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反对“权力产生腐败是谬论”观点

坚决反对“权力产生腐败是谬论”观点

1、       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就没有一切。在阶级社会，一切的斗争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为了经济利益，要获得和保护经济利益，必须有力量，必须握有权力，所以一切的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这样，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

2、       不可否认，政权在无产阶级手里，必为无产阶级服务；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必为资产阶级服务。政权在真正的共产党员手里，必为人民服务，必然廉洁，必然得民心，必然得天下，国家必然繁荣昌盛；在假共产党员手里，必为自己服务，必然腐败必然失民心，必然失天下，国家必然衰败贫弱。

3、       权力是物，其本身不会腐败或廉洁。权力需要人来掌握，是人的腐败或廉洁决定政权的腐败或廉洁，即人腐败则权力腐败，人廉洁则权力廉洁。权力是否腐败，决定因素是人！

4、  人的廉洁或腐败是怎样形成的，是先天固有，还是后天形成的？认为先天固有，就是唯心主义，认为后天形成，就是唯物主义。廉洁或腐败，都是一种思想。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是所处的客观环境决定的。这就是客观决定主观，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主观对客观，意识对存在，精神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如火车的惯性，即使不给动力，火车依然会前行一段路程。但根本上依然由“动力”决定，由客观、存在、物质决定。

5、       人的廉洁或腐败是否会发生改变呢？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廉洁是否向腐败发展，腐败向廉洁发展呢？也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人是否变成坏人，坏人会变成好人呢？如果能实事求是的说，就一定会承认廉洁可以变成腐败，腐败可以变成廉洁；一定会承认，好人可以变成坏人，坏人可以变成好人。认为事实就摆在那里，解放后，把“妓女”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把“日本战犯”的反动思想，改造成一心向善的人。在解放战争中，把很多国民党将领和军队改造成革命将领和解放军。而共产党员有的成了人民的敌人，如向忠发、张国焘、高岗、林彪等。

6、  人是由廉洁变成腐败容易，还是腐败变成廉洁容易呢？或者说好人变坏人容易，还是坏人变好人容易？或者说人学好容易，还是学坏容易？《国语·周语下》说得好，“从善如登，从恶是崩。”古人这句话也在十分明确的告诉我们：学好如登山，很难，山越高，登得越难；而学坏极易，象山崩塌，一瞬间就会毁掉。

7、  人为什么学坏容易，学好难？或者为自己服务容易，为别人服务难？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或者自私在人的本质中占据主导地位。不然怎么解释人类社会本来使人心向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走向了私有制？怎么解释“历史怪圈”——历代统治阶级都经历了由得民心向失民心转变，最后全部灭亡？怎么解释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开始时得民心夺得天下后，绝大多数都失去民心，导致社会主义垮台，复辟了资本主义？

8、       从根本上说，向善、廉洁是被逼迫的！为什么人类社会开始时是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人类本身的爱好，而是被逼迫的。因为大家不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关心、友善，就不能获得食物，从而导致每一个人都获得不到食物，以至死亡。后来生产力提高了，这种情况改变了，于是私有制便慢慢产生了。历代新兴的统治阶级为什么开始时都能得民心？能廉洁自律？是他们的爱好或同情人民吗？不是，是被逼迫的。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得不到人民的大力支持，就不可能将旧的统治阶级推翻，夺得政权；不能夺得政权就不能达到自己过上好生活的目的。毛主席为什么牺牲六位亲人，不顾一切的革命？是其天生的爱好吗？不是。完全是当时社会的黑暗，逼迫毛主席革命的！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忧患”逼迫人奋斗、发展；是“安乐”——逼迫没有了，于是萎靡死亡。就是“忧患”逼迫共产党要廉洁、要为人民服务，要带领人民起来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夺得政权；夺得政权后，“忧患”没了，只有“安乐”了，于是共产党由廉洁、为人民服务，向为自己服务，向腐败变化了，向失去民心变化了，向灭亡变化了。

9、  一个制度、事物、矛盾的性质由什么决定？是由占主导地位的方面决定。在国民党强大，共产党弱小时，中国的性质由国民党决定；当国民党弱小，共产党强大时，中国的性质由共产党决定。当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时，就是社会主义；当私有制占主导地位时，就是资本主义。当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里，绝不等于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也都是“公心”。只有人的“公心”思想占据人思想的主导地位时，社会主义里，人的思想才由公心决定。

10、   所以不能认为中国出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心为公、两袖清风、艰苦朴素、终日辛劳，至死没有私有财产留给亲属的领袖人物，出现了焦裕禄、王进喜、雷锋、吴桂贤、陈永贵、李素文、尉凤英式的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党员，就认为这样的思想占据中国人数的主导地位。实际是这样的人不断出现的同时，而更快、更多出现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人。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后就开始向人民的反面转化。李准在《这样的"条件和局势"必须铲除-读〈人妖之间〉所想的》　1979年10月17日　〈光明日报〉四版中说："大家知道，在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开始起义时能够身先士卒，与群众共患难，而一旦起义胜利，建立政权后，就要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成为新的封建帝王。今天的情况当然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但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传统观念和小农的政治影响仍然存在。你看，从宾县县委大院的变化上，人们不是还依稀可见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所走过的轨迹吗？那么黑龙江省宾县县委大院的变化是什么呢？文中说："在宾县县委大院土改后，头十年，群众像'走亲戚，串门子'一样进出；后来，院墙慢慢升高了，老百姓往里瞅瞅，'有点神秘感了，'到六十年代初，人们路过时闻到县委小灶食堂传出的肉香、油香就心里不是滋味了。""领导群众搞土改和群众共命运的某些干部进了县城大院，时间一久就和群众有了距离，被群众称为当官的。"
      　李　君如在《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一书中也说："毛泽东的稿费还曾用来退赔下面工作人员的多吃多占。60年代初，毛泽东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下去时，随便收礼物，多吃多占。毛泽东知道后，一面进行整顿，一面派人下去退赔。从天津开始，然后河南、山东、上海、杭州、江西、湖北、湖南，一路退赔过去，共退了两万多元。"这说明，在毛泽东身边就已出现这种渐渐走向脱离群众的事情，那么别人呢？到了70年代，不正之风已经形成，有的地方已开始泛滥。诸如"试吃"、"试穿"、"赴宴"，利用职权为子女安排安乐窝。致于收受别人的礼物，也有很大发展。李准在上文中说："比较多的人则虽未与王守信同流合污，却不同程度地收过王守信的礼物，与王守信搞过权力的交换……中共宾县常委，十一人中就有九个人接受过王守信的礼物，前前后后，在县委、地委和省级的领导干部中有上百人与王守信搞过权力交换。
      在农村、生产队长的工作作风也渐渐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带领社员，一起干活，到只检查社员的干活质量，到把活计安排完，把社员送到地里，然后回家睡觉或搞男女关系，到利益上通过搞生产队与生产队的交换，收入自己的腰包--即甲队长到乙队去弄利益，乙队长再到甲队去弄利益，会计、保管员也都有类似的事情。有的队长的妻子，也因自己的男人是队长而扬眉吐气，似高群众一头。
      在此基础上，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也明显地出现了。在解放初的1951年，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开展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企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有些国家机关和企业的工作人员进城以后，贪图享受，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犯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错误和罪行。在国家机关中查处一批贪污犯。国家机关干部中的贪污问题，大都与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有关。不法资本家用金钱贿赂等手段拉拢干部，使一些干部为其非法活动大开绿灯。
     上海有个不法资本家，是个腐蚀国家干部的老手。他专门设立一个"外勤部，"指使"外勤部长"对国家干部"投其所好，选其所要"先后行贿了二十多个机关的六十多个干部。抗美援朝时，有的不法资本家用腐烂的牛肉做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用坏鸡蛋做蛋粉，卖给志愿军，还有的不法资本家，竟用破烂的、带有大量病菌的 棉花做成"急救包"，卖给志愿军，使一些志愿军战士不该残废的残废了，不该牺牲的牺牲了。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处长李廷琳勾结私商和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将药品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回，投机倒  ，伪造发票，偷税报假帐，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六十多亿元旧币（折合新币约六十多万元），丛志丰对李廷琳大肆奉承、送礼、请客，甚至令其姨太太陪李跳舞，更为严重的是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他们都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的枪林弹雨中没有被敌人打垮，参加革命可以说是久经考验的。刘青山1931年入党，1932年在河北参加高阳蠡县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张子善1933年入党，1934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狱中参加绝食斗争，在生死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气概。他们都经受住了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但在革命胜利后，他们都没有经得住新的考验，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自认为"老子从小革命，现在革命成功了，也应该享受享受了，"因而生活奢侈腐败，蜕化变质。他们不顾群众死活，侵吞救济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剥削民工工资，吃喝挥霍，先后共获得旧币一万七十多亿元，（折合新币一百七十多万元）。他们的罪行被揭发出来以后，两人互相包庇，欺上压下打击迫害揭发问题的同志，最后被枪决。
      在这次三反五反运动中，毛主席连续发了300道"猎虎令"查出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一百二十多万人)，其中受到行政处分者23万人，受到人事处分者59812人，有6万党员受到党纪与行政处分。省委或相当于省委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干部的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干部3428人（选自《毛泽东教我们学用人》436页）。仅在北京的市属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其中财经、企业部门402名，公安部门占112名，共产党员占105名，老干部占79名。而江西有一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甚至有的党员干部勾结土匪杀人放火（同上260页）。
1960年，从温州市清查出来的人来看，腐败蜕化变质分子，往往都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或者在我们的内部找到代理人，间接地掌握经济实权。从温州市来看，大多数是掌管金钱物资的人，会计、出纳、保管员、营业员、采购员、总务人员占65%，据温州市南城区四百九十个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千元以上案例的分析，掌握一定政治权力的占17%（《关于新的剥削分子问题论文集》11页）"兰州市城关区社会福利加工厂一个采购员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三年，贪污贷款二万五千多元，相当于他同期工资收入的十一倍之多（摘自《关于新的剥削分子问题论文集》51页）。"
     1962年底-1963年初，全国各地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当时，在农村开展的是：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的运动，在城市开展的是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以及反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1963年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1965年初又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解决继续革命问题-即反腐败，避免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
      福州市一九六五年社教运动揭发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非法收入一千元至五千元的仅二百五十五人，而这次（1978）年"双打"运动中揭发出的已达到九百二十一人，增加了三点五倍；社教时五千六至万元的仅十三人，在"双打"运动中达到六十人，增加五点六倍；社教时万元以上的仅一人，而"双打"运动增加到十六人，增加了十五倍（同上169页）（《关于新的剥削分子问题论文集》）
     " 从我们调查分析的一百零两个典型案例来看，有六十七人（约占百分之六十六）是通过在分配领域进行贪污盗窃成为剥削分子，走上犯罪道路的。其中国家机关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干部和职工六十一人，占这类人员的百分之九十一。"同上58页。
     "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特点；利用管钱、管物的权利，贪污盗窃、敲诈、勒索，说明他们已经把职权变成了特权。"同上44页。他们把手中握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管理权变为垄断权、剥削权、压迫权。"（同上43页。）
     "根据省工商行、行政部门的材料统计，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两年间查处的非法牟利案件共一百三十多万件。在一九七七年查处的案件中，牟取暴利千元以上的大案有一千一百多件，万元以上的有一百三十九件"。(同上89页)
    仅据晋江市　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日　统计，在"一批双打"运动中，揭发出有问题的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为一万零五百一十五人。同上115页
      "据统计，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七年，上海市查获的生产资料投机倒把案件逐年有所增加，以一九七三年为一百，一九七四年一百三十二点一六，一九七五年，一百五十一点四，一九七六年一百六十三点四，一九七七年二百五十二点四七"。（同上230页）
从上述的资料和数据看，尽管毛主席一个“三反、五反”，接着一个“三反五反”，又是“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逼迫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依然不能从根本上阶级问题，即使在“文革”中，不为人民服务，为自己服务的人和现象依然越来越多。

毛主席搞“文革”的依据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越来越多的出现“到站了，我要下车了”、“当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的思想。要整治的就是不为人民服务，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决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如果按“苦竹”网友所说：“焦裕禄、王进喜、雷锋、吴桂贤、陈永贵、李素文、尉凤英式的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党员和干部不胜枚举。党对由于受剥削阶级思想侵蚀革命意志衰退追求腐败的极个别党员干部都进行了及时的思想清算和组织清理，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权的纯洁。毛泽东时代的政权不仅没有必然产生腐败而且是必然产生了廉洁。”“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人越来越多，为自己服务、向腐败发展的人越来越少，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多余吗？　　

实际是“文革”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什么“赞成得不多，反对得不少”？为什么毛主席要与马克思去探讨这一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没有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

11、   “一个国家遍发腐败的直接原因在于社会统治阶级的腐败，关键在于统治集团实质上纵容庇护腐败的思想政治路线。”这话不错，要防止腐败，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只能为防止腐败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正如毛主席所说“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但毛主席接着又说“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因为正确的路线，必须由人来执行；人要不执行其正确路线，在执行中走样，再正确的路线又有什么用？！所以如何让人执行其正确路线，才是正确路线得到贯彻执行的关键！“权力载荷腐败的用权观念就必然产生权力的腐败；权利载荷廉洁的用权观念就必然导致权力的廉洁。”这句话是说，观念腐败必然导致权力腐败；观念廉洁必然导致权力廉洁。但是如何才能使掌权者的观念廉洁而不腐败呢？也就是所以如何让人执行其正确路线，才是正确路线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的关键！　　

12、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从哲学中的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的规律寻找办法，还必须从“逼迫”、“忧患”才能发展进步的规律来解决。“逼迫”、“忧患”都是一种强迫，也就是监督。没有监督就没有进步是人类社会的总结。关于此，很多伟人、名人有过很多论述。（1）、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下进行工作”，这样能“可靠地防止他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2）、列宁说：强大的人民监督机制，能够彻底埋葬党和国家生活中的官僚腐败。（3）、毛泽东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陈毅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5）、孟德其鸠说：“一切有权利的人，都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权利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6）、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逊和宪法之父麦迪逊说：“没有人民的监督，政府便会蜕化变质。人民是自己政府唯一可靠的看守人。（7）、1993年《党风月报》第11期28页说：“失去制约的权利，必然走向反面。”（8）、1994年《党风月报》第5期18页说：“权利—监督=腐败。”（9）、1998年《党员特刊》第3期上说：“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10）、　2006年8月30日　《人民日报》上说：“没有监督，一切都是空话。”（11）、　2007年7月6日　《辽沈晚报》上说：“权力无制约，必须找陪舞者。”　　

13、谁来监督呢？人民——工、农、兵、学、商，主要是工人、农民！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自己工作；在政治上，人民更必须是主人，看着掌权者必须为人民服务，绝对不允许为自己服务，更不许“腐败”！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人民永远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永远无“腐败”的条件。一切掌权者不为人民服务，为自己服务，搞“腐败”，必然侵占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最有监督的积极性！人民如何监督呢？即在哪一个层面、哪一个单位的掌权者违背了人民的利益，也就是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自己服务了，那个层面、单位的人民就必须有绝对的权力将其撤换掉，让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走上领导岗位。现在虽然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领导是公仆——人民的公共奴仆”，但实际人民是奴仆，领导是主人。什么事，都要逐级上访，直到中央。谁是奴仆，谁是主人，不是很清楚吗？如果人民是主人，各级领导是奴仆，就应该哪里出问题，领导就应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那里，从中央到各级领导都如此。凡是导致出问题的领导和处理不当所涉及的各级领导，都必须得到严厉处理，直至撤职。彻底铲除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自己服务的事情发生！即人民监督领导——领导才能正确执行正确路线——正确路线才能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所以人民如何能真正握有监督权和绝对的处理权，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也有监督，如多党制的监督，允许工人罢工等，但是私有制是为了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它不可能让人民有真正的监督权，更不用说处理权，所以就不可能铲除腐败。只有公有制，只有人民真正有监督权和处理权，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才能解决资本主义本身无法解决抑制、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一切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复辟问题，把社会主义建设好，以最快的速度向共产主义迈进！　　

14、虽然“腐败”的领域和方面很多，但最主要、最根本、最能决定一切的是“权力腐败”！只要权力不腐败，其他方面的腐败都成不了气候，都会走向消亡。　　

15、综上所述，“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正确的，绝不是谬论！““权力产生腐败”的观点，也绝对不是当今的权力“精英”“极力地宣扬的”，更不会“作为启蒙的旗帜到处挥舞”的。持“权力产生腐败”是谬论的恰恰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监督，不让监督，才抛出这一观点。至于“资改派”要借此为复辟资本主义张目，倒是我们要警惕、注意的！但不能就此认为“权力产生腐败”的观点是正确的。对此，我们必须分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监督的区别，资本主义的监督只能有利于资本家，与人民的利益没有什么关系，也解决不了腐败问题；只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监督，才能成为人民的监督，才能最对人民有利，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附“苦竹”网友文章。　　

“权力产生腐败”是谬论　　

权力：即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　　

腐败：泛指思想糜烂，行为堕落，机制、制度败坏。　　

当今的“精英”极力地宣扬“权力产生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则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这一浅薄粗陋的谬论乃至成了主流论调，作为启蒙的旗帜到处挥舞，让人嗤之以鼻。腐败果真是权力产生的吗?　　

权力本身无论是在政治强势还是在具有支配能力的意义上说都不是腐败，也不具备产生腐败的必然性。权力只有被腐朽的统治思想支配，被思想道德败坏的人员执掌，才会必然产生腐败，权力无非是谋取腐败的便利工具和有效手段。权力载荷腐败的用权观念就必然产生权力的腐败；权利载荷廉洁的用权观念就必然导致权力的廉洁；追求腐败但又没有权力地位的人同样可以利用种种机会和手段谋取腐败。金钱、美色、暴力、诡计、谎言乃至特长都可以成为谋取腐败的工具。　　

其实腐败的深层根源是私有制、私有观念。私有制私有观念诱导、强化、激励着人们骄奢淫逸、自私贪婪的腐败欲望，并为之利令智昏、如蝇逐臭般的追求。一个人追求腐败的直接原因在于其腐败的人生观、价值观。一个国家遍发腐败的直接原因在于社会统治阶级的腐败，关键在于统治集团实质上纵容庇护腐败的思想政治路线。当着一个社会遍发卑鄙龌龊的行为时，定是统治思想低劣。若不改变低劣的统治思想，单靠个别统治者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个人人格力量的影响和带动，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腐败。　　

真共产党追求的是立党为公，同私有制私有观念决裂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共夺取政权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党和绝大多数党员及干部廉洁奉公、勤奋工作、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自觉地抵制腐败侵蚀，受到全国人民真心地拥戴和敬重。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一心为公、两袖清风、艰苦朴素、终日辛劳，至死没有私有财产留给亲属，受到全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崇拜。焦裕禄、王进喜、雷锋、吴桂贤、陈永贵、李素文、尉凤英式的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党员和干部不胜枚举。党对由于受剥削阶级思想侵蚀革命意志衰退追求腐败的极个别党员干部都进行了及时的思想清算和组织清理，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权的纯洁。毛泽东时代的政权不仅没有必然产生腐败而且是必然产生了廉洁。　　

即使在本质上腐败或必然走向腐败的中外剥削阶级统治史中，为了顺应历史潮流确立自身的统治，为了挽救统治危机维护长治久安，也曾出现过新兴、中兴的统治政权依靠法纪的震慑，于短时内在一定程度上收敛和抑制了腐败以谋取生存和进取。由于多元历史文化的影响也曾出现过相对廉洁的统治人物和官吏。　　

历史事实胜于雄辩，权力并不必然产生腐败，腐败也并非是由权力本身产生的。“精英”们故意无视或歪曲这些历史事实，散布权力产生腐败谬论的目的无非是：（一）既然腐败是权力产生的，那么，谁当权谁就必然腐败，腐败合情合理，概莫能外。掩盖腐败者的罪恶和责任。（二）既然当今社会不能有效地制约权力腐败，那么就有必要实行西方的“多党竟政、三权分立”政治制约机制，用私产党、资本主义取代共产党、社会主义，让资产阶级光明正大地成为社会统治阶级。　　

为了防范权力腐败，对权力的运用加以严肃的制约是完全必要的。制约权力腐败的实质是防范和制止统治思想理论、执政的思想政治路线违背或偏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防范和制止具有腐败思想观念的人执掌权力。而这些只有共产党、社会主义才能做到，私产党、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做到。试问，包括当今的资本主义在内，哪个剥削阶级国家不腐败？不过与当代中国有腐败程度上的区别罢了。　　

由于剥削阶级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依靠私有制利益立足生存、驱动发展的，它只具备滋生腐败的社会土壤和滞后制裁某些形式的腐败的法纪手段。由于阶级的狭隘局限，它从来就没有从根本制约权力腐败的有效思想武器和自觉的群众基础。所以西方国家对权力腐败的制约往往停留在权力外在的监督层面上。一条首要为资本集团等重点纳税人服务的执政思想政治路线；一套依靠金钱进行竞选和招聘的政权执掌队伍；掌权队伍无法具备的大公无私自觉抵制腐败的主观能动作用；面对被腐败先天污染的权力，单纯依赖“客观制约机制”对权力腐败进行外在的围追堵截和滞后的查处，这种被动的办法不会从根本上制约腐败。　　

毛泽东时代国家权力的拒腐防变具有辉煌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持续深入的破私立公、灭资兴无、斗私批修、防微杜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公仆的思想革命化教育，保障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统治思想和用权的思想原则。（二）从有实践经验和业绩的优秀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基层组织和群众推荐干部；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份子知识化；大兴读书学习之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吐故纳新等项制度及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从组织上基本保障了干部队伍的优秀来源和健康成长。（三）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党组织、党员，政权、干部的民主权利和制度成为腐败无法逾越的阻碍。（四）严明的法纪，严厉的制裁，保证了对腐败者的及时查处。　　

上述这些措施将上、下，表、里，主、客观，党、干、群，思想、政治、组织，防、制，深刻的、彻底的、有机的融为一体，促使新中国政治廉洁清明，与腐败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