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批评矛头不能老指向中国

西方的批评矛头不能老指向中国　　

——西方更应反思自己的消费排放与发展理念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凸显，国际社会对这种变化的关注也日益频繁起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各种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全球生态，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共识逐渐达成。但作为全球二氧化碳的最大排放国，中国也因之而成为了不少西方媒体批评的矛头。它们指责“中国的垃圾焚烧成全球公害”，认为中国的发展污染了世界。　　

如果把污染世界，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都推卸到中国头上，这样的批评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气候变化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和背景。这一点正如胡锦涛在这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同各国发展阶段、生活方式、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等因素密切相关。”如果真要刨根问底地追究起来，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可能就要负更大、更主要的责任了。德国的“　乌理　博士认为，西方国家批评中国污染世界，这是不负责任的。其实从人均来说，西方人对世界污染更多。从全球看，发达国家人口约占世界15%，但能耗占全球能耗总量的50%，其中发达国家民众消费领域能耗占其总能耗的60%至65%。”（2009年9月25日《环球时报》）“2007年英国的一个环保组织计算出，如果全人类都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需要5。6个地球，按照欧盟的生活方式，需要3。9个地球，而按照中国的生活方式只需要0。9个地球。”（同上）从这些数据上看，比起中国的“生存排放”，西方确实更应反思自己的“奢侈排放”。与其说中国的发展污染了世界，倒不如说西方自己的“奢侈排放”污染了世界。　　

现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时常以批评者的姿态，对发展中国家的节能减排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我看它们批评的镜子也该照照自己的绿色消费了。说起节能减排，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消费更应带头做起。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排放的增加更多地都导源于西方的产业转移与技术封锁。在经历了自己环境代价的发展阵痛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高度重视自身生态的修复和环境的保护问题，这是它们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表现，值得其他国家的学习。然而，它们在与自己之外世界的和平交往与经济合作中，却抱着一种生态殖民的思维来推进自己的产业升级与海外转移问题，通过严格苛刻的环保门槛和市场准入，而把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或国际产业链的低端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经过这种国际产业的重新分工，它们的生产排放锐减了下来，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排放却急剧增加起来。也就是说本来历史排放少、人均排放低的发展中国家，却因为自己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的低端，而不得不从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中承接着大量的转移排放。如果有着人类良知的西方也能把自己发达的环保科技一同有偿地转让到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控制和减少自己的生产排放和环境污染，这样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也许就可能得到极大的缓解。问题是西方的生态殖民思维并没有这种人类未来生存安全利益至上的良知，也没有这种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先觉，它们似乎存有这样一种极为阴暗的心理，只想着把自己的发展阵痛和环境代价也重新克隆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中。不然的话，它们有发达的环保科技控制生产上的各种污染排放和修复各种已损伤的生态，又为何不把它们有偿地转让给发展中国家，控制污染排放，修复受损生态，而却眼睁睁地看着世界排污总量的剧增呢！　　

习惯将责任外推的西方倒应该好好反思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和发展理念。地球的整个生态环境对各种污染排放的接纳和吸收总有一个无法确知的上限，这一点，《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发展困境的报告》早就提了出来。这个报告基于对人类未来生存安全的担忧，虽给出了各种污染增长的指数曲线，用以警告人们对经济增长的疯狂比拼，但却没有指出它的具体上限。　　

因为污染的产生是人口、工业化和技术发展等因素的一个复杂函数，很难确切地估计排污总量的指数曲线上升得多么快，这样的认知限制使这个报告的作者认为：“我们不知道地球吸收一种污染能力的确切上限……可是我们确实知道存在一个上限。而许多地区的环境已经超过这个上限了。人数和每个人的污染活动都按指数增长是全球达到上限的最基本的途径。”（美·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第55页）看到西方对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无休止地追逐，这个报告担忧到：“如果2000年的70亿人民有像现在的美国人一样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环境的污染总负荷至少会是现在的值的20倍。地球的自然系统能支撑这种巨大的侵入吗？我们没有概念。”（同上第55页）　　

是什么把人类的活动导向到了这种对自然的掠夺性占有和疯狂开发的歧途之上呢？真正的推手也还是来自西方文明，特别是这种文明中的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传统观念。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人”置于中心位置，认为自然万物皆为人用，“鼓励并赞同关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工具性观念：自然为人而存在，人凭借对自然过程的客观认识，驾驭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的目的。”（英·凯蒂·索珀《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第20页）　　

这种人地关系中的工具性观念中所隐含的那种对自然的近似疯狂的占有欲，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发泄平台。它让“资本主义生产所产生的‘财富’是生态环境所不能支持的，超出了真正人的满足的需要，并且给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人造成了灾难的后果。”（同上第42页）这种对自然占有欲的没有理性节制的发泄，让西方世界逐步堕落成了一个追逐享受、物欲横流的社会。在这种为了人的目的驾驭自然、占有自然观念的导引下，这个社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不断膨胀的物欲近似疯狂地掠夺自然，而全然不顾它的承载极限与内在的生态平衡。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之所以追逐福利、奢侈排放，其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源则在于自己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自然为人存在的工具性观念。　　

从目前我们对全球气候变化成因的现有认识上看，二氧化碳和热能的大量排放是其最致命的扰乱因素。“根据热力学定律，人类利用的一切能源实质上最终必然地消散为热……当热污染增大到按常理地球从太阳中吸收的能量的一部分时，对气候就会有严重影响。”（美·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第43页）　　

按照这种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所理论出来的知识，连同上述的分析和引证，真正对这种全球气候变化负更主要责任的倒不是我们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倒应该是它们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在把气候变化的批评矛头指向中国的时候，自以为很文明的西方发达国家倒应该多反观自己病态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理念了。如果西方反观自己就可能看到自己更多的问题和罪过。在与西方的战略博弈中，中国也该凭借自己掌握的事实和数据进行你来我往式的批评了，不能老缩着头挨批或讲一些道义上的无用之话。　　

　2009年10月8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