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睦森：剖析腐败：四黑

剖析腐败：四黑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考验，首先就是腐败的考验。在中国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体工作是非党员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完成的；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腐败分子是党的领导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党领导干部有腐败现象、行为和意识；因此，我们很多优秀的决策到了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腐败分子地方就变了调、走了样，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的大政方针有大多数人民群众怀疑、有中国半数人反对、有极个别的人有偏激现象！我们现在必须把这个难题解决，不然我们就是在逼我们的百姓、我们的国民跪着造反！对此我们必须建立一整套的反腐机制！
 
当前，群众举报已成为反腐工作的重要渠道和主要方法，检察和纪检监察机关依靠群众举报查处了不少职务犯罪大案要案和腐败分子。各地在侦破职务犯罪案件中，通过群众举报途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有资料统计，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中，６０％的案件源于群众举报。各地不少检察机关建立了举报中心，推出了举报电话，落实了举报奖励措施等，以此激发群众举报的积极性。

　　尽管群众举报在打击职务犯罪中起到不小的作用，但我认为，在整个党风廉政建设中，在建立“标本兼治、预防为主”的反腐体系中，群众举报不过是其中的措施之一。如果把它作为反腐“主渠道”，如果仅仅依靠向群众征求、索取腐败线索，或者等待群众的举报材料，而后调查取证，最后加以惩处，结果就会非常被动。如果群众不举报呢？

　　有人把举报对于反腐败的作用概括为“三多三少”，即被动多、主动少，偶然多、必然少，治标多、治本少。我以为，这样的归纳比较符合实际。这“三多三少”是使贪官存在侥幸心理，以致造成腐败案件层出不穷的根源所在。

　　分析一下，群众对腐败问题能够主动举报的，无非有两种人：

　　第一种，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关心党风廉政建设。这些同志对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深恶痛绝，对破坏和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和不正之风，敢于斗争，积极揭发。比如沈阳市离休干部周伟，平常十分关心反腐败斗争，坚持搜集报纸上的反腐材料，大胆举报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和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腐败行为，被媒体称为“反腐败英雄”。
第二种，是不正之风的受害者。这些同志有的受到贪官的压制，有的遭到污吏的勒索，还有的是受到腐败分子的各种刁难等等。他们不甘心自己的人格受辱、利益受损，因而奋起举报。众所周知，国人大都有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性格弱点，所以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会揭发举报腐败分子，只要自己多少能过得去，一般都抱定息事宁人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实事求是地讲，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举报者、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举报者，只是少数，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相比，这些不过是冰山一角，相当一部分案件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没有被举报出来。

　　从客观上讲，一些腐败分子大搞腐败，都是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属于偷偷摸摸的行为。对他们的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以及一些不正之风，一般群众大都不太了解也没有察觉。而个别知情者，有的被他们拉拢收买，有的原本就是“自己人”，因此不可能站出来进行举报。因为要举报就要有证据，不能凭想当然，这就决定了举报者的范围很小。

　　从主观上讲，即使还有个别人了解一些内情，或者由于事不关己，或者害怕打击报复，因而也不愿因为举报而丢饭碗，甚至丢脑袋。因为大凡贪官都是有权有势者，加之举报工作中的保密、举证等环节尚有不尽完善之处，因而举报者遭到打击报复的事件不乏其例。其中有的丢了工作，有的被“劳教”，甚至有的家破人亡。对于举报行为所付出的代价，群众谈之色变，从而影响了举报工作的深入开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不久前召开的中纪委三次会议上指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要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对照胡总书记的讲话，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重而道远。

　　我想用以下三句话作为结束语：群众举报成绩不小、不能对它估计过高、建立反腐体系势在必行。——摘自《检察日报• 反腐，需建立完整体系》。

　　我也看了许多反映腐败方面的文章，很多文章反映的比较具体，甚至比较深刻，可以说是很好的文章。但并不是很有价值的文章，因为没一篇文章能淋漓尽致的阐述腐败的成因，所以说这些文章甚至在误导他的受众，给一些有贪污腐败动机的家伙以茅塞顿开灵感。哦！原来这样腐败更具隐蔽性、保护性，甚至能从曝光案件的背后悟出许多保护自身腐败的策略，也有许多人在诅咒腐败的同时，自己不知不觉的进入腐败的旋涡之中。

　　剖析腐败首先要弄清它的成因。

　　结合17年社会调查综合表现的反映来看，腐败的成因就是“四黑”—“黑金”、“黑权”、“黑圈”、“黑风”。

黑　金

　　利用职权，牟取的非法收入称“黑金”。它是拜金主义的疯狂表现。

　　对于“黑金”，我以前从没认真的分析，也从来不敢想象这个问题。但在社会调研中，每天都可以听到或看到这方面的反映和表现。比如在一个地方吃饭时，你就很容易看见酒店门口一大串党政官员的公车。如果你真想搞清楚这个现象，你最好和大厨交朋友，大厨会告诉你一大溜经典话：主要领导喜欢吃精致的、清淡的精食，因为大鱼大肉对他们来说一点不稀罕。普通科员要吃大鱼大油水的伙食 ，他们肚内没有油水，出来吃的是“蹭饭“，蹭一顿是一顿。

　　如果你和饭店老板成为朋友的话，那么饭店老板会告诉你：对付主要领导干部，就要金钱加美女。在他们身上投资一只鸡就可以牵回一头牛。
试问这头牛是主要领导干部自己的牛吗？当然不是，是公家的牛，是国家的牛。在这些人的眼里，国家就是他们的养牛场，需要牛的话，你尽管牵，但你必须要有鸡，明码实价，一头牛换一只鸡，谁也不吃亏，吃亏是公家、是国家，肥了个人，正是基于此，跑官、要官、卖官、买官者不乏其人。我们这里说的一切运作人买官，卖官，跑官、要官都是“黑金”，牛与鸡最终也是“黑金”。

　　说到鸡，我想到了妓，国家三令五申严打卖淫嫖娼，可是为什么越打越多，越打妓女的市场越活跃？细察之，原来也是“黑金”在作怪，在深入调研中发现，有妓女的地方就有“黑金”，有“黑金”的地方就有贪污，而且贪污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群体行为。据了解：每个妓女每月上交的“黄色黑金”不低于300元钱，这个钱给哪些单位？这些钱由治安联防单位代收，然后上交给公安部门，由公安部门分配给：党、政、公、检、法等等，就是一个穷县，每一年的黄色黑金的收入就不下于数百万至千万元人民币。

　　妓女面临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白眼和黑金的困扰，还要随时应付上面的吃、拿、卡、要、无偿的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性服务，我说这话并不是为妓女翻案，我只想说明：万恶淫为首，淫为“黑金”的温床，它和“黑金”有很强的相互促进作用。

　　“黄色黑金”牵扯到中下层领导干部方方面面的利益，这些头头脑脑就是他们强有力的保护伞。每次中央号召“打黄扫非”，这干部都会伸出他们的左手支持中央号召，伸出右手保护“黄非”，而且中央号召的每次“打扫”，他们都可以大捞一笔。“打而不扫”打击不听话的，不上贡的，在打的同时又拼命保护他们的“黄色金饭碗”，这种“打扫”是打扫“黄色金饭碗”的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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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83年严打以来，黑社会势力现象愈演愈烈，大有鸟枪换大炮之势，无论是装备还是规模和20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以前的装备是冷兵器，现在是热武器了。刀、棒的时代早已成为了历史，现在的装备是左轮、来福、甚至是微冲。黑社会势力为什么这样猖獗？原来黑社会的靠山，正是我们中下级主要领导干部。黑社会势力是他们地下的私人武装组织。这些组织不单单是他们牟取黑金的工具，同时还肩负着保护他们的黑权，排斥政敌，巩固个人利益的黑帮，为便于控制他们，我们的头脑往往发展几支黑势力，用于平衡制约，这是黑社会为了自己利益，他们敛财的方式又无所不尽其黑。

　　这样一个小插曲很能说明问题，在一个城市调研发现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商店，来了两个陌生人买东西，女人缠着店主换东换西，男的趁机抢了钱箱跑了。店主逮到了这个女人，同时打了报警电话。结果警察没来，来了两个骑摩托车的，他们原封不动的把钱箱还回来，把这个女人带走，临走时扬言，如果你说出来，三天后砸烂你的店子！

　　假设店主当时没逮住那个女人而去报警的话，警察肯定会第一个赶到现场，并第一个记录案发过程。在整个过程中，警察的表现一定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在这种像模像样的最后，这个案子是不了了之，同时忘不了收取店主一笔报案费。

　　我有一伙计的伙计的伙计，听说他年轻有为，四十多岁就是西南某省黑社会老大。他敛财的方法特简单，特直接，就是贩卖军火。别人是走私军火，偷偷摸摸，掖着藏着，一次仅几枝而已。此人是大鸣大放，用军用大卡车，一次贩运十车八车。一次的活就完全可以武装一个师的轻武器，而且几乎每月一次，每次都十分顺利，从来没有失过手。据说此人和全国70%的黑社会头目有勾接，和许多省的主要领导、军队头头都有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他生意顺水又顺风。生意做大了，他本人也有很多贵冠，什么政协委员呀 、什么爱国商人呀等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试想他如果没有这黑色黑金，他一定猪狗不如，甚至他早就上了断头台，根本不会有一大帮狐朋狗友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他对我伙计的伙计扬言，如果说我伙计的伙计是云南某地没有两个以上持枪的人二十四小时保护他的话，这位黑老大就认栽了，云南某地就是他的黑色王国。

　　写到此，我深深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每一次走私这么大规模的军火可以武装一个师，他到底卖给谁？他和海外的反共势力又有什么勾结？他和国内的反动组织，恐怖组织又有什么联系？

　　我个人认为，他的军火销售对象一定是一些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的组织，肯定不会愚蠢到建立仓储，武器藏储若干时间，并且和这些组织一定有攻守同盟抑或是他们其中的一分子的关系，同时也和海外反共、仇共组织狼狈为奸……

　　为了这样的“黑金”党内一批干部把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推到最危险的深渊边缘。

　　总而言之，“黑金”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根本无法一一道来。但“黑金”形式最主要原因是“黑权”，“黑权”—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而产生出的一个畸形产儿。

　　“黑金”和“黑权”是一对泼妇刁民的狼狈式的邪恶的姻亲，没有黑金的诱惑，哪来“黑权”，没有黑权就不会产生“黑金”。

黑　权

　　“黑权”既是私欲膨胀所产生的私权，是把人民赐予的神圣权力用在个人利益上或为小部分人谋利益上，这就是“黑权”。

　　权力就是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干部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以中国为中心，全心全意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干部，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就会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殉我们的事业，这样的领导干部难道他们还会有什么不适合最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吗？！

　　一位领导如果从自已私利、私心、私欲出发，首先考虑个人的得失，他就不可能具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那么，他在行使国家权力的时候，就有“黑权”的属性；相反，一个人如果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他就会抛弃一切私心杂念，就会大公无私，就会以是否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作唯一的取舍标准，他行使的权力的属性就是“正权”，前者和后者做个比较，就不难发现，前者在处理和解决问题中，“必然性”会出现偏差，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矛盾，后者在处理和解决问题中也会出现偏差，这种的偏差是“偶然性”的。
“必然性”也就是一贯性、经常性、始终性。一贯性、必然性从出现的那天开始，就注定难以改正，想要修正这个“必然性”，首先是要作诚心诚意地自我批评和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批评，改正这个一贯性，既需要自我认识的内因，又需要非自我的外因，只有从这两个方面作思想改造。思想端正了，“必然性”就变成了“偶然性”了。

　　后者这个“偶然性”，有突发性、突然性的起因是一时的反应，正是这个一时的反应，所以也便于纠正。事后，他意识到这个偶然性的失误，为避免偶然性变为必然性，而自己首先会自我批评，然后接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偶然性在后者身上出现后，就很容易发现他们的自律性，前者根本没有这样自律性，后者，我觉得这样的领导干部太少太少，已接近濒危。

　　“黑权”者太多太多，不胜枚举，黑权的代表性人物如刘青山、张子善、陈希同、成克杰、王怀忠等等。没有“黑权”就没有“黑金”，就不存在国库15万亿元人民币坏死帐，这个坏死帐就是“黑权”下产生的“黑金”，另外在正常流通领域中的“黑金”数目远远超过了15万亿这个数字。

　　对于“黑权”前面说的那个公司的后续调研更能说明问题，那个副总经理、总经济师在他负责那个一块好大肥肉的工程到底是怎么搞的？他又是怎么乱用他的“黑权”？又为什么会出现豆腐渣工程？原来是这样的：对一家亏损企业来说，高预算低造价的青藏铁路这1.7亿元的标段，就是这家企业的救命草，而且是一块好大、好大的肥肉。只是事实并不以这家公司人们的良好意愿而转移。在施工的黄金季节，这位副总拼命的压低单价，压减到其它兄弟单位的一半，使原先依附这个公司的施工单位、施工机械全部退场。使该公司施工现场在施工的黄金季节掀不起施工高潮，工地上人可罗雀，错过了最好赚钱机会。在秋冬之交，由于施工压力特大，这家公司在这位“英明”的副总领导下，四处拿钱找施工人员、机械。这也就给副总的岳父专门准备了这个机会，用很大一笔钱为他岳父购买了全新设备。进场以后，整个施工单价在原先的基础上翻了两番，是其他兄弟单位单价一倍以上，这个公司的外委工程项目全部由他岳父转包。一块好大好大的肥肉不单单是被他岳父一口吞下，还名正言顺地狠狠吃了这个亏损的公司一大口。

　　这位副总曾经创造了一个神话，他以前负责过的所有工程当中无一亏损，无一质量事故。他并不缺乏管理能力和施工意识、施工经验，只所以最终使这个工程亏损1.1亿元，最合理的解释是他在运用“黑权”敛取“黑金”制造了这个黑色圈套，很温柔地宰了国家和这个国有企业很大的一刀。

　　由于错过了施工的黄金季节，在高寒地区零下二十多度施工的大桥上，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出现了工程事故，就是铺桥机过去后，压路机车压路时，大桥上大部分的垫石支架，也就是大桥关键中的关键部分出现了粉碎性的骨析。

　　也就是他利用“黑权”设制这个“黑圈”，让他和他的岳父吃掉了1.1亿“黑金”，同时又使这家亏损企业雪上加霜，又使赤字增加了1.1亿元人民币，尚不包括豆腐渣工程赔偿的上千万元。

　　这个可恶的“黑圈”。

黑　圈

　　“黑圈”有两个层面的解释，一是黑色怪圈，二是宗派主义。黑色怪圈既为阴谋主义，以阴谋的手段，获取“黑权”，再运用“黑权”敛取“黑金”。形成这个独有的黑色循环亦称黑色链条:以“黑金”设“黑圈”取“黑权”。

　　宗派主义：我们的党员干部在运作这个黑色怪圈中有超大的能量，他们不但握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而且还拥有很大的经济支配的权力，他们不是在正确的运用这种国家、人民赋予他们的神圣权力，而是为了个人的私心、私利、私欲拼命的滥用和淘气的玩弄这种权力。正是这种行为，相应的产生了“官官相护”、“几个干部的屁股相对就不怕任何群众”。

　　他们为了他们所谓的“长治久安”拼命的垒“小山头”，搞“小圈子”最后形成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关系网。正是这个关系网，这个极端张力的党内有党、墙内有墙、沟内有沟、圈中有圈的关系网护官符，才会出现李昌平先生所说的“监利现象”，甚至说国务院对这种现象连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种黑圈使党员干部正确的权力意识被腐蚀，这些党员干部成为站在群众头上分割群众利益的特权群体—无贵族之名确有贵族之实的贵族。在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权力总是和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一定的权力总是能带来一定的利益。

　　这种“黑圈”的出现腐蚀了我们年青的一代，使我们的知识分子更加放松了自身的思想改造。在意识形态上，麻痹的思想更容易接受主观主义、享乐主义、个体主义、宗派主义、拜金主义、官僚主义等一些垃圾意识的侵蚀，为他们后来的成长埋下“四黑”的种子。

　　前面我们所讲的“三黑”它的现状已经不是一时的反映，不是一个点，一个侧面，它的势态已带有全局性、全面性和必然性，俨然形成了腥风血雨的风气，这个风气就是“黑风”。

黑　风

　　世界上没有任何孤立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多面性，也都是在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存在和发展的。

　　中国人又有种集体性的狂热，这种狂热在“黑风”中表现得更加尖锐和突出。

　　任何风俗的形成都是历史精华的积储而形成一种独有的文化，但是“黑风”的形成却打破了这个常规，它是由历史的糟粕沉淀形成的一种垃圾，这个神秘的老怪物，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它。如同八卦的阴阳双鱼，有了白就有了黑，有了正确的就有了非正确的事物。所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精华与糟粕如影随形的同在。

　　“黑风”是个广义的贬义词，不单单是指“三黑”，它包括腐败风、吃喝风、浪费风、奢侈风、黄风、黑势力等等社会的一切不良风气，在这里我们是单指“三黑”之风，正是因为它是历史沉淀的垃圾，所以它每一次泛滥总是会引起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动荡。

　　最近，在车上遇见一位老作家，他给我说这样一个案例：在甘肃省天水市有个党川乡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乡里招集村计生委员开会，会议的具体内容，是各计生委员全部留在乡里，第二天来了个突然行动，凡非该乡女性全部被抓，提出给钱放人，罚款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此乡生产金矿，一些矿主被罚到四万元人民币。当我问到该作家这笔钱的归宿，他反问我一句，如果是把这笔钱上交给国家，他们会用这样的手段吗，当然这就是一起用“黑权”设“黑圈”敛“黑金”的典型案例。

　　这位老作家又给我提供另一个案例，是最能说明“黑风”的案例：说一个偏僻的某县，他们的政策宣传得很清楚，以罚治富。在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个歌舞团。名称是港台流行歌舞团，该县领导说既然是港台流行的，肯定有钱，立个名目—罚的结果一罚就是4万元。说来了一个写生的画家，一个画家他能招谁惹谁。结果又被县城的头头知道了，一个字还是罚。一次性罚款2万元。试想一个穷画家又有几个钱。最终还是在该县一美术爱好者处借了两千元上交了罚款，才灰溜溜地走出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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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个案例 说明和反应了以“黑权”设“黑圈”敛“黑金”以慰然成了“黑风”，这个“黑风”已经严重影响和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在这种影响和破坏下，谁又能期望中国共产党能提高他的执政能力，怎样才能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和他的执政地位呢？

本文摘自罗睦森近著《国家利益最大化·大转折·感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