。因此，就不能反腐败。因为只有不反腐败，大家才能和气。人们都一团和气才能保证社会上有一个党，坚持党的领导。有人主张多党制，说明并不反对共产党，而是嫌少。但这样就会出现几个党互相篡党夺权的生动的政治局面，就与文革一样了。党不就是各种不同的派？所以，主张多党制的人没有理由反对文革。

毛泽东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于是人们就制定了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农民就比较轻松了，再加上化肥就能多产粮食。但是，据后来的人说，粮食增产不是由于使用了化肥，而是由于政策好。于是农民从83年开始改用天然牛机械了。

1969年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报道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权、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而毛泽东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并开始核测试，动员全国挖地道备战，准备与苏联打战。

为什么每过十年毛泽东就要与别国打一战？因为，毛泽东不屈服帝国主义压迫，反对苏联的腐败分子。所以苏联的腐败分子对他怀恨在心要报复他。这连累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心惊肉跳。问题是，打战很费钱，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还能打战？十年以后，别人也与越南打起来了，使用的炮弹是毛泽东制造的，并且嫌弃毛泽东的炮弹中有臭弹。但没有说红卫兵不遵守战场纪律，也没有说红卫兵怕死、打战不勇敢。美国飞机要是遇上红卫兵就回不去了。这说明毛泽东训练出来的士兵就是不一般，文革没有败坏社会风气。总而言之，中国每过十年就要动枪动炮。

1970年

毛泽东说：“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以加上。”

社会革命必须有武功超群、绝顶聪明，具有超常想象力的人带领。他的部下将领都会功高盖世，都想称王称霸，尾大不掉！与其你们上台独裁搞压迫，不如我独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当所有的官员谁也没有什么功劳，也没有威望聚集个人势力和发挥余热时，小将们才有可能平等对话，实现普选。否则，小将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赶下台，实行三国演义。这叫革命后遗症。

对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不崇拜不得了。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总要有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标语、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不要信那一套呢。”

难道国民党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他们夺毛泽东的权，为什么毛泽东就不能夺他们的权？

人们崇拜毛泽东是他个人搞出来的吗？你自己能搞的让别人崇拜你吗？反对人们崇拜毛泽东不合情理！因为，既然不反对人们崇拜歌星、影视和体育明星，不反对别人崇拜自己，也不反对崇拜泥菩萨，就不该反对人们崇拜某一政治高人。词典解释说：“崇”是高的意思；崇拜指尊敬、钦佩。一个人受尊敬、被佩服，是由于水平高，能给人们带来好处和希望，能使人们获得极大的快感。名人崇拜是人们获得快感的一种方式，名人是人们实现快感的工具。生物学家研究名人崇拜现象后，得出的结论是：“对成功人士的特别关注并不是一种疯狂之举而是我们这种高等动物最聪明的行为之一。名人崇拜者往往象敏感的傻瓜，或者是偏执而危险的追踪者，为了引起偶像的注意而不择手段。”这是因为，被崇拜的人的行为能给人带来快感，崇拜者为了使自己能够获得名人的刺激而快感，就会不择手段地刺激偶像，使他刺激自己。人们的崇拜对象被称为偶像，可以是幻想出来，也可以是现实生活的具体的人，如恋爱对象、父亲、大树、石头或某种动物。因此，领导人能被人们崇拜，是领导艺术的高境界。人们崇拜毛泽东的原因也一样，是因为他的思想、行为能使人们愉快。如果领导人不能被人们崇拜，就必须使用暴力驱赶人们，这样只能用威严、威风等词汇描述他。所以，反对个人崇拜，就是拥护暴力和奴役。

毛泽东又说：“……你不搞这个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以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后来就发展到打战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捉了俘虏孽待。”

 “捉了俘虏孽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战争。“你不搞这个不行”说明“批评与自由批评”这个宝贵武器不起作用。人们要注意，以后搞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俘虏孽待，要象西方人选举总统一样。

毛泽东又说：“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以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

这种想法在1956年就有了，可见此人执迷不悟，恶毒极已。但要注意！“大民主”矛头是向上的，是对付横行霸道的官僚主义者的，领导干部不能用大民主，如果领导干部也使用大民主，社会就乱套了。但领导干部可以用法律处置蛮不讲理的群众、学生，因为社会主义法律是由干部们制订的。

毛泽东又说：“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主席：1970苏联全是国企，怎么能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国家现在基本都是私有企业，该是什么专政？

陈独秀说:

“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

　　（一）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

　　（二）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三）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

　　（四）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

　　（六）近代民主制其实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

“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 “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

“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陈独秀是什么人？他先被共产党开除出党，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国民党政府认为陈独秀的文章“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采纳五四运动头子的意见。

………

在这一年，毛泽东建议制造大型运输机，飞机造出来以后叫做“运十”。但据说由于种种原因，运十被停飞了。为了担负记忆文革的特殊记忆分工责任，一定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据说是毛泽东得知英国、法国和德国要开始联合起来造“空中客车”后，就又焦虑不安了，就立即建议制造大飞机。于是，周恩来总调度，王洪文那小子挂帅，调集五湖四海的300多个单位的毛主义分子来进行。毛泽东的科技政策与韩国、日本的差不多，信奉“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如果做就能成。”人们大批判开路，产生了敢于挑战常识与权威的精神，批判不动脑筋照抄苏联的爬行主义思想、洋奴哲学；说选择美式机翼是大胆妄为的人灭我志气；说讥笑翼型向三叉戢的人是教条主义。他们的信条是，“不唯外国机型论”。据说，研制飞机总共花了五、六亿元人民币，成本最低；运十不仅仅是一个飞机产品，而是倾全国之力建立起来的大型客机平台，收益最大。美国波音公司的一位副总裁看了以后说：“如何研制大型喷气式运输机，你们毕业了，我们只不过早毕业几年而已。”

据现在的人说，“运十是一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创新过程。运十研制摆脱了被动跟随外国的道路，实现了多项总体上的技术跨越。研制过程中，充分利用全行业资源，形成了核心企业和产学研结合的研产队伍，强调一切要经过实践检验，贯彻了大型系统工程的管理方式。就其技术的难度和实验的规模，有不少至今仍保持首创的记录。”“建造大飞机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性工程。”

但后来中国人却认为，运十是决策错误，是闭关自守的产物；中国不需要大飞机，中国没有大飞机市场；自己造飞机劳民伤财，不如买外国的飞机省心、放心、舒心、合算；自己造出来的大飞机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检验，美丽动人的中国小姐对自自国家制造的东西不信任，娇嫩的芳心承受不起座这种飞机的压力。

中国姑娘和小伙子人为了自己洋气，会不惜代价地购买外国消费品把自己打扮起来；各地方官为了显示自己的优势地位，要座进口高级小气车。民航官员嫌中国人设计的飞机不洋气，要为消费者们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消费，要做市场的奴隶。战场是军人的市场，市场是商人的战场。军人控制战场，商人控制市场。但是，部委的官员要听从市场指挥，要超大批量地购买外国的先进设备消费品把自己武装起来。因为，他们是高级消费者，他们本人的自信是借助洋货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洋奴汉尖的心理。

美国飞机爱煞个人呀，就是好呀就是好！要先为美国人组装飞机，与美国人套近乎搞关系，然后走走后门，把技术买回来。更为严重的是，是王洪文这小子还搞了个运十，与“四人帮”有牵连，所以运十是反动的政治飞机。我们宁可用资本家造的飞机，也绝不用反革命造的飞机。现在，依然有人认定一个意识形态，说制造运十“是国家正式下达文件”。尽胡说！国家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怎么能下达如此文件？

有人说：“很多为“中国改革开放”建设献身的中国隐秘军事工程，如果他们今天依旧持续建在。那么毫不客气！中国不会比美国军工差多少！”他说：“1978年到1979年，中国进入了稳定时期，开始修正文革期间的各项错误以及“罪孽”。截至1978年，中国空军总计下马项目31项亲其中涉及了“远程轰炸机”，“对地强击机”“空中优势战斗机”。“大型军用运输机”。“武装专用直升机”。地空远程，中程，进程导弹。中国海军截至1980年总计下马原定项目11项。其中包括现在才出来的“093，094”。“092G”大型导弹SLV驱逐舰。以及被下马的中国早期航母设计。第二炮兵部队，下马项目多达45项。其中包括了多弹头形式的“DF6A”固体发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

“原定于1979年生产的歼9战斗机，随即在“一声春雷”下，被下马，原型机按照要求应该在当年内解体。好在有良知的中国设计者，保留了它。使得今天你可以在航空博物馆见到他的身体。原计划的歼10战斗机，是在歼9基础上的持续研发的他的气动布局远比现在的半以色列，半F16要好很多。”……

“DF6型弹道导弹出现将是的中国获得与美苏几乎同步的“多弹头”能力。而且它具备了“二次载入”机制。这是美国在1979年才开始引入的。一声春雷下，DF6型弹道导弹砰然倒地，被作为“文革产物”肢解，1998年，竟然有人在废旧纸堆里面找到了他的设计原型图纸。上面占满了污秽。”……

“DF7计划，是中国毛时代的“文革产物”，是最应该被“扼杀”，被“消灭的”。他的最大搭载能力达到6枚弹头。每枚当量12万吨。在搭载3枚弹头2枚欺骗弹头之际，他的最大飞行距离，抱歉！已经可以覆盖USA。而他的指导机制采用了惯性导航引导指导技术。这是中国首批采用这样设计的导弹。而同时期美国、苏联也开始采用。但是，好呀！终于世界人民看到在“一声春雷”下，他被肢解销毁。”……
  “准宙斯盾驱逐舰。在“一声春雷”下。连图纸都没有留下。”……

他还说：飞歼10飞机原来也属于下马飞机，定于1982年下马，但由于受到了以色列称赞而被豁免。据说，没有“洋人”的认可，是很难设立项目的。问题多的汗牛充栋！什么是“一声春雷”？就是科学春天的春雷。

“赫鲁晓夫搞过“全苏联去除”斯大林化运动。全面否定斯大林随后导致前苏联大批军备项目被扼杀。”

 “1980年4月8日，邓小平对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上海原来搞的大型客机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花钱很多，把握不大，办法不对，要停下来。”所以，段先生就断然说，运十不可能上天，如果飞机上了天，他就自杀谢天下。但他没有履行自杀诺言，却把设计、制造飞机的人气死了。邓小平说他被将介石耽误了22年，被毛泽东耽误了20年。邓小平小事也不糊涂。如果运十飞机、军机、导弹漫天飞，文革军舰到处游，研究这些东西的人不解散，怎么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邓小平决心铸剑为犁。

邓小平深信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决心露一手空手套白狼，用市场换技术。向美国伸出了合资橄榄枝，美国人当然欣然同意帮助中国造飞机。结果上了美国人的蛋！美国人说：“运十不下马，我的波音卖给谁？”所以，现在只好用八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并经常受到外国人的夸奖。中国人民由此产生了财大气粗的良好感觉。但严重地磨损了祖国的人体机器，污染了祖国的空气和河流。

技术是外国人获得超额利润的手段、诀窍、手艺、把戏，决不会轻易出卖。他们不但不卖技术，反而还会把本国会做机器的人勾引而去。会做机器的人全部跑到外国，你如何发展生产力——制造机器呢？邓小平的办法更不对，花钱更多，根本没把握，要停下来。“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为了发财，是商人资本家的论调。国家的政府要发财只能去外国，如同一个人不能在自己家里发财一样。有人说：“长期闭关自守，把我国搞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更是没有道理。愚昧无知怎么能搞出“运十”？创新和发明是世界上没有的东西，不闭关自守如何能有创新和发明呢？中国人也从来也没有闭关锁国的思想，那么崇洋媚外要喝洋酒、非洋车不座，奴颜鄙骨、非洋人不嫁，怎么能闭关锁国呢？中国人的错误是关闭心灵而不是闭关自守。批判洋奴哲学就是为了增加志气，开放心灵，解放思想。

要想贸易立国，必须有很强的军队，武器要极好。没有极好武器，想通过贸易立国是不行的。因为，洋人认为贸易就是抢劫，他们敢于不远万里来清朝抢劫，是由于他们发展了战斗力——新式武器。大清帝国曾经由于贸易获得了大量白银，是由于洋人需要茶叶、丝绸、瓷器改善他们的生活，为此失去了大量金属白银。但他们就开发了一种很受大清人欢迎的新产品——鸦片，洋人又把白银换回去了。鸦片贸易使洋国人民更多地享受了茶叶的美味，丝绸的舒适、瓷器的方便，但鸦片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生产力——人力。所以，大清政府禁止鸦片贸易。这没有什么不对。大清贸易，白银大进大出，不能说是闭关锁国。大清人犯的错误是关闭心灵而不是闭关锁国。

朱熹说：“人做得低，却有天做不底。天能生物，而耕种必用人。水能润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烧必用人。财成辅相，须是人做。” 为什么不自己想办法研究新技术、创新发明而非要用别人的东西呢？一切新东西都是科学家闭关自守的产物，否则新知识从哪里来？洋人向谁学习造飞机？从哪里引进技术？哪里来的市场？自己造飞机，一个人每天只要二斤粮食就可以进行，成本最低，效益最大。怕自己造的飞机飞不起来的人，是因为脑子不行、没文化、不够聪明、只能当消费者，不能当创造者。

1971年

毛泽东说：“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他们是谁？

“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泽东说：“各人各志，各行各路；离凡离圣，离因离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

林彪同志睡眠不好，感觉异常走火入魔，采取了很多秘密军事行动，想到外国旅游。林彪同志曾经在工作日记中写到：“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主席一个人顶亿万人”，是“万能的上帝”，是“阎王当家”；“对毛泽东，你还得韬晦。……一切是非不说，不解释，只附和。……把自己的兴趣都隐藏起来，使他不知道我们想什么。当他是外人、是贼骨头，不示以感情，同时要吸取他的智慧。”但是，他不如邓小平会韬晦。

毛泽东说：“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人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

1972年

据说，邓小平通过江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

邓小平同志完全拥护文化大革命，但彻底否定文革，并要求毛泽东给些技术性的活儿干一干。邓小平为什么不隐身而退，去著书立说呢？

毛泽东说：

“陈毅是个好同志。”

“邓小平同志……他协助刘伯成同志大战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

“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工作。”

“曾希圣虽有错误，但功大过小，现在他死了，应当全面历史地看，给他恢复名誉。”

“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

这说明，党法西斯了。人们用斗地主、坏分子的办法斗老干部，是用其人只之道，治其人之身。毛泽东要求改正不仁道的行为，说完于他就与美国人打乒乓球去了，还要给非洲穷国修铁路。而现代中国却支持美国财政，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资助美国伊拉克战争，支持给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的富人减税。

1973年

毛泽东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谊。我父亲和你父亲是堂兄弟，买你家那七亩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类事情，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杜绝这类事情发生，于是就下决心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显然，他革命是为了解救穷苦农民，彻底改造社会，杜绝人与人之间的龌绌，而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我看，越穷越好！就想革命啊。”

人穷才想革命，富了还革什么命？

毛泽东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他自认为自己比秦始皇还厉害，但不是为了个人荣华富贵，也没有为自己的子女谋什么特权和特殊经济利益。

毛泽东说：“不要看不起儿童团。”

这说明，老将看不起小将，认为小将没资格。

恩格斯说：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这种现象至今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的公职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但是，老将劳苦功高，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没有办法随时撤换它们。他们即使是退居二线，也要成立老干局，利用社会关系继续发挥余热来发财。老干部一批又一批，子子孙孙没有穷尽。你说这怎么办？

毛泽东说：“如果中国除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于是，人们就大批宋江投降，批判投降主义。他要鼓动人们犯上作乱反皇帝，算什么皇帝？

毛泽东又说：“朱德是红司令。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扬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他的学生们被林彪害的够呛。

1974年

毛泽东说：“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人们称他为导师，与大学里的学生称教员为导师一样。

“做工作要靠自己亲自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这样做多累呀，而且会使脾气古怪，与人不一般，影响与同行的关系。

毛泽东对丹麦首相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只是所有制不同。这是对社会主义的物理定义。现在，把90%的国营企业私有化了，所有制变了，不就与资本主义完全一样了吗？现在还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什么？为什么就不能这样问？

毛泽东说：“列宁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舂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出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这简直象是对工人阶级和党的污蔑、诽谤、中伤！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差不了多少，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的法权，但是中国没有一个人学会。据说，毛泽东看重的舂桥、文元等人是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如果是这样，毛泽东不就是元凶？

毛泽东对婆江清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您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属：人贵有自知之明。”

江青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她为了买胶卷向毛泽东要零花钱，被人们当成了她的罪行。你说，为什么江青没有小金库？为什么不以招待费报销？为什么没有人给她提供金钱？ 可能是没有与厂长经理搞好关系。

1975年

毛泽东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

大多数共产党员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甚至入党的时候对马克思的书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同意党的主张，和平时期是为了取得某种社会地位和荣誉。我党的多数不懂马列，那些自以为是的学生、工人团干部、小学干部、生产队长、工人小组长就更不懂为什么马列了。但他们凭什么动不动也训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强横的心理需要。街市上的混混，地痞流氓都是这样，傲慢的知识分子也一样。

毛泽东说：“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就挨批。百花齐放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人们革了文化的命！但文化的鲜花会与草一起成长。戏剧是逗人开心的，大批判就很开心。人们斗地主，唱革命样板戏和流行歌曲，互相传播各种新奇、神秘、刺激的消息，不识字的老农都在交流学习哲学心得，还有一百多部电影看，票价也很便宜。所以，人们并不感到生活单调、乏味。但别人提意见，令人不愉快，怎么能是好得呢？

十年创作出八台极品大戏，改革30年创造了几台？拿出来比一比怎么样？样榜戏有什么政治错误吗？不好看吗？样板戏唯一的缺点是，不能刺激人们使人们分泌性荷尔蒙，不能解决人们性幻想的需要。中央电视台应该播放革命戏剧芭蕾舞《白毛女》，有利于人们坚定信念。外国资产阶级的电影可以在中央电视台播放，革命戏剧为什么就不可以播放呢？文化多元化嘛！大号一吹，扬白老出场，很震撼人心。但是，有人会感到心惊肉跳，市场经济理性人会散失理性。所以，把 “样板戏” 变成了毒草。于是，人们就又开始做起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梦，这种欲念到死方能灭。

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还很穷，穷了好，比你们富好。人一穷，他就要革命。”

富人了，还干什么革命？

“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难道老拿着本本念？要是到别人家里谈话，您总不能说我回家去拿来原文再谈。……中年教师一天应该坚持十个小时学习，这一点很重要，不然老的一死，国学就空虚了。”

但中年教师更喜欢西学，认为西方人放的屁也是香的。

毛泽东又说：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建设了这么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看不清了？……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反对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步分打对了，……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

，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的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呀！毛主席太不象话了，怎么能说“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反对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样的反动话呢？怎么能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这样污蔑不实之词呢？说“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事实证明了吗？“走资派还在走！”这不是死不改悔吗？后来走了吗？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后算来没有？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是由于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还是由于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我们自己就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跟旧社会差不多，”难听死了，我们现在已经这样了还不承认是资产阶级国家呢！

这老毛，一点面子也不讲！夫妻生活属于隐私，怎么能在广播里说呢？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太出格了吧？怎么能这样练兵呢？兵书上可没有这么讲。说共产党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这是真的吗？谁是资产阶级？

“鲲鹏展翅九万里，背负晴天朝下看”，就会发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在这个地方，而不在那个地方；“不识卢上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由于视野有限；看不清楚阶级矛盾，是由于有观察盲区。众里寻她千百度，幕然回首，原来她在灯火辉煌处。你左顾右盼找什么？就是说你！你自己就是资产阶级。自己作了大官，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拥有对全社会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能够支配、处置生产资料及其收益。能够把资本家全部斗倒，剥夺他们的财产和话语权，还能修改宪法和法律。所以，大官就是资产阶级，比资本家还厉害，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否则，专谁的政？造谁的反？

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就想继续革命，造你大人物的反。工人农民就是无产阶级，为什么就不能造你大人物的反？大官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反对继续革命，批资产阶级法权就反感。

毛泽东不但革了将介石的命，而且还革了自己人的命。遭人恨啊！毛泽东一阴一阳，一分为二；阴阳虚实，对立统一；神出鬼没，诡计多端；七十二变，变化莫测。子乎者也，样样能行；花言巧语，言传身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口无遮挡，句句是实；心直口快，遭人嫉恨；呜乎唉哉，悲天悯人。

恩格斯说：“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

“如果把每一个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造成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人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这年修改宪法规定：公民有罢工自由、四大的自由，使“四大民主”法律化和制度化了。这是毛泽东二十年努力的结果，是毛泽东发动文化战争给人民争取到的权力，为了让人民自己来管理自己的政府。毛泽东曾经说过：政体“那指的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四大民主”就是人们组织起来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的形式。无产阶级的政府是由公民通过炸弹普选出来的为他们自己服务的政府，如果人民大众不满意政府的行为，就可以罢工，来迫使政府改进工作或换人。连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禁止自己的敌人——工人阶级罢工，被无产阶级委托的政府有什么理由怕工人罢工呢？无产阶级的政府怕工人罢工没道理！

陈独秀说: “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

四大民主，罢工自由和游行示威自由，是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唯一的可以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由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一种形式；是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变成少数人的谋利机关，“最终使人民不是在候选人之间，而是在不同的思想主张和党纲间作出选择；”是为了制止匪帮横行、寡头坐大、官员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执法人员为非作歹、横行霸道，严重干扰国营经济发展，保障公民安全的的唯一办法。从人民执政的角度，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来看，从宪政的角度看，从物理学角度看，都是必要的。这样的宪法，怎么能说毛泽东不讲民主呢？人民群众怎么就那么傻不欢迎呢？

但从执政者的角度看，这纯属自找麻烦，自己给自己添乱。在中国古代皇帝制度时期，罢工叫犯上作乱。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只要人们联合起来与领导对抗，就叫做聚众闹事，危害国家安全。不许罢工就是不许反抗，反抗就是敌人，必须镇压。如果公民有了四大民主的自由和罢工自由，“国家”如何能安定呢？怎么还能根据统治的需要而自由修改宪法呢？宪法并不需要全体公民讨论通过，因为公民不懂。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公民同意的征税即为非法，则没有经过公民同意就修改修宪也为非法。毛泽东搞社会主义是为了解放被压迫者，生产资料公有为解放被压迫者创造了物质条件，实施民主政治是为解放被压迫者创造精神条件。毛泽东鼓动人们犯上作乱，就是要解除管理者对人们施加的精神压迫！如果用资本主义的管理办法和手段来管理公有的生产资料，人们依然受到管理者的压迫，管理者可以随时剥夺人们，人们的感觉就和从前一样。但管理者的感觉却大不一样，用资本家的管理办法和手段来管理人感觉最好、最舒服，因而就更正确。

“四大民主”相当于在国家机器上安装了四部陀螺仪器和一个平衡摆，一旦国家机器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陀螺仪器和平衡摆就会自动发挥作用。但是，他没有把这些零件焊牢靠，被人给去到掉了。机器的构造决定机器的性能或功能，由于改装机器造成的问题不能由毛泽东负责。有人说，毛泽东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祸害人民的政府，纯粹是张冠李戴的胡说。

1976年

毛泽东吟诗一首：

铁马云雕共决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临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蜀国卧龙空寐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船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毛泽东认为，他死了以后可以用他的尸体去喂鱼，因为他活着时吃了很多鱼。

毛泽东最后说：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八年抗战，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的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留下了一个半拉子社会主义工程，如果后来的人不继续施工，就会成为祸害工程。毛泽东处于两难选择。把权力交给革命小将，但小将指挥不了带枪的人；把权力交给革命老将，又怕老将把小将给做了。毛泽东既不能把老将杀掉，也不能把小将干掉。这该怎么办呢？为了避免“血雨腥风”，就把权力交给了两方面都能接受的人。 

于是毛泽东就死了。革命导师死了，上帝死了，皇帝死了，阎王死了，菩萨死了，独裁者死了，大救星死了，随人所看。结果是，带枪的革命老将——老一代造反派，把没带枪的革命小将——新一代造反派­－－毛泽东培养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当作反革命消灭了。有的被抓、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枪弊，毛泽东的老婆被判20年徒刑，侄儿被判17年徒刑，共击伤、击毙多少？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万？

     音乐起：

为什么战旗这样红，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舂长在？……姑娘好象花儿一样，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船上的号子，看惯了岸上的白扬。这就是美丽的祖国！生我养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