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决定了其说教的荒谬性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决定了其说教的荒谬性　　

       探索者　　

内容：一、孔孟对尧舜文武之道论述的罗列（读者可以暂且不看，以后作为研究索引资料）；　　

   二、孔孟对尧舜文武之道杜撰的荒谬（希望读者仔细看看这一部分，特别是后面的综上所述）　　

中国古人在实际生活中，体会、感悟、认识到：每一事物都有其特定的途径、规则，如能得之、把握之、遵循之才能把其办好。对事物的这特定的途径、规则，古人就称之为该事物的“道”。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7·1》）　　

孔子自称对古代传统宗法文化，衷心喜好虔诚信仰；只对其传述、宣传，绝不提出新见解。因此准确地说孔子学说是一种传述学说，一种依附学说，而绝非一种独立的原创学说或创新学说。独立的原创或新创学说是诞生、创造新“道”的，而传述、依附的学说，则只能是继承、固守、宏扬旧“道”。孔子传述的“道”就是复辟奴隶主贵族天堂之路。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8·18》）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8·19》）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8·20》）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8·21》）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3·14》）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30》）　　

“尧舜”是相传中国远古的“让而帝”（《庄子·秋水》）原始公社社会末期的两个所谓圣帝——部落首领，“文武”是“争而王”（同上）的中国最后一个奴隶社会周王朝的兴起之君和开国之君，“周”是“监于”夏商“二代”的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而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是“让而绝”（同上）的中国奴隶社会走向衰亡，封建社会即将诞生的时代。不仅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不同于周的鼎盛时代，而且周的鼎盛时代更不同于尧舜时代；尧舜是尚无明显阶级划分的原始公社社会末期时代，而文武已经是有着显明的阶级划分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不但要生拉硬扯地把“尧舜”和“文武”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搅和在一起，而且还企图以此挽救周王朝的衰亡，阻挡历史车轮前进并把其拉向后转。“尧舜”与“文武”代表着的是两种完全不同且对立的意识形态。如果要“祖述尧舜”，那就不能“宪章文武”，反者亦然。把两种绝然不同、相反的、已经过时了、无用了的“尧舜之道”、“文武之道”硬捏在一起，死灰重燃，而采取了杜撰、捏造其中的统一、活力，这就注定了孔子之说必然是矛盾重重，难圆其说。尧舜—文武之道在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皆已经过时，而需要诞生新道。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所“信而好”，所“述”之“古”，就是周王朝残酷种族奴隶社会之等级制度和宗法文化；所“从”之“道”，就是周王朝残酷种族奴隶社会之等级制度和宗法之“道”。而这种“道”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就早已经衰亡，需要诞生、创造新的社会之“道”；孔子不是去创造新“道”，而是死守早已衰亡，并必将灭亡的奴隶社会之旧“道”，妄图把已经发展了的社会拉回重新塞入旧“道”。可见孔子所行的社会之“道”在当时是“非道”，反社会发展、反人类进步之“道”也。　　

请读者耐住性子，看看孔孟对于“尧舜文武”及其“道”都有哪些“宝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知道孔孟之道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就得首先看看孔孟的这些立说的基础和武器。尽管需“耐住性子”，但却并没有“入虎穴”那样有生命之忧，然而得到的却不仅仅是个“虎子”，而是被封建帝王封之为“圣人”、“亚圣人”的真面和灵魂。　　

一、   孔孟对尧舜文武之道论述的罗列　　

在《四书》中，孔孟直接引用尧舜文武的原话很少，并且大都无出处，往往是在自己大篇议论中，偶尔随时信口发药，夹带着说上一句半句所谓尧舜文武的言行。让人不知是真是假。所谓的“尧舜文武之道”，只是一些零碎的破烂。为了避免遗漏和不失原意，笔者干脆把《四书》中，凡有尧舜文武言行者尽量统统挑出来，全文罗列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30》）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14·38》）　　

孟子曰：“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3·2》）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者？”（《孟子·尽心下·14·34》）　　

《中庸》作者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说：孔子是尧舜、文武学说的继承者。而自称其“所愿，则学孔子也”，“在”其“者，皆古之制也”。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大学·10》）　　

孔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6》）　　

孔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17》）　　

孔子曰：“无忧者，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中庸·18》）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视死如事生，视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社郊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19》）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3·14》）　　

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3·25》）　　

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7·5》）　　

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8·18》）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谁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大学·3》）　　

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8·19》）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8·20》）　　

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8·21》）　　

孔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9·5》）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15·1》）　　

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15·5》）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19·22》）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论语·尧曰·20·1》）　　

孟子见梁惠王。王位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1·2》)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尧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孟子·梁惠王下·2·2》）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有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苟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之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2·3》）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2·5》）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2·8》）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2·10》）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官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也；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3·1》）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率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故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3·2》)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3·3》）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3·8》）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于夫礼若不相似然。”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公孙丑下·4·2》）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滕文公上·5·1》）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滕文公上·5·4》）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xiǎng），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6·5》）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者，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6·9》）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7·1》）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7·2》）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7·13》）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离娄上·7·26》）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离娄上·7·28》）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时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8·1》）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8·19》）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孟子·离娄下·8·28》）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孟子·离娄下·8·29》）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mín）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9·1》）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yǔ）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孟子·万章上·9·2》）　　

万章闻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huān）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gǔn）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9·3》）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率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螋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孟子·万章上·9·4》）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之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9·5》）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也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9·6》）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孟子·万章上·9·7》）　　

万章问曰：“敢问友。”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也。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富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下·10·3》）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11·6》）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勃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11·7》）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chú），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馀师。”（《孟子·告子下·12·2》）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下·12·10》）　　

孟子曰：“舜发于畋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12·15》）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13·16》）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孟子·尽心上·13·22》）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13·25》）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13·30》）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13·35》）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孟子·尽心上·13·46》）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14·3》）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孟子·尽心下·14·4》）　　

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尽心下·14·6》）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尽心下·14·33》）　　

以上，几乎罗列了在《四书》中的关于尧舜文武评述“连汤加水”之全部。当卫公孙朝问孔子之徒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所学亦就是“文武之道”；孔子亦自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为“周”是“当朝”，是“竿子”，故“吾从周”也。“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以文王之道的继承者自居；而人称孟子则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亦自称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而由上罗列诸段可知所谓“尧舜文武之道”，不外乎“仁”、“义”、“礼”、“乐”、“祭祀”，中庸之道、天命道德等。　　

二、   孔孟对尧舜文武之道杜撰的荒谬　　

孔孟掩饰矛盾、捏造历史，决定了“孔孟之道”的自相矛盾和虚伪、欺骗性。　　

说虞舜与周文王“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时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则对；而说其“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则错。前者是“让而帝”(《庄子·秋水》)的原始公社社会末期氏族首领，后者是“争而王”（同上）的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大奴隶主头子，其生活的时代、社会制度和其政治主张、治世之道根本不同。孔子称舜的治理是“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15·5》），称文王是“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韩非子·难二》）。而“仁”政与“无为而治”大相径庭，相距十万八千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把“无为而治”等同于“仁政”是一个绝对的错误。对此，由“无为而治”的鼓吹者老子和庄子对“仁政”的批判就可知道。并且由老子对“仁政”的批判还可知，早在孔子之前，鼓吹“仁政”就已经成为一种势力，而那时孔子还是一个小人物，或还没出生或没成气候。这说明鼓吹“仁政”也并非是孔子的新创造，而只是他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根据“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12·1》），“仁哉文王”，就纯属胡说八道。文王要“仁”就得“克己复礼”，去“爱”纣，而文王是犯上作乱！无论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还是孟子的“舜”、“文王”“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皆是牵强附会。　　

在孔、孟的说教中，由尧、舜、禹，经汤，至文王、武王、周公似乎都是一样的“至仁”、“至德”、“至乐”、“至孝”，一样的“祭祀”，一样的“天命道德”……，其实并非如此，其中的巨大差异、矛盾，皆被孔、孟掩盖了，甚至随意、肆意捏造。因此实际上，在孔、孟之说中的尧舜文武，是一些被捏造的古“圣人”；尧舜文武之道，涂有尧舜彩色的文武之道的破烂，是一些被孔孟杜撰的胡诌。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mín）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9·1》）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13·16》）　　

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15·5》）　　

“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然而，尽管“《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舜因“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而“不忧”，“不告而娶”，乃实逆于其父母也。《孟子·滕文公下·6·3》：“［孟子］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既然舜“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帝（尧）亦知告焉不得妻也”，而且“君子以为犹告也”，这就使“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成为放屁！而让“帝（尧）之妻舜而不告”成为笑柄，令舜“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何以“告则不得”，“如告则废”，“是以不告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放屁！《史记·五帝本纪》：“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既然如此，舜何不就死以“顺于父母”，“解”其父母之“忧”，而屡屡逃脱也？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何以“闻一善言，见一善行”？“闻一善言，见一善行”？何以“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此说如同神话。孟子不仅是在杜撰历史，也是在杜撰一个舜。　　

孔子称“尧、舜率天下以仁”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老子·第三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孔子用“无为而治”来标榜、美化其“仁”、“礼”之治。孔子所主张的“仁”、“礼”之治与老子所主张的“无为”之治南辕北辙，根本不是一会事。孔子生拉硬扯往上贴，除了要给自己脸上贴金，就是有意欺骗。孔子把舜称作“无为而治者”，说舜仅仅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只是“恭己正南面而已”吗？绝对不是！他巡四方，除鲧、共工、驩兜和三苗“四凶”等等，忙得很！据说舜就是死于南巡途中，而不是死在“恭己正南面而已”之中！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huān）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gǔn）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孟子·万章上·9·3》）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13·35》）　　

大圣天子舜，“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包庇杀人犯父亲，弃天下不顾而逃。而孟子称之，实乃把丑恶当俊美，把罪恶当功德也。　　

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8·21》）　　

禹视祭祀“鬼神”比吃饭穿衣还重要。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6·5》）　　

由此段孟子所讲的关于商汤伐葛之事，实际上是狼要吃小羊，绝非什么“正义”之战、“救民于水火之中”。人家“葛伯放而不祀”，与你汤有何关系？至于“使人问之……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犹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是汤以己所欲，强暴于人。霸道得很。这就是孟子的“王道”。既然“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焉有“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更不会有“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之事。商汤伐葛，犹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诡称其一名士兵在中国的卢沟桥进行军事演习时失踪，而发动侵华战争。孟子对此称“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则完全是强奸民意，捏造历史，胡说八道。　　

孔子曰：“无忧者，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中庸·18》）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视死如事生，视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社郊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19》）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有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苟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之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2·3》）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2·8》）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3·3》）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孟子·尽心上·13·22》）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9·6》）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14·3》）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孟子·尽心下·14·4》）　　

在周文王的奴隶制下，焉会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这完全是孟子对文王的杜撰和对历史的捏造。“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这又是孟子在杜撰文王，捏造历史。“文王之民”中不仅有“冻馁之老者”，也有“冻馁之”幼、青、壮、“者”。其实，仅为其殉葬者就不知有多少！《墨子·节葬下》：“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要知道“杀殉”是“周礼”，“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孔子虽对商汤、周武王稍有微词，《论语·八佾·3·25》“［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但孟子却无。为了树立商汤、周武王的“仁者”形象，当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齐宣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对于商汤诛桀、武王诛纣的看法，孟子与孔子不同。孟子认为理所当然。但是孟子对齐宣王之问，并没有明确地直截了当地回答，而是作了一个文字游戏。一个“君”之纣、一个“一夫”之纣，周武王“杀”的只是“一夫”之纣，而回避回答“弑”“君”之纣的问题。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犹如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实际上，“君”之纣与“一夫”之纣是同一个纣，武王杀“一夫”之纣亦就是“弑”“君”之纣。［民国］李宗吾说：“儒家的学说，以仁义为立足点，定下一条公例，‘行仁义者昌，不行仁义者亡’，古今成败，能合这个公例的，就引来做证据，不合这个公例的，就置之不论。举个例来说：太史公殷本记说：‘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周本记说：‘西伯昌阴行善’，连下两个阴字，其作用就可想见了。齐世家更直截了当地说：‘周西伯昌脱羑（ｙǒｕ)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可见文王之行道义，明明是一种权术，何尝是实心为民，儒家见文王成了功，就把他推尊得不得了。徐偃王行仁义，汉东诸侯、朝者三十六国，荆文王恶其害己也，举兵灭之，这是行仁义失败了的，儒家就绝口不提。他的论调，完全与乡间讲因果报应的一样，见人富贵，就说他积得有阴德，见人触电死了，就说他忤（wǔ）逆不孝，惟其本心，固是劝人为善，其实真正的道理，并不是那样。”（《黑厚学·我对圣人之怀疑》）　　

什么“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有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实其前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欲之”（《老子·第三十六章》）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伎俩，其后是商汤借口挑起战祸而灭葛，文王借口挑起战祸灭昆夷，太王的发达和后继者的灭獯鬻。　　

什么“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楚辞·天问》：“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说西伯受赐梅伯醢，曾向帝纣表忠心。为何又亲求上帝，惩罚殷命于无救？《吕氏春秋·行论》：“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fǔ）之，以礼诸侯于庙。文王涕而咨之。纣恐其畔，欲杀文王而灭周。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纣乃赦之。天下闻之，以文王畏上而哀下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yù）怀多福。’”周文王在力量相对较纣尚小时，大耍两面派：一方面，他当面向暴纣献忠心；另一方面，他背后又祈祷上天灭纣，积极积聚力量。一旦羽翼丰满，就借口兴师讨灭取而代之。“以大事小者”，“以小事大者”，皆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也；“乐天”、“畏天”之说，实属孟子故意美化商汤、文武而杜撰历史也。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为了把周武王由一个勇武善战武功赫赫的“勇者”重铸成一个不战而取人之天下的“仁者”，孟子不是根据历史记载去评价塑造历史人物，而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想象去杜撰和篡改历史，以使其适合自己的谬说。《武成》是《尚书》中的一篇，其意“武”，周武王灭商的武功；“成”，成就。《武成》篇所述的是周武王伐纣武功大成时的重要政事。由《武成》之所能写、所写，以及所能流传至今等诸多情况来看，说明是武王之人的记载。以“血之流杵”来记载，说明当时周武王伐纣战争场面之浩大，争战之惨烈，死伤之众多，从而也展示了武王的战功赫赫，有什么不可“信”！　　

什么“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周武王伐殷仅用“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吗？《史记·周本纪》：“周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尊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周武王的“甲士四万五千人”，则全被孟子贪污了，只剩下了“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而且这还仅仅是周武王起兵伐纣之时的情况。什么“若崩厥角稽首”，百姓为之皆伏地稽首，叩头之声，如山崩地裂之响！？如山崩地裂之响的叩头之声，需要多少百姓？！如此众多的百姓不及周武王的“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只会或匍匐在纣王的脚下任其蹂躏，或伏地于周武王的脚下“若崩厥角稽首”而已，真是一群可怜虫!在孟子那里，人民群众在灭纣，改天换地、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的决定性力量和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不见了，只剩下了英雄“武王”创造历史的谬说！何至于此，只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神话了！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纯属多余!在历史上，哪里有“文王一怒而安天下”？胡诌乱扯！　　

什么“‘我善布战阵，善兵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周武王的“南面而征，……东面而征”，非“战”？是“战”也！无需“善陈”？无需“善战”？既需“善陈”，也需“善战”也！“大罪也”？非也，大功也！“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何也？武王“为陈”、“为战”，“伐纣”也！既然“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何需周武王的“南面而征，……东面而征”？甚至于周武王的“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也都是多余的！《论语·卫灵公·15·1》：“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问“战阵”，孔子因“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只好“明日”滚蛋！　　

［民国］李宗吾说：“太王实始翦商，王季文王继之，孔子称武王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其实与司马炎，缵懿师昭之绪何异，所异者，一个生在孔子前，得了世世圣人之名，一个生在孔子后，得了世世逆臣之名。后人见圣人做了不道德之事，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到了证据确鉴，无从开脱的时候，就说以上事迹，出于后人附会，这个例子是孟子开的，他说：以至仁伐至不仁，断不会流血的事，就断定楚成王血流漂忤那句话是假的，我们从殷民三叛，多方大诰，那些文字看来，可知伐纣之时，血流漂忤不假，只怕‘以至仁伐至不仁’那句话有点假。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而天下之恶皆归焉。’我也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显居上流，而天下之美皆归焉。’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败，把上流二字改作成功，更觉确切。”（《黑厚学·我对圣人之怀疑》）“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一是“其血之流杵”有假，另是“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不真！看来，倒是“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不真。　　

鲁迅说：“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了，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不错，中国也有过讴歌了元和清的人们，但那是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如果给与一个暗示，说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使人们来讴歌。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是讴歌三民主义的。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的缘故。汉的高祖，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说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对的。至于周的武王，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时的民众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确曾大大地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然而，看起别的记载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的特产和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孟子生于周季，所以以谈霸道为羞，倘使生于今日，则跟着人类的智识范围的展开，怕要羞谈王道的罢。”（《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二）关于中国的王道》）　　

［公孙丑］问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3·2》）。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孟子·万章上·9·7》）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恻，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厚。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万章下·10·1》）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mián）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行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告子下·12·6》）　　

孟子“彼一时”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此一时”又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二者南辕而北辙，风马牛不相及。实是“伊尹以割烹要汤”。《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yìng）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至于王道。”《楚辞·惜往日》：“伊尹烹于庖厨。”说伊尹曾为有莘氏媵（yìng）臣入商，在庖厨为役，开始汤用为“小臣”，后任以国政。辅佐汤伐桀灭夏，建立商朝。汤死后历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其侄太甲当立，他篡位自立，放逐太甲。七年后，太甲潜回，把其杀死。一说太甲即位，破坏商汤法制，不理国政，被他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死于沃丁时。《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yǒu）里，散宜生、闳（hóng）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盖往矣。’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太公“以渔钓奸周西伯”，与“散宜生、闳（hóng）夭素”“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不是“枉己而正人者也”，甚至于“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吗？这不是伊尹“以割烹”“要汤”；太公以“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要”周吗？孟子的“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并没有回答淳于髡的“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之问，是所答非所问，有意搪塞。　　

孟子“此一时”，称“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圣之清者也”；“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厚”，“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彼一时”，又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3·9》）孟子鼓动其三寸簧舌，胡说八道，毫无定论，毫无操守。　　

伯夷，是商末孤竹国君的长子，据说因与其弟叔齐互让君位，而在古史上被传为“佳话”。武王伐纣，他拦马谏阻，周灭纣后，他拒食周粟而隐居首阳山饿死。孔孟称其为“圣人”。周武王，孔孟称其行“仁义”，“救天下于水火之中”的“圣王”。“圣人”宁愿饿死，也不食行“仁义”，“救天下于水火之中”的“圣王”之食，可谓天大的笑话。　　

孔子自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8·13》），哪里安全、有利、有大利就到哪里，并以此决定其“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这就是孔子所自诩的“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18·8》）。《论语·卫灵公·15·1》：“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孔子真相大白，在齐呆不下去了，若再呆下去那是自找难堪。据说当时孔子在齐已得知有人欲加害他，故偷偷匆匆地离开齐国。孔子“之去齐”，能不“接淅而行”嘛！他不“接淅而行”行嘛！《论衡·讲瑞》：“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孟子·告子下·12·6》：“（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孔子当时在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正踌躇满志，考虑因“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是否值得，犹豫不决，当然他“去鲁，曰：‘迟迟吾行也’”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孔子再无象在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专横跋扈的机会了。孔子绝不是因爱“父母国”，“为去父母国之道也”而“迟迟吾行也”！《论语·微子·18·2》：“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以此，对孔子可看得很清楚，他既不爱“父母国”，也不以“直道事人”，否则他“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也是这种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吴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您看，孟子“道既通”，就依然离开“父母国”，而“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当孟子“去父母国”“鲁”而“游事齐”时，并没有“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反倒孟子在“退”去齐而归“父母国”“鲁”时，是“三宿而后出昼”（《孟子·公孙丑下·4·12》）！再看，《孟子·离娄上·7·13》：“孟子曰：‘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游事”诸侯，就是鼓动诸侯起来造反，取代周王朝；鼓动兼并，制造侵略战争！其侵略、兼并的对象当然也包裹着孟子的“父母国”！孟子爱其“父母国”吗！非也！《论语·子罕·9·31》：“‘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孔子“去父母之国”也，笔者曰：孔子“未之爱也”，否则“夫何去之有”？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好一个“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在此，孟子又在以其三寸不烂之舌为孔子搪塞开脱，“隐”、“讳”其丑矣！孔子不是自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2·1》）吗？“微罪”，也是“罪”、“非礼”；明知是“罪”，“非礼”，仍要“欲以”为之，那是“罪”上加“罪”，“非礼”加“非礼”也。好一个“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在孟子的笔下,所留下的只是“君子”的“善”事，其“恶”事皆被“隐”、“讳”去了，或把“恶”说成“善”。这就是舜的“抑恶而扬善”（《中庸·6》），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儒者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这是孔孟儒家的一大特长！孟子的“告则不得”，“如告则废”，“是以不告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和“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不仅在于“隐”、“讳”“君子”的丑恶，还在于给“君子”的丑恶涂上一层美色！　　

历史和历史人物在孔孟儒者那里，犹橡皮泥，为其谬说的需要任其捏造。所谓“孔子，圣之时者也”，现在看来有两个含义：其一，孔子是一个“变色龙”式的人物，毫无操守；其二，儒家把他当作“橡皮泥”，根据需要任意美化。因孔孟其说无史实作基础，乃虚构而成，故必然荒谬百出。　　

孟子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明］李贽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原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说以止于孟子，仆方痛憾其非夫”（《焚书·卷一》）。［民国］李宗吾说：“因果之弊，流为拳匪，圣人之弊，使真理不能出现。”（《我对圣人之怀疑》）《论语·泰伯·8·13》：“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宪问·14·1》：“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孔子自诩是“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者，其实是“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者。其中对孔子的吹捧，皆不摸边际！孟子把孔子的“内讼”、“自省”发展成“养性”、“寡欲”、“养浩然之气”，到传说由战国末期的儒生所撰《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的“穷理”、“心学”脱离实践的唯心主义修养经，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作为训练子弟和文臣武将的基本途径。［宋］陈亮指出：如果大家不干事，天天空谈“尽心知性”，“学道爱人”，就会使社会“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运干序》）　　

既然“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孟子·离娄上·7·2》）由此看来，统治阶级的孝子贤孙所要具备之“美德”之一就是要能为其先辈“抑恶而扬善”。然而，为其“抑恶而扬善”，也只能徒劳。孔孟道德因果关系的说教实际上是欺骗愚弄被统治阶级的胡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孔子当时早已是子继父王的时代，如果要“皆法尧舜”，那么就要恢复到“让而帝”的时代。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个“皆”也就使其成了胡说。例如，孟子对“让而绝”的燕王哙就深恶痛绝，称其“今燕虐其民”（《孟子·梁惠王下·2·11》)，而把因此齐伐燕比作周武王伐纣。《孟子·梁惠王下·2·10》：“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孟子对曰：‘……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鲁迅说：“往昔的我家，曾有一个老仆妇，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她说——‘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菠菜吃，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菠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菠菜，另外起一个名字，叫作‘红嘴绿鹦哥’。……这样的连愚妇看起来，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所以随便杀人，正是非备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须侍奉呢？可又觉得有些危险了，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其实利用了他的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和我那老仆妇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过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闹起来了。你对他说‘天’么，他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岂但不仰体上天之意而已，还逆天，背天，‘射天’，简直将国家闹完，使靠天吃饭的圣贤君子们，哭不得，也笑不得。于是乎他们只好去着书立说，将他骂一通，豫计百年之后，即身殁之后，大行于时，自以为这就了不得。但那些书上，至多就止记着‘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谈皇帝》）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中庸·27》）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处处罗网，遍地陷阱。时人举步为艰，动辄违礼犯法，何颂“优优大哉”！“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对于前者，“为下”者毫无力量保障其兑现，是一张空头支票；对于后者，“居上”者有强大的暴力作为后盾，有绝对的保障。“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实际上，只“其默”亦不“足以容”，还得不吃不喝，饮食西北风能活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是成语“明哲保身”的来源。孔孟一方面鼓吹“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另一方面又鼓吹“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15·9》）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6·2》）。其实是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途。前者对己，后者对人。“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孔子吹的如此伟大的让人害怕的“圣人之道”——“道中庸”，原来其作用只不过是“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已，实在渺小得可怜，不过是教人看风使舵、投机取巧、明哲保身之道。此外，既然“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9》），那么“道中庸”，就不可能“极高明”。像这样一些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狗屁文章，也竟然称之为“经”！真令人费解！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孟子·离娄下·8·29》）　　

既然“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而“颜子当乱世”，乃“天下”遍“溺者”，“天下”遍“饥者”，颜子不“思”，“天下”“人不堪其忧”，而“颜子不改其乐”，何以谓“禹、稷、颜回同道”？“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是“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吗？既然“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是“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那么何以有“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18·6》）？何以有“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18·7》）？何以有“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4·13》）？何以有“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离娄上·7·17》）？颜子“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庄子·让王》），并非以其“援”“天下之溺”矣！孔孟师徒皆“惑也”！其更惑者是要救一个命该死亡的万恶奴隶主贵族独裁专制的东周王朝！“周虽归邦，其命维新。”这是文武之道中值得称道的正确者。这是一盆脏水中的婴儿。尽管孔孟以文武之道的继承者自诩，然而所继承的是其谬误，而不是其正确。对于文武之道的这正确的一点，孔孟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孔孟救周王朝，不是让周王朝“维新”，而是让天下“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不仅是“维旧”而且是“复旧”。既然周王朝的“命”系于其“维新”上，那么已经病入膏肓的周王朝，非但其不“维新”而让天下“维旧”、“复旧”，当然也就无“命”了！必死无疑了！东周王朝的覆灭，就是对孔孟师徒之“惑”所作历史定论！　　

综上所述，孔孟所鼓吹的尧舜文武之道就是这样一些乱七八糟的胡诌乱扯。其中之“精华”者：　　

诸如尧舜：“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舜“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舜之不告而娶，何也？”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　　

诸如文武：“无忧者，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之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于传有之。”“臣弑其君，可乎？”“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焉“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既然已经有了“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何须再要“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诸如伯夷、柳下惠：“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也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圣人”伯夷宁愿饿死于首阳山，也不食行“仁义”、“救天下于水火之中”的“圣王”周武王之食。　　

诸如禹、稷、孔子、颜回：“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视祭祀“鬼神”比吃饭穿衣还重要。“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孔子何谓“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曰：“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颜子何以“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曰：“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然究竟“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还是“天下有溺者……天下有饥者”？还是“欲洁其身，而乱大伦”？“顾左右而言他”……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一个“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一切问题都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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