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文化学提问

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文化学提问
顾乃忠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可分为前期理论和后期理论。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以内因决定论和历史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马克思的 后期东方社会理论以外因决定论和人道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主张历史发展双线论。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和后期东方社会理论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人们 只能从二者之中择其一，而不可能兼而蓄之。　
关 键 词：马克思 东方社会理论 历史发展单线论 历史发展双线论 历史主义 人道主义　

一、引 言

在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家中，如果要找出一个最有争议的思想家，大概首选的应该是马克思；在马克思的所有理论中，如果要找出一个最有争议的理论，大概首选的应该是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之所以成为最有争议的理论，一方面是因为作为马克思毕生追求的共产主义①究竟是实现了还是没有实现，论者们存在着很大的分歧，②而不 管是认为实现了还是认为没有实现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东方社会有关；另一方面，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又恰恰出现在东方，而这一运动的效果和结果如何人们的看法 并不一致。无疑，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讨论和争论，不仅关系到对这一理论本身的评价，而且关系到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的选择。　
马克思 的东方社会理论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为代表，后期主要以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为代表，这一点在学界已经形成共 识。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和他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学界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两 种。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从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得出了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东方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结论，马克思的后期 东方社会理论以俄国为研究对象，得出了像俄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应该走区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的结论；这两者是有差异的，但它们各自反映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东 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只有将这两者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反映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归结为历史发展单线 论；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是主张历史发展双线论的，其前期的东方社会理论也是主张历史发展双线论的，因此二者是一致的。姑且不论这两种观点究竟哪个正 确，单就它们各自本身也有进一步追问的必要。在这里，我们对前一种观点的追问是：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和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能够相互结合吗?如 果说它们能够结合，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结合呢?我们对后一种观点的追问是：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或曰世界历史理论是历史发展双线论吗?与此相关，马克思 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同其后期东方社会理论是相互一致的吗?问题虽然提得更加明确了，但是，答案似乎仍然不能一致。为什么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如此难以理 解?为什么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问题上如此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我们发现，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研究者们的逻辑不彻底，或者出于某种考虑在有意为尊者讳；部 分的原因，或者说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本身。就是说，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本身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同时又在掩盖这种内在的逻辑 矛盾。比如《资本论》中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和晚年人类学笔记中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是完全对立的，但是，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覆信草稿》中却说 《资本论》把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③这样一来，马克思后期东方社会理论同其前期东方社会理论的对立似乎就不存在了。很多论者 正是根据这种表面上的言说才得出了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结论。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仔细研究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我们就会发现，其后期理论同其前期 理论之间的逻辑矛盾不仅是无法掩盖的，而且是无法克服的。比如，俄国究竟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应该走共产主义道路；19－20世纪的东方国家，在经济方 面的任务究竟是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还是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原始所有制形式的土地公有制究竟是应该保存它还是应该促进其解体，等等，总之，在这一系列关 系到历史哲学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都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正因为如此，本文拟从文化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本 身进行提问。笔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上的混乱状况。　
鉴于论者们在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理解和 解释上的差异之大，更鉴于马克思理论自身的前后自相矛盾，因此本文在写作方法上将尽量减少作者自己的分析和阐释，而尽量多引用马克思本人的原文，以便我们 看清楚马克思究竟主张什么和反对什么。由于大量引文的原因，文章的篇幅可能较长，不过，我希望读者能够读完全文，或许能够引起你的某种思索。　

二、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文化学提问　

如前所说，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可分为前期理论和后期理论，其时间界限大致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里主要是将其前期理论和其后期理论进行比较而进行的提问。我将围绕如下七个问题对马克思提问。　
(一)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单线论还是双线论?　
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单线论还是双线论的问题是历史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关涉许多民族，尤其是东方民族对历史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那么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如何呢?　
众所周知，马克思晚年放下进行多年但并未完成的《资本论》的写作，从事东方社会研究。在研究了印度、阿尔及利亚和俄国的土地制度以后，提出了这些国家的以 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不应该解体的观点。④特别是在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以后提出了像俄国这样完整地保存农村公社的国家可以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 谷」的著名理论。「卡夫丁峡谷」理论大致包括如下主要内容：资本主义制度只适合西欧各国，《资本论》就是把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 国」⑤；俄国不应该沿着从1861年开始的消灭农奴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前进，「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 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⑥；俄国因为保存着完整形式的农村公社，而农村公社一方面因为以公有制为 基础而比资本主义优越，另一方面它又处于与资本主义相同的时代，因此，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 果」⑦ 。「卡丁夫峡谷」理论的核心在于保存土地公有制和农村公社的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同共产主义连接。　
值得一提 的是马克思的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不是仅仅针对俄国提出的，而是作为一种历史观提出来的。在几乎与此同时的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中，俄 国民粹派理论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主张俄国超越资本主义的同时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归结为主张各民族要走共同的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而大加反对。米 海洛夫斯基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评。马克思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 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 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⑧吊诡的是，马克思在批评米海洛夫斯基的同时却提出了与民粹派完全一致的观点。马克思是 如何完成这一戏剧性的过渡的我们将在后文分析，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在这种批评中所提出的历史观。　
至此，马克思后期东方社会理论的观点已十分明确，即西欧应该在土地公有制解体后在小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化，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俄国等东方国家的土地公有制根本就不应该瓦解，在此基础上可以直接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双线的。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　
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主要以印度和中国等亚洲国家为研究对象，同时也涉及俄国。关于俄国的论述我们将在下文专门论及，这里我们先看看马克思对亚洲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怎样主张的。　
关于印度社会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于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 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⑨马克思在这里对印度未来发展前途的分析是再明确不过的，而且这种分析已 远远超出了印度本身，而涉及整个亚洲了。　
的确，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前景也是这样认为的。1850年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一)》中 预测：「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 国：自由，平等，博爱。」⑩无须多加一个字，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便是中国社会的未来命运。　
如果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 还只是对具体问题而论因而缺乏哲学的抽像的话，那么下面的话则是从历史哲学的高度论述东方的发展道路以及东方和西方的关系的。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 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 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 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紧接其后，马克思又指出：「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 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1）
1867 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2）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 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3）；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14）。虽然《共产党宣 言》和《资本论》的宗旨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还是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革命性作用，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普世性。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主张的是历史发展单线论。　
我把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归结为历史发展单线论不是没 有阻力的。有的论者就曾引用马克思的如下一段话来说明前期的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有三条道路，因此前期的马克思也是主张历史发展多线论或双线论的。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确实说过：「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 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 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 （15）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能够作为历史发展多线论或双线论的依据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的三种情况 与其说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三条道路，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后相继的不同形式更为恰当，即从公有制的解体中产生了奴隶制，然后才产生雇佣劳动制，至于第三 种情况只不过是产生雇佣劳动制的「最恰当的」形式而已。其次，退一步说，即使把这三种情形理解为资本主义产生的三条道路，这「三条道路」同雇佣劳动制即资 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同一层次的范畴，它们都属于前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在不同的民族中具有不同的具体形态，但是不排除它们具有共同的前资本主义性质，就像同 为资本主义制度，法国的不同于英国的，德国的不同于美国的一样。所以，马克思在这里不是要论证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而恰恰是要论证不同的前资本主义形态 的社会最后都要发展到雇佣劳动制即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与其把马克思的这段话理解为历史发展多线论或双线论的依据，不如把它理解为历史发展单线论的依据更 为恰当。一些论者抛开我们在前文所引述的马克思的大量的明明白白地说明历史发展单线论的话于不顾，而偏偏引述这一段容易引起歧义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 种方法和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所以，一些论者的对马克思的这种本末倒置的引用和牵强附会的解释构不成本文把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理解为历史发展单线论的 障碍。　
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主张历史发展双线论，在这里，我向马克思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或历史发展的道路，究竟是单线论还是双线论?　
(二)历史发展是单线论还是双线论附一：俄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道路?
俄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及下面紧接的三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属于前一个问题即历史发展是单线论还是双线论的范围之内的。为了使前 面的问题更加简明，在那里我们没有将这些问题充分展开。同时，这些问题又非常重要，因此把它们单独列出来加以讨论。　
在俄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我们也对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和其后期东方社会理论分别加以考察。　
前文已经提到马克思后期主张俄国可以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走共产主义道路的理论主张，这里我们再补充一些马克思提出这一主 张的具体的理由。在后期的马克思看来，俄国的特点和优点在于其内部保有全国范围的农村公社，其外部处在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国际环境。「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 因素和俄国比其它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6）；外部环境使俄国「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 起」（17）。在给查苏利奇的覆信中，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这两个条件何以成为俄国跳越「卡夫丁峡谷」的理由。他说：「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 存到今天的欧洲惟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 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 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 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18）马克思就是这 样通过对俄国村社土地公有制及其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特点的分析，得出了俄国可以跨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 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又进一步申明了上述看法，他(们)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 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9）这就是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对俄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观点。　
那么，马克思前期东方社会理论的观点如何呢?　
19 世纪中叶，俄国围绕着发展道路问题，民粹派和西化派曾进行激烈争论。民粹派理论家认为，俄国由于存在着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因此俄国人民具有先 天的优越性，「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20），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21）。在他们看来，俄国独有的这种特殊国情，使它有可能避免资本主 义的发展阶段，直接由村社制度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的马克思对于这种俄国特殊论的喧嚣一直持否定和蔑视的态度。他坚持认为，俄国在世界历史发展面前，根本 不存在什么特殊性，村社土地公有制决不能使俄国避免西欧的发展道路。1855年2月13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了他对民粹派创始人赫尔岑及其思想 的反感，说：「我不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同赫尔岑一起出面，因为我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22）　
19 世纪50年代末，俄国在正式宣布废除农奴制之前，政府在解放农奴方面已经采取了不少切实有效的措施，马克思对沙皇政府在改革中的自由主义倾向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和极高的评价。1858年他在《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一文中写道：「如果说，俄国贵族认为他们的『8月4日』(1789年)还没有来到，因而他们还没 有必要将自己的特权献上祖国的祭坛，那末俄国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经达到了『人权宣言』（23）。的确，请设想一下，亚历山大二世竟宣布了『农民天 赋的、根本不应该予以剥夺的权利』!这真是不平凡的时代啊!1846年，罗马教皇发起了自由主义运动；1858年，俄国的专制君主，地道的 samoderjetz yserossiiski（24），又宣布了人权!我们还会看到，沙皇的这个宣言将像罗马教皇的自由主义一样得到全世界同样广泛 的反应，并且归根到底将比教皇的自由主义产生远为更大的影响。」（25）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俄国的出路同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出路一样，应该倡导自由主 义，发展资本主义，走普世文明之路。在同一篇文章的结尾，马克思在预测俄国农民起义可能导致的结果时以更加明确的语言，再一次表达了他的俄国应该走西欧的 普世文明之路的观点。他说，被贵族束住手脚的农民必然要求发动起义；「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1793年就会来到；这些半亚洲式农奴的恐怖统治将是历史 上空前的现象，然而它将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转折点，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26）
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马克思仍然坚持他的以普世文明为核心的世界历史理论。1870年2月13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再次申明他的不同意俄国村社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观点，说「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27）　
至此，马克思前期东方社会理论的俄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已不容怀疑。　
在这里，我向马克思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俄国究竟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道路?　
(三)历史发展是单线论还是双线论附二：东方国家能否超越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所提出的跳越资本主义又「卡夫丁峡谷」观点，同他的整个前期理论体系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是深刻而全面的，其影响所及不仅引起理 论上的极大混乱，而且几乎对所有东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里的问题之一就是东方国家能否超越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前期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发达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不可分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货币转化为资本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时十 分充分地论证了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产品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即产品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数据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 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 （28）马克思还指出，货币的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特殊形式即使在不发达的商品流动中也能形成；「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 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 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29）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其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因为 在这个社会中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货币不仅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等特殊形式而存在，而且作为资本而存在。换言之，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不可分离的。　
但是，自从马克思提出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以后，人们就会逻辑地思考一个问题：既然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可以逾越的，而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又 是不可分离的，那么逻辑的结论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也是可以逾越的。正是这一结论构成了一战以后的苏联和二战以后的东欧、亚洲等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拒拆 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就是说，根据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并结合对其前期理论的逻辑思考)，东方国家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应该超越商品 经济的发展阶段。　
但是，同样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前期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的依赖关系」是第一大 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自由个性」是第三大社会形态。「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 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30）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虽然主要不是针对东方社会而言的，而是 针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的，但是，既然讲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毫无疑问地应该包含东方。就是说，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同西方社会一样，同样必须经过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阶段即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在这里，我向马克思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19世纪后期，全部处于第一大社会形态下的所谓东方国家究竟是必须经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还是不必经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四)历史发展是单线论还是双线论附三：作为土地所有制原始形式的土地村社所有制是否必然解体?
在正式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必须说明，即土地村社所有制或公社所有制的提法，严格地讲并不准确，准确的提法应该是土地村社或公社占有制。因为在一切亚细 亚生产方式中，村社集体包括个人对其所属土地只具有「占有权和使用权」（31），而不具有终极所有权，终极所有权只能归国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 也。这里是为了同某些习惯用法──主要是马克思的习惯用法─－相一致才使用土地村社所有制或公社所有制的概念。
在土地村社所有制是否必 然解体的问题上，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明确认为，土地村社所有制不必解体，也不应该解体，就是说土地村社所有制不具有解体的必然性。1879－ 1880年间，马克思在《马．柯瓦列夫斯基〈土地公社占有制〉一书摘要》中极力反对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公社所有制的解体，对英国在印度和法国在阿尔及 利亚的促使当地土地公社所有制解体的政策和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当摘录到书中关于由于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存在，公社成员之间可以利害一致、共御风险时，马克 思十分惋惜地说：「这种情况，在农村公社被强制分割以后就完全消失了」（32）；当摘录到「1812年，(英国)总督曾颁布法令，以法律形式肯定(农民与 柴明达尔之间的)『自由契约』，政府不加干涉」时，马克思加了一个批注：「一出滑稽剧」（33）；当摘录到「由于与公社毫不相干的资本家阶级侵入公社内 部，公社的宗法性质就消失了，同时公社首领的影响也消失了」时，马克思批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34）。更有甚者，在《摘要》中，马克思 干脆把英国人当成了促成印度公社所有制解体的罪魁祸首。当论及印度公社所有制衰弱的原因时，马克思说：「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弱的主要的 (主 动的)罪人」（35）。马克思对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行为的评价也是基本如此。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马克思反对土地公社所有制解体的心情溢于言表，而且 看到了马克思维护土地公社所有制的立场多么鲜明。　
1881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正面论证了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不具有解体的必然 性。他自问自答地说：在西欧过去的历史上到处都有的古代类型的公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都先后解体了。为什么只有俄国的公社所有制能免于这种遭遇呢?马克思 说：「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 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36）在此时的马克思看 来，俄国1861年的改革不应消灭公社；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如果农民交纳的赎金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 么，现在谁也不会再考虑到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37）　
诚然，晚年的马克思也看到俄国的农村公社包含着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 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使公社面临着或者新生或者解体的两种前途。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的历史环境使它能够免于解体的厄运。（38）总之，马 克思的后期东方理论认为，作为所有制原始形式的村社所有制不具有解体的必然性，或者说，不必非要解体不可。
然而，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 理论却不这样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作为土地所有制原始形式的村社所有制必须解体，也必然解体，其必然性就存在于人的本性的对自由的追求之 中，具体地说，就存在于人为了摆脱以土地村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努力之中。　
如前所述，在一切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土地公社所 有制应该称之为土地公社占有制，其实质是土地国有制。而在前期的马克思看来，土地国制是亚国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也是人身依附关系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因 此，为了消除人身依附关系，必须消灭这种土地公社占有制或土地国家所有制的土地公有制，实行雇佣劳动制形式下的土地私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 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 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 的占有权和使用权。」（39）人身依附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题中之义；消灭人身依附关系是建立现代社会的题中之义。既然土地村社占有制或国家所有制是人身 依附关系赖以建立和保存的基础，那么，不消灭土地国有制或村社占有制如何消灭人身依附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从消灭人身依附关系，即实现人性解放的 高度对土地国有制或村社占有制解体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论证。　
此时的马克思不仅认为土地国有制或村社占有制必然解体，而且他把这种解体 当作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之一。他在作为《资本论》草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自由的小土 地所有制解体」，另一种是「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40）需要说明的是，把东方土地公有制的解体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当作向资 本主义土地私有制过渡的两种并列的形式并不科学。根据历史的经验和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的观点，东方土地公有制的解体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应该 是向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过渡的前后相继的两种形式或两个阶段。抛开这一点不太准确的提法不说，从当时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来看，东方的土地公有制必须解体则是 确定无疑的。至于当时的东方为什么还没有全面发生这种解体，马克思在同一本书中实际上已经原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只要更仔细地考察，同样可以发现，所有 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41）这就是说，目前尚未发生的现象不等于没有以后将要发生的必然 性。　
土地村社所有制虽然必然解体，但是，完成这一解体却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曾以印度和中国为例给我们 记述了这一过程中的艰难程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 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 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 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 一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工作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 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42）在马克思看来，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不解体，印度和中国的商品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为了给发展商品经济 扫除障碍，马克思怀着急切的心情希望印度和中国的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早日解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 关于村社所有制必然解体的分析并没有忘记俄国。1859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特地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所谓俄国公社特殊论的观点。马克思写道：「近来 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赛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 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 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 推出来。」（43）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公社所有制形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自然发生的共同劳动(方式)」（44）；俄国的农村公社所有制没有任何 特殊性，它与罗马人的、日耳曼人的、赛尔特人的以及印度人的农村公社所有制一样，都是在文明的初期产生的，因此也都要在文明的发展中消亡。在后来写作《资 本论》时，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的解体又作了实证分析。他说，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制度下，有些村社，那里所有的农民世世代代都是织工、农匠、鞋匠、锁 匠、制刀匠等等。那么，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呢?他写道：「这种家庭工业现在已经越来越被迫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了；例如，织工使用的经纱和纬纱，由商人直接供 给或者通过包买主得到。」（45）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意味着自给自足的村社制度的解体。此时的马克思丝毫不怀疑俄国公社所有制解体的必然性。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前期理论主张的是作为土地所有制原始形式的土地村社所有制必然解体。在这里，我向马克思提出的第四个问题：作为土地所有制原始形式的土地村社所有制究竟是有必要解体还是没有必要解体，究竟是具有解体的必然性还是不具有解体的必然性?　
(五)历史发展是单线论还是双线论附四：《资本论》是否将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从他的历史发展双线论出发，提出一个著名的因而也对后人影响极大的观点，即说他早年的《资本论》明确地把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性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他说：　
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
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
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它一切国
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46）
他在给查苏利奇的覆信的三个草稿中每一次都郑重地强调这一观点。在稍早几年的1877年，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也明确地说：「我在关于 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47）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作为马克思前期东方 社会理论的代表作之一的《资本论》究竟是不是将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　
根据西欧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 历史经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论证的所谓资本主义起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土地国有制或村社所有制解体以后所形成的小私有者所有制进一步解体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靠自己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通过各种形式和各种途径丧失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附庸的土地，变成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 人，另一方面，集中了土地的大土地所有者凭借手中的货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劳动力。这一过程既是土地公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向雇佣劳动制 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那么，《资本论》是否将这一过程发生的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呢?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之嫌，我在这里将整段整段地甚至连续几段地援引《资本论》的原文。　
1867 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为例。英国女王驻 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镣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 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 体。」（48）马克思在这里借威德之口明确指出，美国在消灭奴隶制以后将同法国和德国一样，向英国学习，改变土地所有权关系，发展资本关系。尽管这不是一 日之功，但是其趋势已不可避免。　
在《资本论》第七篇《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马克思向我们描述了作为殖民地的美洲和澳洲如何在宗主国的刺激下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马克思写道：　
一方面，逐年涌向美洲的巨大的不断的人流，在美国东部停滞
并沉淀下来，因为从欧洲来的移民浪潮迅速地把人们抛到东部的劳
动市场上，而向西部去的移民浪潮来不及把人们冲走。另一方面，
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造成了巨额的国债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赋税，
产生了最卑鄙的金融贵族，使极大一部分公有土地被滥送给经营铁路、
矿山等的投机家公司，─－一句话，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因
此，这个大共和国已经不再是迁移来的工人的天堂了。在那里，资
本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虽然工资的下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
关系还远没有降到欧洲的标准水平。被威克菲尔德本人大声责难的、
由英国政府无耻地把殖民地未开垦的土地滥送给贵族和资本家的做
法，加上金矿吸引来的人流，以及英国商品的输入所引起的对最小
的手工业者的竞争，─－这一切，特别在澳洲，产生了一个充分的
「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以致几乎每班邮船都带来澳洲劳动市场过
剩的凶讯。在那里，有些地方的卖淫现象和在伦敦草市一样盛行。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
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
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
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
为前提的。（49）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马克思的一个秘密：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即《资本论》所揭示的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不仅存在于旧大陆而且存在于新大陆，即不仅存在于西欧，而且存在于美洲和澳洲。　
俄国这个典型的东方帝国与西欧相比，甚至与美洲和澳洲相比，都是一个原始共产主义因素保存得较晚的国家，以致于晚年的马克思把它设想为共产主义的发源地。 那么，《资本论》是不是认为俄国不具有像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一番相当精彩的论述。他在论述货币资本的 循环时写道：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50），资本主义生产一经确立，就会在它的发
展中不仅使这种分离再生产出来，而且使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扩大，
以至成为普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
面。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
阶段，因此也需要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为
不是为了出售，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物品，是不能作为商品进入
流通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表现为
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　
俄国的地主，由于所谓农民解放，现在用雇佣工人代替从事强
制劳动的农奴来经营农业，他们抱怨两件事。第一，抱怨货币资本
不足。例如，他们说，在出售农产品以前，必须对雇佣工人支付较
大数量的金额，而这时缺少的正是现金这个首要的条件。要按照资
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生产，必须经常备有专供支付工资用的货币形式
的资本。不过，地主们尽可以放心。时候一到，玫瑰花自然可以摘
到，那时，产业资本家不仅拥有自己的货币，而且拥有别人的货币。　
但是，更典型的是第二种怨言，这就是：即使有了货币，还是
不能随时买到足够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因为俄国的农业劳动者由
于村社实行土地公有，还没有完全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
还不是完全的「自由雇佣工人」。但是，后者的社会规模的存在，
却是G－W即货币转化为商品能够表现为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
必不可少的条件。（51）
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同样存在于俄国，只不过俄国因为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得相对缓慢，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须的那些条 件一时还不成熟。因此，马克思开导那些尚未完全转化为资本家的地主，叫他们不要急：不是花不开，只是时未到；「时候一到，玫瑰花自然可以摘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时也没有忘记亚洲。关于亚洲存在着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资本论》有很多论 述，限于篇幅这里仅摘录一段。马克思在论述货币资本的循环时写道：「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 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任何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 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 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 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52）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亚洲同样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所不同的是亚 洲的这种「历史必然性」在他的时代还处在一种潜在的状态而已。　
读完了《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的分析以后，我得到 的是这样一个印象：《资本论》不仅没有把以资本集中和「剥夺」小生产者为内容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甚至就没有做任何限定。 相反，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世界上的有所地方，只不过不同的地方发生这一运动的时间有所不同：英国作为资本主义起源的 最典型的国家已经完成了这一运动；西欧的其它国家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而美洲、澳洲、俄国和亚洲诸国或者刚刚开始这一运动，或者即将开始这一运动。我想 我的这一印象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资本论》在第七篇《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就是这样言说的。马克思写道：「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 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数据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 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 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 （53）　
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对学界的一件沉冤公案进行重 新审察，即究竟是否存在「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或者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是否就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 理论」?长期以来，学界根据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批评米海洛夫斯基的那段话大都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但是，我根据马克思的《资本 论》本身所得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就是说，至少在前期的马克思看来，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是存在的，或者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 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本身就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之所以能戏剧般地在提出与民粹派完全一致的观点的同时又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是因为 他歪曲了事实，掩盖了《资本论》的真实内容，从而为他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即历史发展双线论提供了生存空间。其实，就《资本论》的真实内容而言是没有给历 史发展双线论留下任何余地的。如此说来，无论是给马克思过多荣誉还是给他过多侮辱的都不是米海洛夫斯基，而是马克思本人；米海洛夫斯基所做的只不过是原原 本本地归纳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思想而已。　
在这里，我向马克思提出的第五个问题是：《资本论》究竟是把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的分析「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还是根本没有限定它的国界?
(六)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是内因还是外因?　
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同其后期东方社会理论的对立大量地表现为历史发展单线论和双线论的对立；但是，历史发展单线论同双线论的对立仅仅是马克思的前期 东方社会理论同其后期东方社会理论对立的表现，而在这一表现的背后则隐藏着更深刻的对立，即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同其后期东方社会理论的各自历史观的 对立。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一、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是内因决定论还是外因决定论；二、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是历史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现在我们先来看看马克 思在前一个问题上的观点。
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是以内因决定论为其哲学基础的。当时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 会的发展是由社会内部的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 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 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4）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都是 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时的马克思还认为，不仅生产关系的性质由生产力的性质所决定，而且任何重大的政治变革也都有待于 社会内部的物质条件的成熟。「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 』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 也只能是暂时的。」（55）马克思在这里固然主要是在强调物质条件对政治变革的决定作用，但同时也是在强调内部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然而，晚年马克思则不然。他主要强调外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就是以外因决定论为其哲学基础的。此时的马克思认为，为什么西 欧同样存在过的农村公社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只有俄国能够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俄国「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 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56）而在另一个地方则说得更加明确。他在论述俄国公社的两种可能的前途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时候说： 「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57）
最能说明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中的内因决定论和其后期东方社会理论中的外因决定论的对立的是下面的一个例子。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为什么商业资本的发展在古代世界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只有在现代世界才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说：「商业和商业资本的 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并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因此，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 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 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古代世 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数据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 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但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58）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内部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无独有偶。马克思在其晚年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又论及了同样的事情。他说：「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 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 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 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洲的『poor whites』 (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 不同的结果。」（59）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外部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同一个历史现象，前者把它解释为是由「内部结构」─－内因─－决定的，后者把它解释为是由「历史环境」─－外因─－决定的，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观同其后期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观的对立?　
在此，我向马克思提出的第六个问题是：对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究竟是内因决定论还是外因决定论?　
对这个问题我想再赘言几句。也许会有论者对我提出的问题提出质疑。他们说前期的马克思也曾主张外因决定论的呀，比如，1846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 巴哈》中说「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 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60）这些论者们往往引用马克思 的这一段话来为他们所认为的前期马克思也主张历史发展双线论和外因决定论的观点作论证。但是，我要说的是这种引用和论证对马克思的本意存在着曲解和误解。 所谓曲解，就是说它对马克思的原文采取了断章取义的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的完整内容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 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很清楚，马克思在这里首先强调的是 一国内部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决定该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只把国际间的交往即外部环境放在「此外」即第二位来处理。但是，上面的引用却把马克思放 在第二位的东西置于了第一位，把历史发展中的多种动因中的一种非主要动因当成了惟一动因。这不是曲解是什么?所谓误解，就是对马克思说的「由于同工业比较 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这句话及其前面的一句话采取了不加任何条件限制的理解。其 实，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在同工业发达国家的交往中能够产生类似矛盾的工业不发达国家是有条件 ，即指的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亦即工业「相对」不发达的 国家，而不是指的任何程度的工业不发达国，即工业「绝对」不发达的国家。这可以从马克思举的例子中看得出来。马克思说同英国的交往可以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 级显露出来，而没有说同英国的交往可以使俄国或中国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这个道理就好比一个16岁的少年同20岁的青年交往，可以促使他提早产生类似20 岁青年的某些情感和欲求，而一个6岁的幼童同20岁的青年交往，他无论如何不会产生类似20岁青年的任何情感和欲求。所以归根到底，在这里还是内因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外因只是起着催化的作用。所以，把马克思的这段话理解为不管工业发展程度多么绝对低下的国家只要处在与资本主义同时代就可以发生无产阶级革命 是对马克思的误解。所以，据此认为前期的马克思也是主张历史发展中的外因决定论的，甚至以此为据论证马克思前期也主张所谓历史发展双线论是不足为据的。所 以，我在这里对前期马克思的和后期马克思的关于内因决定论和外因决定论对立的提问应该是能够成立的。　
(七)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是历史主义还是人道主义?
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历史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纵观马克思的一生，他的思想中有着明显的人道主义倾向。青年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的批判是从人道主义出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中年马克思著作的基本倾向仍然是反对他那个时代的工业社会的把物的价值置 于人的价值之上的作法，以致于他认为必须摧毁把这一价值原则强加给工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至于晚年马克思其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显然这 一理论也是奠基在人道主义之上的。因此，L. J.宾克莱说：「西方世界并不把马克思首先看作一位经济学家或历史哲学家。我们越来越倾向于把马克思看作一 位道德家、或许甚至看作一位宗教道德家。」（61）悉尼．胡克说：「马克思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一位现世的人道主义者，并且是一位争取人类自由的战 士。」（62）我国学者顾准也持相同的观点。（63）
但是，一涉及到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其前期理论和其后期理论中的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分野乃至对立就明显地突显出来了。　
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同他一生思想中的总体倾向是相一致的，并且使其中的人道主义更加突显。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第一，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反对 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公社所有制的解体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在《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占有制〉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之所以极力反对印度和阿尔及利亚土 地公社所有制的解体，其主要理由就是土地公社所有制一旦解体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则会给人们带来灾难。所以，在《摘要》中，马克思像躲避瘟疫一 样躲避资本主义，像驱除瘟疫一样反对资本主义。他把原书中「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形成的地方」改为「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里」（64），─－这一改 动的意味是不言自明的；他在原书中「确立土地私有制是经济和社会领域内任何进步的必要条件」这句话旁加了一个批注：「在法国资产者看来」（65），─－这 一批注的用意同样是不言自明的。在《摘要》中，马克思对英国殖民者的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义愤到了极端的程度。原先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功臣即他前期所说的推动 「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从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在这里成了历史的「主要的罪人」；他把柯氏书中凡是「英国人」、「英国政府」和「英国官员」的词几 乎全部改成「英国狗」、「英国驴」和「英国笨蛋」，而在他评论的文字中就直呼「英国狗」、「英国笨蛋」。（66）这些难道还不能说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 记用以观察问题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顺便说一句，此时的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理智，到了完全凭感情用事的地步；对于在这种极端情绪化的情况下所提 出的理论人们应该持审慎的态度。　
第二，马克思晚年提出俄国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从人道主度出发的。马克思提出俄国跳越 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惟一理由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会造成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自然是残酷的、不人道的。为了使俄国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 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俄国应该跳过资本主义制度；只有跳过资本主义制度，俄国才「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67）很显 然，马克思在这里把人的尊严和价值放在第一位，认为把人的价值置于物的价值之上的原则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或社会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主要标准。依据以上两点， 我们说，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用以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是人道主义。　
那么，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理论用以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是什么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对英国的入侵对印度和中国社会所造成的破坏的态度就十分清楚了。马克思在论及英国的入侵对印度所造成的破坏时说：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
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
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
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
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
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
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
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
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衰；至于他们
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
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
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
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
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
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
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
曼和牡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
么糟蹋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
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
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
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
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
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
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68）
马克思认为，传统社会的瓦解意味着历史的进步，而历史进步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痛苦既然是历史进步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只要历史能够进步，只要人们 的幸福总量最后有所增加，这种痛苦的代价即使再大也是值得的。而对印度来说，与其遭受帖木儿的蹂躏，不如遭受不列颠的「蹂躏」（69），──因为这种「蹂 躏」是文明对野蛮的蹂躏。　
马克思曾以同样的态度评论了英国入侵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他在评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说：「英国的大炮破 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 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70）他在评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说：「新的英中战争的 形势极为复杂，使人不能预料它将有什么样的转变……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 帝国作垂死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71）　
此时的马克思对传统的中国社会的解体一点也不感到惋惜，相反，他 的态度是冷峻的。马克思认为，「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是「现代」战胜「陈腐」、文明战胜「半野蛮」的结果，（72）同时也是开 辟历史新纪元的预兆；而创造这一历史功绩的则是「英国的大炮」。　
从马克思对英国入侵印度和中国这些事件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 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用以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是历史主义。正是这种历史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不管的资本主义文明多么残酷，所有的东 方国家都毫无例外地要在资本主义文明的─－那怕是血与火的─－协迫之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前期的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和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也从人道主义的 角度进行了谴责，有时这种谴责甚至十分尖锐，但是，其前期东方社会理论的总的倾向是历史主义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自认为，我在这里 对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主义历史观和其后期东方社会理论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二元对立关系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但是，可能有些论者仍然会不同意我 的看法。为了顺便说服这些论者，有必要将马克思的前后两个时期的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观再作更深入的揭示。　
如同最能说明前后马克思的内 因决定论和外因决定论对立的例子是古代世界的商业发展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究竟在于「内部结构」还是在于「历史环境」一样，最能说明前后马克思的历 史主义和人道主义对立的例子是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究竟是造成了印度社会的进步，还是造成印度社会的退步。　
前期的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 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不列颠的统治所取得的「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统治下更加牢固和占地更广的政治统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英国人用宝 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 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 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从那些在英国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 着居民中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蒸汽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把印度的主要海港同东南海洋 上的港口联系了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 算缩短成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了」。（73）同时的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说，印度社会普遍存在 的手纺车和手织机是印度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得以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安置在郎卡郡，把织工安置在孟加拉国，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 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一次社会革 命」。（74）显然，马克思在这里用的是历史主义的尺度，因此他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促进了印度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同样无独有偶。马 克思晚年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又谈到了同一件事情。他在论证不能用西欧农村公社已经瓦解的经验来证明俄国的农村公社必然瓦解时说：「我所以注意这一论据，仅 仅因为它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的。至于譬如说东印度，那末，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 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75）　
天啊!我实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如此健忘。不过，究竟是真的健忘还是为了某种也许是善意的目的而故意自食其言、文过饰「非」，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作出这一结论的出发点，或者说在这里用以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是人道主义则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英国统治印度这同一件事情，前期的马克思作出了它促进印度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肯定性评价，后期的马克思作出了它不是使印度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 退」的否定性评价，难道还不能说明作为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的历史主义同作为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的人道主义的对立。　
在这里，我向马克思提出的第七个问题是：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究竟是历史主义还是人道主义?　
类似以上说明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同其后期东方社会理论对立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很多。比如，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虽然没有直接使 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但它已明确肯定了亚细业生产方式的三个要素（76）中的两个即土地国有和农村公社，这就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东方社会的落后 因素还是进步因素；再如，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比，东方的古代文明是更具优越性还是不具优越性，或者说是「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还是俄罗斯要用近 代欧洲的血液来更新，等等。但是，仅以上几个问题已足以说明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和马克思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从其具体内容到其哲学基础都是两种完全对 立的理论体系。　
　
三、余 论　　

根据常识，对于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完全对立的结论，其 中必有一真，也必有一假。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和其后期东方社会理论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肯定其中也是必有一真，又必有一假。那么， 究竟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呢?本来，理性的分析和逻辑的思考是判定真伪的很好的办法，但是，东方人偏偏不相信理性而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好吧，我 们就用实践来对马克思的前后对立的两种东方社会理论进行一番检验吧，好在实践对其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已经作出了结论。　
历史发展的规律或 历史发展的道路是双线的吗?俄国可以跳过「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历史发展双线论的最有力的证据。但是，俄国跳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吗?的确，它曾 经试着跳了一下，但是没有跳过，落到了谷底。现在，它又爬到了原来的出发点，「而今迈步从头越」了。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失败，使历史发展双线论失去 了最有力的支撑。　
俄国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吗?是的，它曾经试图这样做的。它曾经用70年的时间以惨重的代价 作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试验，但是，70年的实践证明，此路不通。所以它又继续沿着1861年所开辟的道路实行1917年前的制度。这一结果不幸被汤因比在 50多年前所言中。20世纪40年代，正当苏维埃政权处于鼎盛之时，汤氏在《历史研究》中说：「我们看见今天在俄罗斯正在举行拔河，一头是列宁的理想，另 一头是福特的办法，我们认为将来很可能是西方文明逐步战胜俄罗斯文明的怪论。」 （77）　
处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中的东方国家可以超越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进入更高一级的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社会吗?对此已经无须再作讨论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所有东方国家的历史的教训和改革的经验都对其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作为所有制原始形式的土地村社所有制没有解体的必然性吗?最近从俄罗斯传来消息，俄国通过了土地私有化法案，（78）确立了土地私有权制度，土地可以像普 通商品一样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买卖。至此，作为土地村社所有制在20世纪的变种的土地集体农庄所有制(以及国营农场所有制)在俄国已荡然无存。　
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被限定在西欧各国了吗?似乎没有。不仅《资本论》没有作出这种限定，而且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也没有被限定。它不仅早已在美洲、澳洲扎下了根，而且在亚洲、非洲的很多地方开花结果；上个世纪末，它又在东欧和俄国生根发芽。　
国际环境或曰外因是对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决定性因素吗?似乎不是。与马克思当年所处的国际环境相比，今天资本主义文明的程度显然是更高了，世界 各国之间的联系显然是更加紧密了，但是对于许多东方国家而言，它们不仅不能利用这种国际环境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甚至连资本主义的文明程度也不能达到，只能 实行封建主义的甚至农奴制的社会制度。这是为什么?因为它们的内部结构即内因没有发展到实行更高一级社会制度的程度，尽管这种国际环境会迫使它们缩短走向 更高一级社会制度的进程。　
在向近代化(对于东方国家来说是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即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所说的 第二大社会形态中，应该用人道主义作为衡量历史进步与否的尺度吗? （79）我们看到的似乎是这样一幅情景：在世界各地凡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地 方，人们似乎都是把物的价值看得比人的价值重要，在那里，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任务，人往往成了创造价值的手段。尽管道德家们一再呼唤人文关怀，但是广大民 众似乎并不理睬这种人道主义的道德说教，他们依然是我行我素。就俄罗斯而言，随着私有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两极分化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尽管这种 两极分化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极不公正的手段造成的，比如昨日的权贵摇身一变，一夜之间成为今日的资本家，但是俄罗斯人民还是默默地甚至带有几分喜悦地接受 了这样一种制度。　
……　
实践已经无情地作出了结论：马克思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正确理论，而他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则是被历史证伪了的错误理论。
以上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以后对马克思的两个东方社会理论所作出的评价。其实，就是在当时，恩格斯已对马克思的前后两期的东方社会理论作出了类似的评价。在马 克思逝世后的1894年，恩格斯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虽然在感情上很不情愿地但在理智上却十分现实地修正自己以前同 马克思晚年共同犯下的「错误」，继续沿着马克思前期的思想论述俄国社会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我们知道，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 文版序言》中说过俄国的农村公社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起点的话，现在他在这里写道：「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要的 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80）关于俄国的发展道路和农村公社的 命运，恩格斯写道：「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指1877年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引者注)以后的17年间，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 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根子的斧头」；「现在 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程度时重建俄国公社。」（81）依靠他的理性的思考和严密的逻辑，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甚至重新提出了 类似马克思前期理论的某些一般历史哲学的命题。恩格斯写道：「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 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82）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几乎原原本本地转述了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主要观 点，恩格斯虽然没有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直接的批评，但是从恩格斯的正面论述的观点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理解为恩格斯是在对马克思的晚年的错误进行「纠 偏」和「修正」，而对他的前期东方社会理论表示支持和重申。这一点也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所肯定。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E. 霍布斯保姆就曾 经涉猎过这一问题。他认为后期的马克思的观点「有点出人意料地倾向民粹派的观点……这个观点并没有遵循马克思较早时期历史思想的自然倾向，它没有被俄国的 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民粹派的论敌)所接受，也没有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总之，它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也许马克思在证明这个观点的理 论时所遇到的困难正反映了他的某种棘手感。这与恩格斯在几年后讨论同一论题的鲜明而光辉地恢复马克思主义基本传统─－以及恢复支持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83）　
哲人们的思考同实践的检验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传统即前期理论是「光辉」的，而他的后期的倾向于民粹派的理论则是暗淡的。
晚年的马克思之所以提出一个不同于前期东方社会理论的后期东方社会理论，显然是要对历史发展设计出两条道路来以供俄国人民选择。尽管其动机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样做有必要吗?在我看来，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无法选择的，不选择也许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历史有它的必由之路。

注 释：
①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同义语，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
②这种分歧在于，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至少在一部分国家或地区是实现了，否则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依据何在；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追求的共产主义根本没有实现，因为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共产主义运动只能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产生。
③⑤⑥⑦⑧ （16）（17）（18）（36）（37）（38）（46）（47）（56）（57）（59）（67）（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第447、268、129、451、130、431－432、444、435－436、431、431、451、447、129、444、 450－451、131、129、448页。
④参见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占有制〉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给维．伊．查苏利奇的覆信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⑨（54）（68）（70）（71）（72）（73）（7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83、67－68、3、21－22、26、70－71、6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11）（19）（55）（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231、171、81页。
（12）（13）（14）（28）（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1、8、192、193页。
（15）（30）（40）（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04、471、505页。
（20）（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14、61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33页。
（23） 指法国立宪会议于1789年8月20日通过的《人权和公民宣言》。─－原作者注
（24）指「全俄罗斯独裁者」。─－原编者注
（25）（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19、72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1页。
（31）（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891页。
（32）（33）（34）（35）（64）（65）（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290、304、300、323、315、293－298页。
（42）（5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373、371页。
（43）（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21－22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9页。
（48）（49）（5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842－843、784页。
（50）马克思在这里特地加了一个注释，告诉读者这里说的「以前」是指「《资本论》第1卷第7篇」，即「资本的积累过程」篇。
（51）（52）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41、43－44页。
（61）[美]L. 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0页。
（62）悉尼．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转引自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100页。
（63）参见《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681页。
（69）马克思说过：「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由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0－70页）帖木儿帝国是比土耳其、波斯、俄国文明程度更低的游牧民族，理由更加如此。
（76）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三个要素是：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
（77）[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上册，第258页。
（78）2002年6月2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允许买卖农用土地的法案，为俄国的土地私有化打开了大门。
（79）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出第二大社会形态，是因为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大社会形态中，人们的历史观并不一样。比如在农业社会即自然经济形 态中，人就是出发点，就是目的本身。换言之，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历史观应该是人道主义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
（80）（81）（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0、（506、507、504）、502页。
（83）[英]E. 霍布斯保姆：《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导言》，《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